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十三章 自由主义信条的诞生（续）：阶级利益和社会改变 要全面理解十九世纪政策的真正基础，先要完全消灭集体主义阴谋论这自由主义神话。这神话表明保护主义只是重农派、生产商和工会份子邪恶利益的结果；彼等自私地破坏市场的自动机制。马克思主义是另一种形式（当然是没有相左的政治倾向），其论点用上同一套派系术语。（马克思的基本哲学集中在整个社会和人类非经济本质，与本文不相关[1]。）马克思追随Ricardo以经济学术语定义各阶级，而毫无疑问经济剥削是资产阶级时代的特点。 这导致流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社会发展的粗糙阶级论。争取市场和势力范围的压力被简单视为少数资本家的谋利动机。帝国主义被解释为资本家阴谋，促使政府为大企业利益而发动战争。战争的成因是这些利益团体结合军备企业，奇迹地有能力驱使整个国家陷入与国家重要利益相反的致命政策。实际上，自由主义者与马克思主义者都同意从派系利益的力量推断保护主义运动和农业关税是由于反动地主的政治影响力，工业巨头渴求利润是企业垄断形式发展的原因，战争是由于商业猖獗。 因此，经济自由主义观点得到狭隘阶级理论的有力支持。自由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都支持阶级对立的观点、意味着彼此主张一致。他们建立滴水不漏的例子：十九世纪的保护主义是阶级行动的结果，这些行动必然服务有关阶级成员的经济利益。这两大门派完全防碍了市场社会的整体观念以及保护主义在这样的社会发挥作用。 事实上，阶级利益对社会的长期趋势只是有限度的解释。阶级命运更多是由社会需求决定，不是阶级需求决定社会命运。如社会结构不变，阶级论可以成立，但假如社会结构本身改变，那又如何？失去作用的阶级可能瓦解，一夜之间被一个或多个新阶级取代。而且各阶级在斗争中的机会取决于能否赢得阶级成员以外的支持，而这又取决于能否履行比本身阶级更广大利益的任务。因此，要理解阶级的生与死、阶级目的和达到目的的程度、阶级合作或对抗。必先要理解整体社会形势。 整体形势的建立通常由于外在因素，例如气候变化，农作物产量，新的敌人，宿敌使用新武器，新的社会目标，或就此而言发现达到传统目标的新方法。如派系在社会发展的功能派系变得明显，派系利益最终必然关连整体形势。 阶级利益在社会变化中的主要作用是在事物的本质。任何大范围的变化必然以不同方式影响社会的不同部份，例如不同地理位置、不同的经济和文化工具。因此，派系利益是社会和政治变化的自然载体。无论变化是源自战争或贸易，令人吃惊的发明或自然环境的改变，社会的不同派系代表不同的调整方法（包括强制方法）以不同方法调整本身的利益，这些方法有别于他们想胜出其他团体的方法；因此要识别造成变化的组群或多个组群，才可以解释变化是如何发生。最终成因是由外部力量设定，而社会依赖内部力量只不过是变化的机制。「挑战」是针对整个社会；「反应」来自组群、派系和阶级。 因此，仅仅是阶级利益不能够满意解释任何社会长期进程。第一，因为该进程可能决定阶级本身的存在；其次，因为既定阶级的利益决定的只是那些阶级正在为之努力的目标，而不是成功与否。阶级利益不是可以从其它阶级成员取得对这阶级成员支持的魔法。然而，这些支持是日常发生的事情。事实上，保护主义只是例子。此处的问题不是务农者、生产商或工会人士为什么希望通过保护主义行动来增加收入，而是为什么他们做得到；不是商家和工人为什么希望建立商品垄断，而是为什么他们达到目的；不是一些欧洲大陆国家的一些组群为什么希望使用类似方法，而是在很多方面不类似的国家都有这样的组群，而且都达到他们的目标；不是为什么种植玉米的人试图以高价出售，而是他们为什么经常成功说服购买玉米的顾客，从而有助提高售价。 其二，对阶级利益的基本经济本质有同样错误的学说。虽然人类社会自然而然被经济因素设定条件，但个别人士的动机却是唯一异乎寻常地由物质的满足需求欲望决定。十九世纪的社会组织是基于这假设：这样的动机可变得普遍，是那时代的特色。因此，分析该社会时要适当容许经济动机有相对较大的范围，但必须不要预判问题，而问题正正就是在什么程度这不寻常的动机如何能起作用。 