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第十章 俄国的修正主义 1.19世纪90年代俄国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派别19世纪90年代马克思主义崛起过程中，正统派逐渐演化为两个不同的马克思主义派别：“合法马克思主义”和“经济主义”。正统派被定义为坚持普列汉诺夫思想体系的信条，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的任何主张不仅要应用于新情况，而且不需要作更改或修订。正统派的主要支持者是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合法马克思主义”包括司徒卢威、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布尔加科夫，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是最为重要的经济理论家。1900年之前，他们接受普列汉诺夫制定的政治方案，与此同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采取了批判的态度。20世纪初，司徒卢威、布尔加科夫和其他不太重要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不仅逐渐脱离了马克思主义，而且还脱离了唯物主义和社会主义，转而迎合自由主义、唯心主义和温和派。 “经济主义”是另一种形式的修正主义，但是，无论是在起源上还是在试图加以修正的内容上，“经济主义”同“合法马克思主义”是大相径庭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是一些和发展中的工人运动很少联系的知识分子，而经济主义者则深深地涉足工人运动。此外，合法马克思主义集中于修正理论而非实践，而经济主义则几乎完全相反。从本质上说，经济主义者们不关心理论问题，而是寻求扩大社会民主党参与经济运动的程度。他们认为，组织罢工、促进工会的形成和赢得国家的法律让步，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活动不仅是实现政治目标的手段，而且还可以取代资产阶级对民主革命的领导。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他们有时候的确需要求助于德国的修正主义，伯恩施坦把他们视为自己的支持者。 “经济主义”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作为最终目标的社会主义，同用于实现这一目标的工人运动手段之间存在的冲突。经济主义者因其愿意受限于工人运动、追随而非积极领导工人运动而著称。从理论上讲，他们对政治经济学不感兴趣。但他们在俄国社会民主党的演进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他们同正统马克思主义冲突的过程，也是 “列宁主义”——通常被理解为把阶级同政党联系起来的理论——产生的过程。列宁最著名的著作《怎么办》，就是为了回应经济主义的挑战而撰写的（参见以下第十一章）。 基于本章的论题，我们对俄国修正主义的研究仅限于合法马克思主义，因为合法马克思主义理论具有重要的意义。这不仅因为司徒卢威声称自己提出了国际修正主义涉及的根本问题；而且在对正统派的批评中，合法马克思主义比德国修正主义更为深刻。但是，在政治上，俄国的修正主义争论相对来说并不是什么重要的事件。19世纪90年代，合法马克思主义和正统派视民粹主义为它们共同的敌人，它们正是由于这一原因而团结一致的。此外，在当时，所有的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俄国需要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而不愿意接受经济主义。在1898-1903年，经济主义被正统派视为真正的威胁。到1901年，合法马克思主义已经从社会民主党的行列中完全脱离出来，这进一步使普列汉诺夫和列宁不太愿意与他们建立系统的密切联系。当然，正统派对俄国修正主义并没有采取完全沉默的态度，但正统派的反应时而很分散，时而很克制。只是在1900年之后，马克思主义革命阵营中才逐渐出现对修正主义的更为充分的批判。 合法马克思主义提出的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包含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包括辩证法、唯物史观、资本主义经济“运动规律”和价值理论。尽管后两个方面与政治经济学存在密切的联系，但前两个方面对列宁后来的思想演变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在分析价值理论和危机理论之前，下一节首先讨论前两个方面的理论。如同在民粹主义的争论中一样，这里存在相当大的重复现象。以下，我们只关注最好的理论家提出的精彩观点。 2.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1894年，司徒卢威出版了《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该著作的初衷是对民粹主义进行马克思主义式的批评。但事实上，它引起了以上第九章讨论的19世纪90年代的“大论战”。在该著作中，也包含有修正主义的主题，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主题变得越来越突出。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方面，有以下三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司徒卢威主张划时代的变迁可能采取进化的方式；对抗性力量可能会相互适应，结果不是矛盾的激化，而是矛盾的“缓和”。其次，在批判民粹派时，司徒卢威描绘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一种不流血的形式。丹尼尔逊只看到资本主义消极的一面，司徒卢威则一直强调它积极的一面。这反映在《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中的著名结束语上：“承认自己的不文明并向资本主义学习！”这就给民粹派的指责留下了口实，即至少一些马克思主义者事实上对资产阶级秩序进行了辩护。再次，在解释农业经济危险的状态时，司徒卢威利用了一些非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特别是吸收了马尔萨斯主义的理论。司徒卢威认为，人口过剩是造成19世纪90年代初发生饥荒的关键因素。 普列汉诺夫毫不费力地避开了进化式社会变迁的一般主张。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曾经主张所有的进步都是通过革命实现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概念是抽象的，它的具体表现形式可能多种多样的。此外，司徒卢威自己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解释存在着严重的错误。他把矛盾看作是经济关系与一般的法律体系之间存在的对抗，但是，正如普列汉诺夫正确地强调的那样，这决不是这种学说的核心。因此，正统派领袖对司徒卢威修正主义作出的让步并不比对伯恩施坦作出的多。（参见以上第八章）。 列宁也没有公开地做出让步，但在他后来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中，却体现出对司徒卢威实质批判上作出了重大让步。1905年之后，列宁的思想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他开始接受司徒卢威“缓和了的矛盾”和非革命式发展概念的合理性。列宁把俄国历史解释为“自上而下的重建”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沙皇和占主导地位的地主阶级力图适应那些维护自己生存必需的资产阶级的某些秩序。