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
来自芬兰车站
﹝意大利﹞尤里·科隆博（Yurii Colombo）
Lucius 译、郢歌客、季耶 校
一百年前的今天，列宁抵达了芬兰车站，他重新设计了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也重塑了俄国革命的历程。
一百年前的今天，当弗拉基米尔·列宁登上那列有名的“秘密列车”，从瑞士出发，穿过德国领土，最终抵达彼得格勒之时，俄国国内和前线的局势看上去还十分稳定。
新的临时政府与革命群众签订了临时协议，然而这份协议离解决引发二月革命的主要问题——战争，相差甚远。当临时政府的继续战争的侵略性军事政策被公之于众，“四月危机”中的反战游行示威证明，革命仍然富有生机与活力。
二月革命后，沙皇尼古拉二世（Tsar Nicholas II）已被软禁，临时政府也组建起来。这个政府的首脑是格奥尔基·李沃夫（Prince Georgy Lvov）。他是一位声名显赫的人物，代表了新旧政权之间存在的最后联系，但是内阁却被掌握在自由主义者（译注：立宪民主党）手中，革命将他们捧上了权力的中心，而他们也为革命所深深震慑。
外交部部长是帕维尔·米留可夫（Pavel Milyukov），他曾是立宪民主党的领袖；战争部部长是亚历山大·古契科夫（Aleksander Guchkov），他是十月党人（Octobrist。译注：十月党，正式名称为十月十七日联盟，是一个非革命中间派俄罗斯帝国政党），并担任国家杜马主席；司法部部长则由社会革命党（Socialist Revolutionary）的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担任，他是内阁中唯一一名社会主义者。
新政府的首要任务便是向协约国和俄国资本家保证：战争会继续下去。正如米留可夫向法国记者表达的那样，“俄国革命是为了移除阻碍俄国在战争中走向胜利的障碍而诞生的。”
二月革命创造了工人民主选举的议会，与1905年的革命中一样被称为苏维埃（Soviets），但现在的苏维埃也包括了士兵代表。第一个苏维埃出现在彼得格勒，很快帝国的每一个省份都建立起了苏维埃组织。
3月1日，彼得格勒苏维埃颁布了一号政令，宣布：“一切国家杜马军事委员会的政令需在不违背工人士兵代表大会的政令和决议的情况下执行。”
除此之外，革命也带来了全新的、与往昔截然不同的自由气息，以及持续不断的警察骚扰的终结。当英国记者摩根·菲利普·普莱斯（Morgan Philips Price）乘火车于4月6日到达莫斯科后，他写到：
“我穿过城市的大街小巷，很快注意到自从我上次来到这里后所发生的变化。街上看不到一个警察或宪兵。他们都被逮捕并押送到一支小特遣队面前。没有了警察的莫斯科看上去洋溢着无比的欢乐与幸福。”
此时的彼得格勒苏维埃由各色社会主义者所主导，特别是孟什维克派。他们坚持认为，政府应该由资产阶级牢固掌握，而工人阶级只要扮演好平衡力量的角色，向新的临时政府施压就够了。
在他们（孟什维克）看来，俄国还没有准备好进行一场社会主义革命。“双重权力”（“dual power”）的局面发展迅速：执政的临时政府代表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利益，而真正的权力掌握在苏维埃和工人阶级手中。
3月23日，美国参战。同一天，彼得格勒埋葬了二月革命的死难者。八十万人向战神广场（Mars Field）游行，这是那一年最大规模的群众运动。
葬礼演变成了对世界人民团结的赞曲和对和平的呼吁。在列昂·托洛茨基的经典作品《俄国革命史》（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中，他写道：“俄国士兵与德奥战俘的共同游行乃是一个生动并赋予希望的事实，它能令人相信：不管怎样，革命总在带来一个更好的世界。”（译按：此处翻译参考了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上的《俄国革命史》中文版）
策烈铁里（Tsereteli）和其它的孟什维克苏维埃领袖向临时政府保证，他们将永远支持后者，并相信战争应当继续，即便处在“守势且得不到任何新领土”的情况下。这种中间立场的表态试图对临时政府继续战争的指令持观望态度。仿佛任何改变都未发生，这与士兵和工人对和平的愿望极为不同。
