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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
杰克·伦敦
（1905）
说明：本篇选自杰克·伦敦的《革命文集》。——译者
来源：《杰克·伦敦文集》第12卷（特写、政论、随笔、杂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 “对凡庸的人们，现在已经足够，他们从不展望未来，的的确确不过是泥土，他们时代的足迹在这泥土上永远石化。” |
数日前，我接到一封信。那是从亚利桑那州寄来的。它以“亲爱的同志”开头，以“你的革命同志”作结。我回了一封信，我的信的开端也是“亲爱的同志”，落款是“你的革命同志”。美国有将近一百万人口，其中有四十万男男女女写信时都以“亲爱的同志”开头，以“你的革命同志”作结；德国有三百万人写信时都以“亲爱的同志”开头，以“你的革命同志”作结；法国有一百万；奥地利有八十万；比利时有三十万；意大利有二十五万；英格兰有十万；瑞士有十万；丹麦有五万五千；瑞典有五万；荷兰有四万；西班牙有三万——他们全都是革命者、同志。
这些人令拿破仑和薛西斯一世①那些浩浩荡荡的大军相形见绌。不过这些人不是为维护现行秩序，而是为革命进行征战。一旦点名号吹响，他们就会组成一支七百万人的大军，依据当今形势，竭尽全力为彻底推翻现行社会、夺取世界财富而战斗。
在世界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这样的革命。它与美国革命或法国革命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它是独一无二的，无比宏伟的。其他革命与之相比犹如小星星之于大太阳。这场具有世界规模的首次革命，显示出自身独特的风貌。在它自身的革命历程中充满了彻底变革的精神。不仅如此，它是第一次由人们组织起来的世界范围的运动，仅仅受到地球空间的限制而已。
① 薛西斯一世（Xerxes，约公元前519—465），波斯国王，以强悍著称，于公元前480年，曾率劲旅征脤希腊。此人此事在欧洲广为人知。——译者
这场革命与其他革命在好多方面都有所不同。它不是偶然发生的。它并非产生于某些人不满情绪的发泄，然后这团火气又会在某天烟消云散。若论产生年限，它比现今一代人要长，它拥有自身的历史和传统以及为之牺牲的殉难者的名单，也许仅仅只比为基督教殉难的人数略少一些。它也几度产生了自己辉煌的文学创作，较之于以往任何革命文学更为感人，具有更高的学术价值、科学性。
他们称呼自己人为“同志”，这些人是社会主义革命中的同志。这个词语不是空洞的，毫无意义的，也不是只为口头上说起来好听而杜撰出来的。它将人们兄弟般地联结在一起，他们在造反的红旗下并肩战斗，附带说一句，这面红旗象征着人们兄弟般的情谊，并不象征纵火、煽动，那只是吓破胆的资产者面对红旗产生的联想。这种革命的同志关系是有活力的、暖人心的，它超越了国界、突破了种族偏见，以自身的力量向人们证明它比七月四日更强大，比我们祖先自夸的那种对美国的效忠情感更强烈。法国的社会主义工人与德国的社会主义工人忘记了阿尔萨斯与洛林，当战争的威胁出现时，他们通过决议，并且宣称，作为工人和同志，他们彼此没有任何争端。就在不久前，当日俄两国相互掐住对方的脖子厮打的时候，日本的革命者却向俄国革命者致电。电文如下：“亲爱的同志们——最近你们的政府和我们的政府投入了战争，以实现他们的帝国主义意图，但对我们社会主义者来说，是没有边界、种族、国家或民族的。我们是同志、兄弟和姐妹，没有理由作战。你们的敌人不是日本人民，而是日本军国主义以及所谓的爱国主义。爱国主义和军国主义是我们共同的敌人。”
1905年1月，美国的社会主义者在全国范围内举行群众集会，向正在进行斗争的同志，即俄国革命者表达他们的同情，而且为了弥补俄国弟兄在战争中遭受的损失，还在全国范围内捐募资金，以最快的方式电汇给俄国革命领导者。
为捐募资金而发出的这一号召，对它的欣然响应，这一号召的措辞，都实际显示出这一世界革命的国际性团结：“无论现今俄国革命的直接效果是什么，该国的社会主义宣传在现代阶级战争的历史上受到了空前未有的激励。俄国工人阶级在俄国社会主义者的英明领导下几乎独一无二地进行着争取自由的英勇战斗，它再次表明这样的事实，即具有阶级觉悟的工人已成为现代一切解放运动的先锋。”
