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印度革命与斗争文献·纳萨尔巴里三十年
第四部分：革命取得了根基
暴风云聚集……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革命不是阴谋，它是群众的节日。秘密组织方式和游击战形式对于较小的部队击败更大的部队是必要的。印度政权相对大而强。此外，他们还接受了美国人、英国人、俄罗斯人和以色列情报部门摩萨德的持续训练。在越南反动势力失败后，国际反叛乱训练达到了更高的完美程度。今天，印度武装部队的兵力为一百五十万，此外还有八十万中央准军事部队和一百二十万警察部队（其中三十万是武装警察）。军队和准军事部队在1996-1997年的总支出是3700亿卢比，警察支出是720亿卢比。与此同时，大量秘密资金被分配于情报局、研究分析室[1]等秘密行动。三百五十万部队，每年支出4500亿卢比用于镇压印度人民——即政府为他们的镇压花费是每个家庭每年500卢比。这需要一支强大的部队，在群众中扎根，精通游击战，以对抗政权敌军。1969年至1972年期间的缺乏技巧的方法很容易被击败。
从这一经验中吸取教训，运动开始在更坚实的基础上扎根。这个运动的种子是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播种的，它们在后紧急状态时代开始萌芽，在80年代发展出一种强大的直立结构，在90年代，它们开始在灿烂的阳光下绽放在安得拉邦、丹达卡兰亚和比哈尔邦的森林和平原。印度政府通过大规模镇压和最残忍的野蛮行径试图扼杀种子，但它失败了；它试图践踏年轻的树苗，它又失败了；它试图摧毁刚开始形成的强大结构，但又失败了；现在它试图散发恶臭来淹没芳香——它也将失败。
首先，简要介绍在比哈尔邦由毛共中心和印共（马列）党统一领导的运动。稍后我们将详细描述在安得拉邦和丹达卡兰亚由印共（马列）（人战）领导的运动。
比哈尔邦
波杰布尔运动被镇压后，印共（马列）解放右倾，慢慢进入修正主义政治的泥潭。波杰布尔烈士如此系统地建立的庞大的群众根据地被一步步解除武装并推入议会制。简而言之，革命运动被清算。更糟糕的是，这个集团被用来发动对真正革命者的攻击。最臭名昭著的事件是谋杀了印共（马列）第二中央的两名主要成员——拉马钱德拉·塔库尔和贾西亚·雷。塔库尔是其中央委员。此外，他们还积极攻击并杀害毛共中心和印共（马列）党统一的干部。
很快，运动的焦点从波杰布尔转移到加雅县、奥郎加巴德县和杰哈纳巴德县，两个有专职干部的组织正在悄悄建立他们的革命根据地。这两个组织，一个是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另一个后来被称为印共（马列）党统一。
（1）毛主义共产主义中心
毛共中心在支持纳萨尔巴里斗争的同时，由于一些策略差异和对建党方法的疑问，没有加入印共（马列）。它的历史可以叙述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64年到1968年，从印共（马）第一次代表大会建立修正主义路线时开始。作为《南国》集团（以它出版的孟加拉语杂志命名），它引发了对修正主义路线的反抗，并建立了一个秘密的革命中心，以发展革命路线。该集团的两位主要创始人是阿穆利亚·森和卡奈·查特吉。这是一个主要是意识形态斗争的时期。在这样做的同时，主要同志已经在工会战线、学生战线和青年战线中发挥主导作用。领导同志也与工农运动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提出的理论问题是：
