|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十五章 市场和大自然 所谓「土地」是大自然的基本要素，与人类制度紧密交织。把土地独立出来并形成土地市场，或许是先民最不可思议的事业。 土地和劳动传统上是不可分离；劳动是生活的一部份，土地是大自然的一部份，生活和大自然形成了明确的整体。因此，土地跟家族、邻里、行业和宗教这些组织、与乡村、协会和教会有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大市场[1]」是经济生活的安排，包括生产要素的多个市场。因为这些要素正好不能与人类制度、人以及大自然这些要素区分，所以很容易看到市场经济包括了社会，而社会制度是服从市场机制的需要。 有关土地的命题，就像劳动力的命题一样是理想国形态。经济功能只是土地许多重要功能之一。土地赋予人类生活的稳定性，是居住的地方，人身安全的条件，是风景和四季。可以想象出生时没有手脚，犹如生活没有土地。然而，市场经济体系的理想国概念就是把人和土地分离，并以这方式组织社会以满足房地产市场的需要。 再者，现代殖民化领域特显这情况的真正意义。无论殖民者取得土地是为了埋藏其下的财富，或是土著生产的食物和原材料盈余，这都无关宏旨；土著是否在殖民者直接监督或某些间接强迫形式下工作，这也没有很大分别；因为每种情况都是先要粉碎大自然生活的社会和文化体系。 现在的殖民形势和西欧一二百年前的形势极为相似。外国实现动用土地资源可以压缩为若干年或数十年，西欧可能要用上几百年。 挑战来自资本主义的纯粹商业形式以外的增长。农业资本主义始于英格兰都铎王朝，要对土地特殊处理，包括改造和圈地。自十八世纪起，工业资本主义在法国和英格兰兴起，主要出现在农村地区，要有场地用于建造工厂和工人的住宅。最具影响力的挑战是十九世纪工业城镇兴起，对食物和原材料供应的无限需求，但这更多是影响土地的使用而不是所有权。 表面上看，对这些挑战的各种反应似乎没有什么相似，然而这些都是地球这行星表面臣服于工业社会需求的不同阶段。第一阶段是土地商业化，调动封建时代的土地收入。第二阶段是强迫增加食物和有机原材料生产以满足国家规模的快速增长工业人口的需要。第三阶段是把盈余生产的体制延伸到海外和殖民领地。随着这最后阶段，土地及其产品最终适应了自发调节的世界市场系统。 土地商业化是清算封建主义的另一名称，始于十四世纪西方城市中心和英格兰，约在五百年后结束于欧洲革命消灭了农奴制的残余。人和土地分离，意味着经济体系分解为各个要素，方便各要素在经济体系中找到最适合发挥本身作用的地方。新体制建立时，与旧体制并存，并通过控制与前资本主义依然紧密关联的土地，试图同化和吸收旧体制。封建时代没收土地的措施被取消，「目的在于消除邻里和家族组织对土地的所有要求，特别是在商业和抵押之外的男系贵族和教会对土地的要求。」[2] 实现这目的之途径包括：个人势力和暴力，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革命，战争和征服，立法手段，行政压力，以及民间自发的小规模长期努力。混乱是否很快结束，或是否对社会体系造成显著创伤，主要取决于调节个程的各项措施。政府引入各种有力的变革和调节因素。例如，直至意大利完成统一大业（1815-70年），教会土地回归民间是现代国家的基础，也是土地有序转让私人的主要手段。 法国大革命和1830-40年代的效益主义改革采取了最大的单一步骤。Bentham写道：「没有指定继承人、没有不可转让的捐赠、没有公地、没有回赎权、没有十一税⋯，这是农业繁荣最有利的条件。」这样有自由处理财产，特别是土地财产，构成了Bentham个人自由主义概念的基本部份。立法的目标和结果是以种种方法扩大这种自由，包括〈1832年时效归益法[3]〉、〈1833年继承法[4]〉、〈1833年拟诉弃权法[5]〉、〈1833年土地财产时效法[6]〉以及1801年的一般〈圈地法[7]〉及其后修订版本[8]，还有从1841至1926年间多项〈土地登记法[9]〉。在法国和欧洲大陆许多国家，《拿破仑法典[10]》确立了中产阶级的财产形式，使土地成为可买卖商品，抵押成为民间契约。 第二步骤与第一步骤有重迭，是使土地服务城市人口快速增的需求。土地实质上当然不可能流动，但如运输条件和法律允许，土地的产品可以流动。「因此，商品流通在某程度上弥补了要素不能在地区间流通；或者说（其实是同一件事）贸易减轻了生产设施不适当地理分布的劣势。」