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I．梅扎罗斯《超越资本：关于一种过渡理论》（1995）
导言
马克思1858年所说的世界的“小小角落”不再是小小角落：资本制度不断扩张的浸透这一严重问题正把它们的幽灵投射到四面八方。因为资本主义的历史优势——马克思1858年10月8日在致恩格斯的信中曾经不得不承认它的令人不安的存在——迄今在“极为广阔的领域”也已完全确立。今天，我们生活在为资本的统治所牢牢控制的世界中，生活在一个无法履行诺言和极其令人失望的时代，只不过暂时受到顽固信念的挑衅。
对许多人而言，当前的事态似乎记事本上是不可改变的，这只是在顺从“普遍永恒资本”的要求方面，这只是在顺从“普遍永恒资本”的要求方面，与黑格尔将思想和行动概括为正当和恰当——或者用其自己的意思来说“合理”——是相符合的。然而，这种对命定的不可改变性的感受似乎为这一事实所强化，即我们的决策者用来证明自己行动的最经常被复述的政治口号之一，是“别无选择”。如果这个陈述实际上是真实的，而我们却又对它是何等的黯淡不加以注意，这种智慧将继续会被人发挥。如果不尝试对它的忧伤含义作出评判和存疑，就很容易使自己屈从于我们时代这个盲目地具有决定论意义的政治口号所宣称的终极困境，而不是向它提出必要的挑战。
然而，奇怪的是，从不厌倦复述对事态的现存秩序别无选择的政治家，并不犹豫同时将他们自身的交易描述为“可能的技巧”。他们视而不见传统的有关政治的自我辩护（作为具有社会利益的“可能的技巧”）和对资本统治的无批判赞成的屈从之间的鲜明矛盾，依照他们的观点，即所谓“现实世界中”惟一合理的站得住脚的观点，不可能存在一种选择。如果因为不可能就将对统治秩序之规则的一切选择的有效性先验地作为比无望更糟的东西排除掉，作为“对社会上令人称赞的可能的追求”，世界上还有什么政治的意义存在呢？
可以肯定，如此多的决策者——东西方都一样——拥抱这一观念，即对占支配地位的各种规定别无选择，这一事实并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它的拥护者的一种顺从的个人失常。相反，这种黯淡的观念源自于全球资本制度发展的当前阶段，连同它的一切麻痹的相互依赖性和客观有限的行动界限。因为在商品社会发展的上升阶段，一整套有意义的选择，可以按照有利可图的资本积累的利益以及通过占支配地位的（通常也是构成帝国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扩张来预期（并成功实现）。
在这一方面，情况发生了剧烈变化。因为就本质而不是边缘点缀所及，全球渗透的垄断资本的时代不能容忍议会政治多元主义的实践，曾几何时，该实践可以为改良主义的社会民主策略提供自我辩护。
因此，毫不奇怪，左翼政党最近的崩溃并不限于前（斯大林主义的）共产党的不体面的解体，东西方都如此。在这一方面，更为重要（自相矛盾，也是充满希望）的是，旧世纪的社会民主党关于“渐进”开创社会主义的承诺，由于——以厚颜无耻的直率——放弃对社会主义运动的最初的社会和政治的向往，已经最终证明了它的虚幻特征。今天，由于民主政治的不稳定的条件——在有关“别无选择”的智慧及其直接实践结果的邪恶的共识中一切都暴露无遗，例如，正像工会所经历的极权的合法措施所提示的，尽管一切都只能靠一种激进的超议会的群众运动来矫正，它还是重要和有希望的。在自我改良的资本主义范围内，如果不破除工人阶级对“渐进”建立“社会主义”的早已成功地制度化的幻想，激进的群众运动就不可能出现。
“别无选择”的自私口号经常还伴随着一个同样带有偏见的自我辩护的从句，它宣称，“在现实世界”中，对所赞同的行动路线（或不作为）不可能存在选择。这个命题被假定为一条自明的真理，自动为一切继续宣称它的人豁免了不能兑付的证明的重负。
然而，在我们询问该问题的时候，他们在谈论何种“现实世界”呢？显然，它是一个极其虚伪的世界。因为在我们实际上碰巧生活的世界中，各种结构性缺陷和爆炸性对抗都被这样一些人作了辩解式的否认和盲目的忽视。他们期望我们相信，在“现实世界”中，对全球资本制度的免除麻烦的功能所必需的条件，我们除了谦恭接受，别无选择。
无论它的对抗是如何具有毁灭性，打着理性、舆论和“现实政治”的名义，我们都被应邀使自身屈从于事态的现存状况。因为在既定秩序的参数之内——被永恒化为基本上不可改变的“现实世界”的合理框架，具有“人性”及其相应的理想的再生产工具：“市场机制”等——面对四处存在的矛盾，找不到任何解决方案。
因此，我们被期待向自己伪称，阶级和阶级矛盾不再存在，或是不再成问题。因此，在如此假定的“现实世界”中，惟一可行的行动路线被假设为必定要忽视我们亲眼见证的结构性不稳定的证据，或是为之“辩解”，以便用魔法手段充满幻想地把我们的社会秩序让我们每天都面临的各种慢性问题和越来越严重的危机症候一扫而光。
