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澳〕伊安· 亨特《分析的和辩证的马克思主义》（1993） 第七章 马克思的革命理论 第一节 导论本章讨论上一章结尾处所提出的问题：当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发展时，它们出于其需求应该以什么样的未来作为目标？工人阶级如何可能变成一个具有符合其利益之目标的集体行动者？工人阶级如何能够实现这些目标？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资本主义在工人阶级内部所发展出来的需求，只能通过一场建立一个自由的工人联合体的革命来满足。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这一主张是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科学理解为根据的。 在《共产党宣言》的一段话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将他们有“科学”根据的社会主义版本与各种“乌托邦”变体做了对比： 那些严格说来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体系……兴起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斗争尚未展开的时期……那时的经济状况，正如他们[早期社会主义者]所发现的那样，尚未向他们提供无产阶级解放的物质条件……历史的行动要让步于他们个人的发明行动；历史地创造的解放条件要让步于幻想的条件；无产阶级逐渐自发的阶级组织要让步于一个由这些发明者所特别设计的社会组织。在他们眼中，今后的历史将分解为实现其社会计划的宣传和实践……因此，他们拒绝所有的政治行动，特别是所有的革命行动；他们希望通过和平的手段达到他们的目的，并且通过注定失败的小规模试验和通过示范的力量，努力为新的社会福音开辟道路……这些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著作也包含着批判的因素。他们抨击现存社会的一切原则。他们所主张的实践措施……仅仅指向阶级对抗的消失……这种对抗在那些著作中仅仅是以其最早的模糊而不确定的形式得到认知的。因此，这些主张带有纯粹乌托邦的性质。
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突出特征就从这里显露出来。其一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被设定是以历史地创造的社会“经济状况”为客观的和物质的根据的。其二是，它认识到，社会主义只能产生自一个社会阶级—无产阶级—的“自发的”政治运动，该阶级成员对社会主义有着高于一切的兴趣。这些特征使科学社会主义方案与那些“乌托邦”方案形成对照，后者树立了一个理想作为目标，并且设想该理想可以通过道德劝说来实现，而不依赖于一个理想社会将要建于其上的政治权力结构的本性。一些马克思的追随者强调这幅图景的第一个部分：未来社会将从资本主义社会中脱胎而出，因为资本主义，假使其本性如马克思所认定的那样，将不可避免地为未来社会铺平道路。第二个部分有时被贬低为某种将自动随前者发生的事情。然而，马克思声称有一个科学的而非乌托邦的社会主义版本，这开启一个新社会所赖以建立的政治进程的本性。马克思的理论是，作为集体行动者，工人阶级一旦认识到自己的生死攸关的目的，就会起而从事一场政治革命来实现这些目的。他们吁求一种关于社会的科学，而不是一个仅仅关注技术发展潜力的科学。 因此，“乌托邦”社会主义的特征，不在于其未来理想社会的图景是想象出来的，比不上马克思或其他对资本主义本性的科学说明，而在于它设想不考虑作为追求理想的条件的政治权力结构，就可以去追求社会主义理想。马克思和恩格斯引用了一些运用和平手段的社会变革策略，比如示范和道德说教的力量，但这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为了引发社会变革而使用暴力手段，比如个人的恐怖行动，也同样可能是乌托邦的。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任何想要造就新社会的尝试，甚至包括暴力的政治革命，如果其结果不是工人阶级作为集体的行动者起而在社会中要求真正的政治权力，并以此为前提，那么就都是乌托邦的。也就是说，他们的吁求是，任何建立一个工人自由联合体的进程，除非工人阶级成员联合起来通过国家的能动性来行使政治权力，否则不可能成功进行。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来说，关键在于，只有社会的政治权力在变革过程中从根本上是对工人阶级自己所意识到的阶级利益负责的，一个新社会才会出现，而不论变革的发生是和平的还是暴力的。当然，马克思不曾指望过不经战斗资本家阶级就把它的政治权力拱手交给工人阶级。即便如此，马克思还是为这种可能性留下了余地：资本家阶级会丧失战斗能力，以致会把政治权力相对和平地移交给工人阶级。 在把工人阶级描绘成似乎是黑格尔精神的物质对应物的承担者的段落中，尽管有些相反的暗示，但马克思并不认为关于社会的科学对历史中的自觉能动性没有任何作用。马克思所主张的是，如果自觉行动所导向的目标不符合任何阶级的利益，并且实现这些目标的政治和制度手段缺乏历史地创造的、实践的和物质的社会基础，那它就一定会徒劳无功。马克思断言，满足社会变革的渴望，需要一种物质的基础，如下所言： 革命需要一个被动因素，一个物质基础。理论只有满足了人民的需要，才会在其中实现……思想应寻求实现自身，这是不够的；实在也必须力求趋向思想。
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太关心对未来社会—为之奋斗的理想社会—做最佳设想，而是关心在社会中的个人实际上有能力追求的东西，也就是从社会的现存形式中涌现的东西： 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并不是一个要被确立的事态，不是一个实际[将]不得不与之相符的理想。我们把共产主义称作消除现存事态的实际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就来自于当下实存的前提。
恩格斯也强调，这种社会变革的前提是历史决定的： 所有生产资料被社会所占有，一直以来常常被个人也被教派作为未来理想而隐隐约约地梦想。但是，只有当实现这种理想的现实条件已然存在，它才会成为可能，成为历史的必然。与其他任何社会进步一样，它变得可以实践，不是借由那些懂得阶级的存在与正义、平等之类观念相矛盾的人，不是借由消除这些阶级的单纯愿望，而是由于某种新的经济条件……社会中阶级的消除预设了……生产要达到一定的程度的发展，在该程度上，某一特殊的社会阶级对生产资料和产品的占有，以及随之，对政治支配权、文化垄断权和政治领导权的占有，都变得不仅多余，而且在经济上、政治上、智识上，都成为发展的一种障碍。
在本章，我将运用马克思的辩证法来厘清马克思和恩格斯试图在“科学的”和“乌托邦的”社会主义之间所做的区分。我将表明，“科学的”社会主义所意味的东西就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方案，它把工人阶级的集体自觉行动与其客观环境当作一个对立面的统一。这种集体自觉行动与客观环境之间的辩证法，暗含在马克思恩格斯对历史所作的说明中，他们认为历史就是各种主客观决定因素的相互作用： 各个（历史）阶段都包含一种物质成果，一种生产力的总和，一种历史地创造的跟自然的关系以及个人相互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一代一代地从前辈那里传承下来……它一方面的确被新的一代所改变，但另一方面也为新的一代指定了生活条件，赋予它一定的发展前景，一种具体的特征。这表明，环境造就人恰如人造就环境那样多。
