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2002）
第二章 生态盈亏底线的专制：经济简化论的环境与社会后果
近几十年来环境学家们将旷日持久的生态学批评矛头直指经济学，认为用经济学评价自然世界是失败的。最近经济学家们开始对此做出反应，迅速发展起一种环境经济学的分支，赋予自然以经济价值并更加充分地将环境纳入市场体系之中。然而问题也同时出现了：这种防治是否比疾病本身还要危险？尝试将自然环境纳入资本主义市场体系（后者没有根本的转变），是否将形成一个新的凌驾于生态之上的经济帝国——一种取代不再奏效的旧殖民主义的新殖民主义？其最终后果又将会怎样？
尽管有明显例外，但相对而言环境经济学新领域内大部分工作都是在传统的或新古典经济学框架里进行的[1]。英国左翼绿色经济学家迈克尔·雅各布斯曾写道：“本质上，新古典环境经济学有一个目标：将环境转化成像其他商品那样也可以进行分析的商品。这类经济学家推论，只要在经济决策中赋予环境适当的价值，环境就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同样地，乔治·伊兹和迈克尔·菲克斯在城市学院发表的一篇研究报告中写道：“在经济学家们看来，环境污染、工作场所危害物超标和不安全消费品等现象大量存在是因为环境污染、工作场所安全和产品安全等“商品”没有拿到市场上进行交易。”[2]对传统经济学家们来讲，生态退化是市场失败的证明[3]。如果环境资产没有通过合理的价格结构完全融入市场体系之中，市场就不可能引导各家公司高效地利用环境资产。因此，环境经济学家们的首要任务就是将生态资产转化成可以销售的商品。例如，如果清新的空气不是有价格的可销商品，它就没有市场价值。因而，当一家工厂排放污染空气时，它仅仅将这种成本——其表现为早死、损害生态系统、降低环境舒适程度等——归之于外在社会，但并没有在市场内部把环境损害加以内化，或是在公司资产负债表上有所体现。从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观点讲，对这种现象的解答是在清新空气环境中建立市场，从而在市场中内化外部成本。其整个逻辑就是将地球纳入资产负债表[4]。
[1] 在环境经济学更广泛的领域里，“真正的环境经济学家”（即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 与持“生态经济学”观点者之间的区别己十分平常。后者的特征是通过尼古拉斯·杰奥尔杰斯库－洛根（Nicholas Georgescu—Rægen）的传统，他将热力学（熵律）应用于经济学，更加强调增长的局限（或者是与环境相关的经济规模问题），并坚持认为必须通过价值观和制度的根本变革，才能应对日益加深的生态危机。显然，目前大多数研究环境问场的经济学家还是沿袭了新古典环境经济学的传统，其目的是改造好现行制度，而不触及自我调节的市场体制的根本价值。因此，这篇文章主要关注的不是“生态经济学家”，而是占支配地位的这种传统。
[2] Michael Jacobs，“The Limits to Neoclassicism：Towards an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al Economics”，in Social Theory and the Enviornment，Michael Redelift and Ted Benton，eds．（New York：Routledge，1994）， p．69；George Eads and Michael Fix，Relief or Reform?:Reagan’s Regulatory Dilemma（Washiton,D.C.:Urban Institute,1984），p．14．本章的第一部分引用了大量雅各布斯对新古典环境经济学令人赞赏的批评。
[3]有影响的英国环境经济学家D•W•皮尔斯在他的著作《环境经济学》中开宗明义：“要探讨环境经济学的主要内容，重要的是必须理解，除某些事例外，经济学家已将环境恶化视为“市场失灵”的一个特例。D．W．Pearce，Environment Ecnomics,（New York：Longman，1976）， pp．1。
[4] 见R．Kerry Turner，David Pearce，and Ian Bateman，Environment Ecnomics （Baltimore，Md．：Johns Hopkins Univ．Press．1993）,pp．75—7。
给地球估算成本
既然环境即生物圈无论如何也不是商品，而且也是不可根据市场规则再生产的，那么为了在市场体系中内化环境，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这是环境经济学重点关注的问题。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依赖于一项“三步走”的措施。首先，他们将环境分解为某些特定的物品和服务，令其从生物圈甚至从生态系统中分离出来，以便在某种程度上使其转化为商品。例如，特定森林出产的木材，特定河流的水质，特定野生动物保护区的物种，或者几十年内某一地球温度的维持。然后，通过建立供求曲线设定这些物品和服务的评估价格，这或许有助于经济学家们确定环保的最佳水平[1]。最后，为实现理想的环保水平设置各种市场机制和政策工具以改变现有市场价格或建立新的市场。