正如今天的事实显示的，这种既定秩序的意识形态分子甚至不再相信早期“渐进”改变秩序的流行观念。随着资本主义的上升阶段的结束，任何现实的变化都不再被视为合法的；既不受主要的结构性干预，也确实不能被“渐进”改变。
如果真的如他们所言，对“现实世界”中资本制度的种种结构性限定“别无选择”，既然如此，因果干预的基本观念——无论是如何的强弱——必然会被谴责为荒谬。在这样一种世界观之内，惟一承认的变化属于这一类型，它自身关注某些严格限制的否定性结果，但却令它们的原因基础——进行新陈代谢控制的既定系统——完全不受影响。
然而，在社会革新的领域，如果真的有一种探索配得上被称之为总体荒谬，它一定不会是去赞成主要的结构性改造，而恰恰是那种将结果与其原因分离的辩护性的幻想式思维。这就是为什么在资本制度的原因框架——贫困产生的剥削性的结构规则——不变的条件下，特别是20世纪中的许多次以革新热情宣布的“征服贫困之战”总是失利。
分离结果与其原因的企图，与要求例外的统治地位的同样虚妄的实践是紧密相连的。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可以伪称，由一小部分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几乎不超过人口的7%——对人类绝大部分的新殖民统治和剥削所必然造成的悲惨的和慢性的不发展，根本没有关系。因为，正如自私的传奇所描叙的，由于有世界其他部分（从未实现的）“现代化”，每个国家的人口最终有一天会享受“自由企业制度”的巨大利益。
事实是，为了几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利益，对人类和我们星球上的物质资源进行掠夺式的剥削，恰巧构成一种被放纵地忽视的非普遍化的条件。相反，由于忽视无论帝国主义过去的优势，还是巨大利润，是靠连续不断地使“第三世界”处于能被“普遍扩散的”结构性的依附状态而获取的，仿效“先进资本主义的”国家的普遍有效性就受到提倡，为的是通过“现代化”和“自由市场化”创造出预期的幸福结果。没有注意到的一个事实是，即使帝国主义的历史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按照与它实际展开的方式截然相反的方式改写，随着有利于不发达国家的现存统治和依附的权力关系的虚假颠倒，对我们星球的有限资源的掠夺式利用的普遍接受——尽管当前只是被有特权的少数人实践，但已造成极大破坏——会使整个制度立即崩溃。对于美国人口数量——占不到世界人口的5%——与其消费总的可利用能源的25%这之间的巨大差异，应当给予充分的考虑。如果另外95%的人采纳同样的消费方式，试图从剩下的75%中挤占出25%的19倍，无需过多想象就可判断将会发生什么。
掩饰所允诺的正确解决方法的空泛，具有将少数特权者的严格例外的条件转换为普遍统治的便捷的意识形态功能。只有在一个结果可以与其原因分离、甚至与之截然相反的完全虚假的世界中，这样一种探索才被视为切实可行和合理。这就是为什么这两种谬误——第一种谬误将操纵结果的可能性本身独自规定为与其原因分离、第二种谬误是将不能普遍化的概念普遍化——在支配性的“实用主义的”意识形态中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其描述“别无选择”的“现实世界”秩序的主张中，这是一种发现自己的最终的自我辩护和满足的意识形态。
玛格丽特·撒切尔因刻板地否认选择的可能性而赢得TINA的绰号一种英文“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缩写。步撒切尔的后尘，戈尔巴乔夫也曾时常不断地复述同一种智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尽管如此，当保守党强制她撤离办公室时，撒切尔夫人发现，对她来说，不得不要有一种选择。在那一时刻，她叹息说：“这是一个滑稽的旧世界！”然而，她拒绝让我们进到这一秘密，即是否在她看来，“滑稽的旧世界”仍然具有享有“现实世界”的一切都已豁免的地位的资格。
当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和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以“别无选择”的名义不仅丧失他的办公室，而且丧失他曾经统治并试图转变为资本主义市场社会的整个国家制度时，他过得也不比撒切尔夫人好多少。但是，他是一个比他的英国同类更为复杂的例子。因为完全可以理解，为何某些像玛格丽特·撒切尔这样的人会全身心地接受资本主义秩序规则所留下的有限行动边界，并把它“内化”为公正和正当——即不仅在事实上，而且在法律上。像男爵夫人撒切尔这样的人是哪里有钱就为哪里说话。
