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约翰·莫利纽克斯《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2011）
导读
新媒体时代的资本逻辑批判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信息技术的更新，媒体发挥了越来越丰富的社会功能，成为对社会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第四权力”。这项试图体现相对独立性的权力其实仍然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反映，具有明确的意识形态特征，在西方社会必然体现资本逻辑。正如恩格斯在批评英国舆论媒体时所指出的：“舆论在一般问题上能对政府发生一点影响吗？舆论的权力不是仅限于个别场合和仅仅对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吗？”这种批评揭示了西方媒体的普遍现实，“第四权力”往往沦为西方媒体集团垄断的资源，难以充分体现舆论监督的作用和公共精神，甚至在单向度追求“收视率”和“发行量”的趋势下成为实现“利益最大化”的工具。
因捍卫公共精神和发挥舆论监督作用等方面乏力，且以扩大市场占有率为主要追求，西方媒体被诸多评论家质疑为滑入资本逻辑范围的、猎取受众好奇心的吞币机器，因而成了为资本逻辑代言的社会力量。运用经典马克思主义批判西方媒体的权力幻象，揭示现代社会的异化景观——日常生活因资本逻辑而扭曲为货币的各种符号，长期处于异化状态的现代人感到人格的缺憾和自由的困境，体现了文化批判的独特价值。英国文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在这方面作出不俗的努力，他们在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文化生产形式的过程中试图实现文化重塑，使工人阶级和底层大众自主地表达情感和观念，摆脱资本逻辑笼罩下的文化统治。
英国政论家约翰·莫利纽克斯以更直接的方式批判西方媒体的资本逻辑，他通过分析大量媒体资料和案例，批判西方媒体产生偏见的实质、根源及其影响，出版了《媒体的马克思主义分析》。在这部体现西方左翼政论家浓重批判力度的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方媒体如何以“小恩小惠笼络人心”，如何只为读者提供“他们所需要的”内容，从而塑造了大众的媒体选择，又在多大程度上控制了大众生活。
莫利纽克斯的分析紧密围绕诸如“默多克窃听丑闻”等英国媒体的若干事件展开，因而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直面西方媒体的真实。媒体实现自身的社会功能，无疑基于对当下真实的记录，因而具有历史价值。但是，当人们随作者的笔触走近英国媒体的若干事件，发现西方媒体失真的情景时，可能更新对西方媒体的认识：当西方媒体在报道中展现明确的意识形态立场时，必然几乎众口一词地批判底层大众的抗争，为统治阶级的既定利益服务，缺乏责任感和同情心，在制造认同的过程中烘托出一种“必要的假象”。
因此，探究金融危机和贫富差距的原因，有必要将一部分过失归咎于西方媒体。因为西方媒体为公众的判断和选择提供了一些“常识”，这些被修饰和包装的“常识”误导了公众，形成了一些有问题的公众意见。莫利纽克斯认为，西方媒体已经深陷于政治、社会、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偏见之中，而纯然公正的、中立的、不带偏向的报道其实并不存在。西方媒体持有诸多偏见的本质在于资本逻辑的束缚，因为它从根本上是由私人资本主义商业造就的。西方媒体具有强烈的维护资本主义的倾向，因而有些声称是为公共利益服务的独立报道实际上是为维护统治阶级的形象而精心策划的谎言，这些偏见左右了媒体报道的风格和内容。
莫利纽克斯为此分析了一些西方媒体的技术化手段，例如以生产“娱乐化”节目的方式传播意识形态，在娱乐节目中表达政治立场，通过现金奖励“诱惑”底层大众做岀符合统治阶级利益的价值判断，形成了各种“真实”的幻象。流行的肥皂剧为大众展现了一种“真实”的生活，但这些被制造出来的平凡生活其实并不值得过。作者以《东区人》为例说明，它的主人公并不是地道的工人阶级，剧中少数族裔代表不足甚至被忽略了，这导致该剧展示了几乎完全非政治化的生活图景。这与伦敦东区长期以来“格外政治化”的实际并不相符，在这里发生过的历史上重要的工人运动都被隐去了，貌似“无政治倾向”的政治倾向体现得十分明显。这种做法被作者视为所有肥皂剧和大众媒体的“典型”。
广告在新媒体时代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不仅是媒体收入的主要来源，而且强化了媒体的意识形态立场。广告与西方媒体之间的互动，促进了资本逻辑大行其道。维护资本主义的西方媒体在广告收入上颇为可观，而左翼媒体的广告则聊胜于无。其中也反映了媒体对传统权力的依赖关系，依赖传统权力的媒体当然不能纯粹体现公正立场。在莫利纽克斯看来，广告文化其实是一种惯常“撒谎”的文化，人为策划的广告内容和花言巧语的广告语言都是推销商品的包装。如同播放广告一样，媒体输出的内容只是他们想让公众知道的，这些被精心策划的内容塑造了公众的口味，使之不至于产生与上层人士不同的媒体选择。其实质正是马克思所说的“异化”，西方媒体滋养着商品拜物教，加重人们的“异化”，使人们在循规蹈矩的日常生活中放弃可能的选择，成为资本逻辑的附庸。
