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弗朗兹·法农《大地上的受苦者》（1961）
第一章 论暴力
国族解放、国族复兴、重建属于人民的国家、英联邦等等，不管是使用什么名称或引进什么新方案，去殖民（décolonisation）始终都是一种暴力的现象。不论我们在什么层次研究去殖民，例如个人之间的交往、新名称的运动倶乐部、鸡尾酒会、警察，还是国有或者私人银行的董事会，去殖民不过是十分单纯地由一「类」人代替另一「类」人的过程。没有过渡期，而是全新的、完整且绝对的交替。我们当然也可能指出一个新国族的涌现，一个新国家的建立，它的外交关系和政治、经济方向的变化。但是，精确说来，我们选择了消除歧异，去谈论一个白板状态，也就是最初的去殖民从那被定义的起始状态。它不寻常的重要性在于，从第一天开始，去殖民就成为被殖民者最起码的要求。老实说，成功的证明，在于社会结构彻底改变了。这种改变异常非凡的重要性在于，它是被人们渴望、要求和强求的。这种改变的必要性，在被殖民者男女的意识及生活中，是以一种原始、冲动和强制的状态存在。但是，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也同样被另一类男女，也就是移殖民者，以下列的形式体验在他们的意识中，认为未来是可怕的。
去殖民的历史过程
企图改变世界秩序的去殖民，根本就是一个全然混乱无序的纲领。但它不可能是一个神奇的操作、自然的撼动或者和睦谅解的结果。大家都知道，去殖民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也就是说，只有当我们认清那赋予它内容与形式的历史化运动，它才能被理解，才能找到自己的可理解性，使自身变成透明。去殖民是两股天生你死我活敌对势力的角逐，两者的独特性，正是由于它们皆提取自殖民情境所分泌的养分。它们是在暴力的情况下展开首次决战，并在大量的刺刀及大炮下维持共同生活——更确切地说，所谓共同生活，是殖民者对被殖民者的剥削。殖民者和被殖民者是老相识。当殖民者说他认识「他们」时，的确是有道理的。因为殖民者造就了他们，并且继续制造出他们。殖民者从殖民体制中提取出真实，也就是他的财产。
去殖民绝不可能不受人注目，因为它针对人的存在，它改变了人，它把不具本质性的存在、被压垮的观众，转变成享有特权、几乎受到历史大力吹捧的伟大演员。它在存在里，带进了一种由新人类的节奏、新的语言、新的人性。去殖民是真正地创造新人。但这种创造，不是从任何超自然力量那里得到正当性：被殖民地化的「物」，在自我解放的过程中，变成了人。
因此，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有着对殖民情境做全盘重新提问的需求。如果我们想精确地描述它的定义，可在「后来居上」[1]这句名言中找到。去殖民是这个名言的验证。因此，就描述的层面而言，所有的去殖民化都是一种成功。
去殖民以赤裸裸的姿态展现，它透过所有的毛细孔，以烧红的子弹和血淋淋的刀剑，让人来揣度。如果后来者必须居上，那只能是两大主角决定性、致命对决后的结果。若要使后来者爬到前排的坚定意愿获胜，要使他们在那有名的、用来定义何谓一个有组织社会的阶梯上爬升（有人说，用太快的速度），那只有透过在天平上放入所有的手段，当然包括暴力。
我们无法以这样的纲领就瓦解一个社会，即使只是个原始的社会，如果不是在一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甚至是计划本身公式化的最初，就决定要扫除路上所碰到的一切障碍。决定实现这个纲领、使它变成动力的被殖民者，随时准备好动用暴力。他从出生就清楚这个充满禁令的狭小世界，唯有靠绝对暴力，才能对它重新提问。
殖民地是个分割的世界。不必浪费唇舌去重提土著和欧洲人的城市、土著和欧洲人学校的区隔，或南非的种族隔离。然而，如果我们深入到这种分割的内部，我们至少可以标示出其中几条动力的境界线。走近殖民地世界，走近这个安排和地理布局，将使我们据此重新组织去殖民社会的界线。
被殖民世界是一分为二的世界。兵营和警察局标明分界线。在殖民地，宪兵、军队是被殖民者有效的对话者，他们是殖民者及压迫体制的代言人。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不论是宗教或世俗化的教导，父子相传的道德反思教育，工人在五十年的优良忠诚服务后获颁的诚实楷模奖章，因和谐与智慧而增长的爱情，或者鼓励遵守既定秩序的美德，这些，都在被剥削者周围营造出一种服从与禁制的气氛，大大减轻了警察的任务。在资本主义国家中，在被剥削者与当权者之间，有众多道学教授、顾问和「偏激倾向导正专家」的介入。相反的，在殖民地，宪兵或士兵借由他们立即的出现，直接频繁的介入，保持和被殖民者的接触，并用枪和凝固炸弹，命令被殖民者不得动弹。人们可以看到，权力的中介者使用纯粹暴力的语言。中介者并不减轻压迫，也不掩盖支配。他们把压迫和统治暴露出来，忝不知耻地凸显自己那维持秩序的地位，把暴力带进被殖民者的家里和他们的脑袋里。
被殖民者的面貌
被殖民者居住地带与殖民者居住地带，并不呈现互相补充的状态。这两个地带互相对立，但这样的对立不是为一个更高的统一而服务。这两个被纯粹亚里士多德逻辑所支配的地带，都遵守相互排斥的原则：无法和解，多说无益。殖民者的城市是石块和钢筋打造的铜墙铁壁，灯火通明、铺上柏油。而城里的垃圾箱总是塞满了从未见过，甚至是从未梦想到的、不知名的残渣。殖民者的双脚从不被人看见，可能只在大海里才展现，但我们从未足够靠近到可以看见它们。结实的鞋子保护殖民者的脚，城市街道干净、光滑，没有坑洞，没有石子。殖民者的城市是座吃饱没事干又轻松的城市，肚子总填满了好吃的东西。殖民者的城市是白人的、外国人的城市。
被殖民的城市，或至少是土著的市镇、黑人的村子、阿拉伯街、印地安人保留区，则是声名狼藉的地方，住满了声名狼藉的人。人们在那里随地、草草地被生了出来。随地、随便因某不知名原因死去。这是个没有间隔的世界：人挨着人，小茅屋挨着小茅屋。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饥饿城市，渴望着面包、肉、鞋子、煤炭和光明。被殖民者的城市是座蹲下来的、屈膝的城市，一座躺卧着的城市。这是黑人的城市、阿拉伯人的城市。被殖民者以淫荡、羡慕的眼神望着殖民者的城市，梦想占有它。用尽所有占有的形式：坐在殖民者的桌旁、躺在殖民者的床上，可能的话和殖民者的妻子上床。被殖民者是嫉妒的，殖民者不是不知道，在他瞥见被殖民者那失控的眼神时，酸苦地见识到这点，但他始终保持警惕：「那些家伙想夺取我们的地位。」的确，一个被殖民者至少每天一次梦想处在殖民者的地位。
这被分割、被一分为二的世界里，住着不同类别的人们。殖民地的独特性就在于：谈经济现实、不平等、生活模式极大的差异，都无法做到遮掩一个属于人道这个层次上的现实。当我们快速审视殖民脉络时，即可明白地看到，分隔这个世界的，首先是属于或不属于这个类别、这个种族的事实。在殖民地，经济的下层结构同时也是上层结构，原因即结果，因为是白人而富有，因为富有而成为白人。所以，每当讨论殖民地问题时，马克思主义分析总是应该稍微放宽些。马克思对前资本主义社会的探讨，并没有到概念的层次上，我们在此也不是要去重新探讨这个问题。农奴和骑士的本质不同，但两者都必须借助神权来正当化身份的不同。在殖民地，从外地来的外国人，用枪炮和机械来强制统治。尽管他成功地制伏和据为己有，他始终是外国人。首先构成了「统治阶级」特征的，既非工厂，也不是财产，亦不是银行里的账户。统治族群首先是外来的，那些不像当地人（autochtones）的，那些「他者」（les autres）。
暴力主宰了殖民地世界的布局，不断地破坏当地人的社会形态，毫无保留地摧毁了经济、衣着和外表原先的参照坐标。然而，当被殖民者决定成为历史的舞台，奋力冲进禁区的一刻，被要求以及承受的，同样是这个暴力。炸毁殖民地世界，今后将是十分清楚的行动意象，非常可以理解，也能为每个被殖民的构成份子遵循。瓦解殖民地世界，并不意味着在撤废边界线后，人们会整治两个地带间的通道。摧毁殖民地世界，不多不少，就是要取消一个地带，把它埋在泥土深处，或赶出土地。
被殖民者对于殖民地世界提出的质疑，并非是观点上的理性较量。那不是有关普遍概念的论述，而是一种把独特性提出，当成绝对的疯狂论证。殖民地世界是摩尼教的善恶二元论世界。殖民者对被殖民者做肉体上的限制，也就是借由警察和宪兵，限制被殖民者的空间，这还不够。就好比为了阐明殖民剥削的极权主义特点般，殖民者把被殖民者描述成一种「恶的精髓」〔注1〕。被殖民者社会不只被描述成一个没有价值标准的社会。殖民者断言，在被殖民者的社会中，这些价值标准不是被抛弃了，就是根本不曾存在过，这样说还不够。被殖民者被宣称为，对伦理学是抵制的，不仅缺乏价值，也是对价值的否定。他是，让我们敢于承认这点价值的敌人。在这个意义上，他是绝对的坏。他是腐蚀成份，破坏一切接近他的东西，是扭曲成份，使一切与美或道德有关的东西变了形，是一切不吉祥力量的受托人，是盲目暴力的无意识及无法回收的工具。梅尔先生（Meyer）可以在法国国会上严肃地说，不应该让阿尔及利亚人进来国会殿堂嫖淫共和国。的确，自从和被殖民者接触过后，所有的价值就不可逆转地中了毒和被污染了。被殖民者的习俗、传统、神话，尤其是神话，就是贫困、体质败坏的标志。所以，这也就是为何，要把下列两件事放于同一平面上来看：用DDT消灭寄生虫、疾病的媒介，以及基督教在异端邪说、本能、邪恶等等还在萌芽的状态时就把它们给扼杀了。黄热病的消除和福音布道的进步，分属同一份决算表。但是，布道团的捷报实际上告诉我们在被殖民者内部引进异化酵素之重要性。我谈基督教，谁也没权利对此感到惊讶。殖民地的教会是白人的教会、外国人的教会。它并不召唤被殖民者走向上帝，而是走向白人的道路、主人的道路、压迫者的道路。如众所皆知的，在这一历程中许多人被征召，却很少人入选。
〔注1〕我们已在《黑皮肤，白面具》书中描述过这种善恶二元论的世界。
有时候，这个善恶二元论竟然达到逻辑上的极端，将被殖民者去人性。确切地说，把被殖民者动物化了。因此，当殖民者谈到被殖民者时，他使用的是动物学的语言。他影射黄种人的爬行、土著住所散发出的气味、游牧部落、恶臭、大量繁殖、乱钻乱动、比手画脚。当殖民者想描述或找出一个恰当的字眼时，经常参考中世纪的动物寓言集。欧洲人很少依靠「形象化的」词。但是，领悟了殖民者计划的被殖民者，理解了人家对他兴讼的意图，立刻知道对方在想什么。这个爬升的人口统计图，这些歇斯底里的群众，这些完全没有人性的面孔，这些胖得什么也不像的身体，这群没头没尾的人，这些似乎不属于任何人的野孩子，这种摊在太阳下的懒散，这种植物般的韵律，这些都成了殖民词汇当中的一部分。不久就要涌现了，那些戴高乐将军讲到的「黄色人群」、莫里亚克先生（M.Mauriac）讲到的黑色、棕色和黄色群众。被殖民者知道一切，并且呵呵大笑，每当他们在他者的话语里发现自己成了动物。因为他知道自己不是动物。更确切地说，恰在他发现自己的人性的同时，他擦亮武器，做好战斗准备，要让人性获胜。