1905年的事件把资产阶级卷入这一过程；资产阶级在执政联盟中已经初步获得一定的地位，在面临民众的激进主义时，他们变成了彻底的保守派。列宁由此而逐渐相信俄国资产阶级的转变，很可能采取渐进的“普鲁士式”的方式（参见以下第十一章）。实际上，20世纪初，列宁和司徒卢威就此问题曾达成过真正的共识；他们的分歧与其说是政治上的，还不如说是分析上的。在司徒卢威的政治立场日益转向右翼，并乐于接受改良时，列宁为了抵制改良，转向了左翼。但是，人们还远没有弄清楚，列宁的观点在多大程度上实际地受惠于司徒卢威（参见本章以下第7节）。在19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私人关系相对密切，并且列宁对司徒卢威从未丧失的知识能力作过高度评价，尽管在1900年之后，列宁对他进行了谩骂和攻击。 但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问题上，列宁没有对司徒卢威的分析作出丝毫的让步,他认为后者的分析严重低估了资本主义发展的代价，是一种“客观主义”而非“唯物主义”。在这一点上，恩格斯本人完全赞同。更具体地说，列宁相信资本主义矛盾一开始就在起作用。17 55这与他倾向于把资本主义视为一个过程的观点完全一致（参见以上第九章），在这种情况下，他比司徒卢威更接近于丹尼尔逊。并且，列宁在其它方面可能过于“矫枉过正”。他低估了人口增长在引起农民生活条件恶化上的实际上的重要性。18 55此外，尽管马克思本人敌视马尔萨斯，但马克思还是认为，过多的人口增长可能对封建生产关系有着天然的影响。 3.消费不足和管理资本主义同司徒卢威的《俄国经济发展问题的评述》一样，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比例失调论是针对民粹主义的（参见以上第九章）。然而，《资本论》中也有消费不足论的线索，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对消费不足论的批评上并没有放过马克思。像民粹派经济学家一样，马克思被指责为“西斯蒙第主义”，5即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有效需求总是不足的，因为工人太穷，以至于不能买回他们生产的全部净产品。这很有可能引致来自正统派的批判性反驳，因为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家在解释经济危机时非常依重消费不足论（参见以上第四章和第六章）。 正统派的反应给人留下的印象不深。普列汉诺夫和列宁宣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本质上是在反对民粹派观点的合理论述中得出了极端的、不可靠的结论。这一主张（参见以上第九章）中包含的一些内容，是一些种断言而未经证明，而且主要依赖的是对马克思论述的引用，而不是实质性的材料。事实上，列宁超越了这一点，指出消费不足可以被解释为比例失调的一种形式，包括第Ι部类和第Ⅱ部类的比例失调，因此，他的观点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危机理论基本上是相一致的。但是，列宁的观点不够成熟，因为他并没有令人信服地说明，为什么这种特定形式的比例失调比其它形式的比例失调更易于发生。考茨基和后来的布哈林也没有就这个问题增添任何新的内容。希法亭也是如此。事实上，有迹象表明，他的著作受到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影响。罗莎·卢森堡的观点较为深刻，她指责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工作只不过是一种“算术练习”，它无法解释是什么在推动资本主义进行无休止的投资。卢森堡所作的批判是以她的资本积累理论为基础的，如同以上第六章中看到的那样，这种资本积累理论缺乏连贯性。（只有依据凯恩斯的观点，马克思主义者才能够令人信服地阐明，卢森堡基于错误的理论基础的批判中蕴涵着的真理成分。）这并不让人感到意外；以上第九章已经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缺乏的恰恰是分析消费不足问题所需要的一个连贯一致的有效需求理论。 正是由于缺乏这样的理论，才出现了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曲解。他被指责为是“调和主义者”和倾向于认为管理资本主义具有可能性。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文本中，这两种指责都难以成立。事实上，杜冈曾主张，考虑到资本主义本质上是分权式的、无政府主义的体制，它不可能消除比例失调，并且将产生长期的以周期形式表现的经济危机。但杜冈并没有尝试用对比例失调的复杂性问题或对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功能局限性的详细分析，来证明他自己的结论。此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明确地拒绝接受所有的崩溃理论。他不相信比例失调引起的危机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并且对其它的崩溃理论进行了批评，特别是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理论。 4.利润率下降和无产阶级的贫困化比例协调论包含着对马克思利润理论的批判。如果资本主义可以完全自动化，并不断地进行积累，那么利润就不可能仅仅来自对工人的剥削。但是，杜冈－巴拉诺夫斯没把这一点当会事，他实际的批判集中在利润率下降规律上。在这一问题上，他是最早宣称马克思的理论存在严重的逻辑错误的学者之一。他认为，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反映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从而减少了工人阶级的必要劳动时间量。如果实际工资没有提高，这将使得剥削率的增加足以提高利润率（或至少保持不变）。他假设，技术进步包括了不变资本对直接劳动的替代。不变资本的价值等于或小于它替代的劳动力的价值，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坚持认为，“基于这些假设，新的技术条件下的生产量不可能下降，要不然的话，机器生产代替手工生产就没有任何经济意义”。他的结论是，利润率要么不变，要么上升。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分析存在一些不足，但他的整个观点是合理的。马克思并没有忽视对剩余价值率上升起“反作用的各种趋势”，这一点正如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一定程度上所提示的那样，但马克思显然不认为这会破坏他整个理论的结构。这可能构成了列宁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做出如下评价的基础，列宁认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只是随意地进行修改……以便反驳马克思”，整个程序是“极为愚蠢和荒谬的”。此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批判没有认识到马克思观点的复杂性，马克思是在分析存在多种商品经济背景下的问题，创新既提高了资本有机构成，又提高了剩余价值率，因此在初始价格下创新才是有利可图的；只有在所有的资本家完全采用新技术时，新的价格才意味着利润率的下降。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的逻辑结构，局限于单一商品生产的世界，生产过程包含了生产自身和劳动力生产（尽管他本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而且有时候他也使用三部门模型，但是，在他的模型中，资本有机构成是始终不变的）。因此，相对价格是无法改变的（假设工资不变的话），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没有正视马克思的分析。