[1] 见Jacobs，“Limits of Neoclassicism”，pp．70—1。
在此过程中，要特别关注环境物品和服务的需求曲线的建立。（建立供给曲线的任务与环保成本相关，通常被认为不如建立需求曲线来得困难，也许这是一种误解。）需求曲线的建立取决于消费者的支付意愿。然而，由于环境物品和服务的现实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并不存在，也就是说，这些产品实际上并不能买卖，所以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只能用其他几种方式计算。
第一种方法是快乐定价法（hedonic pricing）。这种方法通过消费者对于与某种特定环境产品紧密相关的物品和服务的需求来体现消费者的偏好。这些存在于现实市场中紧密相关的物品和服务在某种情形下被看作是讨论中的环境产品的替代，或者说是提供了相互比较的基础，从中可以计算出支付某种特定环境产品的意愿。例如，消费者支付居住安静环境的意愿可以通过对比机场附近住房与居住安静环境住房的市场价来计算。或者，人们保护一家娱乐场所的意愿可以在他们支付前往该场所交通费用的意愿基础上进行估算。
在美国发生的一个快乐定价法的例子，是政府试图评估环境资产的流失。比如要建设一个水坝，可以通过游客平均支付钓鱼和猎取野味的费用来估算这些物种的价值，以此体现当地生态系统的价值。这可以通过野生鱼类捕捞日（WFUD）的概念来实现。野生鱼类捕捞日代表了平均每个游客12 小时猎取各种野生动物的花费。20 世纪80年代初水禽是按每个捕捞日19 至32 美元来定价，麋鹿按每个捕捞日16 至25美元，鱼类则在14 至21 美元之间。通过这种方式，在更广泛的成本效益分析的背景下，新大坝建设或其他开发项目而产生的市场效用（代表遭遇水灾地区的环保需求），与钓鱼和猎取野味相关的市场效用（消费者的支付意愿）可以进行比较。[1]
这种盈亏底线的思维模式认为在会计分类账之外没有任何限制。比如在评估职业环境风险中，一种与成本效益分析法紧密相关的方式就已应用到了人的身上。里根政府的预算管理办公室曾竭力试图在工人从事较高早逝风险职业所要求的工资保险基础上，计算出一个人生命的美元价值。在此基础上一些学术研究推断美国一名工人的生命价值（20世纪80 年代初）在5 0万美元到200万美元之间（远远低于许多公司执行总裁的年薪）。于是预算管理办公室利用这些结果得出结论说，某种形式的污染减少是有成本效益的，而其他的则没有，所以根据里根总统第12291 号行政令需要“采取调节措施，使其社会的净利润最大化”。[2]
[1] Marilyn Waring，If Woman Counted（New York：Harper Collins，1988），p．267；National Wildlife,（April／May 1986），p．12．
[2] Barry Commoner，Making Leace with the Planet（New York：New Press，1992），pp．64—6．
第二种确定消费意愿的重要方法是偶然评估法。这里先建立起假定的市场，通过调查了解消费者的意愿。在这类调查中，抽样选择有代表性的消费者，就特定的环境商品所要求达到的特定保护标准要他们给出价码，同时了解如果失去这一环境产品他们要求作何补偿。从理想的角度讲，这种调查应包括大量不同的保护标准，会从消费者那里得到各种各样的定价。但事实证明这几乎行不通。大多数情况下调查仅包括少量的保护标准，例如使河水可以养鱼、游泳和饮用。而且，为了建立假定的环境商品需求曲线，经济学家还在这些调查中把个体的反应总计为整个人口的调查结果。
新占典经济学家通过快乐定价法和偶然评估法确定了最合适（最高成本效益）的环保标准后，便转到了如何改变现存市场或建立新市场的问题，以期获得最优化的保护标准[1] 。于是环境经济学的主要目的就成了通过建立市场来解决污染和环境恶化问题。基本上有两种面向市场的技术可以使用[2] 。一种是相当直接的课税或津贴，增加破坏环境的成本，提高改善环境的收益；另一种是以国家为基础建立自行运转的新市场。其中的一个例子是收取公园入门费，这样可以根据支付能力限制游客流量。另一个例子是变更产权，如沿海建立经济特区。目前在新古典主义环境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中最流行的观点是利用国家建立基于市场的激励机制，例如可以买卖的污染许可。该许可允许污染达到一定的整体水平，但当公司能够更加有效地减少污染时，可以通过出售这些许可获得利益，同时迫使那些继续过度污染的公司为污染付出代价。