3月14日，彼得格勒苏维埃发表宣言，呼吁“全欧洲人民发出呼声，共同行动，坚决斗争，拥抱和平。”但是对德国和奥匈帝国工人的呼吁则是，“民主的俄罗斯不会威胁自由与文明”，以及“我们将会坚定地捍卫我们的自由以免受任何反动势力的侵犯”。像战前一样，很多人读到了这些呼吁。
正如托洛茨基所认为的，“当米留可夫的文章宣称，‘这份宣言尽管有着明显的和平主义色彩，但它仍然宣扬了与我们和我们的同盟在关键上一致的意识形态’，此时他的文章可以说是一千倍的正确。”
在二月革命前，战争就已陷入了停滞阶段：士兵拒绝战斗，并有成百上千的士兵逃跑。士兵们还与本为敌人的德国士兵交好。
让我们回到1914年的圣诞节，这种德国和俄国士兵之间的兄弟友谊包含了跳舞和交换白兰地及香烟，这样的友谊持续了好几年，并且没有引发对军队的公开反叛。历史学家马克·费罗（Marc Ferro）引用了俄国士兵写给其妻子的，关于军官们的一封信：
“你说打仗？他们坐在那边喝大茶，可我们要待在泥浆里，他们拿着五六百卢布的津贴，可我们只有七十五卢布。他们被不公平弄瞎了眼。对他们来说，战争是不一样的：当兵的在受着战争中最苦的苦难，而他们却全身佩戴着各种勋章、十字章和奖章。他们中很多人还都离着战场远远的。”
最开始，将军们竭力阻止来自彼得格勒的革命消息传到前线的队伍里去，结果却是德国军队告知了俄国士兵二月革命的消息，这为士兵对军官们的不信任火上浇油。矛盾的是，革命为逃兵活动画上了句号：士兵们期盼着即将到来的和平，他们并不想破坏新政府缔结和平条约的能力。
来自前线的报告向我们展示了这样一种情绪：“前线士兵支持战争，但不参与进攻行动。”又几周过去了，第五军指挥部报告，“士兵的斗志已经垮了……政治动荡的影响在整支军队的每一层级迅速传播，整个军队都只盼望一件事——结束战争，回家。”在四月的第一个星期，西线和北线共有八千名逃兵。
列宁回国以及他著名的《四月提纲》（April Theses）的公布彻底扭转了布尔什维克的政策，他们提出“绝不支持”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临时政府。
在斯大林和加米涅夫领导下的布尔什维克持温和立场，且继续支持“工农民主专政”的立场，像列宁在1905年所做的那样贯彻一场资产阶级革命。
在党的机关刊物《真理报》（Pravda）的一篇文章里，加米涅夫提出“四月提纲”代表的只是列宁的“个人立场”，并且“难以接受列宁展示给我们的总体计划，因为他假定资产阶级革命已经结束，并且指望这场革命会迅速转入社会主义革命。”
在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会议上，斯大林也支持与孟什维克国际主义分子（internationalist Mensheviks）联合的一种可能：“类似于齐美瓦尔德-昆塔尔（Zimmerwald-Kiental）”（译注：指1915年在瑞士齐美瓦尔德召开的社会主义者反战会议，以及翌年在瑞士昆塔尔召开的第二次社会主义者反战会议。会议虽表达反战意愿，却是以中派和平主义为主导，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主张变帝国主义战争为革命，属于齐美瓦尔德多左派）。尽管在1915年齐美瓦尔德会议上，列宁仍怀疑多数派的和平主义反战用辞反而大开支持战争的方便之门，并称呼他们是“考茨基派白痴”（“Kauskyite-shitheads”）。
当列宁于四月回到俄国，他认为齐美瓦尔德左派完全击垮了齐美瓦尔德多数派，包括其中的孟什维克分子，这些人正是斯大林和其它布尔什维克希望联合的党派。
列宁不休不眠地持续工作，终于争取到了全党的支持。布尔什维克此时有79000名党员，其中15000人在彼得格勒。虽然在彼得格勒苏维埃只有一支很小的力量，他们也足以在各类事件里扮演主要角色。
无论是临时政府，还是苏维埃里的孟什维克的领袖都不希望四月的下半个月再出现新的政治危机。米留可夫和俄罗斯资本家向盟友再三保证俄国将在战争里的扮演的角色，并希望拿下奥斯曼帝国控制下的达达内尔海峡（Dardanelles）。
然而，米留可夫意识到，如果不与苏维埃做出一些妥协，军队几乎无法接受新政府的作战计划，也无法执行。
另一方面，策烈铁里坚持认为，一份对俄国而言，战争只是一场防御战争的政府声明是十分必要的。来自米留可夫和古契科夫的反对失败了，这份于3月27日公布的声明称：
“俄国人民无意以他国人民为代价扩张其对外权力，且不以奴役、羞辱任何人为目的……但是俄国人民绝不允许祖国因为一场战争而遭受羞辱，以及她的珍贵资源遭受损失。”
