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第三篇 社会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1917～1929 第十四章 修正主义的复兴 1.引言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打破了本已岌岌可危的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统一。所有重要交战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中的大多数人，都或多或少地热情支持他们各自国家的战争动员。比如，奥托·鲍威尔和鲁道夫·希法亭，理所当然地参加了奥地利军队，甚至没有考虑其他任何可供选择的行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右翼的爱国热情，产生了令人震惊的沙文主义诡辩，把霍亨索伦帝国的军事胜利视为迈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经之路。最初，几乎没有反对的声音，只有以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为核心的一个较小的、坚定的国际主义者团体，支持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革命立场。但是，随着战争的拖延，和平主义趋势出现了，和平主义者反对好战的德国，但却不愿公开呼吁推翻它。卡尔·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作为对手已经很久了，在支持中间立场时他们发现自己再次团结起来。 战争结束时，俄国的十月革命、同盟国的失败以及德国和奥匈帝国的垮台，改变了欧洲的政治形势。但是德国的革命也夭折了。尽管建立了正式的政治民主，进行了重大的社会改革，但是阶级结构并没有发生变化，甚至没有对私有制形成有效的冲击。国家机器仍然是独裁的，先前的统治阶级的地位仍然十分稳固。事实上，这个社会民主政府镇压斯巴达克派起义，纵容1919年1月对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实施的谋杀，并使战后德国资本主义不受威胁。1918年德国共产党（KPD）成立后，区分布尔什维克俄国的支持者和反对者的鸿沟，变得更加难以逾越了。现在，中间派的立场站不住脚了，1923年独立社会主义党（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USPD）——考茨基和希法亭是其领导人——作为“第二半国际”的中坚力量，开始和大多数组织联合。社会民主主义或共产主义战线已经确立，德国工人阶级运动开始在改良主义者和属于第三国际革命者之间发生分裂。 在理论上，马克思主义也必然获得相应的发展。早在1914年前，政治争论就蔓延到经济争论中，对资本主义发展存在的冲突的分析，被用于为互相竞争的政治策略辩护。一方面苏联的资源增加了无产阶级革命成功的巨大的道德权威，产生了日益僵化（尽管是不断变化的）的正统，在斯大林获得权力后，这种正统变成了一种教条主义。与理论力量差不多完全来自俄国的共产主义者相对的，是德国和奥地利的主流社会民主主义者。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魏玛共和国获得一定程度的尊重，有时候他们参与到政府中，鲁道夫·希法亭在20世纪20年代曾两度担任无可挑剔的保守的财政部长。随着社会主义革命前景逐渐暗淡，德国社会民主党更加坚定地致力于在现有的体制内进行渐进的改革，越来越多的人接受了爱德华·伯恩施坦战前的异端邪说。只有少数离经叛道的人，仍然呆在两大阵营之外。 2.“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和新修正主义世纪之交，伯恩施坦主张以和平的、进化的方式实现社会主义。取代革命的是导致渐进的社会转型的一系列有限度的改良。伯恩施坦否定了巨大的崩溃的必然性，他提出，随着生产受到资本家私人协会和国家的管理，经济危机的严重程度将会下降。他的观点已经受到社会民主党思想领导人的公开指责，但是他们的批评缺乏分析的基础（参见以上第四章）。在《金融资本》中，鲁道夫·希法亭断然否定了卡特尔可以阻止危机的观点，但他在作出如下的论断时，却逐渐向修正主义路线靠近。 金融资本的社会化职能，使战胜资本主义变得非常容易。一旦金融资本把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为了获得对最重要的生产部门的直接支配权，只要社会通过执行机关——被无产阶级夺取的国家——占有金融资本就足够了。由于所有其它的生产部门都依赖于这些最重要的生产部门，所以，即便没有任何进一步的社会化，对大产业的控制就已经提供了最有效的社会控制形式……
然而，在当时，希法亭对帝国主义的精辟论述和其主要结论中富有战斗性的语调令人振奋，使得人们无法认识这些段落中包含的潜在的修正主义的涵义（参见以上第五章）。甚至在今天，占有柏林六大银行就意味着占有了大产业的最重要的部门。 换句话说，由于金融资本已经完成了社会主义所必需的那种程度的剥夺，放弃由国家采取的突然的剥夺，代之以通过社会提供的经济利益进行逐渐的社会化是可能的。 不过，希法亭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的确是与当时德国资本主义的本质有着较为紧密的联系。在德国，从来不存在一个全面的自由放任时期，政府一直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竞争总是受到托拉斯、卡特尔和限价协定的限制。战争的全面爆发加速了这些发展，因为国家现在对大的经济部门负责，鼓励新的生产者形成联盟，并巩固业已存在的联盟。他们全心全意地参与战争的努力，为工会赢得了政府和雇主一定程度的认可，给日益强大的国家主义政权增添了一抹新的社团主义色彩。欧洲其他国家的情况莫不如此，战后德国仅仅是部分程度上“恢复正常”，战时的很多变化被证明是不可逆转的。 20世纪20年代初，在劳工运动和资本家的圈子里，对进一步的“合理化”的支持是普遍的。“在所有的资本主义工业国，战后集权的趋势在德国表现得最为明显。”罗伯特·布兰迪在1933年写道：“该国的背景最有利于继续发展，德国支持集权的态度，看起来在几乎每一个重要的经济活动中都加强了而不是削弱了。”这样，在德国，“老曼彻斯特体制”没有未来可言，布兰迪断言，“有两个事实至关重要。首先，回到‘自由竞争’资本主义经济体制的愿望，在德国几乎完全消失了；其次，这种回归的可能性，也几乎完全消除了”。