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德国工会运动简史》（1954）
第七章 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会在十一月革命和战后革命危机期间的斗争
（1918—1923年）
1．1918年十一月革命和灾对德国工会运动的意义
1918年11月9日，柏林工人响应斯巴达库斯同盟和革命公众领袖的号召，举行了总罢工和武装起义，清除了帝国的君主政体。德国工会运动几十年来的要求，由群众自己一举实现了：八小时工作制，无限制的结社自由，失业救济，普遍选举权，废除农村半封建的劳役制使雇农成为容克地主奴隶式的仆役的制度。这一切，工人都在11月的日子里争得了。
但是革命的任务是远远大于这些已取得的资产阶级民主的自由的。革命的任务是：摧毁旧的国家机器，把最重要的工业部门和银行变为人民所有，进行民主工地改革，从而推翻垄断资本在政治上经济上的统治。同时和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建立坚固的战斗同盟。这个政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的工农政权，它毫不迟疑地给了德国工人以各种物质和政治上的援助。
这些革命的基本任务，是德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斯巴达库斯同盟和后来的德国共产党——通过它们的领袖卡尔·李卜克内西和罗莎·卢森堡提出来的，是不断地受到所有工人的拥护的，它们完全符合工会的根本利益。只有完成了这些任务，才能最后地消除无产阶级的贫困，切实改善工人的生活。工会的任务是，推动革命不断地向前发展，贯彻革命的基本任务。工人阶级的一大部分都非常坚决地赞同这样的目标，站在这一部分的最前列的，许多都是工会会员。他们学习俄国苏维埃的伟大榜样，在德国各地建立了工兵会议。工人阶级建立了武装队伍，在柏林、不来梅、布劳施威格、慕尼黑和爱森等地建立了人民海军师和红色警卫队。许多工会会员加入了德国无产阶级的第一支武装队伍，去保卫革命成果，使革命进行到底。我们为有这些拿起武器来为工人事业而斗争的会员同志而感到骄傲。
在革命过程中，工人在自己的革命先锋队的领导下，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权力，在不来梅和巴伐利亚建立了会议共和国。凡是工兵代表会议由真正的革命者所领导的地方，例如在弗里茨·赫克特领导下的克姆尼茨，工兵代表会议就广泛地起着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政权机关的作用。这些事例表明，德国劳动群众的斗争具有巨大的革命可能性。德国1918年十一月革命也有助于其他中西欧国家的群众斗争的高涨。它减轻了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严重情况，因为它大大地削弱和摧残了苏维埃政权的一个主要敌人——德国帝国主义。这个时候，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的肩上承担着十分重大的国际义务，因为它要是胜利了，它邻国的阶级兄弟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就。德国垄断资本家和容克地主用尽了一切办法来避免威胁着他俩的致命危险，竭力防止革命取得最后胜利，力使革命淹死在血泊中。他们在右派社会民主党和右派工会领袖的支持下，组织了反革命，建立了反革命的部队和各种反革命组织，发动了一次对所有进步力量的疯狂进攻。他们利用劳动群众广泛阶层对议会制的幻想和渴望和平的要求，成功地借“安宁和秩序”的口号唆使劳动人的多数脱离了有意识的革命斗争，他们击毁了例如1919年1月和3月在柏林和4月到5月在慕尼黑等地血战中的战斗先锋队，谋杀了像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勒奧·约吉舍斯这棒优秀的先锋战士。
这次革命成为尚未完成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它仅仅废除了君主专政，给劳动人民带来了若干民主权利和社会政策方面的改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代替了君主专政。这个共和国虽然戴着社会民主党领导的资产阶级议会主义的面纱，但是它的权力仍然掌握在垄断资本、银行资本和大地主的手中。十一月革命的基本任务——毀灭德国帝国主义的基础，粉碎旧的国家机器，从而创造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前提——并没有解决。”（瓦尔特·乌布利希：“德国工运史论文集”，第一卷，柏林底茨出版社1953年版，第三四——三五页）。
德国资产阶级在反对德国人民的斗争中，得到了美英帝国主义的全力支持。美英帝国主义者的战争目标已经达到，他们除去了世界市场上德国的竞争。现在便想利用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作为雇佣兵和突击队，去反对德国和中欧的革命运动，尤其是反对苏维埃俄国。他们通过军事使团和代理人，直接参预了杀害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卢森堡和成千上万的德国工人的勾当。几百万美元流入了德国，帮助反动派去镇压优秀的工人和工会会员的斗争。