这儿是由七百万同志组织起来的、国际性的、世界范围的革命运动。它体现出人类巨大的力量。对此必须加以认真考虑。这是力量。这是传奇——如此宏伟，以致似乎超出常人知识范围以外的传奇。这些革命者为巨大的热情所支配。他们强烈地意识到个人的权利，对人性极其尊重，但对死人统治的尊重，如果有的话，也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不愿为死者所控制。他们不相信业已确立的社会秩序的传统习俗，这使资产阶级大为震惊。他们嘲笑资产阶级社会所宣扬的美妙理想和可贵的道德规范。他们试图摧毁资产阶级社会，连同它的大部分美妙理想和可贵的道德规范，其中最主要的便是那些在诸如资本的私有制、适者生存以及爱国主义——甚至爱国主义——的名目下集合在一起的人们。
这样的一支拥有七百万人的大军会迫使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停下来认真考虑的。这支军队的呼声是：“决不手软！我们想要你们占有的一切。我们以拥有你们所拥有的一切为满足。我们要用自己的手来掌握统治的权力和人类的命运。这儿是我们的手。它们是强有力的手。我们将接收过来你们的政府，你们的宫殿和你们养尊处优的生活。到那一天，你们甚至会像田野里的农民，或像各大城市里忍饥挨饿的干瘪小职员那样为了面包而工作。这儿是我们的手。它们是强有力的手。”
愿统治者和统治阶级能停下来好好考虑。这是革命。而且这一支七百万人的队伍并非纸上空谈。在战场上，他们是七百万人形成的战斗力。今天，在世界文明国家里，他们投七百万张选票。
昨天他们还没有这般强大。明天他们会更加强大。而且他们是战士。他们热爱和平。他们不怕战争。他们的意图完全在于彻底摧毁现存的资本主义社会，占有全世界。如果国内法律允许，他们就在投票箱旁和平地为此目的而奋斗。如果法律不允许，如果统治者对他们采用武力，他们就诉诸武力。他们以暴力对付暴力。他们的手坚强有力，他们无所畏惧。例如，俄国那里没有选举权。政府将革命者处死。革命者就以暗杀对付合法的谋杀。
这里出现了一个意义特别重大的情势，统治者们还是考虑考虑为好。让我说得具体一些。我是一个革命者，我还是一个心智健全的正常人，我称那些俄国的暗杀者是“我的同志”，而且也这样认为。美国的所有同志，全世界所有的七百万同志也都如此。我们的同志得不到全世界的支持，那么一个有组织的、国际性的革命运动又有什么价值！表现这价值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的的确确支持俄国同志们的暗杀行动。他们不是托尔斯泰①的信徒，我们也不是。我们是革命者。
① 托尔斯泰（Tolstoy，L.N.，1828—1910）：俄国伟大的文学家，主张“勿以暴力抗恶”。——译者
我们的俄国同志们组成了一个他们所说的“战斗组织”。这个战斗组织指控并审讯了一个名叫西比亚古因的内政部长，裁决他有罪，判以死刑，并于4月2日在马林斯基宫将他处决。两年以后这个战斗组织又判处了另一个内政部长冯·普列赫夫以死刑。事后，他们发布了一纸文告，日期是1904年7月29日，历数冯·普列赫夫的罪状，并宣布该组织对暗杀负责。这一文告已分送到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手中，并通过他们在各地的报刊杂志上发表。还应当指出，并不是世界上的这些社会主义者不怕这样干，并不是他们敢于这样干，而是他们把它当做日常的工作来干，并发表可以称之为国际革命运动的官方文件。
这些都是革命的要闻——还得承认这些也都是事实。把这些告诉统治者和统治阶级，并不是虚张声势，也不是吓唬他们，而是让他们能更深刻地考虑这一世界革命的精神和实质。是革命要求人们深思的时候了。革命钉住世界上每个文明国家不放。一个国家文明化的速度越快，革命就越钉住它不放。随着机器传入日本，社会主义也传入日本。社会主义与美国士兵肩并肩地进入菲律宾。在古巴和波多黎各，最后的炮声一消失，就立即形成了当地的社会主义组织。大量的更为重要的事实是：革命钉住不放的所有国家中，革命没有放松任何一个国家。相反，它对每个国家都一年比一年钉得更紧。作为一场积极活跃的革命运动，它显然是在上一代发生的。1867年，它在世界上的投票人数已达三万，到1871年，它的票数增至十万，1884年刚达五十万，而到1889年，就已超过了一百万。随后，势头猛增。1892年世界上社会主义者的投票数是一百七十九万八千三百九十一；在1893年是二百五十八万五千八百九十八；在1895年是三百零三万三千七百一十八；在1898年是四百五十一万五千五百九十一；在1902年是五百二十五万三千零五十四；在1903年是六百二十八万五千三百七十四。而在公元1905年它已逾越七百万。
