阶级斗争（杰克·伦敦，1905）

阶级斗争

杰克·伦敦

（1905）

说明：本篇选自杰克·伦敦文集《阶级的战争》（1905）。——译者
来源：《杰克·伦敦文集》第12卷（特写、政论、随笔、杂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

　　不幸的是（焉知不是有幸？）人们易于相信，客观事物是按照他们认定的模式存在的，这种信念出自与生活本身俱来、令人振作的乐观主义。此信念有时可悲可叹，然决不可加以责难，因为由此产生的利大于害，世界一切成就几乎皆出于此。这种乐观主义有时也带来灾难，对于那些在庞贝城毁灭前几天仍然不顾地震安居于城的人，或那些生活在路易十六时期的贵族，便是如此。那些贵族曾满怀信心地指望，把世界变成荒芜一片的大洪水会吞食他们的子辈或是孙辈，但决不会发生在自己的有生之年。然而这里将谈到的自以为是的乐观主义，不太可能以上述灾难告终，种种理由使人相信，正在进行的社会大变革，将以和平方式，井然有序地完成，与其现阶段发展的方式没有区别。
　　出于天生的乐观主义，出于对阶级斗争是既恐怖又危险的认识，美国人民一致否认阶级斗争的存在。“美国人民”在这里指的是那些权威的、得到公认的、美国人民的代言人，即报界、宗教界、大学、记者、传教士、教授几乎异口同声地宣称，现在根本没有什么叫阶级斗争的东西，将来更不会有。他们接二连三地发表这类声明，无视大量事实。这些事实与其说是指责他们口是心非，倒不如说证实了他们自以为是的乐观态度。
　　阶级斗争这个课题，可以由两种方式来探讨，阶级斗争的存在既可从理论上证明，也可用实际情况来证明。阶级斗争存在于社会的首要条件是阶级不平等，一个优等阶级，一个劣等阶级（以权势大小作为划分标准）；其次是堵塞一切出路，使劣等阶级原本得以发泄的力量与激情再也无处发泄。
　　有许多人甚至坚持否认美国有阶级。但是，一旦许多个人组成集团，每个集团成员的共同利益，而不是集团外任何人的利益，把这些人紧紧团结在一起，这个集团不容置疑地便是一个阶级。资本拥有者和他们的依赖者在美国就组成这样一个阶级，劳工大众则组成另一个阶级。就拿个人所得税来说，资产阶级的利益同劳工阶级的利益有如针尖对麦芒，在人头税上，劳工阶级的利益同资产阶级的利益也背道而驰。
　　两个阶级之间存在着明显的根本利益冲突，形成阶级斗争的各种因素便已具备，然而，只要劣等阶级中精明强悍的成员，有机会离开本阶级加入优等阶级的行列，阶级斗争就会处于睡眠状态。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在美国并存已久，只是迄今为止，工人阶级中的强者，一直有可能脱离本阶级上升为资本拥有者。这种可能性的存在是因为，一个边界不断扩展的未开发国家给每个人提供了均等的机会。人们像抢彩票那般前拥后挤地争夺和开发广阔无主的自然资源，这时期几乎没有资本竞争（资本本身来自剥削）。劳工阶级中的能人找到一块天地，利用自己的聪明才智求取发展，他们对自己的智慧和雄心踌躇满志，无意在其同阶级的伙伴中传播反抗精神，他们对阶级伙伴的祸福置之不理，自顾自奋力拼搏，在优等阶级中争得一席之地。
　　但是，扩展边疆，抢彩票似地争夺自然资源所有权，不断建立新的工业部门的时代已经过去。西部边界已到尽头，大量的剩余资本漫无目标地寻找投资市场，将一切企图耐心地通过小本生意缓慢积累资金的未来资本家扼杀于萌芽状态，通向一个个机会的大门已然关闭，永不开启。洛克菲勒阻断了石油之路，美国烟草公司阻断了烟草之路，卡内基阻断了钢铁之路，继卡内基之后摩根又给机会之路设置了重重关卡。机会之门永远不会再开了，成千上万雄心勃勃的年轻人踯躅于门前，映入眼帘的则是下列告示：不准通行。
