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波兰尼《巨变——近代西欧的政治和经济的源头》 第四章 社会与经济体系 在讨论支配市场经济体系法则之前，例如十九世纪试图建立的那种法则，必须首先牢牢掌握这体系建基的一些非同寻常的假设。 市场经济意指自发调节的市场体系；稍微更技术性的说法是市场价格支配的经济模式；没有其他，只有市场价格。这体系组织整个经济生活，没有外来帮忙或干预，肯定可称为自发调节。这些粗略解释应该足以显示这是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 把意思表达得更准确。除非有某种经济组织，否则社会不能自然地存在，无论时间长短；从原则上说，在近代之前从来没有受市场控制的经济组织。尽管十九世纪学术界一直异口同声，但在人类经济中交易的利润从来未曾发挥重要作用。虽然石器时代之后常见有市场制度，但其作用只不过是附属于经济生活。 有好理由强调以上坚持的论点。正是亚当·斯密[1]这样的思想家提出社会的劳动分工依赖市场的存在，或正如他指出，人类「倾向以物易物、以实物代工资、以物换物[2]」。这句话后来导出经济人的概念。回头看看，可以说这样的误解过去竟然更能预言未来。因为即使到了亚当·斯密的时代，任何被观察的社会几乎都没有大规模显示那种倾向，至多只是经济生活的附属特征而已；但百年之后，工业体系在世上重要地区蓬勃发展，在实践和理论两方面都意味着有特殊倾向左右人类的所有经济活动，虽然这没有波及政治、知识和精神方面的追求。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对经济学研究不精的Herbert Spencer把劳动分工原则等同以物易物和交易；又五十年后，Ludwig von Mises和Walter Lippmann重复同一谬论。是时，论点已无庸争论。政治经济学、社会史学、政治哲学和普通社会学的许多作者都踏着亚当·斯密的脚步，把他的原始人以物易物范式确立为各自学科领域的公理。实际上，亚当·斯密关于早期人类经济心理的见解，与鲁索关于原始人政治心理的观点同样都是错误的。劳动分工现象，与人类社会同样古老，源自性别、地理和个人禀赋这些事实的固有差异；所谓人类天生倾向以物易物和交易的说法几乎全是虚假之言。历史和人种史记录有各种经济模式，大多数有市场制度，但在近代之前从未记录过任何哪怕是近乎由市场支配和调节的经济模式。本书稍后提出对经济制度史和市场史的整体观，这将变得一清二楚。直至近代，市场在各国内部经济的作用并不重要，后期转向由市场模式支配的经济体系，下文会交待清楚。 先要抛弃十九世纪的一些偏见，这曾经是亚当·斯密所谓原始人偏好获利假设的基础。因为他的道理更适用于眼前的未来而不是模糊的过去，所以这驱使他的追随者对人类早期历史采取奇怪的态度。表面上来看，证据似乎表明原始人非但没有资本主义心理，实际上却有共产主义心理（后来这也证明是弄错了）。因此，经济史学家倾向只关注以物易物和交易已具相当规模的近代历史，原始经济被归入史前史。无意中这导致偏向市场心理的发展，因为在过去几百年短短时期内，可以看作万事俱备，最终是为了建立市场体系，而不管其它暂时被压下去的趋势。要纠正这「短短时期」观点，显然经济史要结合社会人类学，而这一直是经常避免的路线。 时至今日不能再追随这些路线。人们习惯把过去一万年以及早期的多种社会形式作为大约始于1776年《国富论》出版的人类文化真实历史的前奏；可以说至少这是过时的观念。这章节在目前已经结束，而为了估计未来的各种选择，应先克服轻易追随先辈成见的自然倾向。但是，导致亚当·斯密那一代人认为原始人偏好以物易物的偏见，同样致使后来者放弃对早期人类的所有兴趣，因为这以为先民不曾沉湎于这些值得称道的热情。古典经济学家曾试图把市场法则建基于自然状态中人类的所谓倾向，取代这传统观念的是放弃对「未开化」人类的一切兴趣，认为这与理解近世问题无关。 对早期文明采取主观主义的态度，应是有悖科学精神。