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史（1883-1929）》 第一篇 德国的贡献：1883-1914 第一章 恩格斯和马克思的遗产：1883- 1895 1.马克思的智力遗产卡尔·马克思逝世于1883年3月13日，享年64岁。他留下了大量计划中的尚未撰写的政治经济学著作，以及数量更大的未能出版的著作。自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只把少量的时间用在剩余各卷的创作上，把更多的时间放在他感兴趣的其他问题上（相关的讨论，参见以下第七章）。构成《资本论》第二卷、第三卷和第四卷基础的手稿，就像马克思在评价另一部著作时所形容的那样，只能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马克思认为，对资本主义经济分析在政治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从这一观点来看，这种懈怠是非常令人遗憾的。即使考虑到他的健康问题，对于他渴望成为导师的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对于他终生的朋友与合作者、留下来收拾残局的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来说，马克思对自己责任的忽视是难以被原谅的。 马克思在有生之年，只有少量的经济学著作公开出版。其中包括《共产党宣言》（恩格斯是合著者）。《共产党宣言》当然不是一本经济学专著，但概述了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观点。《共产党宣言》是迄今为止得到最为广泛传播的马克思的著作，仅在1871- 1873年之间就以6种语言重印了9次。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出版于1859年，刚出版时几乎无人问津，但不久之后就脱销了。马克思逝世时， 在1847年仅以法文出版的《哲学的贫困》已很难看到。《资本论》第一卷首次出版于1867年，五年后出版了德文第二版，1872年被译成俄文，1872- 1875年间被译成法文。使马克思多少有点惊讶的是，俄国人对《资本论》的兴趣极为强烈，正在逐渐壮大的民粹主义运动发展了自己的政治经济学，并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马克思的观点（参见以下第七章）。然而，俄国民粹主义者把《资本论》看作是论述资本主义工业化存在的危险，以及探寻避开这些危险的道路的指南（俄国的书报审查员自鸣得意地认为《资本论》过于晦涩，不可能带来什么风险）。1 同《共产党宣言》一起，恩格斯撰写的有着重要影响的《反杜林论》（出版于1878年），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作了阐述，对价值与剩余价值理论作了概述。《资本论》第一卷是1883年之前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源头。直到1907- 1909年，《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出版很久以后，《资本论》第一卷仍然是奥托·鲍威尔在维也纳奥地利社会党工人学校演讲时的主要参考文献。但是，在广泛的工人运动中，可以肯定的是，对《资本论》的阅读很少超过对法国德维尔以及晚些时候英国艾威林提供的关于《资本论》的摘要，或者对德国考茨基的《〈资本论〉概要》的阅读。这三者之中，考茨基的《〈资本论〉概要》是最受欢迎的。2在1883年，很少有马克思其他的著作可供使用。认真的学生无法看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或通信；《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仍以手稿的形式存在，论述经济学说史(被称为《剩余价值理论》)的《资本论》第四卷也一样。少数人甚至怀疑《资本论》重要“草稿”的存在，这些草稿最终以《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为名出版，它提供了“青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研究主题之间的联系。可用的英文材料更是少得可怜，即使是1850年翻译的、刊载在朱利安·哈尼《红色共和党人》杂志上的《共产党宣言》，也已脱销许久。在英国，广为人知的是，马克思对帕默斯顿外交政策的全面反对，以及他加入了国际工人协会并同巴黎公社保持联系。下一代人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知识，是通过德国社会主义运动或欧洲大陆和美国学者的批判性著作获得的。3不足为奇的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后来的发展，主要来自德国人的努力或者来自受到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启发的普列汉诺夫的马克思主义（参见以下第八章）。 《共产党宣言》对资产阶级革命性的强调，给读者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资产阶级把整个世界转变为一个无休止地追逐利润的世界，同时生产出自己的掘墓人——无产阶级。这就出现了一些重要的经济学论题。随着对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破坏，农民和手工业者或者转变为资本家，或者（对绝大多数来说）转变为丧失财产的雇佣劳动者，资产阶级社会日益两极分化。对不断扩大的市场的需要，使资本关系在世界市场上得到广泛传播，使商品化全面渗透到人类生活的一切方面。资本主义变得越来越不稳定。经济危机提供了“现代生产力反抗现代生产关系、反抗作为资产阶级及其统治的存在条件的所有制关系”的证据，危机产生了“生产过剩的瘟疫”，资产阶级用来克服这些危机的办法存在内在的矛盾。夺取新市场、更加彻底地利用旧的市场，不过是“资产阶级准备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无产阶级的贫困的加剧。技能的退化和工人自主权的丧失，使工人成为“机器的单纯的附属品”。劳动力的价格由它的生产费用决定。“因此，劳动越使人感到厌恶，工资也就越减少……雇佣劳动的平均价格是最低限度的工资，即工人为维持其工人的生活所必需的生活资料的数额。”《共产党宣言》认为，社会两极分化的加剧、对新市场的不懈探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猛烈的经济危机、工人阶级的贫困，构成了无产阶级革命的经济基础。4 《资本论》第一卷提炼并扩展了《共产党宣言》中的重要经济思想。在阐明资本主义社会由生产者的无酬劳动构成剩余价值的理论之前，马克思开篇对商品生产作了较长篇幅的、复杂而又晦涩的分析。马克思讨论了劳动过程；工作日的长度、工厂内的分工、机械化的影响等问题。在工资决定上，马克思修改了《共产党宣言》中的立场，用更加辩证的观点取代了早期对最低必需生活资料数量的强调，这种辩证的观点最早出现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根据这种观点，资本主义对工人需求的持续增长会提高工人的日常消费水平。除了基本的生理因素外，工资中有一个取决于人类需求发展程度的可变的构成部分。因此，工资受到两个相互冲突的趋势的影响：机械化降低了对劳动力的需求，从而迫使工资下降；工人需求的扩张沿着相反的方向发生作用。