　　日复一日，越来越多的机会之门关闭，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却依然源源不断地来到这个世界，往往就是这些苦于没有机会脱离工人阶级的年轻人，向工人阶级宣讲反抗之道。安德鲁·卡内基若是晚生五十年，他——一个苏格兰的穷孩子——也许有可能爬上工会主席或工会联合会主席的位置，却绝对没有可能成为霍姆斯特德钢铁公司的创建者和众多图书馆的创始人，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我们可以毫无疑问地说，倘如安德鲁·卡内基从未诞生，也一定会有其他人把钢铁工业发展起来。
　　因此，从理论上说，美国存在形成阶级斗争的各种因素。利益相冲突的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并存；工人阶级因为精华流失而雄风锐减的程度大为减轻，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不再有可能脱离本阶级致使其群龙无首、无依无靠，他们留在本阶级，成为领袖人物。
　　只是，纯粹的理论并不能使美国人民乐观的代言人心悦诚服，他们自己就是机敏老练的理论家，阶级斗争的存在还需要通过充分摆事实加以证实。
　　当某种共同的切身利益把近二百万之众的人团结在一起，形成一个强大的组织，奋力追求这些利益时，社会就出现了一个满怀敌意的战斗组织，这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个阶级积极追求的利益同另一个阶级的利益发生尖锐重大的冲突时，就出现了阶级对抗，阶级斗争便是其必然的结果，美利坚合众国的一个大劳工组织有一百七十万会员，这便是美国劳工联合会，此外还有许多其他的大劳工组织。这些人团结在一起，为了改善自身的状况而奋斗，顾不得因此对其他阶级带来的损害，他们同资产阶级处于公开对立的状态。他们的领导宣言说，这是一场持久的斗争，资产阶级不消灭，斗争便不会终止。
　　尽管他们的领导人对此矢口否认，仔细观察一下他们的言语行动和现实状况，这种否认便不攻自破。首先，劳资双方在共同劳动成果的分配上发生冲突。劳资共同努力把原材料加工成产品，原材料和最终产品的价值差即为劳资双方共同创造的增值，这种增值是劳资双方共同取得的成果，如何分配这部分价值就成为劳资斗争的焦点。劳动者所得以工资形式体现；资本家所得以利润形式体现。显而易见，如果资本家以利润形式攫取全部增值，劳动者便无以为生；同样，如果劳动者以工资形式获得全部增值，资本家便不复存在。而后者恰恰是劳动者的目标，其领导人物的言论表明，劳动者要求得到全部劳动增值。美国劳联主席塞缪尔·冈珀斯先生说过，“工人们要更高的工资，更舒适的生活，更充裕的闲暇时间，以及更多的机会提高自身的素养，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更称职的工会活动家，更好的公民。这些过去是、现在是、将来是、将来的将来仍然是我们的要求。斗争形式可能翻新，其主题却依然如故——生产者努力争取从他们生产所创造的财富中获得日益增长的份额。”
　　美国成衣工人联合会书记，全国公民协会工业委员会成员享利·怀特先生，于全国公民协会成立之初曾就该组织发表以下言论：“投入彼此的怀抱、称朋道友，对相互间造成的伤害负疚追悔，都决不会改变实际情况。劳动者将继续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自然会加以反对。一如既往，工人的工资，或者说工人在增值中所占的份额大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人的战斗意志和战斗能耐。……至于如何分配，便是难处所在了。采用种种节约劳力的方法多多益善地增加所创价值，我们没有异议，因为那样便有更多的增值可供分配，只是如何分配的问题又来了。……

