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试图混潸和平与战争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1962-1986）

第九章试图混潸和平与战争

↘约翰逊把他的总统职位押在结束越战上
↘莫斯科关注越南问题
↘裁军的复杂后果
↘麦克纳马拉、核战略及反弹道导弹

约翰逊把他的总统职位押在结束越战上

　　到了 1966年，美国在南越的武装力量已经急剧增加到约40万人，美国军队最终成为对付越南国内抵抗力量的主要力量。对北越的轰炸正在扩大，对河内和海防进行的空中打击很快便接踵而至。
　　由于美国使越南战争逐步升级，与此同时它还增加了它的核军备及导弹力量，以保证它的全球优势，因此，防止因越南问题而削弱苏美关系就变得很困难了。尽管如此，苏美关系中的一些特殊问题还是得到了解决，或者至少在探讨解决的办法。两国政府恢复了它们秘密交换信件的做法，并且在考虑诸如利用原子能开发矿山和土地资源以及和平开发月球和外层空间这样一些想法。在拖延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1966年底我们签署了直接开通两国空中航线的协议。1967年1月，我们又就开发和和平利用外层空间的原则签订了协议。但最为重要的是，美国政府为了反击某些国会议员和军事工业联合企业要求在军备竞赛中采取新措施而造成的越来越大的压力，对签订一个限制两国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约翰逊实际上已经开始意识到，除非在1967年结束越南战争，否则他就很难指望在下届大选中重新当选总统；随着战争的扩大，全国各地随之出现了反战活动。富布赖特对我解释说，这就是为什么总统感到必须对北越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从而推动越南问题得以解决的原因。6月初，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1]——他越来越激烈地反对总统的战争政策——在他家中与我共进午餐时告诉我, 约翰逊和腊斯克现在不再对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感兴趣了，他们把希望寄托在用军事手段在1968年大选之前结束战争上。
　　我还听说在总统的核心圈子中还有一位积极主张扩大战争的人。5月末，在哈里曼家共进晚餐时，他提醒说新的国家安全顾问沃尔特·罗斯托^[2]（他接替了邦迪的职务）是政府中最危险的鹰派人士。他总是无条件地赞同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并且要求扩大空袭范围，其目的正如哈里曼所说是为了“使河内深切认识到美国就是要这样干”。在麦克纳马拉的支持下，约翰逊没有接受扩大空袭的要求，但他对腊斯克提出的应该继续奉行有限轰炸的政策表示赞同。他打赌地面战争能够取胜；为了使美国能在下一年打败越共军队的主力，1966年将按计划向越南派遣更多的军队。
　　6月初，我初次结识罗斯托，在一起共进了午餐。他说话的语气听起来相当乐观。他认为越南的事情进展得很顺利。他承认他们想直接得到中国人的帮助以达成和平解决越南问题方案的一直努力都失败了；在美国和中国驻华沙大使定期举行的会谈——这是两国政府间唯一的直接接触中，这一问题已经被提了出来。但是他强调，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已经达成了一种默契：美国不会进攻或轰炸中国大陆，中国起码不会使其军事力量介入越南战争。中国领导层表面上在“大叫大嚷”，实际上“对可能导致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的问题却极端谨慎”。罗斯托说，中国正在进行的潜在的权力斗争——当时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对中国未来的外交和国内政治方针起着决定性作用。
　　约翰逊总统同时还密切注视着欧洲形势的发展以及与苏联的关系，罗斯托说，但是他意识到只要越南战争仍在继续，“人们就很难期待”欧洲事务取得更大的进展。这位国家安全顾问显然对裁军问题不感兴趣，而且在我们以后举行的会谈中他也从未对这一问题表示出任何兴趣。总的说来，我得出这样的印象：他很警惕，不急于向苏联大使透露更多的东西。说到这儿，我想起一个有趣的故事。
　　一次，罗斯托想把一封约翰逊总统写给柯西金总理的秘密信件交给我，并要我在夜里11点去他家取信。他住在华盛顿郊区的某个地方。到了他家，我从头到尾读了这封信后，发现其中有段话的意思非常模糊。我向罗斯托指出了这一点，并问他，“应该怎样正确解释这段话的意思才不会引起莫斯科的误会？”罗斯托回答他无权解释总统的信件。我告诉他我不要求做出解释，而是要求澄清它的含义。但他坚持不说。由于这是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我要他给总统打电话，在电话中澄清此信的含义。罗斯托拒绝了，他说时间太晚了，不便打扰总统。
　　我请求使用他的电话。拨通了白宫值班员——我认识这个人——的电话后，我问他总统是否已经就寝。我的决心给罗斯托留下极深的印象，他从我的手里抓过听筒，问对方总统在做什么。值班员回答说约翰逊正在看电视。
　　罗斯托跟总统通话时显得非常勉强和胆怯，约翰逊让罗斯托把听筒交给我。我请总统说明信中那段话的意思，他表示非常愿意这样做。“罗斯托太喜欢玩外交游戏了。他不会用坦率的语言和外国人讲话，”约翰逊说，“他完全知道我这封信的意思。”
　　接着，约翰逊把他在白宫的私人电话号码给了我，这样在遇到紧急问题时我就可以直接给他打电话，而不必通过罗斯托了。后来，我不得不几次使用这个号码给他打过电话，最重要的一次是在一个星期天安排了一次紧急约会，通知他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一事。

