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法﹞吉尔斯·达维《从危机到共产化》（2019）
第二章 一个理念的诞生
第一节 阶级主义的终结
1.1 危机中的阶级主义
我们生活在一个由阶级构成的世界里；因此，一个消灭阶级的革命将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它在阶级的基础上进行，第二，它要与这些阶级基础决裂。
自19世纪上半叶以来，批判理论总是会丢下一个。
阶级主义坚持第一个条件，但忽视了第二个条件，正如电影《雪国列车》中的一个人物所说，在历史的列车中，过去所有的革命都失败了，因为工人不能“夺取推动社会前进的发动机”。而有谁比工人更能接过这台发动机呢？因此，阶级主义自然应该是工人主义。它很少说只有工厂工人才是无产阶级，而只是在体力劳动的基础上增加了其他层次（办公室文员、车间助理、学校教师......）。它总是会提到全世界劳动力的统计数字，相信全球去工业化的论点，认为现在有更多的人成为雇佣劳动者，新的工厂不断地建造。
这一切或大部分是真的，但是偏离了重点。问题不是就业、半就业或失业工人在世界人口中的比例，而是他们与工作的关系和对工作的态度。
阶级主义是工人与资本斗争的必然实践和理论，只要工人与资本共存，阶级主义就会长期存在。20世纪20年代初，一首中国工人歌曲说“工作将是快乐，将是我们献身于同胞之爱。我们将被自由之钟唤去工作，携手合唱——『工人万岁』！”[1]歌词反应了无产者的一种暧昧的态度，他们希望管理奴役自己工具，使其符合自己的利益，以此来解放自己。
1969年以后，矛盾在意大利变得明显起来，两个极端相遇了：一方面是工人反对资本，虽然没有大罢工，但在自治和暴力方面比法国或美国走得更远；但是，在另一方面，往往也是这些工人，他们拒绝工作，采取一种反对工作的态度。这是60-70年代与之前的一个显著不同，但是只有少数人变成了这样，他们也没有把这种极端的冲突推向一个转折点。当1977年无产者在罗马大学驱逐（共产党领导的）意大利总工会领袖时，他们是在与一个明显的、但却是外在的敌人作战，而共产主义的起义将瞄准内部目标，建立新的关系，消灭商业和利润，使自己不再是工人和雇佣劳动者。
这种观点完全迷惑了阶级主义和工人主义，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们的理论失去了活力。史蒂夫-怀特（Steve Wright）对意大利自治主义的经典研究《闹天宫》（ Storming Heaven: Class Composition and Struggle in Italian Autonomist Marxism）的最后一章，标题就是 “工人主义的崩溃”。
阶级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文化还活着，但它的支点已经崩溃了。反阶级主义或者说无阶级主义现在处于统治地位。共产主义革命将在阶级基础之上进行的事实，被否认或回避了。在讨论共产化之前，讨论一下这个棘手的问题将有助于进入问题的核心。
1.2 不再流行的阶级
几十年前，学者们常常会把英国革命和法国大革命解释为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从贵族统治向资产阶级统治的过渡。而现在学术界的主流和教科书将阶级因素消融了。历史学家认为，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有着太多的利益分歧和冲突，无法作为一个社会群体来行动，所以1789年法国根本没有资产阶级，这句话的言下之意就是21世纪也不可能有资产阶级。这一点也影响了激进政治理论，使得问题倍增，比如关于性别、职业、性取向、环境、种族、年龄、民族的问题，然后不得不进行调和（可以说是交叉的部分）。
一些彻底淡化阶级的理论，来自已经过气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阿迪斯（Cornelius Castoriadis），这个社会主义还是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的光辉人物，成为了后现代主义的先驱，而这个组织的另一位成员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Jean-Fran.ois Lyotard）则将其发扬光大。[2]他们是最早提出后工人社会学说的人。当利奥塔德在1979年警告我们要警惕宏大叙事带来的极权主义风险时，他并不是指《圣经》或《古兰经》，他针对的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上升的资产阶级曾宣称要带来繁荣、和平和自由，我们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所以利奥塔德认为，无产阶级自诩解放人类是个骗局。马克思的梦想导致了斯大林主义的噩梦。我们所能做的就是支持小叙事——零碎的局部改革。
