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1、媒体偏见
作为一名长期的活动家，我经常被釆访或者在媒体上露脸，大多数与游行和运动有关。时不时地，我会向记者提到媒体偏向的问题。几乎是千篇一律地，他们彻底否定这样的指责，坚持他们只是报道事实和代表所有的观点。我从来都不是很清楚他们是否被训练好了来说这一套，更有可能像呼叫中心里的工人有一个手册一样，里面列有他们不能偏离的守则，或者他们真的相信这一套。很简单，如果你收看诸如BBC的政治谈话节目《提问时间》，你可能会注意到，若嘉宾席上或者观众中任何一个人质疑节目的政治中立，主持人大卫·丁布尔比或者无论谁，马上跳起来维护他们的雇主——放弃任何他们伪装起来的中立一一去坚持节目的绝对公平和毫无偏见。
然而，事实上，不管怎么否认，媒体都深陷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偏见之中。这一点不只适用于某些媒体——《每日邮报》但不是《独立报》，报纸但不是电视，美英国家但不是世界上的其他国家一一而是适用于任何地方的所有媒体。我想讨论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这一点，确定无疑。我对此不是在抱怨，事实就是如此。
这里面的理由非常简单。制作不带偏向的布告栏、报纸、杂志、电台节目等是不可能的，因为每一天的每一个小时的每一分钟或多或少都会发生数不尽的事情，它们不可能都被报道——事实上其中只有很少的一些事情能被报道。相反，包含关于重要性、“新闻价值”、趣味性等判断的严格挑选过程是不存在的，那些判断天然地带有政治性和意识形态性，甚至这样做的人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事实上，作判断的人（编辑、制片、记者）越不认同这一点，越认为他们的选择是“明显”和“中立”的，他们的偏见就越多。
让我举几个例子。英国每年大约有235,000对新人结婚一一那就是大概每天644对。这些婚礼的大多数根本不会被媒体报道。然而，2011年4月29日威廉·温莎和凯特·米德尔顿结婚，婚礼举行前、进行中、结束后一定会被媒体大幅报道。这当然是因为威廉·温莎是査尔斯·温莎的儿子，而后者又是女王伊丽莎白·温莎的儿子，所以这是“皇室婚礼”。皇室婚礼与普通婚礼在报道上的悬殊，反映了同时也加强了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几乎为所有媒体、政府、主要的反对党（目前是工党）和大多数英国的统治集团所共持，即皇室的任何事情和每一件事情或多或少地比我们其他人的同样事情更重要和更有趣。换句话来说，它反映了媒体连同国家和统治集团对君主政体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信守之道。这就是政治偏见。
另一个例子是：就在我写作的这一刻，巴西发生了一场大规模的洪灾。这是巴西数十年来最惨痛的自然灾害，已经超过500人死亡。在BBC新闻网站的主页（对应世界新闻）上这条新闻是第三则，排在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和未成年舞者的绯闻下面，仅仅在教皇计划为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举行宣福礼的新闻上面。《卫报》网站有更多的报道，《太阳报》《每日镜报》《每日邮报》几乎只字未提。这没什么值得惊讶——它又一次反映了这些不同媒体的价值取向和选择倾向。如果这一事件发生在英国就明显会得到大量报道，而如果发生在美国则会比发生在巴西得到的报道要多得多。这是因为大多数英国媒体已经普遍默认，在美国发生的事情比发生在世界上除了英国本土之外任何别的地方都更重要和更有趣。