这场革命的火焰也不会不触及美国。1888年这儿仅有二千零六十八张社会主义选票，1902年有十二万七千七百一十三张社会主义选票，而到1904年则投了四十三万五千零四十张社会主义选票。是什么扇起了这场火焰？不是艰难的岁月。20世纪头四年被认为是繁荣昌盛的年代，可那时却有三十多万人加入了革命者的行列，站到鲜红的旗帜下，公然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在加利福尼亚，十二个人中就有一个公开宣称自己是正式的革命者。
有一件事必须清楚地理解。这不是一大群生活悲惨、对一切不满的人们自发的、糊里糊涂的暴动——一种由于害怕受到伤害而产生的盲目和本能的行动。相反，革命的宣传是理智的；运动建立在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之上，是符合社会发展的。那时，苦难的人们还未造反。革命者并非那些坠入社会底层的饥寒交迫、疾病缠身的奴隶，而主要是一些生活不错、身体强健的人，他们看到那社会底层的废墟正等待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女，因此向后退撤，不愿掉下去。苦难的人们无能为力，不能自助。但他们正在得到帮助，他们投身革命、壮大革命队伍的一天已为时不远了。
还有一件事必须弄清楚：虽然事实上中产阶级和自由职业者对革命运动也很感兴趣，但这场运动仍然是工人阶级的造反运动，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工人阶级的造反运动。世界上的工人们作为一个阶级正与世界上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们进行斗争。所谓的伟大的中产阶级的参与乃是这场社会斗争在成长过程中出现的一种异常现象。中产阶级是一个正在走向消亡的阶级（狡猾的统计学家们却弄出相反的一套），他们作为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之间的缓冲剂，这样一个历史任务几乎已经完了。他们已几乎没有什么可做，只有哀叹并渐渐被人遗忘。他们已经开始用民粹派和杰文逊式民主党派的腔调在哀叹了。斗争正在进行。革命已经来临。世界上的工人们在进行造反。
人们自然会问：为什么会这样呢？单凭任何精神奇想是不能够引发出一场世界革命的。奇想不能促成万众一心。这里必定有一个深层次的原因使得七百万人拥有共同的心愿，使得他们背弃对资产阶级之神的忠诚，使得他们对爱国主义这样一个如此美好的东西失去信心。革命者给资产阶级列举了许多条罪状，为今之用只需陈述一条。对于这一条，资本家从来没有做出过答辩，也永远不能做出答辩。
资产阶级曾经统治这个社会，而它的统治已宣告失败，而且败得那么惨，那般可耻、可怕。资产阶级曾经拥有一个机遇，一个世界历史上早先的统治阶级从未拥有过的机遇。资产阶级摆脱了古老的封建贵族的统治，建立了现代社会。他们控制了物质，掌握了生活机器，使人类有可能步入一个辉煌的时代，在那里不该有人因为食不果腹而啼哭，在那里每个孩子原本有机会受到教育，变得聪聪明明而又具有高尚的精神风貌。物质既已得到控制，生活机器既已被掌握，这一切本是可能的事。这是一次机遇，上帝赐予的机遇，可是资产阶级却失败了。他们盲目而贪婪。他们空谈美好理想和高尚道德而又毫不犹豫、一刻不停地进行贪婪活动，最后彻底垮台。他们遭致的失败与他们忽视的机遇一样巨大。
可是所有这一切都像蜘蛛网一样纠结在资产阶级的头脑中。他们过去是盲目的，现在仍然盲目，他们看不见也搞不懂。还是让我采用准确、犀利的言辞将这份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书阐述得更清楚一些吧。首先让我们想想穴居人，他们非常纯朴，脑袋像大猩猩那样向后倾斜，只有一点点智力。他们生活在敌对的环境中，是一切凶猛生物的捕食对象。他们没有发明，也缺乏技能。他们获取食物的自然本领，譬如说，是“一”吧。他们甚至不耕种土地，而是凭着“一”这样的自然本领与食肉兽进行拼搏，从而获得食物与藏身之处。他们一定做了这一切，否则他们就不会在地球上繁殖、散布到四面八方，一代又一代地繁衍自己的子孙，以至最终演变成你我。