卡斯托里亚迪斯和利奥塔德擅长揭穿无产阶级可以而且应该取代资产阶级的观点：这是他们唯一知道的共产主义理论。当列宁说工人将推翻资产阶级政府并夺取政权时，他的意思是工人的代表会这样做，即他的党。当“社会主义还是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的成员说这话时，他们指的是工人自己。与列宁不同，他们是真正的革命者。和列宁一样，他们把劳动者管理的资本主义误认为是共产主义。革命不是工人为了管理经济而夺取政治权力。
随着以前的革命理论家与革命渐行渐远，一种混乱冲击着激进派。为了振奋精神，激进主义者往往会阅读现在和过去的斗争历史。矛盾的是，在70年代，当反叛的浪潮退去，一些激进派阅读历史却起到了反效果，他们了解了许多现代革命运动的历史，但越来越觉得这些运动不革命。他们一开始是反对神化无产阶级，后来却走向了极端。扭曲的逻辑在告诉我们，一个团体越是强调工人阶级（比如德国共产主义工人党，KAPD），它就越是接近反革命。马尔库塞关于整合工人阶级的著名论述被进一步贯彻：现在整合工人的，不是武力或计谋，而是工人自己的行动，他们越是与老板斗争，就越是把自己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卡斯托里阿迪斯和雅克-卡马特（当然是以不同的方式）详尽地阐述了资本和无产阶级是怎样相互需要和相互滋生的。他们甚至反复强调，与开明的中产阶级相比，狭隘的工人阶级是“反动的”[3]。
这一切没有去除对无产者的神化，而是用一个神话代替了另一个神话。
1.3 一个无所不包的阶级（Operaismo，工人主义）
意大利自治主义者直接经历了一部分工人阶级对工作的自我批判，他们是这种实践的产物。但是，由于其关注的主要是政治问题——也就是说，由于它正在寻找一种动员和组织人们的方法，所以，工人主义认为工作问题为它提供了一个有效的主题和口号，它比传统工人运动的主题和口号更能适应现代。很简单，自治将从工作的世界扩展到整个社会。生产不再仅仅发生在流水线上，而是发生在“社会工厂”里，包括家庭、街道、学校、监狱、医院......，总而言之，一切资本主义社会再生产的地方。由于资本无处不在，它的对立面，无产者，也无处不在，无产者是菲亚特的金属工人，也是失业者、家庭主妇、学生、精神病人、犯人等等。如果人人都是工人，那么，“政治工资”或人人收入都有保障（最初由工人力量（Potere Operaio）提出）这个口号，就会把几乎所有底层人民都聚集在一起，
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生产，以及价值生产从何而来。价值当然不只是来自流水线，但也不是来自任何地方。整个理论的关键在于生产和再生产这两个词。这个社会的所有或大多数要素，从陪酒女郎到教皇，都对社会的延续做出了贡献，这可以称为再生产，那么为什么他们所从事的工作不能称为劳动呢？确实，这是个问题（陪酒女郎被认为是性工作者），但此时我们谈的就不是剩余价值的生产了。如果我们要谈论剩余价值的生产，我们就不得不承认丰田公司流水线上的工人和播报新闻的媒体团队之间的区别。奇怪的是，再生产这个概念消解了生产......。
但工人主义运动并不在乎这个问题，它的一个中心纲领就是工作越来越没有意义。如果到处都在生产价值，那么工作对资本积累就不再是至关重要的，而统治阶级将其作为控制群众的手段。工作已经与价值的创造脱钩。马克思分析的剥削（“榨取更多的剩余价值”）是次要的统治。自治主义者说，马克思主义的一个主要缺点是过分强调资本主义的经济方面，而忽视了它的（重要得多的）社会政治方面。
那为什么要讲阶级呢？无所不包的阶级，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术语，因为任何阶级都不能单独存在。如果有一个群体，它生产了大量价值，并使这些价值流通起来，那么它是阶级吗？不是，而是几乎包含了我们所有人（99%）的群众。这样的话阶级分析就没有任何线索，而且是分裂性的，那么我们应该谈些什么呢？虽然很多理论家不喜欢人民这个词，但这个概念相当好地了概括意大利自治主义者的核心。
上一章所描述的“少数中的少数”只是间接地受到了工人主义的影响。我们从意大利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是，我们不能回避工作这个问题。
1.4 从阶级到个体
对工人运动和阶级困境的另一个答案是认为资本主义产生的无产者是潜在的个体[4]。
这种理论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超越了它的阶级结构。它的发展将不再依赖于从剥削劳动中获得的利润，而是依赖于价值自身的转化能力，金融取代制造业成为主要的商业模式。与自治主义者一样，这种理论认为，雇佣劳动之所以继续存在，不是因为它对价值生产来说不可或缺，而是因为它是一种社会控制机制。