这表明，正如列宁说的，凡尔赛和约是对德国人民前所未闻事，事无前例的奴役，是帝国主义掠夺性的和平。凡尔赛和约丝毫没有动弹德国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基础。但是却把几十亿的赔款加在德国人民身上，给德国人民戴上了双重剥削的枷锁，既要受本国的、又要受西方的垄断资本的剥削。尤其可恶的是美国银行老板，他们竟使德国康采恩得手应心地从这个时候就 开始一步一步地重新夺回从前的势力。只有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反对凡尔赛苛令。在这种情况下，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会的斗争便既要针对德国帝国主义，又要针对国际帝国主义。
2．“事业合作”政策—工会领导出卖革命的政策
造成这样的革命过程和结果，一个决定性的原因是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出卖行为。工会领导的目的在于制止革命运动，保持资本主义社会制度。其最重要的手段是“事业合作”政策。这个政策是在革命爆发前就拟好了的。一个西德的垄断资本家的谈话证明了这一点：
“……在国家和政府动摇的权力面前，对工业来说，只有在工人方面存在着强大的同盟者，这就是工会。”（同上书，第二二页，作者引自来雪尔博士于年10月9日在杜塞多夫的一个钢铁工业家会议上的讲话。）
正当工会会员纷纷在大街上或工厂里进行斗争并希望自己的领袖引导自己去臝得革命的最后胜利的时候，工会领袖列金、 鲍爱尔之流竟于1918年11月15日和康采恩大亨施汀涅斯、伏格勒、西门子等，缔结了建立“事业合作中央”的协定。在这个文件上德国帝国主义只是作了这样的“让步”，即承诺了工人已经争得的东西，如八小时工作制，承认工会，缔结劳动合同和结社自由等。工会官僚却承诺——虽然没有写出来——，维护帝国主义对经济的统治，保证会员不和任何“危险分子”接触。改良主义工会领袖对工人阶级的这一出卖行为，把德国帝国主义从垂危中拯救了出来。列金·施汀涅斯协定完全是决以武力来镇压革命的艾柏特—兴登堡协定的补充。
事业合作政策在延至1923年的整个革命阶段中，成了改良主义工会领导的路线，给全德国工人阶级带来了灾难性的恶果。右派工会领袖利用许多会员对议会还抱有莫大幻想的情况，使大部分会员放弃了积极的斗争。同时又吹噓“社会化在前进”来绞杀群众争取社会主义的斗争。大部分劳动者由于信任自己的领袖，便拒绝进行革命斗争。
这些工会领袖最关心的是，把工会内部出现的，其中有一部分是非常坚决的反对派的嘴巴封住，同时使会员脱离革命行动。 工会官僚分子对1918-1919年在柏林、德国中部、莱因—西法伦和其他工业中心发生的罢工，一概采取了残酷的手段加以压制。 他们中间的若干人甚至还公然参加了武装的反革命，从前的建筑工会主席奥古斯特·温尼希曾以“帝国代表”的身分积极帮助臭名远扬的波罗的海国家联军[1]建立起来。
他们的整个态度决定了他们在反苏方面也必然站在最前列。工会报纸和右派工会领袖的言论首先是为诽谤年轻的苏维埃政权而发的。德国总工会的领袖不仅屡次拒绝苏联工会援助的愿望，而且还费尽心机去隔绝德国普通会员和苏联同志的接触。
另一方面，德国右派工会领袖很快又参加了国际机会主义的活动。虽然他们已不能像1914年之前那样，在这个活动中坐第一把交椅，但是在1919年成立的“国际工会联合会”（阿姆斯特丹国际）中，他们仍然是工人团结和苏联的最凶恶的敌人。国际工联是受西欧和美国右派工会官僚所操纵并以国际规模去推行事业合作政策的，它的主要任务是，阻挠各国工人阶级进行统一的斗争，并使各国工人和苏联工会断绝联系。
在1918—1920年间，由于革命的高涨，许多工人新加入了自由工会，因此列金公司出卖行为的规模之大就更显著了。但是，尽管工会领导在背叛，新会员仍然如斯大林说的，把工会“当作他们的主要堡垒”。1920—1921年，自由工会的会员差不多有八百万——这是一支强大的力量，它行动起来，如果目标明确， 意志坚决，是准能成大事的。
1919年6月在纽伦堡召开的自由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是一次有意义的会议。会上虽然有一个强大的反对派要求停止事业合作政策，停止反苏叫嚣，并且要求工会重新以阶级斗争为根基，但是改良主义的多数派还是胜利了。会议的决议表明，机会主义在工会中获得了全胜，战斗的工人阶级被公开出卖了。根据事业合作政策，通过了一项法令，规定劳动冲突应实行强制仲裁。这就为工会官僚绞杀一切他们不同意的罢工打开了方便之门。此后，他们便常常把工人决定举行的罢工说成是“野蛮”，并援用这项法令，拒绝从罢工基金中拨款支援。
第十次代表大会加强了组织上的中央权力。取消了原来的工会总委员会，成立了德国总工会。1921年，在这个总工会的支持下，建立了自由工会的第二个工会中央——自由职员总工会。一年之后，又产生了第三个工会中央——德国公务员总工会。这三个组织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一个合作联谊条约来进行 的，但是主要的联系却是通过它们的领导人，这些人都是德国社会民主党极右的分子。
与此相同的组织原则，今天仍然在西德保持着。德国职员工会就是德国工会眹合会之外的一个组织，这样和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相反——，同一个工厂的工人和职员便属于不同的工会，职工分裂了，企业主得了好处。