　　“由此可见，建立一个受到大众信任、其成员对工业事务有实际知识的调解委员会，会有助于缓和敌意，预防可避免的冲突，达成休战。我用‘休战’这个字眼，是因为谅解终究只是暂时的。”

　　说此话的人，倘如早诞生数年，就可能成为牛羊遍野的大牧场主，或是木材大王，或是铁路巨子。现如今，他仍是劳工阶级的一员，美国成衣工人联合会的书记，一个彻头彻尾的阶级斗争论者，他把劳资纠纷当作战争来谈论，故而使用了这一类字眼：工人同雇主的“战斗”；有可能避免“冲突”；在某种情况下，可以暂时达成“休战”。
　　人是凡人肉胎，同天使的完美相距千里，因而在分配问题上，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二十年来，美国每年平均发生一千起罢工，其规模逐年增大，阵容日益壮观。这是一场道道地地的阶级斗争，劳动者正作为一个阶级同作为一个阶级的资本家进行战斗。
　　工人会继续要求增加工资，资本家会继续对抗这一要求，自由竞争的法则就是人人争先为自己，谁落后谁遭殃，这也是个人主义的思想基础。正是这种听其自然的生存竞争，使强者更强，弱者灭亡，从而创造出更优良，更有才干的人种。现如今，不管它是福还是祸，个人已被群体取代，竞争不再发生于个人与个人之间，而是发生在群体与群体之间。于是，人们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个人主义者从未想过劳动群体会强大到足以摧毁资本家群体，承担起为自己管理工业机制的任务吗？甚至于提出，个人主义者从未想过这也是个人主义——群体形式的个人主义，如果不计较措辞会引起概念混淆的话——胜利的表现吗？
　　其实，阶级斗争的事实较之上面谈到的远为深刻和重要。一种可能是，一百万左右的工人组织起来，追求自身的利益，结果酿成阶级敌对和争斗，但是，在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他们并未意识到会酿成这种结果。如果有明显迹象表露，这一百万左右的工人意识到他们是一个阶级——简而言之，有了阶级觉悟，那末，情况就严重了。工会主义者对工贼怀有可怕的、不可动摇的仇恨，那是一个阶级对阶级叛徒的仇恨。同时，工会主义者对民团的仇恨也是一种阶级仇恨，是对一种为阶级所铸造并为阶级所用的武器的仇恨。没有一个人能既忠于工人阶级又是民团成员，这正是劳工领袖的格言。
　　在笔者的家乡，当地方士绅组织七月四日国庆游行，并邀请各工会参加时，工会通知他们说，如果民团参加游行，工会则不参加。申奈克塔迪油漆与装修工联合会会章第八款规定，该会会员不得为“民团队员，特别警官，或是在罢工期间、雇主抵制罢工的休业期间、以及劳工的其他非常时期受公司或个人聘用的副警长。任何有上述职位的会员将被取消会员资格”。
　　威廉·波特先生是此联合会会员，但是也是国民警卫队队员，由于在他的连队受命镇压暴乱时，他服从了州长的命令，他被开除了会籍。联合会还强烈要求他的雇主，谢弗—巴里公司，开除他，公司为了免受罢工的威胁，答应了这一要求。