（i）与政治和组织领域的修正主义者划清界限，（ii）将印度革命的日常革命实践与理论联系起来，（iii）发展政治和战术路线，不仅是形式，而且是各种活动领域的具体结构，（iv）基于这些革命政策、风格和方法，在革命斗争过程中，以革命理论为指导，建立革命政党。
第二阶段从1969年到1978年。这是执行党的路线、政策和计划的时期；是沿着建立“红色土地革命抵抗战争”道路，获得实践经验的时期。它是由《南国》印刷的两篇文章发起的，题为《印度革命的透析》和《印度革命的战术路线—透析》，以及1969年10月20日毛共中心的成立。在此基础上，毛共中心开始在孙德尔本斯、二十四帕尔加纳斯、胡格利、梅迪尼普尔、坎卡、加雅和哈扎里巴开展工作。在这些经历中，最令人鼓舞的是坎卡和哈扎里巴的工作。在这里，一项广泛的运动建立在加薪、缉获庄稼、肥料问题、没收地主的粮食以及各种形式的政治和社会压迫等问题上；此外，毛共中心建立了广泛的群众运动，一些臭名昭著的地主受到惩罚，采取措施解除敌人的武装并武装人民；还建立了一些游击队和自卫队，通过坎卡斗争，革命农民委员会的概念首先得到了发展。在1972年至1977年间，运动面临残酷的镇压。
第三阶段从1979年到1988年。这是吸取第二阶段正面和负面教训，丰富理论和实践的时期。在这一阶段，毛共中心专注于比哈尔邦；以建立人民军队和根据地为着眼点，建立了比哈尔-孟加拉特区委员会，形成了“革命农民斗争筹备委员会”，革命农民委员会很快出现。在这一阶段，激进斗争得以发展，地主的权力被摧毁，数千英亩的土地被占领并分配给无地者，地主的财产被夺取和分发。
现在，运动已发展到比哈尔邦的一些县，包括哈扎里巴、吉里、加雅、奥郎加巴德等。今天，毛共中心在比哈尔邦是一支需要考虑的力量。
（2）印共（马列）党统一
来自杰哈纳巴德-帕拉木地区的印共（马列）干部反对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在1971年提出的破坏性修正主义路线。同时，在与波杰布尔同志的“左”的路线斗争时，他们在该地区建立了一些根基。1977年许多同志从监狱释放后，运动获得了动力，并重组。他们在1978年组织为印共（马列）（统一组织）。
杰哈纳巴德-帕拉木地区是比哈尔邦的落后地区之一。除了种植，农民还必须依靠收集森林农产品来维持生计。在这一地区，地主的命令无可挑战。随着统一组织的进入，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他们从之前的“左”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特别注意为他们的武装小队的活动建立一个群众根据地。一个农民组织——工农斗争协会成立了。所有旧做法都受到质疑，地主的权威受到挑战。为涨工资而斗争，为反对妇女和预定种姓的社会压迫而斗争，最大的斗争出现在森林产品拍卖上。
初期的运动使统一组织的三名年轻活动家于1982年8月10日殉难。加耶县巴格万普尔村的地主绑架了拉坎·曼吉（20岁）、苏德希·曼吉（19岁）和巴尔基修尔·曼吉（15岁），杀死了他们。拉坎是党的红色小队的重要成员。1984年6月，当工农斗争协会的大众书记克里希纳·辛格被地主枪杀时，运动面临严重损失。1984年5月，工农斗争协会帕拉木-奥郎加巴德区委员会举行了会议，正在计划对地主的新的攻击。6月17日，克里希纳·辛格在帕拉木县的乔纳举行了工农斗争协会会议。当地地主和古达袭击了会议，并开火。追逐开始，克里希纳·辛格同志让他的同志逃脱，并被敌人的子弹杀死。对这起谋杀案的谴责通过整个地区的一连串的抗议传播。抗议导致35名流氓被捕。