与社会认知问题相比，诸如需求—满足影响的纯经济问题与阶级行为有较少关连。当然，「需求—满足」也许是这种认知的结果，特别是它的向外告示或奖赏。但是，最直接代表阶级利益的是身份和等级、地位和保障；换句话说，主要不是经济性而是社会性。 那些断断续续参与1870年之后保护主义运动的阶级和组群主要不是为本身的经济利益。在关键年代制定的「集体主义」法案揭示只有特殊情况才牵涉某一阶级的利益；即使这样，那利益也极少被描述为经济性。确实有一些法例不是服务「目光短浅的经济利益」，例如授权城镇当局接管被忽略的闲置空间、要求至少半年一次用热水和肥皂清洗面包坊、强制检查缆索和锚。这些措施只是对工业文明需求的反应，而市场方法不能应付。这些干预措施大多数没有直接影响收入，间接影响也是轻微。所有与卫生和家宅、公众文娱设施和图书馆、工厂环境和社会保险有关的法律大概都是如此。公用事业、教育、运输和无数其它事务也是如此。即使牵涉金钱价值，相对于其它利益只是次要。几乎必然涉及专业地位、安全和保障、个人生活形式、生命的阔度、周边环境的稳定。不应低估一些典型干预的金钱价值重要性，例如海关关税和工伤赔偿。但即使如此，这些案例的非金钱利益是不能与金钱利益分割。海关关税隐含资本家的利润和工人的工资，最终意味着避免失业的保障，稳定地区环境，保障业界不致倒闭，也许最重要的是避免被迫转职而丧失地位的痛苦，因为旧工作技能和经验不适用于新工作。 一旦摆脱以为只有局部派系利益，不是整体，会变得有作用的固执看法，也摆脱把人类组群的利益限制在金钱收入的孪生偏见，那么保护主义运动的广度和广泛性不再是神秘。与金钱利益相关者必然会为此发声，但其它利益涉及更多人，以无穷无尽方式影响无数个人，例如邻居、专业人士、消费者、行人、乘客、运动员、徒步旅行者、园林工人、病人、母亲或爱侣；因而可以通过任何种类的区域性或功能性协会来表达，例如教会、城镇、兄弟会、俱乐部、工会或最普遍的是基于忠诚原则的政治团体。过于狭窄的利益观念事实上必定导致对社会和政治历史的歪曲景象；而且利益的纯粹金钱定义没有对社会保护有重要需求留下空间，保护的任务经常落在主管社会总体利益的负责人——在现代的情况就是在任政府。正正是因为受市场威胁的是不同人口组群的社会利益，不是经济利益，不同经济阶层的老百姓不知不觉间连手面对危机。 因此，阶级势力的行动既促进又妨碍市场扩展。既然建立市场体制要有机器生产，只有贸易阶级在转型之初可以处于领导地位。较旧阶级的幸存者萌生了新的创业者阶级，以接管与社会整体利益一致的发展。但如工业家、创业家和资本家的崛起是由于他们在扩张主义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那么传统的地主阶级以及新生的工人阶级就必须起来抗衡。如贸易组群中只有资本家代表市场体系的结构性原则，那么封建制度的贵族阶级和崛起中的工业无产阶级就要顽固保卫社会组织。地主阶级自然要维护过去并从中找寻应付所有恶势力的办法，工人阶级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超越市场社会的界限，从未来的角度借用解决方法。这并不意味着回到封建制度或社会主义宣言是可能的行动方法，但这显示完全不同的方向：重农派和城市工人阶级往往在紧急关头寻求救济。如市场经济崩溃（正如每次重大危机都有这样的威胁），地主阶级会尝试恢复军事或封建制度的家长式作风，而工厂工人认为要建立劳工合作社。应付危机的「各方反应」可能指向相互排斥的解决方法。本来可以通过妥协解决的阶级利益冲突，如今致命地更显重要。 所有这一切应当警戒我们在解读历史时不要过份倚赖既定阶级的经济利益，这只会默认那些阶级的既定性，而这只能在不可破坏的社会中发生。这没有顾及当文明崩溃或经历变革时，有时在极短暂时间内通常有新阶级在旧阶级的废墟中崛起，甚至外国冒险家或流氓无赖也可能乘时而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新阶级诞生往往是因应当时的需求。因此，最终是阶级与整个社会关系决定它在历史舞台上的角色；它可以照顾本身的利益，但它的成功取决于自身以外诸多利益的广度和多样性。诚然，除了少许例外情况，狭窄阶级利益的政策甚至不可能好好保护自身利益。