　　罗伯特·L·沃克先生是纽黑文民团赖特警卫队的中尉，最近辞职了，因为他同时也是汽车制造者工会的会员，而这两个组织相互敌视。不久以前，在新奥尔良市的有轨电车罢工期间，民团的一个连队因不愿受命保护非工会会员而集体辞职。金属机械联盟国际协会主席约翰·马尔霍兰先生公开宣称，他不愿会员参加民团。纽约州锡拉丘兹地方工会大会以全票通过一项决议，要求身为国民警卫队成员的会员自动辞职，违者开除。汞合板金属工人协会在其章程中列入一修正案，规定“任何身为正式军队、州自卫队、或是海军后备队成员者”不得吸收入会。伊利诺斯州劳工联合会在前不久召开的大会上一致通过一项决议，该决议宣布，参加民团组织有悖劳联之义务，并要求所有会员退出民团。该联合会主席阿尔伯特·扬宣称，民团不仅对工会是个威胁，对全体美国工人也是个威胁。
　　诸如此类的例子还有成千上万。参加工会的工人逐渐有了阶级觉悟，逐渐对工人阶级正在进行的反资产阶级斗争有了认识，成为民团的成员即是成为工会的叛徒，因为民团是雇主铸造的、用以在阶级斗争中打垮工人的武器。
　　阶级斗争另一个有趣的，甚至更为意义深长的方面，正如社会主义者公开表明的，是其政治性。五人同心可创惊人之举；五百人勇往直前可洗劫一座宫殿、毁灭一个王国，五百马赛人历史性的行动即为一例；五十万人热情地宣传鼓吹阶级斗争，按照各种政治路线展开斗争，并受到世界上另外一千万信念相同的人在道义上和理论上的支持，则极有可能在美国各州实现阶级斗争。
　　1900年这些人投选票十五万张；二年后，即1902年投选票三十万张；到了1904年投选票已达四十五万张。他们有强大的哲学和科学论著作后盾；他们拥有自己的，而且是有尊严、有分寸、质量高的各种杂志和评论；他们拥有数不清的周报和日报，发行到全国各地，还有上十万订户的单本资料；毫不夸张地说，他们为各层次的劳工提供了形形色色、浩如烟海的小册子。没有一个美国政党、教会组织或宗教团体的工作人员比得上不屈不挠的社会党人，这些社会党人，为了“事业”以一顶十，不辞辛苦，可以牺牲一切，“事业”对他们来说是头等重要的大事。他们为事业付出宗教般的热忱，他们甘心情愿地为事业牺牲性命，简直就像基督教的殉道者。
　　这些人孜孜不倦地宣讲阶级斗争是势不两立、不可调和的斗争，事实上，他们就是在阶级斗争的基础上组织起来的，他们说，“社会的历史就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古罗马时，贵族跟平民斗；中世纪时，国王和自治市的自由民跟贵族斗；之后是国王与贵族跟资产阶级斗；现今，斗争在大获全胜的资产阶级和上升时期的无产阶级之间继续进行。‘无产阶级’指的是没有资本、靠出卖劳动力为生的那一阶层的人。”
　　“无产阶级注定会胜利”〈注意这句话中的宿命论口气），“就像朝阳必定东升般确实无疑”，一如18世纪的资产阶级要在政治上实行民主，20世纪的无产阶级要在工业上实行民主。资产阶级抗议政府为贵族所治、为贵族所享；无产阶级则抗议政府和工业为资产阶级所治、为资产阶级所享；从而，无产阶级仿效资产阶级，要据政府为己有、实行工业民主，废除那名为工资实为合法化抢劫的周薪制，并要治理国家，使之符合无产阶级的利益。
　　这些社会党人说，“他们旨在组织一个由工人阶级和同情工人阶级的人士组成的政党，其目标是夺取政府权力机构，并用以把现存的生产资料与分配的私有制转变为全民的集体所有制。”
　　简而言之，这就是自称为“社会主义者”的四十五万大众的战斗计划，面对着这样一群雄心勃勃的人，那些惯于说“阶级斗争嘛，先生，太荒诞了，决无此事”的乐天派美国人怕也难以自圆其说。阶级斗争当前，乐天派美国人比较明智的作法应该是励志以待、起而制止，而不是浑浑噩噩无所事事，只是夸夸其谈什么按理不该有的东西就不存在，而且永远也不会出现。
　　但是，尽管社会党人很可能是一些狂热分子和梦想家，他们表现出来的先见之明、洞察能力和组织天才，却使同他们公开作战的阶级相形见绌。
　　社会党人发现，单纯进行大张旗鼓的政治宣传收效甚慢，况且他们疏远了最有智慧、最容易组织的那部分选民，于是他们吸取教训，将精力转向工会运动，赢得工会几乎可以说就是赢得这场斗争，最近发生的种种事件表明，他们在这方面取得的胜利远远超过了资本家。