贫困化成为一个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现象。5随后，马克思提出了资本中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增长得更快的长期趋势。这种“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导致失业工人产业后备军的形成，加剧了资本的积聚与集中。有点不协调的是，《资本论》第一卷以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建立前资本的“原始（也就是说，最初的）”积累的说明，和对英国殖民地的雇用劳动在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重要性的分析作为结语。6 作为马克思在世时出版的唯一一本重要的经济学著作，《资本论》第一卷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过分。但《资本论》只是马克思雄心勃勃的写作计划的一部分，它舍略的内容不亚于它包含的内容。根据马克思的计划，《资本论》第一卷强调商品生产，撇开了商品流通及商品生产和商品流通之间的联系。6因而《资本论》第一卷中只有两处简短的内容，提及劳动价值和均衡价格之间的差异，没有对一般利润率的形成进行分析，更没有对一般利润率长期下降趋势进行分析。马克思对资本积累的讨论，虽然有力但却不够正式，不像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分析简单再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时那样严密和繁复。马克思有关经济危机的观点是粗略的和局部的。虽然偶有对萨伊定律的抨击，有对机械化、失业、实际工资和积累率之间关系的有力分析，但它们并不构成一个前后一致的周期性波动理论，或者说是对经济崩溃可能性的系统说明。《资本论》第一卷经常提到，即将到来的对资本主义的超越和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实现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但是，马克思对于资本主义历史的经济基础的理论分析，并没有充分展开。1883年学习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学生，对《资本论》中包含的基本原理的看法与现代读者必然不同。 2.作为编辑者和理论家的恩格斯马克思逝世后的12年间，恩格斯毫无争议的成为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知识领袖、马克思著作的主要解释者和所有理论争论的最终裁决人。他不仅负责马克思手稿的出版工作，而且还承担出版这些手稿要求的繁重的编辑工作。马克思糟糕的笔迹，使他所有的手稿都达不到适合出版的最终形式。同时，马克思主义刊物的编辑们缠着恩格斯索要文章、政党领导人征求恩格斯对他们各自宣言的看法、接待社会主义者和友好的访客，占用了恩格斯大量的时间，恩格斯不再只是马克思的副手，而是成为（用奥托·亨德森的话来说）“乐团的指挥”。就政治经济学而言，恩格斯并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早在19世纪40年代中期，恩格斯和马克思就两个人的知识上的分工达成了一个非正式协议，恩格斯把注意力集中在政治、军事和科学事务上，马克思则把精力集中在经济理论方面。到1883年，恩格斯必须在某种程度上离开他自己的主题。正如随后将看到的那样，他似乎接受了新的职责，但这种接受更多的是出于无奈，而不是基于充分的热情。由于马克思自己的拖延，也由于恩格斯作为政治经济学家在能力上的不足，使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19世纪最后三分之一时间的发展，必然是极为缓慢的。 幸运的是，恩格斯身体健康，精力充沛。1880年，年轻的爱德华·伯恩施坦在伦敦造访恩格斯时，恩格斯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那些日子里，恩格斯刚过完60岁生日，他强健的体魄、敏捷的思维令我们惊讶。这个高大、瘦削的男子，以比我们当中最年轻的人还快的步伐，迅速地穿过伦敦长长的街道。我们一起散步时，跟上他的脚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虽然马克思只比恩格斯年长两岁，但他看起来却要苍老得多。
恩格斯直到去世前不久，健康状况才开始急剧恶化（尽管他的视力总是容易出问题）。从许多方面看，1883- 1895年是恩格斯创作的高产期。他撰写了一本重要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本较短的哲学专著（《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不少于22篇有关马克思著作的序言，其中仅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就有5篇，另外还撰写了大量的报刊文章和信件。8马克思没有留下任何书面遗嘱，而只是告诉他最年轻的女儿埃莉诺，她和恩格斯是文稿遗嘱执行人。埃莉诺·马克思对深入地编辑她父亲的文稿，似乎既没耐心也缺乏必需的信心，因此，所有的重担都落在了恩格斯肩上。恩格斯的主要任务是迅速出版《资本论》余下各卷，而不是以严格的编年顺序出版马克思的著作。虽然恩格斯时常受到从事后一项工作的诱惑，但他放弃了，认为这是不切合实际的，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一项工作实在太艰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为德国的报刊检查员不允许这种情况出现。在当时，完成马克思的“经济学”看起来有着更为直接的政治意义。因此，一开始编辑《资本论》，就占去了恩格斯绝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在1884年的数月里，他每天为此工作8个或10个小时，《资本论》第二卷在1885年初出版。9 副标题为“资本的流通过程”的《资本论》第二卷，开篇就说明资本是如何围绕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生产和交换往复循环的。在解释资本主义制度为何变得更加容易发生危机时，马克思深入阐述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萨伊定律的批评。在详细说明生产性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别后，《资本论》第二卷结束于对简单再生产的较长篇幅的讨论和对扩大再生产的相对简单的、不甚完整的分析。虽然两大部类经济增长模型不仅代表了一种非凡的智力成就，而且对危机理论研究也具有重要的意义，10但整体而言，《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一卷相比，缺乏广泛的历史分析和深远的理论意义，恩格斯知道会出现这种情况：“第二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恩格斯在1885年告诉左尔格：“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而第三卷则又如雷鸣电闪，因为它第一次从总的联系中考察了全部资本主义生产，完全驳倒了全部官方的资产阶级经济学”。