[1] 但应当注意到不是所有的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都关心诸如快乐定价和偶然评估的问题。可以越过创建显示消费者偏好的需求曲线阶段，并通过政治或科学手段为达到所希望的保护水平制定出最初的标准。逻辑上讲．这一阶段所需要的是假定市场是达到特定环保水平最有效的途径，而不考虑那些偏好最初是如何推论出来的。
[2] 这些技术排除了与新古典环境经济学家所主张的以市场导向为主的方法相脱离的更直接的国家调节手段（命令或调控）。
至此，整个新古典主义的观点显然是要将环境转化为一系列的商品[1]。另外，其目的也非常明确，就是通过建立环境产品的替代市场来克服环境市场的失灵。经济学家推论说，如果环境恶化和污染明显，说明环境还未完全融入到市场经济之中，没有根据经济供求规则运行。但当人们意识到新古典主义的整套方法论，建筑在环境能够并应该成为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的乌托邦神话基础上时，其环境经济学的瑕疵就显而易见了。
[3] Jacobs，“Limits of NeoclassiCism ”, p . 74 .
经济简化论的矛盾
然而根据经济供求法则，自然并不是在市场上出售的商品．也不是根据消费者个人喜好规则组建起来的市场，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不能成为私有财产。环境物品的配置需要国家的调节。
理性地讲，环境可以被看作是经济的一种“生产条件”。但是，环境不能完全地纳入商品经济的循环之中。有许多道德方面的原因要求我们摆脱市场影响而保护自然中至关重要的部分。此外，任何允许“盈亏底线专制”主导我们与整个自然关系的企图都将导致灾难性的后果[1]。
[1] “盈亏底线的专制”一词出自Ralph W．Estes，Tyranny of the Botton Line:Why Corporations Make Good People Do Bad Things（San Francisco；Berrett-Koehler，1996）。
环境的再生产条件（即生态的可持续性）不仅像人们通常推想的那样会因为经济不考虑环境成本（环境消耗的外化）而遭到破坏，而且试图将环境纳入经济（将自然商品化）也同样有害。原因是这一潜在问题既不能追溯到环境本身，也不能归结为市场失灵（市场工作机制的不完善）, 而是我们生活的基本社会经济体制出了问题。卡尔·波拉尼在《伟大的变革》 一书中写道：
我们把土地称为自然要素之一莫名其妙地与人类机构交织在一起。孤立土地并在此基础上建立市场是我们祖先从事的所有事业中最为荒诞的事情。经济功能仅仅是土地多种重要功能之一。土地稳定地维持着人类的生命，它是人类居住的场所，是人类身体安全的条件，是风景和四季。我们可以想象，生命没有土地的支撑，就像人类出生时没有手脚。然而将土地与人类分离并按房地产市场需求构建社会，却是乌托邦市场经济概念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1]
[1] Karl Polanyi，The Great Transformation（Boston： Beacon Press， 1944），p．178．
这种以简化主义手段对待自然的“荒诞”本质，源于不仅要按照市场－商品原则构建整个社会、而且还要构建整个人类生态（实际上就是整体生态关系）的企图，其具体表现出三个相互交织的矛盾。第一个矛盾是，通过把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蜕变成一套基于市场和迎合个体私利的公用产品，彻底将人类与从前的历史割裂开来。马克思在描述资本主义社会时写道：“只有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才不过是人的对象，不过是有用物，它不再被认为是自为的力量；而对自然界的独立规律的理论认识本身不过表现为狡猾，其目的是使自然界（不管是作为消费品，还是作为生产资料）服从于人的需要。”[1]资本主义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降格为纯粹的个体占有关系，并不代表（尽管有许多科技进步）人类需求和适应白然能力的充分发展，只不过是为了发展一种与世界单方面的、利己主义的关系而将自然从社会中异化出去的行为。
[1] Karl Marx，Grundrisse（New York：Vintage，1973）pp．409—10．
第二个矛盾是应用于自然的经济简化论与彻底取代市场价值支配一切的价值观之间的矛盾。这种自然的异化曾在康德经典的对市场价格与内在价值的区别中给予了特别强调：“与人类普通爱好和需求相关的所有事物都有一个市场价格。但是对于那些构成某种条件并且只有在此条件下才能以其自身作为结果的事物而言，就不仅仅具有相对价值（价格），而且还有本质性的价值（尊严）。”[1]
[1] Immanuel Kant，Foundations of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Upper Saddle River，N．J．：Prentice—Hall．1995）pp．51—2．