[11] 传统思想没有这种观念。「应该强调指出的是古代和中世纪早期没有定期买卖日用品的习惯。」[12] 剩余的谷物是用来供应附近地区，特别是本地城镇的粮食需要；一直到十五世纪，谷物市场一直是当地化组织。但城镇发展吸引了地主为了在市场上销售而生产；在英格兰， 大城市的发展迫使当局放松对谷物贸易的限制并允许谷物在地区之间流通，但这从未发展为全国规模。 十八世纪下半叶工业城镇人口聚结，最终根本性改变了形势；首先是全国范围，然后是世界范围。 自由贸易的真正意义实际上推动这改变。农产品流通从附近农村地区延伸到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工农业的劳动分工在全球应用。因此，遥远地区的人民被扯入这变化的漩涡，但不理解这变化的源头；欧洲各国的日常活动变得依赖还没有得到确实保证的全人类生活一体化。有了自由贸易，全球相互依赖所带来的新庞大危险便应运而生。 社会防卫全面混乱的阵线也是一如面对全面攻击的范围广阔。虽然不成文法和立法时不时加快变革节奏，但是在其它情况下则拖慢步伐。但不成文法和成文法在任何时候未必有相同方向的作用。 在促进建立劳动力市场方面，不成文法有积极作用；首先强调提出劳动商品论的不是经济学家，而是律师。在有关劳动组合和合谋法方面，不成文法偏向自由劳动力市场，但这意味着要限制组织工会的自由。 但不成文法对土地问题的作用却从鼓励变革改变为反对。在十六和十七世纪，不成文法经常主张地主有权提高土地的盈利性，即使这导致居住环境和就业状况陷入严重混乱。就我们所知，在欧洲大陆这流通过程涉及《罗马法》的孕育，而英格兰的不成文法独树一帜，成功消除有限制的中世纪产权与现代个人产权的差距，但没有牺牲与宪法自由至关重要的原则，即是由法官制定法律。另一方面，自十八世纪以来，有关土地的不成文法在面对法律现代化时起了保护过去的作用。但最终是效益主义起了作用；在1830-60年代，契约自由扩大到土地，但到了1870年代这强大趋势逆转，立法急剧改变方向。「集体主义」时代已经开始。 各项成文法有意强化不成文法的惯性，以保护农村各阶级的居住环境和地权免受契约自由的影响。为确保穷人的住处符合一定程度的健康和卫生标准，有综合计划为穷人提供分配地[13]，让穷人有机会暂离贫民窟，呼吸大自然（所谓「绅士公园」）的新鲜空气。立法行动旨在保护穷人居住环境免遭经济进步浪潮破坏，从市场法则控制中解救了不幸的爱尔兰租户和伦敦贫民窟居民。在欧洲大陆，主要是成文法和行政行为挽救了租户、农民和农业劳工免受城市化最强烈的影响。普鲁士（德国）保守主义者，例如Rodbertus[14]是英格兰托利—民主党人的血缘兄弟；普鲁士的贵族地主社会主义[15]影响了马克思。 当其时，就世界各国和各大陆农业人口的保护问题出现了。如果不加限制，国际自由贸易必然消除越来越大规模的农业生产者的紧密团体。[16] 这个不可避免的破坏过程，由于现代运输发展过程的内在不连续性而变得更严重，因为运输价格昂贵而无法推广到世上的新地区，除非获利甚丰。一旦建造蒸汽船和铁路的巨大投资结出硕果，整个大陆得到开发，大量谷物雪崩似压向不幸的欧洲。这与经典预言相反。Ricardo把这发展定为公理：人们首先定居在最肥沃的土地。当铁路在地球的另一相对极发现更肥沃的土地时，他的说法变成莫大的嘲弄。中欧面临着农业社会全面遭到破坏，被迫引入谷物法保护农民。 欧洲有组织的国家可以保护自己免遭国际自由贸易逆流影响，政治上没有组织的殖民地人民就无能为力。反对帝国主义主要是异域人民试图争取必需的政治地位，以保护自己避开欧洲贸易政策导致的社会混乱。白人通过本身社会的主权地位轻易取得的保护，是有色人种无法企及，因为他们没有政治政府这种先决条件。 商贸阶级提出了土地流通的要求。Cobden[17]发现农牧业是「生意」，失败者要淘汰出局；这让英格兰的地主大吃一惊。工人阶级赞同自由贸易，因为食品明显变得更便宜。工会变成反对土地改革的堡垒，而革命性社会主义把世界农民打上反动份子的标记。国际劳动分工无疑是进步的信条；其反对者往往是判断力受到既得利益损坏或是天生愚昧。只有少数人既有独立思想而又没有利益关系，发现了不受限制自由贸易的误区，但人数太少，不成气候。 不过，虽然不是有意识地承认这些事情，其后果仍然是真实的。实际上，阻碍土地流通那些力量所起的重要保护作用，可轻易解释十九世纪期间西欧的土地利益集团以及中东欧残存封建生活形式。