然而，要证明一个假定的一般规律无效，只需要一个反例就行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提出这样的“特殊案例”对马克思进行反驳。他的见解是有力的。这已被下一代马克思主义者的著名的“置盐定理”所证明，“置盐定理”指出，只要实际工资保持不变，成本节约型的创新确实会提高利润率 但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观点对正统派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直到1929年亨里克·格罗斯曼出版《资本主义制度的积累规律和崩溃》时，利润率下降规律才开始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危机理论中发挥重要作用（参见以下第十六章）。但是，提出沿着这一思路发展下去将会是死胡同的观点的先驱者，非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莫属。他的观点在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演化中有着重大的意义，因为这种观点强化了他认为资本主义不存在崩溃趋势的信念。正因为如此，杜冈才主张社会主义需要一个非经济的基础，这样，他预见到了后来“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参见本章以下第7节）。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其他一些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都坚定地认为，资本主义的成熟包含着实际工资的提高。像伯恩施坦和德国的修正主义者一样，他们相信“贫困化”仅限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阶段；一旦资本主义作为占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建立起来，就会出现工资上升的趋势。当然，历史站在他们这一边；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实际工资确实提高了。但是，历史事实并不能替代分析性的解释，而他们恰恰没有能够提供这样一种分析性的解释。正统马克思主义也好不到哪里。普列汉诺夫和列宁解释说，马克思主张贫困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并且极力说明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统计数据与这种主张是相一致的。一般说来，这与马克思论述贫困化时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即贫困化是一个相对份额的问题，当然，这与修正主义的观点并不冲突。问题是，考虑到马克思的逐渐扩大的失业后备军的理论和工会只具有有限能力的观点，并没有理论能够证明贫困为什么不会变得越来越严重。无论是正统马克思主义者还是修正主义者，都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工资理论。 5.价值和分配理论俄国修正主义者对劳动价值论进行了严厉批判。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和布尔加科夫都发现《资本论》第三卷中转形过程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他们认为，马克思在那里实际上是把利润率作为一个外生变量，而非内生变量。如布尔加科夫提出的： 即使经济中的总价格恰好与总价值相一致，也不意味着价值是由劳动、利润是由剩余价值决定的……如果不能证明在单个情况下利润由剩余价值构成，那么通过用总剩余价值除以总资本定义平均利润率就很奇怪了……这完全是以待决之问题为论据，尽管它是这一理论的精神实质。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的马克思价值概念中存在的“内在矛盾”在于，“根据马克思的观点，价值是对象化的劳动。但是，正如马克思明确地承认的那样，价格不等于劳动价值。劳动如果不在价格中体现的话，就不可能把自身对象化为任何东西。因此，价值不是对象化的劳动。”结果，“马克思生活在一个与现实世界没有任何联系的虚幻的世界中。诸如土地价格之类的真实现象，被描述为想象的产物，而完全虚幻的概念，如在交换关系中并没有发挥任何作用的交换价值，却被当作经济学的最高智慧。”然而，在他们自己的价值分析中，也存在一些问题。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理论精微而复杂，他利用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他区分了三种形式的劳动价值论，他反对的只是把劳动定义为价值实质的“绝对”形式的劳动价值论。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可了阿奎那和蒲鲁东的“唯心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在他们的理论中，物化劳动成为一种伦理标准和公平价格的基础；他也认可了李嘉图的“相对”的劳动价值论，这种理论认为劳动是决定价值的两个因素之一（另一个因素是生产过程的长短）。他附和了新古典经济学分析中的劳动的负效用和拉斯金、霍布森的人本经济学，把劳动定义为“绝对成本”的基础，因为人是唯一的经济活动的主体。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资本家只认识到“金钱成本”或“相对成本”，因而忽视了人作为目的自身与作为实现其它目的的手段之间的区别。其必然后果就是商品拜物教，即认为人类的属性由无意识的客体决定的一种意识状态。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相信，要构建一个令人满意的价值理论，客观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必须辅之以主观效用价值论。既然实际的经济生活有主观的和客观的方面，那么价值理论也就必须有两个维度。经济行为既包含了（主观的）效用最大化目标，也包含了（客观的）外部世界的变化。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认为，李嘉图至少已经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假定了最大化行为的存在，只是没有确切地阐述边际效用递减规律。然而，这一规律完善了李嘉图的价值理论，而不是在效用价值论要求存在由劳动成本提供客观要素的严格意义上与之相矛盾。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推论说，（对每一对商品来说）,均衡要求它们的边际效用的比率等于他们的劳动成本的比率。劳动并不是如马克思所坚持的那样，是价值的实质，而是大多数商品平均价格最重要的决定因素。 提出这种类似的综合方案的，还有保守的德国人米尔普福特和英国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老前辈马歇尔（是用迥然不同的形式来表述的），近来还有雷弗·约翰森和森岛通夫。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来说，这是一条充满意想不到的困难的道路，而且布哈林毫不留情地批判了他们。布哈林认为，新古典经济学的价值理论，建立在社会与个人之间的关系的自由主义概念基础之上，这与马克思主义是不一致的。这种概念不可能只为马克思主义增添新的内容，而不损害马克思主义整体的连贯性。这种观点因新古典式的批评而得以强化，新古典主义者认为单单效用理论就足够了，不需要客观主义者提供的成本理论。效用即是需求也是供给的基础。此外，对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产生最重要的影响的奥地利新古典主义，恰恰是一种主观主义形式的理论，而这种理论与杜冈自己的积累理论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奥地利学派的理论从资本设备对消费品生产做出的贡献上寻找商品价值的根源。