莫斯科关注越南问题

　　莫斯科不像华盛顿那么担心越南战争会影响苏联和美国，实际上还有其他一些重要国家的关系。很多政治局委员在与我私下谈话时以及他们自己在私下交谈时都诅咒美国人、中国人和越南人不愿为解决越南问题而寻求一种妥协办法。勃列日涅夫曾经气愤地对我说，他不希望“陷入越南这片沼泽中”。尽管苏联领导层对约翰逊试图把美苏关系同他在越南问题上顽固坚持的政策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区别开来的想法表示欢迎，但它仍旧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思想原则，对河内给予援助。它根本不可能接受美国政府试图不顾越南战争的存在而实现两国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办法。
　　当1966年5月我作为一名代表参加第23次共产党代表大会时，我感受到了我国政府的窘困。政治局在准备大会报告时特别注重对苏美关系立场的阐述。大会在总结报告中指责美国应承担这场战争的责任，但又指出“我们曾经一再表示准备发展与美利坚合众国的关系，现在我们仍然坚持这一立场。但这需要美国停止实行它的侵略政策”。于是，我们依旧对一个为了国家重新统一而向一个实力强大的超级大国挑战的社会主义小国表示了基本的、公开的同情。但是，现实政治要求我们就与美国的关系问题采取更为灵活的立场。政治局懂得这一点，但却找不到摆脱困境的明确方法。
　　不用说，华盛顿对这次党代会极为关注，汤普森向我转告了美国对会议结果的分析，即苏联政府没有改变其外交政策，并打算把精力集中在国家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建设上。
　　腊斯克本人对这次党代表大会颇感兴趣，并且说美国政府已经注意到勃列日涅夫和柯西金谈到越南问题时措辞很尖锐。他向我建议：“莫斯科应该考虑到，河内没有给美国留下选择的余地，因此它只能奉行现行路线。”在我们最近的一次会谈中，腊斯克谈到越南问题时差点发起脾气来。我不禁感到美国政府内部在越南问题上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压力，而腊斯克不得不在找不到摆脱困境的明显出路的情况下天天应付这种压力。这种状况表明了这位一贯性情平和的人的心境和情绪。
　　10月10日，葛罗米柯和约翰逊在一年一度的联合国大会期间照例在白宫举行了会谈。会谈一开始，他们两人就争论起造成两国关系恶化的责任应由谁来承担，约翰逊说苏联，特别是苏联报纸对他的人身攻击使他极为烦恼。
　　当会谈气氛相对平和下来时，约翰逊说他将很高兴在美国接待苏联领导人，或者亲自访问苏联，“我们见面的次数越多，对我们双方就越有好处。”他说。
　　约翰逊再次说到他仍准备和北越进行谈判，并且要求苏联帮忙把它的朋友拉上谈判桌。葛罗米柯回答说，美国要求通过谈判结束越南战争的所有声明，只要包含着前提条件就会使对方根本无法接受，因为它们完全意味着投降。
　　“问题在于，”葛罗米柯神情严肃地继续说道，“如果美国继续执行这条路线将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其他的国家，包括苏联，当然会向越南提供更大规模的援助。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还有苏联，将会发现自身陷入了这种发展状态中。是历史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就是如此吗。尽早结束战争的钥匙掌握在美国手中。它取决于你们的政策。”
　　他坚持认为，美国首先应做的是停止轰炸北越。但是，令人非常难以理解的是，除了提出这一简单的要求之外，苏联政府对解决这场冲突没有制定出任何明确的计划。它只能依靠河内，而河内却不向莫斯科披露它的具体计划。像以前一样，这次会谈结束后仍未就结束越南冲突的条件达成一致意见。但是，总的说来这次会谈起到了帮助华盛顿和莫斯科回顾各自的观点并思考潜在的危险的作用。
　　会谈结束时，约翰逊强调说需要经常举行高级会谈。他说：“我们会谈的次数越多，对我们大家就越有好处。”