一旦被殖民者开始捣乱，开始让殖民者惶恐不安时，我们就会派出一些善良的灵魂，在「文化大会」上向他展示西方价值的特殊性及丰富性。但是，每当话题牵涉西方价值时，立刻就会在被殖民者身上产生一种僵直、肌肉痉挛现象。在去殖民阶段，被召唤的则是被殖民者的理性。我们向他们提出一些确切的价值，充分向他们解释：去殖民不该意味着倒退，而是应该建立在一些经试炼过、牢靠、受评定的价值上头。然而，目前的情况是，当一个被殖民者听到一段有关西方文化的论述时，他就抽出自己的大砍刀，或至少要确保刀子在随手可拿到之处。白人价值之所以拥有优越性，是受到暴力的保证，白人价值在对决的过程中胜过被殖民者的生活或思想方式，是浸满在侵略性中的。暴力、侵略性，透过复返，使得我们在被殖民者面前提起这些价值时，不免换来冷笑。在殖民的脉络中，殖民者从未停止过对被殖民者的攻击，除非被殖民者高声清楚地承认白人的价值优越。在去殖民时期，被殖民大众对这些价值不屑一顾、蔑视并唾弃它。
这种现象通常被掩盖起来，因为在去殖民时期，一些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已经跟殖民国家的资产阶级建立了对话关系。在这个期间，当地居民只被视为面貌模糊不清的群众。殖民的资产阶级有机会在各处认识的几个土著，不足在立即的感知上发挥作用，使得差异化得以产生。相反地，在解放时期，殖民主义的资产阶级热切地寻找与「社会精英」们接触。那著名的、针对价值的对话，是与这些精英进行的。殖民资产阶级认识到自己不可能在殖民地维持统治时，就决定进行文化、价值及技术各领域的后卫战。然而，绝不应该忘记的，是占极大多数的被殖民民众，他们对这些问题漠不关心。对被殖民者而言，最根本的价值，首先是土地，因为这最具体：土地保证了面包，当然，也保证了尊严。但这个尊严与做为具「人道的人」的尊严无关。这个理想的人，他从未听人说过。他在自己土地上看到的，是我们可以抓他、打他、使他挨饿，却不受惩罚；从未有过任何一个伦理学教授或神父，过来代他被打，并跟他分享面包。对被殖民者而言，作为一个伦理学家可以十分具体，就是使殖民者的傲慢噤声，使他行使的暴力粉碎，简单地说，就是直接了当地把殖民者从全景图中驱逐。人人平等这一著名的原则，在殖民地会找到对此的阐释，只有当被殖民者提出，他与殖民者是平起平坐之时。再进一步，他想要为超越殖民者而战斗。事实上，他已决定代替殖民者，并占据他的位置。正如我们所见，整个物质和道德的世界崩溃了。一直在抽象普遍性方面遵从殖民主义者的知识分子，如今为了殖民者和被殖民者能够在新世界和平共处而奋斗。但是，他没有看见，因为确切的说，那是由于殖民主义已经渗透到他所有的思想模式中了，他看不到一个事实，殖民者，一旦殖民的脉络消失，也就没必要与他们共存了。这个情况的出现并非偶然，在阿尔及利亚政府和法国政府谈判以前，欧洲少数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已经清楚地表态：他们要求，不多不少，双重的公民资格。就是由于我们局限在抽象的层次上，才想迫使殖民者在未知中做一个十分具体的飞跃。让我们这么说吧，殖民者完全知道任何浮夸的词藻也取代不了现实。
表象化的去殖民
于是，被殖民者发现他的生命、呼吸、心跳和殖民者一样。他更发现殖民者的皮肤不比自己的皮肤值钱。这一发现引起世界的大震撼。被殖民者一切新革命的保证由此而起。如果我的生命确实和殖民者的一样重要，那么他的目光就不再令我觉得咄咄逼人、令我颤栗，他的声音不再令我发愣了。我不再面对他而不知所措，实际上，我已不把他放在眼里。不只在他面前，我不再感到局促不安，而且我正为他布下一个陷阱，使他除了逃走以外没有别的出口。
我们曾经说过，殖民脉络的特征是强制世界一分为二。去殖民把世界统一起来，透过一个激进的决定，根除世界异质性的部分，借由在国家的基础上，有时是在人种的基础上，将世界统一。我们知道塞内加尔的爱国者所说的一句恶毒的话，当他们提起总统桑哥尔（Senghor）的手腕时：「我们曾经要求指导层非洲化，而现在，桑哥尔使欧洲人非洲化了。」这意思是说，被殖民者绝对有可能直接地洞悉去殖民是否发生，因为后来者居上是最起码的要求。
但是，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却给这一请愿带来不同的变奏，事实上，他似乎有很好的理由：行政人员、技术人员、专家是必要的。然而，被殖民者却把这些破格的优待，诠释成同样是破坏的手段，而且，随处都会听到一个被殖民者宣称：「早知道，我们根本就不必独立……」云云。
在那些真正进行过解放斗争的被殖民地区，在那里，人民流淌过的鲜血和武装斗争的时间，促使知识分子们涌回到广大民众根基之处，在那里，我们参与了一场真正的铲除工程，将知识分子所汲取自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上层建筑根除。在他自恋的独白里，殖民主义资产阶级通过那些教授们的中介，的确使被殖民者深信，本质是不朽的，尽管所有的错误都该归咎于人。那当然就是所谓的西方的本质。被殖民者接受了这些思想的基础，人们可以在他脑子的一个褶子里发现一个警惕地捍卫希腊拉丁根基的哨兵。然而，在解放战争时代，被殖民者重新接触他的子民，这个装模作样的哨兵就粉碎了。所有地中海的价值，人道的、光明、美的胜利，都变成了没有生命和褪色的小玩意。所有这些华丽词藻似乎成了空洞的堆积。这些似乎使灵魂高贵的价值黯然失色，因为它与人民投入的具体斗争完全无缘。
首先是个人主义消逝了。被殖民知识分子从他主人那里学到，个人必须受到彰显。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用棒槌把个人社会的想法打入被殖民者的思想里，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关在自己的主观里，财富就是思想的富有。而在解放斗争时期，有机会逃到人民当中的被殖民者，将发现这个理论的错误。斗争的组织形式将向他提供不同的词汇。兄弟、姐妹、朋友是被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所放逐的词，因为对他而言，我的兄弟就是我的钱包，我的朋友就是我的手段。被殖民的知识份子，在一种类似火刑中，参与了所有偶像的毁灭：自私、傲慢的辩驳，老是要驳倒人的幼稚愚蠢。这个受殖民主义文化烧伤的知识分子，也将发现村民大会的组织内容密实、人民委员会密布各地，地区或支部会议超乎寻常的频繁。个人的事务今后不断地成为众人的事务，因为具体来说，大家全都将被外籍兵团发现，可能被杀或得救。在这个脉络下，「摆脱困境」（démerdage）这种无神论的救赎方法是被禁止的。
一段时间以来，关于自我批评我们谈很多：但，我们可知，这首先是一个属于非洲的机制？无论是在北非的村落里，或是在西非的集会里，传统的做法是，当一个村子里爆发冲突时，必须当众辩论。当然是集体的自我批评，但带点诙谐气氛，因为大家都很放松，因为所有的人最终期待相同的结果。知识分子渐渐放弃算计、异常的沉默、不可告人的想法、暗中耍小聪明、秘密等等这些，渐渐，随着他投身于民众之间。我们因此可以这么说，在这个层次上，团体已然胜利，它发散出自身的光芒，分泌出自己的理性了。
但是，有时候去殖民也会在一些尚未被解放斗争充分撼动的地区发生，我们又可以重新见到同样机灵、狡猾、奸诈的知识分子。我们在他们的身上，完整无缺的重新找到他们与殖民主义资产阶级交往过程中，捡拾得来的举止和思考形态。昨天他们是殖民主义的宠儿，今天又摇身一变成为国族权威的骄子。他们组织了某些掠夺国家资源的活动，冷酷无情地通过手段或合法的窃取爬上高位；滥用国家当前的贫困，大搞进出口、开股份公司、炒作股票、享受特权。他们再三要求商业国有化，即把市场和良机独独保留给国族主义者。在理论上，他们急切地要把从国家偷来的赃物国有化。在这个冷酷的国家时期，在所谓严峻阶段，他们掠夺的成功迅速引起人民的愤怒和暴力。在非洲及国际的当前情况下，这个贫困和独立的人民，快脚步迈向社会意识的觉醒。这一点，那些小个人主义者不用太久的时间就明白。
为了吸收同化压迫者的文化并且在其中冒险，被殖民者必须提出一些抵押品。其中，他必须要把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的思考模式变成自己的。这点，我们可以在被殖民的知识分子没有对话能力中看出来。因为他们在面对一个对象物或观念时，不知道去让自己成为不重要的。相反地，当他在民众中积极活动时，他将惊讶连连。他完全被民众的诚实和正直解除了武装。一个在暗处窥伺着他的、一直会有的危险，是搞民众主义（populisme）。他变成一个随声附和的人，同意民众的每一句话，并把它当作格言。然而，农民、失业者、挨饿者并不企求真理，他们绝不会说自己就是真理，因为他的存在就是真理。
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表现得宛如一个庸俗的机会主义者般客观，事实上他没停止耍手段。对人民而言，问题从不在于去拒绝知识分子，或使他走头无路。人民要求的是把一切弄成是共同的。被殖民知识分子在人民大潮里的融合，将会出现推延的情形，因为他对细节的存在带着一种古怪的崇拜。人民并非抗拒分析。他喜欢人家向他解释，喜欢明白论证的逐条陈述，喜欢看方向往哪边走。但是，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当他和人民相处之初，老是计较细微末节，甚至忘记了殖民主义的失败是斗争本身想要达到的目的。被席卷在多元形式的斗争当中，他倾向着重在地方性任务，大搞特搞，总是过于一本正经，却看不到全局。他把规律、专长、领域各种概念导入人民革命这台可怕的混合搅拌机器里。由于投入在一些确切的点上，他有时候会忘记运动全局的统一性，并在局部性失败时，禁不住开始怀疑，甚至心灰气馁。相反的，人民一开始就采用了全体性的立场。土地和面包：如何能获得土地和面包呢？人民所采取的这个表面上局限和狭窄位置，追根究底，是最具丰富性和最有效的操作模范。
真理的问题同样令我们非注意不可。在人民之中，任何时候，真理只归于与国家相关的那些。没有任何绝对的真理，没有任何关于精神具透明性的论述，可以粉碎这一立场。被殖民者用同样的谎言，来回答殖民地状况的谎言。他们对自己的人坦率，对殖民者在态度上则是收敛和模糊不清。加速殖民统治崩溃的那些，就是真的，促进国家出现的那些，就是真的，保护土著，击溃外国人，这些是真的。在殖民脉络中，没有什么真实的行为准则可言；所谓好的，只不过是伤害「他们」的那些。
因此，我们看到支配殖民地社会的原始善恶二元论，在去殖民时期原封不动地被保存下来。那是因为殖民者一直是敌人、对立者，更确切地说，是必须被推翻的人。压迫者在他的辖区里进行统治、剥削和掠夺；而在另一个地区里，被殖民之「物」是被猎杀、被掠夺的，在能力可及的范围内供养着压迫者，无须过渡地直接从殖民地的岸边到「母国」的宫殿和码头。在这被固定住的地带，表面平静，棕榈树在云朵下摇曳，海浪拍打着鹅卵石，原料来来往往，殖民者的存在同时被正当化。而被殖民者仍旧蹲着，半死不活，永远做同一个梦。殖民者写历史。他们的生平就是一部史诗，一部历险记。他是绝对的肇始者：「这片土地，是我们造就它的。」他是持续的理由：「如果我们走了，一切都完蛋，这片土地将回到中古世纪。」在他面前的，是一些麻木不仁的人，他们打从内心受到狂热与「祖先的习俗」纷沓困扰，面对殖民唯利是图的新动力，他们构成了一个几近矿物般坚硬的框架。
殖民与被殖民的群众关系