从而积累依赖于消费需求，正如布哈林指出的，这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分析再生产时的立场相矛盾。50 55此外，布哈林也可能已经注意到——假如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和杜冈一样犯糊涂的话——新古典主义的需求概念，排除了消费不足的可能性，而这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周期性经济危机理论的基础。 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对效用理论和劳动成本相统一的探索中，还存在着其他的缺陷。尽管他认识到不同的资本密集程度意味着劳动价值的比率不可能等于均衡价格的比率，但他并没有把这种思考纳入劳动价值与边际效用相联系的方程中。此外，他拒绝了马克思本人的价值概念，但是，又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证明为什么还要保留源于它的其他概念。相反，他坚持的是一种定义不清的折中主义，搅乱了在系统地阐述经济理论时要把“客观主义”和“主观主义”方法区分开来这一真正的问题。 在分配问题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接近于马克思而不是新古典主义。他拒绝接受马克思的剩余价值理论，因为利润还受到生产中使用的不变资本量的影响，而不只是受可变资本的影响——这种判断源自他对利润率下降的批评。但是，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保留了剩余劳动的概念，因为他正确地注意到，这是一个简单的事实，它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无需证明”，而且从逻辑上看，剩余价值独立于任何价值理论。他把分配问题视为解释工人阶级创造的剩余劳动的受益者是谁，以及获得了多大的数量的问题。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严厉地（也是合理地）批评了新古典主义的生产率理论和“节欲”利润理论。同马克思一样，他把地租和利润解释为特定的阶级社会的范畴，而不是土地和资本的生产率发展的必然（非历史的）结果。与马克思不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剥削理论具有明显的伦理本质：非生产者对剩余劳动的占有是不道德的，因为它违背了人类平等这一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在这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显示出他受到康德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或“空想”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杜冈认为，这些社会主义理论在某些方面甚至比马克思本人的社会主义理论更“科学”。 狭义上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分配理论并不成熟。他呼吁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生产率分析，因为两者都包含真理的成分，并且支持那种认为资本家通常会在讨价还价中获胜的工资理论。5所有这一切，连同他的价值理论都是难以令人满意的折中，并且杜冈对价值理论和分配理论是相互独立的这种观点的坚持，很难和他对资本主义经济是一个高度整合的体系——一个部门的变化必然引发广泛的反应——这一事实的强调相调和。然而，今天，人们可能明白，他也许正在尝试提出后来被斯拉法严格地加以阐述的观点，即分配数量的决定在逻辑上先于商品价格的决定。 6.农业经济学如果俄国的修正主义者可以宣称自己在经济思想的许多分支上具有原创性的贡献，那么在农业问题上他们则严重地依赖于德国人。对俄国的正统派而言，这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沙皇俄国资本主义经济欠发达的本质和民粹主义的重视，都把农业问题推到了最突出的位置。自然，鉴于在这一领域的突出地位，列宁是反对修正主义的主角，但是，在这样做时，列宁与修正主义者批评家一样，严重地依赖于德国的资料，尤其是考茨基的《土地问题》。 德国的修正主义者认为，马克思关于大规模农业在经济上具有优越性的信条是错误的，农民在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能够存活下来，所以德国社会民主党必须做出让步，以确保农民在政治上对他们的支持。考茨基成功地抵制了纲领上的变化，在《土地问题》中寻求从理论上对修正主义者的反击。但是，他是通过对迄今为止仍然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坚持的粗糙的观点的修改来达到这一点的，并且承认农业发展与工业发展截然不同。考茨基认识到，农业领域的无产阶级化通常是复杂的，工人保留了少量把他们束缚于土地上的份地。农民可能通过“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来抵制资本主义农业的侵蚀（换言之，他们将比产业工人劳动更加努力而消费得更少）。 列宁运用《土地问题》来反对布尔加科夫对农业经济学的修正主义分析，这种分析只不过是对德国修正主义者的观点的重新表述。在这样做时，列宁的观点进一步偏离了马克思本人对原始积累的分析。列宁有关农民家庭而不是个体分化的观点得到进一步的巩固。把这个观点同“劳动过度”和“消费不足”的机制都能够使农民抵制无产阶级化的观点结合在一起了。然而，他借助这些因素支持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坚持认为它们具有一般性：俄国的农业与西欧的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列宁使用考茨基反对修正主义的观点强调他对民粹主义的批评。而且不像考茨基那样只满足于理论上的反击，列宁随后调整了布尔什维克的农业政策，以便使修正主义者注意到的农业生产特殊性造成的影响趋于最小化（参见以下第十一章）。 7.俄国修正主义的重要意义人们严重地低估了俄国修正主义的变种——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最常见的错误是，把合法马克思主义只看作是著名的德国修正主义的分支。尽管没有对这两个修正主义派别的理论联系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但明显的是，俄国的修正主义绝非德国修正主义的翻版。语言的障碍是一个方面，因为俄国人都读德语，而德国人似乎并不理解俄语。因此，人们可能会认为，思想的传播是从西方到东方的。然而，早在19世纪90年代，当伯恩施坦还是一个忠诚的正统马克思主义者时，司徒卢威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修正主义已经相当成熟。很可能，这两支异端是各自独立地发展起来的，只是沿着相似的线路前行而已，都是对当时资本主义现实和新思潮（包括“新古典”自由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挑战的反应。1900年之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著作的德文译本出版，德国理论家可以看到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德国理论家确实是认真地对待他的。在修正主义者当中，伯恩施坦赞扬杜冈引入伦理问题，是为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冷漠的历史主义注入了生活的气息”，并把康德而不是黑格尔置于他的社会主义的核心，同时他也批评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在废弃剩余价值理论上的无力。