我将为这个说明做出辩护，以反对那些常见的误解，比如拉伦（Jorge Larrain）所认同的两种极端解释。一种极端解释认为，变革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所以只需自觉行动将其引发出来。另一种极端解释认为，变革的客观条件一旦成熟，自觉行动就必然会随之而来。在我将论证的解释中，客观条件为集体的自觉行动设置了限制，但集体的自觉行动也能在那些限制中改变客观条件，并且客观条件因此会为自觉行动设置新的限制。这就造成了一个集体自觉行动的发展进程，通过这个进程，行为者及其环境都发生了转变。我还会处理所谓的“集体行动问题（collective action problem）”。该问题所问的是，如果行为者可以通过撤出集体行动而使其个人福利最大化，那么集体行动何以可能。比如，埃尔斯特声称，不能期望工人阶级和统治的资本家阶级的成员会合理地行动，从而导致革命。如果二者的行动都是合理的，资本家就可望做出让步以避免革命行动，而工人则不希望为了不确定且危险的革命性变革而拿自己现有的一切去冒险。 我将表明，当从集体自觉行动与其环境的辩证法的观点来看时，革命就并非是社会地不可能的。首先，革命不是工人和资本家可以考虑采取或躲避的单个行动，而是一个社会变革过程的结果，通过该过程，行为者和环境都会随着时间而发展，以致鉴于行为者与其环境的变化，起初也许是不合理的个人行动可以变成合理的。 其次，革命应该部分地被看作涉及集体行动，其中，行为者在对个人的变节行为的约束下共同行动。尽管革命的过程也包含着仅仅由个人对好处的选择所主宰的个人行动，但这些行动在一定条件下也可以转变成集体行动。关于个人行动向集体行动的转变和集体行动所施加的约束，关键问题在于，集体行动的组织原则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它作为自由的集体行动的形式。由某些掌握权力控制工人阶级的团体进行的集体行动，不必然会转变成工人阶级对政治权力的集体行使，而后者正是通向工人自由联合体的社会变革方案得以成功的前提。 第二节 自觉行动与其条件个人或集体形式的行动处于有意识的控制之下，在此意义上，它由所涉及的欲求、信念和行为者指引，至少在目前所谓“民众心理学”（folk psychology）看来是这样，它的假说依然统治着我们对自觉能动性的反思。对黑格尔和马克思来说，合理的能动性关系到思想与实在的相互决定。在本书中我已经指出，在马克思那里，这相当于意识与实在的一种有机统一，这种统一无论如何不会抹煞它们之间的差异。 对马克思而言，个人的信念和目标，以及更一般地说，作为整体的人的本性，并非个人固定的或固有的特征，而是随社会关系的综合（ensembles）的发展而发展的，这种总合可以被评定为有违一种关于“最有利于、也最值得称为……人性”的东西的标准，而不是仅仅有违由任何给定社会形态所设置的诸标准。这里，我的任务是要考察这样一个过程，通过它，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斗争关系的综和能够得到发展，从而转变其参与者的客观条件和利益，并产生集体能动性的新形式，为社会变革造就新的手段与机遇。 目标与信念“反映（reflect）”它们的客观环境。然而，它们并不只是“映照（mirror）”自然，因为反映决不是简单符应其所反映的东西，并且自然本身也并不总是向外显现自身。马克思认为，在现象与实在之间存在着某种不一致，科学以实在为指归。因此，马克思主张，一个工人对资本主义的体验最初就是对市场的体验，市场表现为一个“真正的天赋人权的乐园，（并且）是独一无二的自由、平等、财产和边沁的王国”。资本家在生产领域中对劳动行使的暴政表现为自由签订的雇佣契约的结果。所以，如马克思所言： 因此，在竞争中，一切都显得颠倒了。经济关系的完成了的构造，—这些东西是在表面上，在其现实存在中，从而也在这些关系的承担者与施加者用以理解它们的概念中，是可见的，—非常不同于其本质的但隐藏着的内核的构造，以及与之相应的概念。事实上这正是它的反面与对立面。
马克思在现象与实在之间所做的区分，并非错觉与事实之分，而是如下两者之分：呈现给消极观察者的实在的表面，和各种理论—行为者用它们来为自己提供控制环境的手段—所表象的这些现象的基本原因。这种区别的典型例子或范式就是两种地球观念的对照：一是有天空在头顶旋转而自身静止且平坦的地球的观念，一是作为一个在星空下旋转的球体的地球的观念。前一观念忠实地反映了对于只需要认识它的直接位置的观察者而言事物可能显现的样子，后一概念与其相反，它是有效的环球航行所要求的观念。拉伦（Jorge Lanrrain）指出，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自发意识可能会颠倒、歪曲或掩盖日常生活中的矛盾。不管怎样，我们并非只能接受这样的简单事实，即：我们的信念可能符合或歪曲实在。正如第四章所言，理论与实践构成一种辩证关系，这种关系使得各方均得以发展。因此，一种信念，如果只符合事物的表面现象，却颠倒了作为其基础的实在，其所导致的行动就会暴露出它的局限性，从而促使更适当的信念的形成。马克思显然相信，有理论信息的经验会带来越来越符合实在的信念，以至于无论主观因素在起初形成信念时多么重要，最终客观因素将会变成主导，因为获得知识的主观能力和客观机会都多多少少发生了改变。 如果我们实际的利益在于我们为了繁荣所要求的东西，那么，作为一个不断再生产其个体和集体生活形式的种类，利益向意识的转化应构成我们的目标的核心。然而，在转化过程中，那些利益可能再次被歪曲或遮蔽。工人相对的贫困、不安全和异化可能违背他们的利益，但是，如果消除这些邪恶连同产生它们的社会关系被普遍认定为一个无法企及的目标，那么，工人们在其自觉持有的目标中就不大可能有这一目标。相反，工人们可能去追求那些升华其利益的目的，或者为自己的一事无成提供安慰。马克思在一个引人注意的段落中声称，这就是宗教的作用： 宗教就是关于此岸世界的总的理论，它的百科全书宝库，它的通俗形式的逻辑，它的精神支柱（point d’honnear），它的热情，它的道德约束，它的庄严补充，它的慰藉与正当性的一般基础。就人类不拥有任何真正的实在来说，它是人类的幻想的实在……宗教的受难同时就是实际受难的一种表达和对实际受难的一种抗议。宗教是被压迫的受造物的叹息，是无情世界的感情，也是无灵境况中的灵魂。
一、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一个阶级的自觉目标可能不仅仅取代或升华其利益，而且还以其他方式与之相矛盾。阿伦· 布坎南（Allen Buchanan）已经论证，个人的合理性会妨碍为满足共享利益的集体行动。根据布坎南，集体行动以某种集体好处为目标，自忖着是否贡献于这种行动的个人一定认为，最好不参加任何以个人为代价去达致目标的集体努力。也就是说，他们一定更愿意别人承担重任而带来他们期望享受的好处，从而使他们自己免除做贡献的麻烦。布坎南利用博弈论而不是康德道德理论的术语指出，对个人而言，为了使他们自己或群体的效用最大化，“搭便车”总是合理的。 当然，这就使得个人面临着一种严峻的形势。假定人们一般都会“合理地”做出行为，我们就可以认定，为利益所驱的个人间的自由协作不可能获得任何“公共的”好处，即个人无论有否贡献都可能享用到的好处。这就是一幅霍布斯式的景象：要实现这类好处，包括霍布斯所说的“和平”，我们需要一个强制性的权威，来强迫个人贡献其公平的份额给那种成就。因此，对任何需要集体努力或协作才能获得的好处而言，“搭便车”就成了一个常见问题，只要个人能够使自己成为例外，这个问题就会出现。比如，空气污染问题部分源于人们焚烧垃圾，而如果每个人都一致同意以别的方式来处理垃圾，尽管这种方式比较费时，这部分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按照布坎南的推论，不论失败的代价是什么，这种一致意见都不可能达成。 这就把问题过于简化了。对行为者而言，合理的东西依赖于两个因素。第一，个人使自己成为例外是否合理，取决于他们是否作为个人而行动，而不是以某种特殊的社会身份，或者作为自己在其中扮演某一角色的社会群体之成员而行动。第二，如果人们是作为个人而行动，那也要看他们追求什么目的—包括道德目的，还要看他们为实现那些目的所考虑的必要手段。 对个人而言，有些事情当其作为个人时是不会去做的，但如果他们以某种特定的社会身份而行动，那么，去做那些事情就可能是有道理的。克鲁克斯（Geoffrey de Ste.Croix）利用罗马斯多亚派人物普鲁塔克的例子细致地阐明了这种分别，普鲁塔克的作品见证了他的人性感触。他的阐述引用了一位受过教育的奴隶的抗议，他声称普鲁塔克役于怒气而鞭挞他。普鲁塔克则回应道，他很平静，并且，他一边命令鞭挞继续，一边邀请这位奴隶继续辩论。克鲁克斯评论道： 但我们一点都不必为普鲁塔克的行为感到惊讶，如果我们能够让我们自己把这个特定的奴隶主和他的奴隶视为“仅仅是他们之间存在的经济关系的化身”（K.Marx，Capital，Vol.1，）的话。
