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
第九章 资本主义的环境危机——技术能解决问题吗？
在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中，解决环境问题的标准方法就是引导技术向较良性的方向发展；生产的能源效率更高，汽车的单位里程油耗更低，用太阳能替代矿物燃料以及资源的循环利用。此外，还经常倡导环境改革，例如降低人口增长率，甚至降低消费量。但截止到目前，技术的魔杖最受欢迎，似乎可以提供改善环境又不影响资本主义机器顺利运转的可能性。1997年关于全球变暖的国际《京都议定书》，其目的是要限制各国温室气体的排放，也同时强化了这种态度，鼓励更多的美国环保主义者(包括参加总统选举的艾尔·戈尔)把提高能源效率方面的技术改进作为摆脱环境问题的主要途径。
有两种方式可以通过改变技术降低环境影响。一是降低单位生产的能源消耗；二是选择危害较小的替代技术。自19世纪以来，空气质量的大幅改善，包括其美观性的提高，主要是煤炭燃烧所产生烟雾和二氧化硫得以减低的结果。太阳能与其他目前使用的和未来将使用的能源相比，不仅取之不尽(虽然受到特定时间和地点的限制），而且从生态角度也是良性的。因此，环保主义者总体上倾向于利用太阳能。这些思考鼓励了这样一种观点：只要技术改进能够提高效率，特别是能源利用效率，并且釆用更良性的生产工艺，清除最严重的污染物，那么所有这方面的限制都应解禁。
在此，我想集中谈谈部分领域里的能源效率问题。材料利用和生产技术在当前的资本积累体制下是更难处理的问题。其中一个原因是，当前的生产过程经常涉及到人们难以想象的剧毒物，例如，我们知道合成化学品的扩散与石化工业和农业综合企业的发展密切相关，主要用于生产塑料和农药等产品，而这些产品大都是导致癌症和畸形的极其有害的物质(这是巴里·康芒纳在其《封闭的循环》一书中传递的主要信息)。然而，为克服对有毒物质生产的依赖而做的种种努力，将遇到资本主义秩序中既得利益者一定程度的阻力，这种阻力只有通过革命性的运动才能克服。与此相对照，资本本身则一贯强调能源效率的简单改善，从理论上讲，这也正好落入该体制被公认能够做好、甚至它自己也引以为豪的领域。
过去，环保主义者常用著名的环境影响或“PAT”公式来比较“三个世界”的问题(人口×财富×技术=环境影响）。根据这一占支配地位的观点，第三世界环境问题产生的首要因素是人口的增长而不是技术或财富(因为工业化水平低)。独联体的环境问题主要归咎于技术的落后，在单位生产的能耗方面效率较低，同西方相比，较多的有毒废料直接给当地环境造成影响，与之相比，西方的主要环境问题既不能归咎于人口，也不能归咎于技术(在这些领域，西方有环境优势)，而是财富及其施加给环境日益沉重的负担。富裕的资本主义国家总是将它们的技术威力视作解决问题的王牌，这张王牌使它们在促进环境改善的同时也能增加财富(即增加资本和消费)。
那么新技术或新应用的技术在经济扩张的同时能防止环境的恶化吗？
杰文斯悖论
为回答这一问题，让我们看一看生态经济学家所称的杰文斯悖论。这会很有帮助。[1]威廉·斯坦利·杰文斯（1835—1882)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因创立边际效用主观价值理论，成为近代新古典经济分析的创始人之一。杰文斯最初却是以他的《煤炭问题》(The Coal Question,1865)一书在国内成名。他认为，英国工业的发展依赖廉价的煤炭，而随着煤层的不断加深，煤炭的采掘成本加大，将会导致经济停滞。从煤炭转到谷物，根据马尔萨斯人口增长快于食物供给的基本原理，杰文斯认为：“我们的生活将不再依赖于谷物生产。《谷物法》的关键性废除，使我们对谷物的依赖转到了煤炭(The Goal Question，3rd edition，pp.194—195)他论证说，既不是技术也不是替代性(也就是利用其他能源替代煤炭)能够改变这种趋势。
[1] 见Mario Giampietro and Kozo Mayumi,"Another View of Development,Ecological Degradation,and North-South Trade".Review of Social Economy,56:1(Spring1998)，pp.24—6。
杰文斯的计算出现了惊人的错误，主要原因是低估了煤的替代品如石油和水电的重耍性。1936年，凯恩斯在评论杰文斯的论点时说，这种计算是“极度的扭曲和夸张”（Essays in Biography,1951，p.259)。
