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世界新革命的推动者（二〇〇二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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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世界新革命的推动者

穆罕默德·哈尔比（Mohammed Harbi）

（二〇〇二年）

　　我们一直认为资本主义这块领域并非无法超越的，然而这是否在自欺欺人？官僚的社会主义已经过气，第三世界主义也一样。先是发生各式各样的惨剧，人类的生命也史无前例的向下贬值，接着便浮现这样的溃败；六〇年代，当主动权移转到那些被压迫的人民身上，西方世界那些因享受特权而惶惶不安的人，也适用于这种溃败。
　　面对第三世界国家的索求，这些工业大国不得不让出一些地盘。自此之后，近来的那些演变使这些国家确信，为了走出黑暗，走上进步及民主的道路，他们已别无选择。然而这些工业大国其实更依赖经济及意识形态上的压迫，也依赖他们所控制的那些国际金融组织：国际货币基金和世界银行。
　　总而言之，第三世界所面临的严重危机，亟需对后殖民时期提出一个批判性的分析，也需要与解放运动同时产生的（或有助于解放运动的）某些意识形态。从这个观点来看，重新审视弗朗兹·法农的作品（特别是《大地上的受苦者》一书）便显得格外重要，尤其是，许多关于革命动力的思想，都是来自对阿尔及利亚经验的看法，更益发突显出这个重要性。在法农这本遗作当中，阿尔及利亚经验是他思考的泉源之一，却经常遭受扭曲。
　　「法农主义」之所以颇具权威的理由之一，是因为它回应了第三世界「反对精英主义的精英们」的憧憬，列出一个社会发展规律的公式，有别于当时斯大林派推广的那种褪色的马克斯主义。法农以自身的行动及他对所有内、外部敌人的理解，来捍卫第三世界。我是一九五九年在突尼西亚认识他的，当时我们两人一同在那里为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GPRA）做事。对于革命方面的事情，我们都做了社会性的诠释，同时也都不认同知识分子作为先驱角色的那种不切实际的合理化。我们意见分歧之处在于：他认为农民应该扮演主动的一方；他相信国族意识是有可能意见一致的；他认同宗教上的奇异现象。关于最后这一点，法农所面临的那种情境（他和主张不可知论〔一种唯心的认识论。认为除了感觉之外的世界是无法认识的〕的活动份子有所往来），使他意识不到在阿尔及利亚的文化空间里，精英份子的思想只占了微不足道的位置。这种思想其实只是九牛一毛，起源于那些容易受到宗教影响的人对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的投入。
　　然而这一切并无损《大地上的受苦者》一书的重要性。无论是提出问题的那些部分，或者很有远见的某些章节，本书都能使我们针对革命理想的演变及它眼前的衰退，进行深入的探讨。「旧日陈腐，行将摧毁。」法农把「国际歌」（L’lnternationale）的这个理念纳入自己的思想。然而旁人却无法理解他将马克斯理论逼入绝境的那种提问方式。
　　关于革命的那种目的性的、普遍性的提问，乃因马克斯而生。对于那个年代彻底欧化的资本主义社会，他的分析只考虑到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之间的交替，并以资产阶级作为主要角色，无产阶级次之。社会中的其他阶级，都服从于这两种角色互相冲突所产生的动力。无产阶级被视为历史的主题：它带来普遍性的概念，并且，在挣脱枷锁的同时，它也是解放全体人类的力量。在这样的分析之下，历史动力的中心并没有包含被殖民者（事实上，当法国共产党将那些殖民地收纳于「法国联盟」〔Union française〕之下时，便是使用这样的逻辑：替被殖民者——法国无产阶级的附属同盟——开辟解放之路的，应该是法国反资本主义的革命）。
　　在俄国，民粹主义份子为俄式的区别原则提出辩护，也对马克斯的论点提出异议：他们认为在自己的国家里，革命应属于农民，而非无产阶级，而且应该避开资产阶级发展资本主义的那个阶段，直接通往社会主义。有鉴于这个反对意见，马克斯（在一次与俄国马克斯主义份子普列汉诺夫〔Plekhanov〕及维拉·札索乌利奇〔Vera Zassoulitch〕的通信中）修改了他的思考蓝图，并承认假若俄国的革命与西方的无产阶级革命背道而驰，那么俄国社会（在当时是个很农村化的传统社会）就能避开资本主义的阶段而完成革命。马克斯过世之后，他的伙伴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又重拾俄国例外的概念：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才是革命的阶级。