甚至工会也支持合理化，他们将“合理化”视为“在技术和组织上从旧秩序向新秩序进化的表达”，这种有序的进化将在全面的经济计划中达到顶峰。他们期待，工人阶级的政治力量将足以确保工人从合理化产生的收益中，获得一个大的而且不断增加的份额。 希法亭在战争初期就认识到这些变化的含义，他强化了自己思想中的改良主义因素，这在《金融资本》中已有所体现。1915年，他在奥地利社会民主党刊物《斗争》上发表文章，对他认为的社会主义和工会运动迫使资本主义社会进行调整作了描述。在斗争过程中，工人阶级的力量不断壮大、自我意识增强，但是在改善自身地位时，工人阶级也克制了自己的革命冲动，因为他们现存的条件不再是完全无法忍受的。“这就落入一种两难的境地：工人运动的反对革命的影响削弱了资本主义的革命趋势。”其他的稳定因素，已经出现在“资本主义高度发展的最新阶段”。自19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萧条的时间缩短，长期的失业不再像以前那么严重。在德国和美国也不再有传统意义上的失业后备军。金融资本使得整个体制不再那么容易受到经济危机的侵扰，“包含着从无政府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向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转变的萌芽”。作为金融资本产物的国家权力的增长，在同样的方向上发挥作用： 取代社会主义胜利可能出现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但它不是民主地组织起来的，而是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组织起来的，顶层是资本主义垄断和国家的联合起来的权力，下面则是按等级划分的劳动群众作为生产的雇员在工作。不是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社会，我们拥有的将是一个比过去更好地满足群众的直接物质需要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
希法亭推断，对战争的体验只会加强这些趋势。那些后来被视为“战争社会主义”的东西，仅仅是战前的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强化形式。影响更为深远的结论，是由后来成为奥地利共和国总统的法学理论家卡尔·伦纳得出的。在写于1916年的文章中，伦纳指责马克思主义者忽视了资本主义结构发生的一个根本性变化。国家的经济职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这是一个国家渗透进私有经济直到其基本细胞的问题，不是使少数工厂国有化，而是通过有意志和有意识的调节和指导，控制经济中全部的私有成分”。这种情况的出现经历了四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从1878年到大约1890年，国家进行干预以保护弱者对抗来自内部和外部的竞争。紧随其后的是“有组织的私人企业经济”时期，这一时期出现了针对反对国家限制竞争的卡特尔组织。第三阶段是“帝国主义国有经济”时期， 国家权力通过用保护强者代替传统的“保护弱者”来为资本服务……国家权力和经济开始融合；国家统治的领域和国有经济的领域是一致的，国有经济被看作是国家权力的一种手段，而国家权力则被看作是强化国有经济的一种手段，尽管它们公开宣称是相互分离的。
这一过程在第四阶段即最后一个阶段达到顶点，即“国家经济时代”，在这个时代，私营部门“由国家来决定，并完全成为国家控制的组织”。从而 “马克思曾经经历并加以描述的资本主义社会已不复存在……将这一过程的起点和终点放在一起看，人们可能会说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已经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或正处在向国家资本主义转变过程中。”在这一点上，伦纳比希法亭走得更远。1924～1926年，希法亭在他编辑的社会民主党的新的理论刊物《社会》上发表的一系列文章中，确实重新回到了有组织的资本主义这一问题上来。战争及其后果使工业集中程度得到了进一步的实质性的提高。希法亭认为，新建立的世界经济的稳定，是基本结构长期变化的结果，而不是转瞬即逝或偶然情况下产生的结果。不会再有巨大的经济崩溃。资本主义经济的不稳定性降低了，危机对工人阶级的影响下降了。这是托拉斯计划投资的结果，是对它们支出上反周期时机准确把握的结果，是大银行联合货币当局进行信贷管制的结果。失业对无产阶级来说不再是威胁，社会保险的扩大降低了对其生存的威胁，而科学管理技术，既提高了劳动强度又分化了工人阶级。总的说来，改革在让工人们获得一定利益的同时，也使工人们变得更为保守，所以革命性变革的经济基础已不复存在。这一时期，奥托·鲍威尔、希法亭的同事埃米尔·莱德勒，甚至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也都表达过类似的观点。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第二个重要含义和国际关系有关。希法亭认为，不再有令人信服的理由，期待再度出现帝国主义的敌对行为，而布哈林和列宁提出来的并把它作为战争根源的经济矛盾是虚构的（参见以上第十三章）。希法亭把一种新的“现实主义的和平主义”视为战后外交政策的主流。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意识形态上，盎格鲁—撒克逊在全世界影响的扩大是以牺牲德国和法国为代价的。英国和美国有强烈的意愿阻止战争。英国需要喘息的空间，以便解决它的殖民地问题，并在亚洲和近东对抗民族解放运动，而美国成为商品和资本的主要输出国，需要和平的环境去获取收益。甚至法国也需要来自英国和美国的金融援助，它没有资格进行战争叫嚣。在所有这些国家中，民主的发展进一步削弱了军国主义，因为数以百万的工人和农民保卫世界和平的呼声日渐高涨。 甚至是德国资本主义，似乎也变得没有以前那么好战了。希法亭提出，化工生产现在成了德国工业中的主导部门，已经超过俾斯麦时期主导经济的煤和钢铁产业。与老工业相比，工资在化工产业总成本中占的比例更低，因而资本家的利益不再和工人的利益存在剧烈的冲突。这改变了最有影响的资本家们对国际前景的看法。战前，老的重工业和大地主结盟，与军队和帝国主义官僚机构形成强大的同盟，支持侵略性的扩张。战争的失败打碎了德国的军事力量，但它仍然是第一流的经济大国。