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来给你们讲讲费坎多的故事，人们管他叫“雄辩家”。
费坎多来自康塞普逊。人们也管他叫“长头发马凯”，他的父亲是位空军上校，要不就是位将军。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他在被捕之后才保住了一条命。但他父亲把他从空军军事学院弄出来之前，他在那里也受了不少严刑拷打。
费坎多以前在康塞普逊大学学经济，我碰到他的时候，他刚到南方来。那时我们在地方委员会的工作已经快要完成，但他很快加入了进来，负责坎口山区的工作。
对他来说，这是生活中一个很大的变化，因为他此前一直生活在一个非常有活力的大学圈子中，有很丰富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而到了考汀，我们却把他派到坎口那个有点沉闷的山区小镇。他在那儿却硬是干出了些名堂。他很快与那个地区主要的马普奇人的领导奇华拉夫建立了联系。他们巩固了联盟，动员了当地群众。我和费坎多有一种“童真”式的友谊，可以说我们之间相处得非常愉快。我们在特木科的小旅馆一起住了几个月，他给我留下了非常愉快的记忆。
费坎多为人很和善，非常喜欢开玩笑，他看事情总是看到好的一面，这在我们那种异常紧张、困难、而且永远昼夜不分的工作环境中是个不小的优点。如果我们晚上要出发去乡下，去开会，或者到一些非常偏远的地方去和农民继续讨沦问题，他的那种幽默是种很好的调剂。
但是我对费坎多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九七四年四月到六月间，我们被关押在空军军事学院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当时，根据关押规则，我们总是被剥光了衣服，被蒙上双眼，而且永远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就会被拉出去一枪毙掉。当时费坎多的一个幽默我至今仍记忆犹新。
每隔一段时间，我们会有机会洗一次澡（这样我们就可以洗清身上的血迹和一段时间之后身上不可避免地产生的体臭）。 我记得有一天早晨，一个士兵走过来，说： “起来。” 他们和往常一样，蒙上我的双眼，把我带到走廊里，每次走在这个走廊里的时候，我总是想：完了，他们现在就要把我带到院子里枪毙了。走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他们是要带我去洗澡。
这个时候我身上仍旧一丝不挂，只有眼睛被蒙着。他们把我推到淋浴喷头的下面，敞开门，以便监视着我。我右边的格子里也有一个囚犯。淋浴的水流非常强，冷水几乎是激射在身上，但在当时的环境中，洗个这样的澡已经是非常不容易的了。突然，我听到费坎多在我旁边的浴间中开始放声高歌。我记得他唱的第一首歌是《墨西哥，二月二十三》（这首歌唱的是潘丘·维拉遇害的故事）。
Nuestro México, febrero veintitrés,
Dejó Carranza pasar arnericanos
Diez mil soldados, seiscientos aeroplanos
Buscando a Villa por todoel país.
我们的墨西哥，二月二十三，
卡兰萨让美国人进来
一万名士兵，六百架飞机
在全国搜捕维拉。
我记得以前在农村，还有在特木科我们住的那个小旅馆的房间里的时候，我也总爱唱这首歌。监视我们的士兵的第一反应是向他喝道：
“够了！别唱了！闭上嘴！”
他回答：“为什么？你知道浴室就是唱歌的地方。”
然后他就开始唱另一首歌，卡米里奥·塞斯托的《更多往事》，这首歌当时在圣地亚哥非常流行。后来那名士兵就管费坎多叫卡米里奥·塞斯托，因为他总是在唱歌。他开始唱《更多往事》的时候，我意识到他是唱给我听的。不知道为什么，他觉察到我就在他旁边的浴间里。
那是我这一辈子中洗得最舒服的一次澡！从那以后，我的整个世界都变了。我知道费坎多在我身边，我知道他在空军军事学院中都可以放声歌唱。
十年过去了。我记得我流亡到法国之后，我们在巴黎见过一次。那是在一九七七年，我到巴黎之后的第二年。我们沿着巴黎的大街边走边谈。费坎多好像准备好要回到圣地亚哥，回到智利。
很多年以后，可能是一九九二年或一九九三年，我们在圣地亚哥又碰见了。这离我们在空军学院一起洗澡的时候已经快二十年了。一天下午，我正要进一家电影院看电影，费坎多刚看完前一场从电影院走出来。我们互相看着对方，有好半天我没有认出他来。他的头发都有点花白了，而且我们两个人都发胖了。我们紧紧拥抱在一起，并约好见面。几天之后，我给他打了个电话。他现在是智利最大的私人医疗机构伊萨普雷·康萨劳德的经理。
我们一起去贝拉维斯塔区他熟悉的一家饭馆吃午饭。我们谈了许多，想起过去的好多事情，他告诉我现在智利有了很大的变化。作为一个重要的私人企业的高级管理人员，他肯定要这么说。我记得我们喝了好儿杯加薄荷的那种叫匹斯考的烈酒，那是结束我们那次午餐的最好的力式。这也可能是我们最后一次一起吃午饭了。
从那以后，我又在圣罗萨区见过他一次，我们是在一家家具店里碰见的，当时他和他的妻子正在看家具。我们都非常热情地和对方打招呼，但那却好像是在彼此道别。
时间会流逝，友情会改变，人们会走上不同的道路，这一切都很奇怪，但人们却仍在努力保持快乐，因为，不管怎样，我们都是幸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