内在价值不能简化成市场价值，也不能用于成本效益分析。正是这种普遍的人文主义意识经常困扰着试图在公众中进行偶然价值分析的经济学家们。如果问市场经济是否应赋予整个自然一定的价值，大多数人可能回答是，但实际上这等于什么也没回答，因为普通话语中的价值概念，通常是指类似尊严的东西而不是价格。如果再度要求为特别的环境物品如空气质量或独特风景定价时，许多人将会拒绝，有时还会带着疑虑，感到这些做法不是为了环保，倒像某种勒索保护费的诈骗行为[1]。
[1] Mark sagoff，The Economy of the Earth（New York：cambridge Univ．Press．1988），p．88．
对许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来讲，即使是在我们这个以自我为中心、惟利是图的社会里，自然也不可能分割为碎片被纳入有关价格体系中。从消费者个体的喜好看待自然，而不是从信仰、责任、审美的角度审视，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种“分类错误”[1]。舒马赫在他《小的就是美的》一书中批判了将成本效益分析应用到环境的做法，指出：“试图量度不可量度的东西是荒谬的，并且（经济学家们）设置的详尽方法不过是从预想好的概念转到了从前的结论上，人们为了获得预期结果（把部分环境简化成商品价值）所做的一切，就是对不可量度的成本和效益计算出适当的价值。”这种理解的最糟之处在于“自以为一切事物都有价格，或者说，金钱是所有价值的最高体现”[2]。
[1] 同上，第92—94页。
[2] E．F．Schumacher，Small Is Beautiful（New York：Harper & Row，1973），p．46．
第三个矛盾是应用于环境的经济简化论可以体现在物质性的结果中，而不仅仅具有道德性质的结果。为自然中所有事物设定商品价格并且建立市场（经常通过人为的手段）以解决污染和资源耗竭等问题，虽然这种在经济中内化环境的方式经常被视为解决我们生态问题的出路，但这些解决办法只能在短时期内使问题缓解，最终还是会加剧所有矛盾，既破坏了生活条件，也破坏了生产条件。原因是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绝对动力，其本质不接受自身以外的任何阻碍，只一味追求扩大它的影响范围而不考虑对生物圈的负面作用。这并不是作为环境资源的大部分自然尚未纳入经济的问题，而是越来越多的自然被简化为单纯的金钱关系，没有按照更多更广泛的生态原则对待自然。
对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来讲，鸣禽类面临灭绝，是因为它们的相对价格太低（即它们处在市场之外）。从这个角度看，“自然的”解决办法就是通过建立鸟类市场寻找抬高鸟类价格的途径。但是，只要作为鸣禽类濒临灭绝首要原因的现代农业产业的整个体系仍在扩张，频繁污染和破坏这些鸟类栖息地的行为就会继续，那么就是找到提高鸣禽价格的办法也将无济于事。
森林生态系统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问题不是被排斥在市场之外，也不是缺少标价。长期以来森林早已在按照市场规则运行着。大多数情况下造成森林损失的原因是，市场将森林视作数万亿英尺的木材商品，而不是生态系统。根据市场价值体系的积累规则，一个相对完整的原始森林（即一个完整的支撑多样性物种生存的森林生态系统）是未经人类管理的“自然的礼物”，拥有着生长了数百年并且不会按照当前利率增值的树木。因此，需要尽快收获这些非生产性的资产，用工业化育林取而代之，结果造就出大片品种单一、树龄统一、化肥助长的人工林木，并在短短的几十年内变成了商品。这种单一栽培不再支撑动植物的多样性。结果导致了自然的极度分化（和简化），因为自然已经变成了商品。森林生态系统因而面临威胁，造成这种最终结果的原因不是由于其未能成功纳入市场体系，而是由于商品体系本身的“自然”运行及其目标的极端狭隘[1]。
[1] 在对西北太平洋沿岸原始森林的破坏中可以看到这一过程的后果。见本书John Bellamy Fbster， “The Limits of Environmentalism Without Class：Lessons from the Ancient Forest Struggle in the Pacific Northwest”。
从生态角度看，保持生命多样性是目的，与自然本身相比，市场在这方面的作用是极端低效的。19 世纪伟大的博物学家亚历山大·冯·洪堡在第一次看到热带森林时说，森林密度“扩大了生物界的存在领域”[1]。这一原理也是达尔文进化论的核心，后来成为著名的生物学趋异定律，即在一定区域里生命形式越多（可获得的生态小环境越多）, 该区域支持生命多样性的能力就越强。但是，将森林转化为商品导致了森林的退化（亦即极端简化），结果使生物界的范围日趋减少而不是日益扩大。