文明人和「未开化」先民之间的差异一直被过分夸大，特别是在经济领域。据历史学家说，直到最近，农业欧洲的产业活动形式与几千年前相比并无太大差别。自从引进主要是用牲畜牵拉的耕犁，西欧和中欧的农耕方法基本上没有改变，一直到现代。实际上，这些地区的文明进步主要是政治、知识和精神方面；至于物质条件，公元1100年的西欧几乎还不及一千年前的罗马世界。即使到了后来，改变多见诸治国之道、文学和艺术，特别是宗教和学习，而不是工业。中世纪欧洲的经济大体上与古波斯、印度或中国同一水平，肯定不及两千年前新埃及王国的财富和文化。欧洲现代经济历史学家中，Max Weber最先反对因为与文明社会的动机和机制问题无关而漠视原始人经济。社会人类学后来的研究有力证明他是对的。对早期社会的研究，最特别突出的结论就是人类作为社会动物是万世不变的。在任何时空的社会，人的禀赋非常稳定的重现；人类社会生存的必要前提条件看来是一成不变。 近来，历史和人类学研究的重要发现是人的经济关系通常包含在他的社会关系。他的行为不是为了保护拥有物质财富的个人利益，而是为了保障其社会地位、社会权益和社会资产。物质财富服务这目标时才会被重视。生产和分配过程与拥有物质相关的具体经济利益是不相关的，但这过程每一步骤都与许多社会权益密切相关，最终确保必要步骤得以实施。小小狩猎或捕鱼社会的社会权益与庞大专制社会非常不同，但经济体系都是在非经济动机的基础上运行。 以生存角度来解释较为容易。以部落社会为例，个人的经济利益极少是至高无上，因为社会养活所有成员，除非社会陷入灾难，则集体经济利益受到威胁，不是个人。另一方面，维持社会关系至关重要。首先，如个人忽视大众接受的道德或慷慨守则，将自绝于社会；其次，因为长远来看，所有社会责任都是互惠性质，履行责任最能符合个人的有来有往利益。这种情况肯定对个人形成持续压力，把经济私利从意识中抹掉，以致在许多情况下（但决不是所有情况）甚至无法以利益角度理解本身行为的含意。这态度因经常性部落社会行动而强化，例如分享共同捕捉的食物或参加危险的部落远征。以社会威望来衡量，慷慨行为的代价非常之高，因此任何不是彻底忘我的行为都是得不偿失。个人性格与此几乎没有关系。不同价值观对人有不同定义：好人或坏人，合群或不合群，忌妒或慷慨。分配〔食物，成果〕仪式的大众接受原则是不容许任何人有忌妒的动机，正如以勤劳、灵巧或别的方式取得成功的园丁会得到公开赞扬（除非他太成功以致被误为巫术所害而应该慢慢消失）。人的激情，不管好坏，只是指向非经济目标。炫耀仪式目的在尽力鼓励彼此尽力效法，而集体劳动的习俗每每未能达致最高数量和质量。免费送赠礼物的交换行为预期会有回报，虽然不必然是相关个人的回报；这程序通过精心宣传，魔法仪式以及建立把组群以相互责任联结的「二元关系」得以细致传扬和完美被保护；这现象可以解释为何没有得益或甚至财富的概念，只有传统上提高社会声誉的物品。 下文简述太平洋西美拉尼西亚群岛[3]社会的一般特征，没有考虑受风俗、法律、巫术和宗教影响的性别和地域组织，因为本书只打算说明所谓经济动机是如何萌生于社会生活的背景。近代人种学者都同意一项负面观点：没有得利的动机，没有为报酬而劳动的原则，没有最省力原则；特别是没有任何以经济动机为基础的独立和独特制度。既然如此，如何确保生产和分配的秩序？ 答案是是两个基本上与经济学无关的行为原则[4]：互惠[5]和再分配[6]。以西美拉尼西亚群岛的Trobriand岛民[7]为例说明这经济类型：互惠主要是通过社会的性系组织，即是家庭和亲属关系；再分配之有效，是因为人人都是同一首领的子民，因此有地域特性。以下分别考虑这些原则。 妇女和儿童是岛民的家庭单位，生计是母系亲戚的责任。男人拿出最好的收成养活姊妹和她的家人，他的良好行为赢得荣誉但没有什么物质利益回报；如果他懒散懈怠，首先是声誉受损。互惠原则为他的妻子子女带来利益，因而他的公民道德行为得到经济补偿。在自己的农圃和受惠家庭前典礼式展示食品，确保他的超卓农艺为人所知。显然农艺和家庭形成社会关系的一部份，与优秀农艺和杰出公民行为有关联。