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七章 1795年史宾汉兰制度 十八世纪社会无意识地抵制把社会变成市场的附属物。无法想象有任何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包括劳工市场；但若要建立这样的市场，特别是在英格兰农业文明条件下，无异是要彻底打破传统的社会组织。在1795-1834年间工业革命最活跃时期，英格兰制定「史宾汉兰制度[1]」，〔无意中〕阻止建立劳工市场。 劳工市场实际上是新产业制度下最后组织的市场，在市场经济即将启动才采取这最后步骤；其时老百姓感受到没有劳工市场的缺点是多于引进劳工市场带来的灾难。虽然创立劳工市场的做法颇为不人道，最后人人得益于自由劳工市场。 但就在此时出现了关键问题。自由劳工市场的经济优点无法弥补对社会造成的破坏，不得不引进新的监管制度再度保护劳工，但这一次是利用市场机制本身的作用。引进诸如工会和工厂法规这些新的保护制度是尽可能适应经济机制的要求，但依然干扰体系的自发调节和最终摧毁了制度。 从这发展结果的广义逻辑角度看，史宾汉兰制度占据了战略位置。 在英格兰，土地和资金的调动是先于劳工。法律严格限制了劳工流动，阻碍国内劳工市场的形成，因为劳工事实上被限制在本身教区之内。1662年的〈定居与迁移法〉制定了所谓教区佃农制度的规章，直至1795年才放宽。若然不是同年施行史宾汉兰制度或补贴制度，这步骤可能方便建立国内劳工市场。史宾汉兰制度的意图正好相反，要强力执行都铎王朝和斯图亚特王朝的家长式劳工组织制度。1795年是极为艰苦的年代，当年5月6日Berkshire（郡）的地方官员在Newbury（镇）附近的史宾汉兰（村）的鹈鹕酒馆开会，决定以面包价格为标准，按比例补贴穷人的工资；无论穷人有多少工资，补贴确保他们有最低收入。 官员的著名建议是这样的：如符合质量的一加仑装面包[2]价格为1先令，每名贫穷但勤劳的人民每周可得3先令补贴，由本人或家中劳工领取，或从平民救济税领取补贴（妻子和每名家人可得1先令6便士）；如面包价格上升至1先令6便士，每周补贴4先令外另加1先令10便士；面包价格在1先令价位上每上涨1便士，他本人可得3便士，其他家人每人1便士。各郡的金额各有不同，但大多数采用了史宾汉兰标准。这在当时是作为紧急措施，而且不是很正规施行。尽管一般称之为法律，但这标准从未作为法律颁布，但很快就成为英格兰大多数乡村地区的当地规则，实际上这引进了不亚于「生存权利」的社会和经济制度创新；直至1834年被废除，这「法」有效阻止了建立竞争性劳工市场。两年之前，中产阶级在1832年成功闯入权力中心[3]，部份原因是为了消除新资本主义经济面对的这一障碍。最明显的是工资制度权威地要求撤销史宾汉兰制度声言的「生存权利」：在经济人的新制度下，如无需做工就可以过日子，没人会为工资而工作。 十九世纪的作家大多数没有看清楚撤销史宾汉兰制度的另一特点，即是为了领薪族自身的利益，工资制度必须普及，即使这意味会剥夺劳工求生存的合法要求。「生存权利」已证明是死亡陷阱。 这矛盾只是表面。据闻史宾汉兰制度意味可以宽松执行〈济贫法〉，但实际上却与原意相反。按照〈济贫法〉，不管能够拿到多少工资，穷人都得工作，只有找不到工作的人才有资格得到救济；以救济代替工资不是原来的意图，也不是必然。按照史宾汉兰制度，即使有工作的劳工也可得到救济，只要他的工资是低于标准规定的家庭收入。因此，劳工没有物质利益要满足雇主的要求；无论工资是多少，他的收入（工资+补贴）都是一样；只有当标准工资（即实际支付的工资）超出标准，情况才有所不同，但工资超出标准的情况并不常见，因为雇主几乎以任何工资都可以招聘劳工；不管雇主支付的工资是多么少，济贫税的补贴都使工人的工资达到标准。不出几年，劳工的生产力开始跌至赤贫劳工的水平，因此雇主更有理由不把工资提升到规定标准之上。因为一旦劳工尽心和效率的强度跌至一定水平之下，这等于门面功夫，只做琐碎而无价值的琐事。