与此同时，1983年，统一组织与印共（马列）中组委的一部分合并，组成了印共（马列）党统一中组委。随着运动的发展，党也提出了建立游击区的观点。在1987年举行的党代会上，印共（马列）党统一中组委概述了以下任务：“我们正在通过群众抵抗来解决政权不断增长的武装冲击。但是，小队也必须加入这一抵抗。在没收地主所有土地和建立游击区前夕的阶段，小队的活动将成为人民抵抗国家武装袭击的主要方面。”
在加雅-奥郎加巴德，印共（马列）党统一中组委发出了一个呼吁，要求所有地主在工农斗争协会存放他们的武器。那些拒绝的人发现他们的房屋遭到攻击，武器被夺走。运动壮大，今天印共（马列）党统一中组委也是比哈尔邦许多县的一支力量。
安得拉邦
虽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印度毛派运动的中枢是西孟加拉邦，但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它已转移到安得拉邦。当然，安得拉邦拥有辉煌的革命斗争历史。它曾见证过历史悠久的特伦甘纳斗争。在那里，到1948年7月，2500个村庄组织成“公社”。这是著名的“安得拉命题”，它首次要求印度革命遵循持久人民战争的中国道路。早在1948年6月，“安得拉来信”就提交给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毫不含糊地阐述了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为基础的革命战略。这是世界上第一次（中国以外）提出“毛泽东路线”。事实上，落后国家的“中国道路”是1949年11月中共在北京召开的世界工会联合会会议上首次提出的。但这条路线被印共的拉纳迪夫[2]领导层强烈反对。1950年5月，在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宣布中国革命战略为落后国家的榜样后，“安得拉命题”被接受并成为党的官方路线。但这条路线只持续了一年，随着特伦甘纳斗争的失败以及参加即将举行的选举的决定，安得拉命题被撤回。1951年5月，阿乔伊·戈什被选为书记取代拉杰什瓦·拉奥，修正主义路线引入了新领导层。
然后是斯里卡库兰起义，现在，到1972年，转变又一次回到特伦甘纳地区。
（1）初始重组
截至1972年11月，在12名安得拉邦委员会委员中，只剩下一名仍在重新组织力量，其余要么被杀害，要么被捕。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与该邦的一些主要成员一起重组了大部分破碎单位。早些时候，在1972年3月，现有的三名邦委员会委员（其中两人于11月被捕）试图通过保持其革命本质来纠正纳萨尔巴里时期的错误。该委员会决定建立群众组织，从事部分群众斗争，并尽可能通过建立合法群众组织来扩展到新地区。它还决定，消灭阶级敌人只能作为阶级斗争的一部分实施。根据这些决定，两名代表去见了马宗达。马宗达在被捕前十天向代表讲话并批准了所有决定。在这次会见中，马宗达还透露了中国共产党关于纠正某些工作方法的兄弟般的建议。
1972年8月，党发行政治杂志《呼吁》以集结革命力量。该杂志除了在国际国内问题上传播党的立场外，还开展了一场意识形态斗争，以击退持不同政见者从印共（马列）内部（例如萨蒂亚纳拉扬·辛格、卡努·桑亚尔、安得拉邦的一些被监禁领导人）和外部（以前的共革安邦协委）的攻击，捍卫马宗达路线和采用新的组织方法。《呼吁》在击退当时运动中右倾和“左”倾的猖獗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将运动转向了正确道路。与此同时，为了在强大的意识形态基础上联结干部，举办了大量的政治学习班。