除非社会组织的另行选择是突然陷入完全毁灭，赤裸裸自私的阶级不可能维持本身的领导地位。 为了安全地把过失归咎集体主义者阴谋论，经济自由主义者必定最终否认已经出现了社会保护的任何需求。他们最近称赞一些学者的观点，这些学者曾经否定工业革命的传统学说，这学说认为大概在1790年代，不幸的英国工人阶级遭遇大灾难。依据这些作家，人民的生活标准没有突然恶化。一般而言，在引进工厂制度之后，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平有了很好的改善，没有人能够否认具体数字已快速增长。按照公认的经济福利标准（实际工资和人口数字），从来没有早期资本主义地狱；工人阶级非但没有被剥削，反而成为经济的得益者；这体系惠及全民，明显不可能要争辩需要有社会保护。 自由资本主义的批评者受到挫折。差不多七十年以来，学者和皇家调查委员会都谴责工业革命的恐怖；显赫的诗人、思想家和作家都给工业革命打上残忍的记号。大家公认的事实是无情的剥削者利用民众的孤立无助，迫使他们挨饥抵饿干活；圈地行动剥夺了乡民的房舍和土地，把他们抛入〈济贫法修正案〉建立的劳工市场，另外还有孩子不时在矿井和工厂因工作过劳致死的确证悲剧；这些都是民众穷困的有力证据。诚然，对工业革命的耳熟能详的解读是基于十八世纪圈地行动做成剥削的程度、无家可归的工人的低工资（这解释了棉制业的高利润），以及早期生产商迅速累积的资本。对他们的控诉就是剥削，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民无限剥削成为如此悲惨和堕落的根源。所有这些内容现在已被明确反驳。经济史学家宣告笼罩早期几十年工厂制度的阴影已被驱散。既然经济确实得到改善，怎么会有社会大灾难？ 当然，实际上社会灾难主要是文化现象，不是可以依照收入数字或人口统计量度的经济现象。包含了更多普通民众阶层的文化灾难自然不可能经常发生；但也不会像工业革命那样的洪水般事件：一次经济地震在半个世纪不到的时间把大量英国农村居民从定居的人口改变为走投无路的流动人口。但是，即使这样的破坏性的山崩在阶级历史记录中是罕见的，但在不同种族的人民的文化交往领域内，它们是通常发生的事情。本质上，环境是相同的。主要的差别是这样：当文化交往通常发生在定居于不同地理区域的社会之间，而居住在同一地理区域的一个社会阶级成为一个社会的要素。在这两个情况中，这种交往也许会对较弱的一方造成破坏性后果。不是人们经常认为的经济剥削，而是那些牺牲者的文化环境崩溃才是当时恶化的原因。经济过程也许自然地提供毁灭的媒介，同时，几乎总是经济的次等性将造成比较弱的回报率，但是失败的直接原因并不是经济；它存在于对制度的致命伤害，这制度包含其社会存在。这一结果是丧失自尊和标准，无论单位是人或阶级，无论这过程源自所谓「文化冲突」或源自在社会范围内的一个阶级的地位改变。 研究早期资本主义，对比是极其重要。今天在非洲一些土著部落的环境非常类似于十九世纪初期英国工人阶级的环境。南非的高贵野人Kaffir[2]原来居住在牛栏（见图），最有社会完全感，但已经改变为被半驯养的人种，穿着「即使是最堕落的白人也不穿着的污秽又难看的破旧衣服」[3]，无可名状的生命，没有自尊或标准、真正的人类废物。描述令人想起Owen描述他本国的工人；他当时在New Lanark向工人演讲，以社会研究员记录事实一样冷静和客观直斥工人他们变成堕落贱民的原因；最适当的说法是他们堕落的真正原因是因为生存在「文化真空」；一位人类学家[4]引用这术语来描述与白人文化接触受到影响的一些非洲勇敢黑人部族其文化退化的成因。他们的工艺衰退，生活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受到破坏，正如Rivers出名的描述，他们因厌倦而消亡，或是浪费生命和挥霍物质。当他们本身的目标不再值得他们努力或牺牲，种族的势利和偏见阻挡他们充份参与白人入侵者的文化。[5] 以社会障碍取代肤色障碍，1840年代的「两个国家[6]」出现了，Kaffir人适当地取代了小说描述的呆滞贫民区居民。 然而，若是轻易赞同文化真空的生活根本不是生活，似乎期望无论在怎样的环境，经济需求会自动填补这真空和使人生是可以活下去。