11 《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推迟了差不多将近10年，以下我们将要谈到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当时，恩格斯正在为出版于1890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做准备工作，并编辑了若干较短的马克思的著作。与经济问题有着直接联系的包括《雇佣劳动与资本》（出版于1882年，早于《资本论》第二卷）的小册子，《哲学的贫困》（1885年）德文第一版。1886年，民粹主义者N. F. 丹尼尔逊（通常使用笔名“Nikolai-on”写作）组织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俄文版，这是19世纪结束前唯一的一个俄文版。再后来，英语国家的读者终于可以读到重要的马克思经济学著作了。在恩格斯的监督下，1887年爱德华·埃夫林和萨缪尔·摩尔翻译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自1883年开始，《资本论》第一卷的摘录就开始陆续出现在社会主义杂志《今日》上），1888年《共产党宣言》英文第二版出版。12 同样重要的是，恩格斯从1885年到他去世这10年间，是他自己理论贡献的时期。早在1840年，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上就有一个良好的开端，他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一般称为Umrisse）对马克思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后来，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了分工，恩格斯把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留给了马克思，自己集中关注历史、政治、军事问题和自然科学。13即使是《反杜林论》，这一“第二国际最有影响的领导人的启蒙著作”14，也差不多只是对《资本论》第一卷中少数几个核心主题进行诠释。马克思逝世后，解释马克思的经济学，把马克思撰写的东西整理成适合于出版的形式，成为恩格斯的主要任务。此外，19世纪60年代早期和中期，资本主义开始发生变化，为《资本论》准备的手稿大多写于这一时期。因此，恩格斯不得不关注马克思未能完成的理论问题，并就当时的主要经济问题发表自己的观点。时隔40年之后，恩格斯不得不再一次成为政治经济学家。 19世纪80年代，现实中的某些方面看起来似乎和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生动描述相抵触。至少在英国，实际工资不是在下降而是在上升，经济危机正在变得相对温和且不再那么频繁，工会开始对劳动力市场的某些方面产生长期的影响。激烈竞争的市场条件正慢慢地受到卡特尔、托拉斯和大型股份公司增长的侵蚀，经济自由主义正在逐渐消失，与此同时，军国主义逐渐兴盛，以牺牲自由贸易为代价的保护关税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国家干预到处在滋长。 作为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家，恩格斯别无选择地对这些发展带来的挑战作出回应。1885年，他首先就工资问题发表看法，回望过去40年，他发现持续的工资增长只发生在两类工人中——工厂工人和大工会会员，后者成了“工人阶级中的贵族”。对大多数无产阶级来说，无论是生活水平还是生存保障上，都没有得到改善。这证实了马克思的工资理论，恩格斯指出： 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价值限制在必需的生活资料的价值上，另一条规律把劳动力的平均价格照例降低到这种生活资料的最低限度上。这两条规律以自动机器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对工人起着作用，用它们的轮子压轧着工人。15
在随后的一次公开演讲中，恩格斯坚持了类似的立场。1891年，他提醒卢约·布伦坦诺，早在19世纪40年代，他与马克思就认识到工厂立法和工会有益于英国工人阶级，但这两者的影响极为有限。工会只在繁荣时期才比较有效，在停滞和危机时期则常常失去其作用。布伦坦诺声称，停滞和危机能够使失业的产业后备军不能发挥作用是“一个可笑的吹嘘”，他严重夸大社会改革的作用。在为1892年出版的英文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所写的序言中，恩格斯承认书中描述的许多对工人虐待的行为已不复存在。“诈骗和偷窃”工人，已不再有利可图，资本家为了节约时间、减少麻烦，遵循“一定标准的商业道德”已成为一种必须。这解释了为什么实物工资制逐渐衰落，为什么抑制过长的工作时间在1845年变得如此普遍。雇主对工会的默许，可以基于同样的原因加以解释：社会和谐是资本集中的另一种手段，因为小资本家承担不了工会要求的让步。然而，只有极少数的工人能从这种让步中获益，工资定律使得工人阶级中大多数人的境况像从前一样差。即使是享有更多特权的工人也会发现，他们的境况因英国的世界垄断地位的丧失而受到威胁，因为他们参与了因英国的垄断地位而获得收益的分配。英国社会主义的增长就是这一结果。16这些公开出版的著作，明显地缺乏自信并不够深刻。恩格斯无法解释，为什么工厂工人成为他同时代的资产阶级称作的“高工资经济”的唯一受益者，他也没有提供任何理由说明其鲜明观点，即工会总是少数人的领地。他没有分析马克思描述的劳动力价值中“历史的和道德的要素”对实际工资的意义。虽然有关的理论解释仍然缺乏，但在私人信件中恩格斯还是显示了较大的灵活性。恩格斯在1891年写给奥本海姆的信中指出，雇主憎恨工会，在萧条来临时他们会在第一时间收回对工会的承认。但是工会组织通过棘轮效应，确实增加了实际工资：在每一次随后发生的危机中，工资从来没有低于前一次危机中所达到的最低点。17在评论德国社会民主党重要的《爱尔福特纲领》的最初草案时，恩格斯反对纲领无条件地坚持资本主义制度中无产阶级贫困必然增加的观点。他指出：“工人的组织，他们的不断加强的抵抗，会在可能范围内给贫困的增长以某种遏制。而肯定增长的，是生活没有保障”。18不久之后，在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整体批判的过程中，修正主义者伯恩斯坦利用的正是这一点（参见以下第四章）。 恩格斯对当代资本主义重新评价的第二个重大主题，涉及经济危机性质的变化。马克思在1878撰写的被恩格斯用作《资本论》第二卷第20章和第21章基础的手稿中，对这个问题作了最后一次讨论。从这些材料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马克思有关经济波动规律性的观点，并没有因他对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现实体验和他无法（或不愿）提供一个系统的商业周期理论所动摇。恩格斯在对当时的经济事件解释时，很大程度上运用的是自己的观点，他在1884年初的一封信中告诉倍倍尔，至少在英国，马克思分析的10年周期在德国和美国的竞争压力下已经被打破，取而代之的是持续的萧条。1885年，恩格斯认为，1876年是转折点，这一年之后，“一切重要的工业部门都处于经常停滞的状态.……所有部门的所有市场上都出现的经常的过饱和现象”。这种持续存在的过度生产，产生了大量的失业人口，最终将导致大规模危机的爆发。19 市场疲乏的最根本的问题在于： 甚至在保持着这种垄断的时期，市场也跟不上英国工业的日益增长的生产率；结果是每隔十年就有一次危机。而现在新的市场一天比一天少起来，连刚果的黑人也正在被迫接受曼彻斯特的印花布、斯泰福郡的陶器和北明翰的金属制品这种形式的文明了。
