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种新取向（2022）
Rethinking Socialist Feminism to Find a Pathway Out of Authoritarian Capitalism and Develop a Humanist Alternative
反思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寻找威权资本主义之外的道路，提出人本主义的替代方案
《社会主义女权主义：一种新取向》（Socialist Feminism-A New Approach）序言
﹝伊朗﹞弗里达·阿法里（Frieda Afary）
七分海洋 翻译、K 校对
首考察当今生活的背景：包括新冠肺炎对妇女、儿童、性别动态（gender dynamics）的影响，#MeToo运动的兴起、性别关系的矛盾性发展、21世纪里专制主义、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鲜明特征、「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和全球性反威权运动，以及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和生态灾难。了解这些事情的发展可以让我们重新思考社会主义女性主义，以找到前行的方向，对抗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并构思一个以转变性别关系为核心，丰富而具解放性社会主义。本书考察的许多事实说明了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在主观观念与客观现实中都存在，涉及阶级分化、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异性恋中心主义和异化的深层结构。对女性、有色人种和不符合性别二元分类的人群的压迫一直在持续，并因新冠疫情而加强。
这些事态迫使我们再次审视、反思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哲学基础，为二十一世纪表现为资本主义、种族主义和恐同的父权制提出人本主义的替代方案。为此，我将批判地考查四种关于性别压迫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基本理论：（1）社会再生产理论，（2）异化理论，（3）交叉性理论（intersectionality），和（4）酷儿理论（queer identities）。我将审视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的努力——构思一个新方案——替代当前表现为父权、恐同、种族歧视、和帝国主义的统治。通过研究与发现的过程，本书希望能从当今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革命性理论，组织与国际间的团结合作中吸取教训并为之提供借鉴。
社会再生产理论，马克思人本主义理论，黑人女性主义和酷儿理论是本书中我所支持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我将尝试提出一个全面的、反映上述理论基本原则、回应当今社会挑战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理论。
个人简介
我生于伊朗德黑兰的一个伊朗犹太家庭。我的父母和我的大家庭认为自己很现代。但回顾我们的生活，我却想到他们在我们社会的女性面前是多么保守和父权。20世纪70年代，我的青年时期，我们中上层社区的所有家庭几乎都在关心如何培养受过现代化教育的女孩。可人们仍期望年轻女性继续恪守我们社会严格的传统条例，这些条例让女性的生活只有丈夫和孩子，并要求她经常忍受家庭暴力。我在青春期面临的一个突出矛盾是，日益现代化的城市中上层中产阶级和极度贫困的工人阶级、日益增加的贫民窟农村人口的两者矛盾。另一个矛盾是生活在一个有着穆斯林、犹太人、基督徒、琐罗亚斯德教徒和巴哈伊教的邻居和同学的多元文化环境，却发现反犹太主义和反巴哈伊主义的恶臭从未消散。最大的问题是独裁的现实。国家所有人口生活在巴列维政权统治之下，那个以最低限度保障现代化和自由，却最专制的政府。在学校，老师和行政人员常担心秘密警察的到来，担心我们可能读到的书，因此许多书都被禁了。很多青年只因读了被禁的书而受到逮捕和拷打。
1978年，伊朗爆发全面革命前不久，我们一家移民到了美国。尽管如此，这场革命仍对我影响深刻。它涉及学生、妇女、工人、农民和专业人士，许多人代表不同的少数民族。可这其中也包括大批神职人员和集市商人，他们希望社会和文化成就倒退回二十世纪的朴素模样。左翼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都在争夺革命的领导权，很快，后者取得了决定性胜利，革命也转变为了残暴、厌女的神权政体怪兽，摧毁了伊朗的左翼势力，使城市中产阶级女性和宗教少数派所取得的进步成果倒退，造成数百万移民。
矛盾的是，在左翼被打倒前，许多左翼成员都支持瓦托拉·霍梅尼（Ayatollah Khomeini），认为他是一个“反美帝国主义”人物，并倡导每个人都要团结在他的旗帜下，因为美帝国主义是“主要敌人”。对霍梅尼的支持是如此强烈，以至于左翼势力拒绝反对霍梅尼追随者对妇女以及库尔德人等国内宗教少数群体的权利的践踏。绝大部分左翼不支持1979年3月8日妇女们反对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接管革命权的示威活动，尽管组织和参加这些示威的许多妇女们本身就是左翼分子，她们高呼“我们不是为了倒退而进行革命”（J.Afary,2009）。