除了在安得拉邦重组党外，康达帕利·西西拉马耶还试图联系西孟加拉邦和其他邦的中央委员。在1970年大会选出的安得拉邦的四名中央委员中，有两人被杀害，两人入狱。1974年1月，西西拉马耶参加了重组的中央组织委员会的一次会议，该委员会由旁遮普邦的夏尔马（当选中组委书记）、孟加拉邦的苏尼蒂·戈什和比哈尔邦的拉姆纳特组成，其中前两位是1970年大会选出的原中央委员。
同时，由于安得拉邦没有邦委员会，1974年8月决定重组一个由西西拉马耶（代表特伦甘纳地区）、刚从监狱逃脱的阿帕拉苏里（代表安得拉邦沿海）和刚被保释出狱的马哈德文（代表拉雅拉席马）组成的三人委员会。
必须准备共同自我批评审查的中组委无法就所提出的三个单独审查达成任何一致。在9月的两个月会议上，中组委决定撤回这些审查，制定一条策略路线。希望这一策略路线能够通过实践加强团结，并作为共同战术路线的基础，即《革命道路》。虽然经过激烈讨论后准备，却没有帮助团结。在1977年5月的会议上，比哈尔邦和西孟加拉邦代表辞职，而安得拉邦代表因西西拉马耶被捕而没有出席。首次尝试重组中心不成，安得拉邦的同志们将注意力转移到该邦的运动中。
（2）特伦甘纳地区会议
在1977年2月举行的特伦甘纳地区会议上，（革命力量）已经完成了所有准备工作，以开展强大的群众运动。在过去的五年里，分散的革命力量已经重新集结，政治路线得到了有效捍卫，抵御了右和“左”的攻击，一个强大的革命学生运动已经发展起来，为党提供了大量干部。部分工作有效地在一部分工人，特别是煤矿工人中埋下了组织的种子，农民运动的种子已经播种在卡因纳加尔县和阿迪拉巴德县。所有的条件都已准备就绪，特伦甘纳地区会议就是要点燃导火索。
会议主要是为了审查增长着的特伦甘纳运动并选举领导层。在这次会议上，做出了三项重大决定——（i）扩大党的群众基础，（ii）举办一系列政治学习班，以培训大量涌入的新干部，以及（iii）派遣小队进入森林进行武装斗争。最后，会议将特伦甘纳地区的八个县（除海德拉巴外）分为两个地区，选举了这两个地区的委员会。
（3）文化复兴
安得拉邦拥有丰富的革命文化传统。在纳萨尔巴里之后，像斯里·斯里、R.V.夏斯特里、库图巴·拉奥等泰卢固文学名人转向了革命潮流。随着印共走上议会的道路，进步作家协会停滞不前。1965年的天衣派诗人打破了吞没泰卢固文学的沉闷。K.V.拉玛纳·雷迪、切拉班达·拉朱、瓦拉瓦拉·拉奥、C.维亚亚拉克米、CV.克里希纳·拉奥等诗人揭露了社会邪恶、腐败、剥削、政治破产、无意义中产阶级存在、文学商业化等。15位诗人的选集，就像黑暗中的闪光。切拉班达·拉朱和瓦拉瓦拉·拉奥的尖锐诗篇被翻译为几乎所有语言。
到1965年，有三个重要的诗人团体震撼了泰卢固文艺界：海德拉巴的天衣派诗人、瓦朗加尔的反抗诗人和贡土尔的巴甘巴拉诗人。纳萨尔巴里起义后，这些诗人，以及文学世界的重要人物（即斯里·斯里和其他人）在1970年合并形成了革命作家协会。即使在挫折期间，鼓舞人心的诗歌、短篇故事、小说仍然吸引着成千上万的青年走向纳萨尔巴里政治。这些作家不仅在政治上毫不妥协，而且在艺术上也很出色。进一步，进步作家协会于1983年开始组建全印革命文化论坛。革命文化组织齐聚一堂，组建了全印革命文化联盟。全印革命文化联盟以印地语出版名为《阵线》的文化季刊。
除这些作家外，海德拉巴的一些艺术家受到斯里卡库兰斗争和苏巴拉·帕尼格拉歌曲的启发，于1970年成立了一个名为“爱艺术者”的团体，包括著名电影制片人纳拉辛加·拉奥和现在的传奇人物加达。1971年末，这个团体开始直接隶属于党，并更名为群众戏剧论坛（JNM）。通过歌曲、舞蹈和戏剧，群众戏剧论坛宣传革命思想，把群众吸引到革命政治中去。1977年，在特伦甘纳成立了群众戏剧论坛县级剧团。在阿迪拉巴德成立了一个由八人组成的剧团，该剧团在1978-1979年创造了300个节目。县小组于1978年在瓦朗加尔和卡因纳加尔成立，合法运作到1984年。1980年至1982年间，县小组为群众戏剧论坛剧团举办了中央培训学校。