　　尽管在越南问题上陷入了僵局，约翰逊仍然表示他对签定诸如文化交流、利用外层空间、捕捞以及航空等一系列协定很感兴趣。
　　“1966年11丹签订了一项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开辟直接航线的协议。从莫斯科直接飞往纽约的首次航班是由著名飞行员鲍里斯· 布加耶夫^[3]……后来他成为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飞行员，再往后又担任了苏联民航部长——率领的一个苏联机组飞行的。鲍里斯·布加耶夫的领航员被认为精通英语。当飞机临近肯尼迪机场时，领航员和美国机场指挥塔取得了联系，并且要求准许飞机降落。他得到的命令是和其他飞机一起按秩序进入着陆位置。
　　领航员没能领会这一命令的意思，而是兴奋地通过无线电回答：“很好，我正在降落。”他再次被告之按秩序等待，但他仍然没有听懂这一命令。他更为响亮地重复说已经一切准备就绪，正在进行降落。惊恐万状的航空调度人员命令着陆航线上的所有飞机立即 “为发疯的俄国人”让出跑道。着陆本身完成得非常精彩，机舱内的每一位乘客都显得兴高采烈，全然没有意识到这是一次死里逃生。
　　当晚为庆祝此次飞行举办了一次宴会。客人们相互交谈、祝酒。气氛十分友好，几乎没有人想到曾经发生的事。但是美国航空交通管理部门的头头笑着对我描述了这段插曲，随后非常严肃地建议我们的飞行员和领航员进行一个星期的无线电英语通讯的训练。
　　起初，机组人员根本不愿意听取这类意见。作为出色的飞行员和领航员——他们确实很出色，他们坚持认为他们无需接受任何额外的训练。我不得不与莫斯科联系，并建议命令机组人员进行专门的语言训练。莫斯科迅速做出了反应。我得到命令对美国提出的提议表示感谢，机组人员得到指示，要他们立即开始接受培训。全体机组人员随后即飞往纽约接受这种训练。