然而，所有这些在对立的社会划分方面又是完全不同的。一旦主张成为社会主义者的人将“别无选择”采纳为替所从事的政治作辩护，他们就和社会主义不再有任何关系。因为社会主义的设计从一开始就正确地被界定为对既定秩序的选择。因此，毫不奇怪，在他当政的岁月，戈尔巴乔夫转向“别无选择”的哲学的后果，是他甚至只好放弃对社会主义的暖味涉猎。他在辞职演说中幻想未来时，以一种完全的社会空白而告终——“民主和繁荣”。在他被抛弃的悲惨遗产的条件下，他的良好愿望对他的饥饿的同胞们，必然显得尤其空洞。
但是，也许可能是，政治领袖热衷于执行资本制度的规则，并不是要消除它的结构性缺陷和潜在的爆破性对抗。与不费力气培育的统治秩序的神话相反，危险的矛盾是内在于它、而不是外在于它的。这就是为什么在旧的“外部敌人”投降和经历“冷战结束”的短暂的胜利庆典之后，今天的世界比从前处于一种更不稳定的状态。
从最近的发展看来，给他们带来的不仅是不可能改革的斯大林主义的苏联体制（及其从前在东欧的依附疆域）的破碎瓦解，而且还有资本主义西方建立在苏联的瓦解之上的幻想大厦的坍塌。只有傻瓜才相信，我们现在可以毫无障碍地迈向自由资本主义的新千年。然而，真实情况是，现存秩序不仅通过不断增长的社会经济的“功能紊乱”——由日常将它的不人道强加给成千上万的“不幸的”人而引起——证明了它的站不住脚。它还通过最珍爱的幻想的惊人的紧缩——该幻想涉及资本主义先进世界对昨天的敌人的胜利所具有的不可逆转的社会经济方面的稳定力量——证明了它的站不住脚。
撇开前不久经历的一切挫折和痛苦失望不论，意识到这种站不住脚，有助于维持对一种基本的结构性变革抱有希望。挖肉补疮——它恰巧是当前的发展阶段所选择的解决问题的方法——是不能无限期地继续的。所以，考虑到更具威胁性的不稳定性，通过一种向完全不同的社会秩序的能承受的转变、从全球资本制度的矛盾的迷茫中找到一条出路，在今天显得比以前更为紧迫。
从20世纪的发展和失望来看，对既定秩序构建一种可行的选择，这一历史挑战必然要求对社会主义的策略框架及其实现的条件有一个重要的重新理论化的矫正，而且是对同时伴随的所谓社会主义过早埋葬的矫正。按照其自身的积极条件，为了重新审查社会主义理论的概念框架——它最初是相对于欧洲的“小小角落”设计的——需要有一种过渡理论。
与局限于有限的欧洲背景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客观可能性相对照，由一种极其强大的体制的全球联合——与其相关于价值规律的“古典的”类型相对照，它呈现为一种“混合的”形式，并在最近一个半世纪通过资本的历史优势展开——所引发的严重问题，对有必要重新阐述原初社会主义的解放策略具有深远的意义。我们在这个世纪已经见证的这种令人困惑的转变和逆转，只有在这种宽泛的全球资本制度的框架内，才能得到理解，因为它逐渐以其动态的和矛盾的历史现实支配着世界。这同样适应实现以真正社会主义为指向的基本的结构性变革的可能性：它应当是可行并令人信服，在同样的历史动力的条件下，通过联合劳动者的自治的社会主义控制方式，意味着对“现存的”全球资本制度提供了完全必要的选择。
超越从“新的世界秩序”的幻想中建立的全球性“波特金村”（Potemkin Village）的虚假稳定性，指出预示既定社会经济和政治秩序之崩溃的危机征兆，并不十分困难。然而，资本制度的深刻的结构性危机本身不足以自动成功地鼓舞信心。应该将一份份信心按照预期的路线以积极的方式收集和会聚在一起。即使最深刻的危机或最严重的崩溃本身在这一方面也不会有太大的帮助。
说“不”总是比即使是直率地勾勒出对消极对象的积极选择要容易得多。甚至只有在有关整个社会复合体的一以贯之的策略的观点之上，对现实存在的局部否定才能被视为似乎有理和合法的。因为，由对既存条件的任何严肃的否定所提供的选择——无论是明确的还是暗示的——在其自身的社会总体的框架内，都必须是可维持的，只要它还对成功地反对潜在地总是“混合的”既定世界——批判的力量试图对它发动袭击——的“统一”权力还抱有任何希望。
正如当初所设想的，社会主义设计的重点恰恰是反对将这样一种策略性的总体选择同现实存在对立起来，而不是要以一种聚合的方式对它的某些最明显的缺陷作修补。因为尽管它存在危机，但在新的“混合的”体制内，后者只能促进——正如各种改良主义确实尝试过的——资本的新陈代谢的控制方式的运作。
