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录（1979）
第三章 声画结合
“我怎样，又为什么离开这个伟大的爱情，而其他人——他们同我一样正直——仍旧留在那里呢？”伊文思说，“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还得谈一些事情。我们谈到什么地方了？”
——谈到第二次世界大战。
——在伦敦的荷兰政府因为我太左，拒绝我为它效劳。但是，流亡澳大利亚的荷兰东印度政府，在一九四四年任命我为高级电影专员。我同你说过，这是我一生中一个重要阶段。印度尼西亚自己从日本人手中解放出来了。我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了：“让我们帮助印度尼西亚人民赢得独立”，于是我的委任状立即就被撤销。
我拍了《印度尼西亚在召唤》，表现指定开往印度尼西亚的武装商船的船员，团结一致，拒绝驶离澳大利亚港口。事后，我被困在悉尼，七年没有护照，而我想回欧洲。幸而让·潘勒韦请我来拍一部科学影片，替我搞了签证，把我解救出来。
我应捷克斯洛伐克电影界的邀请，在几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共和国前后住了九年（有间断）。为了社会主义，我在那里又碰了一次运气。在《最初的几年》中，我以三个国家（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为例，表现经济如何得以改造。有一段是在南斯拉夫拍的，但是南斯拉夫走了另一条道路，这一段就没有用上。我把片盒用绳子捆好，埋在地窖里（后来再也找不到了）。我接受这个做法，因为我追随一条十分明确、十分忠实的路线。理想依然真实而可靠，裂缝还没有产生。
后来，随着冷战，人们看到两大意识形态强国进行较量。胜利主义，错误的宣传也沾染社会主义国家。因为没有证件，我不得不留在那儿。我感到那儿不是我的岗位。我看到官僚主义生根了。从此，我选择国际问题的主题——重新考虑某些国际问题，这是一种防卫手段。所以，我发现了危险，而且接受这个危险。这是个人问题。
多亏乔治·萨杜尔和吕塔·萨杜尔介绍我同钱拉·菲利普见面，我期待的返回西方的桥梁有了。我见了这位艺术家。他梦想拍一部机灵鬼蒂尔的影片，机灵鬼蒂尔是我国民族独立英雄。我以为社会主义国家对这样一个计划会资助的。不料我就此夹在巴黎的阿里阿纳电影公司和柏林的德发电影制片厂之间，在两城之间来回奔走足有二十次！我花了许多时间解决合作问题，摄制工作就很少参加。
——你既然看到危险，知道真实情况，为什么不说？
——所有这些都比人们想象的更微妙。真实情况有时得服从大局，如果它与别人的命运有关，有时候你就不能把它完全说出来。在西班牙你就无权谈民主军队的弱点，因为这就帮了法西斯的忙。我们同海明威[1]谈得很多，他当时为报纸撰稿就十分小心。
我有时候考虑我是怎样一个人，我就出去同别人在一起，过一段很长的时间。真情实况只能接近，它从来不是绝对的，它的四周有许多因素。但是我没有说实情之实情的奢望，我想说明的是我们从来没有玩弄真情实况。
从此就看到了下坡路。就个人而言，下坡路有时表现为软弱和为一时的利益丧失原则。对于共产党人来说，下坡路是从斯大林开始，从审查开始的。开始你还不知道，后来你就不愿意知道，你想解释自己的担心是多余的，你把领导人的智慧和纯洁理想化。这就是我们的错误。现在我看得出这些错误了。我对生活又充满了信心，因为有些当，年轻人不会再上。当然他们会上别的当，这也有好处。
入侵匈牙利的时候，我还没有真正怀疑，但是我想，真够。一九五六年，在南斯拉夫问题上，玛斯琳·罗丽丹已经脱了党（到布拉格事件就完全清楚了）。但是你要知道，肩上没有三十年党龄要好受多了。
作为对东方发生的事情的反抗，我拍了《塞纳河》。请注意，这并不说明“我是自由的，我是抒情的”。