经常有提出这问题：欧洲大陆的封建贵族已失去权势来源的军事、司法和行政职权，如何在中产阶级国家维持影响力？有时会提出「幸存者」理论作为解释：失去功能的机构或特征由于惯性作用可能继续存在。较为真实的说法可能是这样：没有机构可以在失去功能后依然存活；如能存活下来，这是因为机构已在发挥其他功能，但不一定包括原来的功能。因此，封建制度和土地保护主义能保持力量，是因为致力一个目标：这恰巧是能够限制土地流通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当其时自由贸易者已忘记土地是国家领土的一部份，而国家主权的领土特点不仅是感情联想的结果，也是包括经济因素在内的大量事实。「相对于游牧人民，耕种者投入的改良是固定在特定地方。没有这些改良，人类生活必然保持原始状态，与动物无异。这些固定的改良在人类历史有多大的作用！正是这些被开垦和耕种的农田，房屋和其它建筑物，交流的方法，生产所需各种各样的工厂（包括工业和矿业），所有永久和不可移动的改良把人类社会牢缚在当地。这些改良不可能是即兴，必然经过多代人耐心努力逐步建立；社会不能牺牲一切在别的地方另起炉灶。因此，主权的领土特点渗透政治构想。」[18] 这些显而易见的真理百年来受到嘲讽。 经济论点可以轻易扩展至包括国土和资源完整所系的安全先决条件，诸如人民的精力和毅力，丰富的食物供应，战略物资的数量和特点，甚至国家的气候可能受到滥伐森林以及侵蚀土壤和沙尘暴的影响；所有这些最终取决于土地因素，而没有一项对市场的供求机制有反应。既然体制是完全依赖市场功能来保障其存在的需求，很自然信心会转投市场体制之外的力量，这些力量有能力保护被该体制损害的共同利益。这观点吻合本书对阶级影响真正源头的理解：与其以反对阶级的影响（没有解释）来解释与一般趋势相逆的发展，本书以事实解释这些阶级的影响即使是无意之间代表着各种发展，也只是表面上与社会整体利益背道而驰。这些阶级的利益往往受惠于这样的政策，正好说明真相：各阶级得到的好处远远大于他们对一般平民的服务。 史宾汉兰制度是另一例子。管理农村的乡绅想到办法放慢农村工资上涨和延迟可能破坏农村传统结构的威胁。长远来看，他们选择的方法必然有最邪恶的后果。然而，如乡绅不是能够帮助整个国家迎接工业革命的风潮，他们不可能维持他们的惯常做法。 重复以上的说法：欧洲大陆的农业保护主义是必要的。但当代最活跃理性力量参与的冒险事业恰巧改变了他们的视角，以至未能察觉农业苦况的真正重要意义。在这情况下，有组织能够代表面临危险的农村利益，其成员的影响力可以越出人数比例。保护主义的对抗运动实际上成功稳住欧洲农村以及减缓向城镇流动这些当代灾害，也恰好发挥了对社会有用的功能，而反动〔阶级〕由此得益。当欧洲的反动阶级为耕地税而战时，以类似功能玩弄传统感情，也是半世纪之后美国田纳西流域管理局和其它进步的社会技术成功的根由。社会的相同需求，在新世界有助民主，但在旧世界却加强了贵族的影响力。 反对土地流动是十九世纪欧洲大陆政治史中自由主义和反动主义之间斗争的社会背景。在斗争中，军方和教会高层与土地阶级结盟，后者已几乎完全失去对社会的较直接功能。当时社会陷入僵局，而市场经济体系及其必然后果（即宪制政府）有主导大局的倾向，因为市场经济体系从来不服从传统以及公众自由和议会统治的意识形态；土地阶级成为任何解决僵局的反动方案的可用筹码。 简而言之，经济自由主义与自由政体联姻，而土地利益集团形单影只；这是他们在欧洲大陆享有永久政治影响的源头，从而产生卑斯麦治下普鲁士的政治横流，刺激法国神职人员和军国主义者的复仇，确保哈布斯堡王朝[19]封建贵族的宫廷影响力，使教会和军队成为崩溃王朝的保卫者。因为这关系经历了重要的两代人，土地和土地财产被认为有保守的先天性偏好；凯恩斯确定这关系为「永恒」之外的切实可行方案。人们已忘记英格兰的托利派自由贸易者和重农先行者，一如忘记了都铎王朝的垄断者和他们从土地赚钱的革命方法；现代人对农村永远落后状态的偏见抹去了法国和德国的重农地主对自由贸易热情的记忆。Herbert Spencer认为一代人已是永恒的样本，他简单地把军国主义等同保守，他不会明白日本、俄罗斯或纳粹军队近来显示的社会和科技适应性。 这些思想有短暂时限。市场经济在工业方面所取得惊人成就，代价是对社会内涵造成巨大损害。封建阶级从中发现机会恢复失掉的声誉：摇身一变成为土地和土地耕种者美德的代言人。在浪漫主义的文学作品中，「大自然」与「过去」结盟；在十九世纪的农地分配运动中，封建主义颇为成功重拾过去：以监护人自居，保卫人类的大自然生活环境（土地）。