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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革命到哪里去
托洛茨基
（1930年11月10日）
（本篇乃托洛茨基前年冬季之作，丝毫尚未失去时间性，因其重要，故特转载。）
最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南方若干省又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运动，不仅世界无产阶级的报纸充满了这个斗争的消息，而且敌人的报纸也是如此。被欺骗的、被打败的、被摧残的中国革命表明他还活着。我们希望领导中国革命的无产阶级重新抬头之时期，不是好久以后的事情了。为准备这个时期起见，必须适合时机的提出中国革命诸问题于世界工人阶级的议事日程。
我们国际左派共产主义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认为我们的责任，现在即须大声疾呼以唤起一切共产党人以及一切前进的革命工人注意这个世界大国的解放任务，同时须预防共产国际中站在领导地位的一派小组织之错误政策，这个错误政策显然要危害未来的中国革命，正像以前葬送了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一样。
中国革命在乡村复兴之征兆，乃是中国革命具有内心势力和广大可能性之证明。但问题乃在于将这个可能性转变为实现性。中国革命胜利之第一个条件，就是要明白了解，现在发生些什么，换句话说，即要根据马克思主义观点来估定各种势力的作用，并要正确的估定革命斗争，究竟达到什么阶段。在这两方面，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都走错了。
斯大林派的报纸充满了“苏维埃政权”的消息，仿佛在红军保卫之下，中国一些广大省份已经成立“苏维埃”了。各国的工人热烈的庆祝这个消息。中国广大地域上苏维埃政权之成立以及中国红军之成立，自然是世界革命巨大成功。但我们应公开的和明白的说：没有这回事！
我们从幅员广阔的中国得来之消息，无论如何稀少，但我们根据马克思主义对于历史过程中内部势力之理解，都十分坚决的排斥斯大林派关于现时事变之估量，认为这个估量是错误的，而且极端有害于革命之未来发展的。
中国历史，好几世纪以来就是贫困而饥饿的农民大暴动史。二千年来，中国农民至少有五次达到完全的重新分配地权。但每次重分以后，不久又开始土地集中的过程，其结果复达到部分的或全般的暴动爆发。这种循环现象，乃是经济停滞和社会无出路之反映。
直到中国加入世界经济以后，中国民族才有新的前途。资本主义是由外面输入中国的，落后的中国资产阶级变成了外国资本和本国受残酷剥削的群众中间之媒介物。外国帝国主义者与中国资产阶级一起，将资本主义剥削方法与农奴制的强迫方法和高利贷的压制方法结合起来。斯大林派的根本观念，就在于使中国资产阶级成为国民革命领导者以反对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由此产生起来的战术，就葬送了中国革命。中国无产阶级耗费了高昂代价，才认识得一下真理，即说：中国资产阶级过去以及未来都是不能并不愿为反对所谓封建制度和帝国主义而斗争的——因为所谓“封建制度”，本身就是资产阶级剥削制度中一个极重要部分了，至于帝国主义，则资产阶级本是帝国主义的买办，而且也在帝国主义军事掩护之下的。
中国无产阶级一经明白以后，不管共产国际如何制止，立刻就趋向于独立的革命道路。资产阶级在外国帝国主义帮助之下，屠杀中国工人。首先就屠杀上海工人。资产阶级一经知道他与莫斯科的友谊也是不能麻醉农民暴动的，于是他也摧残农民运动。一九二七年的春天和夏天那几个月正是中国资产阶级惨无人道的横行时期。
斯大林派小组织惊怖于他们的错误所造成之效果，竟于一九二七年末企图一下挽救其多年所实行的错误政策，广州暴动就是这样组织起来的。领导者的出发点是说：革命仍旧高涨的，事实上革命进潮已经完全变成退潮了。广州前进工人的英勇精神，不能够补救领导者的盲动主义所造成的损失，广州暴动葬送于血海中了，中国第二次革命终于被打败了。
