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7年的革命民主——﹝印度﹞索玛·马里克（Soma Marik）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1917年的革命民主

﹝印度﹞索玛·马里克（Soma Marik）

陈雁回译、值班义工校

　　那些将十月革命直接联想到斯大林主义统治的人总是无视介于两者之间发生的内战。

　　差不多一个世纪以来，大多数评论家都认为十月革命是不民主地夺取国家权力。布尔什维克在二月之后没有允许自由民主的发展，而是迅速控制整个国家。
　　那么1917年的俄国自由主义到底是什么样的民主？民主参与的替代形式——苏维埃、工会、农民联合会或者其它形式——是否可用？与主流认知不同的是，俄国革命的历史表明，布尔什维克不但不反民主，反而支持当时最激进的民主力量，反对自由主义者企图限制这些力量的计划。

　　二月革命期间的民主

　　俄国的自由主义者想要在继续一战的同时避免革命。当二月革命开始时，他们仍然忠于沙皇，并不反对总理戈利钦（Nikolai Golytsin）签署解散杜马的命令。
　　自由派最先进的想法也只不过是组建一个杜马成员的私人委员会来保持自己的知情权。当沙皇的垮台在所难免时，这个委员会才成为临时政府。
　　正如长谷川毅（Tsuyoshi Hasegawa）在近四十年前的解释那样（校按：·1980年出版的著作《二月革命：彼得格勒，1917》（The February Revolution: Petrograd, 1917）），自由主义者试图制定一个不可能的政策：他们将临时政府的合法性与旧政权挂钩。虽然他们不得不接受杜马的解散，但他们声称临时政府的权威来自那个机构。
　　在与沙皇打交道时，他们显示自己是反对无政府状态的法律和秩序的捍卫者。甚至当他们要求沙皇退位时，也只是希望能借此避免革命。
　　就在利沃夫（Georg Lvov）王子成立临时政府的时候，它对民主显然不感兴趣。在法国大革命建立的模式中，一个经过选举产生的制宪会议的成立标志着一次成功的民主起义的结束，但是临时政府尽其所能拖延这种投票。
　　3月3日，临时政府宣布选举将在普及、保密、直接和平等的基础上进行投票。相对于沙皇杜马的间接和阶级为基础的投票制度，这是一个大胆的改革。但就在第二天，立宪民主党（主要的自由派政党）领袖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iukov）告诉法国大使他试图避免订出投票日期。
　　临时政府也拒绝说明妇女是否能够参加。1905年革命以来，俄罗斯女权运动要求妇女有投票权。现在，女权主义者们却很谨慎，因为政府没有澄清“普及”是否包括妇女。第一届临时政府中唯一的社会党人亚历山大·克伦斯基在3月11日宣布妇女投票权问题必须等待制宪会议来决定。
　　女权主义者于3月19日组织了一次大型示威游行。四万名妇女参加游行，其中包括大量的工人，但当亚布尔什维克成员历山德拉·柯伦泰（Alexandra Kollontai）试图发表演讲时被拒绝了。
　　临时政府声称，容许妇女投票将会推迟选举。女权主义者向苏维埃的领导人施压，7月20日，政府修改了法律。但到那时，自由主义者已经在策划一场与右翼将军的政变，因此这几乎不算是民主的转变。
　　我们详细研究这个过程时可以看到临时政府在组织民主选举时不太认真。政府花了三个星期的时间宣布选举委员会成员的名字。接着讨论又拖了两个月，因为委员们要讨论从投票年龄到逃兵和沙皇家族是否应该也有投票权。
　　这些程序性障碍都帮助临时政府推迟了宣布选举的日期。最后，在六月苏维埃的第一次会议中，由于布尔什维克的力量在彼得格勒的工人中大增，而当苏维埃代表大会掌权的呼声越来越高时，临时政府采取了行动。6月14日，它宣布选举将在9月17日举行。
　　但当大多数自由派在七月初从政府辞职时，新的联合政府坚持将选举推迟到11月12日。一直以来，这些自由主义者支持科尔尼洛夫（Lavr Kornilov）将军的政变阴谋，意图结束任何民主的选举。