因此，普鲁塔克必须以他作为奴隶主的身份去做那些他作为一个个人不会去做的事情。同样，工人们可以做出作为个人不会去做的行为。也就是说，人们行为的理由往往抽象自个人的具体个别处境，包括他们所拥有的其他社会角色。这种抽象的极端形式可能就是罗尔斯的“原初状况”（original position），其中，行为者在决定自己作为一个正义社会的成员该如何行动时，会不考虑任何个人利益。进而，人们不仅寻找理由来支持那些符合某种社会角色的行为，而且还会在集体中发挥作用。比如，橄榄球运动员不仅会冒险与对手抱摔—作为个人他们绝不会有此想法，并且为了完成其在队伍中的职责而比赛。如果队伍的比赛计划要求他们坚守原位伺机反击，运动员就不会冲向对手并施以抱摔。 当然，作为工人，或者作为从事行业行为的工会成员，行动的任何理由都取决于一种在先的承诺，即要按照角色来行动，或者联合其他工人以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从而追求他们的利益。布坎南可能会反驳说，让某人自己成为工人阶级行动的例外的那些理由，也可以适用于那种做出按照工人阶级角色而行动或作为一个阶级成员而行动的承诺行为，这种承诺以此构成了这个阶级，并且是阶级成员发挥作用的基础，它可能跟他们作为个人所愿意做的事情是抵触的。 布坎南的主张从行动延伸到在群体中承担任务或担当角色，对这种延伸也可以这样来反驳：对于是否在集体行动中承担角色或与他人合作的问题，个人并不总是能够做出完全随意或自利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像马克思一样，认为个人自由是集体自由的一个条件，那么，参与这类阶级行动的决定就必定在某种意义上是自由地做出的。即便如此，在当下做出承诺的自由选择，也不必然等于选择承担此承诺的所有未来后果，诸如加入将来的革命。在纯粹利己的基础上也不必做出这样的承诺。只要一个人为承诺的利益所付出的当下代价没有大到压过行动的道德理由，工人就可以出于团结和公平的理由而致力于集体的工人阶级行动，而不顾此行动所直接付出的个人代价。 由此，布坎南的论辩也假设了个人仅仅是自利的（self-interested）。然而，很明显，对于坚持原则的人而言合理的东西，不同于对于享乐主义者而言合理的东西。确切地说，康德主义者就会拒绝使他们自己成为例外，不管其个人利益的损益如何。布坎南对此也有所意识，但他争辩道，这一点在阶级斗争的语境中无关紧要，因为马克思拒斥这样的观点：社会主义依靠道德。即使有理由来这样解释马克思的立场，这也是马克思所持有的最弱的立场。比如，尽管伍德若干年来一直为一种类似布坎南的立场做劝说性的辩护，但我认为，慈善的原则（the principle of charity）可以支持另外一个观点，即道德可以被假定在马克思的革命理论中占据着一席之地。马克思对道德吁求的嘲笑主要是反对他所认为的那些乌托邦设想，即只靠道德吁求就足以改变状况。如前一章所言，当马克思通过有意强调资本主义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支配的非正义来总结工人阶级状况时，他本身就在吁求道德。 布坎南确实考虑了这种可能性：对“搭便车”的合理偏好可能由于惩罚或者由于在公共事务中与他人协作获益而被反制。布坎南对他所谓的“过程”收益一带而过，这种收益是通过与别人合作而得到的。当然，马克思同样十分重视团结的收益，而布坎南也承认这一点。但是，布坎南认为这种收益无足轻重，这一点在马克思的著作中则迥然不同，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只有经历革命过程本身方能适于统治。另一方面，关于对搭便车行为的报复，布坎南把这种强制构想为类似霍布斯的主权者所行使的暴力，从而忽略了同侪的道德谴责与排斥，而后者正是一种典型的对搭便车者的直接威慑。 因此，如果我们接受迈克尔· 泰勒（Michael Taylor）所谓的“弱合理性（thin rationality）”，并认为个人仅仅是自利的，那么，为了估定对工人阶级革命的承诺的压力是否过大，布坎南结论的得出就仍然是不清楚的。因为，任何强制都不是确保这一点的唯一方式：当个人只为自己而行动时，有足够的人来反对搭便车并促成集体行动。休谟指出，除了对拒绝协作的消极处罚外，还存在着对协作的积极引导。即使按照大多数工人非常看重的功利主义因素，这种可能性也必须被考虑，即，占他人努力的便宜会趋向于破坏信任，而信任在很多生活领域中对于自由协作及其收益来说是必需的。个人面对的不只是一个而是无数多个选择及其后果，所以，他们必须考虑的不只是一种情况下的利益平衡，还有其他的和其后的种种情况。因此，对布坎南式“合理性”带来的后果的痛苦经验，也许足以使人们更愿意公平地分担责任，而不是在别人背后捅刀子。如果情形果真如此，布坎南比拟为“囚徒困境”的情形，反而应该比拟为“担保”（assurance）博弈。 进一步讲，即使是功利主义者也不应该假设：当普遍分享的收益取决于多个但非所有社会成员的协同行动时，占他人便宜不会影响到结果。人人都是污染的制造者，否则，许多的个人所做的事情就会没有效果。所以，举例来说，一个人稍加反思就可以确信，假定有这么一群人，他们可以有借口焚烧垃圾并会这样做，同时也需要最起码的安全，如是，任何没有借口的人都会必然地去制止焚烧，或者人人都会必然地去制止每个月天天焚烧而不是只烧一天。也就是说，功利主义者的合理做法是追求一种混合策略，即一些情况下焚烧而其他情况下则不焚烧，这种方式既考虑到为他们所寻求享有的收益做贡献时的代价，也考虑到需要每个人都在某些情况下做出某种贡献，如果这些收益终究会被拥有的话。 奥尔森（Mancur Olson）提出了一个与布坎南的观点相关但不相同的论证。奥尔森意在表明，虽然当群体成员较少时做出对群体有益的行为是可能的，但在大的群体中为其利益做贡献的动力却可能是缺乏的。因此，在一个行业中，价格垄断可以提供更多利润，因而构成“公共好处”（public good），也就是说，如果有人可以获利，那么人人都可以获利。如果行业中的公司不多，价格垄断就是可能的，但是，如果市场太大，以至于任何公司的定价行为对价格影响甚微甚至毫无影响，价格垄断就是不可能的。奥尔森认为，对于个人来说，只要从公共好处中的获益大于提供该好处的代价，即使有人占了他们的努力的便宜，他们也会生产这种公共好处。 奥尔森从这个浅显的论点推定，该好处的成本相对于该群体从中的获益必须如此之小，以至于该好处的总获益与总成本的比率大于该好处的群体获益与个人获益的比率。奥尔森接着暗示说，大的群体中的个人获益相对于作为整体的该群体的获益来说会很小，因此在大的群体如社会的阶级中，只有成本真有成效，公共好处才会被自发地生产出来。用另一种方式来说，在大的群体中，如果其成本不是可以忽略的，公共好处就不会被自发地生产出来。 然而，尽管奥尔森没有声称人皆自利这样的假定，但很明显，由于他暗中设定了群体的全部获益是个人获益的总和，他还是假定了这一点。对利他主义者来说，他人的获益也是自己的获益，因此，在一个群体的所有成员都是完全的利他主义者这种极端状况下，各个个人的获益就等于作为整体的群体的获益。当然，在这种情况下，个人获益的总和会大于群体获益。也就是说，只有当个人获益仅仅是为了该个人的收益时，像奥尔森所假定的那样，群体获益才是个人获益的总和。显而易见，进行市场销售竞争的资本主义公司就是如此，其中，小大群体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所以，奥尔森进而声称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矛盾的，这是由于他把这样的假设归到马克思身上，即无产阶级只是为了从革命中得利而对革命感兴趣。 尽管这样的论证并未表明对个人来说“搭便车”是“合理的”，至少并非因为个人并不总这样做，但无论如何不可能存在任何关于个人会彼此协作的直截了当的假定。因此，我们发现个人目标与集体利益之间的矛盾，它的解决在每一事例中都取决于所涉及的利益的特定本性和自觉目标由之形成的诸过程。