殖民者创造历史，并且知道自己在创造历史。因为他经常参照母国的历史，他并明确地指出，他在这里是延续这个母国。因此，他写下的不是被他掠夺国家的历史，而是他的国家在掠夺、侵略和使人挨饿的历史。被殖民者被强迫成为无法动弹的状态，只有当他们决定结束殖民主义的历史、掠夺的历史，并使国族的历史、去殖民的历史出现时，才可能被重新审视。
被割裂的世界，善恶二元论的世界，动弹不得的世界，铜像的世界：征服这世界的将军铜像、架桥工程师的铜像。这个对自己深具信心的世界，如一块巨石，重压在遭受鞭子抽打的脊椎上。这就是殖民地世界。土著是被关在笼子里的人，种族隔离不过是分割殖民地世界的一种形式。土著首先学会的第一件事，是待在自己的位置上，不能超越界线。这也是为何，土著的梦，是肌肉的梦、动作的梦、具侵略性的梦。我梦见自己跳跃、游泳、奔跑、攀登。我梦见自己哈哈大笑，跨过大河，被一堆永远逮不到我的车子追赶。在殖民时代，被殖民者从晚上九点到早上六点之间，不停地解放自己。
这沉积在被殖民者肌肉里的攻击性，首先对自己的同胞发挥。这个时期，黑人们彼此互殴，警察和预审法官面对北非这种犯罪行为不知所措。我们在后文将讨论这一现象（参见第五章）。面对殖民地特有的安排，被殖民者恒常处于紧张状态中。殖民者的世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充满排拒，又同时使人想望。我们已经了解到，被殖民者经常梦想安顿在殖民者的位置上。不是变成殖民者，而是取代他。这个充满敌意的、沉重、具侵略性的世界，因为它粗暴的排斥被殖民者群众，但这个世界所代表的，不是人们想要尽快逃离的地狱，而是一个触手可及，但又有凶猛的看门狗守卫着的天堂。
被殖民者始终保持警惕，由于他很难辨识殖民世界那无数的符号，从不知道自己是否跨越了界线。面对由殖民者安排的世界，被殖民者始终被当作嫌疑犯。他的罪恶感并不是一种承认、接受的罪恶感，而比较像是一种诅咒，大祸临头[2]。然而，在被殖民者内心深处，他并不承认这些对他的审理案件。他是被统治，而不是被驯服。他被贬低，但并没有被说服而认为自己低人一等。他耐心等待殖民者放松警戒，再扑向他。被殖民者的肌肉一直在等待。我们不能说他焦虑不安，说他害怕。事实上，他始终准备好要抛弃猎物的角色，而担任猎人。被殖民者是个恒长梦想自己成为迫害者的被迫害者。社会的象征——宪兵、兵营响彻的军号声、军队列队和高悬的旗帜——既是抑制剂又同时是兴奋剂。这些象征，毫不意味着「别动」，而是「好好准备攻击」。事实上，假如被殖民者有沉睡与遗忘的倾向，那么，殖民者的傲慢，和他心里挂记着想去检验殖民体制的牢固性的想法，也会再三提醒他：重大的决斗绝不会无限期延长。这种取代殖民者的冲动，无时无刻不使肌肉处于紧张状态下。我们知道，事实上，在目前的情绪状态下，障碍的存在会使运动有加快发生的倾向。
殖民者与被殖民者的关系是群众的关系。殖民者以其势力来对抗数量。殖民者有暴露狂，他对安全的操烦让他得高声提醒被殖民者：「在这里，我是主人。」殖民者在被殖民者的心中挑起了维系着一把一发不可收拾的怒火。被殖民者被锁在殖民主义的天罗地网里。但我们看到，在那里面，殖民者获得的，只不过是一个假的石化状态。被殖民者肌肉的紧张会周期的在一些血腥的爆发中获得纾解：即部落的斗争、酋长间的斗争和个人之间的斗争。
在个人的层次上，我们参与了一场真正的理性的否定。殖民者或警察可以整天殴打被殖民者、侮辱他，叫他下跪，我们可以看到，被殖民者在碰到另一个被殖民者一点点的敌视或挑衅的目光，就会拔出刀来。因为他最后的一招，是用对付自己的同类来保卫自己的人格。部落斗争，只会使深埋在脑海中的旧恨，永远传下去。被殖民者大量地把肌肉消耗在报复上，企图说服自己以为殖民主义并不存在，以为一切照旧，以为历史在继续。我们从那可以清楚地在集体的层次上，理解这些著名的逃避行为的意义：就好像沉浸在同胞的血中，就可以使人看不见障碍，就可以把以武装斗争来反殖民主义这个不可避免的决定，拖延下去。在部落之争中，非常具体地造成集体的自我毁灭，这因此是被殖民者纾解肌肉紧张的途径之一。所有这些行为，是面对危险时的死亡反应，是自杀行为，它让殖民者在生命及统治获得巩固的同时，认定被殖民者是没理性的一群。被殖民者也同样借助宗教，成功地对殖民者不予理会。通过宿命论、罪恶、贫困、命运回归上帝，压迫者的一切创举都被消除了。个人就这样接受上帝所决定的腐败解体，在殖民者和命运之前伏首贴耳，通过一种内心的再平衡，迈向一种石头般的平静。
然而，在这段期间，生活继续下去，被殖民者通过广泛且可怕的神话——这种神话在落后社会里多如牛毛——而抑制自己的攻击性：邪恶精灵的介入让我们走路歪斜，那些凶神恶煞、半人半豹、半人半蛇、六足狗、殡尸，所有这些一系列无穷无尽的小动物或巨人，在被殖民者周围支配着一个比殖民主义世界更可怕的禁忌、障碍和抑制的世界。这个渗入土著社会、魔术般的上层建筑，在利比多经济的动力中，担任明确的职务。事实上，落后社会的特征之一，即是利比多首先是属于团体、家族的事务。人类学家早已详细描述过这个社会的特征：在这个社会里，那个梦见自己不是跟妻子，而是同另一个女人有性关系的人，必须要公开承认这个梦，并向那女人的丈夫或受伤害的家庭尽缴纳实物，或以工代赈的义务。这一并证明了所谓史前社会非常重视无意识。
神话和魔术的气氛，在令我害怕的同时，表现得如同一个不容置疑的现实。它在令我惊恐的同时，使我融入传统、融入我的地区、我的部落历史。但又同时令我安心，它给了我一个位置，一张身份证。在落后国家，秘密这个面向是一个集体的面向，特别专属于魔术的范畴中。在这千丝万缕的网内，行动自我重复，带有如同水晶般的永恒性，把我限制在这个网内的同时，被肯定为永恒的，则是我的世界，我们的世界。相信我，僵尸比殖民者更可怕。从此，问题不再是让自己去符合殖民主义那披着铁甲的世界的规定，而是在小便、吐痰或夜间出门时必须再三思量。
超自然、魔术的力量，表现为一股惊人的自我力量。殖民者的力量无限的萎缩，被贴上外来的标志。我们不再需要去对抗他们，既然神话结构的可怕厄运也十分重要。我们看到，一切都获得解决了，透过幻想层面上那些永恒的对决。
然而，这群人民，从前被分割成一个个不真实的小圈子，他们被一种无法言喻的惊吓所折磨、却乐于在梦般的折磨中自我迷失，在解放斗争中，这群人民自行解体了，又重新组织起来，并在血和泪中诞生了实际且直接的对决。给解放战士（moudjahidines）吃的东西、为他们放哨、帮助欠缺生活所需品的家庭、代替被杀害或被囚禁的丈夫：这些都是在解放斗争中，人民被鼓励去执行的具体工作。
在殖民世界，被殖民者的情感被维持在一种十分敏感的状态，犹如裸露的伤口躲避腐烂因素那样。精神机制缩起来，被磨灭了，透过肌肉的示威表现，做自我卸除，这让一些学者认为，被殖民者是歇斯底里的。这种勃起的情感状态，受到看不见的守门人的监视，他们可以直接与人格的核心沟通，不须透过中介，这样被监视的情感的勃起状态，在危机时，将与情欲一起，透过运动机能上的消解，达到自我满足。
从另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被殖民者的情感状态消耗在多少有些恍神的舞蹈中。这也是为何，研究殖民世界，必须要研究舞蹈和着魔。被殖民者也正是用肌肉的狂欢，来放松自己。在这个过程中，最激烈的攻击性、一触即发的暴力被疏导了、转变了和消失了。舞蹈集会是受允许的，它提供保护以及允许。在固定的时间、日期，男男女女聚集在一个约定的地方，当着严肃的宗族面前，大胆地做出步伐不整齐，但实际上是系统化的示意动作，通过许多方法，不去承认头的重要性，脊椎的弯曲，整个身体往后抛，一目了然的看出一个集体为驱魔，获得解放，说出意见做出崇高的努力。一切都被准许……在圆圈内。人们爬上小山岗，好像要更接近月亮，溜到河边陡坡上，彷佛要显示舞蹈、大净、清洗、净礼等是具同样价值的，这些地方都是神圣的场所。一切都被准许了，因为，实际上，人们聚集起来，只是为了让积蓄的利比多和受阻的攻击性，像火山爆发似的喷出来。象征性的死刑，形象化的袭击，想象中的各种谋杀，必须统统发泄出来。不愉快就在吵吵嚷嚷声中，像熔岩般蔓延开来。
再进一步，我们掉入全然的着魔状态中。的确，被组织起来的是场附魔—驱魔大会：对吸血鬼的迷信，中了鬼神、亡灵、妖魔的邪。这些人格的分裂、双重性、解体，扮演了稳定被殖民社会的主要经济功能。去的时候，男男女女十分不耐，步履维艰，「神经紧绷」。回来时，村子恢复平静、和平和静止不动。
在解放斗争时期，我们将在某些操作里头，看到一种独特的去情感状态。人们背靠着墙，刀架在喉咙上，或更精确地说，把电极放在他的生殖器上，在这种情形下，被殖民者被勒令不再陈述自身的历史。
经过几年不切实际、沉溺在最骇人的幻想中之后，被殖民者终于拿起枪，迎击唯一否认他存在的势力——殖民主义势力。在战火洗礼下成长的年轻被殖民者一代，很可能嘲笑……祖先的殡尸、双头马、还魂的死人，以及趁人打哈欠时钻到体内的鬼神，不过，这年轻的一代并没有放弃这些。被殖民者发现了现实，并在自己的实践中，在使用暴力中，在解放中企图改变这个现实。
我们刚看到，这个暴力，在整个殖民时期，尽管一触即发，但却空转着。我们也看到，它借由舞蹈或着魔的情绪宣泄而被疏导。我们之前看到，它在同胞相残的斗争中消耗殆尽。现在，问题就在于去掌握这个正在重新导向的暴力。之前，它沉溺于神话中获得自我满足，想尽办法发现集体自杀的机会，现在，新的条件将使它改变方向。
暴力，作为补偿
从政治的策略和历史的观点看，殖民地的解放在当代提出一个具根本重要的理论问题：什么时候可以说国族解放运动的局势成熟了？它的前卫应该是什么样子？因为去殖民具有多样性，理性于是犹豫着，禁止自身去说，什么是真正的去殖民，什么是假的去殖民。我们将看到，对于投身其中的人来说，有着决定方法、策略的迫切需要，即领导和组织的问题。否则，只剩下盲目的唯意志主义，具有极端反动的随机性。
在殖民时代，是什么势力向被殖民者的暴力提出新方向、新的投资点呢？首先是政党和知识、商业上的精英。然而，某些政治组成有以下的特征：他们只宣布一些原则，而不发出命令。在殖民时代，这些国族政党的一切活动就是选举挂帅，这是一系列连续不断、各抒己见地讨论有关人民支配自己的权利、人性的尊严和有饭吃的权利原则的哲学—政治论文，高唱「一人一票」原则。国族主义的政党从不强调力量对决的必要性，因为他们的目标不是要根本推翻体制。和平主义者，合法主义者，实际上他们是秩序的支持者，应该是说，是新秩序，也就是殖民资产阶级秩序的拥护者。他们生硬的向殖民主义资产阶级提出一个对他们来说根本的问题：「给我们更多的权力。」当涉及暴力这个特殊问题时，精英们总是模棱两可；他们的语言是暴力的，而态度是改良主义的。当这些资产阶级国族主义的政党干部说一件事时，他们直言不讳表示他们实际上不这么想。
要诠释国族主义政党的特点，必须同时通过国族主义政党的干部的素质，和支持者的素质。他们的支持者是城市居民。这些已从殖民情况中获利、但显然利益是被打折扣的劳工、教师、小手工业者、商人们，他们有着共同的利益。这些支持者要求的，是改善他们的命运，增加工资。这些政党和殖民主义者间的对话，从未被中断过。他们讨论规划选举代表制、出版自由、结社自由，讨论着改良。因此，看到大量的土著在宗主国的政治组织分支中积极活动，就不必大惊小怪了。这些土著针对一句「政权属于劳工阶级」的抽象口号而奋战，却忘了在他们的地区，首先引导战斗的，是国族主义的口号。被殖民的知识分子将他们的攻击性，投资在想要同化于殖民地世界的意图上，几乎不加遮掩。他把这个攻击性用来为自身、个人的利益服务。因此，个别被解放了的奴隶、获得自由的奴隶阶级，就轻易诞生了。知识分子所要求的，是增加获得自由的奴隶，组织一个真正自由的阶级。相反的，群众并不期待看到个人增加成功的机会。群众要求的不是殖民者的身份，而是他们的位置。大多数被殖民者渴望得到殖民者的土地，对他们而言，重点不是进入与殖民者的竞争当中，他们要的是他的位置。