尽管原则上依然强制人要工作，但实际上院外救济[4]已变得普遍；即使被强制住在济贫院的穷人从事的职业几乎算不上是工作。这等同废除都铎王朝的法律，不是因为较少而是更多家长式管治。扩大院外救济，引入工资补贴，另加家庭主妇和子女补贴，而每项补贴随面包价格加减；这一切等同整体工业活动正迅速消除的监管原则在劳工范畴内却戏剧性复活。 没有什么措施是如此广受欢迎。[5] 父母不用费心照顾子女，子女不再依赖父母；雇主可以随意降低工资，工人不管忙碌还是懒散都不会挨饿；人道主义者欢呼这措施是怜悯之举，尽管不是那么公正，而自私自利者高兴地安慰自己：虽然是怜悯，但至少不是施舍；甚至纳税人也没有很快认清楚这对税收有什么影响。这制度宣扬「生存权利」，不管这人是否挣钱养家。 最后的结果是可怕的。虽然要过了一段时间老百姓的自尊才降至最低点，情愿领取救济而不挣工资；由公帑补贴工资必然是无底黑洞，并迫使老百姓依赖税收。农民逐渐变得赤贫化；顺口溜说得好：「一日靠补贴，日日靠补贴」，此话确实不假。若不是补贴制度的长期效果，不可能解释早期资本主义的人性和社会堕落。 史宾汉兰事件向那个世纪领先国家的人民揭示了他们正在参与的社会冒险行动的真正本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都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傻瓜乐园的教训；如1832年〈改革法〉和1843年〈济贫法修正案〉通常被认为是现代资本主义的起点，那是因为这结束了仁慈地主阶级及其补贴制度的统治。试图建立没有劳工市场的资本主义秩序，已经一败涂地。支配这秩序的法则曾大展身手，又与家长式原则绝对对立。这些法则的严厉苛刻已是显而易见，而违背法则的人受到无情报复。 在史宾汉兰制度下，社会被两股对立势力撕裂；一股势力来自家长式管理，保护劳工免遭市场制度威胁；另一股势力在市场制度下组织包括土地在内的生产要素，并因此剥夺了老百姓从前的地位，迫使他们靠出卖劳动为生，而且同时剥夺了劳动的市场价值。新的雇主阶层正在形成，但雇员没有形成相应的阶层。一场新的庞大圈地浪潮正在调动土地并生成了乡村无产阶级，而济贫法错误施行却妨碍了他们凭借自己的劳动赚取生计。毫不奇怪当代人对看似矛盾的现象感到惊骇：伴随着近乎奇迹的生产增长是群众近乎忍饥挨饿。到了1834年，大家已经有了共识，对许多长于思考的人来说，这是充满情感的共识：随便什么措施都比继续施行史宾汉兰制度更可取。要么就消灭机器（就像Luddite成员[6]的所为），要么就必须建立正常的劳工市场。由此，人类被迫走上理想国实验的道路。 这一章的篇幅不足以详细论述史宾汉兰制度的经济方面，稍后再谈。从表面看，「生存权利」措施应该完全消灭赚取工资的劳工。标准工资应该逐渐下降至零，由此把实际的工资单完全交由教区处理，这样的话，补贴制度的荒谬就会一览无遗。但当时基本上只是资本主义的预备时代，老百姓依然保持传统思想，行为还不是只受金钱动机的支配。绝大多数乡下人都是自住业主或终生租户，为了不陷入赤贫，愿意选择任何糊口方式，即使要承受随后发生的令人厌恶或可耻的伤残。如劳工能自由团结争取权益，补贴制度当然可能对标准工资有相反作用：因为宽松执行〈济贫法〉，对失业者的救济可能极大帮助工会行动。那可能就是1799-1800年不公义的〈反结社法[7]〉出台的原因，否则是难以解释，因为Berkshire地方官员和国会议员整体上是关心穷人的经济情况，况且在1797年之后政治动乱已经平息。可以说史宾汉兰制度的家长式干预引起了〈反结社法〉进一步干预。若不是〈反结社法〉，史宾汉兰制度可能有提高工资的作用，而不是实际上压低了工资。史宾汉兰制度与存在了四分之一世纪才废除的〈反结社法〉一起导致极具讽刺的结果：即是以财政施行的「生存权利」措施最终却糟蹋了表面上要救助的人民。 对后代人来说，工资制度和「生存权利」措施之间的互不兼容是显而易见；换句话说，只要用公帑补贴工资，资本主义秩序的运作就绝无可能。但当代人未曾理解他们为之铺路的秩序。