3．德国共产党成立——德国人民史上的转折点；
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对德国工会的意义
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在十一月革命的斗争中取得的最重要的成果是，1918年12月31日在卡尔·李卜克内西、罗莎· 森堡、弗朗茨·梅林、威廉·皮克和弗里茨·赫克特的领导下，建立了德国共产党。这就决定性地和社会民主主义一刀两断了。为建立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实现德国工人阶级的真正团结打下了基础。德国工人阶级的这个年轻的政党在它的纲领中，提出了这样的任务：把革命进行到底，在德国建立民主的工农政权，和苏维埃俄国建立坚固的同盟。
德国共产党的诞生对德国工会运动是有历史性的意义的。它的诞生，为德国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工会原理——把工会当作社会主义和阶级斗争的学校——，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它的诞生，为消除右派工会领导对工会的影响，并使工会能够有效地代表工人利益，创造了决定性的前提。领导德国共产党的
是德国工人阶级久经考验的领袖，如威廉·皮克、弗里茨·赫克特和后起的、永垂不朽的恩斯特·台尔曼，以及台尔曼的战友瓦尔特·乌布利希，他们都从事过几十年的工会活动、和德国工会运动有最密切的联系。在他们的领导下，德国共产党成了一支能够领导德国工会有效地争取生活利益的力量。我们完全可以 说，德国共产党的成立是德国工会运动史上的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德国共产党的成立，不仅意味着漫长的历史行程迈了一大步，而且意味着当时的革命斗争前进了一大步。数百万普通工会会员群众为自己日常的和根本利益而进行的斗争，从此有了目标明确的领导。这是不容否认的，虽然刚刚开始的时候，在党和工会的关系方面还有某些不明确的地方。
许多工人，对右派社会民主党和右派工会的领袖的罪恶的叛卖行为，都甚为愤慨。于是好些人便笼统地不分青红皂白，把工会和工会领导等同看待，拒绝做任何工会工作。这种情绪日益增长着，而因为年轻的德共犯了宗派主义的错误，有这种情绪的人还觉得自己的态度是“有根据的”。1919年，在各种反党反工会的倾向的影响下，不顾罗莎·卢森堡和卡尔·李卜克内西的忠告，成立了一些独立工会，例如号称为“体力与脑力劳动者联盟”这样一个组织。这个组织，特別是对鲁尔区的矿工，在一段时间中是起了一定作用的。但是另搞一套便意味着，放弃争取工人阶级的广泛阶层，而当时又是大批工人纷纷加入改良主义分子领导下的自由工会的时候。所以不争取工人便等于让工人去接受资产阶级的影响，便减损了任何革命活动的成就。列宁在论及工人联盟时说，再想不出比建立这样一些宗派主义的组织更糊涂和更严重损害革命的事了。所以后来，这些组织都被它们的成员解散了。这些成员的绝大多数，即正直的忠于工人事业的工会会员，都回到了从前的工会组织。
为了加强整个工会运动，党不久即克服了这些认识模糊的缺点，1919年底，尤其是在1920年的合并（德共和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左派的合并。——译者）党代表大会召开之后，便开始实行原则上正确的工会政策。于是共产党人在工会的影响便迅速扩大，他们领导的群众斗争便一天天增多，在工会代表大会和各产业工会代表大会上，便不断地出现他们领导的进步的反对派。这样就为广大的工人阶层统一行动起来有成效地争取生活利益，提供了决定性的前提。
1920年4月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的出版，对德共克服这些缺点的斗争给予了不可估量的帮助。列宁通过这个著作，帮助德共和整个德国工人阶级巩固了它们的队伍，有效地反对了宗派主义，吸取了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列宁在这个著作中坚决强调耐心争取群众的必要性，他首先要求， 在工会中进行紧张而彻底的工作，他说：
“应当善于承受任何牺牲，善于克服最大的障碍，以便有系统地，不屈不挠地，坚韧不拔地，耐心地在一切凡是有无产阶级群众或半无产阶级群众的机关、会社、团体内进行宣传和鼓动工作，那怕这些组织是极端反动的。”（“列宁文选”（两卷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一九五四年版，第七一九页。）
列宁揭露了拒绝做工会工作的根源：把反动的工会领袖和工会组织中的群众等同看待，害了小资产阶级怕做群众工作的恐惧病。
他明确指出，工会是无产阶级广大群众的组织，无产阶级的政党，不论在夺取政权的斗争中，或是在取得政权之后，都必须无条件地依靠无产阶级群众。列宁还指出，揭发右派机会主义分子并把他们逐出工会，是争取群众的决定性的手段。他要求：
“应该无情地进行这个斗争，必须像我们过去那样把这种斗争贯彻到底，直至把机会主义和社会沙文主义底一切不可救药的领袖人物完全揭破，并把他们赶出工会之外为止。”（同上书，第七一八页。）
列宁的这些学说，对德国工人阶级，尤其是对西德的工会斗争，在今天也还具有巨大的现实意义。瓦尔特·乌布利希在德国社会统一党第四次代表大会的结束语中指出了这一点：