农民被大多数国族政党的宣传撇在一旁。然而，十分清楚的，在殖民国家，只有农民是革命的。他不会失掉什么，却应该赢得一切。农民，这个失去地位的人、挨饿的人、受剥削的人，最快发现只有暴力能补偿他。对他而言，没有妥协、没有和解的可能。殖民或去殖民，单纯只是武力较量关系。被剥削的人，为了自己的解放，除了武力以外没有别的手段。当一九五六年纪·摩勒先生[3]对阿尔及利亚殖民者投降后，国族解放阵线在一本着名的小册子中指出，殖民主义只是松开架在脖子上的刀，并没有任何一个阿尔及利亚人觉得这些话太过分。这本小册子只不过表达出所有阿尔及利亚人内心深处所感受到的：殖民主义不是一台思想机器，更不是具有理性的肉体。它在自然状态下即为暴力，只有在一个更强大的暴力面前才会屈服。
至此都还保持沉默的殖民主义资产阶级，直到作决定性解释时，才进入行动。他们引进一个新概念，即非暴力，但确切地说，那是殖民主义的一种新花招。在其原来的形式中，这种非暴力对知识分子或经济方面的精英而言，意味着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和他们有共同的利害，因此为了能共同得救，必须迫切达成协议。非暴力是试图在一切不可逆转的形势、一切流血、一切遗憾的行动发生前，大家围着会议桌解决问题。但是如果群众不等会议桌周围的椅子摆好，只听他们自己的声音并开始放火行凶，我们就会看到那些精英和国族主义资产阶级政党的头头们，奔向殖民主义者那边，并对他们说：「这太严重了！我们不知如何结束这一切，必须找出一个解决办法，必须寻求妥协方案。」
这个妥协的概念在去殖民化的现象中十分重要，因为它并非那么单纯。事实上，妥协同时关系到殖民体制和年轻的国族资产阶级。殖民体制的拥护者发现，群众有可能毁坏一切。破坏桥梁、破坏庄园、压制、战争，这一切都严重打击经济。妥协也是为了国族资产阶级，在认不清这个台风可能造成的后果的情况下，他们实际上害怕被这巨大狂风扫到，于是不断向殖民者说：「我们还能阻止这场屠杀，群众仍相信我们，要是你们不想坏了一切，那就赶快做吧！」下一步，国族政党的领袖就和暴力保持距离。他高声断言，自己跟茅茅[4]、这些恐怖份子、这些刽子手没有任何关系，在最好的情况下，他退居到恐怖份子和殖民者之间的无人地带，并毛遂自荐当起「对话者」：这意味着在殖民者不能跟茅茅讨论的情况下，他十分愿意开启谈判。这也是说，国族斗争的后卫部队，也就是那些从未停止过与欲斗争对手处于同一边的人们，却翻跟斗的处于谈判与妥协的前卫去了，因为他们一直小心翼翼的避免与殖民主义中断接触。
在谈判前，大部分的国族主义政党，在最佳情况下，局限在为这种「野蛮行为」辩解。他们不极力要求人们斗争，往往在一些非公开的圈子里，恣意谴责那些被报纸和母国舆论称之为丑陋的精彩行动。客观看事物的考虑，构成了这种保守主义政治的正当借口。然而，被殖民的知识份子和国族主义政党领袖的这种典型态度，事实上并不客观。事实是，他们不确定群众这种不耐的暴力，是保护他们本身利益最有效的手段。也有人深信暴力办法的无效。对他们而言，无疑的，所有透过武力粉碎殖民压迫的尝试，都是绝望的行为，是自杀的行为。也就是说，在他们的头脑里，殖民者的坦克和战斗机，占据了巨大的位置。当有人对他们说：必须行动，他们看到炸弹从他们的头上投下来，坦克车沿路开过来，炮击、警察……而他们坐着不动。他们一开始就是输家。他们无能用暴力获胜，这点不需要被论证，已然在日常生活及行动中表现出来。他们还停留在恩格斯所采用的一种幼稚的立场上，恩格斯在跟杜林先生这位幼稚泰斗的著名论证中指出：「就像鲁宾逊能搞到一把剑一样，我们也能让星期五在某个早晨手持手枪出现，于是整个『暴力』关系颠倒了：星期五指挥，而鲁宾逊被迫苦干……因此，手枪战胜了剑，甚至连最幼稚的公理爱好者无疑也会持有这样的看法：暴力不是一个简单的意愿行为，这个意愿要能付诸实行，得要有一些十分真实的先决条件，尤其是一些工具，而最完善的工具会胜过不太完善的；此外，这些工具得生产出来，这也意味着，较完善的暴力工具的生产者——粗略说来，就是所谓武器生产者——会胜过较不完善的武器生产者。一句话，暴力的胜利基于武器的生产，而武器生产反过来是建立在一般生产的基础上，因此……建立在『经济势力』、经济的国家、暴力能支配的物质手段的基础上。」〔注2〕的确，改革主义的领袖们不讲别的：「你们拿什么去跟殖民者作战？用短刀吗？用猎枪吗？」
在暴力这个领域，工具的确是重要的，因为原则上，一切都建立在工具的分配上。但，殖民地解放为这个领域带来新观点。例如，我们看到，一八一〇年的西班牙战役中，尽管拿破仑统帅四十万雄兵入侵，还是被迫撤退。然而，法国军队可是因它的武器、士兵的勇猛、统师的军事天才，使整个欧洲颤抖。面对拿破仑军队庞大的手段，西班牙人受屹立不摇的国族信念所鼓舞，发现了二十五年前美国民兵曾用来反抗英国军队的那种游击战。但是，如果被殖民者的游击战，不是作为一个新要素，存在于这个全球化的竞争过程、介于托拉斯与垄断之间的一个新要素，那它就不会成为一种暴力工具，能与其他暴力工具对抗。
〔注2〕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反杜林论》（Anti-Duhring）第二部，第三章〈暴力的理论〉（Théorie de la violence），Éditions sociales，页一九九。
资本主义与殖民地的共犯关系
在殖民最初，一支特遣队就能占领一大片土地：刚果、奈及利亚和象牙海岸等等。然而，今天被殖民者的国族斗争处于一个崭新的状况中。飞跃上升的资本主义，看到了殖民地是原料的源头，这些原料加工后就可以倾销欧洲市场。经过一个资本积累阶段后，它在今天达到了对一椿买卖盈利概念的修正。殖民地变成了市场。殖民地居民变成了买东西的消费者。因此，如果必须继续加强驻军，如果贸易萎缩，即加工品和工业产品不能再出口，这便证明了必须把军事解决方案排除掉。一种奴隶主义型的盲目统治，对宗主国来说，并没有经济的盈利可言。宗主国资产阶级独占派不支持一个仅会依赖刀剑政策的政府。宗主国的工业家和金融家们所期待的，不是大量杀戮土著，而是要借助经济合作来捍卫他们的「合法利益」。
因此，资本主义与殖民地上爆发的暴力势力，在客观上成为共犯关系。再加上，被殖民者并不是单独面对压迫者。当然，他们受到进步的各国及人民在政治上及外交上的支持。尤其有各国金融集团进行的竞争和残酷的战争。一个柏林会议可以把非洲瓜分成三、四个国籍。今天，重要的不是某个非洲地区是法国的或比利时的统治地，而是经济地域受到保护。猛烈的炮击或焦土政策，如今已让位给经济上的隶属了。今天，不必再为对付苏丹土著而进行镇压战争了。人们较高雅些，较不血腥，决定和平解决古巴卡斯楚体制。人们尝试掐住几内亚，尝试推翻穆萨迪克[5]。因此，害怕暴力的国族领袖如果想象殖民主义者「要把我们都杀光」，那就错了。当然，军人们继续玩弄殖民地征服时代的假象，但金融界人士很快就把他们带回现实中。
这也是为何，有理智的国族主义政党，被要求尽量明确表达他们所要声讨的，并且与伙伴，也就是殖民主义者，一搭一唱，心平气和的，共同寻找一个尊重双方利益的解决良策。我们看到国族改革主义，经常以夸大的公会主义形式表现，一旦他们决定行动，就会透过高度和平的方式：安排城市内工业部门的罢工，以游行示威欢迎领袖，联合抵制巴士或进口食品。这些活动，同时用来对殖民主义施压，又可让人们消耗力气。实行这种冬眼疗法（I’hiberno-thérapie），这种人民的睡眠疗法，有时竟能奏效。于是，从会议桌上的讨论，出现了一种政治的升级，使加蓬共和国（République du Gabon）总统姆巴（M.M’ba）在巴黎官方访问时，十分庄重的说：「加蓬独立了，但加蓬和法国之间什么也没改变，一切继续照旧。」事实上，唯一改变的是，姆巴先生是加蓬共和国总统，和他受到法国总统的接见。
殖民主义资产阶级在安抚被殖民者的工作中，不可避免地受到宗教的协助。所有甘受侮辱、宽宥冒犯、不动声色地接受别人吐口水和辱骂的圣徒，都被当作模范。殖民地各国的精英们、这些被解放的奴隶，当他们站在运动的前面，必然以产生一个战斗的代用品而告终结。他们充分利用同胞的奴隶状态来羞辱拥护奴隶制的人，或向与他们竞争的属于压迫者的金融集团，提供一个滑稽可笑的人道主义意识形态内容。现实上，他们从未真正号召奴隶，从未具体动员奴隶。恰恰相反，在真实的那一刻，即对他们而言是谎言的一刻，他们挥舞起群众动员的威胁旗帜，当作好比可能神奇「终结殖民体制」的决定性武器。在这些政党内部、干部中间，显然有些革命者断然不理这种国族独立的闹剧。但是他们的干预、他们的积极、他们的发怒动作，迅速惹火了党机器。这些人逐渐被孤立，然后被甩开了。在这一刻，宛如辩证法似的关联性，殖民者警察找上他们。在城里不安全，活跃份子对他们避而远之，领袖抛弃了他们；这些带着煽动性眼神的不受欢迎人物，只有离开城市，往乡村去。他们察觉到，带着某种晕眩感，农民群众一知半解的听懂他们的话，而且直截了当问那个他们毫无准备答复的问题：「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干？」
暴力氛围漫开后
来自城市的革命者和乡下人的会面，将在以后引起我们的注意。现在我们该回到政党，该来指出他们行动里头，不管怎样仍算是进步的特点。政治领袖在他们的论述中「说出」国家这个名称。被殖民者的要求因此获得了一个形式，没有内容，没有政治、社会纲领，只有一个模糊的形式，但不管怎样总是一个国家的形式，一个框架，那我们称作最低要求者。握有发言权、在国族主义的报章上写文章的政治人物们，他们给了人民一个梦想。他们避免颠覆，但事实上，却在听众或读者的意识中植入了可怕的颠覆酵母。经常，我们使用国族或部落的语言。这又再度支持了梦想，使得想象能跳脱殖民秩序。有时候这些政治人物还说「我们黑人，我们阿拉伯人」，而这个具矛盾双重性的沉重称呼，在殖民阶段得到一种类似神圣化的感觉。国族主义的政治家们正在玩火。因为，正如一位非洲领袖最近向一群年轻知识分子吐露说：「先好好思考后再跟民众谈话，他们很快就激动起来。」总之，历史的狡猾，将可怕的玩弄殖民地。
当政治领袖召集民众参加集会时，我们可以说空气中弥漫着血腥味。然而，这位领袖所关心的，往往是要「展现」武力，目的不是要使用它。看群众聚集在一起、周围有警察包围、军事示威演习、逮捕、放逐领袖——这一切维持了兴奋感，又引起民众骚动的混乱，给人民一种幻想：他们以为时候到了，是要干什么的时候了。在这些不稳定的时刻，政党不断呼吁左派要镇静，同时又探索右派的思想境界，企图辨识殖民主义的宽容意图。
人民同样利用这种共同生活的插曲来准备并维持革命能量。例如，好几天内一直与追捕他的警察作战的土匪，那个在一次格斗中撂倒四、五个警察后不支倒下的人；为了不肯「招供」同谋而自杀的人；他们对人民来说，是灯塔，是模范，是英雄。显然，说这些英雄是小偷、坏蛋或堕落者，根本无济于事。如果这个人被当局追捕，是由于他的行为指向某个殖民者的人身或财产，那么界线就十分清楚了。认同过程是自动的。