伊朗革命的深刻矛盾促使我寻求解释。在美国，我开始参加反对霍梅尼和伊朗神权政治的左翼会议。与拉亚·杜纳耶夫斯卡娅（Raya Dunayevskaya）关于伊朗革命的著作的邂逅激起了我的兴趣。杜纳耶夫斯卡娅是一位美国女权主义者，也是马克思人道主义哲学的创始人。她强烈支持伊朗女性1979年3月8日的示威，还指出了伊朗女性在伊朗现代史中的重要作用，从1906-11年伊朗宪法革命开始。她质疑伊朗左派，认为他们对其面临的关键时刻缺乏理解。她还指出了创建不同社会的可能性，并探讨了以新的性别关系为衡量标准的人类关系全面转变的愿景（Dunayevskaya，1981）。当伊朗的左翼把苏联与毛派中国看作救世主时，杜纳耶夫斯卡娅却称这些政权是极权的国家资本家。她要求中东革命者支持黑人运动，学习其深度及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对解放思想的贡献。她受19世纪美国废奴主义者启发尤甚。
对她交叉性马克思理论的了解促使我广泛阅读有关美国黑人运动和全球女权运动史，这同时也标志着我在大学正式学习哲学以及寻求全球团结的开始。这些经历助我成为了一位更具批判性的思想家和社会活动家。可我对哲学，特别是女权哲学的正式研究并不能让我满意。我发现，对西方哲学而言，大多数学者对全球南方的人们的经验和想法并不感兴趣；而在女性主义哲学中，理论化的过程通常与国际合作脱节，地方观点也与全球观点分离。
在过去的四十年里，我学习哲学，将哲学文本翻译为波斯语，翻译伊朗反政府者（包括女权主义者和劳工活动家）的文章，以及我作为伊朗裔美国活动家、社会主义女权者和公共图书管理员的经历都是我打破上述二元论（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全球与地方）的尝试。这些经历也鼓励我探索21世纪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异性恋主义的人道主义替代方案。
我坚持人本主义使命，因为#MeToo运动、黑人人权运动和全球反专制的抗议和起义都表明——尽管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抬头、社交媒体和和虚假信息对全球人民的思想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人类依旧有可能独立思考，挑战统治机器，发展新的可能。这些运动迫切需要被倾听、理解和推动。
我坚持人本主义使命，因为在21世纪，我们需要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的新方案，它挑战所有形式的统治，超越前苏联和毛派中国的压迫模式，以及委内瑞拉最近对社会主义的主张。
为什么要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思想？
本书认为，对过去一个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思想和行动进行批判性的重新审视和反思，可以帮助我们找到转变全球专制主义的前进道路，从而引导对话走向人际关系的深刻转变。当前的性别压迫是资本主义、父权制与种族歧视紧密结合的结果，其中没有一个因素是自发形成的。相反，资本主义既包含了父权制，也含有种族主义，后两者是在资本主义之前的压迫形式，是为了利益而结合的。同时，仅仅把资本主义说成是一种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模式、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和市场机制是不够的。资本主义是一种反对人类自决和天性的制度。在促进个人自由的程度上，它是一种异化的、自私的、功利的个人主义，它推动价值的生产，但反对集体解放和批判性思维。它使女性客体化和商品化，并始终反对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资本主义以阴险的方式异化身体、思想和人际关系，这种影响不仅仅是由私有财产和市场引起的。它异化的劳动模式影响到所有的人际关系，最亲密的关系和性关系。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思想设法解决这些问题。
资本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异性恋主义的替代方案并不会自动产生，它们需要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批判性思维的积累，还有国内和国际间组织的经验。这就是为什么本书对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及其压迫和解放理论进行批判性分析，以此作为当今新的全球社会主义女权理论化和组织化的基础。本书中的每一个概念框架都提供了一个视角（一个从Lise Vogels借用的术语（2014）《Marxism and the Oppression of Women：Toward a Unitary Theory》），分析女性作为女性所面临的特殊压迫。每个框架都可以通过提出局限性或未解决问题的问题来丰富彼此。每个框架也都为提出更深刻的、关于发展资本主义、种族歧视、性别歧视和异性恋主义的替代方案提出新思路。为此，让我们考察一下这本书的结构。
本书的结构
第1章和第2章探讨了以下问题：在全球专制主义、#Metoo运动、黑人人权运动和全球性起义的时代，有什么新的东西？
第1章，题为“流行病、#Metoo运动和性别关系的矛盾发展“，探讨了COVID-19大流行是如何摧毁全球妇女几十年来取得的成就的。与此同时，2017年作为全球运动出现的#Metoos运动，一直在反对性暴力和杀女行为，并向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和废奴主义者的观点提出了独特的挑战。我将研究自1980年代以来性别关系的矛盾发展，因为如果我们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新的、矛盾的客观现实，我们就无法进步。