“因此，德国资本主义进行扩张的强烈愿望，必须寻找其他出路，它们在不同类型的国际资本主义利益共同体中找到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变得越来越温和，是因为可察觉到的资本的利益已经发生了变化。德国实业家最终接受了英国资本家早在战前就已表现出来的世界主义的世界观。虽然希法亭没有引述任何权威论述，而且非常谨慎地避免使用“超帝国主义”一词，但他现在赞同考茨基在1915年提出的和平的世界卡特尔的观点。 最后，他指出政治和经济之间关系发生的重要变化。不再有哪个阶级能单独实施对国家的控制。无产阶级已经获得了一定程度的真正的政治权力，而且意识到了自身的力量。无产阶级不再将国家视为压迫者手中的工具，而是认为，在一定程度上国家也可以成为无产阶级为自己谋求福利的工具。然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并没有消除阶级斗争。事实上，越来越规范的生产和无组织的财产关系基础之间的矛盾，比以往更为尖锐。为了解决这一矛盾，按统治与被统治关系组织起来的经济必须转化为民主地组织起来的经济。由于其自身的性质，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适合于通过渐进的立法改革实现和平过渡，改革将改善经济体制的机能。原子化的竞争是过去的事情，与它相伴的是非人性化的市场力量的暴政。卡特尔、托拉斯、资本家联盟、合作组织和工会对经济生活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从而对经济进行社会控制已经成为现实。当前期，少数公司资本家——《金融资本》中的“柏林六大银行”——享有其阶级利益。一旦无产阶级获得完全的政治权力，它就可以利用这些机构实现自己的目的。这样，希法亭否定了他以前的观点，不再只把国家视为资本家进行统治的一个执行机构，而将其视为整个社会的代理人。他认为，国家政策取决于争夺国家控制权的不同阶级之间的相对力量，在这一斗争中，工人阶级将变得越来越强大。 在英国基尔特社会主义的影响下，像弗里茨·纳夫塔利那样的社会民主党理论家，主张扩大经济民主，完善德国工人在1918年赢得的政治民主。弗里茨·纳夫塔利主张，工人阶级必须使用其新的政治力量，扩大自己的经济权力并挑战持续存在的经济独裁。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出现、公共企业的扩展、争取工作环境法律保护的工人运动取得的重大（即使是有限的）胜利，这一切都表明“资本主义在折断之前可以弯曲。”一些胜利将打击资本权贵的专制统治。这对德国工人阶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纳夫塔利写道：虽然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社会主义目标没有改变，但实现这一目标的方法，必须随着情况的变化而调整。经济民主既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也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方法。可以在以下几个领域做出改进：第一，也是最重要的，是扩大国家对经济生活的控制，这可以通过反垄断立法、反周期信贷和公共投资政策来实现；第二，增加工业领域的工会代表，这可以通过扩大建立于1918年的劳资协同经营制度的影响范围、加强集体谈判和培育工会企业来实现；第三，进一步发展社会保险网络，以便将收入分配带出市场领域；最后，支持消费者合作，提倡建立更为民主的教育体系。18 55党的口号应该是“通过经济的民主化实现社会主义”。 卡尔·考茨基把20世纪2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投入到完成其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的百科全书式的阐释中，他打算把它作为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指南。考茨基否定了他自己1899年提出的用来反击伯恩施坦的主张，那时他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面临着无法克服的经济限制。崩溃不是必然的趋势。经济危机已经变得更加温和，对资本利益的威胁变得更小，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已有很大的提高。国家正在丧失其作为压迫工具的特征，并向成为“解放被剥削者的工具”转变。越来越紧张的国际局势也不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普选权（俾斯麦会很震惊）已经成为德国无产阶级手中强大的武器一样，国际联盟不再是战胜国的工具，它正在转变为国际合作的平台。无论从国家层面还是从国际层面看，老式的阶级国家正在向“福利国家”转变。就这样，在与伯恩施坦断绝关系近30年后，考茨基接受了修正主义的许多重要观点。 有组织的资本主义重要的理论家们，否认他们的观点与马克思主义断绝了联系。在生命的最后阶段，鲁道夫·希法亭仍然将自己视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围绕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问题，而不只是狭隘的经济问题，进行着更加自由的创作。希法亭丝毫没有放弃《金融资本》中的观点，当需要他表达有关政治经济学的看法时，他只是概述这本书的一些重要观点。考茨基继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实现，虽然现在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实现取决于工人阶级的品德、智力和政治权力而不是经济崩溃。事实上，资本主义经济越成功、越发达，无产阶级就会越强大，社会主义也就会越来越近。只要社会改革削弱了阶级对抗，改革就成为社会主义无望的原因。考茨基相信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冲突正在加剧，尽管他承认存在着深刻的经济变革。危机的一再发生，带来了大规模的失业和随之而来的苦难，工人阶级生活水平的提高，远远落后于他们的剥削者的生活水平的提高。从而，“资本家在经济上变得越来越强大，无产阶级在政治上变得越来越强大。” 3.弗里茨·斯滕伯格论帝国主义1929年之前，对新正统主义观点提出的挑战，是随着唯一严肃的非共产主义者弗里茨·斯滕伯格大部头《帝国主义》的出版出现的。通过应用、扩充和改造罗莎·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参见以上第六章），斯滕伯格认为，当前的繁荣只是暂时现象，资本主义经济不久就会遭到自身矛盾的报复。无论是旧的还是新的修正主义，都仅仅是对暂时的经济稳定的一种意识形态的反映。革命性政治活动的必要性，不久就会重新显现。 弗里茨·斯滕伯格小传