3月27日的防御声明并不被协约国认可，他们认为这是对苏维埃的屈从。法国大使莫里斯·帕雷奥洛格（Maurice Paléologue）抱怨这份声明“胆怯而含糊不清”。
但是米留可夫决心孤注一掷，利用战争对抗革命，他已经考虑到临时政府与苏维埃之间的力量对比关系。他想要一步一步地让前者动摇。
就在几天后，临时政府的代表与苏维埃的代表进行了新的会谈。俄国急需来自协约国的贷款以继续一场战争，而一份新政府备忘录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在4月18日，米留可夫向协约国各政府发出了新的纪要，这份纪要突出了“与协约国缔结全面协议以继续战争，并会注意到他们所持有的债务”。
这也表明了革命不过是强化了公众对于打一场胜仗的愿望。在4月19日的特别夜间会议上，苏维埃执行委员会讨论了这份纪要。“（对这份纪要）毫无分歧意见和没有任何辩论就不是委员会所期望的结果。”委员会成员弗拉基米尔·斯坦科维奇（Vladimir Stankevich）如是宣布。
一份孟什维克的刊物《工人时报》（Rabochaya Gazeta）为米留可夫的纪要加上了新的羞辱——“对民主制度的拙劣模仿”。然而著名的自由主义刊物《时报》（Novoe Vremya）则竭力为他的纪要辩护，表示绝不可能撕毁任何现存的协约。
如果俄罗斯这样做——“我们的盟友也坚持行动的自由：如果没有协约，就没有人需要遵守协约……我们认为由于多数人的愿望，全体俄罗斯公民会认定昨天纪要的基本精神是正确的。”
这份纪要引爆了公众的愤怒情绪。《工人时报》写道：
“彼得格勒的反应十分激烈并令人担忧。城里的每一个地方，在街头或在电车上见面，人们情绪激动，关于战争即将发生的论调持续升温。鸭舌帽和手帕代表和平，而高檐帽（derbies）和平底软帽代表了战争。在工人街区和军营里，对纪要的态度变得越来越倾向于反对联合政府。”
苏汉诺夫（Sukhanov）是一位孟什维克，同时也许是俄国革命的最佳见证者，他的回忆生动地再现了当时的情景：
一大群工人，他们中有些人带着武器，从维堡出发，一齐走向涅瓦大街。还有很多士兵跟着他们。领头的人举着标语：“打倒临时政府！”、“打倒米留可夫！”狂热的情绪席卷了工人街区、工厂以及军营。很多工厂空荡荡的。到处都是本地工人的集会。
在4月20日夜间，苏维埃中的孟什维克领袖要求政府发出一份新的纪要，他们要以和平主义的观点纠正米留可夫个人，但最后他们接受了克伦斯基为首的社会革命党的立场，满足于一份对于纪要的“解释”。
除了这件事情，在4月21日，再一次出现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浪潮，这一次是由布尔什维克指挥和组织的。自从革命以来，这是列宁的党第一次站在了群众运动的排头兵位置，而不是继续做运动的跟随者。与此同时，在涅瓦大街上，在立宪民主党的组织下，武装的政府支持者聚集了起来。据4月22日的《工人时报》报导：
“在昨日的彼得格勒街头，空气中的火药味比20日更浓重了。在[工人]街区发生了多起暴力冲突……各类旗帜横幅的内容是多种多样的，但是总的来说，人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特征：在涅瓦大街、萨多瓦娅大街及其它道路上，支持临时政府的标语占上风；在郊区则相反……不同游行队伍之间的冲突是司普遍的……据说在郊区，发生了枪击。”
一位参加了游行的女性后来写道：
“农场里的女人们……跟随着游行队伍前向涅瓦大街，走在奇数门牌号一边。在平行方向的则是另外一群人，他们走在大街另一侧：他们是穿着华丽的阔太太，军官，商人以及律师，等等。他们举起的标语是‘临时政府万岁’‘米留可夫万岁’‘逮捕列宁’。”
临近街区工人的紧张不安不断升级。一位工厂工人描述了那天下午的一次会议：
“人们的情绪躁动不安……人们决定等候来自苏维埃的决议。但是在决议传达到他们之间以前，一些工人从暴力冲突事件的中心地区返回，描述那里满是被撕破的旗帜标语和被逮捕的人……人们的情绪突然转变了。‘什么？他们竟敢把我们从街头赶走，还要撕碎我们的旗帜标语，可我们就坐在这里无动于衷？大家一起去涅瓦大街！’”
在这样一种紧张的情形下，受到米留可夫支持的科尔尼洛夫将军（General Kornilov）决定在马林斯基宫外部署炮兵，并集结了军校学员作为支持部队。这一行动的目的便是打通军队驻防区与武装的亲政府集会区域之间的联络，而后者所在区域距离布尔什维克领导的工人游行队伍仅有数百米远。米留可夫在他的回忆录里，极力掩饰这一明目张胆的反革命动机，他辩解道：