第2章，题为“当今专制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显著特征以及黑人运动和全球抗争的新挑战”，将从马克思解释资本主义为何会导致专制主义开始。本章重点介绍了二十一世纪资本主义专制和多极帝国主义的特征，从一种新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到监禁和高科技思想侵犯。还特别指出了最近反对独裁、帝国主义入侵/战争、生态灾难的运动的一些独特特征和挑战。这些运动包括黑人人权运动，苏丹、阿尔及利亚、伊拉克、黎巴嫩、伊朗、白俄罗斯、尼日利亚、泰国、印度尼西亚、HK、智利、缅甸、，印度、巴勒斯坦的群众抗议以及乌克兰民众对俄罗斯种族灭绝入侵的抵抗。在许多抗议活动中，女性一直站在最前列。本章以我从2011年叙利亚起义和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吸取的教训结束。这些教训指出，叙利亚起义的阿拉伯领导人未能解决阶级、性别、种族歧视问题，占领运动中浅显的反资本主义特点使其常常变为反全球化的民粹主义，也导致了狭隘的反帝国主义，即只针对西方帝国主义及其盟友，而忽视甚至支持其它全球和地区性的帝国主义力量，如俄罗斯和伊朗，正是这些国家帮助镇压了叙利亚起义。
第三、四、五、六章讨论了社会主义女权哲学关于性别压迫的理论。
第三章，题为“妇女、劳动力的再生产和资本积累：社会再生产理论”，从简要总结1969年至今的主要社会再生产理论的开始。社会再生产理论关注资本主义制度下每个人的生活，特别是再生产的劳动和妇女的生活，它考察怀孕、育儿、家庭生活、保健和教育以及资本主义利用性别、种族和性化的概念来进一步剥削和压迫社会的方式。本章研究了玛格丽特·本斯顿（Margaret Benston、）西尔维娅·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塞尔玛·詹姆斯（Selma James、）马·阿罗萨·达拉·科斯塔（Mariarosa Dalla Costa）和莉斯·沃格尔（Lise Vogel）的作品，以及玛莎·吉梅内斯（Martha Gimenez）、蒂蒂·巴塔查里亚（Tithi Bhattacharya）、苏珊·弗格森（Susan Ferguson）的论述和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和米歇尔·巴雷特（Michelle Barrett）的评论。通过转向研究她们从马克思的资本论里引用的、有关价值、剩余价值、生产劳动和资本积累的范畴并重审这些范畴，我将尝试阐明他们的观点。我还批判性地评价了他们的论点，并试图得出他们的假设和逻辑结论，以找出他们提出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回答今天的议题。
第四章，题为“异化劳动及其与性别压迫的关系”，说明了资本主义下的性别压迫是根植于异化劳动的。我首先回顾了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与哲学手稿》和《资本论》中关于性别的异化劳动的概念。我认为，马克思给了我们一些研究方向，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模式与女性作为女性而非单纯作为工人所遭受的特定压迫之间的关系。然后，本章将研究各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探究或触及到的——性别压迫与马克思对异化劳动的批判之间的联系。这些社会主义性主义者包括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雷亚·杜纳维夫斯卡娃（Raya Dunavevskava）、希瑟·布朗（Heather Brown）、安·弗尔曼（Ann Foreman）、南希·霍姆斯特罗姆（Nancy Holmstrom）、朱迪斯·格兰特（Judith Grant）、马西娅·克罗茨（Marcia Klotz）、西尔维亚·费德里奇（SilviaFederici）和加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最后，我会论述到，源于马克思异化劳动概念的性压迫理论可以回答当今#Metoo运动提出的问题，解释增加的性虐待、性侵犯。
第5章，题为 “黑人女性主义和交叉性“，提到了黑人女性主义交叉性思想家的一些重要贡献，以及他们的工作如何帮助重新定义21世纪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思想。首先，它引用了黑人女性主义主义交叉思想的不同表述，从《康巴希河集体声明》（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 Statementand）开始，继以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e）、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金伯利·克伦肖（Kimberle Crenshaw）、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贝尔霍克斯（bell hooks）、特蕾西·夏普莱·怀廷（Tracy SharpleyWhiting）和乔伊·詹姆斯（Joy James）的作品。