广泛的互惠原则有助保证生产和家庭生计。 再分配原则同样有效。岛上大部份产品由村长送交部族首领储存。岛民的活动主要是节庆、舞会和其它互相款待的场合，也款待岛外邻居来访（在这些场合，按照礼仪规则分发长途贸易的货品和互赠礼品；首领向众人分发习俗礼品），储存制度的绝对重要性清楚显现。从经济角度看，这是现有劳动分工、外贸、公共税收和国防储备的必要部份。但经济体系这些功能完全被极其生动的体验吸纳，为整体社会体系框架内每一行动提供了极丰富的非经济性动机。 然而，除非行为原则适用于现有制度模式，否则不会变得有效。在没有文字记录和精密管理的条件下，互惠和再分配能确保经济体系运行，只是因为这类社会组织符合这解决办法的要求，这解决办法用上了诸如对等和中心[8]这些模式。 对等制度模式极大促进了互惠，是没有文字民族社会组织的常见特征。部落分支的「二元关系[9]」引人注目，有助个人关系配对，因此有助人们在没有永久记录的情况下交换物品和服务。在原始社会中，同一族裔分为两半[10]，这两个亲属组群有互惠行为[11]。关于「二元关系」的起源，知之甚少；Trobriand群岛沿海村庄似乎都和内地村庄结成姐妹村庄，方便安排表面上是互赠面包果和鱼获礼品的不定期交易。巴布亚新几内亚的Milne Bay省有一种交换回报制度，称为Kula交易：每人和另一个岛的岛民结成对等贸易伙伴，把互惠关系个人化。广泛的互惠行为不能只依赖各自交易行为的长期运行，这是不切实际，还要依赖部落分支对等模式的频率，居住地区和部落之间的关系。 某程度上，所有人类群组都有「中心」这制度模式，是收集、储存和再分配物品和服务的途径。狩猎部落的成员通常把猎物交给族长再分配。狩猎活动的特点是猎物数量不固定以及猎物是集体行动的成果。在这样的条件下，没有其它切实可行的分配方法可以在每次捕猎行动之后维系部落不致分裂。所有类型的经济体系都有类似的需求，不管有多少组群。领土越大，产品种类越多，再分配更能导致有效的分工，因为这有助联系不同地域的生产者。 对等和中心模式颇能满足互惠和再分配的需求；制度模式和行为原则相互调整。只要社会组织按惯例运行，就无需个人经济动机，不用担心个人逃避责任，自动确保分工，经济责任得到履行；最重要的是所有公共节庆场合有足够物资。这样的社会禁止利润的想法，谴责讨价还价的行为，称赞慷慨馈赠是美德；不会出现所谓以物易物的倾向。经济制度实际上只是社会组织的功能。 不应由此推断这种社会经济原则是局限于原始传统或小型小区；没有利润、没有市场的经济体系不必然是简单的。上文提到的Kula交易建基于互惠原则，是已知最复杂的贸易方式；金字塔文明是规模庞大的再分配形式。 Trobriand位处环状群岛，大多数岛民上在Kula贸易活动花上相当多时间。称之为贸易，但毫不涉及货币或实物的利润；没有储藏物品，甚至没有长久拥有；收到的物品高高兴兴送赠别人；没有讨价还价，没有以物易物；整个活动完全由礼仪和魔法仪式调控。这依然是贸易：环状群岛的岛民定期组织大规模远航，把一种贵重物品送给居住在顺时针方向岛屿居民，另一些人的远航把另一种贵重物品送到逆时针方向岛屿居民。 最后，两组物品（传统手工制作的白贝壳臂章和红贝壳项链）沿着群岛绕了一圈，足足要十年时间。再者，Kula贸易一般要求个别岛民与对等伙伴互赠同样贵重的臂章和项链，最好是名人曾经拥有的物品。这种有系统有组织经长途运输的贵重物品对等交换，无疑可称为贸易。但整个复杂过程全是依照互惠原则行事。 这错综复杂、覆盖数百里地域、跨越数十年时光、联系数以百计岛民和数以千计物品的「时－空－人」系统没有任何记录或管理、也没有任何获利动机。这不是以物易物的倾向，而是互惠的社会行为主导。尽管如此，这结果却是经济领域的巨大组织性成就。可以考虑一下基于严格会计的最先进现代市场体制能否接手这任务。倒霉的经销商面对无数买卖个别物品的垄断者，每项交易又涉及许多限制条件，可能没法赚取标准利润，他宁可不做生意。 再分配也有其漫长而多样化的历史，几乎持续到现代。〔Namibia中部山区〕游牧民族Bergdama狩猎归来，妇女出外寻找根茎、果实和叶子归家，都预期要把大部份收获献给集体。