但杰文斯观点中有一点受到生态经济学家们的赞赏。《煤炭问题》第七章的题目是“论燃料经济”。他在本章中论证说，提高自然资源的利用效率，比如煤炭，只能增加而不是减少对这种资源的需求。这是因为效率的改进会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杰文斯写道：
认为燃料的经济利用等同于减少消费，这纯粹是一种思想混乱。真实的情况恰恰相反。根据许多并行实例普遍证实了的原则，新的经济模式一般都会导致消费的增长，同样的原则也更明显有力地适用于煤炭这种普通燃料的消费。正是使用煤炭的经济性，导致其广泛的消费……这也就不难看出悖论是如何出现的了。例如，如果鼓风高炉的煤耗与生产相比趋于减少，那么贸易的利润将会增加，新的资本将投入其中，生铁的价格下降，但需求也会增加，结果更多上马的高炉最终会超出每一种降低了的产品消费。这种情形在单一行业也许并非总是如此，但要记住，任何制造行业的进步都会刺激其他许多行业的需求，并最终直接或间接地导致对煤炭的需求。李比希男爵说，文明是能源经济，我们的能源是煤炭，正是煤炭利用的经济性，造就了我们工业的现状，并且煤炭利用的越经济、越有效率，我们的工业就越发达，我们的文明产品就会越多（第140—142页）。
杰文斯进而又详细地论证说，整个蒸汽机的历史就是蒸汽机在使用过程中经济持续发展的历史，它的每一次使用都导致生产规模的扩大和对煤炭需求的增长。他总结说：“蒸汽机的每一次成功改进都进一步加速了煤炭的消费。每个制造行业都获得了新的发展冲动，手工劳动进一步被机械劳动所取代。”（第152—153页）
杰文斯悖论的当代意义体现在美国的汽车行业。20世纪70年代引进能源效率更高的汽车，但由于驾驶人员的增加和道路上汽车数量的翻番，并未遏制对燃料的需求。同样，冷冻技术的改进结果却是生产出更多更大的冷冻设备。实际上，同样的趋势在工业领域里普遍存在，它是独立于个体消费之外的。
技术与积累
虽然悖论的发展应归功于杰文斯，但他提出的问题并未在他的《煤炭问题》中得到解决。作为早期新古典经济学家之一，杰文斯并不像其他古典经济学家那样在其著作中重点阐述阶级和积累问题，他的经济分析主要还是静态的平衡理论，不足以处理动态的积累和增长问题。杰文斯在许多方面将资本主义自然化，因此，除指出个体行为和马尔萨斯人口统计数据之外，并不能对持续增长的需求做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这里，承认资本主义是一种为自身缘故而追求积累和增长的制度至关重要。这是企业追求更多资本积累这一惟一需要驱动下的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第1卷第24章第3节）写道：“积累啊，积累啊！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惟有相互竞争、非人性的市场力量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才能对这一过程加以真正的遏制。
当然，自亚当·斯密以来，主流经济学家都认为，资本主义是一种直接追求财富而间接追求人类需求的制度。实际上，第一个目的完全超越和改造了第二个目的。资本主义并没有将其活动仅局限在于人类基本需要(如吃穿住)的商品生产和人类与社会发展必需的服务设施上。相反，创造越来越多的利润已成为目的本身，而且产品的样式和它们最终的实用性也已无关紧要。商品的使用价值越来越从属于它们的交换价值。生产出的使用价值主要是为了满足虚浮的消费，甚至对人类和地球具有破坏性(从满足人类需求的意义上讲毫无用途)，而且在现代市场力量的驱动下，人类还产生了追求这些具有破坏性商品的欲望（见Paul M. Sweezy,"Capitalism and the Environment",Monthly Review,41：2,June1989)。 [1]
[1] 关于理解环境问题中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马克思主义区别之重要性的文献已有很多。例如，John Bellamy Foster and Henryk Szlajfer，The Faltering Economy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84),pp.297—316;Shige to Tsuru,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Environment(London：Athlone Press,1999);and Paul Burkettt, Marx and Nature(New York：St. Martins Press,1999)。