人类学研究推翻了这项假设。Mead博士说：「个人会争取的目标由文化决定，不是生物对外部文化没有定义的情况的反应，例如简简单单的食物不足…原始人改变成为采金矿工或船员或只是被剥夺对工作的激励，被遗弃在满满鱼获的河边默然死去；这过程可能看来是稀奇古怪，背离社会的本性和正常运作，以至近乎病态。…但一般而言在外部引入暴力或至少是外部引起改变时，这过程确实发生在一个民族身上…」。她总结「这样的粗糙交流，这样把天真民族从传统中连根拔起是过于频繁，根本不值得社会史学家认真关注。」 然而，社会史学家没有理解提示，依然拒绝理解把殖民世界弄得翻天覆地的文化交流自然力量其实类似百年前造成资本主义初期可怕场景的力量。一位人类学家[7]有以下的推论：「虽然有许多分歧之处，但是当今外族的困境与我们数十年或数百年前的困境基本一样。新科技设备，新知识，财富和权力的新形式提高了社会流动性，也就是个人流动，家庭兴衰，组群区分，新形式领导，新模式生活，不同价值观。」 Thurnwald明察秋毫的看法理解当今黑人社会的文化大灾难近乎类似在资本主义初期的大部份白人社会。只有社会史学家仍然没有觉察到这模拟。 经济性偏见比任何事情更有效遮挡我们的社会视野。「剥削」一直被放在殖民地问题的最前线，这问题值得特别关注。而且从明显的人文意义来说，白人是如此经常、持久、无情剥削世上落后的人，对殖民地问题的任何讨论如不突出这特别事实，辩论没有意义。然而，正正是这样强调「剥削」，蒙蔽了文化衰退这更大问题。如以经济角度定义「剥削」为交易比例从来不足不全，这会令人质疑是否有「剥削」这回事。土著社会大灾难是受害者的基本制度被迅速和激烈破坏的直接结果（这过程中是否使用武力似乎完全不相关）。这些制度之所以被破坏，正是因为把市场经济强加于完全不同组织的社会；工人和土地变成商品。重提一次，这只是肃清有机体社会每一和任何文化制度的简短公式。收入和人口数目的变化明显与这过程不匹配。例如，虽然相比在本国丛林的生活，奴隶被贩卖后的生活水平在某些人为意义来说已有改善，但没有人会否定自由人被卖为奴是剥削。但如假设被征服的土著如前享受自由，甚至没有强迫他们为不值钱的棉产品付出高昂价钱，他们挨饿「仅仅」是由于他们的社会制度被破坏，那么什么都没有改变。 以著名的印度事件为例。在十九世纪后半叶，印度平民因饥饿大量死亡，不是因为英格兰棉织工业城镇剥削，而是印度农村社会被破坏，破坏成因是经济竞争的力量：机器制造的成衣长期以低于手工编织布匹的价格出售；这是事实；不过这只证明是经济剥削的相反，因为倾销意味高价格降至低价格。过去五十年饥荒的真正成因是谷物自由买卖，加上当地人收入减少。当然，农作物歉收是饥荒的部份原因，但铁路可以运输谷物，可以运输救济物品到受威胁地区；问题是人民没有能力购买价格急剧上升的谷物。在自由但组织不完善的市场，供应不足必然导致价格上升的反应。从前，本地小店铺是粮食歉收的缓冲，但小店铺已不复见或被大市场吸纳。因为这个原因，经常采取公共工程形式让人民有能力承担高价格以防止饥荒。1857年印度反英革命之后，英国统治下的三、四次大饥荒不是自然因素所致，也不是剥削所致，而只是由于劳动力和土地的新市场瓦解了旧乡村但没有解决它的问题。在封建和农村社会的制度下，位高责重、亲族团结以及玉米市场监管防止了饥荒；在市场规则中，没有游戏规则保护人民避免挨饿。东印度公司的无情垄断被废除和印度引入自由贸易后，情况变得严重，称得上「剥削」。在垄断者得势时，又有乡下地方的陈旧组织帮忙，包括谷物自由分发，情况还控制得住；在自由和平等交易过程中，数以百万计印度平民死去。从经济角度看，印度也许已经受益，从长期来说肯定受益；但从社会角度看，印度已瓦解，印度人民深受穷困和衰败所害。 至少有一些案例可以说明文化交流开始瓦解的过程，这是剥削的相反。1887年，强制把土地分配给北美洲印第安人，依照我们的财政计算尺度，他们人人受益。这措施几乎消灭种族的肉体存在，是有记录以来文化衰败的突出案例。John Collier这位道德天才在差不多五十年后重新取回立场，坚持重回土著的土地：今天北美洲印第安人至少在一些地方己经是有生命的小区——不是经济改善，而是重建社会恢复奇迹。大概1890年代，美国土著Pawnee族的手号游戏[8]衍生为著名的〔宗教仪式〕「鬼舞[9]」，记录了破坏性文化交流的冲突；当时印第安人正在改善经济环境，印第安人文化变得不合时宜。