群众生产力被严重削弱，是阻碍机器文明进步的民族灾祸；只有在这情况下，社会才醒觉有必要取消穷人无条件可获得救济的权利。当时最具专业水平的观察家也不理解史宾汉兰制度的复杂经济内容；但结论似乎是更令人信服：即是工资补贴肯定有内在的邪恶，因为这不可思议地损害了接受补贴的人。 市场体系的缺陷不是显而易见。要清楚认识，必须区别自机器问世以来，英格兰劳工经历的沧桑巨变：首先是1795-1834年史宾汉兰制度时期；其次是其后十年〈新济贫法[8]〉造成的困苦；最后是1834年之后对竞争性劳工市场的有害影响；直至1870年代工会得到承认后才提供充分保护。按时间次序，史宾汉兰制度是在市场经济之前；〈新济贫法〉的十年是走向市场经济的过渡期。与前一时期交叠的最后阶段是市场经济时期。 这三个时期差异悬殊。史宾汉兰制度旨在防止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或至少是放慢改变的速度。结果却是老百姓赤贫化，在这过程中几乎不似人形。 1834年的〈新济贫法〉废除「生存权利」措施，取消了劳工市场的这一障碍。新法的科学性残忍在1830和1840年代对公众情绪造成极大震撼，以致当时的激烈抗议模糊了后世眼中的图像。确实，随着取消院外救济，许多最贫苦的人被迫听天由命，最凄惨的是所谓「值得帮助的穷人[9]」，他们自尊心极强，不愿进入已经变成耻辱居所的救济院。或许现代历史从来没有比这更加冷酷无情的社会改革，压垮众多生命时只是由救济院假装提出真正贫困的标准。温和的慈善家冷静地提出和实施心理虐待，作为润滑劳动力工厂轮子的手段。不过，大多数的埋怨是归咎突然连根拔起旧制度被和激进变革突然生效。〔英格兰保守党政治家〕Disraeli公开指责人民生活中这「不可思议的革命」。然而，如果只考虑金钱收入，人民的生活条件会很快就被认为已得到改善。 第三阶段的问题更为深层。与所有现代制度中最有能量的劳工市场的整体效应相比，1834年之后十年因为中央集权的〈新济贫法〉官僚对穷人犯下的暴行只是零星事件。〔劳工市场的整体效应〕的规模与史宾汉兰制度构成的威胁相似，两者之间的重要差异是竞争性劳工市场已成为危险之源，不是没有劳工市场。如史宾汉兰制度曾阻止劳工阶层崛起，那么现在的贫穷劳工是被冷酷无情的机制压力形成这样的阶层。如在史宾汉兰制度之下，穷人曾被当作普通动物看待，现在要面对所有不利条件而自求多福。如史宾汉兰制度意谓可怜兮兮的堕落，劳工现在是社会的无家可归可怜人。如史宾汉兰制度过度利用邻里、家庭和乡村周边的价值观，现在的老百姓离开家人亲人，连根拔起，远离有意义的环境。简而言之，如史宾汉兰制度意谓守株待兔而奄奄一息，现在的危险是死于暴晒。 直至1834年英格兰才建立竞争性劳工市场；因此，在此之前不能说工业资本主义已经是已存在的社会体系。不过，社会的自我保护行动几乎紧随其后开动：工厂法和社会法，以及政治和产业工人阶级运动乘时而起。保护性行动试图阻止市场机制的全新危险，与体系的自发调节发生致命冲突。毫不夸张地说，1834年〈新济贫法〉为市场体系打通经脉，市场体系的逻辑决定了十九世纪的社会史。事态的起点就是史宾汉兰制度。 若然本文提出研究史宾汉兰制度即是研究十九世纪文明的诞生，研究重点不是其经济和社会后果，甚至不是这些后果对现代政治史的决定性影响，而是现代人大多不知道的事实：〔史宾汉兰制度〕的模子铸造了我们的社会意识。此后几乎已被遗忘的赤贫人口，曾经是人们的主要话题，其影响力可以媲美史上最引人注目的事件。如法国大革命归功于Voltaire、Diderot、Quesnay和鲁索(Rousseau)的思想，〈济贫法〉的讨论影响了Bentham、Burke、Godwin、马尔萨斯、Ricardo、马克思、Robert Owen、John Stuart Mill、达尔文和Spencer的思想；彼等和法国大革命都受到十九世纪文明精神源头的滋养。就是在史宾汉兰制度和〈新济贫法〉之后的数十年间，人们的思想带着新的忧虑之情转向本身的社会：Berkshire地方官员未能阻止后来被〈新济贫法〉释放的革命，把人们的视野转到自身的集体存在，恍如从前未有留意。