随着时间的推移，商品社会的社会主义的政治对手因统治秩序所能提供的各种奖赏而变得毫无希望地分裂。与此同时，资本制度自身却成功地采纳了一切社会民主党提出的局部批评，将原初的社会主义观点削弱为一种策略选择。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可以理解是从它自身的立场出发的——宣布，“整体主义”是意识形态之敌，并以这种认识断言，如果它的可理解性（以及潜在的合法性）的总体化框架在范畴上受到“不合法”的统治，由于借助于“整体主义”（或它的几个等值物）的驱邪的伪哲学符咒，即使是最尖锐的局部批评也会变得十分无力。
因此，在资本主义国家，肯定地赞成资本的总体框架和命令结构，成了一切合法的政治话语的绝对前提，并被社会民主党/工党的对话者自愿地作为共同的参照系来接受。与此同时,尽管在口头上持激进主义，斯大林主义以其自身的方式密切反映的资本的命令结构，将对真正的社会主义目标的记忆、连同无数曾经仍然对追求原初设想的解放直接保持信念的战士一起清洗掉。
因此，难以理解的是，这两种主要的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实际曲解——它们派生于完全不同的社会历史环境——致命地削弱了一切他们长期虚假地认同的有关社会主义有效性的信仰。实际上，非但不对既定秩序持一以贯之的和全面的社会主义的否定，在特殊历史条件下，它们分别代表了不抵抗路线，以便自行使社会控制的方式适应难以矫正的等级制资本制度的内在需求。
因此，一方面，社会民主策略的失败（假定它愿意接受“自我改良的资本主义”所强加的各种限制）不得不最终总体上放弃采纳曾经持有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形式。另一方面，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到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它发生于借助非常事件的人为状态以及相应的劳动组织来运转社会，无论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都变得站不住脚时——所有这些“重建”斯大林主义体制的努力都不得不失败，因为后革命社会秩序的等级制的命令结构，连同它对剩余劳动的极权性的政治榨取（相反，它成了不断攻击的目标），总是受到貌似的改革者维护。除非将等级制结构作为它的总体特征来维持，他们不可能思考重建既定结构，因为他们自身占据顶层的阶梯，似乎这是他们天生的权利。通过他们自相矛盾的不改变作为等级制的社会分工的结构自身就进行“重建”的事业——正像社会民主党不改变其资本主义实质就革新资本主义一样——他们宣告苏联体制必然会瞒珊着从一个危机走向另一个危机。
“马克思主义的危机”——关于这点近十多年来发表了大量的东西——实际上表现了这一危机以及曾经宣称忠于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念的政治运动的彻底解体。这两种主要运动的公然的历史失败——社会民主（主义）和受到斯大林主义扭曲的布尔什维克传统——为各种庆祝社会主义理想死亡的狂欢式的宣传放开了闸门。这种宣传的消极后果是难以简单地通过确认支撑反社会主义庆典的物质利益来计算的。因为如果没有重要的历史原因，所发生的一切就不会发生。实际上，今天的资本世界与它曾经所经历的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当时在19世纪的前半叶中，现代社会主义运动刚登上它的征程。如果不对干预性发展的十年做严肃的审查——既关注社会主义选择的策略性的理论框架，也关注它的急剧变化的组织要求——社会主义的设计就不能更新自身。在可预见的未来，这是一切社会主义者不得不面临的挑战。
本书意味着对理论的重估和澄清工作做出了一份贡献。正如1971年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第三版的序言中已经提及的，从马克思批判异化的分析中所呈现的总体设计，正好反驳了东西方所提出的主张（在西方，尤其在美国，由像丹尼尔·贝尔这样的人提出），即认为马克思关注从资本的统治中解放出来，属于19世纪的观点，因为不仅阶级和阶级对抗，而且一切异化的方面都被成功地、不可改变地克服。在匈牙利，由于直接经历了斯大林主义的统治和苏联红军对1956年起义的血腥镇压（他们这种抹杀不了的耻辱，受到西方共产党的喝彩），不仅让我明白，所谓异化在东方的终结只不过是一种神话，而且让我明白，现存的苏联体制与社会主义毫无关系。
