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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二月共识之后
﹝英国﹞克里斯·瑞德(Chris Read)
陈雁回 译、值班义工 校
十月革命是大众对二月革命的成果被篡夺的不满引发的。
二月革命期间,俄罗斯帝国拥有前所未有的团结。所有的阶级,种族和民族团体都乐于看到沙皇尼古拉二世被推翻。亚美尼亚人、车臣人、楚科奇人、芬兰人、格鲁吉亚人、哈萨克人、波兰人和乌兹别克人与农民、知识分子、工人、管理者、银行家甚至一些地主一起庆祝沙皇的倒台。但这种团结不能持久。
一年后,沙皇俄国分裂,并持续下去,直到在1919高峰期,至少有二十个分离的组织(若相加起来)声称控制了曾经是统一的帝国的全部或部分地区。随后的战争包括了欧洲最野蛮的反犹事件,夺走了一千万条生命。
帝国人口的两极分化改变了历史,历史学家们对其后果——特别是民族自决的兴起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根本的过程。
考察二月的团结所发生的事情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俄罗斯革命,以及政治激进化对经济和社会的影响。
大分裂
对二月革命的支持在最初是压倒性的,但是这个联盟很快就出现了裂痕。左翼政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分裂,但他们对第一届临时政府几乎没有影响。实际上,在主要城市和村庄中,彼得格勒和莫斯科的革命中心的气氛很大程度上仍然是爱国的。
历史学家常常忽视二月革命时的具体情况,包括亲战情绪,至少俄罗斯人想保卫帝国领土免受德军和盟军进攻。战争已经失去了很多支持,但没有人愿意投降。公民们被迫战斗,但厌弃了那些被视为应对国家困境负责的人,尤其是沙皇、皇后和想象中的亲德政党。起先,许多革命者推翻尼古拉,是为了重整旗鼓投入战争,而不是要帝国垮台。
当然,和平主义者在二月和主战派一起走上街头。但是,正如《革命城市的光辉》的作者苏卡诺夫告诉我们的那样,那些携带反战口号标语的人受到威胁,经常被驱逐出示威游行。统治集团之外没有人想要战争,但普通公民更不喜欢被德国占领的前景。除了投降,他们希望以任何方式结束战争,所以他们相信呼吁和平的活动家属于亲德的阴谋集团。
其它重要的分歧迅速激烈起来。所有主要政党都接受了民主选举产生制宪会议的协议,但是这一协议并没有解决谁应该执政的紧迫问题。
左派承认新成立的苏维埃是主要机构。然而,他们没有预见到后来出现的双重权力制度。事实上,临时政府似乎是唯一可以想象的结构。它在二月成立,建立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之上,并承诺统治直到制宪会议选举举行为止。只有在列宁回来之时,才有人怀疑这条道路。
同时,尼古拉退位的设计者——国家杜马的自由派政治家,军队高级指挥官和贵族集团——对于尼古拉退位之后的事情都没有任何共同的想法。很多人,包括米留科夫(立宪民主党创建者),想要拥立新沙皇——尼古拉的弟弟米哈伊尔二世。然而,民众的抵抗突然破坏了君主主义者的美梦。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事件中,当米留科夫主张支持新沙皇之后,工人们以大声喝倒采作为响应。
统治菁英想要阻止革命蔓延,而不是促进革命而团结起来。这种错觉的最终破灭,在这场两极分化的事件中为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面对德国入侵,这种民族团结很快就暴露是出既天真又不实的假象。
虽然许多人都庆祝二月革命,但他们都要面对这些矛盾的地方。有产者认为这标志着新的战争,并希望沙文主义浪潮淹没革命。军方领导人期望鼓舞士气,以便在未来一年获得更多的胜利。工厂主希望它能平息工人骚动,而工人们认为他们的生活条件最终会获得改善。农民们想要惩戒、甚至最终推翻土地所有者。这些爆炸性的分歧立即出现了。
临时政府
临时政府体现了二月革命的精神。当其它人研究它的政策时,我对它的演化更感兴趣。因为一百年过去了,我们也没能对其作为给出明确的解释。
最初,临时政府由自由主义者组成,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引导国家走向民主,但这一承诺有一个致命的困境——如果他们建立了民主制度,选民很可能会抛弃他们。自从革命开始,大多数人,可能在80%左右,支持左翼政党,比如社会革命党和社会民主党。