　　一改以往敌视工会的方针，社会党人着手同工会和解。他们颁令说：“让每个优秀的社会党员参加其本行业的工会，从内部攻破堡垒，掌握工会运动。”这一政策仅执行了数年，便硕果累累，大大超过预料。如今，大工会中到处布满社会党人，从事“从内部攻破堡垒”，——这是他们对自己暗中夺权工作极为生动的称呼。无论工作还是游玩，无论大会还是小会，他们的宣传无孔不入。社会党人出现在工会会员身旁，对他们表示同情，为他们出谋划策、并身体力行；向他们建议，不断地建议：必须采取政治行动。密歇根州的共和党报纸《兰新日志》这样说过：“工会里的社会党人都是孜孜不倦的工作者，诚恳、朝气蓬勃、充满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一心一意，全力以赴；他们的成绩，用常规标准衡量，大大超过同其人数的比例。……在工会的劳工成员中，他们的信徒日渐增加，他们旨在把劳联变为一个政治组织的漫长斗争，也很有可能取得成功。”
　　他们抓住每一个机会，不遗余力地说明政治行动的必要性，和攫取使他们得以主宰社会的政治机器的必要性。美国的社会党人急切地紧抓著名的美国塔夫·维尔决议不放便是一例。大致说来，塔夫·维尔决议规定，可以起诉非联合工会，并通过法律程序剥夺其拥有的资金。《社会民主论坛报》曾就此发表文章，忠告工会会员停止以己之短——即以财力对抗资本家的努力，转而拿起自己最强大的武器，投票权，开始新的战斗。社会党人以相同的方式在全国范围内发动攻势，使这一教训深入人心。
　　为了自己主动承担的这项颠覆社会的任务，他们日以继夜，不辞辛苦，坚持不懈。M·G·坎尼夫先生最近对工联主义曾迸行详细研究，他说：“社会主义渗透到每个工会，几乎二人之中便有一人是社会党人，他们不断宣传工联主义仅是权宜之计而已。”他们曾告诉他：“去他妈的马尔萨斯！好日子就要来了，到那时，人人都能使自己的家人过得舒舒服服。”坎尼夫还发现一个工会，其二千会员个个都是社会党人。坎尼夫的所见所闻迫使他承认，“我生存在这样一个世界，其工业生活不断发酵膨胀，发自根基地振荡不停。”
　　社会党人已经掌握了西部矿工联合会，西部餐旅业雇员工会，全国制模工人协会。西部矿工联合会在最近一次大会上宣布，“罢工已不能保证工人的自由，因此，我们号召工人在投票箱前齐心协力，争取自身的自由权利。……我们公开提倡致力于独立的政治行动计划。……我们支持社会党的政治纲领，将它作为我们组织的原则宣言。我们号召本会会员发挥个人的力量，立即着手在自己的所在州或市镇组织社会主义运动，以各种方式共同努力促进社会主义原则，提高社会党的地位。在社会党组织尚不健全的各州，我们建议，本会成员要为达此目的而不遗余力。……为了做好此项工作，我们要求把精明强干，对整个劳工运动计划极为熟悉的组织人员，派遣到各个州去宣讲不但在政治领域而且也在经济领域建立组织的必要性。”
　　资产阶级对社会中酝酿成形的阶级斗争，模模糊糊有所觉察，但是作为一个阶级，资本家似乎缺乏工人阶级所具有的那种走到一起、组织起来的才能。在共同的战斗中，没有一个美国资本家会向英国资本家伸出援手。与之相反，工人阶级组织了形形色色的国际工会，社会主义者世界性的国际组织，在国与国，种族与种族之间架起桥梁，求取团结，表示同情的重大决议和同样重要的各类捐款，穿洋过海，往来不息，哪里有激烈的劳工斗争，就飞向哪里。