　　由于列宁的关系，革命模式的表达出现一种转折：他以世界性的规模来推广阶级斗争的原则，继续在马克斯开辟的道路上把革命纳入世界性的计划中，不过却认为革命可能会出现在帝国主义比较薄弱的那个环节，亦即出现在那些并非很工业化和都市化（因而大部分成员都是农民）的社会中。扮演救世主角色的，依旧是无产阶级，然而这些无产阶级的利益却是由一个政党来承担，依列宁之见，这是因为无产阶级将自己托付给自己，因而理所当然成为工会成员。这并非马克斯的见解。我们所面对的是另一种革命动力的概念。列宁是实用主义者，而且他的思想一直都密切留意为革命开辟道路的事件，无论是在东方——在这里，他看着「世界革命的煽动性素材」一路成熟（一九〇八年）——或欧洲。
　　一九一七年十月发出革命讯号的，是一个本质属于农村的国家，然而这道火花并未引燃斯待中的那种大火。而且这个社会主义的影响范围，也只局限在单一的国家。
　　在共产国际中，有一些没定型的「第三世界主义者」，比如鞑靼共和国党领导人苏丹·加里耶夫（Sultan Galiev,1880—1939）、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马拉卡（TanMalaka,18941——1949，又译陈马六甲），都在期待这个运动能使被殖民者成为改变的动力，而不像罗汀生（Maxime Rodinson）讲的那样，仅仅是个全球战略的目标。他们的努力始终是徒劳，然而，经过许多波折之后，在共产主义的运动中，由于毛泽东及弗朗兹·法农的关系，这个概念已经有所进展。他们两人都强调农民革命：但已经不是由西方国家的无产阶级来引导被压迫的人民进行奋战，而是由这些人民的奋战来决定世界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这个观点获得不少门徒的信服，其中也包括欧洲人。
　　然而毛泽东和法农有所不同。他并没有使自己的战略「农村化」：无产阶级依旧是先驱份子，共产党则从中介入。不过，法农进行了改革。他并不自限于对帝国主义的经济进行纯粹的分析。他同时也针对身份与文化的冲突提出理论，并试图指出真正受苦的人、始终被剥削的人，其实是那些被殖民者。西方世界胜出之处，并不局限于这种有如国族主义者才有的独特性：普遍性的希望才是动力所在。
　　因此，为第三世界的动机进行辩护，并非盲目进行：法农已经意识到革命的计划和那些被统治国家的物质基础之间，其实有所差异。而且他也没有忽略以发展与民主来作为担保的社会学影响。他的非洲经验，尤其是突尼西亚与迦纳的经验，使他特别关注在国家建设之中可能会危及政治精英份子的失控现象：独裁主义、拒绝多元化、贪污腐败，以及政权的个人化。法农，这个世界新革命的推动者，内心或许还有一些想法，比如俄国在单一国家施行社会主义的失败经验、革命运动变成堡垒捍卫者的转化，以及一党独大的专制现象。
　　如今，法农的政治现状并没有停留在这些论述上。在他之前，非洲没有人懂得分析精英份子是在什么样的环境之中培养出来，不懂得分析他们与殖民者之间的关系有着什么样的演变，也不知道要借由他们作为天生领导者的概念与他们对不成熟群众发表的那些谈话，来突显受过教育的「极端精英主义」。这是民主的障碍之一，而且挡在眼前的并不是那种可以视而不见的小障碍。
　　于是，假若只强调《大地上的受苦者》一书当中某些充满争议与激情的主题、农民的救世主降临说、救赎的暴力，以及第三世界在地理政治观点里的人为构成，但却忽略那些警告我们要提防革命浪漫主义的主题，是很不公平的。最基本的要求，其实不在于那种殷切的期盼，而是要对以下两点严加防备：一切有助于划分领导者与执行者的批判思想，以及一切自诩为行政机构者（后者极需知识与权力，以便控制那些被视为天生无能且有待制服的群众）。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永久不变的关联便在于此：剥削者会变，但被剥削者依旧都是那些人。
　　我们再补充几句作为结语：法农的灵感也来自他作为一个精神科医师所理解的实践方式。精神医学教育在他看来就如同一台机器，目的在于使「疯子」回归正常，并将一些与疯子所表达的东西没有关联的准则，强加在他们身上。法农加入反传统精神医学运动的行列，强调要把这句话说出来，同时推翻医师与病人之间的关系。实话与真实性，乃位于疯狂这一边，应当让病人自由发挥才是。在法农那种主张绝对自由的民粹主义及他的实践医学之间，有着很明显的相似性。

*关于哈尔比：一九三三年出生于阿尔及利亚，历史学家。十五岁便加入「阿尔及利亚国族解放阵线」（FLN），独立战争结束后，他成为新总统班贝拉的幕僚之一。一九六五年，政治变天，他遭逮捕，虽然后来出狱了，仍受软禁。一九七三年，他用假护照逃到突尼西亚，辗转到了法国，从此定居巴黎，在巴黎大学授课政治学，现已退休。他在软禁期间写了一本书《FLN的运动进程》(The History of FLN），一九七五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