同样，1956年以后在西方的直接经历也充分表明，资本主义的异化还在不断地将根本没有缓和的困苦和不人道强加给“自由世界”的失去抵抗力的大多数人民，尤其是强加给商品社会的辩护士宁愿称做“第三世界”的那一部分，以便将谴责归咎于那些关注于他们所谓“不发达”的严重问题的国家——这些国家总体上继续从属于“第一世界”，而未能在结构上摆脱对它的依附——而不是归咎于某种资本主义的发展。
然而，即使是对资本主义的最先进国家所暴露的内在权力结构做进一步的观察——虽然与前殖民地疆土上的无数人民的条件相比，它们的劳动群众享有相对的特权——它们基本上一直保存着异化的资本主义制度所未能改变的阶级剥削关系。尽管有各种理论上的困惑，关键的问题——适用于各地工人的一切阶层和范畴——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劳动对资本的结构性从属，而不是有特权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劳动人民的较高的生活标准。这种相对的特权在重要危机和不断增长的失业中——我们今天正经受这种危机和失业——很容易消失。有关不管人群如何变化的阶级观点是受它们在资本的命令结构中的地位限制的，而并不受第二性的类似于“生活方式”的社会学的特征限制。说到它们在资本的命令结构中必然所处的从属地位，在最“不发达的”国家的工人及其在最有特权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同类之间，根本不存在差异。一个美国或英国的工人可能在私人公司拥有非投票股份（non-voting share），但是，这个世界的麦克斯韦尔们（the Robert Maxwells）——受资本主义国家合法的射弹孔保护的——却可以极其悠闲地甚至是掠夺他们艰苦挣得的养老金。[1]（正如我们在麦克斯韦尔奇异死亡之后发现的，他会以对异化的力量——资本——的极大同情，迫使工人们屈从于生存的安全性极差的条件，正如龌龊的传奇被设计来恫吓小孩那样，对于资本这种异化的力量，“只能别无选择”。）
所有这些必然导致这一结论:：原初的社会主义设计，如果能以变化了的历史环境的证据做补充，在当前和未来就会重新获得它的生命力。然而，按照令人沮丧的历史和个人的经验，必须承认，与西方许多人试图通过代理人保持其左翼信念的方式相对照，人民只能是撇开而不是由于苏联才仍然成为一个社会主义者，概括他们自己国家的条件，并同时阐述他们主张的现实模式。
假定这种观点上的差异，对最近苏联体制的瓦解就不会引起太大的诧异；无论如何，在 1956年的震动以及随后非斯大林化的失败之后，有人就有所预期。（读者不仅在《马克思的异化理论》——写于1959-1969年间、出版于 1970 年——而且可以在写于1970 年和 1990 年间的《超越资本》的第四部分中， 也能发现关于异化的永恒化和不稳定的苏联式体制的不能克服的对抗性特征。） 但是，社会主义设计的重要性比前苏联不知要重要到哪里。作为一种克服资本力量的方式，早在苏联之前的很长时间里，人们就曾设想它诞生。在斯大林主义的梦魇长期被完全遗忘以后，它还将会以适合改变了的历史环境的方式伴随我们存在。因为通过建立一种真正的社会主义秩序，“超越资本”的挑战将关注整个人类。
本书的题目——超越资本——应该在三重意义上理解：
第一，“超越资本”一词的核心意思，确如马克思本人从事写作《资本论》的不朽工作时所指。在这个意思上，它指的是超越资本，而不只是超越资本主义。[关于对这一问题的扼要概括，可见本书911~914 页，938~940页和980~982 页（英文版页码——译者），有关详细的讨论, ，可见第二、四、五、十七和二十章。]
第二，超越马克思《资本论》的现行版本，包括它腐殖后印制的（posthumously printed）第二卷和第三卷，也包括《经济学手稿》和《剩余价值理论》。因为马克思为之贡献生命的整个设计不仅仍然没有完成，而且——按照作者在书信和序言中扼要勾勒的计划——只是达到其早期阶段的完结，因此不能恰当地反映他所表明的意图。
第三，超越马克思的设计本身，因为在19 世纪商品社会的全球优势的历史环境下，它才能得到清晰表述，当时，调节资本的可能性作为一种“混合的”控制制度——它只有在 20 世纪才完全显示——还没有受到理论审查。
《超越资本》的内容可以概括如下：
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构成书的前半部分，讨论了资本的失控及其批判，后半部分探讨了面对资本的结构性危机的问题。