　　阶级的自我组织

　　与自由派临时政府对民主的抵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机构在二月之后兴起，让工人、士兵和农民得到政治和经济的控制权。
　　在1905年革命中，工人们创造了不考虑成员的政治附属联系的苏维埃。他们选举自己的代表，只授予党的领导人协商角色。1917年2月，选举苏维埃的呼吁来自两个方面：激进工人和左翼激进分子，尤其是布尔什维克的维堡（Vyborg）地区委员会。
　　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国际主义派，又名Mezhraionka（校按：自我定位于孟什维克与布尔什维克之间路线的派别），是最先呼吁成立苏维埃，他们认为这将成为真正的革命政府。相反，孟什维克组建了苏维埃的执行委员会，他们把党的领导人放在第一位，然后要求选举代表纠正1905年的错误。
　　然而，尽管自由派和温和的社会主义者都认为工人和士兵会跟随执行委员会，但他们根本不想让这个精英团体领导。相反，正如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的尼古拉．苏汉诺夫（Nikolai Sukhanov）四年后在他的回忆录中所写的，他的政党认为取代沙皇政府必须是纯粹的资产阶级政府。
　　工人和士兵们却不这么认为。对他们来说，没能达到他们要求的革命根本不能算是个革命，所以他们要求继续革命。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在为自由派当权争论时，士兵正渴望着结束封建的军队生活。
　　他们实际上发布了一般被称作一号命令的法令给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孟什维克领导人马特维·斯科别列夫（Matvey Skobelev）。这一法令要求在军队中选举士兵委员会，并让士兵代表进入苏维埃。它把军队置于苏维埃控制之下，而不是临时政府。士兵们同意在值勤时接受军纪约束，但他们要求有公民权利。最后，法令还废除了军队的封建习俗，把武器交给了士兵委员会。
　　临时政府试图在城市杜马这样的机构里生存，城市里所有阶层的人都可以作为公民投票选举，但苏维埃成为重要的民主机构。甚至在十月之前，苏维埃政权就接管了当地的政府机关。
　　地方苏维埃在莫斯科、雅罗斯拉夫、喀山、尼科拉耶夫、顿河畔罗斯托夫等地发展起来，他们把现存的官方机构统统归于他们的控制之下。依靠城市里的军事保护，这些组织处理了当地的问题。普通公民把工厂委员会、工会、专门委员会和当地民兵组织在一起。
　　例如，城市苏维埃与农村组织合作管理食物供应。3月5日，彼得格勒的工人发现了将近二百辆运到私人的卡车。苏维埃的粮食委员会把它们送到北部前线，因为他们知道那里的士兵只剩下一天的食物了。
　　克拉斯诺亚尔斯克（Krasnoyarsk）的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西伯利亚铁路沿线发了一份电报，禁止投机性的食物运送，莫斯科苏维埃在1917年5月发起了全俄粮食大会。
　　农村苏维埃稍晚些时候出现了。在《俄国革命史》中，托洛茨基记录了乡村斗争的模式，表明直到苏维埃开始反映农民的政治态度时他们才打消对它的怀疑。反封建斗争最初把农业工人、农村半无产阶级和农民联合起来纳入一系列的机构。
　　有些是国家支持的，比如乡镇行政委员会或土地和食品委员会。农民也组成了苏维埃，但他们可以不依靠国家机构来行动，即使那些组织从更高层面向右倾。
　　虽然苏维埃并没有立即出现在农村，但到七月下旬，俄罗斯七十八个省中的五十二个中有苏维埃农民代表。俄罗斯813个县中几乎有一半也有当地的农民苏维埃。

