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尤里斯·伊文思的长征——与记者谈话录（1979）
〔序言〕
飞翔的荷兰人
记得好象是一九六三年，一个晴朗的下午，大家在阿姆斯特丹的加里普索电影院聚会。放过《塞纳河与巴黎相逢》之后，尤里斯·伊文思满面春风，登台在幕前向大家招手致意，历时不长。这就是我们第一次看见“飞翔的荷兰人”，这个在荷兰“不受欢迎的人”。当时的荷兰处在清教主义、狭隘思想和严厉控制的统治之下，而就在这个时候，伊文思首次在阿姆斯特丹的电影协会放映他的许多影片。伊文思亲自介绍他的影片，他的观众绝大多数是青年，集会常常进行到深夜方散。给我印象尤深的是，这位在政治上以毫不妥协而著称的人，其态度既灵活又坚定。我们可以举他对海明威的宽容态度为例。一次，观众中有人指出，海明威对法国制度的态度有改变，伊文思的回答很简单，“他说：“我们以后很可能又会合在一起的。”
那个时候，我们看了许多影片，这些影片对我们的学习帮助很大，有的也使我们晕头转向。但是，就在那个晚会上，我感到电影同我直接有关，因为我意识到，在这里，电影触及了某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影片同他的人格和他的生活密切相连，它指明了道路，指出了条件。这是艺术家的直觉，是投身社会斗争，是信仰和矛盾，是纲领和行动，是计划和实践，这一切在他的手里汇成一个整体。
我出于个人的气质和经验，对于“电影是武器”或“电影是斗争工具”之类的观点，历来都抱着不以为然的态度。历史一旦局限于银幕的两度空间之内，就很可能变成传奇。在这个意义上，伊文思被人看作是“传奇式”的电影工作者，也就不足为怪了。因为他本身就包含着本世纪的一部分，由他表现传奇十分相称，而且他也感到有某种乐趣。然而，与此同时，在他身上有某种东西驱使他完全脱离传奇。这个东西是否就是他那含着一丝狡黠的微笑的坚定信念？这种结合，在他的影片中都可以看出来，它把各种关系，各种矛盾，决定和错误，以及他在历史的长河中任意选取的独具个性的某一点，都加以放大，并且具体表现出来。斗争就成为日常生活，于是斗争开拓了我们的视界。尽管伊文思并不认为自己是哲学家，但是他的事业是一种以电影为形式的哲学，它不断地把历史和日常生活联系起来。伊文思表现了历史和日常生活的汇合。
人们常说，伊文思的作品直接参加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殖民地人民的解放斗争，和为实现新的社会结构而进行的斗争，而且伊文思面临牺牲和危险毫不退却。他的影片“实地”感特别强烈，环境描写总是十分详尽。他的全部作品组成了一部长篇历险小说。在这部小说中，这位旅行者为了描绘和介绍集体的历险事业，才变成了历险家。
同一个在十七度线上空被击落后成了越南人俘虏的美国大个子会面，是一次透过个人的镜头看到的会面。镜头后面必然就是伊文思的眼睛。在这个具体情况下，人们清楚地感觉到谁是观察者。这是两个西方人的会面，两人都是乘坐飞机到达这里的。不过，其中一位对于自己的目的和原因十分明确，而另外一位突然发现自己彻底完了（就在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他被人发现了）。这是“我想，你是利文斯通博士[1]吧？”这句不合时宜的问话的又一新翻版。若干世纪以来，白人们在土人的热带森林中，就用这句话互相打招呼的。
大家都知道谁在观察。伊文思的电影是同作者分不开的。同样，作者同他所拍摄的人们也是分不开的，因为他就是为了他们才拍电影的。无论在电影中或生活中，他都要求你同他建立关系。影片中的世界和客观世界之间有着持久的联系，作品没有写到头，运动在继续，远未结束。虽然我不知道观察者究竟是怎样一个人，但是其影片的形式，总是使我感到意犹未尽而有着强大的表现力。有许多时候，柔和的节奏骤然中断，画面失去平衡，出乎意料的细节突然映到我们的心田，限度和节奏的规律仿佛不复存在。此时此刻，影片隐没片刻，向我们展示了所摄的现实生活。