穴居人凭借其自然本领，大多数情况下能够取到足够的食物，没有一个穴居人成天挨饿。他们过着健康的户外生活，游荡，安息，有充裕的时间发展自己的想像力并创造神祇。也就是说他们用不着用全部时间去劳作以便获取充足的食物。穴居人的孩子们（所有野蛮人的孩子都是这样）都有自己的童年，我指的是有机会玩耍与发展的幸福童年。
而现在，现代人生活得怎样呢？想想美利坚合众国这个世界上最繁荣最文明的国家。在美国，有一千万人生活在贫困之中。贫困意味着如下生活状况：因为缺少食物和必要的住处，他们连起码的工作效率都不能维持。在美国，有一千万人吃不饱。在美国，有一千万人由于吃不饱而不能保持基本的体力。这就意味着这一千万人因为吃不饱而正在灭亡，死去，无论身心都在慢慢地衰竭。在这片辽阔、富饶、繁荣、文明的国土上，到处都有男人、女人和孩子在过着悲惨的生活。在各大城市里几十万、几百万人被隔离在贫民窟中。他们的生活悲惨到了极点。穴居人也从来不曾像他们那样经常地挨饿；像他们那样睡得那样坏；像他们那样腐烂，生病；像他们那样长时间地、辛苦地劳作。
芝加哥有一位妇女每周工作六十小时，她是一名缝纫工，在衣服上缀纽扣。在芝加哥的意大利缝纫工中，女装工每周的工资平均为九角，可是一年里他们每周都在工作。裤工每周平均工资是一点三一美元，一年平均工作二十七点八五周。女装工每年平均挣三十七美元，裤工挣四十二点四—美元。这样的工资意味着他们的孩子没有童年，他们的生活极不像样，人人都要挨饿。
与穴居人不同，现代人不能什么时候想工作就能工作，从而获取到食物与住所。现代人首先得找工作，而在这一点上他们通常是个失败者。于是生活变得越来越艰辛。他们悲惨的生活经常见诸每天的报纸。让我们在数不清的例证中引出以下几例吧。
在纽约市，住着一位妇女叫玛丽·米德。她有三个孩子：玛丽一岁；约翰娜两岁；艾利丝四岁。她丈夫找不到工作，全家只好挨饿。他们被人从斯图本街一百六十号赶了出来，玛丽·米德掐死了她的婴孩——一岁的玛丽；扼死了四岁的艾利丝；想扼却没能扼死两岁的约翰娜，之后她服毒自尽。孩子们的父亲对警察说：“持续的贫困使我老婆精神失常。我们一直住在斯图本街一百六十号，可是一个星期以前被撵了出来。我找不到工作，甚至挣不足糊口的钱。孩子们变得越来越痩弱，生起病来，我老婆几乎整天都在哭。
“慈善部门被上万份失业售货员的申请书搞得不知所措，发现自己难以应付这样的局面。”《纽约商报》，1905年1月11日。
一个男人因为找不到工作，为了挣钱煳口，他在一家日报上为自己刊登了下列一则广告：
今有一男青年，受过良好教育，由于无法找到工作，现愿出售肉体供医生与细菌学家研究，他们将拥有本人肉体的全部所有权，请来函说明愿出价多少。来函请寄三四六六信箱，《检查者》。
弗兰克·艾，马林于星期三晚到中央警察局请示警方以流浪罪为名将其禁闭起来。他说他长期以来一直在找工作却没找到，因此确信自己已沦为流浪汉。不论怎样，他实在太饿了，一定得吃点儿东西。警察局判处他三个月监禁。——《旧金山检查者》
在旧金山第四大街三十二号苏托楼的一间屋子里，发现了瓦·格·罗宾斯的尸首，他是拧开煤气管道而自杀的。与此同时还发现了他的日记，摘录如下：
3月3日——这里没有机会找到任何工作，我以后怎么办呢？
3月7日——还是没法找到任何工作。
3月8日——我一天靠吃五分钱的炸面包圏过日子。
3月9日——我最后的贰角伍分钱交付了房租。
3月10日——上帝，救救我！我只剩下伍分钱了。找不到任何事干。下一步该怎么办？挨饿或者——？今晚我已经花掉了最后的五分钱，我该怎么办？去偷，去讨，还是去死？在五十年的生命里，我从来没有偷盗过，乞讨过，也没有挨饿过，可现在我已走到绝路上了——死亡似乎是惟一的避难所。
3月11日——整天都在生病——今天下午发烧得厉害，今天没能吃到一点儿东西，或者说从昨天中午开始就在挨饿。我的头，我的头好痛，再见吧，一切。
在这片繁荣昌盛的土地上，当代儿童生活得怎样呢？在纽约市有五万孩子每天早晨饿着肚子上学。1月12日一则电讯从这座城市传向全国各地，报道了由纽约妇女儿童医院的艾·伊·丹尼尔医生讲述的一件事。其中谈到一个十八个月的婴儿在一个公寓里的血汗工厂干活，每周五角钱。