这种对资本积累的痴迷是资本主义与所有其他社会制度的主要区别，说明了资本主义永无静止的原因。竞争是资本为保持和提高收益率而不断改造生产资料的一种力量，为资本积累提供着基本动力。这便是约瑟夫·熊彼特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一书中称之为资本主义走向“创造性毁灭”的趋势，即通过革新创造出新的更有效率的生产和分配方式，而与此同时旧的生产与分配方式消亡。处于这种积累和创造性消亡的残酷过程，资本主义制度势必残暴地对待一切阻挡其发展道路的东西：所有来自人类与自然的干预资本积累的要求都视为必须克服的障碍。
资本主义呈几何增长以及随之而来的原材料迅速消耗使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这便是世界观察研究所在《1999年世界状况》中称之为“历史加速度”背后的真正现实，其含义正是日益加速的地球环境恶化和生态系统的破坏。
既然地球无法提高满足日益增长需求的基本能力，解决问题的惟一办法就是设法减少这些需求。有三种办法可以实现这一目的：即稳定甚至减少世界人口、改进技术和进行更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大多数人口学家认为，人口增长会逐渐趋于稳定，但仅凭其自身并不能解决问题，因为人均材料和能源的消费量仍呈几何增长，所以寻求解决办法只能集中在问题的另外两个方面，而且通常是把重点放在技术方面。
走进《京都议定书》
《京都议定书》要求工业化国家在2008到2012年之间将二氧化碳这类温室气体的排放平均削减到1990年水平之下5.2个百分点。尽管如果不能有效阻止更多的温室气体排入大气，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而且在较短的历史时期内还会导致全球性的环境灾难，但议定书仍然在这些国家遭遇到了巨大抵制。美国还没有批准议定书，而且批准的可能性十分渺茫，因为克林顿政府就压根没有送交参议院审议。至于二氧化碳减排的水平，森林(称作碳汇)的补贴标准以及允许国家间买卖污染许可的作用等问题，激烈的谈判还在进行。
在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方面，《京都议定书》的主要目的是阻止其在大气中呈几何级增长的速率。到2012年温室气体的排放回归到1990年水平以下5个百分点，将有力地遏制排放速度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呈几何级增长的趋势。到那时，其主要目的显然还是要维持这个排放水平(假定不再试图进一步减少排放），以便排放只呈算术级而不是几何级增长。但要承认，即便是低于1990年五个百分点的排放，大气温室气体总量的增长也仍是十分巨大的。
如我提及，上述问题，特别是二氧化碳排放问题，经常被人们作为技术问题来对待。人们总是期望未来能源消耗和单位油耗方面的效率能够带来生产规模的扩大，又不至于使二氧化碳的年增长进一步恶化。1973年爆发欧佩克石油危机后的10年间，面对髙昂的石油价格，整个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通过生产单位油耗较低的小型汽车和采取其他燃料的经济手段，降低了能源总消费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或称GDP的能源密度)。（虽然按照杰文斯悖论温室气体的总体影响仍保持了继续上升。）10年过后，廉价石油使这一比重再度提高。
生产与消费的社会结构
仅仅将二氧化碳的排放视为技术问题或燃料效率问题是错误的，因为我们早已拥有了避免二氧化碳在大气中快速集结的技术。例如交通运输，现代化的运输手段，特别是公共交通系统，同围绕私人汽车建立的交通系统相比，能够大大降低二氧化碳的排放，而且在自由快速运送乘客方面实际上更加有效。但是，资本积累的驱动促使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走上了最大限度依赖汽车的道路，因为这是创造利润的最有效的方式。“汽车工业联合体”的发展不单单包括汽车业本身，而且还包括玻璃、橡胶和钢铁业；包括石油工业、靠髙速公路赢利的企业（如卡车运输公司）、高速公路建筑商以及与城市建设利益密不可分的房地产业，汽车工业构成了20世纪资本积累运转的主要轴心（Sweezy,“Cars and Cities",Monthly Review,23：11,April 1972)。