来自欧洲大陆和美国的竞争，只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英国的工业产出以几何级数增长，而其市场只能以算数级数增加。“这正是资本主义生产易受伤害的地方，它的阿基里斯之踵。必须经常扩大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基础，而这种经常的扩大现在越来越不可能了。资本主义生产正陷入绝境”。20恩格斯似乎认为这种现象是如此的明显，以至于不需要什么论点或论据去支持它。1892年，他重新回到这一主题时，严重的危机仍然没有成为现实，但他仍充满期待： 1868年以来之所以没有出现危机，世界市场的扩大也是一个原因。由于世界市场的扩大，英国的，从而欧洲的过剩资本，就以交通工具投资等等的形式分配于全世界，分配于许许多多的投资场所。因此，在铁路、银行等等方面，在纯属美国的投资场所，在印度贸易方面的过分兴旺的投机活动，就使得危机没有可能发生，而同时小的危机却是可能的，例如已历时三年的阿根廷危机。但是，所有这一切都证明，特大的危机在酝酿中。
这个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表的段落，来自恩格斯为新版《英国工人阶级状况》的导言早先准备的草稿中。他放弃了早先坚持的持续萧条的概念，代之以对英国经济状况独特性的详细说明。这两种观点都出现在恩格斯出版的著作中，他描述了5年周期（1825- 1842年之间）是如何让位于10年周期（1842- 1868年之间），以及如何让位于1885之后的长期萧条出现之前那段不那么容易分类的时期的。然而，后一时期只适用于英国，这是由英国工业垄断地位的丧失而造成的。[21]在这一文本中，恩格斯没有说明全球资本主义停滞的存在。3.《资本论》第三卷恩格斯在撰写《资本论》第二卷序言时，对不久之后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充满信心。事实上，恩格斯对洛贝尔图斯及其追随者的挑战，揭开了著名的价值理论“有奖征文竞赛”的序幕（参见以下第二章），恩格斯承诺在几个月后出版《资本论》第三卷。22然而，恩格斯私下却对迅速出版《资本论》第三卷表示怀疑，他在1884年之后的信件中，充满了大量的对手稿情况的抱怨和对迅速完成《资本论》第三卷工作敷衍式的承诺。比如，1884年8月，他写信告诉伯恩斯坦，除非他的健康状况出现问题，否则《资本论》第三卷将在1885年完成。而到1885年6月，他又告诉左尔格自己誊清的稿子只有一半左右，而且四个月之内还无法开展真正的编辑工作。到1887年时，他实际上只完成了涉及三篇的初步工作，接下来的一年，因为视力的下降，他每天只能工作两个小时。此后，事情再没发生什么改善。“暑假休养后”，他告诉康拉德·施米特，“将加紧完成第三卷”。但说这话时，已经是1891年的暑假了。又过去了三年，可付诸印刷的最终工作才完成。《资本论》第三卷最终在1894年11月恩格斯逝世前9个月出版了。 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恩格斯花了不到一年时间准备《资本论》第二卷，而出版《资本论》第三卷却耗去了整整十年的时间？恩格斯的健康状况在后来的确是恶化了，加之总是存在的“许许多多的工作和大量书信往来”，转移了他本可以放在编辑工作上的精力和时间。他参与了马克思其他著作的再版工作，并完成了他自己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和《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两部著作。恩格斯所做的工作中，有一些极有价值，其他一些则并非如此。在1890- 1891年间，他花费了整整三个月时间撰写了一个由39页的论文、52页的文献、以及一些注释与翻译构成的小册子，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对布伦坦诺的指责进行回应，并为马克思进行辩护，布伦坦诺指责马克思伪造了从当时英国财政大臣格莱斯顿1863年4月16日预算演说中引来的一句话。事实上，恩格斯看起来已经失去了对出版《资本论》第三卷最初具有的热情。他激烈地抱怨各种各样使人分心的事，也许可以认为这些烦心事来得正是时候。 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首先分析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探讨了利润率和剩余价值率之间的关系。随后提出了著名的“转形问题”：如果不同的资本有不同的资本有机构成，但却有相同的剥削率，那么它们就会产生不同的利润率，这和自由竞争是矛盾的。马克思认为均衡价格（马克思称之为“生产价格”）会系统地偏离商品的劳动价值，但总的来看价值规律仍然会发挥作用。既然总剩余价值等于总利润，所有价值的总和等于所有价格的总和，那么在价格和利润确定下来之前，作为物化劳动数量比率的一般利润率就已经被决定了下来。随后，马克思阐述了一个基本规律，即利润率随着时间的发展不断趋于下降：不变资本的增长快于可变资本的增长，考虑到只有活劳动创造剩余价值，那么很有可能总利润的增长要远远慢于总资本的增长（马克思也考虑了一些“起反作用的各种原因”）。在名为“规律的内部矛盾的展开”这一章中，马克思把利润率下降解释为经济危机爆发的主要原因。25《资本论》第三卷的其余部分，关注了剩余价值在产业利润和商业利润、利息和地租之间的分配。其中包括虽然不成体系，但却相当重要的论述信用的影响和股份公司的增长的一章。 《资本论》第三卷的编辑工作，比恩格斯最初预想的要艰难得多。虽然马克思为《资本论》第二卷准备的手稿数量巨大，存有重复，且缺乏清晰的结构，但是需要更改和修订的地方并不多。“我所改写和插入的文句”，恩格斯在序言中指出，“总共还不到10个印刷页，而且只是形式上的改动”。然而，对《资本论》第三卷则完全是另一回事。论述信用的部分给恩格斯造成特别的困难，理解这部分内容需要非常熟悉图克和富拉顿的著作，因此需要加入许多解释性的注释。恩格斯不得不增加整整一章的内容，论述资本周转率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这是一个马克思自己没有进行充分分析的技术性问题。恩格斯还不得不纠正马克思对地租的数量分析。另外，恩格斯就劳动价值向生产价格转化的问题，增加了他自己撰写的两个长的段落，对马克思逝世以后有关这个问题的文献作了综述。最重要的是，恩格斯觉得十分有必要撰写一系列的脚注和插入语，撰写一个重要的增补，以便更新并扩展马克思对贸易保护、垄断、危机和金融资本等问题的简单和零散的分析。莫斯科版《资本论》第三卷总共886页，差不多共有80页是恩格斯的而不是马克思的成果。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增加的内容，加上他在刊物和通信中撰写的相关内容，对后来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恩格斯对转形问题的讨论将在本书以下第二章和第三章研究。在更具一般意义的资本主义制度不稳定性问题上，恩格斯并没有追随马克思，把利润率下降看作是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在《资本论》第三卷一个相对较长的脚注中，恩格斯把危机本质的变化与资本积聚和集中采取的新形式联系起来： 我曾在别的地方指出，自上一次大规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在这方面已经发生了转变。周期过程的急性形式和迄今10年一次的周期，看来让位给比较短暂的营业稍许好转和比较持久的含混不振这两者之间比较慢性的和拖延时日的互相交替现象。但这也许只是周期的持续时间拖长了。