[2] Alexander von Humboldt，quoted in Loren Eisley，Darwin’s Century （New York：Anchor Book，1961），p．183．
自然资本的概念
近来，在意识到商品经济对自然产生破坏性影响的环境经济学家当中流行着一种观点，认为整个自然界及其各组成部分本质上都是“自然资本”[1]，必须以一种更开阔的视角看待环境成本的内化。这些经济学家们认为，环境危机与其说是市场的失灵，不如说是我们会计系统的失灵，因为会计系统不承认资本已经包含了所有存在的事物。
[1] 例如，见Thomas Prugh，Natural Capital and Human Economic Survival （Solomons，Md．：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Ecological Economics，1995）。 “自然资本”的概念可追溯到美国19世纪50年代诸如著名思想家乔治·韦林和亨利·凯里著作中的生态经济学。见George E．Waring，Jr．，“Agricultural Features of the Census to the United States for 1850”，Organization & Enviornment 12（3），pp．305—6。
绿色企业家保罗·霍肯曾大力鼓吹这样一种观点：真正的资本主义，与我们迄今为止所了解的资本主义不同，它将考虑到自然资本并以此来拯救环境。在环境方面，市场定价体系令我们失望，他写道：“所有原因中最简单和最令人不满意的就是：糟糕的会计。自然资本从未在公司、国家或世界的损益表上出现过，用G ·K ·切斯特顿的话说：公正地讲，资本主义也许是一个好办法，只是我们还从未真正尝试过。我们必须而且也会进行这种尝试，因为就像会计报表所告知的那样，我们只有其备了精确的损益表，才能充分实现或实践资本主义。”[1]
[1] Hawken，foreword in Prugh，Natural Capital，p．xiv．
社会主义生态经济学家马丁·奥康纳批判这种理论趋向是试图“将自然资本化”，意思是“将生物物理环境（自然）、非工业化经济和人类社会领域（人类）作为资本库，并将这些库存整理成可在市场买卖的财产”。[1]
[1] Martin O’Connor， “On the Misadventures of Capitalist Nature”，in Is Capitalism Sustaninable ? Martin O’Connor，ed．（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4），p．126．
仅仅一个术语的变化便使得资本领域被魔术般地扩大了。以前整个自然被视为给资本的一份”礼物”，一个外部的、可资利用的范畴。而现在则逐渐被重新定义为资本的一个储备。对资本主义本质的认识也相应地从过去的依靠某个外部范畴以实现积累和增长，转向依靠自身力量以实现自我管理和保存其资本主义本质的体系[1]。这里讽刺的是，典型的资本主义把任何危机的原因都归咎于影响资本扩张的障碍，而不是资本扩张的本身。解决办法是扩大资本领域，把自然也作为理性的商品交换体系的一部分。
[1] Martin O’Connor， “On the Misadventures of Capitalist Nature”，in Is Capitalism Sustaninable ? Martin O’Connor，ed．（New York：Guilford Press，1994），p．126．
韦伯在他的《经济通史》中承认，资本主义在历史上曾是以掠夺性的殖民主义为基础的，但紧接着说这与不再依赖武力或不平等交换的现代理性资本主义毫无干系。所以当代环境经济学家们也认为，历史上资本主义曾依靠掠夺自然得以发展，但名副其实的现代理性资本主义则注定要把整个自然纳入其损益表中[1]。马丁·奥康纳评论道：“如果资本是自然，自然是资本，那么两者实质上可以互换；当人们从各方面都关注资本的再生产，就等同于保护自然。地球，我们的资本，所以必项实行可特续性管理。”[2]
[1] Max weber，General Economic History（New Brunswick，N．J．：Transaction，1981）， p．300．
[2] O’Connor，“On the Misadventures”，pp．132—3．
然而不论描述自然资本的修辞如何动听，资本主义体系的运行却没有本质上的改变，也不能期望它改变。把自然和地球描绘成资本，其目的主要是掩盖为了实现商品交换而对自然极尽掠夺的现实。此外，将自然资本融入资本主义的商品生产体系——即使己经真的这样做了——其主要结果也只是使自然进一步从属于商品交换的需要。那时将不存在实际上的自然资本的净积累，而只有随华尔街的行情变化，不断将自然转化成金钱或抽象的交换。马克思主义生态经济学家埃尔马·阿尔特维特写道：“商品是自恋的，它只看到反映为金子的自身。”[1]
[1] Elmar Altvater，The future of the Market（New York：Verso，1993），p．184.