人们揭开了其存在从未被怀疑的世界：掌控复杂社会的多项原则。虽然这崭新而独特的社会出现在经济范畴，其涵义是普世适用。 进入人们意识的新生现实其形式是政治经济，其令人惊异的规则性和同样令人惊叹的矛盾性必须套入哲学和神学的体系才可以溶入人类的意义。顽固的事实和冷酷的法律似乎剥夺了人们的自由，但已在多方面与「和平」和解。这是秘密支撑实证论者和功利论者那些形而上势力的主要动力。面对这些可怕的局限，人类思想的矛盾反应是对从未探索的人类各种可能性领域既有无限希望也有无边失望。希望是完美的期望，从人口和工资法的梦魇中被排出，转而体现在鼓舞人心的进步理念，以致「希望」似乎证明即将来临的大规模又令人痛苦的社会转型是有理有据。「失望」其后被证明才是社会转型的更强大推手。 人被迫无奈接受现世的灭亡：注定或是不再生育儿女，或是因为战争和瘟疫、饥饿和邪恶而灰飞湮灭。社会的残存常态是贫困；食粮有限，人口无限，成为当前问题；正当此时突然有望财富无限增加；这讽刺变得更为苦涩。 对社会的发现与人类精神世界就是如此结合；但是，这新现实，新社会如何转化为生活？作为行为指南，和谐与冲突的道德原则已极度受压，被逼走入几乎是完全矛盾的模式。据说，和谐是经济的固有特征，个人与社会的利益最终是一致，但这种和谐性的自发调节要求个人尊重即使摧毁个人的经济法规。冲突似乎也是经济的固有特征，不管是个人之间冲突或是阶级斗争，但这些冲突可能只是当前或未来社会更深层次内在和谐的载体。 赤贫化、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发现是紧密交织一起。贫困把人们的目光固定在无法理解的事实，即是贫困与富裕似乎结伴而行。但这只是现代人面对工业社会诸多令人困惑的悖论的第一个。通过经济学之门，人类已进入新居，而这后天环境为那个时代套上唯物主义的光环。对Ricardo和Malthus来说，没什么比物资货品更真实。对他们而言，市场规律就是人类可能性的界限。Godwin相信无限的可能性，因此不得不否定市场规律。Owen一士谔谔，认为人类的可能性有限，不是因为市场规律而是社会自身的规律，他察觉到市场经济面纱背后浮现的现实：社会。然而，他的见解尘封百年。 同时，就着贫困问题，人们开始探索复杂社会中的生命意义。政治经济学以两个对立的视角进入普世范畴，一个视角是进步和完美性，另一视角是决定论和诅咒；政治经济学付诸实践也是以两个对立的方式进行，一是和谐与自发调节的原则，另一是竞争与冲突的原则。这些矛盾形成了经济自由主义和阶级概念。一套全新观念以重大事件终局的形式进入人们的意识。 第七章数据参考「市场模式演变」的参考文献 经济自由主义受错觉支配：以为本身的实作和方法是进步法则的自然产物。为了使支持自发调节市场的原则符合这模式，这些原则被回溯到整个人类文明的历史，因此全面扭曲了贸易、市场和货币、城镇生活和民族国家的真正本质和起源。 (1) 原始社会少见「以物易物[10]」的个别行动。 「几乎无人知道以物易物。原始社会的先民非但没有以物易物的渴望，反而讨厌。」(Buecher, Die Entstehung der Volkswirtschaft, 1904, p. 109) 「例如不可能以食物的数量表达鱼钩的价值，因为从来没有这样的交换；太平洋岛民会认为〔鱼钩〕是神奇事物⋯每种对象是适合特定的社会情况。」(Firth, 同上，p. 340) (2) 贸易不是在小区内出现；这是涉及不同小区的外部事务。 「在初期阶段，商业是种族群体之间的交易，不会发生在同一种族或部落的人群，而是最古老社会小区的外部现象，只是直接面向外族。」(M. Weber, General Economic History, p. 195) 「虽然看上去很奇怪，中世纪的商业一开始不是受本地贸易、而是受出口贸易的影响而发展。」(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Medieval Europe, p. 142) 「中世纪的经济因为远程贸易得以复苏。」