这两个例子所表明的是，甚至在我们讨论故事是如何被报道之前，媒体就把偏见放进了所报道的内容里，这是难以避免的。面对立场偏向的指责，一种媒体代表们和辩护者们屡屡提到的观点岀现了。他们说我们因左倾而被右翼攻击，又因右倾而被左翼攻击，因此表明我们几乎处于不偏不倚的中心。这样的情况确实会发生，我稍后将对此进行详谈，但是结论绝不能照搬。首先，有必要搞明白，所谓中心，被称为马路中间，本身是一个方位——一种偏向——因此这个观点与其说是否认偏向还不如说是证明偏向。其次，认为真相会处在那些主要反对意见中间的某个地方，这样的看法依据不足。比如，哥白尼和伽利略说地球围绕太阳运行，而天主教坚持太阳围绕地球运行。真相并没有处在两者的中间。纳粹集中营里数千幸存者证明数百万犹太人和其他受害者惨遭灭绝；大屠杀否认者，如大卫·欧文，宣称这是骗局。双方都自说自话，莫衷一是。医学证据表明抽烟是导致癌症的致命原因，烟草公司千方百计否认。他们不是正误对半，是在撒谎。而且烟草公司玩世不恭地利用“平衡”的媒体概念，包括采用骑墙态度来隐瞒抽烟的真相，这与石油公司和别的既得利益集团正在通过资助气候怀疑主义的伎俩如出一辙。[1]
既然媒体有所偏向是无法自拔的事情，关键问题就是，偏向的本质是什么和它是怎样运作的？
媒体偏见的实质
媒体不能一概而论。国内外有众多不同的报纸、电视台、杂志、电台、个人节目、电影公司、影音公司等，每一家媒体对世界都有自己的特殊看法。在英国，《每日电信》正如它一贯表现的那样与保守党紧密配合。《太阳报》在撒切尔夫人时期倾向保守党，在布莱尔时期倾向工党，而现在又一次倾向保守党（一切都在老板鲁珀特·默多克的操纵之下），《每日镜报》传统上倾向工党（但属于工党右翼），而《卫报》则居中偏左并带有温和的自由主义。在美国，《福克斯新闻》属于右翼和共和党（也是由默多克把持），《好莱坞日报》通常倾向自由主义和民主党。在意大利，大量的媒体，包括三家国家电视频道和国家最大的出版社，由首相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所拥有并支持他的政见。在法国的日报中，《费加罗报》右倾，《世界报》微左。
很明显这样的清单或多或少可以永远列下去，但我想简要突岀的重点，这也不属于我的论证，有一些秘密阴谋或者隐匿权力控制所有的媒体和保证媒体遵循一些政党路线或者特定章程。
科林·斯巴克斯已经在《国际社会主义》（第98期，2003年春）上发表的《媒体内部》一文中提供了一份非常复杂和细致的说明，解释为什么存在这些区别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2]然而，我想强调，有一种特别的偏见，即使不是99%的媒体，也有95%，在英国和在全世界都有一个共同点：倾向资本主义。这太普遍了，太顺其“自然”了，以至于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我的意思是，绝大多数的媒体简单地假定普通资本主义商业活动是正当合法的、的确也是令人期待的事情，他们对此丝毫不觉得有任何加以专门讨论的必要。它假定，一般来说如果商业发展顺利，即创造高额利润和扩大生产，那就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它假定，商业人士在各种各样的话题上都是正当合法的代言人，而教育除了特别事项外应该迎合商业的需要（它通常称为“经济”）。它假定，如果出口提高，那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好消息，而不只是对从中获利的公司而已；如果公司开了工厂或者呼叫中心，那就是“创造”或“提供”了工作；如果股市上涨，对我们大家而言就是好消息，如果下跌则是坏消息。
为了说明这点，看看下面这段摘录，它来自BBC新闻网站2011年6月7日的一篇文章，尼克·罗斯写的《中国超级富豪的世界》。[3]
谁是中国经济奇迹的领导者？他们来自何方？他们最大的期望是什么？
一百年前，是洛克菲勒、福特、卡耐基他们在创造未来。
随着中国逐步逼近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下一个世纪属于谁。