“只有这样的人才算是共产党人：他作为工会会员，每天都为工会工作，并尽力争取工人阶级的多数。我们赞成加强西德的工会，加强西德工人的阶级组织。所以我们赞成，凡是拥护和平、反对军国主义的工人都加入工会，帮助工会加强战斗力，使它在争取工人统一行动的伟大运动中能够完成自己肩负的历史任务。”（乌布利希：“走向新的成就！”，柏林底茨出版社1954年版，第十九页。）
4．1919—1923年的群众革命斗争
在十一月革命以后的几年中，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更加锐了。这是群众革命斗争的年份，是劳动群众冲击资本主义社会、争取民主、争取社会主义的年份。这是充满着德国工人阶级英勇斗争的岁月，是我国人民又一段最可自豪、最富革命传统的岁月。
这些岁月的特征是，德国垄断资本企图重新巩固它的势力， 国际帝国主义，特別是美英帝国主义，又全力支持它。德国帝国主义分子反人民反民族的政策的后果，在1919年就已经明显了，德国的经济情况非常吃紧了，劳动群众的贫困更加严重了。赋税加重，失业增加，给工人带来了不可言喻的苦痛。因此，工人 进行了许多经济斗争。伟大的社会主义十月革命的成功，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工农国家的存在，推动了这个运动，使它成了德国工人阶级空前强大空前有力的战斗行动。德国工人阶级的大部分人都从推翻威廉第二的事例中认识了，一致行动的工人阶级是做什么事都可以成功的。领导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进行斗争的是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它在这些年月中经受了火的考验，证明它是维护德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唯一的革命政党。共产党员付出了最重大的牺牲，证明他们是工人事业最忠诚最坚决的维护者。他们的行动证明，他们不愧为工人阶级和工会斗争的领导角色，德国工人阶级是可以完全信任他们的。
在本书的范围内，即使对这个阶段中的一些和工会运动有关的最重要的事件作简略的叙述和评论，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对这个时期的编写，只限于论述若干对工会运动有决定意义的事件。
工厂委员会运动和它对工会的意义
革命期间，各地工人建立了工兵会议。工兵会议的思想在工人阶级中扎下了深根，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右派领袖虽然作尽了一切尝试，想把它拔除，还是不得不同意工人建立工厂委员会。然而，根据1919年的魏玛宪法，工厂委员会是没有共决权的，仅仅是执行事业合作政策、“帮助发展企业”的机构。
年底，反动派想概行取消工厂委员会的意图暴露出来之后，马上激起了一个保卫和扩大工厂委员会的权利的声势浩大的运动。进步的工会会员当时提出了这样的要求：开展一个有力的斗争来争取扩大工厂委员会的政治和经济权利，使它变为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机构。在1919年德国运输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上，革命的工会会员提出了一项恩斯特·台尔曼拟定的动议，其中说：
“代表大会拥护委员会制度。大会认为，这个制度可以大大增强工人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地位。工人委员会为了社会主义，要完成自己的义务，就不仅要有广泛的经济权利，而要有政治权利。大会认为，政府的工厂委员会法案，没有提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大会希望工人，不惜任何努力，维护工人委员会在革命成果的范围内应有的权力。”（“德国运输工会第十次代表大会会议录”，第一三六页。）
为了达到这些目的，在国会讨论工厂委员会法的时候，几十万柏林工人举行了示威游行。对此，诺斯克竟于1920年1月13日下令枪杀游行的工人和工会会员，打死了四十二个人。只因为这次和其他的血腥恐怖措施，反动派才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右派领袖的帮助下，强行通过了工厂委员会法。根据这个法令，委员会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利，没有共决权，只被当作“调解”劳资纠纷的“经济”机构。
这是十一月革命的成果进一步的丧失。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德国总工会右派领袖对德国整个工会运动为工厂委员会争取真正民主的共决权的坚决斗争，作了百般阻挠。这难道不自然而然会使人想起费特和罗森堡周围的某些德国工会联合会的领袖来吗？他们是也玩弄过类似的阴谋来绞杀暴风雨般的反对工厂法[2]的抗议运动吗？
团结一致的德国工人阶级扑灭了“卡普暴乱”