(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 125). (3) 贸易不依靠市场；其源起是单方面的运送，无论是和平还是其它手段。 Thurnwald确定了最早的贸易模式只是远距离运送采购和物品，本质是狩猎的远征。远征是否类似找寻奴隶或海盗行为的开战情况，主要取决于遇到的抵抗（同上，第145、146页）。「荷马时代希腊人之间的海上贸易起初是由海盗行为促成，正如挪威海盗一样；在颇长时间两种行业并行发展。」(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109) (4) 市场是否存在，不是基本特征；本地市场没有增长的倾向。 「没有市场的经济体系无需为此共同拥有其它特征。」(Thurnwald, Die menschliche Gesellschaft, Vol. III, p. 137) 在早期的市场，「只有明确数量的确定物品可以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同前，第137页）。「特别值得一提Thurnwald注意到原始货币和贸易本质上具有社会意义，不是经济意义。」(Loeb, "The Distribution and Function of Money in Early Society." In Essays in Anthropology, p. 153) 当地市场之产生，不是因「武装贸易」或「悄悄以物易物」或其它外贸形式，而是萌生于维护与邻区进行交易这有限目的的某个聚会地点的「和平」。「本地市场的目的是为居住当地的人口提供日常生活必需品。这说明了本地市场每星期一次的墟期、吸引的圈子非常有限以及活动范围局限于小规模零售业务。」(Pirenne, op. cit., Ch. 4, "Commerce to the End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 p. 97) 即使到了后来，与市集比较，本地市场没有增长的倾向：「市场满足了本地居民的需求，只有邻近的居民到来；商品都是乡村产品和日常生活用品。」(Lipson,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935, Vol. I, p. 221) 本地贸易「通常发展自农民和从事家庭工业的副业，一般来说是季节性工作⋯」(Weber, 同上，p. 195) 「乍看起来，很自然会想到商人阶层是慢慢从农业人口中成长起来。然而，没有任何证据支持这理论。」(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 111) (5) 劳动分工不是源于贸易和交易，而是源自地理、生物性和其它非经济因素。 「劳动分工决不是复杂经济情况的结果，尽管理性主义理论认为如此；原则上这要归因于生理的性别和年龄差异。」(Thurnwald, Economics, p. 212) 「几乎所有劳动分工只是在男女之间。」(Herskovits, op. cit., p. 13)劳动分工可能源于生物性因素的另一情况：不同种族群体的共生关系。「不同种族群体〔通过形成社会的上层阶级戏〕转变为专业—社会群体。从而创造了的组织一方面是基于附属阶级的供养和服务，一方面是基于领导阶层家长的分配权力。」(Thurnwald, Economics, p. 86) 这是国家源起的一个因素。(Thurnwald, Sozialpsyschische Ablaufe, p. 387) (6) 货币不是决定性的发明；其是否存在对经济类型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从经济学角度看，部落使用金钱这纯粹事实与不使用金钱的部落没有很大区别。」