裁军的复杂后果

　　人们常说漫无止境的裁军建议、讨论和谈判是表明苏美关系基本状况的最可靠的晴雨表：天气晴朗的时候，关于控制军备的谈判就有进展，否则这次谈判会因自私自利和相互猜疑而布满阴云。让我们想一想那个长期以来一直存在的、以曼斯菲尔德修正案而闻名的提议吧。这一提议要求把美国驻扎在西欧——当时这一地区是北大西洋联盟和华沙条约组织的主要力量有可能发生对抗的最危险地区——相当数量的军队遣送回国。在那里一旦发生战争，将不仅仅是远方丛林中的一场冲突，它很可能会摧毁整个人类文明，虽然自60年代初围绕着柏林问题出现了数日的紧张状况之后，那里的局势已经稳定下来了、
　　曼斯菲尔德参议员以紧张财政以及越南战争的需要为理由，要求从欧洲撤回一些美国军队，其建议赢得了他的同事们的极大支持。约翰逊政府则反对减少美国在欧洲现有的军事力量，和历届美国政府一样，它认为这样做同时将意味着削弱美国在欧洲的政治影响。在这一问题上，约翰逊政府首先得到了波恩最有力的支持，同时也得到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普遍支持，然而，美国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倾向减少驻在欧洲的美国军队，其原因不仅仅在于财政上的因素，而且在于美国对越南的干涉行为引起了日益高涨的反战情绪、
　　为了解释他的提议并寻求莫斯科对这一提议的支持，曼斯菲尔德拜访了我，并向我讲述了上述情况。如果苏联能够宣布它准备从东欧撤出一些军队的话，参议员说，他肯定参议院将会通过他的提议，其结果必将有助于苏美关系的改善。后来，参议员埃德华特·肯尼迪^[4]和迪克·克拉克^[5]又分别给我打电话，提出了同样的请求。
　　当然，我把这一切向苏联领导层做了汇报，政治局讨论了这一问题。政治局最后决定不做任何支持曼斯菲尔德参议员的议案的表示，其主要原因在于苏联政府担心、如果苏联从东欧撤出一些军队，可能会使那里并不稳定的局势出现恶化，而且美国政府无论如何也会反对这一议案的。然而，曼斯菲尔德又在后来的几年里一再提出他的修正案，但是始终未被通过。
　　为了核查两个大国的军备竞赛情况，我们还定期交换情报。其背景可以追溯到约翰逊总统任职的最初几天——作为一种象征性的姿态，腊斯克曾于1963年12月9日请我通知莫斯科，美国政府打算在1964—1965年财政年度削减10亿美元的军费开支，削减幅度为2个百分点。
　　三天之后，即12月12日，莫斯科答复说，苏联政府也打算在 1964年削减6亿卢布的军费开支。这与美国的削减幅度差不多，但是，比较两国削减军费数额的真正难题是两国政府计算军费预算的方法不同，双方在国民预算的某些方面都隐含着军事开支，苏联尤其如此。
　　同一天，腊斯克提醒我他曾向葛罗米柯提出过一项建议，要求双方拆毁各自的B-47级轰炸机群，他补充说，他们还准备讨论在双方商定的地点相互销毁其他类型的武器。我回答道，我国政府指示我说明，这样的相互销毁并不能表明是向共同裁军的方向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因为每一方都可以销毁它已过时的武器，而立即用新的、更尖端的武器取而代之。苏联仍然认为双方应该共同商定一个旨在全面而且彻底地进行裁军的计划，每一方都应该明确它自己及对方在每个阶段所承担的义务：
　　坦率地说，我不赞成这种要么就全面裁军，要么就不裁军的方针，我对葛罗米柯也是这样说的。哎，多年以来，他在这一领域所喜欢谈论的话题恰恰就是这项“全面、彻底裁军”的政策——这只不过是早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联盟就曾进行过的一种宣传。所以，在那个时候他甚至不可能考虑采取一些较小的、不太连贯的措施，更不会采取通过外国人在我国领土上进行检查来核实军备状况的行动。事实证明，这就是造成很多裁军倡议难以实施的障碍。
　　但是，最根本的争实是，苏联领导人，尤其是赫鲁晓夫非常怀疑在进行军备竞赛的那个时期采取实际的裁军措施是否能够产生效果。他们不相信这样做真的有可能实现裁军，而且他们也没有对此做好思想准备。因此，在赫鲁晓夫当政的年代中，他们浪费了开创共同裁军进程的现实机会。他们认为，当时唯一可行的办法就是相互削减一些军费开支。
　　1966年10月，苏联领导层决定把工作重心放在防止核武器扩散上，因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正在讨论在其成员国内部发展共同的核力量的想法，其目的在于使它们感到自己也能利用核武器，而不要认为美国独家掌握着它们的命运。然而，值得称道的是，或许正是这种对美国势力自我否定式的限制，使我们警觉到欧洲人，特别是德国人的手指已经靠近了核按钮。所以，我代表我国政府告诉腊斯克，这一想法是阻止达成防止核扩散协议的主要障碍：苏联准备就限制核武器扩散问题进行谈判，但是美国政府必须在签订防止核扩散协议和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核力量之间做出选择。
　　就签订防止核扩散条约进行的长期谈判是在1967年底结束的，正式签署的时间最后于1968年7月1日，在三个条约保存国——苏联、美国和英国——的首都同时进行。在华盛顿签署这项条约的有美国国务卿腊斯克、苏联及英国驻美大使以及50多个国家的大使。庄严的签字仪式是在白宫举行的，出席仪式的有总统、政府高级官员、国会议员以及新闻界人士。莫斯科和伦敦在同一天也举行了签字仪式。
　　到1968年底，已有83个国家在该条约上签了字，而且签字国还在继续增加。这一条约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控制核武器扩散，虽然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印度和巴基斯坦、以色列和阿拉伯国家以及北朝鲜和南朝鲜。然而，核国家已经开始着手寻求制定控制核武器的有效办法，这项防止核武器扩散条约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在核时代减少核战争爆发可能性的一个基本协议。
　　签字仪式结束后，约翰逊总统发表了一个庄严的声明，他说苏联政府和美国政府已经达成了一项关于开始讨论减少战略核武器的发射系统和限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
　　遗憾的是，由于约翰逊固执地要求把进行这一讨论和与苏联领导人进行最高级会谈联系在一起，同时也由于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外交气氛变得令人不愉快，因此在约翰逊政府的最后阶段，限制战略武器问题没有得到认真的研究，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也没能在1968年得到美国的批准。这一条约不得不等到转年尼克松政府时期开始后才得到批准。