旧的无产阶级/资产阶级冲突无休止地重复产生。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新的冲突，一方是可以完全依靠自己来增长的价值，另一方是摆脱了阶级纽带的潜在个人联合体，它将引发一场“以人类为名”的革命。马克思在1843年所描述的无产阶级已经被资本主义所创造。“形成一个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一个表明一切等级解体的等级；一个由于自己受的普遍苦难而具有普遍性质的领域，这个阶级并不要求享有任何一种特殊权利，因为它的痛苦不是特殊的无权，而是一般无权，它不能再求助于历史权利，而只能求助于人权，它不是同德国国家制度的后果发生片面矛盾，而是同它的前提发生全面矛盾。”[5]资本主义（但如果资本的具体现实已经融合到其他现实中，它还是 “资本主义 ”吗?）本身就会引入共产主义的先决条件，而无产阶级个体只需要将其付诸实施。
如果资本主义自己去阶级化，那么这种观点就是有用的，但它做不到。它不会为我们做这件事。“人的称号”（human title）的确是革命的内容，但它事先并不存在，只有在起义过程中才会出现。资本主义不会取消阶级。
不过，这种理论还是指出了一个基本的层面：共产主义革命确实超越了阶级，如果不超越阶级，它要么让资产阶级掌权，要么建立一个很快就变成反工人的工人政权。这种理论的优点是强调革命是创造社会化的个体。社会与个人，这对关系难以表达（标准的词语不适合），但易于体会，创造社会化的个体，是共产化的组成部分之一。
我们的目的不是为了证明除了我们以外，所有人都是错的。我们想做的是，用迂回的方法说明我们面对的问题多么复杂。不是因为一切都很矛盾，而是因为“无产阶级”是矛盾的：一个不是阶级的阶级，它的行动将取消一切阶级。我们所总结的每一种立场都反映了现实的一个侧面[6]。
尽管有各种不同的说法，但大多数拒绝阶级的理论家都提出，资本与工人的冲突只能是资本主义内部的冲突，这就是他们的错误之处。我们不同意这个“只能”，不仅仅是出于相信革命的意愿，而是因为它是不符合历史的。阶级观点的衰落，主要是由于70年代工人阶级的失败。那么如果蓝领工人在亚洲重新激进起来呢？如果棚户区和贫民区的人激进起来呢？他们是工人。事实上，现在用种族、性别或宗教术语来解释的斗争，有很大一部分在四十年前会被贴上阶级冲突的标签。阶级和以前一样是现实，但“阶级”这个词已经变成了忌讳。正如矮胖子在《爱丽丝镜中奇遇记》中“用相当蔑视的语气”说的那样，当我使用（或拒绝）一个词时，“它意味着我选择这个词来表达我的意思”。
第二节 面对这个疑难杂症
我们的努力是为了重新定义阶级。
定义发工资的工作是相当容易的，不论是在大众汽车厂拥有一份稳定工作的工人，还是中国的流动民工，都是被雇佣的工人。然而，这只能帮我们界定无产者和无产阶级，而麻烦就从这里开始了：我们对雇佣劳动（和资本）如何才能被摧毁，已经不是那么确定了。对马克思来说，这并不是一个重大的难题，他大体上把无产阶级等同于工人阶级。《共产党宣言》发表一个半世纪后，历史告诉我们，各阶级在社会中的位置与他们在革命中的行为有联系，但这种联系并不是因果关系，因为劳动者（无论是否就业）并不总是反对雇佣劳动这个制度。他或她怎样才能集体行动起来，成为革命者呢？
19世纪的革命家对“劳动王国”的含义有独到的见解，他们认为它是一种普遍的资本主义：“共同性只是劳动的共同性以及由共同的资本即作为普遍的资本家的共同体支付的工资的平等。这种关系的两个方面被提高到想象的普遍性的程度：劳动是每个人的本分，而资本是共同体的公认的普遍性和力量。”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共产主义一节）
一年后，马克思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废除劳动/工作的观点。
谈论自由的、人的、社会的劳动，谈论没有私有财产的劳动，是一种最大的误解。“劳动”，按其本质来说，是非自由的、非人的、非社会的、被私有财产所决定的并且创造私有财产的活动。因此，废除私有财产只有被理解为废除“劳动”（当然，这种废除只有通过劳动本身才有可能，就是说，只有通过社会的物质活动才有可能，而决不能把它理解为用一种范畴代替另一种范畴）的时候，才能成为现实。因此，一种“劳动组织”就是一种矛盾。这种能够获得劳动的最好的组织，就是现在的组织，就是自由竞争，就是所有它先前的似乎是“社会的”组织的解体。（评弗里德里希·李斯特的著作《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1845年）
这句话和类似的话说明了上述矛盾的长期性。马克思、恩格斯及其后继者，都没有直接提出工人阶级如何废除劳动的问题。例如，在恩格斯关于 “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解释中，没有对人的活动和工作进行区分，这就排除了对工作进行批判的一切可能性[7]，因此，革命使工作再生，社会主义是一个围绕工作而组织起来的社会。[8]在大多数情况下，当人们设想对生产活动和整个社会生活进行彻底变革时，这种变革来自于更多的机械化，而在20世纪则是自动化。[9]
第三节 公共物品
近代以来，西尔万-马雷夏尔（Sylvain Maréchal）、巴贝夫、马克思、1871年的阿尔图尔·兰波，[10]克鲁泡特金和许多无政府主义者，上世纪30年代的荷兰委员会共产主义者等等，都曾提出过无数种对未来共产主义世界的设想。[11]