我们最好习惯这一点。
当我读到越来越多关于中国经济的报道时，如它对全球贸易的影响以及新富中产阶级的消费狂欢，我想找到正在引领这些转型的人们……
我从政府或政党的领袖方面进行探讨，他们正引领着社会发展。我在寻找国家爆发式经济増长背后的人们——顶级企业家。
是他们建立全球的公司，引导中国的出口所向披靡并创造了百万个工作机会。
三十年前，企业家被形容为“个体户和小商贩，那些行骗、贪污、贿赂和逃税的人”。
接着路线改变了。邓小平提出“致富光荣”。
马克思对企业家的看法有怜悯之心。在《资本论》中，他断言工人被资本家剥削，资本家从工人劳动的附加值中赚取利润。
但他辩称说，企业家，尽管仍然是资本家，但通过他们的新创意和把握机会的能力来增加他们自己的价值。
企业家，至少那些好的企业家，是良心资本家，马克思说。那就解释了如今中国的重新复兴。
我想在企业公告和精心维护的公众形象背后了解中国超级富豪的真实生活，听听他们的真实想法，尝试了解为什么是他们而不是他们13亿的同胞跃升到社会顶层。
他们如何看待中国庞大的人口数量？他们如何处理财富？
他们未来的计划是什么？
当他们公开谈论他们的命运、他们的致富之道、他们对自己下一代的希望和对世界增长最快的经济体的预期时，我感觉我只是开始穿透神秘的面具。
除了他们凭借一己之力成为迷人的角色，他们允许我们通过他们的眼睛一睹新中国风采，了解那将塑造我们未来数十年生活的力量。
关于这篇文章需要说明的第一件事情就是，一不留神它就被全盘通过了，我确定它应该是被作者和BBC都认定为政治上无争议和“无偏见”。我选择它不是因为它有多么不寻常，而恰恰是因为它再普通不过了。其实，它对这些“超级富豪”们极尽阿谀奉承之吹捧能事（因为篇幅的原因，我删掉了一些“他们垂涎三尺的5万美元的手表”等用语），文章包含关于对中国人的描写，和关于马克思的言论——马克思既没有“对企业家的怜悯之心”，又没有在《资本论》中辩解他们“通过新鲜创意和把握机会的能力来增加他们自己的价值”（显然罗斯没有读过《资本论》）。[4]但这些是小问题。其主要的问题是，整篇文章绝对理所当然地以资本主义的基本假定为前提，这个假定就是企业家们，尤其是大企业家们，是财富的首要创造者、震撼世界经济的建设者，是塑造未来和“我们的所有生活”的人。
同样地，西方媒体几乎完全是反对社会主义的。这里，我不是指布莱尔或者埃德·米利班德的“社会主义”，他们在现实中完全接受资本主义的延续并且对现有体制根本没有威胁，我指的是站在代表消灭资本主义和代表社会所有制并对生产进行控制的社会主义。既然媒体假定资本主义是自然法则，它也就假定了社会主义是离经叛道的。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们很少见诸于媒体，当他们露脸时通常被主持人描述为怪异的还可能是可恶的。讨论社会主义理想的文章或者段落更是凤毛麟角，即使它们偶尔出现也通常是被搁在边边角角的位置（晚上11点30分，内版尾部的零落专栏里）。媒体是“温和”的，就像我们注意到的一样；它站在道路的中间，但那是资本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者们被看作极端分子和肇事者，有几分类似拦路抢劫的强盗或者路边敲诈的恶棍。
对比下面就同一事件报道的两个（虚构的）版本，想象一下在六点钟新闻主播的嘴里是怎么播报的：
德国汽车制造工厂——大众汽车，今天宣布计划在米德尔斯堡地区建设将有2,000个新工作岗位的新厂。当地社区领袖对此表示欢迎，认为这将给受经济衰退困扰的地区提供投资和就业机会，解了燃眉之急。
德国汽车制造工厂，大众汽车，今天宣布计划在米德尔斯堡地区建设新厂。他们希望剥削2,000名工人。显然他们被这个地区充足的廉价劳动力供给和产生高额利润的机会所吸引。工会领袖敦促所有工厂的新雇员们组建一个工会，认为该公司因残酷无情的劳资关系而臭名昭著。