保罗·巴伦和保罗·斯威齐的《垄断资本》深受熊彼特的商业周期理论(以及马克思、维布伦、凱恩斯和卡莱茨基理论)的影响。作者在书中阐述道，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制度，始终依赖于划时代的技术革新。这样的技术革新可以大规模地改变整个生产结构和生产布局，并在其周围聚集大量的投资。
巴伦和斯威齐认为，在资本主义历史上有三次划时代的技术革新发挥了作用：蒸汽机、铁路和汽车。在这一方面，汽车的特殊性在于它曾两次发挥了划时代技术革新作用——两次汽车化阶段。一是20世纪20年代汽车生产的扩大，包括开始建造高速公路；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很快出现的大规模州际高速公路网的建设，公共交通竞争形式的破坏和城市化进程的加速。因此，说汽车的支配作用与一个生产和消费的整个体制紧密相联并不过分，它曾经并仍然支撑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资本积累。[1]
[1] 调节理论家谈到的“积累体制”适合于汽车化，他们将其称之为"福特制”。但在历史上，有许多理由说明这是误导。见John Bcllamy Foster，,"The Fetish of Fordism"Monthly Review,39：10(March 1988),pp.14－33。
正是这种汽车工业联合体目前处在我们石油依赖的中心，并且占据了二氧化碳排放的最大份额。在与伊拉克进行海湾战争期间，布什总统告诉美国公众，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捍卫“我们的生活方式”。每个人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石油。杰文斯把煤炭称为英国整个工业体系赖以运转的“基本动力”，经济地(或廉价地)使用煤炭是使工业繁荣的动因。今天,石油在我们的工业体系中发挥着相同的支配性作用。
资本主义阵营在面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从而减缓全球变暖的速度时产生了分歧。美国统治阶层的绝大部分希望研发出更有效的技术，不是大规模地发展公共交通网络，而是通过生产单位耗油量更少的汽车，甚至转向使用更清洁能源的汽车。能源利用的效率，只要不改变生产的基本结构，一般都能由资本接受为某种最终刺激生产并提髙积累规模的东西(从而陷入杰文斯悖论)。美国还有另一个强大的实力派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因为降低单位耗油通常是指生产较小的发动机和汽车。但今天的汽车制造商们随着体育赛车和面包车市场需求的增长，通过生产大型机动车创造了比以往更多的利润。亨利·福特二世的著名格言“微型车创造微小利润”仍然是占据统治地位的准则。至于石油方面，他们刺激需求的既得利益显而易见。所以，从这一角度来看，在美国参议院几乎根本无人投票赞成批准《京都议定书》也就不足为奇了。
而在此期间，“资本主义者”及其追随者从各方面阻止太阳能作为替代能源，虽然有些技术已完全发展到了实用的阶段。公司企业也试图从根本上控制太阳能，目的不是为了促进其发展，而是蓄意扼杀。在资本主义制度下，需要促进开发的是那些为资本带来巨大利润的能源，而不是那些对人类和地球最有益处的能源，太阳能当然不属于前一种(这是《谁拥有太阳》一书中丹尼尔·M·伯曼和约翰·T·奥康纳讲述的故事)。
当然，我们并不为此感到惊讶。也许这正是被视为垄断资本主义鼻祖之一的索尔斯坦·维布伦与鲁道夫·希尔弗丁一起曾强调过的：资本主义虽然也曾一度促进了某种狭隘的盈亏底线效率，但实际上无论从哪种理性规划的角度(如从工程师的角度)讲，都是一种造成巨大浪费的体制。他认为，石油工业是典型的“极其浪费和胡乱操作”的行业，它不可避免地会导致“巨型企业和垄断控制”（Absentee Ownership，pp，200－201)。维布伦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整个工业体系(或者是他称作的“不在所有权”）弥漫着不计后果的滥用人类与自然资源的现象，追求金钱的目标支配着理性生产。他论述说，“手工艺与推销术之间的区别逐渐变得模糊了，毫无疑问，情况还将如此；原因是为市场生产的许多物品其销售成本已主要由生产畅销的外表构成。”（同上，第300页）
推销因素已渗透到生产本身，所以商品的使用价值标准由于交换价值的需要而被严重破坏和改变。从这一点到加尔布雷斯的“依赖效应”只差很小一步。根据新古典经济学“消费者主权”的假定，我们消费的物品依赖于生产的本质而不是相反(Galbraith,The Affluent Society,chapterII)。连同现代市场营销力量对生产的控制，已使资本具备了在制造产品的同时还制造“需求”的能力。事实上，在大型公司里的“产品开发”通常已被视为市场营销的下属部门。