我们国际左派反对派（布尔什维克—列宁派）的代表，我们自始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随后我们又以百折不挠的以无产阶级独立政策名义要求共产党退出国民党。革命高潮开始以来，我们已经要求组织工农兵苏维埃，我们要求工人领导农民暴动彻底实行土地革命。所有这些要求都被拒绝了。赞同我们意见诸同志受压迫并被开除出共产国际，而在苏联的同志则被拘禁和充军。为什么缘故呢？为便于与蒋介石同盟。
上海和武汉的反革命政变之后，我们左派共产党员曾经坚决的警告说：中国第二次革命告终，反革命暂时胜利时期到来了，此时在群众的衰败和疲劳之下，前进工人的暴动企图，必然将更有害的削弱革命势力。我们要求变攻为守，巩固党的秘密组织，参加无产阶级的经济斗争并以下列民主口号动员群众：中国独立、国民会议、没收土地、八小时工作制。这个政策一定能使共产党前进派逐渐医治其创伤并恢复其与工会和无组织群众的联系，以便随后全副武装的去迎接新的革命高潮。
斯大林派小组织宣布我们的政策为“取消派”的政策，而他们自己竟像历史上常有情形一样，从机会主义走到冒险主义。一九二八年二月中国革命已经是完全低落了，但那时开会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竟宣布在中国实行武装暴动。这种疯狂之结果，就是工人更加被摧残，良好的革命党人被杀戮，党陷于崩溃，工人群众失望消沉。
革命的衰落和军阀战争的暂时停顿，造成了国内某种经济活跃的可能性，工人罢工重新开始。但罢工是离党发展的，党不了解客观环境，因之完全不能够在群众面前开启新的前途，并用过渡时期的民主口号将群众联合起来。由于机会主义和盲动主义之结果，现在共产党中只保留几千个工人。红色工会人数，据党自己的统计，也只有六万人，但在革命高潮那时几个月中，工会会员约在三百万人左右啊！
工人遭受反革命之打击，比农民更直接得多和悲惨得多，中国工人人数很是少的，并集中在工业中心。农民则在某种程度之下有人数众多和居住散漫二种情形足资保护。革命高潮那几年，乡村中有不少农民受到革命教育而反革命是不能杀尽这些农民的。无疑的有好多革命工人逃难隐藏在乡村里头。最近几十年来，民间也流落不少枪械，农民与地方政权或军队冲突时候，就将这些枪械拿出来，组成红色游击队。在资产阶级反革命军队中，也有部分的骚乱，甚至公然的哗变爆发，兵士各个的、成群的有时整连整营的，带着武器走到农民方面去。
因为革命被打败之后，农民运动波浪还能够蔓延于全国各省并至现在爆发为一种特殊力量，这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农民的武装力量驱逐并屠杀当地所有的地主，尤其是所谓豪绅的统治阶级的地方代表，如官吏、高利贷者和富农。
当斯大林派说及农民在中国广大区域所创立的苏维埃政府时候，他们不仅表露出轻信和轻意，而且是隐蔽并曲解中国革命出路的根本问题。农民，甚至最革命的农民，不能够创立独立的政府的，农民不是跟着资产阶级走，便是跟着无产阶级走。所谓农民党不过暂时遮掩这个事实而已，但不能更改这个事实。苏维埃乃是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阶级之政权机关。这就是说农民不能够依靠自己力量来创立苏维埃政权。对于军队也是如此。农民在中国、俄国及其他国家曾经不止一次的创立了游击队，这些游击队作战时候是异常勇敢而顽强的。但这只是游击队而已，只是定着于一定省份而不能担负大规模的集中的战术行动的，必须等到无产阶级统治了国内诸重要的工业和政治中心，然后才有必要的前提来组织红军以及执行苏维埃制度于乡村里面。谁不明白这点，谁就是不懂革命。
中国无产阶级刚正开始从反革命的麻醉中脱离出来，农民运动的展开，目前大部分是对工人阶级独立而依照本身特殊规律和本身特殊步骤去进行的。可是中国革命的整个任务乃在如何将无产阶级的暴动与农民暴动在政治上结合起来并在组织上联系起来。谁要说在工业省份消沉之下，中国苏维埃革命能在南方农业省份一省或数省胜利，谁就是不明了中国革命之两大问题——工农合作问题和此合作中工人领导权问题。