　　资产阶级缺乏这种内聚力，或者说缺乏团结，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其中，因以往的胜利而滋生的乐观主义当是首要因素。再说，资产阶级内部四分五裂，斗争十分激烈，致使资产阶级烦恼困扰，忧心忡忡。大、小资本家相互格斗，为了达到阿基利·洛利亚称之为“利益均分”的目的，争夺不休。英国的农场主和制造商之间的较量便是一例——尽管这种类比不够贴切。结果是一个以通过工厂法取胜，另一个则以废除谷物法告捷。
　　虽则如此，资产阶级中仍然有人看到这种存在于社会的阶级裂痕，以及初露端倪的阶级斗争，报章杂志上开始偶而发出不安的呼声。为了自己阶级的斗争需要，那些有阶级意识的资本家组织了两个联盟。像无产阶级一样，他们直言不讳，公然宣称他们的目的就是征服对方。这是大老板向平民开战。全国制造商协会便是其中之一，它认定这是一场生死决斗，从而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该协会主席兼全国有色金属业协会主席D·M·帕里先生，千方百计拼命地去组织资产阶级，他曾毫不含糊地号召战斗，他说：“现在在美国阻止社会主义计划尚为时不晚，若不加以遏制，它必然会摧毁我们的国家。”
　　他说，协会的工作就是“把雇主组织起来，以联合阵线去对付任何影响雇主利益的问题，我们迟早要走这一步。……全国制造商协会的紧急任务有三项，其一是阻止通过那恶毒的八小时工作议案；其二是摧毁反强制令议案，这项议案要从你的手里夺过企业自主权，把它交给你的雇员；其三是确保通过工商业部议案，这项议案，若无工人组织虚张声势的恫吓，当能快速通过”。他还说，有了工商部，“企业的利益在华盛顿就有了支持者和直接的代表”。
　　后来，帕里向协会外的资本家发表了一封广播信，信中指出，协会的种种努力在华盛顿已经初见成效，“新的商业部议案得以快速通过，我们起了无以伦比的影响。有人说协会进行了各种活动、取得令人满意的成绩，对此，我不想多说，甚至保持沉默。……协会的利益在华盛顿并没有得到过多的体现——无论是直接的体现还是间接的体现。有些时候，强有力的事实证明，华盛顿毫无异议地、积极地代表协会利益；有些时候，却根本看不出这一点”。
　　第二个具有阶级意识的资本家组织是全国经济同盟。它同样是由直言不讳的人组成的，这些人直抒胸臆，从不为选词用句浪费时间，他们决意认认真真从事长期艰苦的斗争。他们在征集会员的邀请信中开宗明义，公然宣称：“本会谨告知诸君，全国经济同盟将致力于一视同仁的教育运动，反对社会主义和阶级仇恨。”这个同盟的有阶级意识的成员，认识到阶级斗争的信号枪已然打响，从他们当中可以列举出以下知名人士：美国前财政部长，尊敬的美曼·J·盖奇；前美国驻法兰西公使，尊敬的托玛士·杰弗逊·库利奇；纽约教区主教，尊敬的享利·C·波特；美国前海军部长，尊敬的约翰·D·朗；美国前副总统，尊敬的利瓦伊·莫顿；享利·克卢斯；谨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约翰·德美登；纽约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约翰·A·麦考尔；布鲁克林快速传递公司、威廉·克兰普父子造船厂、南部铁路系统、及艾奇逊—托比卡—桑塔·费铁路公司董事长，J·L·格雷特辛格。
　　过去几年来，流露出不安的社论时评也为数不少。无烟煤矿工人大罢工的最后几天，报刊曾大声疾呼，矿主们如此固执，无异于是在撒播社会主义的种子，他们终将后悔莫及。1902年12月份的《全球工作》曾说：“另一个重要的事实是，伊利诺斯州劳工联合会建议，所有身为州民团团员的工会会员退出民团。这一提议得到了其他劳工组织的响应。比起最近出现的其他任何一种宣言和行动，这个建议起了更明显的作用，它使公众对这些工会组织产生不信任感，它暗示着阶级分化，而阶级分化则暗示着无政府状态。”