临时政府的自由主义者,从立宪民主党和十月党到他们的民族主义盟友,知道如果举行全国大选,他们将面临毁灭。左翼政党也知道这一点,这让他们更加怀疑他们的自由主义盟友会否履行承诺。尽管如此,所有反沙皇力量的联盟暂时维持住了。
当列宁从流亡归来并宣布“不支持临时政府”时,联盟的第一个重大裂痕就出现了。虽然列宁远未要求立即推翻它,但他正在策划合乎逻辑的下一个革命行动。
正如他所想的那样,团结资产阶级在反对沙皇的斗争中是有用的,但沙皇一旦退位了,资产阶级就成了人民的主要敌人。革命力量不应该和他们纠缠在一起。列宁认为改良社会主义正是允许左派把无产阶级交给仁慈怜悯的资本主义的想法。
随着统治菁英的意识形态开始缓慢分化(但是速度逐渐加快),群众之间也开始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军队内部分化
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两极分化——一直被低估的过晚废除的农奴制的结果——长期以来是俄罗斯社会的常态。毕竟,很少有人能弥合地主和农奴之间的鸿沟。虽然俄国社会及其经济在十九世纪晚期不断发展,但普通人与上层社会仍有相当大的差距。
这种传统的两极化在整个革命中进入了关键领域:军队。正如许多研究所指出的,军队内部严重分化,军官们实行严格的等级制度。
新的征兵工作缓和了这一点,因为服役的知识分子和中产阶级官员同情下层士兵。在这方面,他们反对那些认为必须使士兵屈服的同僚,或者像科尔尼洛夫建议的那样,处决不服从纪律的士兵。
甚至二月革命也没能使军队团结。所以当全国人民欢庆时,士兵们对他们最严厉的指挥官发动了猛烈的报复。从一开始,士兵和水手在革命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的人生始于两极分化并逐渐扩大。在这方面,他们比农村和城镇的工人领先一步,他们不久就被升级的暴力、下降的生活水平和精英们试图遏制革命冲动的笨拙手段加剧了对抗。
控制权争夺战
俄罗斯人民非凡的力量、智慧、天赋和耐力贯穿于1917。这是我们可以无保留地庆祝革命的一个方面。在村庄、工厂、战舰和兵营中,地方政治斗争达到了顶点。
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农民。总的来说,受过教育的现代化精英们认为农民是进步的阻力。他们认为农民因为传统、宗教和迷信而愚昧,并且胆怯、恭敬、狡猾、狭隘、贪婪。
右翼知识分子和活动家,包括尼古拉二世本人,都把这些特质理想化,认为农民是反对激进派野心的传统价值观的堡垒。左翼也赞同这一观点,认为农民是无知的保守主义者,他们的目的仅仅是保卫自己的小农场。
马克思把农民描述为“文明内部的野蛮阶级”(校按:来自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虽然他晚年发展了更为复杂的观点,但左派最熟悉的还是他早期的着作。托洛茨基和高尔基认同他的观点,厌恶农民。自由主义者和其它人也不信任他们,称农民为“黑暗群众”。
然而,在整个1917年,这些据称落后的人们进行的革命活动使知识界的支持者感到惊讶。虽然每个地区和村庄都有自己的些微差别,但这种自发的政治行动具有很多共同的特点。
首先是农民联合起来组建村民委员会。他们将这些组织称为农民委员会,尽管有时允许可信赖的非农民参与:教师,牧师,甚至地主。农民很快就清除了那些试图控制委员会的人。
农民意识到他们不会立即遭到镇压后,委员会就开始采取不断升级的行动。他们非法收集木柴——土地所有者附属品——并开始侵占牧场,在私有土地上播种。他们还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低的租金。
尽管他们迫切希望进行土地再分配,但「全面再分配」(“Black Repartition”)(校按:19世纪末俄国的一个民粹派政党「土地平分社」的名称,意思是Universial Reparition,即全面重新划分土地予农民)的时间尚未到来。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没有受到任何报复行动,于是他们的行动变得更加大胆。