社会民主党和工会的右派领袖不断支持的军国主义反动派，到1920年春，自以为可以拋弃右派社会主义者走狗般的效劳，可以建立公开的军事独裁的时机到了。他们选择了容克卡普和律特威茨将军来领导一个暴乱。1920年3月12至13日夜间，卡普的军队占领了柏林，同时宣布，社会民主党的古斯塔夫·鲍爱尔政府被推翻了。在政府和社会民主党的领导人四散奔逃并准备立即投降的时候，整个工人阶级行动起来了，向卡普展开了斗争。领导工人的是德共，根据它的倡议，宣布了总罢工。这一群众运动是如此强大，以致德国总工会中央理事会也不得不同意总罢工。到3月14日柏林就没有水没有煤气没有电了。第二天，一切运输部停顿了。全德国都处于罢工状态。参加的工人、职员和官员，差不多有一千二百万。在汉堡、鲁尔区、萨克森和图林根等地，工人解除了暴乱分子的武装。到3月17日，卡普“政府”便不得不向工人阶级的力量低头了。在斗争中形成的工人阶级坚定的一致行动，保证了总罢工能够坚决进行，并且在三夫的时间就肃清了反革命匪徒。
“工人事行一次团结一致的强有力的罢工，三天之内就解决了这次暴乱。”（“威廉·皮克文集”，第一卷，柏林底茨出版社1951年版，第三八四页。）
在和军国主义反动派作斗争期间，在三月战斗的日子里，鲁尔区产生了第一支德国工人的军队——红军，人数有十万多。成千成万优秀的工会会员参加了这支队伍，和这个队伍一起战斗一起流血。鲁尔区各城市、各矿厂，都建立了率领工人战斗的统 ―领导，德国总工会的地方组织也参加了统一的领导机构。几天工夫，工人便肃清了全鲁尔区的反动军队。
但是德国总工会的看到了：由于工会运动的大部分力 量投入武装的革命斗争而形成的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的统一行动，是德国帝国主义的致命危险，所以便迅即采取一切措施，把 德国劳动群众强有力的积极性引到“有秩序的轨道”上去。为了安定群众，在它和社会民主党订立的一个协定中，不惜提出了许多听起来非常革命的要求，例如，惩罚卡普分子，肃清行政机关中的反动分子，矿山社会化。但是实际上，却积极协助反动派血腥镇压特別是鲁尔区的革命运动。
尽管如此，扑灭卡普暴乱的战斗，对德国工会运动和整个德国工人阶级，还是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的。这是德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团结一致地举行的群众政治罢工，它证明了：工人的一致行动是不可战胜的。它表明，一致行动是在工人的共同斗争中锻炼出来的，争取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参加革命斗争，是绝对可以办到的。最后，反卡普的总罢工告诉我们，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党的统一领导，顶多也只能取得暂时的胜利。目前在西德工会中对战胜卡普一事的谈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热烈。但是关键在于：西德的同志应当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 来，从而能够胜利地进行反对欧洲防务集团和军国主义的斗争。
“不许干涉苏维埃俄国”的运动
苏联工人和工会经常给予的手足之物，对德国的革命高涨有决定性的意义。通过许多的支援行动，通过粮食供应、群众大会和种种号召，苏联工人向战斗中的德国工会会员指明了，他们不是孤立的，同时向他们指明，一致行动的工人阶级是能够发出巨大的力量的。对此，只要想一下“恩斯特·台尔曼——工人阶级的儿子”这部影片中的那些动人的镜头，即苏联输船载着彼得格勒工会赠送的粮食抵岸时的镜头，便清楚了。这些支援远远超出了直接的物质援助的意义。支援本身还包含着重大的政治意义，它为德苏工人阶级和德苏工会的牢固友谊打下了基础。德国总工会的右派领袖不仅拒绝，甚至还竭力诽谤苏联人民无私的兄弟般的援助，这有力地说明了，他们的政策是反工人的。
在德共和革命的工会会员的领导下，德国工人阶级参加了支援年轻的苏维埃政权的伟大的国际运动，特別是在年六、七月间，在“不许干涉苏维埃俄国！”的口号下，欧洲的大部分工人和工会卷入了这次运动。工会会员阻滞了法国的部队通过德国送往反苏前线。铁路工人阻碍了支持波兰白卫军的军火运输。在恩斯特·台尔曼的领导下，革命水兵和工厂委员会有效地控制了沟通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基尔运河，不容许反苏的军火运输通过。
对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的这些行动的巨大意义，米高扬同志在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如下的评价：
“苏联人经常都想到，德国工人对我国人民十月革命的胜利是怎样额手称庆的。我们不会忘记，在帝国主义冒险分子企图窒息这个年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时候，德国工人曾行动起来反对他们。”（米高扬：“向德国统一社会党第四次代表大会致贺词”，柏林底茨出版社1954年版，第十一页。）
这样，在德国工人阶级革命高涨的岁月中，通过普通会员的斗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巩固了。和苏联工人与工会会员的兄弟关系建立起来了。
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在1921—1922年间的斗争