西方媒体何以具有这种力量？因为它善于投其所好，而且本身就是一种具有使用价值的商品。它知道如何吸引受众的注意力，而且以娱乐节目、喜剧和梦幻片捆绑一些观众并使之长期产生精神的依赖，其实质不是传播公共精神、维护公共利益，而是捍卫媒体的利益本能。这些体现利益本能的策划和实施当然都是在暗中操作的，表面上西方媒体还要表明，这些节目都是为受众提供“一勺糖”，殊不知，这勺糖只是“有助于服下苦药”。莫利纽克斯进而分析西方媒体的权力以及它能在多大程度上左右大众的想法。他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指出以公众名义标榜自身的西方媒体实际上是由资本的利益集团控制的工具，体现着明显的政治力量。在新媒体时代，人们几乎不能脱离媒体而存在，与媒体相伴成为人们生活的重要内容，媒体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统治人们精神的力量。当媒体体现较强的政治倾向的时候，必然对公众产生一定的影响，尽管不能轻易操纵受众的政见，但影响是实实在在的，至少成为形成公众意见的因素之一，甚至成为很关键的因素，因而西方政党十分重视媒体的力量。
莫利纽克斯还指出，媒体对某类事件缺乏直接经验的受众影响力最强，对具有直接经验的受众影响力最弱。由于缺乏经验，受众倾向于相信媒体呈现的“事实”，进而为媒体的意见所左右。这在西方选举时最为常见，西方媒体有针对性地为受众提供信息，对不同的人群产生有针对性的影响，从而影响选票的流向。所以，有时媒体与其说是在进行报道，不如说是在编排叙事，这些引人关注的故事塑造了公共生活中的“真实”。为此，莫利纽克斯提出应对媒体的策略：既然已无法在生活中大规模拒斥媒体，那么不如在纷繁的意见中甄别是非，识别媒体的意识形态导向，进而更好地运用媒体。
莫利纽克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读懂媒体的最有效的框架，马克思主义从工人阶级的角度分析世界，在不断更新的新媒体时代仍然彰显着批判资本逻辑的现实力量。从现实策略看，应当培养在西方媒体中工作的左翼记者，在媒体中传播马克思主义信息，进而实现媒体中的斗争。他特别指出互联网和社交媒体的现实功能，认为它们已成为潜在的民主化力量，近年来新媒体的潜力在变革运动中增长，在线交流可能会转化为行动。他还分析了群众斗争与新媒体的现实性之间的关系，认为媒体控制的斗争可能成为现代革命的关键问题，左翼政党因而需要创立和发展自己的媒体，为公众提供资本逻辑之外的另一种世界观和实践方案。
在全书最后，莫利纽克斯预测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媒体样态，他深知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技术，以及人们的意愿和选择，因而不可能得出确切的结论。但为了尖锐地批判资本主义媒体并为之提供替代方案，他强化了新媒体应有的公共服务功能，描绘了新媒体应有的促进公众参与社会决策的愿景。这时新媒体将不再播放麻醉和迷惑公众的肥皂剧，不再渲染各种远离真实的白日梦，不再加重现代社会的异化，而成为创造新社会的现实力量。一个大众的、民主的、真实的、互动的媒体，是新媒体发展的趋势，也是作者心仪的媒体样态。综上可见，作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对西方媒体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对我们理解西方媒体的本质属性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中某些具体看法体现了其所处环境和文化立场，与我们熟悉的研究理路未尽一致，读者在阅读中当有所辨别。
五年前，我在英国伦敦国王学院访学时，曾在一家左翼书店看到这本书，当时觉得这是研究西方媒体的一部很独特的著作。恰巧在同一时期，本书译者杨倩博士也在英国威斯敏斯特大学中国传媒中心访学，于是当时我就建议她将本书译成中文，因她曾在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现就职于中国传媒大学，具有马克思主义和传媒专业的双重知识背景。她愉快地釆纳了我的建议，将这本小册子带回北京，遂有了之后找出版社、谈版权、安排翻译的计划。最近，她将精心完成的译稿发给我阅读，并嘱我写一篇解读文章附于书中。我认真读了她的译稿，在感谢她的信任、敬佩她的努力、欣赏其流畅的译笔之余，再次感到这是一项有价值的翻译工作，于是有了以上诸字。
臧峰宇（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2018年7月31日于中国人民大学人文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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