实际上，这是和生活在一起的其他人共同分享活动的成果。至此为止，互惠的概念压到一切：今天送赠他人，他日接受馈赠，只不过有些部落，部落首领或其他有名望的人担当中间人，负责接收和分配供应物品，尤其是需要储存的话。这是正常的再分配。显然，这种分配方式的社会影响可能意义深远，因为并不是所有社会都像原始狩猎人那样民主。不管是有势力家族、名人、占统治地位的贵族阶级或是官僚负责物品分配，都会试图通过再分配的方式来增加本身的政治权力。 加拿大原住民Kwakiutl的冬季赠礼节日，首领炫耀和分配兽皮财富，这样做也是为了使受赠者欠他人情、成为他的债务人并最终成为仆从。 所有大规模实物经济体系的运作都借助再分配原则。公元前巴比伦城邦的Hammurabi王朝以及尤其是古埃及新王朝是建立在这种经济基础之上的中央集权官僚专制政权，把家长制家庭无限倍数扩大，其「共产主义式」分配分级分等，各有差别很大的不同配给内容。要有大量仓库接收农民的劳动产品，不管是养牛人、猎人、面包师、酿酒师、陶工、编织工或其它职业。每件产品要详细登记；如不是在当地消费，就从小仓库转送大仓库，一直送到法老王的中央政府。布料、艺术品、装饰品、化妆品、银器、宫廷服饰各有独立的贵重物品仓库；还有要大型粮仓、军械库和酒窖。 但金字塔建造者实施的大规模再分配方式并不局限于那些不知金钱为何物的经济体系。实际上，所有古老王国都使用金属货币支付税收和工资，但其他交易利用粮仓和仓库的各种实物支付，仓库的形形式式物品分配给不从事生产的人员使用和消费，包括官员、军人和有闲阶级。印加帝国、巴比伦王朝、古代中国和印度都实施分配制。这些国家和许多其他有巨大经济成就的文明有由再分配机制促成的细致周密劳动分工。 这原则也适用于封建制度。非洲的种族分级社会有时会出现定居在农民之间的牧人组成上层阶层，而农民依然使用掘地木棍和锄头。牧民收到的礼物主要是谷物和啤酒这些农产品，分发出去的礼品可能是牲畜，特别是绵羊或山羊。这些情况有劳动分工，但一般情况通常是不同阶层之间不平等分工：分配经常遮掩剥削现象，但与此同时这种共生现象对两个阶层都有改善劳动分工的好处。从政治角度来说，在这些封建制度社会，牛和土地有特权价值。东非有固定的养牛封地。研究再分配问题的Thurnwald教授以此指出封建制度意味着到处都有再分配体系。只有在极先进的条件和特殊环境，这体系才变得极具政治性，例如西欧之改变是因为诸侯要得到保护，礼品改为封建贡品。 这些例子表明再分配也易于使经济制度融入社会关系，一般是再分配过程通常形成现政权的部份，不管是部落、城邦、专制还是养牛和土地的封建制度。物品生产和分配大体上分为收集、存储和再分配；这模式以首领、庙宇、专制君主或领主为中心。政治权力的基础各有不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关系亦有不同，所以再分配原则涉及不同的个人动机，例如有猎人自愿与他人分享猎物，而古阿拉伯农民是因害怕惩罚而以实物缴税。 在此故意忽略同质社会[12]和等级制社会的重大区分；前者的社会结构大体上统一而后者分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虽然某些狩猎部落的自由平等成员与奴隶和奴隶主的相对地位可能相差十万八千里，因此两种社会有非常不同的动机，经济体系可能依然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但各有非常不同的文化特征，后者是由于非常不同的人际关系与经济体系相互纠缠。 第三顶原则注定在历史上发挥重大作用，可称为「自产[13]」原则，希腊人称之为oeconomia，是「经济economy」的词根。从人种学记录来看，不应假设为个人和组群生产是比互惠和再分配更古老；相反的是有证据推翻正统观念和某些较新近的理论。蛮夷先民从来没有只为自己或家人独自采集食物和狩猎。实际上，只有在较先进农业水平才出现自产行为；但即使如此，这与谋利动机或市场制度毫无共同之处。