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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雅各宾》网上杂志纪念1917年俄国革命百周年系列介绍
﹝德国﹞卡拉汉（Einde O’Callaghan）
郢歌客 译、季耶 校
2017年是俄国革命100周年。历史证明，这场革命塑造了其后的二十世纪。虽然这场革命所建立的苏联政权最终在25年前解体，但直至今天，我们仍能感受到这场革命所带来的巨大影响。无论左翼人士对待苏联采取怎样的态度，但不可否认的是，即使对其过程的了解并不准确，人们对于社会主义概念的理解很大程度上被这场革命所影响。
但是，这场革命及其后续事件很大程度上被谣言、歪曲和政治宣传的迷雾所笼罩。而这种政治宣传不仅来自于旧政权的维护者和新政权的反对者，同时也来自那些视自己为革命的捍卫者的人。为了穿透这层迷雾，一个由激进历史学家组成的国际研究小组与《雅各宾》杂志合作，从总体上属于左派的观点来撰写关于这场革命各个方面的短篇文章。为了获取更多不同母语的读者，来自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活动家和志愿者参与了此项目的翻译工作。这些文章将以英文刊登在《雅各宾》（Jacobin Magazine）网站，其各语言版本将全部或部分地刊登在其它网站及博客上。
所有的翻译版本也将被收集整理并发布在马克思主义网络文库的“苏维埃历史文库”（Soviet History Archive）栏目之下。
本文的目的是介绍这些文章及其作者。
第一篇文章，《二月之前》（Before February），作者是托德·克雷蒂安（Todd Chretien），关注于二月革命发生的背景。托德是一位来自旧金山的美国政治活动家，也是《国际社会主义评论》（International Socialist Review）的活跃贡献者。
其后是《二月革命详情》（The Story of the February Revolution），其作者是凯文·墨菲（Kevin Murphy）。正如题目所示，这篇文章关注于统治俄国几个世纪的罗曼诺夫王朝的崩塌和革命开始初期的过程。凯文是美国马萨诸塞大学波士顿分校的历史学家，也是著名的《革命与反革命: 莫斯科一家金属厂的阶级斗争》（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Class Struggle in a Moscow Metal Factor）一书的作者，该书获得了2005年多伊彻纪念奖（Deutscher Memorial Prize）。
一种较为标准的说法是，二月革命是一场“好”的革命，而十月革命是“极端分子”的革命。但实际上俄国的情况远比此复杂。这是利赫（Lars Lih）的文章《从二月到十月》（From February to October）的主题。利赫是一名现居加拿大蒙特利尔的学者，他的著作包括《俄国的面包与政权，1914-1921》（Bread and Authority in Russia, 1914–1921）和《重新发现列宁：回到《怎么办》》（Lenin Rediscovered: “What is to be Done?” in Context）。
下一篇文章关注于革命的各方面主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提供了革命发生的背景，也是革命期间的第一次危机的主要原因。这被涵盖到科隆博（Yurii Colombo）的文章《来自芬兰车站》（From the Finland Station）。科隆博是一位长期在莫斯科和米兰活动的意大利社会主义活动家，他在工人阶级历史和俄国社会方面有很多著作。
埃里克·布朗（Eric Blanc）在他的文章《芬兰的革命》（Finland’s Revolution）中关注了革命的一个被忽视的角度。他是一位活动家和历史学家，现居于加利福尼亚的奥克兰，他也是《反殖马克思主义：沙俄边疆地区的压迫与革命》（Anti-Colonial Marxism: Oppression & Revolution in the Tsarist Borderlands）一书的作者。
革命在国际范围内的间接后果当然也不可忽略。丹妮拉·马西（Daniela Mussi）和阿尔瓦罗·比安奇（Alvaro Bianchi）关注于《葛兰西与俄国革命》（Gramsci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丹妮拉是一位巴西政治学家和记者；阿尔瓦罗也是一位巴西坎皮纳斯州立大学的政治学家。他们都是杂志《十月》（Outubro）和博客《六月》（Junho）的联合编辑。
引起了二月革命的罢工是由纺织女工发起的，但这之后女性却似乎在革命的记录中渐渐消失了。梅根·特鲁德尔（Megan Trudell）在她的文章《1917年的妇女》（The Women of 1917）中对此做了直接的记录。作为社会主义活动家，梅根在英国已经活动了三十年。她的写作作品广泛地涵盖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革命和美国南北战争。她正在注重于研究意大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发生的危机。
在沙皇政权企图将民众的注意力从反抗政权的政治活动上转移往别处的努力中，反犹主义是一项重要的政治工具。当然，这在革命爆发后并没有直接消失。这是布伦丹·麦基德（Brendan McGeever）文章的主题《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Antisemitism and Revolutionary Politics in 1917）。布伦丹是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的社会学家，也是《俄国革命中的布尔什维克与反犹主义》（The Bolsheviks and Antisemitism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一书的作者。
对于革命的各种反对者，革命中的暴力是另一个被持续提到的主题。这被迈克·海恩斯（Mike Haynes）的文章《暴力与1917年革命》（Violence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 in 1917）所提及。迈克是英国伍尔弗汉普顿大学的政治经济学家，他的作品包括《俄罗斯：二十世纪的阶级与权力》（Russia: Class and Power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以及《尼古拉·布哈林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Nikolai Bukharin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
对于革命中的几场具体事件，罗纳德·森尼（Ronald Suny）关注于《巴库公社》（The Baku Commune）。罗纳德也是艾森堡历史研究所主任和很多出版物的作者，其中包括《巴库公社1917-1918：俄国革命中的阶级与民族》（The Baku Commune, 1917–1918: Class and Nationality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以及《苏维埃经验：俄国、苏联及其继承国家》（The Soviet Experiment: Russia, the USSR, and the Successor States）。