第一部分：失控的幽灵，关注的是超越资本的重大理由，确实还有为了人类生存的利益这样做的必要性。黑格尔对“普遍永恒资本”的理想化——资产阶级秩序的著名的哲学概括和不朽的合理化——作为一个起点，与一种以不仅是失控而且最终是毁灭和自我毁灭的全球制度的形式所实际实现的历史优势，恰好形成对照。资本的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秩序的显著特征——它从一开始就预示了它的失控性——在第二章得到了讨论。在第三章中，这一点则通过分析致力于从资本立场找到解决资本失控的方法的主要理论而得到引申。第四章和第五章思考了有关限制的所有重要问题，从这一制度中因果关系和时间应加探讨的方式开始，直至对资本的第二序列中介的恶性循环的详细重估（以及对哈耶克之类的辩护士的批评），最终以分析资本制度作为一种惟一的——在人类历史上例外的——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方式的相对和绝对的限制而结束。在此，应该单列出第五章中的四个特别具有重大意义的问题，其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构成某些主要矛盾的焦点：（1）全球性自我维护的超国家资本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对抗仍然是不可调和的，尽管在一小撮“全球性操纵者”的霸权之下，在政治领域存在着希望资本人格化、奋力争取“全球化”变得美妙的意愿和努力；（2）“先进的”资本的生产实践对环境的灾难性冲击，趋于导致社会新陈代谢再生产的最基本条件的彻底毁灭；（3）面对妇女解放、实质性平等的不可抑制的挑战，资本制度——包括它的后资本主义变种——的总的无能，因而暴露了探讨不平等问题的传统方式——通过虚伪的形式的/法律的让步并借“机会平等”的伪善的花言巧语——的贫乏；（4）即使在资本主义的最先进的国家中，长期失业这一弊端不仅损害着其社会机体，对信仰自由/保守/劳动的共识的后第二次世界大战条文（the post-Second World article）——它提倡“自由社会的充分就业”并声称实现了它——也不啻为一种嘲弄。
第二部分关注的是社会主义批判的历史遗产。在此，采取的方式不是对社会主义的理论遗产做直截了当的历史描述。因为今天社会主义者面临的严重问题并不源自于普通的理论和政治的关注。它们引发于痛苦的历史经验——20世纪为后资本主义秩序寻找重要立足点之尝试的实际呈现和悲剧性瓦解——与此相联系，所有那些论证赞同要为资本的统治建立一种可行的社会主义选择的人，不得不界定自身的、极其不同的、有时甚至是严重冲突的立场。在这个意义上说，借助以苏联体制的戏剧性瓦解为标志的现实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背景，如果不对相关的历史经验做彻底的批判性重估，今天比从前任何时候都难以思考社会主义的未来前景。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的出发点是这一方式，借助于它，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创立的社会主义运动曾经以俄国革命的爆发和短暂存在开创了新的历史里程碑。后者必然要按照切实的实际条件，对原初设想的有关社会主义变革的观点进行重新界定。结果，早期见过的对资本主义的理论和政治的否定，必须按照积极的社会经济条件，通过证明后革命秩序的有效性来补充。但是，即使在朝该方向采取首次重要步骤之前，俄国革命还是——通过成功地捍卫已征服的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干预的国家权力——被提升到某种模式的地位，尽管实际的情形有着无数社会历史的限制。社会主义运动的激进一翼试图屈服于这种环境，就像我们现在以一种十分不同的方式审视苏联瓦解的严重意义一样。为了以其恰当的观点重估这些问题，第六章至第十章探讨了按照俄国革命范围内物质和制度中介的挑战，对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作为设想回应十月革命的一项重新再现的理论工作进行了分析：一项以其更高的参照条件而不是理想化的发展前景为整个社会主义运动所提供的研究。卢卡奇的文集——以作者个人作为教育和文化部长卷入1918-1919年匈牙利革命事件和以后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为基础——对俄国革命所代表的挑战提供了直接的理论概括。《历史和阶级意识》（发表于1923年）对1917年10月的历史成就做了令人惊奇的哲学概括，并变成“链条最薄弱环节的革命”必须同巨大的困难做斗争的积极资源。