第一个版本，倾向资本主义的观点，听起来完全“正常”和司空见惯，至关重要的是，它听起来是中立的；其实它将大众汽车包装成了社会慈善之辈。第二个版本，同一事件的社会主义观点，听起来真的古怪荒诞——它不可能被BBC或者ITV播出——而它听起来有失偏颇，尽管（在我看来，当然）它比第一个版本更接近真相。
媒体偏见的根源
这种倾向资本主义和反对社会主义的立场偏颇的主要原因是显而易见的。大量的媒体，英国的和全球的，都是由私人资本主义商业创办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像沃特·迪士尼、新闻集团、维亚康姆、时代华纳和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公司这样的大巨头，自然支持资本主义和商业。你可以反驳说，写报道和制作电视广播节目的记者、编辑、制片人不是资本家，这是很正常的。但是这些媒体公司是等级森严的，不是民主的，为他们效劳的记者们知道如果他们想保住饭碗或者谋求晋升就要将某些潜规则谨记在心。[5]假想你是《太阳报》的记者：你了解你提交的每一个故事会到达助理编辑手上，他们会检查和改编它，你也了解助理编辑为编辑打工，了解编辑需要的风格和政治路线，而编辑知道老板默多克的路线要求。任何人想在公司混迹生存或者飞黄腾达，不仅必须接受审查而且很快就学会了自我审査。
显然也有例外。很多国家有国有电视台，目前最突出的就是BBC，不仅在国家层面而且在世界范围内扮演着重要角色。BBC是政府也就是国家通过收取许可使用费筹措资助的公司，它不靠为股东们赚取利润来经营，而是靠维持明确规定的政治中立的角色来管理。它在国内外的地位与它运营中的真实性和客观性声誉紧密联系在一起。但是这种“客观性”只是意味着，它不像一些国有电视台，不是简单的英国政府的喉舌，而政治中立意味着它本来釆取的也就是大致介于保守党和工党前座议员之间的居中立场而已。所有关于亲资本主义偏向的争论非常适用于BBC，就像它们适用于其他媒体一样。
这是因为政府是国家的一部分，但只是一部分。国家是凌驾于社会之上的一个环环相扣的网状机构，它对社会行使终极法律权力，至关重要的一点就是包括使用合法暴力的垄断专政。国家机构的中心是军队、警察、司法、监狱和行政部门掌管的上层机构（那些执掌政府部门的人等，而不是在救济金办公室或者职业中心上班的人）。在英国，国家的领导人名义上是女王——在大多数国家这几乎就是礼仪性的总统——但真正操纵国家大权的人物通常不这样公开亮明身份。
几乎每个现代国家都宣称自己代表“全体”民族国家。它通常通过媒体和教育系统将自己描述为独立于任何既得利益集团并服务于全体人民，同时一致地宣称自己是最高政治当局且“非政治”！军队为“国家”而战，警察“服务于公众”，法官是“独立”的，行政部门为“当选的政府”效劳。
这种国家中立的概念是英国和其他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民主论调的核心，然而这不过是神话而已。很久以前，马克思就在1848年发表的《共产党宣言》中写道，“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补充道，“现代国家不管它釆取什么样的形式，本质上都是资本主义的机器——资本家的国家，国家资本的理想人格化”（Socialism：Utopian and Scientific，1880）。无数理论和经验研究——最显著的是拉尔夫·米利班德（埃德-米利班德的父亲）写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表明：一百六十多年来的经历已经一再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此的正确论断。无论什么时候普通百姓试图抵抗资本家老板的力量或者挑战资本主义体系，从19世纪早期宪章派到1871年巴黎公社，从1926年的大罢工到1984—1985年的矿工罢工，到2010年希腊和法国工人还有爱尔兰和英国学生的抗议，国家都动用警察、军队和法庭岀面维护这个体系和富人的财富。手段经常是极其残忍的，包括谋杀和拷打。此外，国家驱使工厂在资本家的管理下与别的公司竞争而获得利润最大化，比如20世纪80年代的国家煤炭委员会或者私有化之前的英国铁路公司，就像资本主义工厂一样运行。
