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革命回忆录《黑面包干》之德国革命见闻录
噩耗
星期六和星期日过去了。我和爱尔娜勉强忍着寒战，坐在屋子里留心听楼梯上的一切声音。但是库尔特还是没有回来。
星期日白天，我们决定到最后传来他消息的地方去，到《前进报》编辑部去。
大街上挤满了一群群打扮得很漂亮的人。衣服华丽的老爷太太们到处蹓跶，喜气洋洋地仔细看不久前的巷战遗迹，亲切地拍着那些给诺斯克军队向柏林开路的装甲车的钢板，满意地读那些四下里贴满了的标语：“打死李卜克内西！”“打死罗莎·卢森堡！”
那时候，最出风头的是那些“血”醉饭饱的丘八太爷。军官们微微动着德皇威廉留的那种小翘胡子，露出了一副讨好的神气，瞅着那些向他们微笑着的太太们。兵士们在地窖和顶楼里搜索藏在那儿的工人。找到了以后，他们就把那打得头破血流的人扔到人群里，于是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太太们就用她们那高齐膝部的系带子的时髦皮鞋的后跟去踹他。
我吓得浑身发冷，紧挽着爱尔娜的胳膊。我想起了从前在书里读到有关镇压巴黎公社社员的情形。这些老爷们并没有读过阿尔努[1]和李沙加勒[2]的著作，但是，他们的举动竟然和那些凡尔赛军[3]如出一辙。显然，只要是资产者，都可以当资产阶级的刽子手。
最后，我们总算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跟着这一群发了兽性的人挤进了《前进报》编辑部的房子。那里散发着血腥气味，弥漫着火药烟雾。在门口可以看见没有拆除的街垒，那都是工人们用一捆一捆的旧报和一卷一卷的报纸筑成的。卷筒报纸做了街垒的基础，一捆一捆的旧报都用铁丝捆了，象棋子般排列着，留出了当枪眼的空隙。
我们继续向前走，希望但又害怕看见什么东西和知道库尔特遭到什么事故。地下到处染了鲜红的血，墙上粘着一块块人脑子。死在这里的人，并不是在巷战中打死的：他们是被那些狂暴的雇佣兵用枪托打死的。
在那五天里——五个恐怖的日子里，我们一直在医院里、诊所里、停尸室里和招领无名死尸的地方寻找库尔特。到处都是受了伤和被打死的人。受了伤的人躺在过道里，说着噫语，奄奄待毙。有些停尸室里，死尸横三竖四地迭着；有些停尸室里，死尸乱七八糟地堆着。他们虽然已经死了，但是脸上仍旧留着最后战斗时的表情——决心不顾一切的紧张的表情。
一月十五日，星期三，《红旗报》上发表了李卜克内西题名《无论如何！》的一篇文章。我们非常激动地读着这些慷慨激昂的句子：
“……我们的军舰，坚决、高傲地前进，沿着预定的航线，驶向最后的目标，驶向胜利。
“将来，获得这一胜利的时候无论是我们仍旧活着也好，已经死了也好，但是，我们的纲领将是永远存在的。无论如何，它将使全世界的人类获得解放！
“今天还在沉睡着的无产阶级群众，那时候将会象听到了可怖的审判日子的号角那样，被逐渐临近的、天翻地复的恐怖声惊醒。那时候，被打死了的战士们将复活过来，去向那些该死的杀人犯算帐。今天，还只能够听见火山将爆发时地下旳隆隆声，但是，明天火山就要喷出烈焰，把所有的这些杀人犯一起埋葬在它那炽热的溶岩底下！”
可是，就在那一天晚上，他被他们害死了。他和罗莎……
人们都知道那些歹徒正在追踪他们。资产阶级正在叫嚣：要找到他们，要捉住他们，要把他们碎尸万段。谢德曼悬了赏格，只要抓住他们，不论是活的，或者是死的，一律赏给十万马克。他们被杀害的前两天，《前进报》上刊登了一首诗，末尾的几句公然唆使暴徒杀害卡尔和罗莎：“打死的人，成百地排列着，但是，其中并没有卡尔！没有罗莎和她的那一伙！”
谁都不相信政府星期四发表的那一份公报，公报里硬说李卜克内西是在企图越狱的时候被军警击毙的，而罗莎则是在纷乱中被一群人打死的。后来，经过仔细打听，大家才知道：政府的公报彻头彻尾是一篇蓄意捏造的谎话。
卡尔和罗莎是在星期三21点30分被国会中一伙社会民主党娄罗捉去的。他们把被捕的人送进了柏林西区的“乐园”旅馆，然后把他们交给了近卫骑兵射击师司令部，而统领这一师的则是巴布斯特上尉，是诺斯克的左右手。
卡尔和罗莎在“乐园”旅馆待了不多一会儿，后来监守的人对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莫阿比特监狱去。李卜克内西首先被拉了出去。普福留克—加尔特农上尉和后来当上了希特勒亲信的福盖尔中尉，押着他走。
当李卜克内西被押着走向汽车的时候，猎骑兵隆盖就照着巴布斯特事先的吩咐，走近跟前，对着他的头打了几枪托子。李卜克内西浑身是血，被拖上了车，车子就向万牲园驶去。开到万牲园中央，汽车停下了，好象是机器出了障碍似的。他们吩咐李卜克内西下车向前走。他刚走出几步，李普曼中尉和普福留克—加尔特农就用枪口顶着他的背开了几枪，把他打死了。他们把他的尸体送到附近的一个急救站去，说那是一具“无名”尸体。