丹尼尔·盖诺（Daniel Gaido）注重于革命期间的另一场重大危机《七月危机》（The July Days）。丹尼尔是阿根廷国家研究委员会（Conicet）研究员，也是《美洲资本主义的形成时期》（The Formative Period of American Capitalism）以及与理查德德·戴（Richard Day）合著的《见证不断革命》（Witnesses to Permanent Revolution）的作者。
克里斯托弗·里德（Christopher Read）写出了《二月共识之后》（After the February Consensus）。克里斯托弗是华威大学的历史学家，也是书籍《列宁：革命的一生》（Lenin: A Revolutionary Life）以及《俄国的战争和革命：1914-22》（War and Revolution in Russia: 1914–22）的作者。
凯文·墨菲（Kevin Murphy）又在同名文章中讨论了革命过程中最重要的组织之一《彼得格勒苏维埃》（The Petrograd Soviet）[1]。
革命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城市革命与农民暴动的结合。 这是萨拉·巴德科克（Sarah Badcock）的文章《1917年俄罗斯的农村革命》（Russia’s Rural Revolution in 1917）的主题。萨拉是诺丁汉大学的历史学家，也是《革命俄国的政治和人民》（Politics and the People in Revolutionary Russia）的作者。
最后一个阻止革命进程的尝试是科尔尼洛夫在八月底发起叛乱，却未能成功取缔彼得格勒苏维埃。保罗·勒·布朗（Paul Le Blanc）在其《失败的科尔尼洛夫政变》（The Kornilov Coup Defeated）中研究了这个事件。保罗是美国匹兹堡拉罗什学院的历史学家，是《革命、民主与社会主义：列宁选集》（Revolution, Democracy, Socialism: Selected Writings of V. I. Lenin）的编者，也是《列宁与革命党》（Lenin and the Revolutionary Party）一书的作者。
阿列克谢·古谢夫（Alexei Gusev）在他的文章《1917年：孟什维克的选择》（1917 – The Menshevik Alternative）[2]中关注于俄罗斯社会民主工党的另一翼：孟什维克。阿列克谢是莫斯科洛莫诺斯夫大学的历史学家，同时也合著和编辑了很多书籍，其中包括《俄罗斯的政党：历史的篇章》（Political Parties of Russia: Pages of History）以及《维克多·塞尔日：反对极权主义的社会主义人道主义》（Victor Serge: Socialist Humanism against Totalitarianism）。
正如文章开头所言，1917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的关键性事件。大卫·曼德尔（David Mandel）在他的文章《勇气：十月革命的遗产》（They Dared: The Legacy of the October Revolution）中关注了这个方面。大卫是加拿大魁北克蒙特利尔大学的政治学家，并活跃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劳工教育。他也是《俄罗斯革命中的彼得格勒工人：1917年2月-1918年6月》（The Petrograd Workers in the Russian Revolution – February 1917–June 1918）及《共产主义后的劳工》（Labour after Communism）的作者。
如果没有对十月和十一月革命中的起义与叛乱的记录，任何关于俄国革命的专栏都将是不完整的。柴纳·米耶维（China Miéville）在他的文章《震撼世界的那天》（The Day That Shook the World）中对此进行了记录。柴纳是一名知名的“怪异小说”（“weird fiction”）作家。但是他盛名之下的另一个身份是写作《平等权利之间：马克思主义国际法理论》（Between Equal Rights: A Marxist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Law）和最近出版的《十月：俄国革命的故事》（October: The 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的作者。
亚历山大·拉比诺维茨（Alexander Rabinowitch）在他1976年开创性的著作《重访布尔什维克掌权历程》（The Bolsheviks Come to Power Revisited）中也涉及了十月革命这一主题。亚历山大是俄罗斯科学院圣彼得堡历史研究所的历史学家和研究学者。除了《重访布尔什维克掌权历程》之外，他还是《革命的前奏》（Prelude to Revolution）和《掌权的布尔什维克》（The Bolsheviks in Power）的作者。他为本系列贡献了文章：《布尔什维克是如何胜利的》（How the Bolsheviks Won）。
维克托·塞尔日（Victor Serge）是革命后俄国的目击者之一，苏兹·韦斯曼（Suzi Weissman）在她的的《维克托·塞尔日：从10月到1月》（Victor Serge – From October to January）[3]中关注了他。苏兹是加利福尼亚圣玛丽学院的政治学家，也是《维克托·塞尔日：希望的课程》（Victor Serge: The Course is Set on Hope）一书的作者。
对于布尔什维克的批评之一是他们实行专制，但是在革命时期这并不是俄国内外很多人的感受。索玛·马丽卡（Soma Marik）在她的《1917年的革命民主》（The Revolutionary Democracy of 1917）讨论了这一主题。索玛是印度的加尔各答大学RKSM的历史学家，也是为《国际观点》（International Viewpoint）撰写了很多文章的政治活动家。
列夫·托洛茨基不仅是十月革命中地位仅次于列宁的革命领袖，也是这场革命的第一位记录者。尼尔·戴维森（Neil Davidson）在《列夫·托洛茨基的〈俄国革命史〉》（Leon Trotsky’s History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4]中审视了这一遗产。尼尔是格拉斯哥大学的社会学家，也是《资产阶级革命如何革命？》（How Revolutionary Were the Bourgeois Revolutions?）和《我们不能逃避历史：国家和革命》（We Cannot Escape History: States and Revolutions）的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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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发表时文章更名为《从妥协到夺权》（From Compromise to Power）。──编者注。
[2] 文章最后没有发表。──编者注。
[3] 发表时文章更名为《黃金時代》（The Golden Era）。──编者注。
[4] 发表时文章更名为《自下而上的历史》（History From Below）。──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