这就是为什么卢卡奇的工作具有再现性的特征和传奇式的影响的原因。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及其社会的爆炸性后果引发的深刻的精神危机中，《历史和阶级意识》由于一切愿意承认危机本身却又不能对马克思的诊断和解决方法做出积极回应的知识分子的利益，试图在黑格尔对全球资本制度的概括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观点之间建立起一座桥梁。在第六章至第十章中，《历史和阶级意识》被置于其作者后来的理论发展的框架之内。通过后者，它透露，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黯淡现实所强加的不断的限制——托洛茨基对之做过严重的批判——之下，社会主义理想的必要的——但是在斯大林主义（包括失败的非斯大林化时期）的条件下却不是可行的——物质和制度的中介，不得不从伟大的匈牙利哲学家的视野中完全消失，甚至将有限的范围转移到它们在写作《历史和阶级意识》时代所处的状态。卢卡奇最后立场——它试图从对个人道德良知的高贵而又完全抽象的直接呼吁中推出对既定秩序的极其必要的选择——的理论根源，可以追溯到他的著名的早期著作《历史和阶级意识》，即使它们后来作为后革命苏联体制及其东欧移植物的封闭发展的结果而受到重视。在最近的岁月里，许多曾经赞同卢卡奇观点的失望的知识分子——不论以法兰克福“批判理论”的传统还是以西方共产党的传统提出——他们转而完全反对社会主义理念的方式，更突出了需要将社会主义的期望建立在更可靠的物质基础之上。
第二部分的下半部分探讨了马克思遗产的彻底断裂和转折的问题。从卢卡奇的再现性理论轨迹所暗示的挑战引申，它思考了任何详细阐述社会主义过渡理论的尝试所必须面对的主要困难。这是通过追溯社会主义运动的起源以及按照后来的历史发展对马克思的观点进行详细审查而做到的。在讨论了马克思的理论观点以及直接或间接地受其否定的对象影响——特别是受自由理论和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发展观的影响——的方式之后，第十一章至第十三章探讨了资产阶级对所出现的国际工人阶级运动的实际反应，分析了资本根据变化了的社会历史条件调整其控制方式的能力。在这方面，国家的问题显得突出，因为资本制度的内部矛盾的暂时可行的置换（经常被误认为永久的克服），是与从“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向在经济事务中更加依赖于直接的国家干预的转变紧密相联的，即使意识形态的神秘化继续渲染实际上并不存在的“自由市场”、虚伪的“来自国家干预的自由”以及不受限制的个人主义的德行。马克思的难以避免的理论困难——显示在他所审视的发展的短暂不定性以及在所拒绝的资本制度和所赞同的选择之间缺乏必要的制度中介方面——在这些历史变革的视界内都可得到解释，这既涉及工人阶级运动作为一种群众运动所采取的方向（马克思对有关的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哥达纲领”做过批判），也涉及新的帝国主义的发展阶段向资本开放扩张的动力潜能（与该制度所处的完全不同于已衰竭的“全球优势”的时代相适应）。
第三部分：资本制度的结构性危机，从这一忧郁的事实出发，即20世纪所有的三种主要发展形式——垄断的私人资本的积累和扩张、“第三世界的现代化”以及苏联式的“计划经济”——显然都未能实现自己的诺言。50年的“现代化”已将“第三世界”置于比从前更糟的境地；苏联体制经历了最常戏剧性的解体，丝毫看不出通过融入“先进资本主义”的俱乐部可以使它达到自身稳定的前景，因为即使是依附资本主义的最“不发达的”形式的成功复兴，也只是代表着拥有可怕困难的残缺体制；“先进资本主义”中享有特权的少数国家都在经历短暂的不景气[甚至是“双重浸透的不景气（double-dip recessions）”]。然而，对这样几个国家（包括英国，对作为整体的资本制度之遗存的美国最为严重）来说，这种不景气都与不能解决的外债的真正黑洞有着联系，这种黑洞被既定秩序的辩护者委婉地描述为 “债务垂悬”（the debt overhang）。由于西方“先进资本主义”的统治现在是无法抵挡的，对全球秩序的未来发展而言，在该制度内执行的经济上调节剩余榨取的内在限制就具有重要的意义。作为一种因不断加剧的矛盾而采纳的方式，即使当国家的巨大资源被调动来为军事/工业复合体服务时，“先进资本主义”的条件下的效用递减率也证明了它的有限的可行性和最终的不可维持性。