美国的新闻记者从不厌倦对爱慕汽车的宣传。但这种爱慕在极其狭隘的选择面前也常常是一种无奈。汽车、道路、公交系统(经常不配套)、城市中心、地铁和购物中心，其设计和建筑方式意味着人们要想工作和生活，除了开车实际没有别的选择。在这种情形下，消费者貌似渴望的汽车也成了某种监狱，仅仅比手机和其他小电器的发明还稍稍令人易于容忍一点罢了。但是，社会成本却大輻攀升。正如K·威廉·卡普在《私营企业的社会成本》一书中所宣称的那样，
资本主义必须被视作未付成本的经济。“未付”是指实际生产成本中的相当一部分还未分摊到企业的支出费用里，而是将其转移到并最终由第三方或由整个社会负担。（第231页）
在这种体制下，将可持续发展仅局限于我们是否能在现有生产框架内开发出更髙效率的技术是毫无意义的，这就好像把我们整个生产体制连同其非理性、浪费和剥削进行了“升级”而已。我们只能寄希望于改造制度本身，这意味着并不是简单地改变该制度特定的“调节方式”(正如马克思主义调节理论家们所言），而是从本质上超越现存积累体制。能解决问题的不是技术，而是社会经济制度本身。在发达的社会经济体制下，与环境建立可持续关系的社会生产方式是存在的，只是社会生产关系阻碍了这种变革。
资本主义环境危机的不可逆性
任何详细研究这一矛盾的努力都将超出本文的研究范围。我同意保罗·斯威齐的观点，他在“汽车与城市”一文中说：
虽然我相信，至少是原则上相信，在目前的垄断资本主义体制框架内有一些治标的药方，但我认为，如果社会秩序不发生根本变革，城市结构和整个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或同等程度的生产与消费结构的巨变）就不能实现。[1]
[1] Paul Sweezy,"Cars and Citics",Monthly Review,51:11(April 2000),p.32.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从一开始就建筑在城市与农村、人类与地球之间物质交换裂痕的基础上，目前裂痕的深度已超出他的想象（Foster,"Marx's Theory of Metabolic Rift",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September 1999)。世界范围的资本主义社会已存在着一种不可逆转的环境危机。但是，暂且不谈资本主义制度，人类与地球建立一种可持续性关系并非不可企及。要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改变社会关系。
杰文斯对自己提出的悖论没有答案。英国要么快速耗费完它廉价的燃料资源——工业化赖以实施的煤炭——要么缓慢地耗费完这些资源。杰文斯认为最终他们将快速将其耗费完：“如果我们大胆奢侈地推进物质和智力财富的创造，就很难高估我们现在可能受到的好影响。但要保持这一现状基本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短暂但意义重大和长久却连续平庸之间做出抉择。”（The Coal Question,pp.459－460)这样一来，选择的方向就明确了：追求目前的辉煌，但留给子孙后代极其艰难的困境。到目前为止，杰文斯悖论仍然适用，那就是，由于技术本身(在现行生产方式的条件下)无助于我们摆脱环境的两难境况，并且这种境况随着经济规模的扩大而日趋严重。我们要么接受杰文斯的结论，要么选择一种他从未触及而且显然也从未想到过的替代方案：沿着社会主义方向改造社会生产关系。这种社会的支配力量不是追逐利润而是满足人民的真正需要和社会生态可持续发展的要求。[1]
[1] “能源革命既有可能也有必要，但只有将其作为一场广泛革命的一部分才能成功。这种革命旨在夺取资本的权力，并将其交给它所归属的人民。”Paul M. Sweezy ，"The Guilt of Capitalism”，Monthly Review，49：2（June 1997），p.61.同一标题下内容稍有不同的版本出版于日本，Hitotsubashi Symposium，“The Twentieth Century:Dreams and Rcalitics”, Hitotsubashi University，Tokyo December 2—3,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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