然而，在解决这个矛盾之前，应该注意到，这里的讨论也一直表明，个人可以为集体的好处而行动，要么因为他们经常以某种社会身份（充当一种社会角色或参与某些集体行动）而行动，要么因为他们作为个人有理由如此行动。 二、手段与目的之间的矛盾如果行动的信念和目标与引起这些信念和目标的处境之间可能存在矛盾，那么，在我们的希望与实现希望所需要的手段之间也可能存在冲突。行动的手段就是我们利用手头的资源可以做成的东西。因此，这些东西设置了我们的渴望可能跨越的限度。当谈到阶级斗争问题时，这种显见之理就昭示出了如下两者间的惊人差异：一是占有财产的统治阶级可用的行动手段，一是被剥削和被压迫阶级可用的行动手段。如马克思所看到的，工人阶级拥有的唯一武器就是组织。马克思相信，工人阶级的处境使得他们准备去采取勇敢而果决的行动，并迫使他们联合和组织起来进行斗争，从而至少不让他们的状况继续恶化。另一方面，在工作和薪水上的竞争使工人们相互争斗，同时，工人们所遭受的贫穷和异化也限制了他们在社会范围内沟通和组织的能力。由于这种状况，工人阶级仅剩一种可能的手段去实现其利益，获得这种手段困难重重，维持它更是要小心翼翼。 另一方面，资本家阶级的状况就完全不同了。资本家能够使用他们雇佣与解雇的权力来分裂工人阶级的组织。他们可以依靠甚至必要时启动一套复杂的强制与煽动机制来迫使工人保持原状。随之而来的后果是工人阶级与资本家阶级之间在权力上的巨大差异，这种差异说明了后者的统治之为一种支配形式，甚至在名为民主的社会中也是如此。有鉴于此，并且如果我们设定阶级力量的平衡主要由他们行使权力的资源来决定的话，那么，工人们还没有发动过马克思所构想的革命也就不足为奇了。或许我们应该奇怪的是，马克思居然能够设想工人阶级将会推翻资本家阶级并建立社会主义。因此，似乎是贫穷引起了希望，而希望却天生就与穷人实现它的能力相矛盾。 不管怎样，当财产所有者与直接生产者之间的阶级差别引起了剥削，并随之引起了直接生产者的贫穷时，接踵而来的利益冲突可能会削弱有产者的统治能力，从而带给穷人某些实现希望的前景。这样，我们便有了各种信念与目标的体系，也就是在麦卡尼（Joseph McCarney）所阐述的那种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它们与其所发源的客观条件既相符应又相冲突。在下一节，我将把这一点作为主观意识与客观条件的辩证法来加以考察。 第三节 意识与其客观条件之间的辩证法根据马克思，阶级斗争是革命性社会变革的发动机。阶级斗争使得来自于特定社会阶级的个人，为了那些跟来自于其他阶级的个人的目的相冲突的目的，而协同投入到自觉的行动中。在他们利用那些他们相信有助于实现目的的手段来追求其目的意义上，这些个人的行动是合理的。然而，尽管我们可以依据个人的行动理由，包括他们对其他个人的意图的应对，来解释其行动方式，但这样的解释决不是完全的。我们需要知道是什么决定着个人可以追求的目的的范围和他们可使用的手段的范围，因为这些因素对于确定个人如何行动，特别是当他们协同行动时如何行动，可能是决定性的。 行动的目标、信念和手段并不是行动的独立给定的参数，相反它们本身是由个人已有的作为所决定的，已有的作为又是他们更早的行动的目标、信念和手段的后果。因此，乘汽车从一地到另一地，这种旅行的手段就是一个能力积累过程的产物，该过程需要制造发动机，将它与车厢联结起来，并随时间发展这二者，还需要修路来承载这种车辆。这个过程中的每个步骤都使用了某些行动工具，而这些工具正是人们利用可用的行动工具在此前的活动中创造出来的。而且，每个阶段中的现存信念都可能被经验和理论反思所修正。最后，先前目标的错失或达成，利益、信念和机遇的改变，都将决定个人在任何阶段的目标。 因此，行动，在主观上受目标和信念决定，在客观上由利益和行动的手段来塑造。这些影响行动的因素交替地受到主观上和客观上的决定。目标与信念在主观上受到对先前拥有的因素的改编的决定。它们在客观上受到我们当下所认可的利益和可用的行动手段的决定。另一方面，我们当前的利益与行动手段之所以是客观决定的，是因为它们是过去的行动作用于过去的环境的客观结果。它们之所以又是主观决定的，是因为它们实现了先前的目标与信念。 当马克思谈到噩梦般压在活人心头的过去的传统时，他大概在假定，过去的目标与信念通过效仿与教诲的过程印在我们脑海中。这并不意味着原封不动地承递传统，而是要使它们受到一定程度的有意或无意的重构。因此，比如，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会有意地效仿我们父母所相信的东西，或者采用来自他们的教导，但是，通过解决父母的各种信念之中和之间的不一致，或者通过彰显那些影响它们的隐含之意，我们可能会获得与他们有所不同的信念。 尽管马克思本人很少甚或没有意识到建构目标和信念的无意识过程，但他的理论也为诸如新弗洛伊德理论所构想的自我形成（the formation of the ego）所涉及的那些过程留了余地。比如，男孩和女孩的性别感，部分是通过其或多或少地有意模仿父母的作为和受性别期待的指引而获得的。然而，马克思主义者也可以设想，诸如解决俄狄浦斯情结这样不大常见的过程，也包含在做妈妈（mothering）的再生产过程之中。 如果传统再生产思维方式，那么，传统的承担者在当前利益及行动方式背景下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就可能改变传统。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指出，尽管不改变环境就不会改变人们的思维方式，但这并不意味着变革就出自那些以某种方式超拔于其生活环境的人。相反，人与环境都可以通过革命化的实践而改变。因此，马克思声称，只有那些出自现存条件的利益才会带来社会变革，这些利益让行为者采取行动，改变那些条件，以及行为者自身。 这个主张一方面表明，社会变革预设了“激进需要（radical needs）”，如海勒（Agnes Heller）所指出的那样。也就是说，现存社会必然引起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才能满足的需要和利益。该主张的另一方面是，这些需要引起由行为者所担当的实践，这些实践改造给定的条件和行为者自身。所以，工人必须具有导致阶级斗争的“激进”需要。然而，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并不是说，如果工人把行动当作其需要的结果，他们将会自觉地以社会变革为目标，以便满足自身的需要。因为马克思没有主张，工人将直接认识到他们的需要，或者认识到这些是“激进需要”。并且，马克思并不认为，工人直接就有变革社会的手段，即使他们希望改变它。 相反，隐含在马克思的“革命化实践”（revolutionizing practice）概念中的社会变革理论包含了这样的观念：当前的环境足以启动一个逐步积累的过程，这个过程将最终导致足够的既有意愿又有手段的社会成员去发动一场革命性变革。该变革过程本身被设想会转变工人及其环境，以致使工人能够意识到，他们的利益是与资本相对抗的，并能够采取协同行动去实现那些利益。那么，如列文与怀特所指出的那样，问题就在于，工人阶级获得足够的阶级力量去实现那些与资本相对抗的利益，这实际上是否是可能的。我将辩明，至少在理论上，一个由工人的阶级意识与客观条件的辩证法所构成的过程，是能够为工人阶级赋予这种能力的。 就像在前一部分关于意识与其条件的讨论所表明的那样，工人阶级的意识形态，即工人阶级成员表达在行动中的目标与信念结构，与工人阶级的客观生活条件构成了对立面的统一。它们是“直接同一的”，因为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是符合他们的生活条件的。从其客观的方面考虑，生活与阶级斗争把工人阶级意识形态变为实在，而意识形态又把实在变为思想。另一方面，在工人阶级成员的信念与目标是错误的或被误导的这种情况下，意识形态与其客观条件又是对立的。这一点的要义之一就是，意识形态与科学就其客观性而言并没有截然的界限可以划出。它们可能有其他方面的差异，因为意识形态把各种局部利益结合到信念之上，因此不像科学那样“无偏私（disinterested）”。科学与意识形态都有客观根据，当其付诸实践时，都会因期望（预言）与结果不符而得到修正。工人阶级囿于其意识形态，并不比科学家囿于现有科学更加厉害。各自都设置了思想的当下界限，但各自也都服从于一种内在的实践批判。 