(Loeb, op. cit., p. 154) 「如有使用货币，其作用大异于在我们文明社会的作用。货币一直是具体对象，从来不是抽象地代表价值。」 (Thurnwald, Economics, p. 107)。以物易物的种种难处没有导致「发明」货币。「传统经济学家这种陈旧的观点与人种学研究背道而驰。」(Loeb, op. cit., p. 167, footnote 6) 商品既有金钱的功能又有权力属性的象征意义，由于这些特殊效能，不可能「只从单方面的理性角度来看待〔商品〕的经济拥有。」(Thurnwald, Economics) 例如，金钱可能只用于支付工资和税款（同前，第108页）或买下妻子，支付赔偿或罚款。「因此，从这些有国家之前的例子可见，有价物品的评估是源自习俗性价值的数量，领导人物的地位和他们与几个群体平民的具体关系。」(Thurnwald, Economics, p. 263) 总的来说，货币像市场一样外部现象，对社群的重要性主要是由贸易关系决定。「金钱的观念通常是从外部引进。」(Loeb, 同上，p. 156) 「金钱作为交易的一般媒介其作用源于对外贸易。」 (Weber, op. cit., p. 238). (7) 对外贸易不是源于个体而是集团之间的贸易。 贸易是「集体作业」，涉及「集体取得的各种物品。」，源自「集体的贸易旅程。」「为这些通常具有外贸性质的远征队伍做出安排的，体现了集体性原则。」(Thurnwald, Economics, p. 145)“「总之，最古老的商业是不同部落之间的交换关系。」(Weber, 同上，p. 195)。中世纪贸易明显不是个体之间的贸易，而是「一些城镇，小区或城市之间的贸易活动。」(Ashley, An Introduction to English Economic History and Theory, Part I, "The Middle Ages," p. 102) (8) 乡村在中世纪被排斥在贸易之外。 「一直到十五世纪及在这世纪，城镇已成为商业和工业的唯一中心，情况是没有什么生意跑到开放的乡郊。」(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169) 「与农村贸易和农村手工业的斗争持续了至少七、八百年。」(Heckscher, Mercantilism, 1935, Vol. 1, p. 129) 「随着民主政府的发展，这些措施变得更严厉⋯」「在整个十四世纪，经常派出正规的武装远征军对付附近的所有乡村，把织布机和染缸破坏或运走。」(Pirenne, op. cit., p. 211). (9) 中世纪没有城镇之间的随意贸易。 城镇之间的贸易意味着特定城镇或城镇群之间有优惠关系，例如伦敦和德国之间的Hanse结盟。这些城镇之间的关系借助互惠和报复的原则。例如，如欠债不还，债权人所在城镇的地方官员可以求助债务人所在地的官员，要求一如处理当地案件执法，「并威胁如欠债不还，会对城镇全部人等报复。」(Ashley, op. cit., Part I, p. 109). (10) 没有国家保护主义。 「从经济角度看，在十三世纪几乎无需区分不同的国家，因为在耶教范围内社会交流面对的障碍比我们今天遇到的阻碍要少得多。」(Cunningham, Western Civilization in Its Economic Aspects, Vol. I, p. 3) 直至十五世纪政治边界才出现关税。「在此之前，没有证据显示出〔国家〕有一丁点兴趣要保护本国贸易免受外国竞争。」(Pirenn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p. 92) 所有贸易的「国际」贸易都是自由开放的。(Power and Postan, Studies in English Trade in the Fifteenth Century). (11) 重商主义强迫国内城镇和省市有更自由的贸易。 