“在4月21日，彼得格勒街区城防长官，科尔尼洛夫将军，被告知来自城郊的工人游行队伍携带武装，因此他命令几支防守部队驻防马林斯基宫广场。他遭到了苏维埃执行委员会的坚决抵制，后者则电告工作人员，召集军队会让局势更加复杂。在与委员会代表磋商之后……城防长官终止了命令，并在委员会成员在场的情况下，通过电话口头告知了各城防部队，要求他们留在军营里。在那之后，一份来自执行委员会的呼吁被张贴在大街上：“士兵同志们，若没有执行委员会的召集，不得携带武装出行。”
而事实是，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在认识到科尔尼洛夫的反革命角色后，感受到他的决议的威胁之余，决定还以颜色——命令部队绝不离开军营。科尔尼洛夫发觉自己孤立无援，除了让步别无选择。
苏维埃领袖兵行险着，因而执行委员会赶忙宣布，与政府间的冲突得到化解，并要求工人回家去。《工人时报》对此辛辣地讽刺到：
“当执行委员会发布政令，命令士兵不要携带武装走上大街，人们就会看到这样一副古怪的局面——士兵尝试劝说他们的同志，尽力克制自己不去参与游行示威，无论他们在其中的角色几何。士兵们经常呼吁市民们保持克制。”
科尔尼洛夫已经向米留可夫保证，自己有“足够的军队”来镇压反叛者，但是这些军队最终只落实在了纸面上。托洛茨基写道：“他这种轻率态度，将在8月间达到极盛时期，那时这位阴谋家科尔尼洛夫将军将部署一支并不存在的军队来进攻彼得格勒。”4月21日夜里，尽管偶有几发枪声响起，但政治危机算是结束了。
考虑到1917年4月的政治势力平衡，布尔什维克对采用公开战争的形式以推进革命还并不感兴趣。列宁的党第一次在政治事件里占据了显要地位，但是这仍不足以让她领导一场迈向新革命的运动。
地方苏维埃仍在孟什维克的领导下保持团结。对列宁而言，一场新的革命是早产儿，一些布尔什维克所支持的“推翻政府”的口号仍被定性为错误的：
“是不是应当马上推翻临时政府？……觉悟的工人要取得政权，必须把大多数群众争取过来……我们不是布朗基主义者，我们不主张由少数人夺取政权。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主张用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来反对小资产阶级的狂热。”（译按：此处译文按《论两个政权》（1917年4月8日），收入《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第29卷，页131。）
危机已经平息，但万事皆已不同。十分清楚的事实是，没有苏维埃的同意，任何政府决议都无法得到通过。立宪民主党和资产阶级的策略转向扶植社会主义者（译按：指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温和社会主义党派）参与政府。社会主义政党参与政府的主要条件是开除古契科夫和米留可夫。
在两人辞职后，临时政府向彼得格勒苏维埃发出了共建联合政府的倡议。协议于4月22日送达政府，六名社会主义部长进入内阁（两名孟什维克，两名社会革命党成员，两名民粹主义者）。只有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尼古莱·齐赫泽（Nikolay Chkheidze）拒绝担任部长一职。
布尔什维克也拒绝参加联合政府，而是开始准备一场即将到来的革命斗争。从许多方面看，“四月的日子”增强了工人组建自治组织和工人武装的必要性。例如，斯科罗霍德鞋厂（Skorokhod Shoe Factory）就组织了1500人的赤卫队（Red Guard），并向苏维埃要了500支步枪和500左轮手枪。
在4月23日，在赤卫队的一次工厂代表大会上，一位与会者说，“苏维埃太过于信任立宪民主党了。苏维埃不会走上街头，但立宪民主党会。虽然苏维埃不敢这么做，工人却已经走上街头，并挽救了局势。”
四月的日子让彼得格勒的工人和士兵的反应更加强硬。米留可夫的立宪民主党人一时失势。孟什维克和社会民主党保持了对彼得格勒苏维埃的控制权，但是工人对他们的信任已经动摇。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战争与革命危机将继续加深。
2017年4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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