然后，将简要考察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和鲁斯·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将交叉性理论延伸到当代的废监狱女权思想（Prison Abolitionist Feminism）的观点。我认可贝斯·里奇（Beth Richie）、玛丽亚姆·卡巴（Mariame Kaba）和罗马里琳·拉尔斯顿（Romarilyn Ralstons）在改革和恢复司法制度方面的重要性，承认以及黑人妇女在黑人人权运动中的领导作用，以及接受基安加·亚马赫塔·泰勒（Keeanga-yamahtta Taylor）提出的质疑。本章以阿什利·博勒（Ashley Bohrer 2020）的《马克思主义与交叉性》（《Marxism and Intersectionality》）作为结束语。我不会从社会主义者通常的立场来审视交叉性，他们认为该理论没有把阶级剥削作为关键问题。相反，我对交叉思想家的研究旨在阐明他们的观点，即压迫不能简化为剥削。
第6章，关于“酷儿理论“，批判性地审视了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罗斯玛丽·亨尼西（Rosemary Hennessey）和霍利·刘易斯（Holy Lewis）提出的酷儿理论。它还阐述了南希·霍姆斯特罗姆（Nancy Holmstrom）、朱迪斯·格兰特（Judith Grant）、马西娅·克罗茨（Marcia Klotz）和希瑟·布朗（Heather Brown）关于马克思的人性概念如何为酷儿理论提供坚实基础的观点。之后我会提出疑问，即是否有可能发展出这样一种社会主义女性主义的性别认同——可流动，但仍依赖于理性、普遍性和团结的人本主义观念。为此，我们接受艾利森·韦尔（Allison Weir）、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特里莎·埃伯特（Teresa Ebert）、和希娜·C·霍华德（Sheena C Howards）（2014）在《黑人酷儿认同环境》（《Black Queer Identity Matrix》）提出的各种批评，以及她对LGBTQ关系中父权制性别模式复现的质疑。
第7章和第8章深入分析了社会女性主义思想对资本主义和统治关系的替代方案。
第7章，题为， “理论化一个替代资本主义的人道、女权观点“从研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安·弗格森（Ann Ferguson）、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Patricia Hill Collins）、玛丽亚·米斯（Maria Mies）、西尔维亚·费德里奇（Silvia Federici）和凯西·威克斯（Kathi Weeks）的观点开始，他们对资本主义取代方案提出愿景。生态女权思想的主题在对玛丽亚·米斯的讨论得到了强调。我也将尝试弥补他们方案里的一些局限，并提出回到马克思的道路是否对取代现今异化人际关系有用的疑问？在这里，我会转向奥黛丽·洛德（Audre Lorde）的观点，她将与我们的讨论极为相关。本章还简要分析了雷亚·杜纳维夫斯卡娃（Raya Dunayevskaya）对前苏联和毛派中国作为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以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能将苏联和毛派中国视为社会主义的例子。最后，我提出了进一步的问题和想法，将社会人本主义替代资本主义的方案理论化在如今意味着什么？
第八章，题为“战胜统治：重新认识自我—他者关系”，讨论自我与他人之间的互动方式是否总是关于支配的？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是如何分析这个问题并寻求其它选择的？我讨论了西蒙·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和杰西卡·本杰明（Jessica Benjamin）关于统治基础的看法，然后批判性地审视了艾利森·威尔（Allison Weir）、雷亚·杜纳耶夫斯卡娅、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和奥黛丽·洛德关于战胜统治的观点。后四位哲学家都有一个辩证、人本主义的理论框架，威尔、杜纳耶夫斯卡娅和法农的观点，明显地借鉴了黑格尔的辩证法。
最后，结语总结了这本书，并提出了以下方面的组织构想：反对战争和帝国主义侵略，不局限于资本范围的一极；以全球#MeToo运动的潜力为基础，挑战资本主义的商品化和人际关系的物化；将当前反对专制主义、帝国主义入侵/战争的全球斗争和起义与美国的黑人人权运动和废除监狱运动联系起来；阐明一种人本主义的替代方案，结束资本主义对人类和自然的破坏，以及一切形式的统治。
这本书是我四十年来学习和社会活动的产物。我曾翻译并出版了一些上述作者的波斯语作品。在编写本书的过程中，我与其中一些人通信，为课堂和研讨会制定了教学大纲和课程，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和激进的同事合作，我还在公共图书馆和社区图书馆组织关于基层活动的会议，撰写和编辑合作论文，发表书评。书中每一章都是我的发现之旅，希望这也将是你们的发现之旅。
2022年10月
弗里达·阿法里是伊朗裔美国社会主义女权主义活动家、翻译家和作家。她是洛杉矶的一名公共图书馆管理员，在那里她为社区开设了哲学和政治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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