斯滕伯格1895年出生于布雷斯劳的一个犹太人家庭，在法兰克福求学。在成为一个独立作家和记者之前，他在法兰克福师从弗兰茨·奥本海默。20世纪30年代，他是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APD）成员，该党是从SPD中分裂出来的左翼派别。在流亡瑞士和法国之后，在法国和托洛茨基进行了一系列的讨论（把第四国际的组建视为一种乌托邦式的冒险），斯滕伯格1939年移居美国并成为美国公民。战后返回欧洲，提倡介于资本主义和苏维埃共产主义之间的“第三条道路”，1963年逝世于慕尼黑。
像卢森堡一样，斯滕伯格的批判集中在马克思本人经常做出的一个简化假设上，该假设认为，纯粹的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没有农民、工匠和其他小商品生产者的经济。斯滕伯格坚持认为，这个假设是一个最重要的错误，因为非资本主义生产自资本主义历史开始之初就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罗莎·卢森堡已经正确地强调了马克思的推理中存在的这一缺陷，但她的批评还不够深入。马克思所有的著作都遵循了这一假设：工资理论、危机理论和革命理论，以及对再生产的分析。简言之，纯粹资本主义的假设消除了这个体系的真实本质。斯滕伯格指出，资本主义生存的基本条件是对过剩人口的需要，他以此开始自己的批判：没有过剩人口，就没有剩余劳动，剩余价值也无法被生产出来。马克思对失业后备军的解释集中在机械化造成失业的影响上，机械化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减少了生产过程中相对于死劳动而言对活劳动的需求。在斯滕伯格看来，技术进步既不必然也不足以保证过剩人口的产生。之所以不必然，是因为即使是不存在技术变化，非资本主义生产者也构成劳动力的潜在来源。之所以不足以，是因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机器取代劳动的效果可能会因为海外市场的大规模扩张而得到“过度补偿”，这种扩张因机器的使用而变得可能。每单位产出可能要求更少的活劳动，但是世界非资本主义地区需求的增长会增加产出的数量，从而就业仍然会提高。 更为正式的说法就是，斯滕伯格指出了过剩人口的六个方面来源。其中两个来源——人口的增长、机械化——内在于资本主义体系，这也是马克思所强调的。而更为重要的是四个“外生”因素。在这四个来源中，马克思注意到了其中的两个：对工匠的剥夺和农民迁徙到城市。但他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另外两个过剩人口的“外源性”来源：从非资本主义地区来的移民，特别是对这些地区的资本输出。同机械化一样，资本输出首先增加了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内部的就业，因为需要更多的劳动力生产生产资料。之后，随着殖民地开始与殖民母国进行生产竞争，就业下降了。因此，在先前的非资本主义地区融入世界经济之前，过度补偿是帝国主义渗透的早期阶段的一个主要特征。“非资本主义地区资本化的进程越快，比如，印度依靠自己的工人进行工业建设，在起主动作用的帝国主义国家就越快越坚定地形成大量工人阶级，因为那时机器替代工人的步伐也越快。 这一结论包含在卢森堡的分析中，但是可能她没有非常清楚地表达出来。这使得斯滕伯格能够依据过剩人口的主要来源，提出资本主义发展的分期标准。在大致对应于马克思的“原始积累”阶段的第一个时期，头两个外生因素（当地工匠和农民）是最重要的。接着，机械化成为劳动力的主要来源。最后，外源性来源开始占主导地位，帝国主义时代开始了。斯滕伯格进一步区分了早期和晚期帝国主义。在帝国主义活动展开的初期，技术进步和资本输出的过度补偿效果仍然是强大的，与此同时，本土的非资本主义生产者迅速枯竭。从而，失业率处于它的最低点，而工人阶级的生活水平处于他们的最高点。这是工人阶级的“蜜月期”。它以大多数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大多数工人实际工资的真正的增长为特征。事实上，修正主义就是“蜜月期理论”。 斯滕伯格坚持认为，蜜月期不会太久，因为实际工资持续不断地增加，会威胁到资本积累自身。从而，资本主义会从体制外面寻求解脱。蜜月期被资本的加速输出所终止，这赋予过剩人口国际上的含义。比如，英国工人的工资不再仅单独由英国决定，而是受到英国资本主义向全球扩张和利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地区劳动力的可能性的影响。由此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第一，如果不存在可能提高殖民地工人生活水平的有效的无产阶级的团结，欧洲的工资将被迫下降到亚洲的水平；第二，帝国主义不能被视为是一个偶然的或一个可以避免的政策选择。它是作为整体的资本主义体系的一种内在必然。 斯滕伯格支持上述看法中的第二个观点，关注了帝国主义在实现剩余价值方面发挥的作用。罗莎·卢森堡早已经证明，马克思的再生产模型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斯滕伯格坚持认为，它们必须被加以修改，以包含资本主义现实的两个重要特征：第Ι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比第Ⅱ部类的高，两大部类的资本有机构成都在提高。无论是罗莎·卢森堡、奥托·鲍威尔还是布哈林，都没有能够以这种方式成功地扩展马克思的分析。假如他们这样做了，他们会发现第Ⅱ部类必然有无法销售的剩余产品，如此一来，一个封闭的资本主义体系确实会在实现剩余价值方面面临严重的困难，并被迫从海外寻找非资本主义的消费者。 55罗莎·卢森堡在这方面对马克思的批评，是“正确的且在所有的要点上是合理的”。但是她在一定程度上夸大了问题的重要性：并不是所有积累的剩余价值都实现不了，只是其中一部分，即第Ⅱ部类生产的消费品的剩余无法实现。由此导致的危机的破坏性，比人们从卢森堡的分析中预计到的要小一些。然而，这些危机足够真实，它们“最终的决定性原因”，是“建立在对抗性的分配关系基础之上的生产的增长与的消费的增长之间必然的比例失调”，而这种对抗性的分配关系，“以一种非常复杂的方式，以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产业投资支出的比例失调表现出来。” 