　　工人控制的组织

　　从1917年3月开始，工人联合为八小时工作制斗争，在工厂、工业、城市和国家的层面反对资本家。工厂雇员希望拥有基本权利，更民主的工作条件和更少的剥削。
　　这些要求与资本主义对利润的追求以及政府把继续战争放在优先于其它事情上的愿望相冲突。这些斗争迫使工人意识到他们需要一个新的秩序——不仅在政府，也在工作场所。
　　他们开始选举工厂委员会，他们的职能和意图各不相同。两个主要的研究——S.A.史密斯（S. A. Smith）对布尔什维克比较批判（校按：·2010年出版的《红色彼得格勒：革命人的工厂，1917—1918》（Red Petrograd Revolution in the Factories, 1917–1918））和大卫．曼德尔（David Mandel）（校按：·2017年出版的《俄国革命中的彼得格勒工人，1917年2月至1918年6月》（The Petrograd Worker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February 1917-June 1918））更为支持的立场的叙述——向我们展现了这些组织的特征。
　　工人控制的组织在二月革命之前没有出现在任何一个社会主义政党的平台上。即使是在四月列宁回国后相当左倾的布尔什维克——尤其与本党的加米涅夫和斯大林对临时政府的有条件支持相比——对于权力何时会移交给苏维埃这一点上，仍然模糊不清。
　　列宁在《四月提纲》中说，党的目的是把社会生产和产品的分配置于工人代表的苏维埃控制之下。从卡门·西里亚尼（Carmen Sirianni）到大卫．曼德尔，一些学者强调，俄语中的Kontrol与英语的Control有不同的含义。俄语词意味着监督、监管或监督，而不仅仅是行政。
　　实际问题推动工人们前进。第一个呼吁是在工厂里建立民主或宪政制度，由选举委员会监督。但问题很快变得更加复杂。资产阶级推迟了八小时工作制的要求。资本家们声称，当士兵们在前线死亡时，工人们在提出自私的要求，显然试图分化革命阶级的两个部分。
　　这场运动适得其反：在这些争论中，工人开始质疑管理层的决定。一些工厂主声称生产能力因缺货而停滞不前。工厂委员会要求准许他们对这些陈述进行核实，来建立工人的权力。
　　到了5月，甚至右翼孟什维克都认为资本家正在策划一个隐藏的闭厂行动。在1905年，一场协调好的资本罢工挫败了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斗争，这是工人们记忆犹新的经历。
　　5月中旬，彼得格勒苏维埃通过了温和的经济振兴法规，贸易和工业部长，工厂主亚历山大·科诺瓦洛夫（Alexander Konovalov）辞职，警告说，在不久的将来，数百家企业将倒闭。另一个主要工业家拉巴布斯克西（V.P. Ryabushinskii）解释说，国家干预（校按：指资产阶级的国家）是不可能的，因为国家处于苏维埃控制之下。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彼得格勒的工人召集了一个全市范围内的工厂委员会会议。6月1日，会议投票赞成布尔什维克的决议，呼吁全面向苏维埃移交国家权力。工厂委员会把彼得格勒苏维埃的工人推往左的方向发展。5月31日，这一机构提出，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的真正解决办法是建立工人从下层（工厂）到上层（国家）的控制。
　　工厂委员会数量和影响力都在增长，并迅速激化。在六月的会议上，左翼的社会革命党人莱文（V. M. Levin）解释说，工人们而不是资本家，必须变得主动进取。
　　但是当无政府主义者要求自下全面接管时，即使布尔什维克也反对。一位布尔什维克代表解释说：

　　控制还不是社会主义。掌握了控制权之后，我们将以实际方式学习如何在生产中积极工作，我们将以有组织的方式把它引导到社会主义的生产。

　　在某些情况下，工厂委员会承担管理角色以保持工厂运行。这造成了左与右双方的冲突。在十月的全国工厂委员会会议上，大卫．梁赞诺夫（David Ryazanov）说，“一个工厂委员会的成员不知不觉地变成了一个资本家的代理人”。在一次较早的会议上，列宁把工厂委员会称为资本家的跑腿男孩。新兵工厂（New Arsenal factory）的一位代表解释说，如果工人找不到原材料，工厂就不能长时间运行。
　　这些分歧表明了在这个革命年代中民主辩论的活力和多样性。基层组织团结起来解决问题的方式，并不总是与党领袖关于革命应该如何进行的想法相一致。