在一间没有家具的空荡荡的屋了里，又冷又冻，玛丽·加林太太死于饥饿。她躺在一堆破布上，紧贴其胸部爬着一个正在啼哭的瘦弱婴儿，他才四个月，这是今天早上发现的，地点在布鲁克林区，默特尔大街五百一十三号。发现此事的是一名警察，名叫麦康农，他属弗拉辛大街警察局。几个人紧紧相偎着取暖是这间屋子另一角落的情景。这几个人是父亲詹姆斯，加林和他的三个从两岁到八岁的孩子。孩子们凝视警察的目光，像一群贪婪的野兽。他们饿坏了，在这间令人难受的屋子里没有一点儿面包渣儿。
《纽约日报》，1902年1月2日
在美国有八万儿童离开自己的双亲独自在纺织厂里做苦工。美国南部的童工每班工作十二个小时。他们从来没见过白天。当太阳泼洒着自己的光辉温暖这个世界时，那些值夜班的孩子们却睡着了；而那些值白班的却正在机器旁干活儿。他们在黎明前就上班了，直到天黑才回到简陋、污秽的小屋，一个悲惨的所在，却被称之为“家”的地方。很多孩子一天只不过挣一角钱。还有一些小姑娘，一天只挣五六分钱。那些值夜班的孩子们，经常被用冷水泼洒脸以防睡着。有的孩子只有六岁便已上了十一个月的夜班。当他们生病了，无力从床上爬起来上班的时候，便有受雇的男人骑在马背上，从这间屋走到那间屋，哄骗他们、威胁他们起来上班。他们当中百分之十的人得了活动性的肺结核。所有的人都瘦弱，健康极度受损，发育不健全，以至畸形，无论身心都是如此。埃尔伯特·哈伯德在谈到南方棉纺厂的童工时这样说：
我想举起一个小东西看看他有多重，他那皮包骨头仅有三十五磅重的小身躯突然发出一阵战栗，他害怕极了。他挣扎向前，去系一根断了的丝带。为了吸引他的注意力，我摸了摸他，并递给他一块银币，他默默地望着我，那张布满皱纹、被痛苦扭曲了的脸倒像是个六十岁老头儿的。他没有伸手拿钱——他不知道那是什么。在这一家面粉厂里，像这样的孩子有几十个之多。一个和我在一起的内科医生说这些孩子大概在两年内会全部死去，他们的位置又会被其他的孩子们所取代——孩子，有的是。肺炎夺去了他们大部分人的生命。他们的身体已经成熟为疾病的温床，疾病来时没有回响——没有反应。药物根本不起作用——因为生命力已被摧毁、耗尽，病孩儿陷入昏迷状态，然后死去。
这就是美国，世界上最繁荣、最文明的国家所发生的事，这就是当代的美国人和他们的子女的生活情况。而且必须记住，以上列举的例证，仅仅是例证而已，它们能成倍、无数倍的增加。还必须记住，美国的真实情况也就是整个文明世界的真实情况。似这般悲惨的遭遇却不是穴居人的生活。那么，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穴居人所生活的充满敌意的环境到了子孙后代变得更加敌对了？难道是穴居人获取衣食住行的自然本领“一”到了现代缩减为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了吗？
相反，穴居人那充满敌意的环境已经被摧毁了，对于生活在现代的人来说它已不复存在。所有食人的动物，初期世界人类每日面临的威胁，已被铲除。很多捕食人类的动物已绝种。在世界各个僻静的角落仍残留着少量人类凶恶的敌人，但是他们远未能构成对人类的威胁。当代人在想改换生活情调、进行娱乐的时候就会来到这些僻静的所在打打猎。闲来无事时也会为这种大型狩猎娱乐活动的逝去而惋惜。他明白在不远的将来这一切会从地球上消失得干干净净。
自从穴居人时代以来，人类求生存的能力不仅没有减少，还增加了上千倍。人类控制了物质，发现了物质之秘并对其规律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人类产生了卓越的技能技巧。令人惊叹不已的发明创造诞生了。所有这一切都大大地增强了人们获取生存条件的能力，它表现在农业、采矿业、制造业、交通运输以及通讯事业的发展上。
从穴居人到近百年以前的手工操作时期，人类谋生存的本领增长得非常快。时至今日，通过机器，这种能力又增长了若干倍。从前人们将一百吨重的矿石运到火车上需要二百小时，可是今天通过机器做同样的工作只需两个小时。美国劳动局为我们提供了下列表格，以对比的方式显示出新近人们在获取人类生存条件时能力的增长情况。
大麦（一百蒲式尔）机械时间九小时，手工时间二百一十一小时
玉米（将五十蒲式尔玉米脱粒去皮同时将叶片切为饲料）机械时间三十四小时，手工时间二百二十八小时