斯滕伯格指出，卢森堡认为帝国主义总是导致阶级斗争的加剧是错误的。直到1914年，在帝国主义早期，过度补偿的影响意味着与此相反的事实是正确的：实际工资已经提高，社会改革已经实现，资本和劳动之间的敌对已经弱化。但是，帝国主义仅仅是为阶级战争提供了暂时的缓解，就如同它只是代表了一种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矛盾有限度的解决方法一样。通过同化越来越大的领土，它越来越难获得新的非资本主义市场，从而开始自掘坟墓。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经济危机周期，为进入正在萎缩的市场而产生的国际竞争加剧，实际工资下降的压力不断增加。这一点在英国最明显（斯滕伯格在总罢工那年正在进行此文的写作。） 只有在美国，工人阶级继续受益。这儿的 “蜜月期”比欧洲的来得晚，修正主义者从美国经验中概括的一般结论是错误的。斯滕伯格断言，由于对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绝对化，他们犯下了资产阶级科学中最大的错误。帝国主义晚期的修正主义没有未来，因为它是危机深化、生活水平下降和帝国主义战争继续的阶段 4.对斯滕伯格的评论斯滕伯格的《帝国主义》是一部质量参差不齐的著作，它在结构和范围上令人印象深刻，而在实质性分析方面较为薄弱。对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逻辑历史的说明，将这些不同阶段经济和政治思想上的变化联系起来的尝试，使得斯滕伯格的著作比这一时期任何其他著作都更接近于马克思的《资本论》。此外，他的过剩人口来源理论，触及到半个世纪后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明显面对的“去工业化”背景下重新出现的问题。斯滕伯格自己并未提供任何坚实的分析，支持其有关“蜜月期”和帝国主义晚期生活水平会下降的武断的说法。马克思主义者后来争论说，国际工资的差异引起国际贸易中的不平等交换，富国对剩余价值的榨取阻碍了贫穷国家的工业发展。其他人用发达国家和落后国家之间大的生产率差距来解释工资差异，这种生产率差距制约了后者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斯滕伯格的著作忽略了所有这些问题。 他的经济危机理论更难令人满意。正如亨利克·格罗斯曼很快注意到的那样，他的经济危机理论建立在“一个未加分析的用图表表示的数字例子”上。斯滕伯格对卢森堡和奥托·鲍威尔进行了严厉的批评，然而，和他们不同，他并没有尝试通过一个典型的再生产图式去证明他关于无法销售的剩余产品的论断的真实性。因此，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假定，在以上第六章对罗莎·卢森堡的分析的批评，同样适用于斯滕伯格的危机理论。奥托·鲍威尔的妻子海琳，在奥地利社会党的理论刊物上发表的对《帝国主义》的评论中，明确说明了这一点，她指责斯滕伯格忽视了信贷在发达资本主义经济流通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海琳认为，信贷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的扩展，可以克服比例失调。斯滕伯格的观点，如果可以应用的话，也仅仅适用于信贷尚未出现的相对原始的资本主义阶段。 海琳的评论，在对任何狭隘的帝国主义的经济理论的批判上，具有独立的意义。她坚持认为，国际贸易是劳动的社会分工的一种表现形式，不是经济矛盾明确无误的迹象。由于进口必须用它们的收入支付，出口的增长并没有提供任何实现问题的解决方法，比如英国，事实上是个净进口国。在理解帝国主义斗争问题上，政治因素非常重要： 世界战争源自军事集团的罪行和轻率行为，源自哈布斯堡的王朝利益和罗曼诺夫王朝的政治威望这一事实——所有这一切都很难与通常的研究经济利益而不是社会经济状态的唯物史观的基本形式相调和。在与封建主义结盟时，资本主义可以好战，可以寻求战争并通过战争提高其利润率。但是它同样也可以是爱好和平的。
它可以通过国际卡特尔，通过国家对出口信贷担保的保护，获得比通过军事庇护能够得到的更多的利润。总之，帝国主义既无法提供治愈经济危机的良药，也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体系会衰落到一种不可避免的野蛮状态。更为重要的是，帝国主义的对抗是个十分便利的骗人把戏，其背后隐藏的是统治阶级向工人隐瞒国内阶级斗争的现实的意图。5.一个评价海琳·鲍威尔对斯滕伯格批评的主要一击让人无法反驳：斯滕伯格的经济论证不足以证明他的预言式的结论。但是无论是她自己还是其他修正主义者，都无法通过有力的分析来支持她的论断。揭示斯滕伯格和卢森堡的含糊不清和不足之处，表明在不存在帝国主义或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造成的危机的情况下，信用提供了实现剩余价值的可能是一回事；证明信用可能在长期带来平稳、持续和有利的增长是另一回事。指出侵略性经济民族主义理论的缺陷，揭示盎格鲁—萨克逊（甚至某些德国人）实业家和政治家中存在的和平主义倾向是毫不困难的。表明战争的经济动机已经逐渐消失完全是一件更艰难的任务。希法亭、考茨基和海琳·鲍威尔都无法对列宁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对抗和战争之间必然联系的观点，提供令人信服的反驳（参见以上第十三章）。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的修正主义走的还不够远。 马克思主义自身的某些品性，使得修正主义具有这样一个肤浅的基础。现在看来，希法亭在《金融资本》中强调的那些资本主义的特征，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德国在相对落后的条件下进行的工业化造成的：而不是代表一个作为后发的产物的“发展的更高阶段”。因此，斯滕伯格指责修正主义把特定历史时期的具体情况绝对化是正确的。但是其他的马克思主义者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到目前为止，甚至是最为成熟的历史唯物主义者，都接受单向的历史理论，这就很难从特定的暂时的形式辨识出普遍的发展模式。 布哈林认为，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概念是自相矛盾的，因为资本主义本质上是无政府性的。他认为，竞争仅仅是从国家的层面转移到了国际领域，这使得世界经济并不比以前更加统一，和谐、和平的资本积累依然像以前一样遥远（参见以上第十三章）。