对正统派而言，卡尔·考茨基详尽地批评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主要著作，认为即使杜冈与德国修正主义者都是错误的（在归根结底的含义上），他仍然是一位比德国修正主义者更为优秀的理论家。。社会民主党的理论刊物《新时代》和他的社会主义杂志也出现了类似的对杜冈严厉批判的文章；这些文章的作者包括康拉德·施米特、奥托·鲍威尔、安东·潘涅库克，路易斯·鲍丁等。 考茨基的评价本质上是正确的，但他并没有走得足够远。俄国修正主义者对正统派的批判，通常比对德国修正主义者的批判更为深刻，并且只是到20世纪后半期，马克思主义者才认识到俄国修正主义者揭露出来的许多分析性的问题。此外，俄国修正主义从一开始就对俄国正统派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正如我们在这一章的第2节表明的那样，1905年之后，司徒卢威批判辩证法和历史唯物主义时提出的核心观点，在列宁的政治经济学中找到了自己的新的位置，与此同时，根据布尔加科夫对农业经济学的批判，列宁似乎修改了他的布尔什维克土地纲领。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著作更加重要。他的比例失调论为马克思主义对民粹派的停滞理论进行反驳，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并且在隔了一代人之后，在分析层面支持了苏联经济学家的观点，即认为通过限制消费增长而不是通过消费导致的增长来加速工业化。布哈林谴责托洛茨基、普列奥布拉任斯基和后来斯大林的“应用杜冈主义”，并不是没有道理（参见以下第十五章）。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的经济分析，对理解俄国革命过程的动态学也是至关重要的。他在俄国历史分析中强调的那些属性，被托洛茨基作为自己“不断革命论”的核心，正是这一理论被证明最具先见之明地预测了1917年的事件（参见以上第九章和以下第十二章）。 所有这一切，很少被人们认识到。俄国的修正主义最多被视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批判者，而没有认识到它对马克思主义自身发展产生的影响。出现这一情况的原因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正如我们在这一章帝1节所指出的，俄国马克思主义者中发生的修正主义争论不那么重要，因为民粹主义被视为他们共同的敌人；其次，合法马克思主义者退出社会民主党，意味着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可能承认修正主义者对自己有任何的影响。如果承认了这一点，就等于在向正统马克思主义中自己的对手提供弹药。因此，1905年之后，列宁用资产阶级转型的“普鲁士”模式对俄国现代化进行的讨论，与司徒卢威的讨论实际上是相同的。但是，在激进社会主义者的圈子里，司徒卢威是不受欢迎的人，很自然的，当孟什维克的评论家质疑布尔什维克的政治经济学时，列宁无意向他们提供更多的理由。因为这一点，不可能从文本上去证明俄国修正主义对正统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影响。然而，即使这种影响真的不存在，但主要马克思主义者的理论中至关重要的观点被俄国修正主义者预见到，却是一个事实。 正是因为合法马克思主义同俄国正统派的决裂，加之他们的思想没有被正统派明确地认可，人们就会假设他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是无足轻重的。这是一个错误，这种错误在杜冈－巴拉诺夫斯基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他确实同俄国马克思主义断绝了关系，在他不再是社会主义者时，也没有追随其它合法马克思主义者。他仍然严厉地批判资本主义，而且正是他的经济理论和他的新康德主义一起，解释了他这样做的原因。正如在第九章中所指出的，他相信“用更多的机器生产更多的机器”与人类价值并不相容。然而，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把它作为对资本主义必然本质的表述，他因此强调了在马克思那里可以找到的异化和拜物教的主题，而别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贬低或者完全忽视了这一主题。谴责资本主义，不是因为它行将崩溃，而是因为它违背人性。如果资本主义将来会被取代的话，其逻辑依据必然是伦理方面的，完成这种取代的手段只能是建立在选择的基础上的行动。“人类将不会把它视为盲目的、自然的经济力量带来的礼物而接受社会主义。人类必须为实现这一新的社会秩序而有意识地工作和奋斗。”社会主义不再是“科学的”；它的基础是一种新形式的乌托邦，但是，这种乌托邦在马克思主义那里已有所体现。 这是一个在许多方面与同时代德国的修正主义相比成果更为丰硕的观点，因为后者总是把社会主义看作是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发展的必然的终点。在20世纪下半叶，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类似的思想，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越来越多的马克思主义者，例如卢卡奇、葛兰西和法兰克福学派都拒绝接受政治经济学具有第一位的重要性，而坚持上层建筑分析。社会哲学、认识论和美学来到舞台的中央，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建立在这些基础之上。“青年马克思”而不是支配了第二国际的思想的“成熟马克思”，成为灵感的主要来源。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可以理所当然地宣布他自己开辟了这条道路，即使人们并没有认识到这一事实。此外，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这一点上，杜冈－巴拉诺夫斯基与列宁分享了共同的立场。尽管是经济分析方面的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列宁的意识理论和政党组织理论将普列汉诺夫马克思主义中的唯意志论因素发挥到了极致。1917年革命后不久，它开始被视为“列宁主义”的真正本质，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影响，引起了对1914年之前正统理解的否定。 第十章注释： ＊参考普列汉诺夫的《哲学著作选》（莫斯科：Progress Publishers,1974-81）的，简写为SPW加上卷数； 1、 对这个问题的论述参见R. Kindersley, The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62);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1) vol.2, pp.362-73. R.Pipes, Struve: Liberal and the Left(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A.Mendel, Dilemmas of Progress in Tsarist Russia(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1); G.Fischer, Russian Liberalis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58). 2、 J. Frankel, Vladimir Akimov on the Dilemmas of Russian Marxism, 1895-1903(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p.42.对经济主义更一般的说明可参见N. Harding, Lenin' s Political Thought(London: Macmillan, 1977)vol.I,ch.6. 也可参见R. Larsson, Theories of Revolution(Stockholm: Almqvist & Wiksell,1970), pp.177-95. 