然而，所有这些失去平衡的时刻，同雄伟的主流揉成一体，全片上下调度自如，一气呵成，而部分与整体之间的张弛关系从来没有完全解决。我们不由得感到需要进一步考虑和体会。
尤里斯·伊文思及其影片的目的，在于表现集体的力量。而且，即使在逆风劲吹的时候，这些画面也没有湮灭，它们都作为可能实现的目标而保存下来。集体在某个时候、某个地方能做到的事，同样也能在其他地方，其他时候，以其他的方式加以实现。这就是尤里斯·伊文思基本的乐观主义态度。这个态度，在他同玛斯琳·罗丽丹合作拍摄的关于中国的一组影片中，得到最充分的表现。
我并不认为，一个始终致力于了解中国，并怀着深厚的爱情，不遗余力地介绍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人，在每次发生政治变化的时候，他都要作一番说明，都要说明一下自己关注什么，偏爱什 么。在《愚公移山》中，伊文思毫不掩饰怀疑的成分，以社会为代表的主流同跟不上集体的犹豫的个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几代人之间的矛盾，都作为题材而加以发挥。然而，我感到遗憾的是，在这本试图系统介绍伊文思的思想演变的著作中，在本书所记述的谈话内容中，对最近中国内外政策的发展考虑不多，而这些发展，今天正在引起人们的关注。
一九六三年还不能在荷兰大张旗鼓地欢迎伊文思。这个愿望要等到伊文思七十岁的时候方能实现，而且还多少有一些犹豫。这是我进一步了解伊文思的机会。一九六八年十一月，放映了他的影片，举行了几次记者招待会，文化部长提出了一个意外的拍片建议。但最主要的是同年轻的电影工作者们频繁接触。他看了我的一部影片，而且说还要看我的其他作品。不久之后，我在巴黎陪他花了一天功夫看我的作品。尤其使我感到高兴的是，他随着画面的节奏低声哼哼，犹如在欣赏音乐，他的全身，他的气息都同影片的生命一脉相连，并赋予它某种含义。这个哼哼使我理解我的影片，更使我理解他的影片。“气息”是《献给北风》中经常使用的字眼。看完影片，我们挤在一辆充满卷烟烟雾的小型菲亚特牌汽车里，伊文思对我说：“重要的是要找到自己的哲学，政治的也好，宗教的也好，这都没有关系，只要这个哲学完全是自己的东西。”当时，这个意见使我感到惊讶，尤其是“宗教”这个词。后来，我才认识到，伊文思以他敏锐的洞察力，在我身上发现了矛盾心理。我仿佛感到他是一个老相识，所以丝毫没有感到拘束。再说，我也从未看到任何人在他面前感到拘束。在伊文思身上，友谊是最明显的东西。这是他的作品中的十分感人的力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尤里斯·伊文思八十岁了。他在阿姆斯特丹住了一阵。我给他看了我的一部近作，主题是荷兰的一泓清水，一块土地。他又开始哼哼。看完影片，他对我说：“是写实主义。你还记得十年前我同你说过的哲学吗？看来你现在已经找到了。”这一点我自己也不敢背定，但是我又一次感到惊讶，因为从在那辆菲亚特牌汽车里的谈话到今天，在这段时间里，他毕竟同人会面不下数千次，在中国过了几年，拍了十二小时的影片，结识了多少朋友啊！
他八十寿辰的时候，自然又放映了一些影片，而且可看出，他心里万分高兴。其中有一部把我完全压倒了。这就是《新地》：一泓清水，一块土地，在荷兰。这是四十四年前拍的影片，然而，光阴似乎没有流逝。一泓清水化入了另一泓清水，一块土地叠印在另一块土地上而。我们的手在摄影机后面紧紧地握在一起。
伊文思登上飞机，着陆，与人结识，开始工作。他的每一部影片都是这一活动的变奏曲：他走下来，卷起袖子干起来，而我则继续向他请教，在他的回答中得到教益。他的影响，我仍在享用。
约翰·冯·台尔·考根
[1] 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苏格兰探险家，曾在中非和南非反对贩卖黑奴。——译注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