同样必须注意到国族抵抗殖民地征服的这段历史，在这成熟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被殖民人民当中的伟大人物，始终是那些领导国族抵抗入侵的人。贝昂赞（Béhanzin）、松迪亚塔（Soundiata）、萨莫里（samory）、阿布蝶儿卡戴尔（Abdel-Kader）等人，他们特别在行动前的那段时期复活了起来。这证明人民准备重新出发，中断殖民主义引进的停滞，并创造历史。
新国族的涌现，以及殖民结构的摧毁，要不是独立的人民暴力斗争的结果，就是来自边陲暴力行动的结果，这样的暴力行动由其他的被殖民者承担，并对殖民体制产生强制性效果。
被殖民的民众并不孤立。尽管殖民主义使尽气力妨碍，但是它的边境仍旧可被新的消息、外面世界的回声渗透。它发现暴力已成为一种气候，到处爆炸，到处席卷殖民体制。这种成功的暴力对被殖民者不单提供报导的作用，而且是可具操作性的。越南人民在奠边府的伟大胜利，严格来说，不再仅仅是越南人民的胜利了。从一九五四年七月起，殖民地民众向自己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了实现一个奠边府，该怎么办？该如何行动？」再也没有任何一个被殖民者怀疑这个奠边府「胜利」的可能性了；反而要如何整备武力、组织和投入行动的日期这些才是问题所在。这种来自四面八方的暴力不单单改变了被殖民者，也改变了殖民主义者，使他们意识到还有许多奠边府。所以，这也是为何，一个真正的恐慌将控制殖民主义政府。他们企图先下手为强，把解放运动向右扭转，并解除人民的武装：快点，快点，让我们进行去殖民化。让我们赶快把刚果去殖民，免得它成为另一个阿尔及利亚。让我们为非洲投票表决宪法架构，创造共同体（communauté），革新这个共同体，我替你们来驱魔，让我们赶快进行去殖民，去殖民……他们以这样的速度来去殖民，把独立强加给了乌夫埃·玻尼（Houphouét-Boigny）[6]。殖民主义者以设定框架、辅导的策略，基于对国家主权的尊重立场，来响应被殖民者定义下的奠边府战略。
但是，让我们再回到这个暴力氛围，这个一触即发的暴力。我们看到，在暴力日益成熟的过程中，许多传送带把它接过来，再带出去。尽管殖民体制迫使暴力在部落抗争或地方山头主义斗争中变了形，但暴力仍逐步前进，被殖民者认清了他的敌人，自己所有的不幸从此有了名字，并把自己的仇恨和愤怒全部投入这条新道路。但是，我们要如何从暴力的气氛过渡到暴力行动呢？什么事使这重炮弹爆炸呢？事实上，首先是「暴力的」这个发展不会让殖民者的幸福毫不受影响，「熟悉」土著的殖民者从许多迹象上察觉到有些事情正在起变化。善良的土著变得很稀少了，压迫者一走近，只见一片沉寂。有时候，土著的目光变得凶狠，态度和讲话直截了当充满了挑衅。国族主义政党开始骚动，集会频繁，同时，警力增加，援军抵达。殖民者，尤其被孤立在自己农庄里的农业经营主，首先惶恐不已，他们要求当局采取强有力的措施。
果然，当局采取了轰轰烈烈的措施，他们逮捕了一、两个领袖，大搞军事演习及阅兵、空中飞行。示威演习、作战操练，空气中弥漫着的火药味，并未吓退人民。这些刺刀和连续炮轰更加强了他们的攻击性。空气变得十分凝重，人人都想证明自己已准备好放手一搏。也就是在这种状况下，子弹独自打出来，因为神经衰弱，恐惧至极，人们对板机十分敏感。一件平常的偶发事故，却开始机枪扫射：在阿尔及利亚的塞提夫，在摩洛哥的中央露天采矿场，在马达加斯加的穆拉曼加。
镇压非但无法消除国族意识的跃动，反而是增强了它的进展。在殖民地，当自觉的萌芽到达一定阶级时，大屠杀加强了这种觉悟，因为它显示出，在压迫者与被压迫者之间，一切以武力来解决。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政党并无发出武装暴动的命令，没有准备这种暴动。所有这些镇压，这些因恐惧而起的行动，都不是领袖们所乐见的。事件令他们措手不及，所以当局能够决定逮捕他们。但是今天殖民主义国家的政府完全知道，除掉群众领袖是十分危险的。因为到那时，人民如脱缰之马，投入农民暴动、叛乱和「野兽般的屠杀」之中。群众充分发挥「残忍的本能」，并迫使当局释放一些领袖，而把重新恢复平静的艰巨大任交给领袖们。被殖民者自发地把暴力投入摧毁殖民体制的巨大任务中，不久将与那些无活动力、搞不出名堂的「释放X先生或Y先生」〔注3〕的口号搅和在一起了。于是当局释放这些人，并同他们谈判，群众舞会的时间开始了。
在另一种情况下，党机器可以维持毫发无缺的状态。但是，由于殖民主义的镇压和人民的自发反应，政党被其中积极活动份子搞翻天。群众暴力与占领者的兵力激烈对峙，形势恶化，险象环生。于是，自由之身的领袖们站在边在线。他们的官僚机关和良好的纲领突然变得一无是处，人们见到他们远在事件外，试着以「被戴上嘴套的国家」为名义，进行一场终极的冒名顶替工作。按照一般惯例，殖民主义者会立刻贪婪地扑向这个意外的好运，把这些没用的人转变为对话者，马上给他们独立，要他们恢复秩序。所以，我们看到，人人都意识到这种暴力，问题不总是在于以更大的暴力去回应它，而在于如何解除危机。
那么，事实上，这种暴力是什么呢？我们之前看过，这即是被殖民大众所拥有的一个直觉：他们必须解放，而且，除了透过暴力外，别无他法。这群没有技术、饥饿衰弱的、不熟悉组织方法的人，在面对占领者强大的经济力及军事力时，是怎样的一种精神脱轨，竟让他们相信，只有暴力才能解放他们呢？他们怎能期待胜利呢？
因为暴力——这是丢脸的事——作为方法，可以成为一个政党的口号。一些政党干部可以号召人民进行武装斗争。必须深思暴力这个问题性。当德国好战者决定通过武力解决边境问题，我们对这一点也不惊讶。但当安哥拉人民决定拿起武器，阿尔及利亚人民摒弃非暴力的方法时，证明发生了或正在发生一些事情。被殖民的人，这些现代的奴隶，已经不耐烦了。他们知道唯有这种疯狂才能使他们摆脱殖民压迫。世界建立了一个新的关系形式。落后国家的人民扯断了他们的锁链，并且不可思议的成功了。人们可以宣称，在人造卫星的时代，饿死人是荒谬的，但对被殖民大众来说，这个表达并非那么脱离现实。事实上，今天没有一个殖民主义国家，能只靠延长大规模的驻军这种斗争型态，就侥幸成功的。
在自己国内，殖民主义国家面对种种矛盾、劳工的要求等等，势必动用警察力量。加上当前的国际情势下，这些国家需要军队来捍卫体制。最后，人们知道由莫斯科指导的解放运动的神话。从体制的胆小论辩看来，这意味着：「如果继续这样下去，共产党会利用这种混乱而渗透到各地方。」
〔注3〕有一种可能的情况是，领袖真正作为被殖民群众的表达。在这样的情况下，殖民主义将利用他被拘禁的状况，从中获益，并试着生产出新的领袖。
在被殖民者的不耐当中，就他奋力挥舞着暴力威胁的旗帜而言，这证明他已意识到当前情境的一个独特性格，并且打算利用它。而且，在直接的经验方面，被殖民者由于有机会看到现代社会深入荒漠的最偏僻角落中，他相当敏锐地意识到他不曾拥有的东西。群众，出自一种推理，可以说是相当幼儿式的推理，坚信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人们从他们那儿偷走的。这也是为何，在某些落后国家里，群众走得很快，并在独立两三年后，感到相当挫败，觉得若没什么真正的改变，那实在就「不值得」为此战斗。一七八九在资产阶级革命后，法国地位最低的农民从此大变动中获得物质上的好处。但普遍可以见证到的是，在大多数的例子中，对落后国家中的百分之九十五的居民而言，独立并不带来立刻的变化。内行的观察家意识到，存在着一种潜在的不满，犹如一场火灾过后还未烧完的灰烬，始终有再着火的危险。于是，有人说，被殖民者想走得太快。然而，我们可别忘了，才在不久以前，有人抱怨他们太迟钝、太懒散和宿命论。人们已察觉，在解放斗争时，方向明确的暴力，并没有经过升国旗仪式后，神奇地熄灭。它尤其因为国家建设还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决定性竞争的架构内，而不熄灭。
这个竞争，将一个最为地方性的要求，赋予了一个几乎是世界性的面向。每个集会、每个镇压行动，会在国际舞台上得到响应。发生在沙佩维尔[7]的谋杀事件，震撼了舆论几个月，在报上、在电台广播中、在私人谈话中，沙佩维尔变成一个象征。透过沙佩维尔，男男女女开始讨论南非的种族隔离问题。我们无法声称，只因那些蛊惑人心的宣传，大国突然关心起落后地区的小事情。每次农民暴动，每一次第三世界的动乱，都属于冷战的范围。在萨利兹伯里（Salisbury），两个男人挨棍棒毒打，一整个集团即受到撼动，开始谈论这两个人，借这个打人事件的机会，引发津巴布韦的罗德西亚（Rhodésie）的特殊问题，并把它同整个非洲和全体被殖民的人联系起来。但另一个集团也进行同样规模的活动，衡量着其体制里地方性的缺失部分◦被殖民者意识到，没有一个集团不对地方上发生的事情感兴趣。他们不再将自身局限在区域性的小圈圈里，他们知道他们正处于全世界的动荡气氛中。
殖民暴力和和平暴力之间
当我们得知，第六或第七舰队每三个月会驶向某个海岸时，当赫鲁雪夫[8]威胁要用飞弹来挽救古巴的卡斯楚时，当肯尼迪提到寮国，决定考虑采取极端的解决办法时，被殖民者或新独立的人民会有一个印象：不管愿意或不愿意，自己都会被拖着狂奔。事实上，他们已经在行进了。我们举最近解放国家的政府为例：当权者把他们三分之二的时间用来监视四周，防止可能会有的威胁，只剩下三分之一时间为国家服务。同时，他们替自己找靠山。遵循同样的辩证法，国族内部的反对派蔑视议会，不走这样的路线。他们寻找答应支持凶暴骚乱的同盟者。暴力的气氛在渗透到殖民阶段后，继续不变地支配着国民的生活。因为，我们曾说过，第三世界并未被排除在外。恰恰相反，它处在风暴的中心。所以，这也是为何落后国家的政治家在论述时，无止尽地维持着攻击性和夸张的口气，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本应该消失。我们同时也理解到，这些新领袖们的不礼貌是经常被注意到的。但人们较少注意到，他们对同胞或同志们过分有礼貌的另一面。不礼貌是一种行为，首先用来对付其他人，对待前来观察和调查的前殖民主义者。前被殖民者太常有这样一个印象，认为这些调查的结论已被写好了。记者的采访是个证明。文章穿插照片，证明他在谈什么、到过那里。调查意在证明一个事实：自从我们不在那儿后，一切都乱糟糟。记者通常埋怨没受到礼遇，工作条件差，更遭到冷漠或敌意的阻挡。这一切都很正常。因为国族主义的领袖知道，国际舆论不过是西方新闻界制造出来的。当然，当一个西方记者向我们问问题时，很少是为了要帮我们。例如，在阿尔及利亚战争中，那些最自由主义的法国记者，不断使用暧昧的形容词来描述我们斗争的特点，当有人责备他们时，后者却信誓旦旦地说自己是客观的。但对于被殖民者而言，客观性总是被用来反对他们。同样地，我们也明白，一九六〇年九月在联合国大会上所出现的新国际外交口气，对殖民地各国代表是挑衅的、粗暴的、过激的，但殖民地民众并不认为他们太过份。非洲代言人的激进主义使伤口化脓，让大家更加看清楚，大国的否决权和彼此间对话的本质，以及第三世界微不足道的作用。新独立人民所开创的外交，不再是微妙的言词、话中有话和催眠诱导。这是因为，他们的代言人受人民的托付，要同时捍卫国家的统一性、发展群众福利和人民拥有自由及面包的权利。