农民暴动之广大涨潮无疑可以推动工业中心的政治斗争活跃起来，我们坚决的预料这个。但是无论若何不是说：无产阶级对革命兴醒将直接走到政权的夺取或争取政权的斗争。无产阶级之兴醒：初时可以带着部分经济的和政治的、防御的和进攻的斗争色彩，无产阶级，尤其他的共产党前锋队，究竟需要经过若干时日才能够成熟的成为革命的民族之领导者呢？这是不能预定的，但无论如何总不是几星期或几个月的事情。官僚的领导机关的命令，是不能代替阶级及其政党之独立生长的。
中国共产党员现在就需要一个适合于较远前途的政策。他们的任务并不在于分散其力量于农民暴动之散漫火焰里头——人数甚少力量甚弱的党总是不能笼罩这些区域的。共产党员的任务乃在于集中其力量于工厂、作坊、工人区域，向工人解释乡村事变的意义，提高疲累者和消沉者的精神，将他们团结起来为要经济要求，为民主口号并为土地革命而斗争。唯有走上这条道路，即唯有经过工人的兴醒和团结，共产党员方能够成为农民暴动的，即整个民族革命的领袖。
为助长冒险主义的幻想和掩饰无产阶级前锋队的弱点起见，斯大林就说：现在还是民主专政问题，在这个中心点上，冒险主义就完全建立在机会主义前提上面。有了国民党的教训还不够，斯大林派还假借“民主专政”名义为未来革命准备下麻醉并束缚无产阶级的新方法。
中国的前进工人提出苏维埃口号时候，曾说：我们是要照俄国工人那样去做的。斯大林派昨天还答复他们说：“不行，不行，你们有国民党，你们所要的，国民党都全可做到。”今天这些领袖则较和婉的答复他们说，“苏维埃是要组织的，但不是为无产阶级专政之用，而是为民主专政之用。”人们就拿这种话对无产阶级说，专政权将来并不操在无产阶级手里。这是说：仿佛另一种现尚未知明的力量，可以在中国实现革命的专政。民主专政的公式，就是这样大开门户让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进来重新欺骗工农。
为替“民主专政”清除道路起见，斯大林派就将中国的反革命说成为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的反革命，他们以此在反革命营垒中将资产阶级除外了，换句话说：即照旧将资产阶级理想化了。事实上军阀所反映的正是中国资产阶级之利益，这种利益是不能与农奴制利益和农奴制关系分离的。中国资产阶级既与外国帝国主义发生联系。又仇视民众并惧怕革命，是不愿意或者能够拿议会制度方法来统治国家的，中国的军阀法西斯蒂正是反映中国资产阶级之反民族的和反革命的性质。中国的反革命并不是封建领主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反革命。而是一个私产者，尤其是资产阶级私产者，反对工农的反革命。
中国的无产阶级暴动，能够而且是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中国的农民暴动比较俄国的更加是反对资产阶级的暴动。中国绝没有独立的地主阶级，土地领有者乃是资产阶级。农民暴动所直接反对的豪绅，正是代表资产阶级的及帝国主义的剥削制度之最末环节。俄国十月革命时候，最初阶段还激起整个的农民阶级起来反对地主阶级，过了几个月之后，才发生农民的内讧；在中国则每次农民暴动一开始便是贫农反对富农，即反对农村资产阶级的国内战争。
中国的中农是很少的，农民中百分之八十是贫农，唯有贫农能够发生革命的作用。工人不是与整个农民联盟，而只是与贫农联盟。工人和贫农的敌人是一样的——资产阶级。除开无产阶级以外，谁也不能领导贫农得到胜利。工人和贫农的共同胜利，其结果就是无产阶级专政，而不会有别的政制。唯有这个政制，才能够建立苏维埃制度并组织红军——红军乃是贫农所赞助的无产阶级专政之军事上的反映。