物品公有或物品的共同体! 土地上不再有个人财产：土地不属于任何人。我们要求，我们希望，共同享受土地的成果：成果属于所有人。——西尔万-马雷夏尔《平等宣言》，1796年。
那么，要采取的第一步，就是要废除一个享有特权的阶级，他们推卸自己作为人的义务，从而强迫别人去做他们拒绝的工作。所有的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能力工作，生产他们所消费的东西——也就是说，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的生活尽力工作，他的生活应该得到保证，也就是社会为其所有成员提供的一切好处....。使劳动具有吸引力的第一步，是把使劳动富有成果的手段——资本，包括土地、机器、工厂等等，交到社会的手中，用于造福所有人，这样，我们就可能努力“满足”每个人和所有人的真正的“需求”——也就是说，为生存而工作，而不是为满足市场的需求而工作，不是为利润而工作，消除强迫别人违背自己意志而工作的权力。（威廉-莫里斯《有用的工作与无用的劳作》，1884年）
社会财富：土地和生产资料、分配资料、运输资料共同占有，生产是为了使用而不是为了盈利....。全面彻底的社会主义需要彻底废除货币、买卖和工资制度。它意味着社会必须给自己规定一个任务，即提供给人民需要和渴望的一切东西，并在人民需要的时候供应这些东西。（西尔维娅-潘克赫斯特《未来社会》，1923年）
共产主义者提出的解决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的办法是什么？1931年，奥托-吕勒写道，经济应该“回到它的原始角色：为所有人提供物品。他们要用工作来换取面包......为了使生产适应需要，这种新的经济形式必须控制生产资料。因此，必须把生产资料掌握在社会手中 ”[12]。
共产主义的设想方式可以用以下等式来概括。
共产主义= 直接民主= 满足需求 = 共同体+丰裕= 平等
既然未来被设想为一个自我组织的人类社会，那么最大的问题就是要知道它将如何组织起来。谁将领导：每个人，还是没有人？这个集体如何定义自己？人类会不会把责任下放给少数人，如果会，如何下放？
这一切都取决于我们心目中的共同体是什么。
这里有一个突出的问题：我们预期中共同体通常以民主方式进行运作。
对我们来说，制度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因此民主也不是优先考虑的问题。
我们在这里不再对民主进行批判，我们在其他文章中已经论述过了，[13]我们将集中讨论一点：由于绝大多数革命者（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首先把共产主义看成是组织社会的一种新方式，所以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如何找到最好的组织形式，换句话说，体制，不管它是固定的还是可调整的，复杂的还是极其简单的。（个人无政府主义不过是另一种组织形式：小我的共存，他们可以自由平等，因为每个人都是独立于其他组织的）。
我们从另一个立场出发：共产主义关注的是人类的活动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他们相互之间产生联系的方式取决于他们一起做什么。共产主义组织生产，不惧怕制度，然而它首先既不是制度也不是生产：它是活动。
第四节 “向失望和怒气告别”（简-奥斯汀《傲慢与偏见》）。
马克思并不是共产化这一概念的唯一祖师。
德国和荷兰的左翼共产主义者强调革命是自我行动，是被剥削者的解放，是自我生产。因此他们拒绝一切中介：议会、政党或工会。不满足这些条件，就没有革命，没有共产化。[14]
意大利左翼共产主义者坚持认为，革命不是一个组织问题：摆脱雇佣劳动意味着要抛弃一切形式的货币，消除价值，消除作为独立实体的企业，消除经济这个人类活动中的特殊领域。不少人把阿马迪奥-波尔迪加当作一个老糊涂或一个顽固的列宁主义者：这两点都错了。他是一个反面教材，对潮流不敏感，对迟来的认识不关心，很难给他定一个位置。但他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波尔迪加是极少数在生态成为流行语之前就关心生态的人之一。共产主义不会是“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而是反对积累。他在1952年写道：“认为现代技术不足以建设共产主义，这是一种谎言，资本主义早已创造了一个技术基础，即生产力的遗产，这对我们来说已经足够了......更何况，资本主义已经过度建设了。” （《政治与建设》，1952年）[15]
最后是情境主义的影响。正如情境主义国际在1963年写的那样：“革命的核心无非是压制现今通常意义上的工作（和无产阶级的工作），以及一切使这些工作形式合理的东西。” （《意识形态、阶级和自然界的统治》，《情境主义国际》no. 8, 1963）