正统马克思主义者和独立的马克思主义著述者持类似的批判意见。但是，古典马克思主义几乎没有为否定有组织的国际资本主义经济提供什么根据。马克思在他主要的经济学著作中，将资本主义的分类抽象成相互分离、相互竞争的领土国家：他提出的是单一的资本主义模式，而不是资本主义体系的模式。他的国家理论仅提到国内统治，忽略了它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没有为国家体系的国际关系提供任何分析。强化这一疏漏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对国际主义的阶级利益的信念。“所有国家的工人团结起来”，这一口号断言无产阶级沙文主义已成为过去，意在声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同样的古老。如果这是个非常普遍的想法，它就是一个严重的错误。 通过与更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比较，可以知道新修正主义并没有对资本主义社会持特别和谐的观点。他们的政治策略仍然与阶级斗争联系在一起，认为没有阶级斗争就没有向社会主义进化的可能。的确，希法亭几乎将20世纪20年代的德国描绘成一个具有双重政权的国家。这显然是错误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相信社会主义可以通过已建立的民主机构的框架和平地实现。马克思本人倾向于认为，自由主义的民主是与资本主义经济基础最相适应的政治上层建筑，直到1917年列宁的“四月提纲”发表时，布尔什维克甚至还这么认为，并把他们反对俄国专制主义的整个政治策略，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参见以上第八章、第十一章和第十三章）。 20世纪20年代修正主义的错误很快被揭示出来：大萧条、纳粹对政权的夺取以及帝国主义战争的再次爆发，成为对它们最有效的批判。但是它们的错误深深地根植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素材中，而不是德国或社会民主党特有的过失。确实，在某些方面，修正主义的分析比正统马克思主义更有说服力。海琳·鲍威尔的新熊彼特主义式的认识，即返祖性的前资本主义思想应当为帝国主义侵略负主要责任，现在已被广泛地接受。修正主义者的错误在于，认为1918年后欧洲的政治重建已经消除了帝国主义侵略，并且夸大了战后经济稳定的持久性。社会主义不可能通过和平的和零敲碎打的改革渐进地实现。正如19世纪90年代的伯恩施坦和他的同事一样，20世纪20年代的修正主义已经成了一种痴心妄想。 第十四章注释： 1、 为了反对这种在库诺和连施的著作中集中体现出来的趋势，考茨基发表了他的《两本用于重新学习的书》。 ‘Zwei Schriften zum Umlernen', Die Neue Zeit. 33, 1915), 33-42, 71-84, 107-116, 138-146,（参见以上第六章）. 2、 C. F. Schorske, German Social Democracy 1905-1917 (New York: Wiley, 1955) part 5; Anderson 对德国社会民主党提供了一个极具可读性的历史描述，参见 E. Anderson, Hammer or Anvil: the Story of the German Working Class Movement (London: Gollancz/ Left Book Club, 1945). 3、 Ben Fowkes, Communism in Germany under the Weimar Republic (London: Macmillan, 1983). 4、 H. James, ' Rudolf Hilferding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econd International', Historical Journal, 24, 1981, pp. 847-69; W. Darity and B. L. Horn, ' Rudolf Hilferding: The Dominion of Capitalism and the Dominion of Gold'.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5, 1985 (Papers and Proceedings) pp. 363-8; cf. W.S. Woytinsky, Stormy Passage (New York: Vanguard Press. 1961) pp. 467-8, 470-2; and D. Abraham, The Collapse of the Weimar Republic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1) part 5. 5、 R.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首版于1910年) pp. 367-8. 6、 G. Stolper, German Economy 1870-1940(London: Allen & Unwin, 1940) parts II and IV. 7、 R. A. Brady, The Rationalization Movement in German Industr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33) pp. 63, 398, 355; cf. J. Kocka, '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oder Staatsmonopolisti Scher Kapitalismus? Begriffliche Vorbemerkungen', pp. 19--35 of H. A. Winkler(ed.) Organisierter Kapitalismus: Voraussetzungen und Anfünge (Göttingen: Vandenhoeck & Ruprecht, 1974). 