我在西方如鱼得水，悠游自如。解放运动，国际题材的工作：古巴、马里、意大利的马太，会见阿连德，应邀访问圣地亚哥（一九六四年，阿连德竞选失败，但是我把我的影片取名为《胜利的列车》，四年之后，列车到达了），日子过得很愉快，我没有后悔为什么不在法国，不在阿尔及利亚[2]。我们所去的地方都要冒风险，我们冒了风险。因此，我对我的摄制组苛求了。
再说怀疑与日俱增。最厉害的一着是在一九六〇年，对待中国。中国党和苏联党曾经是兄弟党，他们甚至合作搞过原子弹。然而关系破裂了。二十四小时之内，赫鲁晓夫撤回全部专家、顾问，带走计划、图纸。有的俄国工程师都哭了。我在华北看到空荡荡的造了一半的建筑物，真是现代废墟。我感到这是犯罪，是彻头彻尾的背信弃义。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呢？
还有别的东西。后来我又去莫斯科，我看到电影界同事们关心汽车、房子比关心政治为重。一九三〇年的时候没有这样的情况。
再谈更近一些的事。一九六七年，我带着我的影片《天空和土地》去苏联放映。你们为越南做些什么呢？工人们什么也不谈，他们说：“这种事由上面去管。”
越南电影工作者没有任何器材。我对莫斯科说，运一些编辑机去。在法国，克里斯·马克尔他们给了。荷兰也给了。苏联人什么也没有给。我是一个讲实际的人，我碰到的事心中有数。
后来，事态发展得更快。莫斯科只是部分发表它同小国的分歧。中国全文发表苏联论点。我年轻的时候，人们说托洛茨基没有什么道理，因为人们跟着布尔什维克说，而没有看过他的文章，这是我们的局限。
我在莱比锡同他们彻底决裂了。有些青年人因为去看了六八年的影片而被开除出电影学院。这些影片里有卡斯特罗和格瓦拉的像片。他们从来没有把真实情况告诉德国人民。
可是我从前还说，工人既然有了政权，就不罢工了……
我没有写理论文章，我继续干我的工作。我失去了朋友，失去了安全感。这是一个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才能适应的过程。我避免同人会面，避免长时间的谈话。人们见我同苏联疏远了，同我见面也就少了。苏联电影工作者就此不同我通信。古巴人有时同我通个电话。既然我从来没有入党，也就没有被开除出党，也不会遇到和同一个支部的同志见面不再打招呼的情况。为了使心里更踏实，我又读了马克思，毛和列宁的者作。我也读了青年哲学家们的著作。
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曾经接近苏联，为什么又不接近了。这段解释很长，也很必要。但是我不希望它在这次谈话中占太多的篇幅。
——我们能不能谈谈女人和爱情？
——同我一起生活过的女人很重要，因为我的私生活总是同我的工作、同电影连在一起的。但是，说实在的，人们很少谈及，好象可以一方面是男人，另一方面是战斗的电影工作者，两者各不相干似的。而我以前也不谈。我在柏林遇到的女摄影师是一九二三年离开苏联的。她险些被处死，后来一度想自杀。她象抓住大树一样地抓住我。我同她一起度过了这样一段时期，我就象陪着心爱的人渡河一样，把她带回现实生活来。后来我遇到了阿内克，一个认真而谦虚的画家，他教我如何欣赏自然景色。与此同时，我结识了埃莱娜·冯·登根。她是剪辑师，我们从一九三〇年到一九四一年在一起工作。后来就是玛丽荣，一个美国摄影师，她参加了那次在澳大利亚发生的印度尼西亚事件，也参加了《最初的年月》的工作。在波兰我娶了埃娃，一个诗人，她翻译艾吕雅[3]、希克梅特[4]、贝克特[5]等人的作品。
六十年代初，在观看让·鲁什[6]的《一个夏天的逸事》的时候，我爱上了玛斯琳·罗丽丹，而且现在仍爱着她。我们的结合也是声画结合。我们有胆量在一起拍了一部长达十二小时的影片。
——你为什么没有孩子？
——我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职业革命家最好没有孩子。但是我干过冒险的事情，有点冒险家的味道，不能有牵挂。总之，不能认为我的影片就是我的孩子。传宗接代和留芳百世的念头在我是很陌生的。