战争负担和强迫订立的凡尔赛条约施加的重负，使劳动群众迅速贫困化了，从1921年起，尤其严重。粮食和日用品的价格，到1922年年中，比1920年初平均涨了四十倍。但是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在1920年就已经比战前减少了百分之三十三。工资、养老金、抚恤金和其他劳动保险的金额都增加得很慢，远远落在迅速高涨的物价后面。和这些经济上的资本进攻同时，统治者还日益加强对十一月革命的成果的进攻。在许多工厂中，都有人企图完全剥夺工厂委员会的权利。工人被解除了武装，军国主义和法西斯恐怖组织享受着充分的自由。但是右派工会领袖却支持这个政策，并竭力使当时的八百万会员不向贫困的根源，不向帝国主义和军国主义作坚决的团结一致的斗争。
然而，他们是越来越不得逞了。1921和1922年是充满了无数的大大小小的经济和政治罢工与示威游行的，此外还发生了一些武装斗争。领导这个运动的德国共产党，由于“20年底团结 了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工人党员，成了真正的群众政党。在此项团结工作中恩斯特·台尔曼作出了历史性的功绩，他引导瓦塞堪特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党员加入了德共，从而给该党绝大多数的党员和拥护者作出了伟大的榜样。
合并党代表大会对工会的重大意义在于：从此有了一个革命的群众政党，这个党奉行符合于工人利益的政策，立刻和其他工人政党的信徒共同进行斗争。行动一致的思想便日益成为革命会员的工作指南。1921年1月3日，德共中央给德国总工会、 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工人组织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建议，为了实行统一的工资斗争，降低生活必需品的价格，保证对劳动群众的供应，禁止一切军国主义团体以及同苏维埃俄国建立经济关系，大家采取符合于一切工人和工会会员的利益的共同措施。这是德国共产党首次提出的倡议，以后还提出了许多次。但是几乎屡次都为德国总工会和社会民主党右派领袖所拒绝——其目的在于破坏整个工会运动。
德国中部的工人所进行的三月斗争，给德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写下了光荣的一页。哈勒联美塞堡工业区是革命工人的堡垒。所以康采恩大亨——尤其是法本公司——便企图发动大规模的挑衅，对这些企业中的工人运动加以血腥的镇压。在社会民主党和总工会右派领导的赞同下，社会民主党的州长何新格把他反动的警察部队开进了这个地区，德国中部工人便举行总罢工来回答这个挑衅，后来还拿起武器来抵抗。和其他地方一样，在斗争中，各种政治倾向的工会会员和没有参加组织的工人织共产党人领导下，手挽着手，肩并着肩，共同行动。雷那工厂的工人英勇保卫工厂的斗争，还使“雷那”这个名字成了全世界工人阶级宁死不屈的革命顽强性的一个象征。“瓦尔特·乌布利希”雷那工厂“威廉·皮克”曼斯费特联合工厂和德国中部工业区其他大企业的劳动者，完全有理由为自己的光荣传统而自豪。
但是工人在这些斗争中失败了，因为社会民主党和总工会的右派领袖终于使战斗的德国中部工人同德国其他地区的工人阶级隔绝了，起义的工人，由于德共中央列威集团执行背叛政策，丧失了统一的领导。
铁路工人1922年初举行的罢工，在当时也有重大的意义。德国国有铁道的工人、职员和官员几乎全都参加了这次罢工，这在德国工运史上还是首次出现的事。他们的罢工使全德国的经济生活都陷于瘫痪状态。这就打中了垄断资本的最大要害。所以总工会右派领袖便尤其卖力，以便把罢工尽快镇压下去。他们阻碍罢工援助，不惜使用罢工破坏分子，特別是臭名昭彰的紧急技术援助会[3]的分子，并阻挠建立统一的罢工领导。这次大罢工的意义首先在于：这一阶层，向来是很不积极参加工人阶级的斗争的，由于政府和工会领袖执行分裂政策，他们对工人运动的共同斗争常常采取旁观的态度，而这时他们几乎全都参加了这个数周坚韧不拔的斗争。
1921和1922年的群众斗争，使工会内部出现了强大的进步的反对派。他们坚决要求，改变总工会领导机构和各产业工会的政策。他们的目的在于：使工会成为真正的阶级斗争的组织，把八百万会员团结起来的力量投入工会斗争，反对贫困，拔除贫困的老根。1922年在莱比锡召开的第十一次工会代表大会上，他 们强行通过了一个决议，工会退出事业合作中央。但是总工会的领导集团却阻挠执行这个符合于绝大多数会员的愿望的决议。
1922年召开的一些产业工会代表大会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在柏林召开的运输工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上，恩斯特·台尔曼说明：工会斗争决不能限于工资斗争，资本主义政府会采取反对资本的措施的任何安慰，都是欺骗工会会员的谎言，只有革命的群众斗争才能确保并扩大工会的权利。
1923年的革命危机
1923年，德国人民在凡尔赛条约强加的双重压迫下，日益喘不过气来了，他们既要受国内的，又要受外国的金融资本的剥削。垄断资本家有意识地搞出来的通货膨胀，成了大亨们从所未闻的致富之道。马克的价值无止境地下跌。在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派领袖的帮助下，金融资本向劳动人民进行日益公开日益疯狂的掠夺。其中受害最甚的是工人，他们的平均实际工资，到1923年，差不多只等于1914年的百分之五十。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工人不是失业，就成了短工。可怜的失业补助金，有的时候，只过了一天，就顶多够买到一盒洋火了，而在业者的全天工资也多不了多少。工人的平均工资，在1923年初，已不多于最低生活费用的百分之二十。