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与工人阶级生活及其条件之间，不仅存在着直接的“同一”和差异，而且相互依赖。因此，所追求的目的依赖于可资利用的行动手段，正如马克思用这句格言所表达的那样：“人类总是只为自己设定它可以解决的任务。”另一方面，没有阶级意识维系集体组织，阶级斗争就无非是对现存环境的杂乱无章的自发反应，这并不能改造社会。不能转化为客观行动结果的意识形态是无能的，而没有意识形态指导的行动只能在黑暗中摸索。 最后，客观条件与意识形态不但互为前提，而且还互为结果。首先，各方完成另一方，因为行动的客观结果使意识形态的意蕴变得明确，而意识形态则为一个给定背景下的实践活动赋予确定的意义。其次，双方互为动力。工人阶级生活的实践问题为其理论解答提供了动力，而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也为这些问题的实践解决提供了动力。当考虑到工人阶级意识形态与其客观条件随时间而发展的方式时，这最后一种同一性就是最重要的。 通过考察埃尔斯特所认为的吓阻工人阶级尝试激进变革的那些因素，我们可以估量出这一点的重要性。根据埃尔斯特，以下诸因素，也许还有其他因素，吓阻了工人们的变革尝试，它们包括对新奇事物的厌恶、对未知因素的恐惧、对变革中所冒风险的担忧，以及这样的信念：既然个人的行动对事情的结果无足轻重，那么对个人来说，合理的做法就是，如果别人行动，自己就袖手旁观、不劳而获，而如果别人未能行动，自己也没做无谓的或冒险的努力。 如果我们把工人权衡激进变革的选择描画为一个在其当前环境的背景下或者作为个人的单一选择，而不是一个作为工人或在追求工人阶级利益的集体行动中担当角色的人所做出的选择，那么，认为工人们由于考虑到这些因素而对激进变革泄气，也有几分道理。然而，如果我们反过来按照工人对问题的感知去理解他们所展开的试图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寻求解决生活问题的变革过程，那么，不同的情形就浮现出来了。因为，如果这一过程导致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它通过体会到团结的重要性而得到确保，它发现自己正面对着这样一个既已确立的社会，该社会被由它所引起的需要和它满足这些需要的无能之间的鸿沟搞得意气消沉，那么，工人阶级就会发现，在这样的环境中，它事实上没有什么可失去的，除了它的锁链。 反复遭遇资本主义之下的生活困境，带来一个潜在结果，那就是工人阶级意识到其自身的利益及其与其他阶级利益的关系。因为问题与抉择的重复会使两者发生改变。一个在资本主义条件下起初似乎可以解决的问题，假如在资本主义限度内解决它的尝试屡屡受挫，最终可能变得不可解决。甚至那些比较自利的个人在屡次面对是否要对他们阶级的利益做出贡献这样的选择之后，都会发觉骑墙的态度没什么建设意义。而且持续的阶级冲突可能会改变各阶级的力量，削弱一些而增强另一些，以至于对社会变革前景的希望与恐惧之间的平衡可能发生改变。这些问题会在下面被详细讨论。 重复能够转化资本主义的问题。比如，让我们来看看投资如何被引导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利润的前景驱动着投资。很明显，取向于利润最大化的投资，无须与取向于能量消耗最小化或环境损害最小化的投资相一致。最初的反应可能是试图调节投资以便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然而，如果利润取向的投资持续地并不断累积地破坏环境，即使反复尝试避免这种破坏，并使社会承受不断增多的修补，问题还是会以不同方式显现出来。资本主义社会可能不再把自己呈现为通常的（即使有限的）满足的源泉，而呈现为对人性未来的持续威胁。因此，一个起初显得容易处理的问题，在资本主义框架下可能变得似乎不可解决。 谈到这里，我并非主张工人们必须以某种方式接受专家或凶事预言家的说法，认为环境问题就是这样一个问题。他们只有通过解决问题的反复努力，才能发现他们的问题是否可能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得到解决。工人必须接受的唯一事情是，他们应该坚持不懈地尝试解决他们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生活问题。即使在理论上有理由认为种种问题在资本主义框架之内不可解决，对工人群众来说，大概也只有通过经历在实践中解决这些问题的困难，才会确信事情就是如此。要使工人群众相信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才能增进他们的利益，实际体验资本主义条件下改良（reform）的徒劳无益似乎是必要的。虽然工人的个人意识总是各有不同，但不无道理的是：如果社会变革将要发生的话，工人群众必须具有这样一种确信。如果这样的经历对建立工人群众的确信很有必要的话，就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它最终为何不该也足以成为工人阶级追求其利益的集体行动的一个前提。 由此可见，将得到改良的努力与革命努力对置起来的政治策略根本就是误导性的。工人阶级只有通过为改良而斗争才能在政治上组织起来并实现革命的目标。致力改良与致力革命之间的错误对照一直在加强，这是由混淆了改良主义和革命运动之间的真实对照所造成的。因为，改良主义者与革命者的不同并不仅仅在于前者追求改良而后者追求革命。毋宁说，改良主义是通过放弃革命志向来追求改良的，或是说他们采取了让无产阶级丧失有效追求革命目标的能力的方式。改良主义与革命运动间的分歧，不只是在于它们所宣称的目标的不同。它实质上是一个对工人阶级的所有重要政治组织和动员的影响问题。的确，一个标榜革命目标并拒绝一切改良努力的政治运动，如果它也遣散工人阶级并使他们梦想破灭，那么它在实践上跟改良主义就会有相同的影响。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埃尔斯特所谈的情况，即无产阶级试图不做任何相应贡献就获得阶级斗争的好处。即使对相对自利的无产者来说，面对一个是否为某种集体好处做贡献的无限长的选择系列，合理的反应可能是，要么采取一种在某些情况下参与而在另一些情况下不参与的混合策略，要么采取一种参与偏好，即只要别人也尽力去做，自己就参与。前面在回应布坎南的论证时已经指出，从道理上讲，这样的反应可能受寄生虫们的偏爱。 进而，泰勒指出，如果一种情境反复不定地出现，尽管起初表现为囚徒困境但后来也会发生改变。参与这种情境的人将领会到，如果他们一开始的偏好是自利的，那么结果对大家都不好。明白了这一点，他们就会转而采纳团结一致的方针，这样个人就会为集体行动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只要别人也这样做。任何试图占别人努力的便宜的个人后来都会意识到，这样的方针不会持久有效，因为别人的反应是撤回他们的努力，从而剥夺一切被觊觎的收益，包括会占便宜者的收益。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如果混合策略或团结被达致，那么，承诺社会变革的人就都没有任何理由把任务推给别人，或者感到他们的贡献毫无意义。 经历（experience）也是让工人们发现工会与社会民主政治活动诸种局限性的唯一手段。因此，在通过工会和议会政党追求直接目标的努力历经百年之后，直到今天才发现这种政治显然是死路一条。现在，经验已经表明，在资本主义的界限内追求物质收获会趋于削弱工人的自我组织，并甚而因此限制工人阶级追求直接目标的能力。阶级妥协的政治，它是工会与社会民主政治的明显特征，会导致工人阶级的解散。因为，工人阶级所寻求的第一个让步就是工资约束（wage restraint），只有当工人阶级组织被容纳时，这种约束才能达成。这种容纳要求并促进了一个过程，其中，工人阶级不再以他们自身的名义而行动，而是通过职业政客和工团主义者的阶层来寻求收获，由这帮人代表工人阶级发布产业的或政治的请求。追求议会影响的职业政客被选举利益导向放弃对工人阶级的排他性依赖，转而同样代表“中产阶级”的利益。由此，工人阶级组织就被无所作为和依赖性所削弱。