　　但是，在约翰逊政府时期以及后来的几年中，我们在裁军领域倾注了主要精力的问题是要不要建立一个庞大而且昂贵、但其有效性尚未得到证实的反弹道导弹（ABM）系统。在60年代中期，苏联研究人员已在研究在莫斯科周围和苏联西部爱沙尼亚的塔林附近部署第一个反弹道导弹网络的方案。在莫斯科看来，防御导弹——特别是为了保护平民——是合法的事情，这种做法在国外不应该受到怀疑。
　　这一计划开始引起五角大楼的注意。美国军方人士坚持认为，美国必须部署一个类似的系统以抵销据说已经部署完毕的苏联反弹道导弹系统。然而，美国政府认为，与其建立一个耗资如此昂贵的反弹道导弹系统应付苏联的挑战，倒不如和莫斯科达成协议，相互限制导弹制造为好，特别是因为没有人能够确定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否真能阻止入侵的导弹。此外，某些高级官员认为，对美国来说，改进和加强进攻性核导弹力量，使其能够比较容易地穿过反弹道防御体系是一件更为合算的事。有趣的是，提出放弃反弹道导弹计划的竟然是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而不是外交官腊斯克。腊斯克从没和我谈论过反弹道导弹系统；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越南问题上。人们应该记住，麦克纳马拉是在美国首先全面提出限制战略武器主张的人。
　　美国政府内部就反弹道导弹系统所进行的秘密讨论自然没有向我们透露。但是，美国方面私下还是进行了一些试探。1964年1月 16日，即约翰逊宣誓就职不足两个月的时候，麦克纳马拉的心腹、军备控制与裁军署署长威廉·福斯特^[6]在与我共进午餐时进行了一次长谈。他争辩说两国放弃建立一个较大规模的反弹道导弹系统是可行的，他估计此项开支至少需要15亿到20亿美元。福斯特认为，如果在两国政府首脑之间能够达成某些初步的秘密协议将表明向前迈出了具有重要意义的一步，鉴于约翰逊总统尚未公开表态，这样做就显得更为重要。没有时间可浪费了，福斯特最后说道。他微笑着向我提出警告：“别公开谈论这件事，否则我会被召到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那里去。”在整个1966年期间，福斯特一次又一次地向我提及此事。
　　1966年12月初，卢埃林·汤普森向我透露，美国对有关苏联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报告感到惊讶。这些报告重新激起五角大楼和国会支持美国部署类似系统的情绪。甚至麦克纳马拉——虽然他没有向我们提出正式建议——在白宫的一次招待会上与我谈话时也提到这一问题。当时我们已建立起良好的私人关系。他的意思大致如下：据报告，研究和发展反导弹系统的工作有望获得成功, 而很多五角大楼的高级军官经劝说接受了这一看法。他们走访了他们在国会山的朋友们，并且赢得了一些颇有影响的国会议员的支持。但是，在对此计划进行研究之后，麦克纳马拉发现这一计划耗资巨大，而且从根本上说它不可能产生什么效果：只要增加新的导弹数量，反弹道导弹系统可以轻而易举地被击破。因此，相互克制看来是最好的解决办法。
　　我向莫斯科发出过许多有关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报告，但是却没有得到正式的反应，其托词是我与华盛顿就此问题所进行的接触都是非官方和非正式的。与此同时，我们使馆获得了可靠的情报，断言美国正在大力发展一种反弹道导弹系统。我向莫斯科提出了一份详细报告。同时，我极力向政治局提出建议，我们至少要明确我们的立场，以免使我们自己走入更加激烈的军备竞赛的新阶段。