3、 参见《怎么办？我们运动中的迫切问题（1901年秋-1902年2月）》，《列宁全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1-183页。 4、 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112, 204; Pipes, Struve, p.107. 5、 P. B. Struve: Kriticheskie Zametki k Voprosu ob Ekonmicheskon Razvitii Rossii (St Petersburg: I. Skorochodov, 1984). 6、 实际上，在司徒卢威的早期著作中可以看到他的修正主义思想。参见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47,124. 7、 P. B. Struve, ' Die Marxsche Theorie der Sozialen Entwicklung: ein Kritishcer Versuch ', 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politik, XIV, 1899, pp.658-704; 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131-4. 8、 A.Walicki, The Contraversy Over Capit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72ff.; G. Plekhanov, SPW, II, pp.477ff. 9、 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176. 10、 G. Plekhanov, ' A Critique of Our Critics' in SPW, II, pp.474-595. 11、 普列汉诺夫也批评了司徒卢威的康德主义，并且他还把辩证唯物主义描述为“不可攻克的堡垒”。SPW,II,p.317. 12、 在某种意义上，普列汉诺夫与孟什维克人也是如此；参见以上第八章第4节和以下第十一章。 13、 这一点可以从以下两本司徒卢威的传记中明显地看出来。Pipes, Struve: Liberal on the Left, 1870-1905(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0) and Struve: Liberal on the Right, 1905-1944(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0).尽管Pipes并没有指出其相似之处。但是像其他评论家一样，Pipes似乎被描述同一过程的不同语言和司徒卢威与列宁相反的政治立场误导了。 14、 E. M. Hill and D.Mudie(eds.) Lenin Correspondence(Westport,Conn.:Hyperion Press,1973), p.91. 15、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57，362页。《再论实现论问题》，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60页。 16、 《恩格斯致尼古拉· 弗兰策维奇· 丹尼尔逊（1892年9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34-636页。 17、 《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9页；《什么是‘人民之友’？》，第140-141页；《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第362,369, 442-443页；《评经济浪漫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5-156, 183-184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版, 第1-562页。《谈谈罢工》，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53页。 18、 P. Gatrell, The Tsarist Economy, 1850-1917 (London: Basford, 1986), pp.48-97. 19、 R. L. Meek (ed.) Marx and Engels on Malthus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54). 20、 参见R. Brenner, ' Agrarian Class Structur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Pre-Industrial Europe', Past and Present, 70, 1976, p.30-75; Anderson, Passage from Antiquity to Feudalism (London: Verso, 1974) pp182-209. 21、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zur Theorie und Geschichte der Handelskrisen in England (Jena: Fischer, 1901) p.203; L. M. Kowal, ' The Market and Business Cycle Theories of M. I. Tugan-Baranovsky', Rivista Internazionale di Scienze Economiche e Commerciale, 4, 1973, p.308; S.Amato, ' Tuhan[sic] Baranovsky' s Theories of Market, Accumalation Industrilisation' in I.S. Koropeckyj(ed.) Selected Contributions of Ukrainian Scholars to Economics(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 pp.15-16. 22、 《什么是“人民之友”？》，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56-157页；《评经济浪漫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5页；《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参见《列宁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4-25，36页；《书评：亚· 波格丹诺夫<经济学简明教程>》，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页。 23、 类似的解释30年后在Natalie Moszkowska的著作中再度出现。 24、 K. Kautsky, ' Krisentheorien', Die Neue Zeit, XX, 1901-2, p.107; N. Bukharin, Imperialism and Accumulation of Capitalism(New York: Monthly ReviewPress, 1972). 25、 R. Hilferding, Finance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1) pp.243, 285,420,421. 26、 R.