并且，直接要求在政治上解散工人阶级，作为对资本家阶级的一种让步，加速了这个削弱的进程。 与此同时，布尔什维克主义政治的经历，也就是被俄国革命所鼓舞的社会主义政治的经历，已经表明，当前工人阶级政治运动陷入绝境并不只归咎于阶级妥协的政治，而根本上是“替代主义”（substitutionalism）的后果，也就是说，追求目标的过程是通过代表，而不是通过工人阶级的政治自我组织。西方共产党对阶级妥协的批判也在这条死路上走到了头，而且，这使得共产党基本上都放弃了军事斗争而青睐社会民主。 不管是试图平息还是鼓动阶级冲突，工人阶级政治中的主导趋势都是“替代主义”。在共产主义“军事斗争”的情形下，工人阶级政治采取社会主义知识分子集合无产阶级斗士为目标而战的形式，所进行的是战斗性的政治宣传，而不是采取尽量少象征性及激进性的实际的工人阶级行动。因此，要论证乃至理解工人阶级依靠自身努力解放自己的需要，就有赖于对这几种做法的失败的体验。 这最末一点对于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是至关重要的，它决定性地关涉到工人阶级在打算革命时的恐惧与希望。只有工人阶级自己组织起来，并能够为了自身利益而自由地集体行动，它才可能自信地认为革命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不会转向其他目的。同样，只有工人阶级自己组织起来，未来对工人们来说才可能显得不是一个未知的空白，才能够由其自己的行动来塑造。无产者的自我组织是走出由替代主义所造成的绝境的唯一途径，不管这种替代主义是采取阶级妥协政治的形式，还是采取由一个“先锋队”（vanguard）所鼓动的阶级冲突的形式。这并不是在提倡依靠所谓的工人阶级的“自发性”，即，依靠零星的、浅尝辄止的抗议。这是在提倡，工人阶级的自我组织与自我教导是超越对资本侵占的单纯零星抵制的唯一有效方式。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工人阶级借以意识到自身的利益与其他阶级的利益的冲突，并将该意识转化为社会变革的那种进程，距离它的结果仍遥遥无期。正如普热沃斯基（Przeworski）所表明的，如果工人阶级的斗争只限于为工资而争吵，那么对工人来说，这只有在例外的情况下才会合理地进展到对资本家阶级的剥夺。然而，工人阶级可以把目标扩展到包括异化劳动的废除、自由时间的增加和对经济发展的社会控制，这一点意在确保这种发展在环境上可以持续，在人性上令人满意。像这些为了改良的斗争也很有可能转化成一种革命性的斗争。 既然资本家阶级具有保护其财产体系的力量，很明显，革命斗争成功的最佳机会就在于：一个有组织的工人阶级面对一个被连绵不断的问题弄得人心涣散、道德沦丧的统治阶级，这些问题是由资本主义体系所产生却无法解决的。这一点满足了马克思所提出的这种要求，即，不仅思想应该努力实现自身，而且“实在必须努力趋近思想”。在下一部分，我将考察马克思对危机和生产社会化的讨论，以尝试表明资本主义现实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实现准备了基础。 第四节 危机理论根据恩格斯，通过把生产资料发展到这种地步，在那里，进一步的社会发展受到资本主义财产体系，连同资本主义的规范原则和意识形态的阻碍，资本主义就为社会主义准备了基础。马克思说，资本主义私有财产从社会生产力发展的一种形式转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马克思和恩格斯似乎认为资本主义具有以下特征。首先，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由于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而妨碍现有生产力的充分利用。其次，资本主义私有财产阻碍了生产者之间自由自觉协作的发展，而生产中不断增加的相互依赖却使得这类协作活动的形式愈加必要。我将依次考察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两个特征。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投资水平以及由此而来的经济活动水平是由现实的和预期的盈利性所决定的。投资随当前的和预期的盈利性的升降而升降。因此，投资趋向于随利润的增加而增加，并趋向于随资本积累的增加或工资增长而下降，以至于威胁到未来的资本利润。 关于经济周期或危机的理论一致认为，一旦销量与盈利性发生下降，这就趋向于引起投资的下降，它转过来又可能导致经济活动的累积性收缩，至少要到盈利性前景回复为止。这些理论的分歧在于他们对什么是销售与盈利性最初下降的原因有不同理解。根据马克思的理论纲领，重要的是要认识到，危机是具体的经济现象，是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因此，不可能提出一种单一的基本原因来解释各种危机，因为它们根据所涉及因素的相对权重而各不相同。马克思留下了一些悬而未决的理论线索，这些线索符合他关于各种各样的因素都在危机中起作用的纲领。随后的理论家们发展了这些理论线索，有时他们也会拿出其中某一条线索作为严格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资源。 我相信马克思认同盈利性下降的两个主要原因，一个是剩余价值生产中的危机，另一个是剩余价值的实现上的危机。在每个情况中，资本本身都是持续的资本主义积累的主要障碍。也就是说，资本积累的过程本身产生了阻止或逆转积累的条件。在剩余价值生产的危机中，积累产生了限制相对于商品生产成本的潜在利润量的条件，而在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中，积累又产生了限制产品销售利润的条件。危机的产生，或者是由于从工人那里榨取的维持盈利性和利润率的剩余劳动过少，或者是由于存在阻止足量销售的条件，使得从直接生产者那里榨取的剩余劳动无法以利润、地租和利息等货币形式充分实现，以维持既已实现的利润率。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谈到，随着积累的继续，对劳动的需求会上升，以致工资作为利润的代价也上升，除非发生了节省劳动的技术变革。然而，如果发生了节省劳动的技术变革，它就会趋向于提升利润的收支平衡点，使盈利性对于商品销售下降更加敏感。进而，对原材料的需求也随积累而相应地增长。由于生产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对增长的需求做出反应，并且由于纳入使用的物质生产原料渐趋稀少，因而原材料的价格将趋于提高。如果生产的非劳动成本相对升高，只有提升剥削率或剩余价值率，或者只有工资的提高急剧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利润率才可能得到维持。所以，不管有没有技术变革，积累常常会导致工资的增长，这将威胁到利润的前景，从而削弱投资的动力。 另外，持续的积累也会提供一种风气，在其中，那些效率较差的资本受到保护而免于竞争，由此降低了资本的平均盈利性。随着资本主义积累达到顶点，资本的储备趋向于比利润更加急剧地增长，以致盈利性趋于下降。这反过来又会导致投资和经济活动水平的下降。 除了相应于生产成本增长而发生的利润增长的周期性停滞所带来的危机趋势外，资本主义经济体也容易供求失衡。根据马克思，这种失衡主要来源于一个经济体中对消费品的内部需求小于其供给的趋势。随着节省劳动的技术变革的进步，工资趋向于按照产值的比例发生下滑。也就是说，工资成本按照总成本与总销售额的比例下降。这意味着，消费品部门的产出中可能只有较少的比例被卖来抵付工资或抵付来自消费品部门自身内部所挣利润的消费。除非来自工资与利润的消费在增加—实际上，除非更大比例的利润被花在消费品上—否则，这些物品中就必须有更多的部分要被卖来抵付在消费品部门之外所赚取的收入。开展销售以抵付消费品部门之外的收入，有两条途径：一是向该经济体之外销售出口，二是发展销售以抵付该经济体中另一部门所赚取的收入。除了出口，对消费品的需求只能来自工资和出自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所获利润的消费。 