燕麦（一百六十蒲式尔）机械时间二十八小时，手工时间二百六十五小时
小麦（五十蒲式尔〕机械时间七小时，手工时间一百六十小时
装载矿石（将一百吨铁矿石装上车）机械时间二小时，手工时间二百小时
卸煤（将二百砘煤从运河船上装运到四百英尺外的箱内）机械时间二十小时，手工时间二十四小时
叉干草（五十叉，用十二英寸长的锡制草耙）机械时间十二小时，手工时间二百小时
犁地（单侧犁，橡木耙与橡木把）机械时间三小时，手工时间一百一十八小时。
根据该劳动局的统汁，在最好的生产条件下，一个劳动力生产二十蒲式尔小麦需要六十六分钱，或者说一蒲式尔需要三又三分之一分钱。这是加利福尼亚一家拥有一万英亩土地的大农场的平均生产费用。卡洛尔·德·赖特先生说今天四百五十万人通过机器的帮助，可代替四千万人的手工劳动。奥地利的赫佐格教授宣称，假如五百万人利用当今的机器从事社会有效劳动，每人每天只需工作一又二分之一小时，便能为两千万人提供所有的生活必需品和小小的享乐。
既然如此，既然人们控制了物质，既然今天人们的求生本领较之于穴居人增加了上千倍，那么为什么成千上万现代人比穴居人生活得还要悲惨呢？这是革命者提出的问题，是革命者对统治阶级——资产阶级的质问。资产阶级不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
如果现代人的求生本领比穴居人强上一千倍，那么为什么在今日之美国竟有一千万人不能很好地解决吃、住问题呢？如果穴居人的孩子尚且不需要工作，为什么今日之美国竟有八万孩子还得离开双亲，独自在厂房里干活，耗尽自己的生命？如果穴居人的孩子尚且不需要工作，为什么今日之美国竟有一百七十五万二千一百八十七名童工？
这是对资产阶级千真万确的控诉。资产阶级以往管理不善，现在仍然如此。纽约市有五万名儿童饿着肚子上学，却有一千三百二十名百万富翁。但是，问题并不在于资产阶级将财富据为己有，而致使广大群众过着悲惨的生活。远非如此，广大群众生活的悲惨并不是因为缺少被资本家攫取的财富，而是缺少那些还没有创造出来的财富。这些财富之所以从来没有创造出来，乃是因为资产阶级对社会的管理太没有理性，管理中出现的浪费太大。资产阶级盲目而贪婪，他们疯狂地进行控制，却不仅没有收到最好的效果，反而把事情弄得一团糟。他们的管理方式是一个极端浪费的管理方式。对这个问题怎么强调都不过分。
现代人的本领虽千倍于穴居人，其生活却比穴居人更悲惨更不幸。面对上述事实，得出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资产阶级的管理浪费太大，损耗严重。
利用世界上的自然资源，加上机器的发明，如果合理地组织生产与分配并同样合理地消除浪费，体格强健的工人每天只需干两三个小时的活，就能养活所有的人，使他们有饭吃，有衣穿，有房子住，使每个人都受到教育，使他们过上颇为舒适的生活。世界上将不再有物质上的匮乏和种种不幸，孩子们将不再会为生活累得精疲力尽，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将不再会过着猪狗不如的生活，像畜牲般地死去。不仅物质能得到控制，机器也将得到控制。在那样的日子里人们将不会像今天这样为填饱肚子而工作，而是受动于更美好的憧憬、更高尚的动机。没有哪个男人、妇女和孩子会为辘辘饥肠被迫劳作。相反他们的行动出自美好的动机：犹如儿童们参与字母拼写比赛，犹如男孩、女孩一起作游戏；犹如科学家系统地阐述客观规律；犹如发明家运用这些规律进行创造；犹如艺术家、雕塑家在彩绘自己的画布，雕塑自己的作品；犹如诗人与政治家通过吟诵自己的作品和从事政务活动而服务于人类。在这样的社会条件下，人们的精神风貌、智力水平和艺术素质都将大大提高。整个人类社会将似巨浪澎湃，滚滚向前。
这就是过去曾赋予资产阶级的大好时机。就资产阶级来说，他们所需要做的就是盲目得轻些，贪婪得少些并进行合理化的管理。人类本有可能步入一个美妙的新时代，可是资产阶级失败了。他们将文明筑成了废墟。资产阶级没法不服罪。他们清楚这一机遇，他们中的有识之士告诉过他们；学者、科学家们也告诉过他们。他们所说的一切都记载在当今的书本之中，是明明白白的证据。资产阶级不愿听从明智的呼唤，他们太贪婪。他们曾站在议会大厦里（就像今天这样）无耻地宣称如果没有男女童工的劳动便不可能获得利润。他们自欺欺人，空谈着美好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安然入睡，听任痛苦与不幸在人类生活中继续与蔓延。简而言之，资产阶级没有好好把握这次机遇。