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51). Also see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An Anti-Critic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 27、 M. Kalecki, Selected Essays on the Dynamics of the Capitalist Economy(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1) pp.146-55. 也可参见J. Robinson,' Introduction' in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ism, pp.13-28; and P. Sweezy, 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68) ch: X. 28、 Luxemburg, Accumulation of Capitalism, pp.311-26; see also Chapter 16, section II, below. 29、 对杜冈的周期理论的英文说明参见他的 ‘Periodic Industrial Crises',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pp.745-802. 30、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pp.230-1 and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des Marxismus (Leipzig: Dunker & Humblot, 1905) ch.9. 31、 与杜冈－巴拉诺夫斯基同时提出这一点的是B. Croce, ' A Critique of the Marxian Law of the Fall in the Rate of Profit', in Croce, Historical Materialism and the Economics of Karl Marx (London: Cass, 1966；文章最初发表于1899年) 。 32、 Studien, ch.7: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pp.174-85. 33、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p.212.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十四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十四章。Howard and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2nd edn,pp.200-5. 35、 Hill and Mudie, Letters of Lenin, p.86. 36、 参见P. Garegnani, ' Heterogeneous Capital, the Production Function and Theory of Distribution',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vol.37, 1970, pp.407-36. 37、 N. Okishion, ' A Mathematical Note on Marxian Theorems', Weltwirtschaftliches Archiv, 91, 1963, pp.287-98; K. Shibata柴田敬预见到了置盐的观点，K. Shibata, ' On the Law of Decline in the Rate of Profit', Kyoto University Economic Review, July 1934, pp.61-75 and ' On the General Profit Rate', ibid, January 1939, pp. 40-66;这种观点以一种不那么严格的方式被Moszkowska预见到了，N.Moszkowska, Das Marxsche System: ein Beitrag zu Dessen Aufbau(Berlin: Verlag Hans Robert Engelmann, 1929)ch.II，两者都要归功于L.von . Bortkiewicz, ' Value and Price in the Marxian System', International Economic Papers ,2, pp.36-51,（第一版用德语发表于1907年) 。 38、H. Grossman, Das Akkumulations –und Zusammenbruchsgesetz des Kapitalistischen Systems (Zugleich Eine Krisentheorie) (Leipzig:C. L.Hirschfeld,1929,reprinted in 1907, Verlag Neue Kritik, Frankfurt am Main). 39、 M. I. Tugan-Baranovsky, The Russia Factory in the Nineteen Century(Homewood, Illinois: Irwin, 1970) pp.251-2; cf. Chapter 4 above. 40、 《民粹主义的经济内容及其在司徒卢威先生的书中受到的批评》，参见《列宁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30-431页。《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134页；《书评 卡尔· 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判〉》，第175-185页，《我们党的纲领草案》，第186-208页；《谈谈罢工》，第251-260. 41、 R. L. Meek, Economics and Ideology and Other Essays (London: Chapman&Hall, 1967) pp. 113-28. 42、 Howard and King, Political Economy, pp.119-23, 197-9. 43、 S. N. Bulgakov, " Trety tom ' Kapitala' k. Marksa", Russkaya Mysl, 3, 1895, p.12, 转引自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157-8.这里有一个说明令列宁担心。《书评 卡尔· 考茨基〈伯恩施坦与社会民主党的纲领。反批判〉》，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78页。 44、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pp.140, 142; cf.ibid. pp.166-74. 45、 Ibid, pp.133-54. 46、 M. Tugan-Baranovsky, ' Subjektivismus und Objektivismus in der Wertlehre',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2, 1906, pp.557-64 ;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pp.154-65. 新古典马克思主义对其他合法的马克思主义的影响见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157-8.pp.154-72. 47、 参见上文第3章第4部分；A. Marshall, Principles of Economics (London: Macmillan, 1890) Appendix I; L. Johansen, ' Labor Theory of Value and Marginal Utilities', Economics of Planning, 3, 1963, pp.89-103; M. Morishima, Marx' s Economics: An Dual Theory of Value and Growt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3)ch.4. 