然而，由于技术变革，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的工资也按该部门总产量的比例发生下降，其结果就是，随着必须出售到消费品部门之外的消费品的量的增加，另一部门购买那些物品的能力趋于下降。除非生产资料的生产部门足够快速地扩张，让工资和该部门所挣的利润足够快速地增长，否则消费品的需求将趋于跟不上供给。这中间的缺口可以用一些方式来弥补：出口消费品；增加工资；采取措施增加出自利润的消费，比如购买军火，这也直接有利于资本家阶级，因为增强了它的力量；或用于福利，这会间接有利于资本家阶级，因为它解除了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 在这幅图景中，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的危机是由这些因素中的某一个主导性地引起的，尽管这些危机会不同程度地涉及所有因素，而且会导致不断变化的经济调整措施。因此，大萧条就表现为剩余价值实现的危机，它使得资本主义政府必须增加需求，其办法是采取措施增加出自利润的消费，比如军火和福利开支，并承担与盈利性无关的公共基础设施的投资。另一方面，七十年代中期的滞胀危机则代表了剩余价值生产的危机，它导致资本主义政府废止了增加来自利润的消费的凯恩斯政策，而采取竞争性的、反工会的措施，这些措施通过限制实际工资或提高劳动生产率而降低了单位劳动成本。 如上所述，马克思的理论可以由哈罗德（Harrod）与多玛（Domar）的理论来补充，他们的理论认为，由于投资不景气使得投资增长率低于所谓的“保本”（warranted）增长率，从而引起投资的进一步萎缩，因而总需求才会赶不上供给。所有这些理论都试图展示资本主义反复遭受危机的方式。但是，这些理论所暗示的经济活动水平的震荡是周期性的还是无规则的，是减轻了还是正在爆发，取决于这些模型的特定的参数。一般来说，我们唯一可以明确预测的是，资本主义将会反复爆发经济危机。至于这类危机的时间或强度，确切的预测是不可能的。 这一点可以部分解释为何工人总体上并未对资本主义解决反复爆发的经济危机的能力丧失信心。一段时期内生产性能力使用不足导致的损失，并未被视为资本主义所素有而在另一种经济体系中可被消除的缺陷。因此，工人们宁愿把目光盯在特定危机的具体特征上，并惯于关注每次危机中所提出的限于具体解决方案之优劣的讨论。而且，当阶级妥协的政治观点占统治地位时，危机往往被视为是一个暂时性问题，它最终将让位于复兴与繁荣，而不是被视为资本主义体系的失败，即它始终不可能把投资导向满足所有社会成员需求的目的。 或许，不断聚集的环境危机能够让对资本主义的批判着重于投资的问题，以及排除其他目的而只关注其盈利性的取向。由此，资本主义投资的取向只会碰巧符合一个健全环境的要求。其后果就是土壤的大规模退化、能源及其他资源的低效使用、垃圾的大量产生，它们所造成的威胁正在使地球越来越不适宜居住。资本主义军用花费和奢侈品花费中包含的大规模浪费也变得同样显而易见，而这个问题在美国的资本主义中达到顶峰。 要致力于解决资本主义投资取向的问题，使其导向更有益的目的而不是那些由利润动机自动引发的目的，一种改革措施就是，定期对资本主义投资进行社会审察。这些审察将鉴别社会影响有益的投资和有害的投资，从而激励有益的投资，抑制有害的投资，通过诸如税收特许和处罚来使其恰到好处。要实现这种对资本主义体系的合理改革，其难度也不可低估。 资本主义阻碍发展的第二个主要方式是，压制生产中自由、自觉的协作。在马克思的术语中，社会协作，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就是“社会劳动”。马克思把商品生产和交换包含在社会劳动范围内。他所讨论的“商品拜物教”的要义就在于，即使商品生产实际上必然要结合成社会劳动，但因为商品生产的动机是利己的（self-regarding），因而它似乎只能是一种利己的活动。根据马克思，市场中的竞争压力强行提醒表面上独立的私人劳动，使之知晓其在作为整体的社会劳动中的位置。看似独立的商品生产，实际上服从于社会的控制。根据马克思，它的社会本性隐藏在一个面纱之后，只有当社会生产由“自由联合的人们”来执行，“并保持在他们自觉而有计划的控制之下”时，这个面纱才会揭开。 马克思也讨论了狭义的社会协作，即拥有共享目的的集体劳动，这是根据个人意志对单一的“集体”意志或计划的服从来设定的。如马克思所看到的，这种“集体的”意愿可能根本不是出自自由的协议：在早期社会，由于对生产资料的共同所有，协作的基础是个人被非反思地整合进社会之中；在古代社会，协作是基于统治与奴役的关系，比如奴隶制；在资本主义社会，它的基础是工人们形式上的独立，他们无论如何是由于缺乏生产资料而被迫订约的，从而他们的意志就服从于资本家雇佣者。 马克思声言，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即使这种更为狭义的社会协作也被这一事实所遮蔽：工人们最初只是个别地签订协议，而碰巧为同一个资本家雇佣者工作。当许多雇工在资本家指导下为生产产品而一起工作时，仿佛促成社会协作的是资本家而不是工人。不管怎样，尽管工人可能被迫接受雇主为他们的集体劳动所做的计划，他们也确实是同意在资本家指导下工作，并因此接受以资本家想要的方式来共同工作。 自由协议的共同工作是什么样子？马克思提出，自由，确切地讲，就是通过劳作活动的自我实现。然而，当这种活动采取了一种替资本家工作的异化形式时，我们—在这里马克思以亚当· 斯密为代表—就不会把它看作自我实现的活动。相反，它是受外在强制的，而不是自我指导的劳动。它被看作自由的反面。当劳作活动被矫正为自由活动时，马克思明确认为，它无论如何也要服从约束，或者毋宁说，它是通过科学指导的活动而对约束的克服。这样，当我们从事由科学指导的活动时，仍然不能随心所欲地行事。马克思强调，自由的集体活动是紧张而严肃的。 根据马克思，即使在摆脱了生存必然性的时代，在个人充分发展的最高形式下，自由活动也不要被看成游戏，而是要被看作受训的和严肃的，并因此会受到约束。在最充分发展形式中的自由、自觉的协作，就是集体追求社会本身及其群体所设定的目的。 充分自由的活动（fully free activity），或者人类特有自由的行使，可以与黑格尔“伦理生活”领域最高形式的自由这个理念相比较。这就是通过在表现了利他（other regarding）情怀和德性的领域中与他人自觉互动而追求共同利益或共同好处的自由。黑格尔把追求共同好处的自由视为一种“合理自由”（rational freedom）的形式，它不是基于诸如同情他人这样的自然欲望，而是基于认识到这是自由的充分繁荣所必需的。 黑格尔所谓的“合理自由”可以通过他所划分的“意志”—或者决定如何行动的能力—的三个层次来理解。决定行动的一个基本形式就是，所做决定仅仅是出于某种较强的自然刺激或驱动。黑格尔称之为“直接的”或者“自然的”意志。另一种做决定的形式更充分地涉及到人追求合理性的能力，其基础就是抑制并反思自己的欲望和性向，并选择其中的一些加以遵循，以作为在追求幸福的过程中总体人生规划的一部分。黑格尔把这第二种形式称为“反思的”（reflective）或“任性的”（arbitrary）意志。第三种形式是，根据一种生活方式所必需的原则来决定如何行动，在这种生活方式中，自由得到最充分的发展和繁荣。在这种形式下，自由意志将自身作为追求的目标，黑格尔将它称为“自由的”或“合理的意志”。 与黑格尔相对照，马克思对充分的自由活动的说明是更为自然主义的。真正的、充分的人类自由活动所依据的理由并非基于自然的驱动。它不能还原为简单按照哪种需要或欲望最强而行动的能力。所以，充分的人类自由所关涉的是由类似黑格尔的“反思的”或“合理的”意志的东西所引起的行动。黑格尔认为，根据一种幸福计划而决定何种欲望是最佳追求，是意志的“任性的”行使，因为行使这种意志的理由并不是基于致力实现人类获得自由的能力。然而，马克思采取了一种自然主义的立场。马克思强调人性中有创造性地解决生活问题的自然能力，由此而将充分的人类自由凸显出来。充分的人类自由建立在我们出于文化的原因所从事的活动中，与之相反的是，活动的最高目标由肉体生存与繁殖的必然性所设定。 尽管如此，马克思的充分的人类自由不能被简单看成黑格尔的“反思的”自由的最基本形式的一种实施。如果这样的话，充分的人类自由就意味着，把欲望简单看成既定的，并通过选择追求哪一个既定欲望，以及追求到什么程度来决定行动，其总体目标是在最大化整个生活福祉的全盘计划中去平衡其冲突性需求。