波尔迪加提出了资产阶级政治权力被粉碎后要实现的目标，情境主义者说，要使商品交换、工资制度和经济枯萎，就需要从起义那一刻开始就对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改造。赋予日常生活以真实的、广泛的意义，把工人管理扩展到一般化的日常生活的自我管理，这意味着超越了委员会共产主义的工人管理，是一个质的飞跃，如果我们改变了整个生活，那么生产、工作场所、工作和经济就不能再作为独立的领域存在了。
德国左翼共产主义者看到了革命的形式，意大利左翼共产主义者看到了革命的内容，而情境主义国际则看到了实现这一内容的唯一途径。
第五节 总结
实质上，革命只有把所有的社会关系都改变成共产主义关系，才是共产主义的，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从革命的最初阶段就着手进行。货币、雇佣劳动、进行价值积累的独立企业、与生活其他部分割裂开来的工作时间、为价值而生产、私有财产、作为社会生活和冲突中介的国家机构、学与做的分离、追求一切事物最大最快的流通——所有这些都必须被消灭，而不仅仅是由集体控制或转为公有。它们必须被一种共产化的、没有货币、没有利润、没有国家的生活方式所取代。
这与其说是时间问题（多长时间?多快或多慢?），不如说是做什么、由谁来做，以及如何做的问题。在革命的初期，起义者如何对待工作场所，如何组织街头战斗，如何自食其力，如何处理与儿童的关系，都将影响未来事件的发展方向。
我们并不反对过渡这个概念，我们认为共产主义不会在一瞬间实现。然而概念是有历史的，“过渡”不仅仅是一个短暂的瞬间，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一个全面的过渡性社会。
不管马克思的劳动券到底如何，至少他的《哥达纲领批判》（1875）是想描述一个没有货币，因而没有雇佣劳动的社会。他以时间为基础的货币方案，是根据每个人对共同财富的贡献来奖励他们，是一种临时方式。后来，当社会民主党和列宁主义者接受过渡的概念时﹐他们便忘记了这个目标，他们唯一关注的是计划经济的运作。[16]
共产化不会在一瞬间完成，但它需要立刻开始，因为它不会经过一个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中间时期，这里的中间时期是指，工人阶级仍然会工作，不再为利润或老板工作，只为自己工作，继续发展“生产力”，然后才能享受完全成熟的工业化成果。这不是共产主义革命的方案。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没有必要继续发展工业，特别是现在这样的工业。而我写这些，并不是因为生态运动和左翼中的反工业潮流。但就像四十年前有人说的那样，一半的工厂要关闭。
共产主义这种深层次、全方位的变革，将跨越几十年，也许几代人的时间，才会占领世界。在这之前，它将横跨两个时代，仍然容易发生内部的腐朽，或受到外部的破坏，更何况有些地区可能会长期落后，有些地区则会经历暂时的混乱。但最主要的是，共产化必须尽快开始。开始转型的时间越早，最开始的转型力度越大，转型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第六节 如果这很简单，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共产化”的前景等了这么久才明确？
资本主义的萌芽时期，也就是19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一个遥望共产主义的时代。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可能是当时最尖锐的社会批判，以至于作者本人认为没有必要流传这份文本，使得它近百年后（1932年）才出版。后来，随着工人运动开始反对获胜的资产阶级，共产主义的直觉变成了示威，失去了它的前瞻性。1848年《共产党宣言》的具体措施与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相协调，共产主义只在《资本论》第一卷（1867年）中有所暗示，《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也很难被视为共产主义。尽管马克思从来没有忽视共产主义，但从他对俄国公社的兴趣可以看出，他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接近于一种批判性的政治经济学，也是一种对“历史规律”的探索。[17]
共产主义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的时代。在21世纪初，我们天真地认为我们比自己的前辈更聪明，因为我们意识到生产力的破坏性有多大。正如资本主义的性质是不变的一样，无产阶级的性质和纲领也是不变的。但是，这个纲领却不能摆脱每个时期的形势和心态。