法德垄断集团争夺鲁尔的斗争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这两个集团——一个以施顶涅斯，另一个以德·温德尔为首——互争对鲁尔工业的剥削，引起了公开的冲突。德国垄断资本家要求分配百分之五十利润，而他们的法国竞争对手却只让给他们百分之四十。为了争这百分之十的利润分配，国际垄断资本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使得经济混乱不堪，给劳动人民带来了极度贫困。
1923年1月11日，法国军队占领了鲁尔区，以便给德国康采恩大亨施加适当的压力。但是这两个集团，虽然表面上打着民族主义的幌子互相攻击，煽惑德法两国人民互相仇视，背地里却继续进行分赃谈判。
工人阶级在这个时候的任务是：发动全民的民族斗争，反对外国的占领和国内的民族叛徒。在这个斗争中，工人阶级接受了德国共产党的领导。1923年1月底召开的德共第八次代表大会表明，这个党是德国人民民族利益的唯一代表。德共提出的 口号“打倒鲁尔近旁的彭加列和斯普列河畔的枯诺”[4]，动员了广泛的群众起来进行民族抵抗。
此后数月间，鲁尔区的矿山、大五金厂、航海和铁道企业中的工人，举行了多次重要罢工。五月份，有四十多万工人放下了工作。五一节那一天，到处是大游行，革命的法国士兵也参加游行。
斗争的主要障碍是社会民主党和工会右派领袖的背叛行为，他们宣布，和鲁尔巨头进行“战斗合作”，这是事业合作政策的继续。他们的意图是，通过这个政策，煽动德国工人去反对法国工人，保护和支持鲁尔冲突的真正魁首施汀涅斯和克虏伯。 瓦尔特·乌布利希认为，这股邪气是民族和社会解放斗争的主要障碍。
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在正义的解放斗争中不是孤立的，它在国际工人阶级中，特別是苏联和法国工人和工会会员中，是有忠诚的盟友的。全俄职工会总会曾向鲁尔工人发过一次号召，号召中说：
“全俄职工会总会声明，各国工人都在注视着鲁尔工人反对法国资产阶级无耻的强盗式的贪求的斗争。经受过革命熔炉的严酷考验的俄国无产阶级根据切身的经验知道，反对外国占领的斗争是和反对本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不可分割的。因此，全俄职工会总会决定，汇给正在进行阶级斗争的鲁尔工人十万金卢布，作为物质援助。”（“红色工会国际”，第三年度第一期。）
此外，苏联还供给了粮食，虽然那个时候，苏联工人自己还在忍受着巨大的经济困难。这种兄弟般的援助工作，主要是由苏联工会经手做的。
法国工人阶级，在法国共产党和法国总工会革命会员的领导下，也支援德国工人和工会会员。在法国举行了许多群众集会和示威游行，反对彭加列的反动政策。法国工会会员曾和德国工人一起，在法国占领军中间进行广泛的革命活动。法国工人阶级和工会运动的杰出领袖玛塞尔·卡申、加斯东·蒙慕梭和皮埃尔·塞玛尔等人，还亲自到鲁尔去援助他们的德国兄弟和德国同志。在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蒙慕梭同志曾提到这件事：
“德国兄弟们，法国帝国主义的军队根据凡尔赛条约占领鲁尔的事，至今已二十七年了。在1923年那个时候，我曾受法国革命工会的委托，代表它参加爱森的一个群众大会，向鲁尔无产阶级和德国整个工人阶级与一切劳动群众转达法国无产阶级的手足之情。
那时候和我一道来的有：玛塞尔·卡申以及我最老的战友之一——当时的法国铁道工会总书记皮埃尔·塞玛尔。我们在爱森的这次大会上会见了克拉拉·蔡特金，我相信，还会见了我的老朋友威廉·皮克。那时候，法国反动派特別重视我们和德国劳动者的任何聚会。我们回到法国之后，便被关进了牢狱。但是，这并没有多大意义。”（“自由德国工会联合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会议录”，第三一五页。）
在今天，在德法工人阶级反对欧洲防务集团的时候，尤其有必要回忆这些共同斗争的伟大传统。1923年德法工会会员在反对共同的敌人的斗争中结下的深固友谊，是当前阻止德国军国主义再起和维护欧洲和平的最可靠的保证之一。
到1923年夏，德国政治局势更加尖锐了。一个在革命危机成长着，瓦尔特·乌布利希说：
“一个革命时机在成熟中，它一到来，便适于领导劳动群众越出满足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部分要求的斗争范围，适于引导群众进行坚决的斗争，推翻德国垄断资本的统治，拔去危机、灾难、贫困的老根。”（瓦尔特·乌布利希1951年4月15日在台尔曼诞生六十五周年纪念会上的讲话：“要像恩斯特·台尔曼那样学习，那样战斗！”，第二二页。）
工人阶级想改变不可忍受的情况，就必须首先把枯诺的帝国主义政府推翻。劳动群众的愤慨每天都在增长。游行、罢工，提上了议事日程。在夏天，农业工人举行了一次要求提高工资的大罢工。8月初，获悉垄断资本家得到了以稳定纸值计算的几亿马克的国家补助，工人的愤怒便不可抑制了。但是，到8月8日，社会民主党议会党团还表示信任枯诺。