目前私营的太平洋木业公司（PLC）正在采伐所属部分的北加州红木林，因为那些有数百年历史的树木是非生产性资产，市场（以及华尔街）规则要求清除这些树木，并用年轻速生、处于“全面管理”之下的树木取而代之。这些森林的悲剧命运，就像前面提到的那样，不是因为它们被排除在资产损益表之外，而恰恰是因为它们已被包含其中。市场缺乏内在的机制来断定这些决策的后果在人类正常生存时间内是不可逆转的（即使商品经济体系按市场交换规则允许在恢复过程上花费如此巨大的代价，修复这种破坏也需要几代人的努力）。
环境经济学的这种新霸权主义观点追求将资本拓展到所有自然范围以作为保护自然的手段。对此马丁·奥康纳尖锐地指出：“在我们可以称之为的资本生态阶段，人类作用于自然以生产出价值，并随后被资产阶级剥夺的相关景象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作为资本化身的自然（及人类本质）在全球投资体制控制下日复一日地自我再生产，通过穿越时空的价格体系的神奇作用，一切都纳入生产和交换的理性计算。这就是资本意象中所孕育的自然。”[1]
[2] 同上，第131页。
资本积累与环境
资本主义的主要特征是，它是一个自我扩张的价值体系，经济剩余价值的积累由于根植于掠夺性的开发和竞争法则赋予的力量，必然要在越来越大的规模上进行。这一特征经常为自然资本化的市场乌托邦观念所忽视。同时，这也代表着一种狭隘的扩张形式，它将所有的定性关系分解为定量关系，具体表现在货币或交换价值上。正如马克思所阐释的那样，资本的总公式（一般的商品生产）是M－C－M’，用货币交换某种商品（或某种商品的生产手段），然后再次出售商品并获得利润。这代表了资本主义的首要目的是货币的增值（M’） ，而不是满足人类的需要。商品的生产（C）仅仅是实现这种目的的手段。
显然，永无休止的扩张是这一体制的特征。伟大的保守主义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评论说：“资本主义是一个过程，静止的资本主义本身就自相矛盾。”[1]经济学家，甚至是环境经济学家，很少研究由于经济持续增长导致的经济规模不断扩大会给环境带来什么影响。大多数经济学家将经济视为孤立存在，而不是一个更大生物圈里的子系统。此外，许多经济学家虽然承认自然资本的重要，却又接受“弱势可持续性假设”。根据这一假设，人类资本价值的增长可以充分补偿任何自然资本的损失，如森林、鱼类和石油储藏。
[1] Joseph Schumpeter，Essays（Reading，Mass．：Addison Wesley，1951），p．293．
但是，一些生态经济学家用所谓的“强势可持续性假设”予以反驳。根据这种假设，由于存在着临界自然资本，亦即维持生物圈所必需的自然资本，人造资本并不能完全替代自然资本。例如，热带森林是世界大约一半物种的家园，并且在调节地球温度方面发挥着关键的作用。一旦认可这种观点，将整个自然简化换算成自然资本并纳入市场运行的梦想就会迅速破灭。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无法估价如此规模的自然。此外，在维持生态系统与生物圈和维护资本主义所代表的快速无限的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着一种固有的冲突。[1]
[1] 关于强势和弱势可持续性假设，见Turner et a1．，Enviornmental Economics，pp．31，54—6。
的确，把可持续性发展视为给“地球定价”（参见最近一本书的标题）几乎无异于把经济扩张主义与自然相提并论[1]。这有可能避开两个核心问题：是否所有的环境成本都能实际内化到一种创造利润的经济环境之中，以及这种成本的内化如何说明在有限的生物圈内扩大经济规模的成效。只需想一想汽车－石油工业在内化社会和地球成本过程中我们的付出，及其这种付出给我们的城市、地球大气和人类生活质量带来的问题，内化外部成本的困难便昭然若揭。正像伟大的生态经济学家威廉·卡普[2]曾经评论过的：“必须将资本主义看作是尚未支付成本的经济。”要在私有市场结构中将社会和环境成本全部内化是不可想象的。