　　1903年2月14日那期《展望》，就沃特伯里的暴乱发表评论说：“在沃特伯里这样一个才智之乡，竟然发生如此行为不检之举，这只能说明，工业界的斗争精神决非仅局限于外来移民或无知的工人阶级。”
　　罗斯福总统已经嗅到阶级斗争前沿阵地飘来的硝烟味，他的讲话便是明证：“最重要者，我们需要牢记在心，任何政治领域中的阶级仇恨，一旦爆发，对国计民生造成的破坏将远超过宗派、种族、抑或宗教仇恨带来的恶果。”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罗斯福的讲话默认了工业界存在阶级仇恨，并极其鲜明地表达了他对阶级仇恨可能蔓延到政界的忧虑。其实，这正是社会党人在其反对现存社会的战斗宣言中公开声明的政策——夺取社会的政治机器，并用它摧毁现存的社会。
　　1903年2月12日的《纽约独立报》，无保留地承认阶级斗争：“除非先承认工会的基础是阶级仇恨，其政策乃应社会战斗之需要而制定，否则便无可能公正地评判工会所使用的方式方法，也不可能想方设法革除其弊端。罢工是对有产者的一种反叛行为，而财产权是受政府保护的。当罢工受到某种刺激时，它有可能扩展为大规模罢工。如数年前在比利时发生的总罢工，为了迫使有产阶级作出政治让步，整个工薪阶层停止工作。这固然是一则走向极端的例子，然而它生动地揭示了劳工组织的真实性质——一种旨在达到一个阶级压制另一个阶级的战争手段。”
　　综上所述，我们从理论和实际两个方面表明了美国存在着阶级斗争。在如何分配增值上的争吵是不可调解的。工人阶级不再失去自己精明强干的成员，这些成员既然无希望在资本家行列中施展抱负，便留在本阶级成为工人的领袖。他们策动工人不满，启发工人的阶级觉悟，领导工人造反。
　　这种造反以要求增加工人在分配中所得份额的形式，在工业部门普遍自发出现，实际上是向社会发动的—场精心策划的政治攻势，其领导人以宿命论者漫不经心、随随便便的态度，毫不迟疑地向世界公开他们的意图，他们要指引劳工造反，夺取社会的政治机器。一旦政治机器落入他们手中，他们就控制了警察、陆军、海军和法院，他们就能将资产阶级用以生产基本生活资料和奢侈用品的一切资产，有偿或无偿地收归国有。这就是说，他们打算把国家对一切产业具有征用权这一法律扩展运用到土地、矿藏、工厂、铁路及海上商船各个方面。简而言之，他们意欲摧毁现今的社会——他们坚信，这个社会是为另一阶级服务的——然后用到手的一切资料建设一个新社会，那将是一个为他们自己服务的社会。
　　与此同时，资产阶级也逐渐意识到自己作为阶级的存在和正在进行的这场斗争。他们不仅组织了进攻与防卫的联盟，国内一些知名人士还准备出任反社会主义斗争的领导。
　　要解决的问题既非马尔萨斯主义所谓的“突出效率”，也非道德，而是强权的问题。胜者，无论是哪个阶级，必须是凭藉其优势力量而取胜。工人们开始重复他们对坎尼夫先生说过的话：“去他的马尔萨斯！”没有任何思想约束妨碍他们个人奋斗，争取适者生存，正如冈珀斯先生说过的，他们要求多多益善。基德先生提出这代人应克己忍让、节制私欲，以使种族效率传至千秋万代，但是他的设想包含的道德含义对工人们的行为毫无影响，他们拒绝成为尼采笔下熠熠生辉的，“令人开心的家伙”。
　　资产阶级对战斗号令是否作出迅速反应，尚需拭目以待，然而其反应速度，将决定其生死存亡。如若资产阶级浑浑噩噩无所作为，自欺欺人地声称，按理不该有的东西就不可能存在，总有一天他将猛然发现梁塌屋倾。资产阶级乃是数量上的少数派，他若不采取断然措施，制止其对手发动广泛的宣传攻势，很可能在选举中失利。现在的问题已不是阶级斗争是否存在，而是阶级斗争的结果将会如何。

（陈颍卓译）
录入者：路人韦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