（4）学生运动
一旦“左”的路线被纠正，受纳萨尔巴里和斯里卡库兰以及革命作家协会和群众戏剧论坛启发的学生数以千计。最初，CP.雷迪集团的学生和安得拉邦委员会的学生在一个旗帜——进步民主学生会下工作。但是，随着差异越来越大，在一个组织内工作变得困难（持续矛盾），革命学生离开并组建了激进学生联盟。这个组织以如此快的速度发展并获得了这样的支持，以至于即使今天，活动家也被普遍称为激进派。
激进学生联盟成立于1974年10月12日，第一次邦会议于1975年2月举行。第一次会议发布了一份宣言，揭露了各种修正主义倾向，高举革命学生运动的旗帜。会议使数百名学生受到启发，坚持了毛泽东思想。最大的分队来自特伦甘纳，特别是卡因纳加尔、瓦朗加尔、卡姆马姆和纳尔贡达。很多人也来自阿纳恩塔普尔、蒂鲁帕蒂和维沙卡帕特南。
会议后和下个学年前，政权宣布施行紧急状态，激进学生联盟必须面对镇压机制的全部冲击。500多名学生遭受了不人道的酷刑，70人被投入监狱。四名年轻学生——詹纳德汉、穆拉利·蒙罕、阿南德·拉奥和苏达卡尔被警察带到吉拉皮尔森林杀害。学生活动家纳加拉朱也被逮捕并遇害。然而，激进学生联盟秘密重组，继续在他们的两个据点——瓦朗加尔地区工程学院和海德拉巴的奥斯曼尼亚大学进行鼓动。他们还出版了一本杂志《激进派》，广泛分发给学生。
政府解除紧急状态后，学生围绕一些问题：在海德拉巴围绕拉梅杰比（警察拘留中）强奸案件，在卡卡提亚大学它反对印度教原教旨主义者，在贝尔拉姆帕尔莱支持工人罢工，在马赫布纳加尔支持酒店工作人员进行了全邦性地鼓动。在印度电话工业有限公司和理工学院学生问题上也有全邦性鼓动，以及要求为学生提供更好的社会福利待遇的全邦性罢工。
第二次会议于1978年2月在瓦朗加尔举行。为了筹备这次会议，一些单位表示群众组织应该局限于部分要求，而不是宣传革命政治。所有单位都对这两种观点进行了辩论，最后第二次会议拒绝了拟议的修改。列宁关于革命学生运动性质的著作被广泛传播，以便在这个问题上教育学生和活动家。
1978年全年，学生群体的高涨以及对邦议会的积极的“抵制选举活动”最终导致了阿南塔普尔2000名代表举行的激进学生联盟第三次邦会议。之前是13个县的县会议。随着革命学生运动的扫荡，激进学生联盟（与进步民主学生会联合）开始赢得所有学生会选举。1981年，在贡土尔召开的激进学生联盟会议之前举行了16次县会议。在此次会议前，激进学生联盟组织了一次万人大会，谴责苏联侵略阿富汗。
从1981年开始，全印学生委员会（印度教原教旨主义印度人民党的学生组织）组织了对激进学生联盟活动家的系统攻击，甚至杀害了一些领导人。警察袖手旁观。作为回应，激进学生联盟首先系统地揭发全印学生委员会；然后他们反抗身体攻击，并在必要时进行报复。通过这次抵抗运动，运动传播到高中。在1982年的学生选举中，激进学生联盟在奥斯马尼亚大学（海德拉巴）以及瓦朗加尔、卡因纳加尔、纳尔贡达、马赫布纳加尔、阿迪拉巴德、贡土尔、奇图尔、卡努尔、库达帕和卡姆马姆等县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学生会选举的胜利进一步促进了革命政治在教育机构中的传播。就职典礼、文化活动……都成为革命热情的中心，将运动传播到国家的每个角落。截至第五次邦会议，激进学生联盟已经扩展到安得拉邦21个县中的18个。1984年，来自47所大学的25000名理工学院学生进行了104天罢工并赢得了他们的要求。即使是高中生也进行了无限期的罢课，以减少他们的教学大纲。1985年2月，在激进学生联盟的倡议下，全印革命学生联合会在海得拉巴举行的一次会议上成立。但是到1985年中期，警察发起了对该党的大规模袭击，主要目标是激进学生联盟。警方突袭了学校、学院和宿舍，逮捕学生并残忍地折磨他们。