在世界贸易的幼年期，自1815年至1847年，大约是5年一个周期；自1847年至1867年，周期显然是10年一次；现在我们不又是处在一个空前激烈的新的世界性的崩溃的准备时期吗？有许多征兆好像在预示这一点。自1867年最近一次的普遍危机爆发以来，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由于交通工具的惊人发展，——远洋轮船、铁路、电报、苏伊士运河——，第一次真正地形成了世界市场。除了以前垄断工业的英国，现在又出现了一系列同它竞争的工业国家；欧洲的过剩资本，在世界各地开辟了无限广阔和多种多样的投资领域，所以资本比以前分散得更加广泛，并且地方性的过度投机也比较容易克服了。由于这一切，以前的危机策源地和造成危机的机会，多数已经消除或大大削弱。同时，国内市场上的竞争，由于卡特尔和托拉斯的出现而后退，国外市场上的竞争也由于保护关税（英国以外的一切大工业国都用这个办法来保护自己）的实行而受到限制。但是，这种保护关税本身，只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决定世界市场霸权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以，每一个对旧危机的重演有抵消作用的要素，都包含着更猛烈得多的未来危机的萌芽。
在这个充满启发意义的段落中，恩格斯把垄断的增长、贸易保护主义的重现和重大危机的迫近联系在一起。他指出，在几个重要产业中，有时甚至是在世界范围的产业中，卡特尔已经建立。但是由于卡特尔成员之间的利益冲突，使卡特尔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如果卡特尔崩溃了，随之而来的就是激烈的竞争，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资本家越来越倾向于进行合并，有关这个问题的最好的例子，就是联合制碱托拉斯。 恩格斯认为，这些发展的结果之一，就是相对于产业资本的金融资本的崛起。与金融资本崛起相伴的是交易所的作用迅速增大。“这种变化在其进一步的发展中有一种趋势，要把全部生产，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以及全部交往，交通工具和交换职能，都集中在交易所经纪人手里”。土地被转移到金融家的手中，一切国外投资都采取了股份形式，而殖民地， 纯粹是交易所的附属物。欧洲列强为了交易所的利益在几年前就把非洲瓜分了。法国人征服了突尼斯和东京。非洲已被直接租给各个公司（尼日尔，南非，德属西南非和德属东非）。马绍纳兰和纳塔尔也为了交易所的利益而被罗德斯占领了。
金融操纵与生产性活动相比，成了更加可靠的利润来源，金融托拉斯的运作特别值得注意，这些新的企业形式代表了“股份公司的二次方和三次方”。它们能够以比单纯的市场增长更快的速度扩大生产，从而加剧了资本主义制度的不稳定。为了避免与国外（尤其是英国）资本家的竞争，坚持保护关税，但这只是“人为的提高了本国的生产能力”，从而会使事情变得更加糟糕。无论是恩格斯还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关于保护关税的论述都不多，但在1880年和1888年，恩格斯却有两次对这一主题进行详细分析。在1880年的文章中，恩格斯认为，1873年危机后保护关税的引入，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错误：通过迫使劳动和原材料的成本上升，它将会破坏德国工业所依赖的“价格便宜而质量低劣”的商品的出口市场。后来，恩格斯对支持保护关税的“幼稚产业”论做出了小小的让步。英国通过武力把自由贸易渗透到世界的其它地区，使这些地区成为“从属的农业区”。没有哪个“大国”能够只处于纯粹的农业状态，虽然与自由贸易相比，保护关税为产业最初的发展提供更为便捷的道路，但马克思认为，自由贸易是“现代资本主义生产的正常条件”的推论是正确的。一旦幼稚产业成熟了，保护关税就应当被废除。在德国、法国和美国，由强大的利益集团推动的保护关税的设立已经成为产业发展的严重障碍。卡特尔的出现，是“是一种最可靠的标志，表明保护关税制度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它的性质正在发生变化；它保护工厂主，已经不是为了对付外国进口商，而是为了对付国内消费者”。 恩格斯在论述贸易保护的著作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一致之处，1888年，在对以正统马克思主义为基础的自由贸易观点的支持中，恩格斯认为，自由贸易将会使资本主义矛盾得以迅速发展，而他在《资本论》中则主张，隐藏在关税壁垒背后的垄断更容易导致资本主义矛盾的发展。这也不是他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说的，保护关税不过是“最后的、全面的工业战争”的准备所要表达的明确含义。和下一代人中的布哈林与列宁不同，恩格斯没有把军事冲突看作是经济竞争不可避免的后果。他似乎对殖民地扩张没有多大兴趣，在有关军国主义的著作中，他集中关注的是日益增加的军备开支，在财政和政治而不是经济方面的意义。恩格斯认为，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对欧洲社会民主党来说是一场灾难，而不是一个机会。战争将增强沙文主义的力量，削弱了和平才是其可靠盟友的革命运在《欧洲能否裁军？》中，恩格斯警告说： 常备军制度在整个欧洲已发展到极端，只要常备军不及时改组为以普遍武装人民为基础的民兵，那末，不是这种制度使各国人民担负不起军费重担而在经济上破产，就是它必然导致一场毁灭性的大战。我打算证明，这种改组，在现在，甚至在目前的各国政府和目前的政治形势下，就已经是可能的。
恩格斯认为，民兵是构成防御常备军的有效组织形式，和平可以通过国际条约来维护。俄国对西欧而言，并不是一个严重的军事威胁。这里不存在科布登自由主义者可能反对的内容。事实上，正是约·阿·霍布森这样的自由主义者，不久以后对恩格斯没有发现的军国主义和经济矛盾之间的联系作了分析。4.对恩格斯贡献的评价作为编辑者的恩格斯，经常会受到批评，因为人们认为恩格斯把自己根据大量无序的手稿编辑而成的《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当作马克思本人知识创造的最终成果。这种批评过于苛刻。恩格斯显然十分清楚他自己编辑工作的性质和范围，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放在和第一卷同等重要的位置上，与其说对编辑者还不如说对读者更有意义。到现在为止，只有马克西米里安·吕贝尔尝试根据最初的手稿重新编辑《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在他最近被翻译成英文的一本著作中，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对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进行根本性的重新评估是必要的 与上述指责相比，过度拖延《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更应该受到批评。事实上，这种拖延不仅影响了价值理论的发展（这种后果将在以下第二章考察），而且在更一般意义上，耽误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整整十年的发展。此外，恩格斯积极地（最后是成功地）劝阻了康拉德·施米特在马克思观点出现以前，根据自己的兴趣对信用制度和货币市场、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经济学进行的研究。