出于利他主义，有的共产党人说过：“我为子孙后代的幸福，为了欢乐歌唱的明天而工作。”而我，我为了幸福，为了立刻看得见的结果而工作。欢乐歌唱的明天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我拍的影片就是为了今天能够在人们心里燃烧。
——你喜欢离群索居吗？
——我独自一人作过许多旅行。我从来不会感到无聊。这不是说我是一个爱沉思的人。现在仍然如此。我有时候出去三个星期，回来的时候，玛斯琳·罗丽丹对我说：“怎么样了？你在想什么？”我什么也没有想，我只是步行走了一阵，我注意到在某个地方总是那只鸟在叫。我的眼力很好，什么东西一动，我立刻就能看见。
我也能忘掉一切，把思想集中在一个问题上。在柏林的时候，我简直疯了，我想理解爱因斯坦，结果电车一辆辆驶过，我都错过了。
——钱的问题怎么样？你是否总是有过日子和干工作的钱？
——我总是有足够的钱过日子，今年多些，明年少些。影片总是难搞，主要取决于经费。去西班牙和去中国拍片，是靠募款，去智利、古巴和苏联拍片是应邀，影片是订拍的。上一部影片的收入不够我拍下一部影片。在经营上，我丝毫没有赚钱，但是《在瓦尔帕来索[7]》获得了奖金。为了拍《十七度线》，我们把自己住的那套房间作抵押贷款，后来我们靠卖照片过了一年。为了《愚公》，我们不得不自己负担在全世界发行的费用。但是这些都没有关系，只要我能工作下去，不管多久都能过得去。
十二年来，我一直住在老地方。但是以前是住旅馆租房子，想走就走，不带任何东西。我从来没有定居过，孑然一身，到处为家。所到之处，总是遇到热情，因为我爱一个女人。我们今天在这个旅馆谈话，如果哪一天我需要在这里住下来，很好，我就象一头猫，马上就会感到象在自己家里一样。
——你为阿姆斯特丹的展览会选了十一部关键影片。在你的其他影片中，有没有已经被你否定的？
——这个星期我特别喜欢这部影片，下个星期特别喜欢另一部。不过，我全都喜欢，对它们都非常有感情的。《新地》（1934年）这部影片，我相信我已经看过两千遍。请我到大学，到俱乐部去的人们，他们不知道我对自己的影片是十分熟悉的。不过这也不碍事，我每看一遍部是追忆往事的机会。
——我们一起重看了一遍《意大利不是穷国》第二部。有些镜头你不喜欢。订拍的影片是否对你有诸多限制？
——订拍的影片我搞得不多。大多数是我自己想搞的，针对某一具体情况而拍的。总而言之，老是一个人唱独脚戏。
有过意识形态方面的限制，这是真的。为菲利普无线电公司拍片时（1931年），我答应不出工厂范围，不谈工人的家庭生活。为了拍摄《在瓦尔帕来索》，我向学生们解释，瓦尔帕来索的实际情况，就是码头工人的贫穷生活，就是他们的激烈斗争。按理应该把这个情况表现出来，而且表现得更深刻。但是这是大学当局订拍的影片，如果这样做，学生们很可能被开除。极左派说：“你是机会主义。”我说：“好吧，你们说是就是吧。”
我可以在订拍的影片中搞含沙射影，但是做事要老实。拿了鹿特丹的钱就不能谈码头工人的生活条件，除非我不答应为它拍片。我在接受马太关于拍摄三部意大利能源问题的影片的要求之前，作了认真的考虑，马太当时领导意大利国营石油企业。我之所以答应，是因为这属于反对美国垄断的斗争范围。后来，在电视上放映时禁映关于意大利南方的第二部，我就把我的名字从片头字幕上撤掉了。
[1] Ernest Hemingway，1898—1961，美国作家。——译注
[2] 当时正值阿尔及利亚反对殖民主义、争取民族解放斗争的高潮，同时，法国国内反战运动高涨。——译注
[3] Paul Éluard，1895—1952，法国诗人。——译注
[4] Hikmet，土耳其诗人。——译注
[5] Samuel Beckett，1906—，爱尔兰剧作家。——译注
[6] Jean Rouch,1917—，法国电影导演。——译注
[7] 智利城市名。——译注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