这是一个在行动中、轰轰烈烈的外交，与殖民化的停滞、僵化世界形成奇特的对照。当赫鲁雪夫先生在联合国大会上，挥舞着他的皮鞋，并拿它捶桌子时，没有一个被殖民者、落后国家的代表对此笑出声来，因为赫鲁雪夫向看着他的殖民地国家展示出，他，这个俄罗斯农民，可是拥有火箭，他如此对待资本主义的可怜虫，那是他们应得的。同样，穿军装出席联合国大会的卡斯楚，也不会引起落后国家的议论纷纷。卡斯楚所展现的，是他意识到暴力统治继续存在。令人惊讶的是，他居然没带机关枪进联合国；但有人会反对吗？农民暴动，绝望的行动，用短刀或斧头武装起来的集团，他们在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你死我活对立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国籍。
一九四五年在塞提夫死去的四万五千人，不会被注意；一九四七在马达加斯加死去的九万人，可能只占报纸上一则简短的报导；一九五二年在肯亚遭到镇压牺牲的二十万人，可能遭到相对无动于衷的待遇。这是因为国际矛盾还不够明显。韩战和印度支那战争已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但尤其是布达佩斯[9]和苏伊士运河事件[10]，构成了这种对立的决定性关键时刻。被殖民者依靠社会主义国家无条件的支持，用他们的武器冲向殖民主义不可攻克的堡垒。如果说这个堡垒是用大刀和赤手空拳攻不破的，那么，当人们决定考虑冷战的情势时，它就不再是铜墙铁壁了。
在这新形势下，美国十分认真地扮演守护国际资本主义的角色。最初，他们建议欧洲人为了释出善意而实行去殖民。后来，他们就毫不迟疑地大声宣布：先是尊重，然后是支持非洲属于非洲人的原则。今天，美国不怕公开正式宣称，他们是捍卫人民享有自己统治自己权利的卫士。门农—威廉斯先生[11]最近的旅行，只是表明美国人意识到第三世界不该被牺牲。因此，人们可以明白，为什么被殖民者的暴力，只有在把它抽象地同压迫者的军事机构相比较时，才是绝望的。相反的，如果把这种暴力放在国际力学上，人们就会注意到，它对压迫者构成可怕的威胁。农民暴动和茅茅团骚乱的持续不息，打乱了殖民地经济生活的平衡，但并不危及宗主国。而就帝国主义之眼看来，比较重视的，是社会主义宣传渗透大众、并感染他们的可能性。在冷战时代，这已是个深刻的危险了，如果引起热战，这个被谋杀人命的游击战所摧毁的殖民地，又会变成什么样呢？
这时，资本主义意识到，它自己的军事策略，在面对爆发的国族解放战争，有全盘皆输的危险。在和平共存的架构内也是，呼吁让所有的殖民地消失，更加极端地，呼吁起资本主义要去尊重的中立主义。因为，不管怎样，首先要避免的，是战略上的不安全，即大众向敌对的学说敞开大门，点燃几千万人根深蒂固的仇恨怒火。被殖民的民众完全明白这种支配国际政治的强制必然。这也是为何，即使那些怒斥暴力的人，也势必依照这个全球暴力来做决定和付诸行动。今天，两大阵营之间的和平共存，在殖民地国家中维持暴力并挑起暴力。明天，我们可能会看到在殖民地全面解放后，这个暴力区域将移往他处。也许我们会看到，少数国族的问题将浮出。少数国族当中一些人，为了解决自己的问题早已毫不踌躇地赞美暴力了，我们说，美国的黑人激进派民兵会武装起来并非偶然。如果在所谓自由世界中，有保护苏联犹太人少数国族的委员会，并且，戴高乐将军在他的一次讲话中，对受共产主义独裁压迫的几百万穆斯林洒下几滴眼泪，这也并非偶然。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深信，反种族主义斗争和国族解放运动都纯粹是从「外部」酝酿、遥控的动乱。因此，他们决定用这种有效的战术：自由欧洲之声，支持被统治少数派的委员会……他们搞反殖民主义，就像在阿尔及利亚的驻军司令那样，指挥特种空中勤务（SAS）或心战课，进行颠覆性战争。他们「利用人民反人民」，其结果众所皆知。
这种暴力和威胁的气氛，这些挥舞着的火箭，吓不倒被殖民者，也没有使他们迷失方向。我们看到，他们在整个最近的经历中，得以「了解」这个情势。在当代世界沉浸其中的殖民暴力及和平暴力之间，有一种共犯的对应关系和同构型。被殖民者适应了这种空气，总算是跟上了时代。有时，人们惊讶于，被殖民者不肯买一件洋装给自己的妻子，却宁愿买个半导体收音机。这没什么好惊讶的，因为被殖民者深信他们时来运转了。他们生活在世界末日的气氛下，认为什么也逃不过他们的注意。这也是为何，他们很了解寮国的富马（Phouma）和富米（Phoumi）、刚果的卢蒙巴（Lumumba）和冲伯（Tschombé）、喀麦隆的阿伊乔总统（Ahidjo）和木米（Moumic）、肯亚的肯亚塔（Kenyatta），和那些定期被推到前面取代他们的人。他们十分清楚这些人物，因为他们揭露了其背后的运作势力。被殖民者，落后国的人，是今日最具全球意义的政治动物。
独立的确带给被殖民人民道德上的补偿，并建立了他们的尊严。但是他们还没有时间建构一个社会，建立和肯定一些社会规范。尚未存在一个炽热的泉源，使得公民和人类能在其中开展出愈来愈广阔的领域，并能从中获得发展与滋养。由于被置于一种不确定的状态中，这些人轻易地相信，所有的一切将在他处被决定，同时替所有的人决定。至于政治领袖们面对这种形势时，先是犹豫不决，然后选择中立主义。
中立主义
有关中立主义本来还有好多可谈之处。有些人把它等同于一种左右逢源又令人厌恶的唯利是图。诚然，中立主义这个冷战的产物让落后国家得到双方的经济援助，但事实上，却不能使每一方各自恰当地来协助落后地区。投入在军事研究上、天文数字的金钱，转型成核战技师的工程师，这可能在十五年内提高百分之六十落后国家的生活水平。因此我们明白，对落后国家有利之处，既不是延长，亦非加剧这个冷战。但有时候人家根本不征求他们的意见。于是，他们在有能耐时便脱身。但真正能这样吗？例如，现在法国在非洲试爆原子弹。除了一些提案、会议和造成轰动的断交之外，不能说非洲人在这个特定的范围内对法国的态度有影响。
中立主义在第三世界公民身上，产生出一种精神态度，在日常生活上表现为勇敢无畏、庄严的自豪精神，特别的是，这些精神好比一种对抗。这种明确拒绝妥协，不想隶属于什么的顽强意志，令人联想到高傲又什么都没有的青少年的行为，他们总是随时准备为一句话而牺牲。所有这些都令西方观察家哑口无言。因为，在这些人假装出来的样子与背后所拥有的之间的差距，严格说起来是丑闻一件。这个没有电车、军队、没有钱的国家，并不正当化他们在白日里的虚张声势。不用再怀疑，这是一个骗局。第三世界经常给人一种悲喜交集，和每周一次定期服药以防止发作的印象。这些一无所有、说话大声的国家领袖们使人激怒，让人想叫他们闭嘴。然而，有人奉承他们，给他们献花，邀请他们。我们应该承认，许多人在争取他们，这就是中立主义。他们的国家有百分之九十八的文盲，但他们的谈话却是引经据典。他们到处旅行，落后国家的领导阶级和大学生是航空公司的金矿。非洲和亚洲的负责人，同一个月里有可能先去莫斯科聆听有关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课程，再去伦敦或哥伦比亚大学求教有关自由主义经济的好处。非洲的工会干部们，则以一种加快的节奏在进步着。他们一当上领导位置，就决定要自己组织自主的工会。他们完全没有工业国过去五十年的工会活动经验，但已经知道不管政治的工会活动是荒谬的。他们不曾迎击过资产阶级机器，没有在阶级斗争内发展出自己的意识，但这或许是不必要的；也许，我们将看到，这个经常被讽刺夸大成全球主义的整体性意志，是落后国家最基本的特征之一。
让我们回到被殖民者和殖民者独特的战斗上。我们看到，这是不折不扣的武装斗争。历史上的例子包括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亚，当然还有北非。不该忽视，这种武装斗争随时随地会在一些地方爆发，在几内亚或是索马利亚，今天只要殖民主义仍延续的地方，它就会引爆，例如在安哥拉。武装斗争的存在，证明了人民决定只相信暴力手段。殖民者不停地告诉人民，他只懂得武力的语言，他于是决定用武力来作自我表述。事实上，长久以来，殖民者向他指出他该走的道路，如果想要解放就得走殖民者的路子。被殖民者选择的论证，是殖民者指点他的，透过讽剌性的事态回转，现在是被殖民者断言殖民者只懂得武力而已。殖民体制从武力取得了正当性，而且从来就没有试着去隐瞒这个性质。每一座雕像，费德尔布（Faidherbe）、利奥泰（Lyautey）、布乔（Bugeaud）或布朗当（Blandan）中士的雕像，所有这些矗立在殖民地上的征服者，不断表示唯一和同一件事：「我们是通过刺刀来到这里……」大家轻易地就可以把句子完成。在暴乱时代，每个殖民者以精确的算术来推理。其他殖民者对这个逻辑不以为奇，但重要的是，连被殖民者也不以为怪。首先，对「是他们或我们」这个原则的肯定并不是一个悖论，因为就如我们先前理解到的，殖民主义正是一个善恶二元论的世界，一个分割的世界。当殖民者，在提倡明确办法的情况下，要求每个作为压制的少数派代表去干掉三十或一百甚至两百个土著时，他发觉没有一个人是愤怒的，而且问题最多不过是知道他们是一下子还是分阶段完成〔注4〕。
这种以非常算术的方式预见被殖民者消失的推理，并不使后者因为义愤而乱了阵脚。他老早就知道，要在格斗场上和殖民者一决雌雄。因此，他不会把时间浪费在唉声叹气上，也不会企求别人在殖民地的框架内还他正义。事实上，如果在殖民者的论证下，被殖民者是坚定不摇的，那是因为，被殖民者用同样的词汇来提出他的解放问题：「我们把自己组成两百人或五百人的团体，每个团体对一个殖民者。」每个主角就在这种相互的精神布局下，开始决斗。
〔注4〕很明显的，这种以清空为主的扫荡，会摧毁本来想要拯救的事物。这正是沙特所说的：「总之，通过重复（有关种族主义思想）这个事实本身，人们揭示出所有人团结起来对抗土著是不可行的，它只是恶性循环，况且，这种团结的凝聚，只有在屠杀被殖民者时才金形成，这也是移殖民者一直有的荒谬企图。何况，如果这种团结同盟能够实现的话，它最终一下子就会消灭殖民主义。」（《辩证理性批判》〔Critique dela raison dialéctiqué〕，页三四六）。
对于被殖民者而言，这种暴力代表绝对的实践。身处组织中的活动份子也是在工作中的人。组织向活动份子提问的问题，标示了此一思想印记：「你曾在哪里工作？跟谁在一起？干过什么？」团体要求每个个人完成一项不可逆转的行动。例如，在阿尔及利亚，几乎所有号召人民进行国族斗争的人皆被判死刑，或遭法国警察追捕，信赖度和每个事件的绝望程度成正比。当一名新的活动份子再也无法回到殖民体制的怀抱时，你就可以信赖他。肯亚的茅茅团里似乎也存在着这样的机制，他们要求团体的每个人拷打受害者。因此，每个人都对这位受害者的死负责。所谓工作，就是工作殖民者的死亡。被承担起的暴力，使得误入歧途者，以及遭团体摒弃的人，回归，重新找回他们的位置，再度融入。暴力因此被理解为庄严的调停者。被殖民者在暴力中并透过暴力来解放自己。这个实践启发了行动者，因为它指明了手段和目的。塞杰尔的诗，对暴力的明确远景有一种预言的意义。我们可以回顾他的悲剧最关键几页中的一页里，那位造反者（看！）所表达的：
造反者（倔强地）
我的姓氏：被侮辱的人；我的名字：受辱者；我的身分：造反者；我的年龄：石器时代。
母亲
我的种族：人类。我的宗教：博爱……
造反者
我的种族：被废黜的种族。我的宗教……
但，我的种族不是因您的解除武装而造就出来的……
而是我，我用我的造反和我那可怜的紧握的拳头，以及我那乱蓬蓬的头。
（十分平静）
我记得十一月的一天：他还不到六个月大，主人走进像橙红色月亮般烟熏的小茅屋，摸摸他结实的小手小脚。他是个好主人，用他粗壮的手抚摸着小孩布满痘痕的小脸。他的蓝眼睛露出了笑意，用甜言蜜语哄这个孩子：这将是个大人物，他看着我说。主人还谈些其他愉快的事。应该尽早开始，把他培养成一个好基督徒和好奴隶，十分忠心的人，一个目光锐利、有权威的、看守黑人囚犯的好牢头，二十年也不嫌多。这个人把我儿子的摇篮想象成一个牢头的摇篮。