这是封闭组群模式。无论自给自足的单位是小户家庭或庄园大宅，原则是永远相同：即是生产和储存是为了满足组群成员的需求。这原则与互惠和再分配同样广泛，其组织核心的性质无关紧要：可能是父权制家族的性别、村落的地点或贵族大农庄的政治权力。组群的内部组织也无关重要：可能是专制的罗马家族或斯拉夫地区的民主乡村共同体[14]；可能与法国卡洛林家族[15]的庞大领地或西欧一般农民的小耕地。对贸易和市场的需求是一如互惠或再分配制度。 两千多年前，亚里士多德试图把这样的状况建立为常态。从全球市场经济正在迅速衰落的角度回顾既往，必须承认他在《政治学》序言区别家庭自产和赚钱的著名论述或许是社会科学领域最具预言性的见解，也依然是对这主题的最佳分析。亚里士多德坚持家庭自产的本质是为了使用，不是为了获利，又强调为市场的附带生产不必然要破坏家庭自产，只要例如牛羊和谷物这些经济作物也可以自行生产留作己用，出售剩余产品不一定破坏家庭自产的基础。只有他这样有常识的天才会如此断言谋利动机只是限于为市场而生产，而金钱因素为这情况引入了新元素；不过尽管如此，只要金钱和市场只是附加于本来是自给自足的家庭自产，「生产为了使用」的原则是可以运作。毫无疑问，亚里士多德说法是对的，尽管他未能察觉忽视市场的存在是多么不切实际，当时希腊经济已依赖批发贸易和借贷资本。在那年代，Delos和Rhodes诸岛正在发展成为货物保险、海贸贷款和转账银行的商业中心；对比之下，一千多年后的西欧只是一幅原始图景。但牛津大学Balliol学院院长Jowett犯了严重错误，以为他的维多利亚时代英格兰比亚里士多德更清楚掌握家庭自产与谋利之间有差异的本质。他为亚里士多德开脱：「与人相关的知识相互交错，在亚里士多德时代不易区分。」亚里士多德确实没有清楚认识劳动分工的含意及其与市场和金钱的联系，也不认识金钱的借贷和资本效用。至此Jewett院长的批评有道理，但他不明白谋利的人性含意，不是亚里士多德。他没有看清楚使用与谋利原则上的区别是完全不同文明的关键；两千多年前，在当时粗疏市场经济还没有显示这些原则之前，亚里士多德已准确预测其大略，而Jowett面对完全发展成熟范例，却忽略这些原则的存在。亚里士多德指责毫无节制，为谋利而生产「不是人的本性」，实际上他是瞄准关键点，即是独立的经济动机剥离了原本含有这些局限的社会关系。 从广义上来说，这命题认为直至西欧封建制度结束时，所知的所有经济制度要么是建基于互惠或再分配或家庭自产，要么是这三项原则的某种混合体。社会组织把这些原则制度化，利用对称、中心和独裁这些模式。在这框架内，一般行为准则约束了多种多样的个人动机，以确保物品有序生产和分配。谋利在这些动机中并不显眼。风俗和法规，魔法和宗教一起促使个人遵守行为准则，而这最终确保个人在经济制度中发挥作用。 在希腊－罗马时代，尽管贸易高度发达，这方面没有中断；特征是罗马政府在本来是家庭自产的经济中施行大规模粮食再分配，直到中世纪结束时依然没有超越这规格：市场在经济体系中没有重要作用；其它制度模式发挥作用。 自十六世纪以还，市场既数量多而且重要。在重商主义制度下，市场实际上成为政府的主要关注，但还没有迹象显示市场即将控制人类社会。相反，规则和管辖比前更严格，没有自发调节市场的概念。若要理解经济制度在十九世纪突然转变为全新类型，必要考察市场史；在回顾以往各种经济制度时往往可以实际上忽略市场。 第四章数据参考金融与和平 关于上半个世纪国际金融的政治作用，几乎找不到任何资料。Corti[16]的罗富财集团著作只涵盖欧洲协同体之前的时期，没有提到集团参与苏伊士运河的股份交易，没有记载〔与罗富财集团有密切关系的〕Bleichroeder投资银行通过发行国际贷款为1871年法国战争赔款融资，以及〔土耳其〕东方铁路公司[17]期间的大量交易。Langer和Sontag的历史著作鲜有提及国际金融问题（Sontag列举和平因素时没有提到金融）；Leathes在《剑桥现代史Cambridge Modern History》的评论几乎是例外。