Heckscher的1935年著作第一卷的书目是：《重商主义是统一团结的制度Mercantilism as a Unifying System》。因此重商主义「反对把经济生活限制在特定地方，阻碍国内贸易的任何措施。」(Heckscher, op. cit., Vol. II, p. 273) 「城市政策有两方面与国家的经济目标有冲突：对乡村的压制和对抗国外城市的竞争。」（同上，第1卷第131页）。「重商主义把各国国有化，是通过商业行为把本地做法推广至全国。」(Pantlen, "Handel." In Handworterbuch der Staatswissenschaften, Vol. VI, p. 281) 「竞争通常是由重商主义人为培养，目的是为了通过供求的自动调节来组织市场。」(Heckscher)。Schmoller (1884)是第一位近代作家认识到商业制度的自由化倾向。 (12) 中世纪的监管主义极为成功。 「在旧世界衰落以后，中世纪的城镇政策很可能是西欧首次试图根据一致的原则在经济方面监管社会，而且颇不寻常地成功。独霸天下的经济自由主义或自由放任主义的鼎盛时期也许是这情形；但从整个时段来看，与城镇政策的持续韧性相比，自由主义是短暂和逐渐消失的插曲。」(Heckscher, op. cit., p. 139) 「它们通过监管制度达到这目的，巧妙地令监管措施适应它的目标，可以视为杰出⋯。城市经济比得上同时期的歌德式建筑。」(Pirenne, Medieval Cities, p. 217). (13) 重商主义把城市的实践扩展至全国。 「结果是城市政策扩展到更广泛地区，这是建立在国家基础上的地方性政策。」(Heckscher, op. cit., Vol. I, p. 131) (14) 重商主义是最成功的政策。 「重商主义创造了复杂精美，让人满意的优秀制度。」(Buecher, 同上， p. 159) 〔法国〕为私营制造业的产品质量定下无数的「规章」，成就惊人。(Heckscher, 同上，Vol. I, p. 166) 「国家规模的经济生活主要是政治中央集权的结果。」(Buecher, 同上，p. 157) 要归功重商主义的监管制度「建立了劳工法规和劳工纪律，比受限于道德和科技的中世纪城镇政府的狭隘特殊主义能够提出的法规要严格得多。」(Brinkmann, "Das soziale System des Kapitalismus." In Grundriss der Sozialokonomik, Abt. IV) [1] 文多处称之为Speenhamland Law，有点混淆观点。Berkshire郡地方官员在Speenhamland召开会议，为农业工人定出最低收入和救济标准。插图是会议记录首页（略）。因此史宾汉兰制度只是地方措施，不是纯粹定义的law。译文全以「史宾汉兰制度」出之。 [2] gallon。在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的英格兰，出售面包惯常以加仑（容量单位）计，其重量约为8.6875磅。 [3] 英格兰在1832年通过〈改革法Reform Act〉，扩大下议院选民基础，加入了中产阶级。 [4] outdoor relief。申请救济的人无需强制居住在济贫院。 [5] 原注1：Meredith, H. O., Outlines of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England, 1908. [6] 十九世纪英国工业革命运用机器大量取代人力劳作，使劳工不能改善生活，甚至失去工作。工人起而反抗，毁坏纺织机。事件以虚构人物Ludd命名。 [7] Anti-Combination Laws [8] Poor Law Reform Act [9] deserving poor [10] truck, barter, and exchang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