从李卜克内西跟着谋害他的人离开了“乐园”旅馆的时候起，到死尸被送到急救站的时候，总共只花了十分钟。23点20分，巴布斯特已经接到了报告，知道这件事情办好了。又过了20分钟，他把罗莎·卢森堡交给了福盖尔。
当旅馆经理和福盖尔搀着罗莎下楼的时候，仍旧是那个隆盖跑到她跟前，仍旧是用那个枪托打她的头。罗莎昏迷过去了。她被拖下了楼梯，扔进了汽车。汽车刚开动，福盖尔和克鲁尔中尉就开枪打死了她。克鲁尔解下了死者腕上的手表，塞进了他的口袋。汽车在科尔涅里乌斯桥和李赫腾斯特茵桥之间的那一段运河旁边停下了。罗莎的尸体被抬到马路上，用铁丝捆了，缚上了一些沉重的东西，然后给抛在运河里。过了好几个月，它才被人发现。
星期四晚上，已经很迟了，我们从城内死尸招领所里出来，听见荒凉的大街上传来了沉重的脚步声。当那个人走到我们旁边的时候，我认出他是罗莎最知己的朋友李奥·尤季歇斯。我跟他谈话。他忧愁地问我们可曾在死尸招领所里看见罗莎的尸体。没有看见，那儿没有她的尸休。
两个月以后，李奥·尤季歇斯被诺斯克雇佣的狗腿子捉了去，害死在监狱里。
一直到星期五早晨，我们才在一批刚送到潘科瓦区医院停尸间里的尸首中找到了库尔特的遗体。他的头部被打得脑浆迸裂，眼珠被压得凸了出来，脸变成了一片模糊的血肉。只有从他的双手和衣服上可以认出他来。
第二天，我们埋葬了库尔特。又过了一天，早晨有一位同志来找我，说现在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我可以跟苏俄遣俘事务委员会的两位同事一起回莫斯科去了。自从我们大使馆的人员在十一月革命前夕被迫撤退以后，这两位同志就一直留在柏林，现在才被遣送回苏维埃俄国。
我象在迷雾中辞别了爱尔娜，象在迷雾中坐上了火车，象在迷雾中走完了全部旅程，象在迷雾中听见人家说，右翼社会民主党人在德国立宪会议选举中获得了多数的选票。我仿佛觉得：嘴里有一股铁锈的味道，到处都是石碳酸气味和尸体的甜津津的血腥气味。
一个严寒的一月傍晚，我们的火车驶进了亚历山大车站。我离开这里只两个半月，但是却好象已经整整离开了一辈子似的。
我的旅伴立刻跟我道别，于是我一个人沿着一条条积雪的莫斯科街道走去。脚底下滑溜，走起来很费力。由于许多日子没有吃饱，我现在头晕。
一辆有篷汽车，停在莫斯科苏维埃门口。大厦的门开了，走出来了一个穿短皮大衣的人。他是雅可夫·米哈依洛维奇·斯维尔德洛夫。我刚要走到他跟前，他已经坐上了车。我激动得嗓子眼里堵住了气，什么话都说不出来了。他向我仔细地看了看，认出了我，大声喊了一句什么，拉住了我，让我坐上汽车，把我带到克里姆林宫，送到庶务处。在庶务处里，他吩咐管事的人立刻烧好水让我洗澡、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扔在火里烧了、发一套红军军装给我，然后打一个电话给他——他会来找我，送我回家去。
一小时以后，我坐在庶务处里，卷起了新军服的太长的袖子，喝着洋铁杯里的热茶。庶务处设在一间灯光暗淡的大房间里。几个年轻的红军战士，坐在沿墙的长凳上。他们悄声谈话，谈的明明是和我有关的事情。我听见一些零碎的句子：“从柏林回来”〔重音在“柏”字上〕，“那儿的孟什维克得胜了……”“这一来那儿的老百姓可要受苦了……”
后来，我休息好了，感到相当舒畅，可以不必浪费斯维尔德洛夫的时间了，可以自己独个儿回家去了。
天晚了。天上透出银绿色。月亮象一个桔黄色的大圆盘子，从中国城齿形的屋顶后面升起。工会大厦的柱子上挂着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的画像，画像嵌在暗红色的镜框里，下面大字题着：“要为李卜克内西和卢森堡的死难复仇，最好的方法是保证共产主义的胜利！”
画象上的卡尔，显得比他辞世前的几个月里年轻得多。可是，罗莎仍旧象她和我在柏林分别的时候一样，她那双美丽的黑眼睛仍旧是那样温柔地向人凝视着。
“一个人活在世上，应当是象一枝两头点亮了的蜡烛，”罗莎喜欢说这句话。
他们两人——罗莎和卡尔——就是这样生活的。让我们永远纪念着他们吧！
[1] 阿尔纳·阿尔努（1833—1895），法国的政治活动家和作家，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社员。
[2] 普罗斯彼尔·奥里维·李沙加勒（1838—1901），法国记者，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社员，著有《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史》。
[3] 凡尔赛军，一八七一年巴黎公社的敌人，反革命资产阶级梯也耳政府在凡尔赛所领导的匪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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