[1] Peter H. Mary and Ronaldo Seroa Motta（eds.），Pricing the Plante（New York: Columbia Univ. Press,1996）
[2] K．William Kapp，The Social Costs of Private Enterprise（New York：Schocken Books，1971），p．231．
当然，一些自然资本主义倡导者如保罗·霍肯，认为经济增长本身无论发展到怎样的规模都不会造成环境无法超越的障碍。但必须采取无物耗的非传统型经济增长方式，其特征是减少原材料生产总量和单位能耗。霍肯是指研制每加仑200英里的汽车和他称之为可循环使用的“神奇地毯”的可能性[1]。然而，认为这些技术奇迹能够解决问题的想法不仅背离热力学的基本定律（特别是熵定律，它告诉我们无源于无）, 而且否定了所有我们所了解的资本主义自身的运行机制，在这种机制里技术革新从属于市场需求。研制更高能效汽车的最大障碍是由整个汽车石油行业，即世界上实力最强的那些公司设置的。阿尔特维特指出：充其量“经济效益的经济‘内化’也仅仅是填补空白，在任何可以想见的情况下都不能指望它来弥补自然环境通过原料生产以及能源生产、消耗甚至分配而发生的变化”。[2]
[1] 见Paul Hawken，“Natural Capitalism”，Mother Jones Magazine（April 1997）：pp．40—503，59—62；John Bellamy Foster，“Natural Capitalism?”Dollars&Sense（May—June 1997），p．9。
[2] Altvater，Future of the Market，p．186．
新古典经济学的生态局限
面对现存的和即将发生的环境灾难，全球变暖很好地说明了经济学的保守本质。在试图猜测下一世纪全球变暖造成的成本时，久负声望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威廉·诺德豪斯在1992 年为《科学》杂志撰文指出，灾害的成本将主要集中在农业部类，这是受影响最大的市场领域，并估计会给国民生产总值造成1％的损失[1]。当科学家们批评这个评估不可救药地幼稚时，诺德豪斯在他之后的一篇文章中承认他没有考虑到全球变暖将对非市场领域的影响，即濒危物种和随着海平面升高而消失的湿地的价值，以及与环境难民的产生有关的成本等。由于这些非市场成本难以测算，所以在计算这些成本时，诺德豪斯只好求助于经济学家、大气科学家和生态学家们有限的建议（所谓的专家建议）[2]。毫不奇怪，表现出的结果是极大的文化差异。大气科学家斯蒂芬·施奈德是诺德豪斯的批评者之一，他在总结这些结果时说：
在诺德康斯的研究（1994）中最显著的不同是，几乎所有传统的经济学家都认为，即使最激进地设想下世纪末全球会平均升温6 ℃ （我称之为灾难性的变化，但不大可能发生，只有10％的概率），也不会造成严重的经济后果。大多数传统的经济学家仍旧认为，即使这一巨大的气候变化其规模相当于，从一个“冰河期”演变到一个“间冰期”只经历了一百年而不是数千年，它对世界经济的影响也不过几个百分点。本质上，他们接受社会几乎独立于自然的观点。在他们看来，大多与当前气候有关的自然服务可以被替代，并且不会给经济造成什么危害。
[1] William Nordhaus，“An Optimal Transition Path for Controlling Greenhouse Gases”，Science 258（November 20，1992），p．1316．
[2] William Nordhaus， “Expert Opinion on Climate Change”，American Scientist，82（1）（January／February 1994），pp．45—51．
另一方面，被诺德豪斯冠以‘自然科学家”的一些人认为，由于恶劣天气变化给经济带来的损失从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之几直到百分之百，而给社会文明造成实际破坏的可能性只有10％。诺德豪斯说最懂经济的人持乐观态度，而施奈德则反驳说，最懂环境的人忧心忡忡。[1]