到底有多少青年社会主义者的经济学研究因为同样的原因被阻止，已经无从知晓。但恩格斯拒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出版上争取外部援助的做法，多少有点令人费解。在伦敦，恩格斯有一个范围广泛、受过良好教育且极具政治修养的朋友圈，况且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知识资源也在他控制之下。这可能是因为，他在编辑工作方面获得外部协助的一次尝试被证明是一场灾难的缘故：在被委托誊写和出版《剩余价值理论》时，卡尔·考茨基比恩格斯更善于拖延，直到1905- 1910年，才有一个（难以令人满意的）版本出现。 55很难相信，除了恩格斯之外没有任何人能够理解马克思的笔迹，或者说日常的手稿誊写的担子不能从恩格斯的肩上移开。 还有一个比延迟《资本论》第三卷出版更大的问题，就是马克思的大量的著作未能出版。看起来，无论对早期著作还是对《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恩格斯似乎都不怎么感兴趣。有关恩格斯晚年的思想，是否构成独特的“恩格斯主义”的争议仍然很激烈。在“恩格斯主义”中，恩格斯的决定论色彩以及在人类历史研究中对自然科学推理方式的应用，和马克思的哲学和分析方法之间存在着分离和对抗。当然，如果能够及时出版《巴黎手稿》或者《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二国际和第三国际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异化和拜物教概念重要性的忽视，在某种程度上是可以避免的。可以想象，恩格斯（直到19世纪80年代）不太赞同马克思具有的人道主义倾向的著述，也许恩格斯是在有意地拖延这些著作的出版。不管怎样，无法及时地看到这些著作造成了实质性的影响。 1883年以后，恩格斯从事的与政治经济学有关的工作，其重要性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改变了下一代社会主义者对待马克思经济学的方式，无论是从他编辑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还是从他留下来没有出版的马克思的著作的角度看，都是如此。其次，恩格斯撰写了论述成熟资本主义的性质及其命运、不成熟资本主义的发展和价值理论的著作，这些著作本身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除了编辑工作，恩格斯发起了有关价值理论的 “有奖征文竞赛”（参见以下第二章），增加了把转形问题视为一个历史现象的分析（参见以下第三章）。更具有一般意义的是，恩格斯以自己独特的方式解释了马克思的思想。最后。他对资本主义经济的结构和表现在当时的变化做出了重要的陈述（这里用“断言”会显得有些刻薄），这些陈述的全部意义，在本书以下第四至第六章中会变得非常明显。 做个事后诸葛亮，我们可以认为，恩格斯的经济学著作存在的缺陷是明显的。他对工资的讨论过于谨慎，同马克思一样没有能够提出一个连贯一致的经济危机理论。事实上，由于忽略了利润率下降的趋势，他甚至放弃了马克思危机理论中一个重要的线索。在这一点上，在1929年以前，差不多所有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都追随了恩格斯（参见以下第十六章）。恩格斯没有正式研究过垄断对价格和利润率的影响问题，没有认真地分析（相对于描述）金融资本。没有提出任何接近于帝国主义理论的东西，他有关军国主义的著作令人惊讶地缺乏远见。最后，我们将在本书以下第二章和第三章中看到，恩格斯对转形问题的说明，完全无法纠正《资本论》第三卷中马克思解决方法中的缺陷，甚至在某些方面增添了新的混乱。即便如此，恩格斯的影响仍然是非常巨大的。他处理了许多马克思可以避开但他自己却无法回避的棘手的难题。在这样做时，他也为他逝世后二十多年间德国马克思主义中存在的争论设定了议题。 第一章注释： 1、 E.J. Hobsbawm, ' The Fortunes of Marx' s and Engels' s Writings', in Hobsbawm (e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Volume I: Marxism in Marx' s day (Hassocks: Harvester, 1982) pp. 327-44; M. Rubel. Bibliographic des Oeuvres de Karl Marx avec en Appendice un Répertoire des Oeuvres de Friedrich Engels (Paris: Rivière, 1956); A. Rexis, " Das Kapital Comes to Russia", Slavic Review, 29, 1970, pp. 219-37. 2、 J. Braunthal, In Search of the Millenium (London: Gollancz,1945) pp. 80-1, G. Deville, Résumés du Capital de Karl Marx, Accompagné d' un Aperçu sur le Socialism Scientifique (Paris: Priol.1883) K. Kautsky, the economic doctrines of Karl Marx(London: Black. 1925; first German edition 1887); E. Aveling, The Student' s Marx: an Introduction to the Study of Karl Marx' s Capital (London: Swan Sonnenschein;1892). 3、 K. Willis, ' The Introduction and Critical Reception of Marxist Thought in Britain, 1850-1900', Historical Journal, 20, 1977, pp. 417-59. 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38、46页。 5、 E. Mandel, The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Karl Marx: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pp. 140-53; R. Rowthorn, ' Marx' s Theory of Wages' in Rowthorn, Capitalism, Conflict and Inflation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80) pp.182-230. 6、 参见A. Brewer, A Guide to Marx's Capital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4) 其中逐章对三卷《资本论》的内容作了精彩的概括。 7、 有关《资本论》的各种写作计划和最终出版的著作之间的结构上的论述，参见M. C. Howard and J. E. King,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arx (Harlow: Longman. 