如果危险是不真实，这种计谋不会得逞。 但军方和教会也是通过「保卫法律和秩序」取得声誉，不过法律和秩序现在变得非常脆弱，而管治的中产阶级不适合确保新经济体系的要求。与任何已知的其它经济体系相比，市场体制对暴乱更敏感。都铎政府因为有暴乱才注意到当地人民不满；可能处死几个元凶，之后一切如常。金融市场崛起意味着完全抛弃这种态度；1797年之后暴乱已不常见于伦敦生活，逐渐被会议取代，会议至少在原则上以举手表决，不是挥拳相向。[20] 普鲁士国王宣布维持和平是臣民首要职责，他为这悖论而出名；然而不久这已是寻常事物。十九世纪时，如武装暴民破坏和平，会被认为是初期叛乱，对国家构成严重危险；股票崩盘且一泻而下。大城市街上射击闹事可能破坏国家名义首都的颇大部份。然而中产阶级不是英勇军人；大众欢迎的民主因为鼓动广大群众发表意见而沾沾自喜；欧洲大陆的资产阶级在防卫路障面对残暴的贵族时，仍然念念不忘革命青年时代。受自由病毒毒害最少的农民最终被认为是「为了法律和秩序」站出来的唯一阶级。保守派的作用之一是维持工人阶级的现状，以免市场陷入恐慌。虽然不是经常要用到农民，但农民可以作为产权的保护者已经是重农阵营的资产。 不是这样不可以理解1920年代的历史。当其时中欧的社会结构在战争和战败的压力下瓦解，只有工人阶级使社会继续运转。各国的工会和社会民主党接掌权力：奥地利、匈牙利甚至德国宣布成为共和国，虽然这些国家从来没有活跃的共和国政党。但一旦混乱的严重危险过去，工会的效用变得多余，中产阶级试图排除工人阶级对公众生活的全部影响力。这被称为战后时期的反革命阶段。实际上，自从工人组建为积极反对共产主义的政党和工会，共产主义政权从来不是任何严重的危险。（匈牙利抵御法国入侵后别无选择，曾有几乎是强加于该国的短暂布尔什维克[21]时期。）在非常时期，危险不是布尔什维克主义，而是工会和工人阶级政党忽视了市场经济体系的规则。在市场经济体系，本来对公共秩序和贸易习惯没有损害的干扰可能构成致命威胁[22]，因为这会导致社会日常生活所依赖的经济制度崩溃。这解释了一些国家从即将由工业工人独裁统治转由农民独裁统治的重大改变。在整个1920年代，许多国家的农民决定经济政策，而一般而言农民以前只是小角色，但当时他们恰巧是唯一阶级能够保卫法律和秩序（现代的高度张力术语）。 战后欧洲激烈的农地均分主义从侧面说明了由于政治原因农民阶级享有优惠待遇。从芬兰的拉普阿运动[23]到奥地利的保安团[24]，农民证明是市场经济的捍卫者，这股势力在政治上举足轻重。战后初期食物短缺，有时被认为是农民优势所在的原因，但这其实无关宏旨。例如奥地利为了让农民在财政上得到好处，虽然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来满足本国的食品要求，但还是维持谷物税以降低本国的食品水平。为了保护农民利益而不惜代价，虽然重农保护主义为城镇居民带来不幸，出口产业要承担不合理的生产高成本。以前没有影响力的农民阶级就是这样取得与其经济重要性很不成比例的优势。人们恐惧布尔什维克主义，造就了农民的牢固政治地位。然而这并不是恐惧工人阶级独裁统治（眼前没有丝毫迹象），而是恐惧市场经济停顿，除非能够消除如在受压情况下可能放弃市场游戏规则的全部势力。只要农民是有能力消除这些势力的唯一阶级，就可以维持极高声誉和控制城市的中产阶级。一旦国家权力巩固（甚至在这之前），法西斯主义者把城市的中产下层阶级组织成突击队，资产阶级才能摆脱对农民的依赖，而农民的声誉迅速回落。一旦城镇和工厂的「内部敌人」被肃清和压制，农民又再回落到以前在工业社会的卑微地位。 大地主的影响力没有受到类似的削弱，因为有一个恒常的有利因素：农业自给自足的军事重要性。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大众明白基本的战略事实，不再是不问情由依赖世界市场，而是恐慌性储存食品生产能力。由对布尔什维克的恐惧所启动的中欧「重新均分农地运动」是以绝对手段完成。除了「内部敌人」论点，还多了「外部敌人」论点。自由主义经济学者一如既往只看到不健全经济学说导致虚构的过失，而实际上政治大事唤醒了即使头脑最简单的人民明白到在面对国际体系即将陷入混乱时，经济考虑已是无关重要。日内瓦（国联）继续软弱无力提醒各地人民他们只是为了对付想象中的危险而储备物资，只要大家一致行动，就能恢复自由贸易，大家都有好处。