以诺德豪斯和其他经济学家如威廉·克莱因对全球变暖造成的经济成本的评估为基础，一些经济学家如著名的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克林顿政府财政部长劳伦斯·萨默斯辩称说，全球迅速变暖并没有可靠的经济原因。萨默斯确实赞同弱势的可持续性假设，主张“对我们的子孙后代既要改善基础设施，也要保护雨林”。[1]
经济学家未能正确理解人类社会经济存在于更大的生物圈内以及破坏生活环境就意味着破坏生产环境，这也使我们看到了新古典经济学和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失败的根本原因。自然不是商品，任何试图把自然看作商品和让自然从属于自我调节市场规律的做法都是非理性的，都会由于自然赖以继续存在的必要条件再生产能力的丧失而导致生物圈的严重破坏。
随着世界商品经济规模的增长，我们面临的生态问题也越来越多，其规模也越来越大：全球变暖、臭氧层破坏、物种灭绝、遗传多样性减少、热带雨林丧失、沙漠化、有毒废料扩敬、海洋污染、环境健康下降等。虽然这些问题在许多方面是各自独立的，但它们之间却是相互联系的，其中商品经济对自然的影响是其重要渊源，因为无论是通过成本外化还是自然内化于经济，都是为了资本的无限增长。
那些从经济角度看问题的人有时认为，随着生态资源的日益减少，经济也将相应注重保护资源。但是这种和谐的对应关系并不存在。环保激进分子鲁道夫·巴罗写道：“土地成本的上涨从未中断过建筑物的拔地而起和城市景观的水泥硬化。”[1]同时，也不可能用“污染者偿付的原则”解决问题，即污染成本由个体污染者承担。这种观点否认了问题的系统性和相关性：涉及整个工业体系，最终还是市场自身扩张的问题。在这种体制内进行生态改革也像其他改革一样是有局限的，因为改革一旦触及体制的本质，就会被利益集团所扼杀。
[1] Schneider，Laboratory Earth（New York：Basic Books，1997）：pp．133—4
[2] Lawrence Summers，The Economist（May 30，1992），p．65．
[3] RudoIf Bahro，Avoiding Socail and Ecological Disaster（Bath：Gateway Books，994），p．50．
超越盈亏底线
保卫环境最终需要与盈亏底线的专制决裂并进行长时间的革命（如果与生态变革相关的历史进程能够加速的话，希望这种革命不需要太久的时间），这期间，更多的与金钱驱动的经济盈亏底线不同的价值观将涌现出来。我们需要的是一个根据直接生产者的需求民主地组织起来的、强调满足人类整体需求（超越霍布斯的个体概念）的生产体制[1]。这一切必须理解为与自然的可持续性相联系，也就是与我们所了解的生活条件相联系。如果生产能以促进全人类福利的方式促进个体福利，并且以可持续性即非掠夺性的方式对待自然、满足人类需求的话，那么这种生产就可以说没有发生异化。
由于资本主义体制下的环境成本趋向于外化，而贪婪地以漠视环境需求所换来的利益仅使少数人暴富，这种对环境的掠夺导致了为争取环境公正而进行的斗争。过去我们对大众为物质福利而进行的斗争主要是从经济的角度去理解，而现在这种斗争则日益呈现出更加广阔而完整的环境背景。因而，这是为环境公正而进行的斗争，是超越人种、阶级、性别、帝国压迫、环境掠夺等相互关系的斗争，这很可能会成为21 世纪的主要特征。没有限度的资本主义的普遍化将所有为争取生存而挑战这种制度的人们团结了起来。为社会公正而进行的历史性斗争也正在前所未有地与为保护地球而进行的斗争汇合在一起。我们的斗争将告诉我们：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法必须超越盈亏底线。这才是21 世纪的真正希望所在。
[1] 关于环境学家对“历史加速”概念的讨论（由世界观察研究所特别赞助），见John Bellamy Foster，The Vulnerable Plante（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99），pp．1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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