德共便挺身而出，领导坚决要求斗争的群众。在它的领导下德国工人阶级的多数建立了反对枯诺的统一行动。工人阶级的这个政党提出了反对枯诺举行总罢工的口号。于是便不顾工会中央的意愿和指示，柏林许多工厂委员会决定罢工。由于德国总工会中央理事会老是拒绝答应会员群众的要求，会员便把它抛在脑后，于1923年8月11日召开了一个柏林各工厂委员会的联合大会，与会的工人代表有二万人，大会发出了号召，举行三天总罢工。次日，德国中部工业区和汉堡响应了柏林工人的号召。到8月14日，几乎整个德国都在罢工。工人的联合行动是这样紧密这样有力，以致在罢工的第一天枯诺就不得不辞职了。
像反卡普的斗争所证明的一样，组织起来的工人，只要他们团结一致，目标明确，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是一支不可战胜的力量。反枯诺的群众政治罢工，是德国工人阶级于1919—1923年间战胜军国主义的卡普暴乱之后最重要最巨大的工会群众斗争。所以，西德工会会员日益把反卡普和反枯诺的斗争视为当前斗争值得仿效的伟大榜样，是理所当然的事。
德国工人阶级卓有成效的统一行动，使革命运动大为高涨起来。对此，恩斯特·台尔曼曾在他重要的著作“汉堡起义的教训”中写道：
“枯诺政府一倒台，内战的火花就在德国爆发了。在此之前，鲁尔、汉诺威、上西利西亚、巴伐利亚和德国其他地方，就已经响起了枪声。现在日益明显，作出和平的决定再不可能了。”（引自瓦尔特·乌布利希的“德国工运史论文集”，第一卷，第一三四页。）
德国工人阶级面临的历史任务，就是争取在德国建立工农政权。德国共产党给劳动群众指出了这条唯一可以摆脱危机的革命出路，同时为此作了巨大的努力，去争取工人、工会会员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多数。
在萨克森和图林根两个州，由于工业无产阶级的人数众多和组织良好，已具备了首先发动胜利斗争的条件。10月初，为多数工会会员信任的左派社会民主党入和共产党人在这两个州建立了“工人政府”。可是布兰特列集团的背叛使工人的力量瘫痪了，工人政府在他们的影响下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组织和武装无产者，使反动的国防革于10月底得以占领萨克森和图林根，并赶走工人政府。此外，德国总工会右派领袖也和往昔一样，为反动派效劳，不惜采取一切手段去影响会员，使他们不积极参加斗争，并瓦解共产党人、社会民主党人和无党无派的工人之间的团结。
另一个斗争是汉堡工人在恩斯特·台尔曼领导下于1923 年10月23日至25日所进行的英勇斗争。在多数汉堡工人和工会会员的积极支持和深切同情下，工人的先锋队拿起了武器， 对势优20倍的敌人进行了三天顽强的抵抗。汉堡的一切交通都停顿了，大多数工厂不能开工。许多工会会员，其中也有社会民主党人，都参加了街垒战。正如“恩斯特·台尔曼——工人阶级的儿子”这部影片中指出的，汉堡起义是德国共产党于1919—1923年间领导的群众革命风浪的高峰。瓦尔特·乌布利希说：
“汉堡起义具有历史性的意义。它表明：德国工人是愿意跟随德国共产党去争取劳动人民，会和民族解放的。台尔曼同志和他的战士们议行动证明了：如果党吸取了苏联共产党的经验教训，建立起正确的军事领导和政治领导来，工人，就是和数量上装备上占优势的敌人作战，也能获胜。”（同上书，一四三页。）
汉堡起义的失败，结束了1918 ― 1923年的革命阶段。德国工人阶级和德国垄断资本之间展开的这次大搏斗，是以德国工人阶级的失败，同时也是工会的失败告终的。于是，资产阶级便把通货膨胀的负担加在劳动者身上，继续压低实际工资。一再 压低工资的结果，使资产阶级还在1924年的时候，就可以开始把八小时工作制实际上延长到九、十小时了。
小 结
1918——1923年间的斗争是德国工会运动的光荣传统之一。组织起来的工人进行了斗争，他们违背着自己右派领袖的意旨进行了革命。他们于1920年阻止了军事专政，于1923年又推翻了枯诺政府。他们作出了群众革命积极性的光辉榜样。
1923年的鲁尔斗争和其他斗争证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精神已经在德国工人阶级中扎下了深根。
领导工人阶级的是年轻的德国共产党。共产党员在斗争中的表现，证明他们是最优秀、最英勇、最忠于工人事业的工会会员。列宁的“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大大帮助了革命的工会会员，使他开始去做有效的群众工作。工会斗争所以没有取得持久的成果，完全是因为受了德国总工会右派领袖一贯背叛行为的阻碍。
[1] 波罗的海国家联军是干渉苏朕的德国志愿军，主要是由1918—1919年在拉脱维亚的库尔兰省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第八军的人员组成的。——译 者
[2] 工厂法是西德联邦议会于I952年10月11日通过的反动的工厂委员会法， 其目的在于大大限制工人的共决权。
[3] 该会是成立于1919年9月30日的一个反动组织，到1939年便成了希特勒德国国家机器的正式组成部分，名之为技术辅助警察，直接受内务部长、 党卫队首脑和警察总监的领导。——译者
[4] 彭加列是当时法国总理，斯普列河是流经柏林的一条河——译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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