因为它趋于强化资本制度的不可逾越的结构性限制之一：因追求利润而造成的对地球上不可更新资源的毁灭。此外，这种操纵效用递减率的方式——撇开一切有关“新的世界秩序”的说法不论，甚至今天仍然还与由国家直接维持的巨大的军事/工业复合体有着联系——还继续在以一种禁止的幅度和打着做好反击不再能确认的、更别说可信的敌人的名义，浪费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因此，它一再证明了这一事实，潜藏在这种实践背后的真正原因是经济的而不是军事的。在这种新的历史环境下，危机也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展开。在资本占全球优势的时代，危机以“暴风雨”（马克思语）的形式爆发，随后是相对长时间的扩张期。随着资本占全球优势的时代的结束，新的方式以趋于一种萧条的连续体的不景气时期的增长频率表现出来。假定自我封闭的资本制度所具有的全球缠绕的特征——这种特征使一切有关“开放社会”的说法如果不是完全猥亵，也显得十分可笑——巨大的挑战是这样一种挑战（如果没有它,发展的危机就不能被克服：即如何破除资本制度的相互麻痹的（reciprocally paralyzing）“宏观世界”和构成细胞的恶性循环。
第十七章至第二十章按照20世纪的历史变革，对资本的结构参数进行了思考，并将它们与社会主义选择的明显特征做了对比。这些章节对苏联式体制导致灾难性失败的原因，连同各种对它进行改革的尝试，包括戈尔巴乔夫的没有（实际上是反对）人民的所谓“改革”，都进行了审查。在政治上，完全不同的形式下，资本在苏联式体制中的继续统治被看做要对这种失败负主要责任。后革命的发展在斯大林手下得到了巩固，并为与可继承的社会经济结构相关的不抵抗路线相伴随，从而仍然被维持在资本制度的限制之内。在高度等级制的分工之下——它以最高的实际可能的比率对剩余劳动进行了政治上强制的榨取——他们继续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与这种悲剧性的历史经验以及通过资本主义市场化解决后革命社会的严重的结构性问题的幻想相比，这种积极的选择可以按社会主义的公共的（决不是抽象的集体主义意义上的）生产和消费制度的原则来确定。联合的生产者对劳动过程进行以质量为取向的调控，取代了政治或经济上对预先确定的、机械限定的生产和消费目标的超强迫接受；自下进行社会主义结算和真正计划的制度，取代了自上强加给社会的杜撰的假计划，由于这种制度的无法克服的对抗性特征，后者必定是不现实的；通过有计划的活动交换调节社会成员，取代了苏联式的后资本主义的资本制度中对劳动力和产品的独断的政治指导和分配，或是资本主义条件下拜物教的商品交换；通过自决的物质和道德激励的制度刺激单个生产者，取代了以残忍强迫的斯达汉诺夫（Stakhanovite）准则或市场的暴政对他们的统治；通过发挥他们的决策能力使社会成员自觉承担责任变得有意义和实际成为可能，取代了标志和损害各种资本制度的制度化的不承担责任：这些都是社会主义选择的主要的操作原则。实行它们的需要并不来自抽象的理论思考，而是来自全球资本制度的深刻的结构性危机。
第四部分：论相关问题，包括六篇论文，其中有几篇在这里是首次以英文发表。它们在同一时期是作为《超越资本》的其余部分来写的，但全都出自苏联体制在喧嚣中瓦解之前。将它们包括进本研究的原因有两方面：首先，要融人大量的相关资料并避免不必要的重复；其次，为了表明，面对“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的各种矛盾和必然失败——并非显示后见之明，因为，正如这些文章所证明的，在十多年前就预见了——但并不必然意味着放弃社会主义观点。
[1] 这种实践的真实程度总有一天会使麦克斯韦尔的行为——一个下贱的3.5亿英镑的窃贼——变得苍白和无意义。因为，据报道，“为了掩盖一些现金短缺，通用汽车公司侵占了150亿美元的养老金，正像它再美国法律下所发生的。可现在为养老者留出的89亿美元的资金又未被投保”。（Andrew Lorenz and John Durie, GM makes final attempt to avert financial crash, The Sunday Times, 1 November 1992, Section 3, P.9.）因此，欺诈并非边缘性的或例外的，而是资本制度的通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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