　　在莫斯科，政府内部出现了意见分歧。以柯西金为首的一些部长们认为，反弹道导弹系统分明是用于保护人类安全的，所以不需要通过谈判证实这一点。人们怎能拒绝保护人类免遭导弹袭击呢？我国军工联合企业则持赞成发展反弹道导弹系统的意见。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乌斯季诺夫^[7]和军事工业委员会主席列夫·斯米尔诺夫^[8]认为，苏联第一个反弹道导弹计划看来有望成功；如果苏联沉缅于没完没了的初步讨论的话，它就可能落在美国的后面。
　　但是，熟悉国防和工业问题的勃列日涅夫指出，麦克纳马拉通过增加进攻性导弹数量可以制服反弹道导弹系统的话是有道理的。然而，勃列日涅夫并不愿意完全放弃我们研制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工作。与此同时他又说，为了对付美国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挑战”，我们必须寻求做出一种相应的明确反应。葛罗米柯提出继续坚持我们的那个众所周知的观点——要么要整个面包，要么什么都不要，即实行“普遍而全面的裁军”。这个建议实际上等于是一种敷衍。
　　在政府进一步讨论的过程中，莫斯科提出了比较现实的意见，即把进攻性武器与防御性武器结合起来谈。其基础是我们要达到在战略武器上与美国平起平坐的主要目标。结果，1966年3月18日，我受命向福斯特亮明这个观点。我告诉他，反弹道导弹系统应该得到我们的关注。这个问题可以和核发射装置问题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讨论。
　　对此，福斯特合情合理地说直就反弹道导弹系统达成的协议没必要包括任何关于控制和检查的条款，因为此系统上巨大的反导弹支撑设备、寻的装置以及跟踪雷达都不可能藏匿起来。但是，进攻性核武器却不是这样，它需要受到密切的监视。福斯特同时还明确表示，对美国人来说，任何关于不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协议都不会影响对此进行的研究和开发。
　　我们就是这样首次接触控制导弹和反导弹系统问题的，这个控制军备的过程使两个超级大国陷入了一场持续了一代人的对话之中。1966年6月27日，约翰逊托人向莫斯科转交了一封信函，信中建议在日内瓦举行一次“最高级”官员的会谈，讨论相互限制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的问题。信中提出了建立一种“相互可以接受的、可以通过国家控制手段进行检查的稳定的力量平衡”，从而实现控制战略武器竞赛的想法。已经回到莫斯科再次担任大使的卢埃林·汤普森递交了这封信函并且补充说，美国政府接受苏联提出的此次会谈应该包括讨论尽早停止部署额外的战略性武器以及反导弹防御设施问题的建议。美国准备把注意力放在建立自我控制的国家检查体系上，尽管它没有排除现场检查的可能性。而且在谈判期间，任何一方都不能对自己的战略体系进行任何重大的更改，否则另一方也可以这样做。
　　这封信代表着约翰逊政府采取的一个重要步骤但是，华盛顿几乎只对反弹道导弹感兴趣，而莫斯科则只对战略性武器感兴趣，所以，双方进一步交换意见的工作进展一直很缓慢，直到1967 年才由约翰逊和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上直接讨论这一问题。