1985) 2nd edn, pp. 54-9; A. Oakley. The Making of Marx' s Critical Theory: a Bibliographical Analysis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3) ch.5; R. Rosdolsky. The Making of Marx' s ' Capital' (London: Pluto, 1977); and M. Rubel, ' A History of Marx' s "Economies" ' and The Plan and Method of the " Economics" ', in J. O' Malley and K. Algozin (eds):Rubel on Karl Marx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1)pp.82-229. 8、 W. O. Henderson, The Life of Friedrich Engels (London: Cass,1976)Vol.II, p. 657; E. Bernstein, My Years of Exile (London: Parsons. 1921)pp.153-6;M.Kliem, H.Merbach and R.Sperr(eds) Marx Engels verzeichnis:Werke,Schriften, Artikel(Berlin: Dietz, 1966) pp.174-201 9、 Rubel, ' A History', in O' Malley and Algozin, Rubel on Karl Marx, p.177; Rubel,Bibliographie, pp.24-5;Henderson, Life of Engels, p.659.Bismarchk' s anti-Socialist laws, Introduced in 1878, remained in force until 1890. 10、 特别参见《资本论》第二卷，第20章第4节，《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7-458页。 11、 《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 阿道夫· 左尔格（1885年6月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5页。 12、 Hobsbawm, ' The Fortunes of Marx' s and Engels' s Writings', pp. 329-30;Rexis, ' Das Kapital Comes to Russia'; Willis. " Introduction and critical Reception of Marxist Thought", pp.420-1. 13、 G.Claeys " Engels' s Outlines of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1843) and the origins of the Marxist Critique of Capitalism', 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16,1984, pp.207-32; Mandel, Formation of the Economic Thought,ch.1-3; T.Carver, Marx and Engels: the Intellectual Relationship (Brighton: Wheatsheaf, 1983) p.48; D.McLellan, Engels (Hassocks: Harvester, 1977) pp.22 -4. 14、 G. Stedman Jones, ' Engels an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inHobsbawm(ed.) History of Marxism, vol.I, p.293. 15、 恩格斯：《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9页。不那么教条的陈述，可参见恩格斯：《反谷物法同盟的工资理论》，《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299-303页。 16、 《布伦坦诺CONTRA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07-213页。 17、 T. Brassey, Work and Wages Practically Illustrated (London: Bell & Daldy,1872); K. Marx, Capital (Moscow: Foreign Language Publishing House, 1961) vol.1, p.171 (ch. VI:《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9页。由于不同版本页码之间差异很大，对于参考《资本论》的地方，除了给出页码，我们给出了章节和可以应用的细节所在的位置; Engels to Oppenheim, 24 March 1891, in Letters on ' Capital', pp.255-6.《恩格斯致麦克斯· 奥本海姆（1891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页。 18、 恩格斯：《1891年社会民主党纲领草案批判》，《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10页。 H.Heimann, ' Die Aktualität Eduard Bernsteins' ,in E. Bernstein, Texte Zum Revisionismus (Bonn-Bao Godesberg: Verlag Neue Gesellschaft, 1977) pp.10, 18. 19、 《恩格斯致奥古斯特· 倍倍尔（1884年1月18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90页；恩格斯：《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29页；《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5页；《恩格斯致尼古拉· 弗兰策维奇· 丹尼尔逊（1885年11月13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40页。 20、 恩格斯：《一八四五年和一八八五年的英国》，《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230页；《资本论》第一卷“英文版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35页。 21、 恩格斯：《关于英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的若个特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384-385页。 22、 恩格斯：《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4页。 