此外，另一经济指标是人口增长不必然排除文化灾难，人类学研究同样证明这事实。人口自然增长率也许是文化活力或衰败的指标。「无产阶级[10]」一词把人口出生率和乞讨生活联系一起，最能明显表达这矛盾心理。 经济性偏见是资本主义初期剥削粗糙理论的源头，也是随后否认有社会大灾难这虽然稍有学术气质但同样粗糙误解的源头。后者的重要意义和最近对历史的诠释在于自由放任经济体系的复兴。因为如果自由经济没有造成灾难，那么剥夺这世界利伯维尔场利益的保护主义便就是荒唐的罪行。「工业革命」这术语令人蹙眉不悦，认为只不过是言过其实的缓慢进程。这些学者坚持这只不过是科技进步的力量逐渐开展和改变人们的生活；无庸置疑，很多人在这个变化过程中受苦，但整体而言是持续改善。虽然受到一些不耐烦的人夸大当时不可避免的困难、这良好后果是经济力量近乎自动运作完成有益任务的结果。这些干预否认新经济体系的危险已威胁着社会。如工业革命的修订历史正确反映实际情况，那么保护主义运动就没有所有客观的理由，而自由放任会被证明是正确。社会和文化大灾难本质的唯物主义谬论助长了传说：背离经济自由主义导致当代的所有邪恶。 简而言之，虽然所涉及阶级利益的本质决定性影响后果，没有单一社群或阶级是所谓集体主义运动的起源。最终是社会整体利益导致事情发生，但保卫社会利益主要由一些社群负担。对保护主义运动的合理分析似乎应以被市场损害的社会实体为对象，而不是阶级利益。 抨击的主要方向指出各个危险点。竞争性劳工市场冲击「人」，这是劳动力的载体。国际自由贸易基本上是威胁最大依赖大自然的行业，即农业。金本位制是否危及生产性组织，要视乎组织在价格上相对运作的功能。市场在每一领域发展，意味对社会存在的某些重要方面有潜在威胁。 容易区分劳工市场、土地市场和货币市场，但不是很容易区分文化的那些组成部份其核心是分别由人类、他们的大自然环境和生产组织组成。在文化领域中，人和大自然几乎是一个整体，而生产企业的货币方面只涉及一项重大的社会利益，即是国家统一和凝聚力。因此，虽然容易区别和分隔劳动力、土地和货币这些虚拟商品的市场，但彼等涉及的社会威胁不是能够准确地分隔。 以上对西方社会在那重要八十年（1834-1914年）期间制度发展的概述可能以相似术语提及每一危险点。因为市场组织己危及人类、大自然或生产组织，所以一定数量的社群或阶级迫切要求保护。在每一情况，英格兰、欧洲大陆和美国的发展有相当长的时间间距是有重要意义，然而在世纪之交，保护主义的逆向趋势在所有西方国家建立了模拟的形势。 因此，下文分别阐述人、大自然以及生产组织的防卫（自我保护运动），后果是出现了更紧密组织的社会，但面对全面破坏的危险。 [1] 原注1：Marx, K., Nationalokonomie and Philosophie. In 《历史唯物主义》"Der Historische Materialismus," 1932. [2] 泛指南非黑人，现已成为脏话。 [3] 原详2：Millin, Mrs. S. G., The South Africans, 1926. [4] 原注3：Goldenweiser, A., Anthropology, 1937. [5] 原注4：Goldenweiser, A., ibid. [6] Disraeli的小说Sybil, or the Two Nations (1845) 主题是急速扩展的工业城镇的贫穷问题。小说副题The Two Nations暗喻英格兰己分裂为两个民族：奢华的贵族阶级和极度贫困的工人阶级。 [7] 原注5：Thurnwald, R. C., Black and White in East Africa; The Fabric of a New Civilization, 1935. [8] Hand Game [9] Ghost Dance [10] 无产阶级proletarian一词出自拉丁语proletarius，古罗马社会最低下层的社会阶段，字源是proles（子嗣），意味该阶层的唯一贡献是延续香火并供应人丁，带有轻蔑之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