48、 N. Bukharin, ' M. I. Tugan-Baranovsky' s Theroy of value' in TheEconomic Theory of the Leisure(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1972)pp.169-72.在反击庞巴维克时，希法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参见以上第三章）。 49、 V. P. Timoshenko, ' M. I. Tugan-Baranovsky and Western European Economic Thought ' Annals of the Ukrainian Academy of the Arts and Science in the United States, 1954, pp.803-23. 50、 Bukharin, Imperialism, pp.218-19.see M. C. Howard, ' Austrian Capital Theory: An Evaluation in terms of Piero Strffa' s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 Metroeconomica, 32, 1980, pp.1-23. 51、 参见M. C. Howard, Profits in Economic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1983) pp.164-77. 52、 Howard, Profits, pp.143-4,153-5. 53、 Studien,p.225;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pp.186-8. 杜冈－巴拉诺夫斯基把这视为商品拜物教的另一种形式。 54、 Theoretische Grundlagen,p.190. 55、 Ibid,pp.190-206; Modern Socialism,pp.vi,14,57-62. 56、 Theoretische Grundlagen, pp.202-3. 57、 Tugan-Baranovsky, Modern Socialism, pp.57-62; D. Ricardo, ' The Works and Correspondence of David Ricardo' edited by P. Sraff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52) vol. VIII, p.194; Tugan-Baranovsky, ' Periodic Industrial Crises'. 58、 P. Sraffa' s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by Means of Commodities(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60). 59、 K. Kautsky, Die Agrarfrage(Stuttgart: Dietz,1899). 60、 A. Hussain and K. Tribe, Marxism and Agrarian Question (New Jersey: Humanities Press, 1981)vol.1;see also Chapter 4 above. 61、 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172-5. 《农业中的资本主义》，参见《列宁全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85-134页。《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前9章，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84-199页。《对欧洲和俄国的土地问题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参见《列宁全集》第56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9-35页；《土地问题和“马克思的批评家”》后3章，参见《列宁全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00-244页。 62、 Kindersley, First Russian Revisionists, pp.112, 204; Pipes, Struve, vol.I, p.107; L. I. Kowal, ' Economic Doctrines of M.I. Tugan-Baranovsky'(unpublished Ph.D.thes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1965) ch.IV. 63、 E. Bernstein, ' Tugan-Baranovsky' s Marx-Kritik', Dokumente des Sozialismus, Hefte für Geschichte, Urkunde und Bibliographie des Sozialismus, 5, 1905, pp.418-21; Bernstein, ' Tugan-Baranovsky als Sozialist',Archiv für Sozialwissenschaft und Sozialpolitik, 28, 1909, pp.786-96. 64、 K. Kautsky, ' Krisentheorien', Die Neue Zeit,20,1901-2,pp.37-47,76-81,110-18 and 133-43; Kautsky, Verelendung und Zusammenbruch:die Neueste Phase des Revisionismus',Die Neue Zeit,26,1980,pp.540-51 and 607-12;see also Chapter 4,section III,above. 65、 C. Schmidt, ' Zur Theorie Handelkrisen und der Überproduktion', Sozialistische Monatshefte, 9, 1901, pp.669-882; O.Bauer, ' Mathematische Formeln Gegen Tugan-Baranovsky', Die Neue Zeit, 26, 1907, pp.524-35, 557-67 and 603-10; A.Pannekoek, ' Herrn Tugan-Baranovsky' s Marx-Kritik', Die Neue Zeit, 28, 1910, pp.772-83. 66、 Tugan-Baranovsky, Studien, pp.228-31. 关于新康德主义的讨论参见以上第四章。 67、 Tugan-Baranovsky, Theoretische Grundlagen,pp.236-9;see also Modern Socialism. 68、 P. Anderson, 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 L. Kolakowski, Main Currents of Marxism(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 vol.3; D. McLellan, Marxism After Marx(London: Macmillan,1979); J. G. Merquior, Western Marxism (London: Paladin, 198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