这样看来，BBC是国有广播公司的事实并不能消除它维护资本主义的倾向，这样的事实倒不如说确证了这种倾向。BBC由它的总裁控制，也是它的总编辑。目前[6]的总裁是马克·汤普森，毕业于斯通尼赫斯特学院、牛津大学莫顿学院，他是英国收入最高的公职人员，每年收入在80万到90万英镑之间。除此之外，他已经通过支持在《提问时间》节目中邀请英国国家党党魁尼克·格里芬现身，而拒绝播出加沙灾难紧急委员会呼吁人道主义援助，来表明他的“中立”。总裁由BBC信托人理事会（直到2007年管理委员会）任命，实则由女王在政府部门的建议下任命。被任命为总裁的人显然会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管理者，有着可靠的履历，即倾向资本主义——积极的反对资本主义者或者激进分子从不会被任命一一但即使如此，信托人理事会总是在那干预，防止总裁变得“特立独行”或者“越线”，这可是意味着与权力集团的利益即资本主义的利益严重抵触。
这种操纵非常清楚地表现在2004年因吉利根/凯利事件导致总裁格里戈·代克被罢免的过程。这关系到布莱尔政府在2003年伊拉克战争前夕的声明（被证明是假的），声明中称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BBC记者安德鲁·吉利根炮制了一份报告，声称情报显示萨达姆·侯赛因拥有这样的武器的政府档案曾经被政府“篡改”（特别是阿拉斯泰尔·坎贝尔）。他的消息来源是大卫·凯利博士，一位资深的联合国武器巡视员。当吉利根受到坎贝尔和政府的攻击时，格里戈·代克为他辩护。接着，凯利在紧张的政治、媒体和特务机关的压力之中自杀身亡。布莱尔任命哈顿勋爵领导对这一事件公开调查，而当哈顿调査以一种公然倾向政府的粉饰形式谴责吉利根和BBC时，BBC董事们撤回了他们对总裁的支持，代克被迫辞职，吉利根被解雇。
关键是，该事件不只是关系到布莱尔政府，还关系到英国和英国整个统治阶级：它不可能公开承认，国家因为一个精心策划的谎言而参与战争，尽管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事实。在这样的氛围里，一位总裁和一名记者没有抓住他们的“责任”所在就可能轻易被免职。而且，整件事情可能通过组织结构精心策划，且组织结构的每一部分都声称是“独立的”、“公正的”、服务“公共利益”的。
这并不意味着BBC像《每日邮报》那样有着明显的党派偏向。作为一个组织机它知道有两个因素可有效地抵制公开的右翼偏见：（1）它的国内外信誉取决于能否维持一定的中立形象；（2）它的很多最佳记者、调查员、制片人可能有个人进步观念，而且他们需要给予一定的退路来留在这个行业。这些兼顾各方的行动显示，BBC不是像福克斯新闻那样的不加掩饰的右翼宣传机构，也不是像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电视台那样的斯大林主义的宣传机构；在一种公正的表象后面，它相当于温和的亲资本主义者、拥护当权集团的宣传机构。
偏见的影响
在英国，有意识的社会主义者人数不多，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论争也不是政治话语的中心议题，但这样的事实并不意味着媒体亲资本主义倾向的观念输出微乎其微。相反它绝对是塑造整体风格和内容的中心。
首先，这种偏见完全决定了所有新闻和实时报道的构成状况。如此一来，普通百姓之上那些顶级政客的言行得到了大量的优先关注。除了一些特殊领域例外——犯罪、“名人”和体育娱乐——人物的新闻价值或多或少地与他们在资本主义的阶级结构中的地位相关。有关犯罪的报道例外，因为媒体总是小心翼翼地报道涉及权贵的罪行，特别是考虑到他们起诉的能力，但是对待平民的罪行却幸灾乐祸，大书特书骇人听闻的报道，仿佛这样既能使他们描述处于不利环境的平民，以此去加固人性本恶的资本主义观念，又能为呼吁“法律与秩序”和更多的刑罚煽风点火，以此来增强国家的镇压权力。名流运动明星是例外，因为他们的关键作用之一是说服我们相信“平民”能跻身上层，虽然绝大多数名人都没有够到真正的社会顶层。英国时下的百人富豪榜单全部由资本家占据，没有一名娱乐界名流或者体育明星。