23、 《恩格斯致爱德华· 伯恩施坦（1884年8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204页；《恩格斯致弗里德里希· 阿道夫· 左尔格（1885年6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34-535页；《恩格斯致奥古斯特· 倍倍尔（1885年6月22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336页；《恩格斯致尼古拉· 弗兰策维奇· 丹尼尔逊（1887年1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6卷，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第604页；《恩格斯致尼古拉· 弗兰策维奇· 丹尼尔逊（（1888年1月5日、10月15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8、103页；《恩格斯致康拉德· 施米特（1891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5页。对于《全集》的这一卷，我们偶尔参考我们自己对信件的翻译。最初的德文版本是K. Marx, F. Engels, Briefe Über Das Kapital (Berlin: Dietz, 1954). 24、 《恩格斯致麦克斯· 奥本海姆（1891年3月24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06页。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15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9-296页。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27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3-500页。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卷“序言”，《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28、 《恩格斯致尼古拉· 弗兰策维奇· 丹尼尔逊（1889年7月4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34页；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25、26、28、33、34、35章及《资本论》第三册增补第二部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29、 论“资本周转”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4、8章；论“地租”参见《资本论》第三卷第42、43章，《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30、 恩格斯在《资本论》第三卷第一版出版以后完成的增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2-26页; 第1006-1027页。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6章注释16；第27章、后来的增补，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6页；第1028-1030页、第493-500页。 32、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30章注释8，《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4页。 3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96-497页；第136页注释16，第1028-1030页; 第493-500页。《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8-559页。（来自恩格斯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很可能是由他修订《反杜林论》中的摘录). 34、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28、1030、496页。 35、 恩格斯：《俾斯麦先生的社会主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人民出版社1963年版，第191-194页；《保护关税制度和自由贸易》（1888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页。 36、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前文已经引用过的注释，《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54页。 N. Levine, The Tragic Deception: Marx Contra Engels (Oxford: Clio Books, 1975) pp.206-7. 37、 《欧洲能否裁军？》，写于1893年，以德文出版于1895年，英文版参见Henderson, op. cit., vol.11, pp.810-32, the cited passage coming from p. 810. On Hobson see J. Allett, New Liber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J. A. Hobs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81)ch.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435页。 38、 Oakley, Making of Marx' s Critical Theory, ch. 6. 39、 《恩格斯致康拉德· 施米特（1891年7月1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15页 40、 Rubel, Bibliographie, pp.25-8; editors' introduction to K. Marx, Theoriesof Surplus Value (London: Lawrence & Wishart, 1963) vol. I, pp. 20-4; cf. Oakley, Making, pp. 124-5. 41、 卡弗对这种观点进行了辩护Carver, Marx and Engels,尤其是莱文Levine Tragic Deception; 相反的观点参见Stedman Jones, ' Engels and the History of Marxism'. 42、 例如，参见Kautsky, Economic Doctrines, 其中包含一个简短但不怎么有启发性的对拜物教的讨论，完全没有涉及异化问题。cf, G. Haupt, ' Marx and Marxism', in Hobsbawm, History of Marxism, especially, pp.272-8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