麦克纳马拉、核战略及反弹道导弹

　　就反弹道导弹问题所展开的讨论加深了我和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个人之间的友谊。他是一个性格复杂的人，非常善于调整自己的观点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他又是一个不受意识形态摆布的实用主义者和现实主义者。我们习惯于随时会面我特别记得 1967年4月11日——约翰逊和柯西金举行葛拉斯堡罗最高级会谈前的几个月——在他家共进私人午餐的情景。我们的整个会谈几乎都在谈论战略核导弹以及对其进行控制的手段问题，
　　麦克纳马拉解释说，美国军事理论的基础是美国应该准备在承受核导弹的突然袭击的同时保存自己的反击能力并使敌人受到无可挽救的损失，就他所知，麦克纳马拉说，苏联的军事理论也是建立在同样的原则基础之上，他确信双方都具备这种能力。正是这一因素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维护了稳定的局势并充分保证两个超级大国中的哪一方都不会攻击对方，因为它们各自都十分清楚攻击对方即意味着自杀。这一理论当然是很有道理的，我得到的印象是，麦克纳马拉坚信保持恐怖平衡——正如某些人所说的——的确是在维持和平。
　　但是，麦克纳马拉坦率地承认，美国拥有的核武库已超出了维持这一理论的需要，专家们知道这一理论的含义是“相互确保摧毁”——按其首写字母也可非常恰当地写为MAD。然而，美国发现自己拥有的导弹数量超过了足以保证实践其军事理论的导弹数量纯粹是偶然的。肯尼迪上台后，由于他曾极力指责共和党听凭“导弹差距”不断加大，从而使美国落在苏联后面，所以他的政府决定集中精力迅速发展本国的核导弹。这一决定建立在美国对苏联导弹潜力所做估计的基础之上。但是，对这种潜力的估计显然过高了，因为苏联政府虽然曾决定把资源大规模地从民用转移到军事需求上，但它实际上并没有像它所说的那样进行资源转移。然而，1961年的柏林危机加快了美国的导弹发展计划，而当时苏联建立导弹力量的速度并不像美国情报机构认定的那么快。这种状况导致美国拥有比苏联数量更多的核导弹，而苏联也拥有足够的核导弹可以使它按照相互自杀的理论确保自己的安全。
　　反弹道导弹系统将引入一个全新的因素。麦克纳马拉，根据他所掌握的资料，他完全相信建造一个可靠的反导弹体系是不可能的。如果对方在这个项目上领先，那么美国为了保证相互自杀的基本理论行之有效，只能决定增加新型进攻性武器的数量（这样做开支更少）。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作为对苏联建立反弹道导弹系统的反应——在考虑部署其自身的反弹道导弹系统之前先增加其战略核导弹潜力的原因。
　　麦克纳马拉强调说，华盛顿充分认识到相互谅解或者进一步达成具体协议是很困难的，由于两国的主要目的不同以及缺乏相互信任，因此出现这些困难是不可避免的，但他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也应该做出尝试。概括地说，美国清楚地认识到不可能很快地或轻而易举地就反弹道防御体系问题达成协议，但是，尽管有这么多的困难，美国仍然希望达成相互间的谅解。
　　麦克纳马拉准备前往莫斯科会见苏联方面与他职位相当的官员，然而他清楚地意识到，由于越南战争正在进行，他“不是此行的最佳人选”。但是，如果需要的话，麦克纳马拉将派他的助手和汤普森大使一起参加在莫斯科举行的会谈，因为他们都非常了解这一问题。他还表示他准备继续在华盛顿就这一问题与我进行对话。但与此同时，美国希望至少得到莫斯科对他在这次午餐谈话中所提出的有关问题的一个初步反应。
　　这确实是一位美国高级官员首次直接向苏联大使谈及——尽管是非正式的——他对限制核武器这一重要问题的看法。但是，莫斯科没有对此做出反应。我们的会谈再次引起苏联领导层内部就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展开了一场争论，甚至在几个月后，当约翰逊和柯西金在葛拉斯堡罗进行会谈时，这场争论仍在继续。两位领导人没能达成一项协议。然而，这些会谈为后来的、以东西方重要的联系渠道而闻名的限制战略武器会谈——或称SALT^[9]——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回顾过去，我必须承认莫斯科拒绝就尽早禁止部署反弹道导弹系统问题同美国达成一致是犯了一个重大的而且代价高昂的错误。苏联所犯的另一个严重的而且同样代价巨大的错误是决定在欧洲部署我们的SS-20导弹，这件事使我们与美国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就在欧洲部署中程核武器——或称INF^[10]——问题进行了旷日持久并且十分激烈的争论。这一问题直到90年代初签署了一项销毁所有中程导弹的条约后才得以解决。
　　不幸的是，1968年限制战略武器会谈的破裂几乎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战略武器的性能和威力正在发生重大的实质性变化，如果当时能够达成一项相互间的协议，这一变化有可能被阻止住。过了很久以后他们才产主了共识，但为时太晚了，已经不能阻止军备竞赛进入另一个阶段，这就是分导式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多弹头导弹，或者就简称为MIRN^[11]。一枚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能够取代多枚战略导弹；它能够增加一个核武器库的进攻潜力而不被另一方察觉。
　　只是到了尼克松政府时期莫斯科和华盛顿才小心谨慎地同意开始进行限制战略武器会谈，双方最终认识到必须为放慢耗资巨大而且极其危险的核武器竞赛速度而做些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拒绝对技术发展做出限制，它只愿意限制武器的数量。参谋长们说服了尼克松总统，军方的这种观点构成了美国在限制核武器这一问题上的基本态度。1968年美国开始试验海神式和民兵式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第二年苏联试验了它的SS-9 三弹头导弹。这标去着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导弹）时代的到来。25年过去后，美国和苏联在1993年宣布，发展这样的武器是一种荒唐行为，它破坏了战略平衡，这类武器大部分应该被销毁，耗资巨大而且极其危险的战略武器螺旋式上升状态就这样停止了。如果我们从葛拉斯堡罗会谈就开始着手限制战略武器，那我们也许就能够阻止或至少大大放慢这一轮危险的竞赛。谁能说得清呢？无论如何，克里姆林宫领导层和苏联外交机构当时对提出这样大胆的建议都没有做好准备。