　　十月和之后

　　即使是接受1917民主革命的现实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也倾向于认为十月革命结束了这一切。然而现实是相当复杂的。
　　投票后没有起义。但是布尔什维克，特别是托洛茨基和雅可夫·斯维尔德洛夫（Yakov Sverdlov）——具实效的行动领导者——使用苏维埃和士兵委员会来赢得军队中大多数的支持，并使其余部分采取中立态度。
　　除了士兵，工人阶级运动建立了他们自己的赤卫队。正如雷克斯·韦德（Rex Wade）所证明的那样（校按：·1984年出版的《俄国革命中的赤卫队》（Red Guards and Workers' Militia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孟什维克的社会主义革命领导层不信任这一类计划，称之为布尔什维克倡议的。七月事件实际上减少了布尔什维克对赤卫队的影响，但与科尔尼洛夫的斗争明确巩固了列宁的政党在这一领域的政治霸权。
　　奥兰多·菲格斯（Orlando Figes）是当今最广为人知的右翼历史学家之一，他发表了一系列涵盖他的研究的在线文章。在〈列宁和十月政变〉中，菲格斯坚称列宁催促他的政党走向“以他想出的夺权方法的政变”。可是菲格斯没有提供这些说法的证据，他更不愿意解释托洛茨基和斯维尔德洛夫没有遵循列宁的战略，号召全国起义。
　　事实上，苏维埃的一个机构，军事革命委员会领导了十月革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其紧要关头，试图建立一个真正的权力结构，来通过土地、和平和苏维埃权力的基本法令。它还采纳了尤里·马尔托夫（Julius Martov）的决议，要求组建一个包括所有社会主义党派的政府。
　　然而，孟什维克、右派和中间派的社会革命党人，甚至马托夫本人领导的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最终拒绝了任何这样的政府。他们拒绝将政府权力交给苏维埃代表大会。
　　社会革命党在十月起义前不久就分裂了，玛丽亚·斯皮里多诺娃（Maria Spiridonova）、鲍里斯·卡姆科夫（Boris Kamkov）等人领导的左派支持苏维埃，成为十一月农民特别代表大会和十二月一般农民代表大会的主要力量。几个月来，他们作为布尔什维克的合作伙伴在政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历史学家忽视这一阶段的倾向，导致他们忽视了这个革命民主的运作方式。
　　苏维埃代表大会选出了一个新的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即VTSIK。该组织的纪要表明，它对实际问题进行了讨论，但是布尔什维克自己对正确的方法有不同意见。
　　例如，11月1日的会议纪要显示了关于形成一个全社会主义政府的长期争论，其中布尔什维克表示愿意将其它政党纳入政府，只要他们接受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作为权力的来源和监督的机构。它们把新政府交给了VTSIK。因此，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拒绝此一建议，显示他们拒绝接受苏维埃。
　　因为温和的社会主义者要求列宁和托洛茨基不参与任何的新政府，谈判陷入了僵局。有人认为，这场辩论表明布尔什维克不妥协，尤其是列宁的支持者。相反，我们应该承认它是温和派的不妥协。社会革命党人宁愿与资产阶级自由派和沙皇将军合作，也不愿意接受革命民主。
　　然而，这一说法仍然存在：布尔什维克摧毁了民主。内战、布尔什维克的缺陷、以及反布尔什维克势力的影响，虽然它们存在了好几年，都需要另加检视。但是，我们应该强调苏维埃在十月以后的连续性，以及声称一个纪律严明的政党从一开始就计划把一切权力掌握在手中的荒谬。
　　1917年2月，布尔什维克约为24,000人。到七月，它们已经增长到了大约十倍，到十月达到了大约400,000人。他们并非都是强硬的列宁主义者。相反，他们大部分是激进的工人、士兵和农民。
　　在1917—18年间，列宁关于工人国家的想法是“任何一个普通工人都可治理”。这个想法反映了一种真正想要简化国家机器的愿望。在1917年底和1918年初，在这一个持续的阶级斗争时期，资本家拒绝与新政权合作，人民委员会、VTSIK和最高经济委员会在所有国家机构中只占5%以上。所以工厂委员会执行了其余的工作。苏维埃机构在十月之后继续延续，在各个层面上发展起来。
　　亚历山大·拉比诺维奇（Alexander Rabinowitch）指出（校按：·2008年出版的《执政的布尔什维克》（The Bolsheviks in Power: The First Year of Soviet Rule in Petrograd）），彼得格勒市的第一个城市地区苏维埃建立了自己的人民法院体系，取代了旧的司法机构。它有一个调查委员会，一个社会福利部门，一个法律部门，一个住房部门，一个文化教育部门，以及它自己的媒体。1918年五月和六月期间，举行了布尔什维克、左翼的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孟什维克国际主义派、社会革命党等的会议。正如拉比诺维奇所说，这次会议代表“尽管内战的不断侵扰，但仍在努力恢复与民众有意义的联系”。
　　如果我们想了解这场革命民主的终结，我们不能忽视这场战争，那些从十月革命直接联想到斯大林主义统治的人总是无视或淡化这场血腥冲突的影响。

2018年4月27日

　　索玛·马里克是RKSM VivikaNang-VIDYABABAVAN（校按：附属于印度西孟加拉国国国邦大学（·West Bengal State University）的一所女子学院）的历史副教授，也是一位女权主义者，他参与了加尔各答的Nari Nirjatan Pratirodh Mancha（校按：「加尔各答反对压迫女性论坛」（Forum Against Oppression of Women, Caluctta））和Maitree网络（校按：西孟加拉邦的女性权益的连结）。著有《革命民主：古典马克思主义中的解放》（Revolutionary Democracy, Emancipation in Classical Marxism, Haymarket Books, 2018）

　　原文链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8/04/1917-russian-revolution-democracy-bolshevi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