斯大林派说：民主专政是革命的最近阶段，他随后将生长为无产阶级专政。现在这是共产国际的学说，不仅应用于中国而且应用于一切东方国家。这个学说完全离开了马克思的国家论和列宁的关于革命中国家作用的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以外的民主专政，就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可是要从资产阶级专政过渡到无产阶级专政，是不能够经由和平生长的道路的。无产阶级专政唯有经由武装暴动道路，才能够推翻资产阶级的民主专政或法西斯蒂专政，取而代之。
唯有一个阶级专政之下即无产阶级专政之下，民主革命才能和平生长为社会主义革命。苏联由民主制度到社会主义制度之过渡，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之下进行的。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之民主阶段到社会主义阶段之过渡，进行得较俄国还要快些，因为中国根本的民主任务比俄国还更多带有反资本主义的和反资产阶级的性质。
斯大林派显然还需要经过一次破裂，还需要再牺牲一次工人热血，才能够终于决定的宣布说：“革命已竟进至更高的阶段，其口号是无产阶级专政。”
现在谁也还不能说：在现在的农民暴动中，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回光与第三次革命的曙光结合至何种程度。谁也不能够预言：农民暴动的火焰是否能够在长久时间继续支持着直至无产阶级前锋队自己强固起来，领导工人阶级斗争，并使工人的争取政权之斗争与农民对其一切敌人的进攻相配合起来。
这次乡村运动之特点，就是农民倾向于使这次运动带上苏维埃的形式或至少苏维埃的名义，使游击队红军化。这是证明农民如何迫切的寻找一种政治形式，来帮助他们脱离以前的散漫无力的状态。共产党员可以根据这个基础而得到成效。
但必须预先明白了解：中国农民意识中笼统的苏维埃口号并非就是无产阶级专政，一般说，农民是不会先天的赞成无产阶级专政。唯有斗争的经验，才能够使农民赞成无产阶级专政，斗争的经验从事实上对农民证明：农民的民主任务，除开无产阶级专政以外是不能解决的。
这便是中国共产党除非根据民主口号出发，否则不能领导无产阶级到夺取政权斗争之根本原因。
农民运动纵然挂上苏维埃的招牌，仍旧是散漫的、地方性的、省份性的，要使农民运动提高至全国规模必须使争取土地和反对军阀捐税压迫的斗争与中国独立和民族自主之观念联系起来。这种联系之民主的反映，就是全权的国民会议。在这个口号之下，共产党前锋队就可以在自己周围团结起工人、被压迫城市平民以及其中几万万贫农等广大群众，以为反对国内外压迫者之暴动。
必须等到城市革命高潮明显到来时候，才能够组织工人苏维埃。此时以前，我们只能够准备这个组织。准备就是积聚力量，现在我们只能够在彻底的勇敢的革命的民主口号之下来积聚力量。
同时我们应该向工人阶级前进分子解释，国民会议对于我们不过是革命道路上一个阶段。我们继续进行苏维埃制度形式之下的无产阶级专政。
我们不要忽视下一事实，即无产阶级专政将提出一些极困难的经验上和国际上问题于中国民族面前。中国无产阶级占全国人口中一小部分，比十月革命前俄国无产阶级还要大，中国资本主义比俄国的还要落后。但这困难不是拿幻想、拿冒险政策、拿对蒋介石或“民主专政”的希望所能克服的。唯有明了的思想和革命的意志，才能克服这种困难。
中国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并非为复建中国万里长城，在长城掩护之下建设民族的社会主义。中国无产阶级夺得了政权，就是替世界革命占夺得一座极重要关寨。中国的命运，像苏维埃的命运一样，不可看成为处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外。中国革命是极伟大希望之源泉，又是极高度的革命勇气的证验。
世界革命的事业是中国工人流血的事业！
中国革命的事业是世界无产阶级流血的事业！
一九三〇，一一，一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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