18世纪末，在法国这个饱受饥饿和极端不平等困扰，工厂工人极少的国家，巴贝夫主张实行平等主义和农业共产主义。他最关心的是让每个人都有饭吃。对于受压迫的男女来说，把结束剥削等同于征服自然，这是不可避免的。
五十年或一百年后，当工业增长正在造成一种新的贫困、失业和无财产的时候，革命者看到了解决的办法，那就是由工人来管理，来“发展生产力”，通过制造生活必需品来造福大众，把人类从必需品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马克思目前经常被嘲笑为生产主义者，我们必须理解他为什么说“发展生产力是共产主义的物质前提”。这段话值得全文引用。
这种“异化”（用哲学家易懂的话来说）当然只有在具备了两个实际前提之后才会消灭。要使这种异化成为一种“不堪忍受的”力量，即成为革命所要反对的力量，就必须让它把人类的大多数变成完全“没有财产的”人，同时这些人又和现存的有钱的有教养的世界相对立，而这两个条件都是以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和高度发展为前提的。另一方面，生产力的这种发展（随着这种发展，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了）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就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也就是说，全部陈腐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其次，这种发展之所以是必需的前提，还因为：只有随着生产力的这种普遍发展，人们之间的普遍交往才能建立起来；由于普遍的交往，一方面，可以发现在一切民族中同时都存在着“没有财产的”群众这一事实（普遍竞争），而其中每一民族同其他民族的变革都有依存关系；最后，狭隘地域性的个人为世界历史性的、真正普遍的个人所代替。不这样，（1）共产主义就只能作为某种地域性的东西而存在；（2）交往的力量本身就不可能发展成为一种普遍的因而是不堪忍受的力量：它们会依然处于家庭的、笼罩着迷信气氛的“境地”；（3）交往的任何扩大都会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立即”同时发生的行动才可能是经验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有关的世界交往的普遍发展为前提的。否则，例如财产一般怎么能够具有某种历史，采取各种不同的形式呢？例如地产怎么能够像在今天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那样，根据现有不同的条件而发展（法国从分散的形式发展到集中于少数人之手，而在英国则是从集中于少数人之手的状况发展到分散的形式）呢？或者贸易（它只不过是不同个人和不同国家的产品交换）怎么能够通过供求关系而统治全世界呢？用一位英国经济学家的话来说，这种关系就像古代的命运之神一样，逍遥于寰球之上，用看不见的手分配人间的幸福和灾难，把一些王国创造出来又把它们摧毁掉，使一些民族产生又使它们趋于衰亡；但随着基础、即私有制的消灭，随着对生产实行共产主义的调节（这种调节消灭人们对于自己产品的异化关系），供求关系的统治也将消失，人们将使交换、生产及其相互关系的方式重新受自己的支配。（《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部分A节）
一个世纪后，生态成为了流行词汇。没有人真的相信工厂或工人管理能够带我们走进天堂，新的公众正统观念宣布工业梦是一场噩梦，所以大家驳斥技术崇拜或倡导可再生能源和绿色建筑。
当资本主义统治一切，遍布全球（即人们热议的全球化），密集地渗透到日常生活和行为中时，共产化是创造共产主义的革命，而不是共产主义的前提条件，这种观点就更加清晰地出现了。这是对不可避免的问题的最好回答，即为什么现在要谈共产化？
人们可能会问，为什么“共产化”在1969-77年的意大利几乎没有出现，而当时这个国家已经接近崩溃的边缘。部分答案很可能在意大利工人自治的现实中找到，在理论上和实践上都是如此。工人主义更多强调的是革命的“主体”或代理人，而不是革命的内容，所以革命的内容最终只剩下自治。正如§1.3所解释的那样，这与工人主义的局限性有关，它的目标是创造或刺激组织（自上而下的、党领导的，或者自下而上的、以委员会为基础的，这取决于我们看的是哪个自治团体）。这可能是为什么虽然有大量关于共产主义实践的批判和努力，但却很少有关于共产化的综合性理论。除了这样的假说之外，如果着手进行一刀切的概括，声称要用某个国家阶级斗争的起伏，来解释理论在这个国家的（错误）应用，那是很冒险的。预言过去是没有什么乐趣的。
第七节 共产化
在英语中，这个词已经使用了很长时间，所表达的意思与我们在这里研究的内容截然不同。共产化通常是苏维埃化的同义词，即执行列宁主义（以及后来的斯大林主义）意义上的共产党的全部计划。[18]