我们手握刀子匍匐前进……
母亲
唉，你会死的。
造反者
干掉了……我亲手把他干掉了……
对，丰饶之死亡……
在夜里，我们在甘蔗田里匍甸前进。
大刀在星光下微笑，但我们不在乎星星。
甘蔗那小溪般的绿叶划伤我们的脸。
母亲
我曾经梦想有个儿子来阖上他母亲的眼。
造反者
我选择了另一个太阳来打开我儿子的眼睛。
母亲
噢，我的儿子……死得不祥和危险。
造反者
母亲，死得富生命力和奢侈。
母亲
因为太痛恨了。
造反者
因为太爱了。
母亲
别让我操心吧，我因你的镣铐而窒息，我因你的伤口而流血。
造反者
可是世界让我放不下心……世上任何一个受虐的可怜虫，任何一个被私刑或拷打的可怜虫，都会让我觉得好像被杀的是自己，受屈辱的是自己。
母亲
老天爷，放了他吧。
造反者
我的心，你让我无法摆脱记忆……
十一月的一个晚上……
突然，叫喊声划破了寂静。
我们过去是蹦蹦跳跳的，我们；奴隶们，我们，残渣；我们，忍气吞声的牛马。
我们像疯子般狂奔，开枪了……我们打人。汗和血使我们凉快。我们在愈来愈尖锐的叫喊中打人，一阵大声喧哗从东方升起，大家在放火，火焰温暖地偎着我们的脸颊。
然后是袭击主人的房子。
有人从窗户向外射击。
我们破门而入。
主人的房门敞开，主人的房屋灯火通明，主人在房里十分镇定……而我们人停步不进……这是主人哟！……我进去了。是你啊，他对我说，十分镇定……我对他说，是我，正是我，那个好奴隶，那个忠心耿耿的奴隶，突然他的眼睛像雨天里两只受惊的动物……我打他，鲜血四溅；这是今日我记得的唯一洗礼〔注5〕。
暴力之创造特点与解毒作用
我们明白，在这种气氛下，日常生活变得完全不可能了。你不能再像从前那样当农夫、小白脸或酒鬼了。殖民体制的暴力和被殖民者的反暴力取得了平衡，并在非凡的同构型中互相呼应。这种暴力的统治将因为宗主国的大量移民而更加恐怖。在被殖民民众内部发展出来的暴力，和殖民体制所施展的那具争议性的暴力成正比。在这个时期的第一个阶段里，宗主国的政府是殖民者的奴隶。殖民者同时威胁被殖民者和他自己的政府。他们用同样的方法来同时对付两者。埃维昂市长（Maire dÉvian）被暗杀和阿里·布芒杰尔（Ali Boumendjel）被谋杀，其机制和动机如出一辙[12]。
对殖民者而言，不是在阿尔及利亚人的阿尔及利亚，或法国人的阿尔及利亚间，选择一个，而是在独立的阿尔及利亚，或殖民的阿尔及利亚之间，选择一个。剩下的都是废话或企图叛乱。殖民者的逻辑是不可改变的，人们只有在没事先了解殖民者的思想机制之前，才被殖民者举止中被译码出的反逻辑搞得哑口无言。一旦被殖民者选择了反抗暴力，警察的报复就在于机械性地称这些为国族势力的报复。然而，结果却不一样，因为机枪扫射和炮舰射击的威胁程度，是被殖民者望尘莫及的，他们根本无力应战。这种恐怖的来来回回，最终使得被殖民者中最被异化的那些人弄清楚了状况。他们的确发现，一大堆有关人人平等的卓越论述，也掩盖不了这个平庸的事实：七个在萨卡莫迪（Sakamody）山口被杀或受伤的法国人，激起了文明人的愤怒，然而，盖尔古尔（Guergour）的洗劫阿拉伯村落，对引发这次伏击的居民大屠杀事件，这些却不被当作一回事。恐怖、反恐怖、暴力、反暴力……这就是观察家们以尖酸的口吻所登录下来的，当他们在描述阿尔及利亚如此明显、顽强的仇恨循环。
〔注5〕塞杰尔（Aimé Césairé）,《神奇的武器（狗不吠叫）》（Les Armes miraculeusse〔Et les chiens se taisaient〕）。Gallimard，页一三三至一三七。
在武装斗争中，有着一个我们可以称作是无法回归的点。这几乎是一场大镇压，施行的区域囊括了被殖民民众的所有领域。阿尔及利亚在一九五五年被触及，在腓利浦维尔（Philippeville）死伤一万两千人，以及在一九五六年，拉寇斯特（Lacoste）布署了城市和农村的民兵〔注6〕。于是大家认为，甚至连殖民者也都认为：「不能重头来了！」然而，被殖民者不理会数字上的账面问题。他登录了一个巨大的空洞，像一种「必要之恶」那样。既然他决定以暴制暴，也就接受其所造成的后果。只是他要求，我们别要他去管别人的账面问题。对于「所有土著都一样」这句惯用语，被殖民者回答以：「所有殖民者都一样。」〔注7〕被殖民者，当他被拷打，妻子被强奸或遇害，他不会向任何人抱怨。尽管压迫人的政府每天任命一些调查小组或情报委员会，但在被殖民者眼中，这些委员会根本不曾存在过。而且，事实上，在阿尔及利亚的罪恶已经快七年了，却没有一个法国人因杀死阿尔及利亚人的罪名被起诉。在印度支那，在马达加斯加，在那些殖民地，土著始终明白，根本不必对另外一边有什么期待。殖民者的工作，就是使被殖民者连做做自由梦的可能都没有。被殖民者的工作，就是构想所有可能消灭殖民者的办法。在逻辑上，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导引了被殖民者的善恶二元论。他们以「殖民者绝对邪恶」来回答殖民者的「土著绝对邪恶」理论。
〔注6〕必须再回到这个时期，来衡量法国当局在阿尔及利亚所做的这个决定的重要性。一九五七年三月二十八日《阿尔及利亚的抵抗》（Résistance algérinne）第四期上，我们可以读到：「应联合国大会所望，法国政府最近决定在阿尔及利亚成立都市民兵。联合国曾经说：『流太多血了。』而拉寇斯特回答说，让我们组织民兵吧！联合国建议停火。拉寇斯特则叫嚣说，我们必须把民兵武装起来！联合国建议敦促交战的双方开始接触，商讨一个民主及和平的解决方案，拉寇斯特则宣布，从今天起每一个欧洲人都要武装起来，并应该向任何一个他认为可疑的人开枪。于是在联合国大会上大家同意必须由当局制止野蛮、极不公平的、近乎种族灭绝的镇压。拉寇斯特回答说：我们要有系统镇压，有组织猎杀阿尔及利亚人。他象征性的把文官的权力交给军人，把军人的权力交给平民。范围被圈死了，圈子的中心是阿尔及利亚人，他们被解除武装，忍饥挨饿、被追捕、被殴打、不久又被怀疑而遇害。今天，在阿尔及利亚，没有一个法国人不被准许，不被说服使用他的武器。在联合国呼吁停止纷争的一个月后，没有一个法国人不被允许而且有义务去寻找、挑动和追捕一些可疑份子。
「在联合国投票决定最终提案的一个月后，在阿尔及利亚，现在最骇人听闻的大杀戮，没有一个欧洲人可以逃脱关系。民主方式的解决？拉寇斯特让步，同意，我们从灭绝阿尔及利亚人开始。为此，我们必须武装老百姓并放手让他们去干。巴黎的新闻界总是有保留的接受成立这些武装团体。有人说，这是法西斯战斗队，说得好。但在个人及人权的水平内，法西斯主义如果不是传统殖民主义国家内部的殖民主义，又算什么呢？有人提过『体系合法化和受瞩托的暗杀』，但是一百三十年来，阿尔及利亚人的皮肉不是带着愈来愈公开、愈来愈多、愈来愈深刻的创伤吗？人民共和国（MRP）的代表肯纳—维涅（Kege-Vignes）建议说，当心，在建立这些民兵时，我们是否会陷入阿尔及利亚两个共同体之间的深渊呢？对。但是殖民的法律不就是有组织地奴化全体阿尔及利亚人吗？阿尔及利亚革命正好是对这种奴化和这个深渊明显的不满。阿尔及利亚革命对占领国说：『拔掉你们留在阿尔及利亚人伤痕累累皮肉上的那些獠牙！给阿尔及利亚人民发言权！』
「有人说，建立这些民兵部队可以减轻军队的任务。这将使一些负责保卫突尼斯和摩洛哥边境的部队得到解放。一支六十万大军，几乎是海、空军的总数。一支庞大的、快速的、具有使人畏惧的光荣榜样，吸收了那些曾经拷打突尼斯和摩洛哥人民的施暴者的警察部队。具有十万兵力的本土保卫军。必须减轻军队的负担。我们要组织城市民兵。拉寇斯特那歇斯底里的罪恶的确蒙蔽了许多人，甚至连有远见的法国人也上当。事实是，建立民兵的正当化当中，即具有其本身的矛盾。法国军队的任务是无限的。从今以后，我们将他的目标锁定在封住阿尔及利亚人的嘴，并把通向未来的大门永远封死。尤其我们禁止自己去分析、理解、估计阿尔及利亚革命的深度和密度；区长、岛长、街道主任、大楼楼长、每一层的头头……。今天，在平面上的分区控制上增加了立体的分区控制。「四十八小时内就有两千个人应征登记了。阿尔及利亚的欧洲人立刻响应拉寇斯特的杀戮号召。从今天起，每个欧洲人都应该清査自己区域内残存的阿尔及利亚人。提供情报，对恐怖活动迅速反应，拘禁可疑份子，清除逃兵，增加警力。但是，必须减轻军队的任务。在平面的扫荡上加上立体的扫荡。今天，在家庭手工业式的杀戮上增加计划经济的杀戮。联合国曾劝告停止流血，拉寇斯特反驳脱，要达到这点的最好方法，是不再有血可流了。阿尔及利亚人民被交给马肃（Massu）帮后，又被托付给城市民心好好照顾。拉寇斯特决定建立民兵部队，明白地表示他不会让别人碰他的战争。他证明了无限腐败的存在。当然，现在他自己成了情势的囚犯，但使所有人跟他一起完蛋是多么的快乐啊！
「阿尔及利亚人在每一个决定之后，增强了自己的肌肉挛缩和对斗争的强烈程度。阿尔及利亚人在每次这种被唆使、有组织的暗杀后，更加强他的觉悟和巩固他的抵抗。对，法国军队的任务是无限的，因为阿尔及利亚人的团结更是无止境的。」
〔注7〕所以，在战争初期没有俘虏。由于地方干部的政治领导，才使群众接受：来自宗主国的人不见得都是自愿兵，甚至是厌战的；现阶段斗争的利益，必须在行动中表现出尊重某些国际协议，一支俘虏敌人的部队就是正规部队，不再被当作一群拦路土匪；在任何情况下，抓俘是为了保护我们那些被敌人囚禁的战士的一种不可轻忽的压力手段。
从整体看，殖民者的出现意味着当地人社会的死亡、文化的麻痹、每个人变成化石。被殖民者认为，生命只能从殖民者正在腐烂的尸体中才能出现。这就是两个论证逐字逐句的对应。
对被殖民民众而言，这暴力，正因为它构成了他们唯一的工作，因而也就具有积极和创造的特点。既然每个人都变成巨大暴力的一环，对抗殖民主义暴力的伟大暴力组织的一环，暴力的实践就变成全体化了。各个团体互相承认，未来的国家已是共有的了。武装斗争动员了人民，即斗争把人民投入唯一的方向，一个单行道了。
在解放战争动员人民之际，这种动员把共同的利害、国族命运、集体的历史导入每个人的意识中。因此，进入第二阶段——建国——更由于有这种鲜血和愤怒的混凝土，而更加方便。我们因此更加理解落后国家所使用词汇的独特性。在殖民时代，我们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压迫。国族解放后，我们鼓励人民斗争贫困、文盲和落后。我们断言，斗争至今持续不断。人民证实了生活就是无休止的斗争。
我们已说过，被殖民者的暴力统一了人民。而事实上，殖民主义从其结构上看，是分离主义和地方山头主义的。殖民主义不仅不满足于观察到各部落的存在，还支持他们，分化他们。殖民体制维持各酋长管辖区，并使老的伊斯兰隐士教团复活。暴力的实践是全体化的、国族的。由此看，暴力在其私密处，是包含着对地方主义和部落主义的清除。那些国族主义政党也是，对本地籍的司法行政官和部落首长，通常是冷酷无情的。清除那些人是国民统一的先决条件。