我们可以将二月革命和十月月革命之间的时间分为三个时期。从尼古拉退位到初夏,激进化程度不断扩大。在七月的武力镇压之后,政府中的反动分子和右翼分子试图收回人民的权利。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就像二月革命本身一样,这件事也引起了一段新的激进化时期。
在七月之前,农民们相信他们能赢得自己的土地。然而,七月之后,他们意识到他们的敌人正试图阻止他们。这导致农民 ——和工人 —— 进入了一个防御式的激进化时期,深化革命以保护革命成果。
对农民来说,这意味着夺取土地并对更顽固和敌对的地主采取暴力行动。农民活动从组建委员会到暴力夺回土地,说明两极分化的深远影响。 它还强调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企图阻止革命只会使这一进程更加强大。
工人活动也遵循类似的模式。3月初,城市工人阶级赢得了长期的斗争:他们成功争取缩短了工作周,并获得了更高的工资。但是,就像他们的农村同志一样,城市工人的激进行动也在升级,两极分化的影响也越来越明显,显然,政府希望剥夺这些权利。到夏季和初秋时,他们的要求已远远超出工资的领域。他们越来越普遍的想要控制工厂。
借着一些历史学家的工作,我们非常清楚这是如何发生的。激进化的主要驱动力是通货膨胀而不是政治。三月份的工资上涨很快就被通货膨胀抵销了,而战争生产的压力,尤其是彼得格勒的战争生产压力,使工时限制无效。工人及其家人很快就发现自己的处境和以往一样糟糕。
这种情况刺激了工人的革命热情,但反过来又导致了雇主的抵制,雇主关闭工厂以进行报复。一些工厂主承认,停工旨在控制工人; 在其它时候,老板声称他们缺乏燃料或原材料来维持生产。
工人们的回应让他们的经理感到惊讶: 他们没有放弃,而是开始管理工厂。工厂所有权的阶级斗争开始发展了。失业推动了这种对立。工厂关闭意味着由于工资微薄仅仅足以存活,没有储蓄或罢工基金可以依靠的工人及其家人将面临贫困。
随着农村和城市工人发展出更激进的立场,政府努力维持其合法性。
通往十月
发生在十月份的重大事件使城镇和乡村都意识到了一个更重要的方面。由于临时政府吸收了更多所谓的温和社会主义者,他们的选民开始反对他们。
这符合列宁四月的预测。他认为临时政府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因此,列宁警告说它不应该得到支持。它最后几个星期暴露了这些预测到的致命问题。
农民不断要求土地,但以孟什维克和所谓代表农民的社会革命党为主体的政府,则忽视或以民族团结的名义反对土地征用。采取镇压措施的许多省长都属于社会革命党。这使得农民们失望了,于是党内的温和的成员和支持土地再分配的左翼分裂了,后者最终加入了布尔什维克。
类似的事件也正在工厂中进行。 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部长们正在监督对罢工和占领工厂的镇压。结果,工人转而拥护布尔什维克。温和的社会主义者没能摆脱这个困境:支持资本家来反对自身支持群体的利益的临时政府。
历史告诉我们革命可以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来发展,也可以从政治的发展来发展。对于田地和工厂里的普通俄罗斯人来说,艰苦是激进主义的源泉。毕竟,在适当的情况下,农民所谓的保守性和不可避免的地方主义是可以克服的。国家可以轻易处理一个甚至几个村庄的叛乱,但成千上万的人同时暴动则可以推翻政府。这些事态的发展引发的动荡让政客们不得不试图驾驭。
很明显,列宁和他的支持者是唯一准备与工农并肩作战的党,群众运动赋予了他们权力。俄国革命切切实实是一场从底层开始的运动,领导者和知识分子必须跟上人民的期望。
2017年3月9日
克里斯·瑞德(Chris Read)是英国华威大学历史教授。他的近期作品包括《斯大林》(
Stalin
, 2017)《俄国的战争与革命》(
War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4-22,
2013)《列宁:革命的一生》(
Lenin: A Revolutionary Life
, 2005)
原文链接: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7/09/russian-revolution-bolsheviks-lenin-peas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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