亲资本主义的偏见影响着整个故事选择的过程，这在本章开篇就讨论到了。它决定着报道中的用语，媒体称之为“劳资关系”，而社会主义者称之为“罢工”或者“工会斗争”。这样无论在哪里报道可能的争议和罢工，媒体都会根据它们对公众的“影响”（来确定报道方向）：如果铁路工人罢工，媒体会釆访因回不了家而牢骚满腹的上班族；如果是空勤或空中交通指挥员罢工，他们会寻找计划泡汤的度假者；而争端总是会搁在工人身上。相反，争端的真正根源，即工人的冤情，如果他们能逃得过惩罚的话，报道完全会忽略不计以至于造成某种印象，那就是罢工行动只是任性的意气用事。如果事件必须被报道，管理部门会被说成“提议”或者“恳求”别人（特别是工人）取消他们的“破坏”行动；而工会则被描述为“拒绝谈判提议”或者提出各类“要求”。工会经常性地被形容为“权力过大”和“要挟国家”。雇主几乎从来不会受到同样的批评，尽管事实上他们显然比起工会来权力更大而且更富有，屡屡还动则以威胁关闭工厂和搬迁离开来要挟政府和工人。当谈到劳资纠纷，甚至是极端左翼的商业媒体如《卫报》和《每日镜报》也通常对罢工者和“激进”的工会分子怀有敌意。大量的可以支撑这些论断的有力证据，于20世纪70年代被格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收集（当时劳资关系一贯是国内新闻的中心议题），还呈现在三个系列的先锋研究中：《坏新闻》（Glasgow Media Group，Rontledge and Kegan Paul，1976）、《更多的坏新闻》（Glasgow Media Group，Rontledge and Kegan Paul，1980）和《糟糕透顶的坏新闻》（Glasgow Media Group，Writers and Readers Co-operative，1982）。
左翼抗议示威的遭遇也差不多，媒体在这玩了一个等同于“第22条军规”的巧妙花招。如果示威进展顺利，即使规模很大，媒体也常常矢口不提。我曾亲身参加过有10万人或者规模更大的反种族和反伊拉克战争的游行，新闻界却完全不予报道。然而，如果发生一些冲撞或者“擦枪走火”，媒体会铺天盖地大肆渲染，但是只会完全专注于对示威者口诛笔伐。同时，他们会强调“激进分子”要对已经造成损坏后果的暴力事件负责，而对他们示威的原因却顾左右而言他——媒体对此要不然就是置之不理。
我第一次参加的示威游行，是1968年3月27日的反越战游行示威，事件最后以在格罗夫纳广场的美国大使馆前发生在警察和示威者之间的激战告终。报纸对游行示威者的暴力进行了猛烈的抨击。且不说他们从没有考虑过警察（他们出动马匹驱散人群）也可能难逃其责的事实，人们会以为对与骑马的警察对峙、战斗的一些学生的“暴力”如此心惊胆战的编辑们，会对美国在越南村庄进行的地毯式轰炸和凝固汽油爆炸的“暴力”有疑问。然而他们显然不会。从那时起，媒体对多起示威游行掀起类似的风暴已经日渐疲惫，包括1977年在刘易舍姆进行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反法西斯者与国民阵线分裂的游行，1984年在欧格里夫发生的矿工群体武装纠察，1990年的人头税暴乱，1993年反纳粹联盟尝试行进到英国国家党威林总部时与警察对抗，还有，最近的2010年11月、12月学生示威。此外，这些风暴无一例外地得出锁定和起诉示威者个人的结论，同时也为“惩戒性”判决埋下伏笔。