自此，激进学生联盟被推入地下，不得不改变其运作方式，从大型公开会议到小型秘密会议、教室会议等。1985/86年，一些领导激进学生联盟的学生被残忍杀害——纳格什瓦·拉奥、夏亚姆·普拉萨德、斯雷尼瓦斯、雅凯亚、拉马坎斯、穆拉里达·拉佐、萨蒂什被敌人枪杀。纳格什瓦·拉奥是激进学生联盟的邦副主席。从那时起，激进学生联盟的所有会议都秘密举行。
（5）“进村”运动
“进村运动”是安得拉邦的党组织发现的一种巧妙方法，可以有效将学生与正在进行的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这也是以极快速度在农民中推进组织的一种绝妙方法。在暑假期间，计划参加运动的学生将首先进入一所紧张的弱政治学校。在这所学校，将告知开展运动的方法。同样在这所学校，他们将被告知在农民中进行热情的政治宣传的主题。此后，他们将被分成约七个批次，并根据党的计划前往某个区域的村庄。在进村运动中，他们还尽可能建立青年组织，并记下所有潜在活动家的名字。然后将这些名称移交给当地的党组织者，后者将跟进并加深组织。
第一次这样的活动始于1978年夏天。在第一次运动中，有200名学生参加。这场运动的目的是宣传土地革命政治和在村庄建立激进青年团的单位。该活动持续了一个月，最终举行了激进青年团第一次会议。这场运动的意义在于它帮助引发了卡因纳加尔和阿迪拉巴德的历史性的农民斗争。
在接下来的一年里，1979年4月至6月的“进村运动”首次由激进学生联盟和激进青年团联合进行。这次预备班在15个中心举行，有500名学生和青年参加。除了宣传土地革命政治之外，活动人士还努力揭露“苏联支持的越南对柬埔寨的侵略”——他们在村庄里卖掉了波尔布特徽章。该运动的重点是“苏联对阿富汗的侵略”，并表示声援阿萨姆邦的民族运动。1981年的运动揭露了警察的残暴行为，即警察在阿迪拉巴德县英德威屠杀部落民。该运动开展了对丹达卡兰亚森林中印共（马列）（人战）领导的部落运动的支持。1982年，该运动的主题是无条件释放西西拉马耶和其他政治犯，并要求对该邦的（虚假）“遭遇战”杀人事件进行司法调查。这些小组还帮助动员工人参加煤矿工会辛格雷尼工人联合会第一届邦大会。1983年的运动揭露了泰卢固土地党政府进行的镇压，并解释了N.T.拉马·拉奥[3]这样的政治领导人无法引领泰卢固民族性的全面发展。1984年的运动是1985年全面攻击前的最后一次运动，聚焦政府镇压，并要求从特伦甘纳撤出中央后备警察部队。
学生和青年参与者的数量随着每次运动增加，尽管警察的连年攻击越来越恶毒。1983/84年是警方和运动家之间的虚拟捉迷藏。1984年的进村运动约有1100名学生和青年参加，组成150个宣传组。仅在那一年，他们就向2419个村庄传递了土地革命的信息。
（6）农民运动的复兴
1977年下半年，整个地区都举行了大规模农民集会和示威活动，不仅涉及当地问题，还涉及释放政治犯，反对（虚假）“遭遇战”、拘留所的酷刑，移走警察营地。慢慢地，农民和农业工会开始成形。9月27日在格拉皮利举行的三千人强大的公众集会表明了增长着的力量。此外，在同一个月，阿迪拉巴德县贝尔拉姆帕莱的辛格雷尼画廊的工人拒绝了修正主义领导，在革命政治领导下进行了激烈的鼓动，并从管理层取得了奖金和其他要求。地主看到人民运动的增长，开始了他们的攻击。1977年11月，地主袭击并杀害了西尔西尔拉乡的拉克希米·拉贾姆和贾吉塔乡的波塔·波希蒂。次年夏天，激进学生联盟进村运动为农民运动提供了巨大推动力，从1978年6月开始，斗争开始加快节奏。他们集会的主要议题是：提高农业劳动者的日工资、增加永久农业劳动力的月和年工资率、取消通常的免费劳动力、取消通常的对地主的现金和实物支付、退还贿赂、占有地主占领的政府土地、占用荒地、没收在地方政府林地等地方种植的木柴和木材。具体而言，废除无偿劳动和提高农业工资的斗争在整个贾吉塔尔乡像野火一样蔓延开来。仅贾吉塔尔的农民就收到了相当于数十万卢比的退款。