^[1] 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年9月23日——1974年12月14日），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员。出身于德裔犹太人家庭。早年参加了美国社会党。1913—1918年任《新共和国》杂志编辑。1918—1919年期间服役。1919年参与起草威尔逊的“十四点演讲”。1947年首先提出“冷战”概念。1958年获普利策新闻特别奖。1962年获普利策国际报道奖。1964年获总统自由勋章。1967年退休。

^[2] 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1916年10月7日——2003年2月13日），美国经济学家、政治理论家。出身于一个俄国犹太移民家庭。1904年移居美国。二战期间在战略情报局工作。1945—1946年任国务院驻华盛顿特区德奥经济司副司长。1947年参与制定马歇尔计划。1961年任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1961—1966年任国务院参事兼政策规划总监。1966—1969年任国家安全顾问，在任期间推动越南战争扩大化。晚年在大学任教。

^[3] 鲍里斯·巴甫洛维奇·布加耶夫（Бори́с Па́влович Буга́ев，1923年7月29日——2007年1月13日），苏联飞行员。1941年加入红军。1943—1945年期间参加卫国战争。1957—1961年任民航别动队司令，期间开始担任勃列日涅夫的私人飞行员。1966—1967年任民航部副部长。1967—1970年任民航部第一副部长。1970—1987年任民航部长。1970—1989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0—1991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77年晋升为航空元帅军衔。1987—1991年任国防部总监察组监察长。2007年去世。

^[4] 埃德华特·穆尔·肯尼迪（Edward Moore Kennedy，1932年2月22日——2009年8月25日），约翰·肯尼迪和罗伯特·肯尼迪的弟弟。1951—1953年期间服役。1956年毕业于哈佛大学。1959年毕业于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1961—1962年任马萨诸塞州萨福克郡助理检察官。1962—2009年任参议院议员，在任期间于1969—1971年任民主党党鞭。1979—1981年任司法委员会主席。1980年参加总统选举，在党内初选中败给了卡特。1987—1995年、2001年、2001—2003年、2007—2009年任健康委员会主席。1995年起领导党内进步派。2009年去世。

^[5] 理查德·韦恩·克拉克（Richard Wayne Clark，1933年5月9日——2019年10月5日），美国民主党政治家。1968—1976年任佛罗里达州众议院议员。

^[6] 威廉·查普曼·福斯特（William Chapman Foster，1897年4月27日——1984年10月15日），一战中入伍。1922年起经商。1944—1946年任陆军军种采购处副处长。1946—1948年任商务部副部长。1951—1953年任国防部副部长。1953年起任制造化学家协会主席。1961—1969年任军控与裁军署署长，期间参与签订《禁止核试验条约》。1971年创立军备控制协会并担任主席。1984年去世。

^[7] 德米特里·费多洛维奇·乌斯季诺夫（Дмитрий Фёдорович Устинов，1908年10月30日——1984年12月20日），出身于工人阶级家庭。1918年进厂做工。1922年加入红军。1923年参与镇压巴斯马奇叛乱。1927年加入联共（布）。1941—1946年任军备人民委员。1946—1953年任军备部长。1946—1950年、1954—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52—1984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53—1957年任国防工业部长。1957—1963年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军事工业问题委员会主席。1963—1965年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兼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1965—1976年任苏共中央书记兼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67—1984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代表。1976—1984年任国防部长兼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84年逝世。

^[8] 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斯米尔诺夫（Лев Николаевич Смирнов，1911年6月21日——1986年3月23日），1936年毕业于列宁格勒大学。1941年加入红军。1945年加入联共（布）。1946年参加了纽伦堡审判、东京审判和伯力审判。1957—1962年任最高法院副院长。1962—1972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法院院长。1970—1984年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1972—1984年任最高法院院长。1976—1986年任苏共中央委员。1986年逝世。

^[9] SALT，即Strategic Arms Limitation Talk（限制战略武器会谈）。——译者

^[10] INF，即 Inmmedieite Range Nuclear Forces（中程核武器）。——译者

^[11] MIRV，即 Multiple Independently Targctable Reentry Vehicle（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运载工具）。—一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