可是机遇并没有消失。它尝试了资产阶级并发现他们不行。现在剩下工人阶级，他们要看看面对这一机遇，能做些什么。“可是工人阶级是无能的。”资产阶级说。“你们怎么知道？”工人阶级回答，“你们失败了并不意味着我们也会失败。无论如何我们是要试一试的。我们七百万人都这么说，你们还有什么话好讲？”
资产阶级能说什么呢？姑且认为工人阶级是无能的，姑且认为革命者对资产阶级的控诉以及革命者的论点是错误的，可是七百万革命者的存在毕竟是个事实。他们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他们的控诉，相信他们的论点，这也是事实。他们的人数在不断增长，这也是事实。他们有推翻当今社会的意图，这也是事实。他们要占有整个世界，包括其全部财富、机器和政府机构，这也是事实。而且工人阶级的队伍比资产阶级的队伍庞大得多，这也是事实。
这场革命是工人阶级的革命，区区少数的资产者怎能阻止这一革命的浪潮？他们该为这一浪潮提供些什么？他们又提供了些什么？雇主协会、禁令、掠夺工会财富的诉讼、成立自由雇佣企业的喧嚷与合并、对八小时工作日的强烈的无耻的反对、各个市政府的腐败、为购得资产阶级法规而在每一立法机关进行的强烈游说与行贿活动、刺刀、机枪、警棍、职业罢工破坏者和武装侦探——这些便是资产阶级正在倾倒于革命浪潮前的东西，仿佛以此就能阻挡住革命的洪流似的。
今天资产阶级仍然是盲目的，他们看不到革命的威胁，恰似以往他们对上帝赐于自己的机遇视而不见。他们看不到自己的地位是多么地不牢固。他们不能理解革命的力量，也不能明白革命的预兆。他们照样过着平静的日子，一边空谈着美好的理想和高尚的道德，一边龌龊地争夺物质利益。
历史上没有哪个被推翻的统治者或统治阶级曾重视过推翻自己的革命。今天的资产阶级也是如此。他们不是通过妥协、通过调解、通过取消一些对工人阶级的粗暴压迫手段来延长自己的生命，而是采取对抗性的措施，将工人阶级推向革命。近年来，每一次罢工被破坏，每一次工会财产被合法地掠夺，每一次封闭型企业被转换成了自由雇佣式企业都迫使成千上万直接受到伤害的工人们倒向社会主义。告诉一个工人他的工会失败了，他便成了革命者。用禁令搞垮一次罢工，或者通过诉讼使一个工会破产，受到伤害的工人们便开始聆听社会主义迷人的歌声，永远脱离了资本主义政治。
对抗从来不曾平息革命，可是资产阶级所提供的大抵只是对抗。的确，他们也提供一些陈旧的观念。这些观念在过去是行之有效的，但现在已不再灵验。“独立宣言”和法国百科全书派所倡导的“七·四”自由在今天已几乎不适宜。脑袋被警棍打破了的工人不喜欢它，工会财富被某一法庭决定掏空了的工人不喜欢它，工作被某项节省劳力的发明夺走了的工人不喜欢它。对于一个经历过法院候审滋味或被不合法地从科罗拉多州驱逐出来的工人来说，美国宪法也不再那么光彩夺目与合理合法。这位工人受伤害的情感也不会因为从报纸上读到候审与放逐都是绝然公正的、合乎法律的以及维护宪法的而得到平复。“让宪法见鬼去吧！”他会这样说。另一位革命者又被创造了出来——是资产阶级创造的。
简而言之，资产阶级是这样地盲目，他们不做任何延长自己寿命的事，相反却做尽一切使自己短命的事。资产阶级所呈奉的一切都是不干净、不高尚和没有生命力的。革命者所呈奉的一切都是干净、高尚和有生命力的。他们提倡奉献、无私、牺牲、殉难——这些东西以一种源自向善动力的、本质上是宗教性的热情唤起人们的想像，打动人们的心房。
但是革命者所采取的手段并不固定。他们提供事实、统计数据、经济学和科学论断。如果一个工人仅仅是自私，革命者就会向他表明——以数学的方法向他表明——革命将会改变他的处境。如果这位工人的觉悟比较高而且动机纯正，如果他有精神和灵魂，革命者就向他提供精神上与灵魂上的东西，这些东西无比巨大，非金钱所能度量，也非金钱所能抑制。革命者大声谴责不公，呼唤正义。最为有力的是，革命者歌唱人类自由这支永恒的歌，这支在所有的国度被所有的人永远传唱的歌。
资产阶级中几乎没有人看到革命。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是因为太无知而看不到革命，许多人是因为太恐惧而不去正视革命。这是世界历史上每一个走向灭亡的统治阶级共同的经历。权力和财富使他们迟钝，成功使他们昏醉，过度的饮食和斗争的终止使他们软弱无力。他们就像聚集在蜜缸边的雄蜂，等待着工蜂跳于其上，结束其慵懒的生命。