农业劳动者的罢工从一个村庄蔓延到另一个村庄。农民们把地主带到公众集会现场，要求他们承认罪行，并为他们的压迫行为道歉，偿还非法勒索。农民们举行大型集会，举着红旗，占领了地主占领下的荒地和政府土地。此外，卡因纳加尔和阿迪拉巴德的许多乡的比迪烟叶收集中心的工人的罢工运动获得了动力。
在此期间发展起来的最有力和最受欢迎的斗争形式之一是针对地主及其反人民代理人的“社会罢工”。当决定对地主社会罢工时，整个村庄停止与他的任何互动和服务——地主的仆人、喂牛者、农业劳动者、洗衣工、理发师等不再为其提供服务。后来，这种斗争形式还用来对付在村里露营的警察官员。
这一时期的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农民对“潘查亚特”[4]制度的夺权和革命。“潘查亚特”是特伦甘纳地区村庄的传统机构，任何小纠纷都是公开裁决的——地主主持和判决。现在，地主的权威被取代，革命农民接管了“潘查亚特”运行，并在许多案例中，审判了地主。
尽管运动受到警察镇压，但这一运动发展并在贾吉塔尔镇的历史性游行达到了顶峰。1978年9月7日，超过35000人游行到贾吉塔尔乡。在贾吉塔尔乡的152个村庄中，来自150个村庄的农民和农业劳动者参加了集会和会议。受到运动力量震慑，一些地主逃往城市；其他地主和警察开始进攻，摧毁和抢劫农民房屋，向农民攻击、殴打甚至开火。这些每天都在发生。农民则进行报复。类似战争的情况增长了。重型警察重新部署到该地区，并开始横冲直撞。在短短两周内，所有150个村经常被突袭，遭到大规模殴打和逮捕，并数百名活动家在警察营地遭受酷刑。仅在贾吉塔尔乡，在短短四个月内，来自75个村庄的3000名农民，涉嫌虚假案件。此外，还有 800 人被关进监狱，数百人在警察营地遭受酷刑并被释放。1978年10月20日，安得拉邦政府宣布西尔西尔拉和贾吉塔尔为“动乱地区”，赋予警方严酷的权力。
农民运动的高潮从1978年6月持续到9月，从1978年9月到12月，警察的攻击持续不断。虽然面对警察的攻击，运动的热情逐渐消退，但抵抗增强了，并且在邻近的阿迪拉巴德的一些乡出现了群众性特征。
到1979年初，农民们从白色恐怖的第一次冲击恢复后，重获主动权。现在，农民的组织团结发生了，对国家性质和粉碎它的必要性的政治意识提高了，秘密运作的必要性得到了更好的理解，地下方法得到了更好的发展。政治和组织基础被奠定，以便将斗争提升到更高层面。在此期间，反封建斗争也蔓延到了卡因纳加尔县的佩达帕利乡、曼纳尼乡和胡祖巴德乡以及杰哈纳巴德县的拉克塞蒂佩特乡、阿西法巴德乡和卡纳普尔乡。
1979年，斗争愈演愈烈，一些地主被消灭。现在，村民，特别是妇女，找到了抵制和反击警察恐怖的新方法。到1980年初，反酒运动（最初是为了降低酒的价格）已经将酒类大亨击败。农民协会的权威在乡村生活的所有方面都在增长。
除农民运动外，激进学生联盟和激进青年团加强了在煤矿工人中的活动，对十万多名矿工的影响大大增加。在瓦朗加尔市，学生、青年和文学运动得到恢复和加强。学生运动延伸到瓦朗加尔县的几乎所有城市中心。在这个县，城市运动比农民运动更强大。
在该党中央重组的前夕，这场运动准备进入下一阶段。但在继续讨论前，必须简要提及公民自由运动的发展，这种运动已经并且正在发挥真正值得称道的作用。
（7）公民自由运动