它还有一种比较少见的用法，成为了激进的集体化的同义词，特别是1936-39年的西班牙，当时的工厂、农场、农村和城市都由工人或农民集体管理。虽然这与我们所说的共产化有关，但这些集体大多发行了当地货币，或把劳动时间作为物物交换的手段。这些集体是工人管理的企业，为人民谋福利，然而它们仍然是企业。
这不是共产化。
我们不确定是谁首先用这个词来表示我们所说的意思。据我们所知，是多米尼克-布朗克（Dominique Blanc）：在1972-74年的口头发言中，以及在1975-76年由OJTR出版的《没有货币的世界》（Un Monde sans argent）中，（该组织还出版了《战斗性，异化的最高阶段》）[19]。这本书说，共产主义革命与所有改良主义的区别，不在于革命需要起义，而在于这种起义必须开始使社会共产化......否则它就没有共产主义的内容。在这方面，这本书仍然是一篇关键性的文章。
说到词语，我们几乎没有合适的词汇来表达我们的观点：“我们所掌握的描述一个社会的词语，并没有预见到这个社会可能是共产主义的”。（布鲁诺-阿斯塔里安）[20]
不过首先，让我们来讨论一下工作。
[1] 哈罗德·伊罗生（Harold Isaacs），《中国革命的悲剧》第三章（The Traged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2] 让-弗朗索瓦-利奥塔德（Jean-François Lyotard）因其《后现代条件，一个关于知识的报告》（Postmodern Condition A Report on Knowledge）（1979）而闻名世界，成为后现代主义的奠基人。有趣的是，他的论文与其说是用社会因素支撑的，不如说是用技术因素支撑的，比如通讯、大众媒体、计算机和人工智能的进步。然后，他继续将非物质性理论化。我们更愿意记住他1956-63年关于阿尔及利亚的文章，这些文章最初发表在《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上，并收录在《阿尔及利亚的战争》（La guerre des Algériens）（Paris: Galilee, 1989）中。
[3] 欧文·琼斯（Owen Jones）的Chavs: The Demoniza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erso, 2011），是反工人阶级理论和无阶级社会神话的解药
[4] Temps Critiques（tempscritiques. free.fr）详细阐述了这一理论。据我们所知，没有任何英文版本。
[5] 《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
[6] 上面的简要研究没有提到反工业派别，因为与其他提到的派别不同，阶级不是他们的出发点。
[7] 恩格斯，《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1876年
[8] 随着社会对生产资料的夺取，商品的生产被取消，同时，产品对生产者的掌握也被取消。社会的生产无政府状态就让位于按照全社会和每个成员的需要对生产进行的社会的有计划的调节……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日益把大多数居民变为无产者，同时就造成一种在死亡的威胁下不得不去完成这个变革的力量……无产阶级将取得国家政权，并且首先把生产资料变为国家财产。但是，这样一来它就消灭了作为无产阶级的自身，消灭了一切阶级差别和阶级对立，也消灭了作为国家的国家。——恩格斯，《反杜林论》，第三编，社会主义
[9] 保罗-拉法格的《懒惰权》在1880年写成后，成为法国改良派和激进派的经典之作。它的吸引力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它是一个对资本主义中取其精华（生产丰富的商品）而去其糟粕（剥削生产者）的计划。按照它的说法，由于“人类的救赎者”：机器，每天的工作时间将减少到三个小时。亚里士多德曾为奴隶制辩护，他的理由是：一部分人必须照顾基本需要，以使少数人能够享受更高的追求。“如果... ...梭子会编织... ...，首席工人就不会想要仆人，主人也不会想要奴隶。” 拉法格对希腊哲学家的话深信不疑，并宣布这一天已经到来。社会民主党人和后来的斯大林主义者“收回”懒惰权时毫不犹豫：对他们来说，社会主义是工业发展的决定性步骤，迄今为止，工业发展只使资产阶级受益，但现在它将以群众的利益为重。拉法格对“工作权”的抨击尽管具有直观的论辩活力，但它既不是对工资劳动（人类活动的买卖）的批判，也不是对工作分离（先挣钱再消费）的批判。
[10] 据他的朋友E.德拉埃说，兰波在1871年写了一份《共产主义宪法计划》，其中包括直接民主，代表要经常被罢免，公社联合会，没有货币，义务劳动共同决定。虽然兰波没有参加巴黎公社，也几乎肯定没有读过马克思的书，但这与公社的纲领和“生产者联合体 ”是接近的。
[11] 由于在《共产主义运动的消失和重现》中已经研究了到了委员会共产主义在30年代的纲领，这里不再赘述。