罗斯福总统模模糊糊地看到了革命，并为他所看到的景象而惊吓，从而畏缩不再看下去。他说：“首先我们需要记住在政治领域里，任何形式的阶级仇恨，比起区域性、种族性或者宗教性的仇恨来都更加邪恶，对国家利益的破坏性也更大。”
罗斯福总统认为政治领域内的阶级仇恨是邪恶的。但是政治领域内的阶级仇恨正是革命者所要宣扬的东西。“产业领域内的阶级斗争要持续下去，”他们说，“但是要把它们扩展到政治领域里来。”革命者的领袖尤金·维·德布斯说：“就这场斗争而言，没有好的资本家，也没有坏的工人。每个资本家都是你们的敌人，每个工人都是你们的朋友。”
政治领域里的阶级仇恨已经形成。革命已经来临。1888年，美国只有二千名这种类型的革命者；1900年有十二万七千革命者；1904年有四十三万五千革命者。罗斯福总统定义的邪恶显然在美国兴旺壮大起来。的确是这样，因为革命在兴旺壮大。
此时彼地，资产阶级的某个成员瞥见了一眼革命景象并发出一声惊叫。但是他的阶级不予理会。哈佛的艾略特校长曾发出过这样的惊呼：“我不得不相信目前有一种社会主义的危险正以极其可怕的方式前所未有地迫近美国，之所以这么讲是因为以前它从来没有以组织得这么好的方式迫近美国。危险就在于社会主义者得到了对工会的控制权。”资本家们不理会这些警告，继续完善他们破坏罢工的组织，继续更加紧密地联合起来共同进攻工会最珍爱的东西——封闭式雇佣制①。他们在这方面取得多少进展，他们的寿命就缩短多少。这是古老的情形一二〔而〕再，再二〔而〕三的重复出现。醉醺醺的雄蜂依然贪婪地爬在蜜缸边。
① 只雇佣工会会员的制度。——译者
美国新闻界对待革命的态度或许是当今最为有趣的一幕，也是最悲哀的一幕。它迫使旁观者意识到旁观显然不是什么令人自豪的事。从无知之口吐出的教条之语可以使上帝发笑却应使人类哭泣。而美国的编辑们（从整体上看）却对此大为感动！他们严肃地一本正经地对“分裂”、“人非生而平等”这些老调进行详细的阐释，视其为刚刚从人类智慧的锻炉里炼就出的新鲜炽热的东西。他们无力的言辞表明他们对革命的理解和小学生差不多。他们本身是资产阶级的寄生虫，通过影响公众舆论为资产阶级服务。他们也醉醺醺地聚在蜜缸边。
当然，只是大多数美国编辑如此。如果说他们全都如此，那么就会给人类脸上抹上太多的黑灰。何况，那样说也是不合实际的。因为此时彼地，偶尔会有位编辑确实看清了。但是由于他被肚子的欲望控制着，所以通常不敢说出自己的想法。就革命科学与社会学而言，一个普通编辑要落后于现实三十年左右。他在思想上是懒惰的。他不接受任何事实，除非等到这些事实已被大多数人接受。他对自己的保守引以为豪。他是天生的乐观主义者。他乐于相信应该是的就是。革命者早就放弃了这种信仰。他们不相信应该是的就是，他们相信是的才是，而是的与应该是之间可能相差甚远。
偶尔，某位编辑用力揉揉眼睛，瞥见了革命，便天真地、滔滔不绝地叫嚷起来，譬如，有这么一位，在《芝加哥记事》上写下这样一段话：“美国的社会主义者是革命者。他们知道自己是革命者。现在是其他人意识到这一事实的时候了。”这可真是个崭新的发现。他继续广泛地宣称我们真的是革命者。嗨！广泛地宣称我们是革命者，这正是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在做的事情。谁能阻止我们就来阻止吧。
“革命是残暴的。先生，这里没有革命。”这种思想态度应成为过去。其它常见的类似的看法，如“社会主义是奴隶制。先生，它永远不会实现”也应成为过去。革命已不再是一个辩证法的问题、理论的问题和梦想的问题。已经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革命已成事实。革命已经来临。七百万革命者已经组织起来日夜不停地在宣传革命，传播那热诚的福音：人间同志情。它不仅仅是冷冰冰的经济宣传，从本质上讲它更是一种宗教性的传道，包含着保罗与基督的热情。资产阶级受到了控告。它的统治已经失败，应该废除。七百万工人说他们要发动其他工人和他们一道废除资产阶级的统治。革命已经来临。有能力的就来阻止它吧！
1901年3月
于萨克拉门托河
（宁宓用 译）
录入者：路人韦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