8、 R. Hilferding, ' Arbeitsgemeinschaft der Klassen?' Der Kampf, 8, October 1915, p.22 9、 K. Renner, ' Problems of Marxism'. in T. Bottomore and P. Goode (eds) Austro-Marxis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78) pp. 91-l0l. 10、 R. Hilferding, ' Probleme der Zeit', Die Gesellschaft, 1, 1924, pp. 1-3; cf. W. Gottschalch, Strukturveränderungen der Gesellschaft und Polhisches Handeln inder Lehre von Rudolf Hilferding (Berlin: Duncker & Humblot, 1962),pp.191-4.Compare Bottomore and Goode, Austro-Marxism, p. 210 (for Bauer); E. Lederer,' Konjunktur und Krisen', Grundriss der Socialökonomik, 4, 1925,p.384; and A. Gramsci, ' Americanism and Fordism', pp. 279-318 of G. NowellSmith and Q. Hoare(eds)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of Antonio, Gramsci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71). 11、 ' Probleme der Zeit', pp. 13-15; cf. Hilferding. ' Die Weltpolitik, des Reparationsproblem und die Konferenz von Genoa', Schmollers Jahrbuch, 46, 1922-3, pp. 623-50; and ' Realisticher Pazifismus', Die Geseilsehaft, I, 1924, pp 97-111; also Gottschalch, Strurveründerungen pp. 196-8. 12、 R. Hilferding ,' Politische Probleme', Die Gesellschaft, 3, 1926, pp. 289-96;cf. Hilferding ,' Die Eigengesetzlichkeit der KapitalistisChen Entwicklung',in B. Harms (ed.) Kapital und Kapiralisrous (Berlin: Reimar Hobing. 1931) pp. 34-7. 13、 K. Kautsky, ' Zwei Schriften'. 14、 Hilferding ,' Probleme der Zeit', pp. 3-4, 11-13. 15、 Gottschalch, Strurveründerungen, p. 199. 16、 G. D. H. Cole' s Self-Government in Industry, (Gottschalch, Strurveründerungen. p. 268). 希法亭为该书的德文版撰写了前言，德文版1921年在柏林出版。 17、 F. Naphtali, Wirischaftsdeinokratie: Ihr Wesen. Weg und Ziel (Frankfurt am Main: Europäische Verlagsanstalt, 1977; first published in 1928) p. 28; stress in original. 18、 Ibid; Naphtali' s ' shopping list' of reforms is on pp. 194-6. 19、 Ibid, p.29. 20、 K. Kautsky, Die Materialist ische Geschichtsauffassung (Berlin: Dietz, 1929) vol.Ⅱ pp. 545-6, 591. 21、 Ibid. pp. 598-9, 606-7, 610-13 22、 参见希法亭1941年去世前写的两篇文章： The Materialist Conception of History) , pp. 125-37 of T. Bottomore (ed) Modern Interpretations of Marx (Oxford: Blackwell; 1981): and ' State Capita1ism or Totalitarian State Economy', Modern Review, June 1947. pp. 266-7, reprinted in C. Wright Mills (ed.) The Marxists(Harmondsworth Penguin, l963) pp .323- 8. 23、 Hilferding, ' Die Eigengesetzlichkeit', pp. 20-34. 24、 Kautsky, Die Magerialistiche, pp. 545-6, 562-3, 566-9, 591. 25、 Ibid. p. 578. 26、 F. Sternberg, Der Imperiallcmus (Frankfurt am Main: Verlag Neuc Krit 1971; first published 1926).像卢森堡一样，斯滕伯格在他的《反批判》的第一部分为自己的论证提供了更简洁的版本：F. Sternberg , ' Der Imperialismus' und Seine Kritiker (Berlin: Sozio1ogische. Verlagsanstalt, 1929) pp. 1-109. 27、 Der imperialismus, pp. 7-9. 28、 Ibid. pp. 23-30.这毫无疑问是一个有充分根据的对马克思进行的批判:参见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章。 M.C. Howard and J. 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 2nd edn. pp. 226-7. 29、 Der Imperialismus, pp. 33-40. 30、 Ibid, p. 41. 31、 lbid.pp.45-6. 32、 Ibid. p. 68. 33、 Ibid. pp. 49, 83. 