对马克思来说，充分发展的自由自觉的协作形式，超出了这一基本种类的反思性自由的能力。马克思指出，即使它不是摆脱了每一种欲望，也包含那种拒绝任何欲望的能力。马克思认为，充分发展的自由包括人类为自身所创造的诸目的，其中包括为了每个人和所有人都过得好（the well-being）的集体责任。 马克思所描绘的充分的人类自由似乎被这样一种形式的反思性自由所捕捉到了，该形式培养由人性（humanly）而非自然所决定的生活目标，通过作用于自然欲望而规训它们，使它们符合人类为了共同生活得好而相互接受的原则。这样，我们可以把马克思的充分发展的人类自由的概念看作是反思性概念，它是由人类理性的创造能力在发展集体能动性的过程中所完成的。 资本主义对充分发展的人类自由造成的直接障碍就是资本主义剥削：它把本可以摆脱生存斗争的时间变成了为资本家阶级积累财富和权力的时间。然而，马克思还认为，即使在必然性的领域，资本主义也是作为生产力的自由自觉协作的一个障碍。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还是第二种意义上的自由自觉协作的一个障碍：在这种较为狭义的具有共享目标的集体劳动中，个人意志服从于单一的“集体”意志或计划。 马克思设想，以一种自觉而有计划的方式来组织生产的工人自由联合体，将会以集体努力的方式作为生产者来行使自治（autonomy）。这种自治的行使可能仅仅意味着他们参与决定工作将如何进行和其成果将是什么。工人们将自主地认可，那些负责协调集体劳动的人应该坚持自己的立场。那些身负要职的人不仅要对一般公众负责，也要对那些在他们指导下工作的人负责。 自治是否恰当的标准将在于一种负责的程度，即，那些代表群体行使管理工作的人对公众和对其所管理的人不只形式上而且实质上负责任的程度；随之，实质性负责的标准是，负责的过程要赋予那些被管理者确保其不受支配或剥削的能力。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被迫协作不同于自由、自觉的协作，并不是因为工人们不同意在资本家的指导下工作。当然，他们的确同意：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如果他们接受资本家指导下的资本主义雇佣，他们在资本主义社会安排下的境况会更好，否则，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失去工作。然而，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资本主义在那些条件下所提供的雇佣（employment）是强制性的，因为工人们本来能够并应该在不同的社会安排下寻求工作（employment），这些社会安排所提供的工作机会是去实现而非压制人的创造潜能。马克思这样描述资本主义工厂的工作： 工厂的工作将神经系统消耗到极点；同时，它消除了肌肉的多种用途，并且在身体和精神的活动中征用了自由的每一个原子……当傅立叶把工厂称为“降格的监狱”时，难道错了吗？
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不自由劳动，其后果不仅是限制了工人们追求自我实现的劳动能力，也限制了社会劳动的整合。随着经济体系中各部门相互依赖性越来越强，它们也就越来越可能由于私人利益的无政府状态而陷入分裂。这一点可由用计算机跟踪在“即时”存货计划中的库存来加以例说。这使资本家能够降低其原材料和成品的库存从而提高资本的周转，并因此提高利润率。然而，使用了“即时”存货计划，生产就会更加容易受到商业中的偶然因素，特别是罢工的影响，因为这类计划减少了原材料的缓冲性库存，而企业要利用这些库存来度过供给的中断。被剥削的工人们作为雇佣劳动者没有动力去保障不发生供给的中断。实际上，盛行的自我主义风气导致工人们利用一切可用的谈判实力以提升他们的相对收入。所以，利用计算机控制和最小化库存水平，只有在自由自觉的工人协作的基础上才能充分实现。在资本主义范围内，面对增多的对生产的潜在干扰，唯一的选择就是一个被强力或通过内化的屈从所规训的劳动力，就像日本的身份系统那样。因此，资本主义制度面临着这两者之间的矛盾：一是资本主义在生产力的配置和发展方面所容受的东西，一是为满足工人阶级和所有那些分有其生活条件的人们的物质和“激进”需要所必需的生产力的发展。这些棘手的问题是否会瓦解和削弱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统治，部分地取决于工人阶级是否能够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自己组织起来，从而能够认识并有效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工人阶级变成一个自在自为的阶级，也就是说通过这种方式组织起来，以至于其成员群众能够意识到并追求他们的阶级利益，以对抗敌对的阶级力量—我将简要描绘这一前景，并就此结束本章及全书。 第五节 无产阶级作为一个自在自为阶级的发展工人阶级只能被其自己的行动所解放。其成员必须找到组织的方式，从而通过自由的集体协作去展现并追求自身的利益。在必然性和人类特有的自由的领域之内，为自由的集体生产活动的出现创造社会条件，这不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工人阶级运动的唯一目标。只有通过自由的集体性政治行动，把自己变成一个自为的阶级，工人阶级运动才能够有效地追求其目标。 那些为工人阶级赢得政治权力而参与自由集体行动的人，将作为政治行为者去行使自治。这种自治的行使只能意味着，他们参与决定目标和实现那些目标所采取的步骤。对那些在集体政治行动中发挥协调统合作用的人，工人阶级要自主地同意他们。那些在工人阶级政治运动中具有负责地位的人，将在实质上而不只是在形式上对他们所领导的人负责，也对整个工人阶级负责。 要发现自由政治协作的方式来追求工人阶级的利益，其最强动力就在于现存形式的工人阶级政治活动正处于绝境之中。在东欧，布尔什维克政治的绝境导致了诸组织形式的一次绽放，最接近工人阶级群众组织的就是波兰的团结工会（Solidarity）—至少在它被镇压及随后被官方承认之前是如此，在它之下出现了波兰“人民”的政治“代表”。在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社会民主的绝境正在导致出现以其他方式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表达和动员试验。 马克思主义者只要丢掉他们的乌托邦幻想就可以为这个过程做出贡献。因为，比起其他人，或许马克思主义者们更要靠少数积极分子去构建并宣传他们的新型社会组织方案。由于将马克思和后来受马克思鼓舞的政治运动英雄们奉若神明，他们已经把马克思主义变成了一种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运动一直用空想的如意算盘来代替以废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动为前提的政治实践。革命的政治实践必须首先找到清晰、具体地认识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人阶级问题的方式。因此，它必须依靠工人阶级的成员和跟他们处境相同的人去持续不断地和逐步累积地致力于解决那些问题。 因此，废除资本主义社会的现实运动，就隐含在工人阶级成员为改善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命运的斗争中。因为，正是有了为改良而进行的不懈斗争，革命的意识与组织才能成长起来。尽管组织对于取得资本家阶级愿意认可的改良并不是必需的，但它对于迫使统治阶级不管是否同意都进行改良却是必需的。只要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引起为改善生活所必需的变革，那么，革命的意识就会从这一发现中出现：当资本家阶级随意使用一切手段抵制变革时，这样的变革在现存财产体系之内是不可能实现的。这就是由马克思的革命理论所提供的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