正如法国的Lysis和英国的J. A. Hobson这些作家的任意兼论直接揭露金融家没有爱国主义精神或是他们倾向支持损害自由贸易的保护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趋势。Rudolf Hilferding[18]或列宁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强调来自国家银行业界的帝国主义力量以及与重工业的有机联系。这些论点主要限于德国，肯定未能处理国际银行业界的利害关系。 华尔街对1920年代发展的影响近在眼前，不方便客观研究。总的来说，没有人会怀疑尔街的影响波及国际缓和与国际仲裁方面，从和平条约时代到Dawes计划、Young计划和〔瑞士〕洛桑会议前后的清偿赔款。最近的一些文献往往分开私人投资的问题，例如Staley的著作特意不包括给政府的贷款，不管贷款是其他政府还是私人投资者提供；这种限制实际上排除了他的有趣研究对国际金融的一般性评价。本书多处引用Feis的优秀研究，他几乎涵盖了整个主题，但不能避免没有真实数据的缺失，因为国际金融集团的档案资料还没有公开。Earle、Remer和Viner的有价值著作也无可避免有相同的局限。 [1] Adam Smith [2] Adam Smith《国富论》第二章的名句：propensity to barter, truck and exchange one thing for another。一般中译为「以物易物」或「物物交易」。Barter, truck和exchange都不涉及金钱作为交易媒介，但三者是否同义词？若然三者同义，为何Smith要分别列出？中文网上没有相关数据；根据多个英语网页，可归纳为Barter原意是「以实物交换实物」；Truck是雇主以物资（实物、代用卷等等）代替现金发薪；Exchange是「以实物交换服务」（你做饭，我洗碗）或「以服务交换实物」（性交易）。现代用语的Barter已涵盖以上的细微分别，泛指不涉及金钱作为媒介的交易。为免重复，以下的译文笼统译为「以物易物」。 [3] Western Melanesian，包括新几内亚(New Guinea)，瓦努阿图(Vanuatu)，新喀里多尼亚(New Caledonia)和所罗门群岛(Solomon Islands)。 [4] 原注1：这一章大量参考Malinowski和 Thurnwald的论述。 [5] reciprocity [6] redistribution [7] Trobriand岛民不相信怀孕是因为男女交欢，也不承认父亲和子女之间有生理关系。. [8] symmetry and centricity [9] duality [10] moieties，可能互相通婚。 [11] 原文的原意是没有顾及同一族裔的两个分支有亲属关系，因此提出「原始社会为同一族裔的两个分支创建 “姊妹” 关系，而这关系是建基于互惠行为」。译文的修正版似乎更符合一般人情。 [12] homogeneous societies。作者解释homogeneous societies是societies which are on the whole socially unified，与辞典和学术文章惯常的意思略有不同。homogeneous societies同质社会泛指其成员分享相同价值观、语言、宗教框架和种族的社会，惯常提出的例子有日本，中国和印度。即使接受这定义，也不能否定日本，中国和印度同样有等级制社会。 [13] householding [14] zadruga [15] Carolingian [16] Luigi Conte Corti：1823-88年，意大利外交家 [17] Oriental Railway Company [18] Rudolf Hilferding：1877～1941年，维也纳马克思主义运动中的主要代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