34、 Ibid. pp. 94-107. 35、 Ibid. pp. 87,102, 106-7; cf. ' Der Imperialismus' und Seine Kritiker, pp. 17-29. 36、 Der Imperialismus, p 114. 37、 Ibid. pp. 234-6. 38、 Ibid, pp. 246-51. 39、 关于这个问题的大胆预见参见J. A. Hobson, ' Can England Keep her Trade?' National Review, 18, 1891, pp. 1-11. Marx' s own ' logical-historical' method is discussed by R. L. Meek 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Chapman & Hall, 1967) pp. 93-112, and in Howard and King, Political Economy. pp. 54-9. 40、 A. Emmanuel, Unequal Exchange: A Study of the Imperialism of Trade.(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2): M. Kidron, ' Black Reformism: The Theory of Unequal Exchange', pp. 95-123 of Kidron, CapitalLcm and Theory (London: Pluto Press. 1974). 41、 H. Grossman, ' Eine Neue Theorie über Imperialismus und die Soziale Revoludon', Grünbcrg' S Archive für die Geschichte des Sozialisnius und der Arheirerhewegung. 13, 1928, p. 192. See also L. Laurat, L' Accumulation du Capital d' après Rosa Luxemburg (Paris: Marcel Rivière, 1930) pp. 182-6, and H. Neisser,' Zur Theorie des Wirtschaftlichen Gleichgewichts'. Kölner Sozialpolitik Viergel jahrschrift. 6, 1927, pp. 105-24. 42、 H. Bauer. ' Der Imperialismus', Der Kampf, January 1927, pp. 7-12 and 'Akkumulation, Kredit und Imperialismus', Der Karnpf ,April 1927, pp. 173-8. 然而，在对斯滕伯格的著作进行的十分苛刻的评论中，斯滕伯格以前的老师弗兰茨· 奥本海姆对他的“卢森堡主义”持相对支持的态度。(F. Oppenheimer, ' Fritz Sternberg' s " Imperialismus", Archly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57, 1927. pp. 496-526. 43、 Bauer, ' Akkumulation', p. 11. 44、 Ibid, p. 178. 45、 我们将在第15章看到当时苏联的共产主义并没有成型。 46、 A. Gerschenkron,Economic Backwardness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47、 比如，比较列宁的“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2页。以及H. Friedmann, ' World Market, State, and Family Farm: Social Bases of Household Production in the Era of Wage Labour', Comparative Studies in Society and History, vol. 20, 1978. pp. 54-86. 48、 N. Bukharin, ' Die Widerspruche des Modernen Kapitalismus', Die internationale, 7, 1924. pp. 560-3; cf. E. Varga, ' Der überimperialismus und das Gesetz der Ungleichmässigen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Die Kornmunisrische Internationale, October 1926. pp. 245-50, and H. Grossman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lalistischen Systems (Zugleich eine kriseniheorie)(Leipzig: Hirschfeld, 1926) pp. 602-22. 论格罗斯曼参见以下第十六章。 49、 G. Lichtheim, Marxism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61).也可参见P.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Verso, 1976) pp. 176-7 and N. Harding, Lenin' s Political Thought (London: Macmillan 1983). 50、 R. Dahrendor Society and Democracy in Germany (New York: Doubleday, 1967); Barrington Moore, Jr, Social Origins of Dictatorship and Democracy.Harmondsworth: Penguin, 1966); A. Mayer, The Persistence of the Old Regime (New York: Pantheon, 1981). 参见以上第十二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