[12] 奥托-吕勒，《全球危机或走向国家资本主义》，（La crise mondial ou vers le capitalisme d’État）以 “卡尔-施图曼 ”的名字出版，没有英文版
[13] 关于对民主的批判，参见Gilles Dauvé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Autonomy,” libcom, 2008, https://libcom.org/library/a-contribution-critique-political-autonomy-gilles-dauve-2008
[14] 关于1917年之后的左翼共产主义，参见Denis Authier and Gilles Dauvé, “The Communist Left in Germany 1918–1921,” https://www.marxists.org/subject/germany-1918-23/dauve-authier/index.htm
有关于德国、意大利的左翼共产主义者，社会主义还是野蛮，以及情境主义国际，参见文章，“Recollecting Our Past,” La Banquise, no. 2, 1983, https://libcom.org/files/Banquse_recollecting.pdf
[15] 波尔迪加的文章很少被翻译成英文。他有一本关于生态的散文集，名为《谋杀死者：阿马迪奥-波尔迪加与资本主义和其他灾难》（Murdering the Dead: Amadeo Bordiga on Capitalism and Other Disasters）（伦敦：Antagonism出版社，2001年），也可在libcom上查阅。为了了解他的贡献，我们可以把他与另一位多产的作家，美国马克思主义者哈尔-德雷珀（Hal Draper）进行比较，他的四卷本《卡尔-马克思的革命理论》（Karl Marx's Theory of Revolution），是一个非常有用的信息来源。德雷珀给出了一个很好的纲要，而波尔迪加则促成了一个突破。
[16] 布哈林，《过渡时期经济学》。
[17] 《共产党宣言》的任务，是宣告现代资产阶级所有制必然灭亡。但是在俄国，我们看见，除了迅速盛行起来的资本主义狂热和刚开始发展的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外，大半土地仍归农民公共占有。那么试问：俄国公社，这一固然已经大遭破坏的原始土地公共占有形式，是能够直接过渡到高级的共产主义的公共占有形式呢？或者相反，它还必须先经历西方的历史发展所经历的那个瓦解过程呢？——《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
关于俄国公社和民粹主义，参见弗朗诺-文图里（Frano Venturi）的佳作，Roots of Revolution: A History of the Populist and Socialist Movement in 19th Century Russia, 第一版出版于1952年。
[18] 例如，罗伯特·瑟维斯（Robert Service），《托洛茨基传》（Trotsky: A Biography），第282页。这是韦伯斯特词典在1961年和1993年的定义，也是维基百科在2010年给出的大致定义。共产主义者偶尔会用共产化来表示无产阶级对权力和生产资料的有效接管，与 “模糊”（社会民主主义）的社会化相对应
[19] 不管是谁创造了这个词，这个想法在1965年至1972年期间，在巴黎书店La Vieille Taupe（“老鼹鼠”）周围流传。自68年5月事件以来，这家书店的老板皮埃尔-纪尧姆（Pierre Guillaume），一直认为革命是一个共产化的过程，他曾是 “社会主义或野蛮”（Socialisme ou Barbarie）和 “未来之路”（Pouvoir Ouvrier）的成员，也曾一度与居伊·德波（Guy Debord）关系密切，。布朗克是第一个公开强调其重要性的人。见Un Monde sans argent（《没有货币的世界》），https://libcom.org/library/world-without-money-communism-les-amis-de-4-millions-de-jeunes-travailleurs
关于这一小圈子的历史和后来的演变，见 “回顾我们的过去”，https://libcom.org/library/re-collecting-our-past-la-banquise
[20] Bruno Astarian, “Crisis Activity and Communisation,” 2010, http://www.hicsalta-communisation.com/english/crisis-activity-and-communis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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