亲资本主义的偏见塑造着每一个辩论节目的嘉宾组。在这方面最令人瞩目的节目《提问时间》，其嘉宾组经常是这样构成的：一名保守党党员，一名新工党党员，一名自由民主党党员，一名商业人士（经常也是保守党人），以及一名其他人士。这里面的前四位几乎总是资本主义的拥护者（非常罕见的工党左翼人士是例外），而那位其他人士经常只是来自娱乐圈的无党派自由主义者。只有在非常偶然的情况下，一位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或者严肃的左翼才会出现在第五个位置上。因此通常是有两位保守党，总是资本主义占大多数，而资本主义的支持者远多于社会主义者，大概10或者20比1。
这种偏见也影响了访谈如何被引导。如果访谈者是“受尊重的”主流政治家，与访谈对象是“极端分子”或者“反对人士”的代表——也就是反资本主义者相比，当然，对之采用的口吻和态度往往大相径庭。一旦访谈开始出现咄咄逼人的语调，就是向观众示意：这是一位“坏”人。时不时地，英国当局认定一些人为严重的政治威胁分子。当这种情况发生时，对于媒体而言，这个人就是可以随意被攻击的——或多或少都是如此。20世纪80年代早期（当时似乎是工党正式左转的时机）的托尼·本和肯·利文斯，通矿工大罢工时的阿瑟·斯卡吉尔，伊拉克战争时的乔治·加洛韦（程度轻微），都遭受到类似的媒体妖魔化。对于年轻读者来说，这可能很陌生，因为现在他不再是威胁，托尼·本被作为友善大叔和国宝级名人对待，但是很长一段时间他曾经被描绘成危险的极端分子。[7]
有必要在这里强调的是这些观察并没有隐含阴谋论。媒体人——成功的记者、编辑、主持人、制片人等各司其职，通过他们的能力去把脉、感知环境，与其说是揣摩公众，但绝不会是工人阶级，不如说是讨好中产阶级而且首先是当权派。他们与实力强大的政客和商人保持专业和社交来往，在介绍会、午餐、聚会等场合，就像国际新闻集团的丽贝卡·布鲁克斯和卡梅伦都在“奇平诺顿组织”中一样。他们靠的是在行的暗示和透露内部消息，而且知道他们的上级需要什么。像特雷弗·麦克唐纳、费奥娜·布鲁丝、安娜·福特和柯斯蒂·华克这样的人，也知道什么时候得听起来高兴、什么时候得听起来低落，他们甚至于挑一下眉毛都会被注意到。
最重要的是，亲资本主义的偏见绝不限于新闻和时事，它弥漫于整个媒体。想一想，比如像《学徒》这样的节目通过高呼“企业家精神”而充斥着明显的利商宣传。显然，不会有像《如何成为工会代表》或者《本年度杰岀年轻工人代表》这样的节目。那将会是滑稽可笑的！但这只是隔靴搔痒而已——真正的问题是资本主义价值观和资本主义社会思潮渗透到了甚至是媒体中公然标榜最不关心政治和反政治的部分，比如轻娱乐和广告。我将在下一章讨论这些领域。
[1] 资料来源：SuzanneJeffery.WhyWeShouldbeScepticalofClimateSceptics[J]。Intemaion Socialism129，2011（winter）。
[2] 资料来源：http://pubs.socialistreviewindex.org.uk/isj98/sparks.htm。
[3] 资料来源：http://www.bbc.co.uk/news/business-13346599。
[4] 事实上，马克思创立的“劳动价值论”明确地宣言，所有的价值源自劳动而不是企业家的聪明才智。这是小事情，但是我已经注意到，多年来，在大多数媒体，人们完全接受这个说法去杜撰引言或者观点，而随意归责于马克思（列宁或者托洛茨基）。这样做的时候，检验事情的真实性几乎毫无依据或者毫不费神。
[5] 想了解关于这些登记的细节和复杂性的更全面分析。请参考科林·思巴克斯特，《媒体内部》（Colin Sparks，Inside the Media）。
[6] 这里的“目前”指作者约翰·莫利纽克斯撰写本书期间，马克·汤普森于2004-2012年任BBC总裁。 译者注。
[7] 关于媒体对托尼·本妖魔化的详细描述，参考格拉斯哥大学媒体小组，《糟糕透顶的坏新闻》，第67至11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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