正如安得拉邦有着面对持续的强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一样，这里也有着强大的公民自由运动的历史，涉及律师、医生、记者、作家等。许多无私的公民自由工作者也面临着国家的愤怒和被杀，就像瓦朗加尔的拉马纳德姆医生[5]。1965年，在中印战争期间大规模逮捕共产党人后，第一个公民自由组织成立，斯里·斯里担任主席……但由于严肃的阶级斗争的缺席，这个组织已经消失。在斯里卡库兰的大规模逮捕和屠杀后，另一组织在海德拉巴产生，1974年3月，安得拉邦公民自由委员会成立，斯里·斯里再次担任主席。安得拉邦公民自由委员会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组织，引导事实调查，进行法律斗争，打击《恐怖和破坏活动（预防）法》案件，揭露警察暴行和虚假“遭遇战”。它还建立了单位网络，下至县级。
（8）印共（马列）（人民战争）的形成
印共（马列）（人民战争）是在1980年4月22日列宁诞辰纪念日成立的。这是1972年全印革命中心不复存在后重新组织它的过程的一部分。如前所述，1974年中组委成立时也做了类似的尝试。尽管付出了艰苦的努力，但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起步。在1977年5月中组委解散了。事实上，安得拉邦委员会必须在1972月72日至1974年1月以及1977年5月至1980年4月无中央委员会时运行。
1980年，中央是在两份基本文件的基础上建立的；第一份是自我批评审查，第二份是策略路线。自我批评审查与1975年提交给中组委的审查基本相同，但有一些变化策略路线基本维持了纳萨尔巴里的遗产，同时纠正了那个时期的“左”的错误。通过前八年的实践，两者都得到了丰富。
在中组委于1977年解散后，安得拉邦委员会再没有尝试与其他革命团体联合。相反，它基于自我批评审查集中在安得拉邦建立广泛的群众运动。因此，它不仅能够在学生、青年以及文学和文化方面建立强大的全邦范围的运动，而且还发展了特伦甘纳地区的卡因纳加尔县和阿迪拉巴德县的农民运动。这不仅在安得拉邦，而且在全国范围内都被认为是强大的反封建斗争。这一成功增加了自我批评审查的可信度。因此，到1970年代后期，其他马列团体如统一组织和印共（马利）泰米尔纳德邦委员会出面联合安得拉邦委员会。不幸的是，由于在中央委员会的组成问题上存在差异，在那个时刻，统一组织没有加入，新的中央由印共（马列）的安得拉邦委员会和泰米尔纳德邦委员会统一组成。当时在孟买运行的小马哈拉施特拉邦集团也加入了，接受了基本文件。
注释：
[1] 研究分析室（Research and Analysis Wing）或称印度调查分析局，是印度政府的主要对外情报收集单位。——译注
[2] 拉纳迪夫（B. T. Ranadive）1948-1950年任印共总书记。——译注
[3] 泰卢固土地党创始人，1983年1月-1989年任安得拉邦首席部长。——译注
[4] 潘查亚特（Panchayati raj）自1992年印度宪法第73次修正案后已被印度宪法规定为县、乡、村三级的基层自治机构，负责多项政府事业。——译注
[5] 拉马纳德姆医生（Dr. Ramanadham）开办有一家儿童诊所，曾任安得拉邦公民自由委员会副主席。1985年9月2日，一群警察闯入诊所杀死了他。以上据争取民主权利人民联盟（People's Union for Democratic Rights）文章《纪念拉马纳德姆医生》。另可参见今日印度的一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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