在当时极其容易轻信的氛围，许多人理所当然地认为经济问题（不管这意味什么）的解决方案不仅减轻战争的危险，而且实际上永远避免战争的威胁。百年和平建立了一堵牢不可破幻想之墙掩盖事实真相。当代作家以脱离现实见长。Toynbee[25]认为民族国家是狭隘的偏见，Mises[26]认为主权国家是荒谬的幻想，Angell[27]指责战争是做生意计算错误。对政治问题本质特点的认识跌到了前所未有的低点。 自由贸易在1846年受到〈谷物法〉挑战并取得胜利，八十年后再次受到同一问题挑战，但这一回失败了。从一开始，自给自足的问题就经常困扰着市场经济。经济自由主义者据此祈求赶走战争的幽灵，天真地把论点建基于市场经济牢不可破的假想。人们忽略了这些论点只是揭示人们的安全只靠依赖自发调节市场这样脆弱的制度是有多大危险。1920年代的自给自足运动本质上是先兆：指出要适应秩序即将消失。第一次世界大战显示了这种危险，而人们有相应行动；但由于他们是在十年后行动，低估了因果之间的关系，视为不合理。许多当代人都这么说：「危险已经过去，为什么还要保护自己？」。这错误逻辑不仅误解了自给自足，更重要的是误解了法西斯主义。实际上两者可以由事实解释清楚：只要危险的根源没有清除，人民一旦有了危险的印象，依然会有潜藏的恐惧。 本书坚持认为欧洲各国从来没有克服战争经历的冲击，这种经历意想不到地使他们要面临相互依赖的危险。贸易恢复，多多国际会议为和平的愉悦吶喊，多国政府宣布支持自由贸易原则，但这一切都是徒然；没有人会忘记如果本身不是拥有食物和原材料资源或是肯定有军事途径可以取得资源，健全的货币或无懈可击的信用都不能拯救国家于无助。这些基本考虑塑造了社会政策，「到处杨梅一样花」的一致性是有逻辑的。既然危险根源没有消除，又怎能预期恐惧会平息？ 类似的谬论捉弄了对法西斯主义的批评者；他们形成大多数，把法西斯主义描述为没有政治比例的怪胎。据说墨索里尼在意大利阻止了布尔什维克主义，而统计资料证明「进军罗马[28]」一年多之前，罢工浪潮已经平息。武装工人确实在1921年占领了工厂，但这是否在1923年解除工人武装的理由？当时工人已经再次走下站岗放哨的护城墙。希特勒声称他阻止了布尔什维克主义并拯救了德国。难道不能看出在希特勒掌权之前，失业狂潮在他出任总理之前已经退却？希特勒声称阻止了他掌权时已经不再存在的事情，是与因果定律恰恰相反；在政治方面也应遵守因果定律。 实际上，德国和意大利一样，战后时期的情况证明布尔什维克主义丝毫没有成功的机会，但这也确实说明在紧急情况下，工人阶级及其工会和党派可能忽视已建立的契约自由和私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市场经济规律；这可能性必然对社会有不良影响：投资失去信心，妨碍资本积累，工资维持在无利可图的水平，危及货币，破坏外国信贷，削弱信心和瘫痪企业。潜在恐惧的根源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幻影式危险，而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工人阶级可以在法西斯恐慌爆发的紧要关头时强行破坏性干预。 人类和大自然面对的危险是不能清楚分开。工人阶级和农民对市场经济的反应都导致保护主义，前者的形式主要是社会法和工厂法，而后者主要是耕地税和土地法。然而，两者有重要的分别：在紧急状态下，欧洲农民捍卫市场体制，而工人阶级的政策却危及市场体制。虽然是保护主义运动的双翼引发了先天不稳定的市场体制的危机，与土地有关的社会阶级倾向对市场体制妥协，而广大工人阶级却毫不犹豫公开挑战，打破市场体制规则。 [1] One Big Market [2] 原注1：Brinkmann, C.,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1924. [3] Prescription Act，界定长期使用某物品（包括土地）的时效而取得拥有权。 [4] Inheritance Act [5] Fines and Recoveries Act废除两项土地业权。 [6] Real Property Limitation Act [7] Enclosure Act [8] 原注2：Dicey, A. V., op. cit., p. 226. [9] Copyhold Acts [10] Code Napoleon [11] 原注3：Ohlin, B., Interregional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1935, P. 42. [12] 原注4：Bucher, K.,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904. Cf. also Penrose, E. F., Population Theories and Their Application, 1934, 引述Longfield, 1834首次提出商品流通可以被视为代替生产要素流通。 [13] allotment。政府把市区的闲置空地分划成小块耕地，低价向附近居民出租，绝大多数作园艺种植。这措施时至今日依然大受欢迎。 [14] Johann Karl Rodbertus (1805—1875），德国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 [15] Junker socialism [16] 原注5：Borkenau, F., The Totalitarian Enemy, 1939, Chapter "Towards Collectivism. [17] Richard Cobden (1804 –65)，英国政治家，鼓吹自由贸易。 [18] 原注6：Hawtrey, R. G., The Economic Problem, 1933. [19] Hapsburg empire包括了1804年到1867年的奥地利帝国和1867年到1918年的奥匈帝国。 [20] 原注7：Trevelyan, G. M., History of England, 1926, p. 533. 「Walpole治下的英格兰依然是贵族统治，但不时有动乱。」Hannah More的诗篇The Riot是在1895年书成，「那是稀缺和警号的一年」，也是史宾汉兰制度出台的一年。Cf. The Repository Tracts, Vol. 1, New York, 1835. Also The Library, 1940, fourth series, Vol. XX, p. 295, on "Cheap Repository Tracts (1795-98)." [21] 「布尔什维Bolsheviks」是二十世纪初期俄罗斯政治运动中由列宁领导的成员，在1917年10月参与俄国革命夺取政权。布尔什维派是当时社会主义民主劳动党（Socialist Democratic Labor Party）的其中一派系，主张强硬路线和只接受全面革命家入党。布尔什维主义自此成为苏联式共产主义的代名词。 [22] 原注8：Hayes, C., A Generation of Materialism, 1870-1890, 谓「至少在西欧和中欧，大多数国家现在是无比的内部稳定。」 [23] Lapua Movement是芬兰激进民族主义和反共产主义的政治运动，以成立基地Lapua镇命名。激进之余，运动转向极右政治，并在1932年发动政变，失败后被取缔。 [24] Heimwehr，1920-30年代奥地利境内民族主义的半军事组织，反对议会民主；其方法，组织和思想模仿德国的自由军团(Freikorps)。 [25] 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恩比治史，一反国家至上的观念，主张文明才是历史的单位；他把世界历史画分为26种文明，并以人的生老病死的现象来解释文明的兴衰与死亡。 [26] Ludwig von Mises(1881-1973)，奥地利裔美国人，知名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作家，现代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主要领导人，促进古典自由主义复苏。 [27] Norman Angell (1872-1967），英国政治家，1933年诺贝尔和平奖得主。 [28] March on Rome。墨索里尼不满法西斯党在1921年国会选举中只取得两个议席，号召三万名支持者在1922年10月28日进入罗马，成功令国王任命墨索里尼为首相，也是向外界展示法西斯党的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