就个人层次而言，暴力有解毒作用。它使被殖民者摆脱自卑情结，摆脱绝望和无力的态度。它使人民变得大胆，亲眼看到自己恢复尊严。即使武装斗争是象征性的，即使人民由于迅速的去殖民而被解除动员，人民还是有时间自己说服自己，说解放是大家的事业，而不是领袖的特别功劳。暴力把民众提升到领袖的水平。因此，一些年轻的政府面对繁文缛节的外交礼仪，总是表现出故意抹杀它的挑衅态度。当群众在暴力中参加了国族解放时，他们不允许任何人自称「救星」。他们对于自己行动的成果，表现出像是一个忌妒者般，小心翼翼地提防着，不把自己的未来和命运，以及祖国的前途，交给一个活上帝。昨天他们完全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今天他们想理解一切和决定一切。人民的觉悟受到暴力的启发，反对一切和解。那些煽动家、投机者、巫师们今后任务艰巨了。群众投入绝望的肉搏战，这种实践更使他们嗜好具体事物。实际上不可能再长期运用神秘化的愚弄欺骗把戏了。
论国际情势中的暴力
在前面文中我们一再指出，落后国家的政治负责人始终号召他的人民战斗，与殖民主义斗争、与贫穷和落后斗争、与使人贫苦的传统斗争。他们诉诸的是一种参谋长的词汇：例如「动员群众」、「农业战线」、「文盲战线」、「遭受失败」、「获得胜利」等等。年轻的独立国家在最初几年内，是在战场的气氛中发展。这是因为，落后国家的政治领袖，总是心惊胆战的估计着他的国家所必须跨越的宽阔道路。他们于是呼吁人民：「让我们鼓足干劲干吧！」国家受到一种创造性的狂热执拗所感染，付出巨大又不成比例的努力，非但要致力摆脱困境，更要自力更生的迎头赶上其他国家。我们这样想，如果欧洲人能达到如此辉煌的发达阶段，那是他们努力的结果。所以，让我们向世界及自己证明，我们能够达到同样的成就。但，落后国家这种提问题的方式，对我们而言，似乎既不正确，亦不理智。
欧洲各国是在国族资产阶级手上集中了大部分财富之际才进行国家的统一。商人、手工业者、教士和银行家都在国家的范围内，垄断了财政、贸易和学问。中产阶级代表其中最生气勃勃、最繁荣昌盛的阶级。它因取得政权，而投入在一些关键性的操作当中，工业化、发展交通，并迅速寻找海外殖民地。
在欧洲，除了一些极细微的差异（例如英国曾经稍微领先），各个国家在实现统一的过程中，都历经差不多同样的经济状态。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以它的进步发展特点，去侮辱别的国家。
选择社会主义制度
然而，今天在落后地区的国族独立和国家的形成，展现了全新的面貌。在这些地区，除了一些惊人的实例以外，不同国家都表现出同样的没有基础建筑。大众跟同样的贫困战斗，以同样的姿态挣扎，并用他们萎缩的胃来描述称作饥饿地图的东西。后进世界、贫困的世界和不人道的世界；同样也是一个没有医生、没有工程师、没有行政管理人的世界。相对于这个世界，欧洲却享受奢华、炫耀的富裕。欧洲这种富裕是十足可耻的，因为这富裕建立在奴隶的背上，吸榨奴隶的血，直接压榨落后国家地上及地下的资源。欧洲的福利和进步是用黑人、阿拉伯人、印地安人和黄种人的汗水及尸体建立起来的。我们绝不可再忘记这件事实。当一个殖民主义国家，因为一个殖民地要求独立而感到尴尬，并对国族主义领袖说：「如果你们想独立，就独立吧，并回到中世纪去吧！」新独立的人民倾向同意应战。人们的确可以看到，殖民主义抽走了它的资本和技术者，并在年轻国家的周围安排经济压力的措施〔注8〕。无上荣誉的独立变成了倒霉的独立，殖民地强国势力透过强大的制裁手段，迫使年轻国家退缩。殖民地强国说，「既然你们要独立，那就拿去，等着饿死吧！」国族主义的领袖别无选择，只能转向他们的人民，并要求人民作出伟大的努力。人们要求这些饥饿的人民遵守一个严格的体制，要求这些萎缩的肌肉承担不相称的劳动。设计了一个自给自足的制度，每个国家都动用其能掌握的少得可怜的资源，去应付全国的大饥荒和贫苦。我们目睹了一场人民的动员，人民个个面对撑饱肚子和充满蔑视的欧洲感到疲惫不堪。另外一些第三世界国家拒绝这种考验，接受旧保护国的条件而度过难关。这些国家利用他们的战略地位——在美苏两大阵营的斗争中给予他们特殊利益——签下一些条约，并受条约的约束。之前被直接统治的国家，如今变成经济的隶属国。殖民主义的经济通路完整无缺的维持下来，有时甚至更加强了它的殖民贸易管道，同意用挤牙膏的方式提供独立国家预算。所以，我们看到殖民地独立后，带给世界一个根本的问题：被殖民国家的国族解放暴露了他们的现实情况，并使这种情况更加难以忍受。殖民主义及反殖民主义这个似乎根本性的对决，甚至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对决，都已经失去了重要性。今天重要的是财富重新分配的问题。人类在震惊之余，必须回答这个问题。
〔注8〕在今天的国际情势下，资本主义并不用经济封锁来对付那几个非洲和亚洲的殖民地。美国反卡斯楚的行动，却在拉丁美洲开创了人类艰难解放史的新篇幅。由一些在联合国占有席位并铸造货币的国家形成的拉丁美洲，对非洲是个教训。这些旧殖民从它们解放以来，就在恐惧和匮乏下忍受西方资本主义的苛刻法则。
非洲的解放和人民自觉的发展，使拉丁美洲人民能够和那些换汤不换药的一个个独裁体制决裂。卡斯楚夺取了古巴政权并把权力交给人民，使美国佬对这个异端感到大祸临头似的，组织了一些反革命军队，炮制一个临时政府，烧毁甘蔗，最后决定残酷地扼杀古巴人民。但谈何容易？古巴人民蒙受苦难却终将胜利。巴西总统夸德罗斯（Janos Quadros）在一个具有历史性的声明中断言，他的国家将使尽一切手段拥护古巴革命。甚至美国也可能在各国人民的意志面前退却。到那天，我们会举旗祝福，因为那是世界上男女的决定日子。总之，只是靠着分布在全球——在中东的油井里、在秘鲁或刚果的矿坑里、「联合水果公司」种植园或法雷斯通（Firestone）种植园里的奴隶，才能确保的美金，将停止强而有力的控制那些自己继续饿肚子和脑袋空空，还以自己的养分滋养美金的奴隶们。
我们常常会以为世界，尤其是第三世界，在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之间抉择的时候到了。落后国家利用两大体制之间存在的惨烈竞争而确保了国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如今应该逃避这种竞争的漩涡。第三世界不该满足于用过去领先自己的各种价值来定义自己。相反的，落后国家应该致力让自己固有的价值、方法和特定的风格问世。我们面对的具体问题，并不是在其他大陆及其他时代的人已界定的资本主义及社会主义之间作选择。当然，我们知道，资本主义体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并不能使我们完成国族或全球性的工作。资本主义剥削、托拉斯和垄断，是落后国家的敌人。相反的，选择社会主义制度，一个全面倾向人民一边的，建立在人是最宝贵的财产的原理基础上的制度，才能使我们更快的、更加和谐的向前走，这个制度的选择，同时使这个事实变得不可能：即一幅社会讽刺画，有些人掌握全部政治和经济权力，不顾国家整体。
但，为了使这个制度更加有效的发挥作用，为了使我们能随时遵守我们所借鉴的原则，除了人力投资外，还需要其他更多的原因。某些低开发国家朝着这方向全力以赴。男女老幼热心投入强迫性的工作中，并宣称自己是国家的奴隶。自我献身，蔑视一切非集体的关心，创造了一种国族/国家的道德慰藉人心，让人重拾对世界命运的信心，使得最持保留态度的观察者们卸下武装。然而，我们相信，这样的努力不可能以如此猛烈的节奏持续很久。这些年轻国家在旧宗主国无条件撤出后，接下了挑战。国家又重新被一个新的团队所控制，但事实上，一切都必须重拾，重新思考。殖民体制实际上只关心某些财富和某些资源，确切来说，只对供应它的工业资源感兴趣。截至目前为止，还未曾有过严谨的对于表面及深入底层的总结汇报出现过。因此，年轻的独立国家不得不继续维持那些殖民体制所安排的经济流通渠道。当然，它可以向其他的国家、别的货币区出口，但它的出口基础却没有根本的变化。殖民体制固定了一些流通渠道，人们被迫维持这些管道，否则就会遭殃。应该重新出发，改换出口的性质，而不仅仅只是改变出口的目的地，要重新察看土地、地下或河川，甚且也察看太阳。然而为了这样，除了人力的投资外，还要有另外的东西，如资本、技术人员、工程师、机械师等等。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认为，落后国家的人民，在他们领袖的促使下，付出巨大的努力，这是不会得到预期的结果的。如果劳动条件不改变，要使这个被帝国主义势力变成动物化的世界更加人性化，则需要几个世纪的努力〔注9〕。
〔注9〕一些受惠于庞大的欧洲人移民的国家，独立后拥有房屋和宽阔的街道，倾向忘记内地贫困、饥饿的一面。命运的讽刺，通过一种共谋的沉默，使得这些国家彷佛以为它们的城市和独立是同时产生的。
事实上我们不该接受这些条件。我们应该断然拒绝西方国家想强加给我们的情势。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把它们的旗帜和警力从我们的领土撤离时，并未偿清他们欠我们的债务。几百年来，资本主义者在落后国家的所作所为，简直就是真正的战犯。资本主义为了增加它的财富、黄金和钻石贮藏，为了建立它的势力，而用尽了流放、屠杀、劳役、奴役的手段。不久以前，纳粹主义把整个欧洲变成真正的殖民地。欧洲各国政府要求补偿，要求以金钱与实物归还他们被抢走的财宝，要文化作品、画、雕刻、彩绘玻璃等等物归原主。一九四五年欧战胜利隔天，欧洲人嘴巴里唯一说的一句话是：「德国将赔偿。」阿德诺先生在艾希曼案件重新审理时[13]代表德国人民向犹太人道歉。他并重新承诺，西德将继续偿付以色列巨款，作为对纳粹罪行的补偿〔注10〕。
〔注10〕然而，真正的情况是，德国没有完全补偿战争罪行。受害的各国并没有向战败的德国要求全部的赔偿金，因为这些国家把德国纳入反共的防卫体制内。正是这一考虑，促使殖民主义国家，在未被纳入西方体制内的情况下，企图获得前殖民地的军事基地和奴隶。它们一致以北大西洋公约（NATO）的名义和自由主义的名义，忘记向德国要求赔偿。我们看到德国（西德）源源不断得到美元和机器，一个复兴的强大德国对西方阵营是不可或缺的。所谓自由欧洲的利益要求一个繁荣与重建的德国，能够充当第一道抵挡红色帮的防护壁垒。德国充分的利用了欧洲的危机。因此，美国和其他欧洲国家，在面对这样一个德国时——昨天跪下来，今天在市场上却同他们无情的竞争——体验到一丝合情合理的苦涩。
国际资本主义的危机
同样的，我们可以说帝国主义国家犯下严重的错误和言语难以形容的不义，如果它们只局限于撤军、把发现和开采财富，并把这些财富送回国的行政机关撤走。国族独立的这个道德补偿并不能蒙住我们的眼睛，也不能养活我们。帝国主义的财富也是我们的财富。从世界的层次上看来，我们感觉到，这个断言绝对并不意味着我们感觉到西方的技术和艺术创造与我们息息相关。十分具体的说，欧洲由于拉丁美洲、中国、非洲殖民地国家的黄金和原料而过度的自我膨胀了起来。几百年来，钻石和石油、丝绸和棉花、木材和外来的产品都从这些大陆源源不断的流入欧洲，今天，同样的这个欧洲在这些大陆的对面竖起奢华的巨塔。欧洲完全是靠第三世界创造出来的。把欧洲压得透不过气来的财富，是从落后国家人民掠夺过来的。荷兰的港口、利物浦、波尔多和利物浦专门贩卖黑奴的码头，更由于几百万被放逐的奴隶而声名远播。因而，当我们听到某个欧洲国家元首手按在胸口，声称他应该帮助不幸的落后国家人民时，我们并不感到皇恩浩荡。相反的，我们会告诉自己说：「这是对我们的合理补偿。」因此，我们不会接受这种对落后国家的「慈善事业修女」的援助计划。这种帮助应该是双重的觉悟：被殖民者意识到这是他们该做的，而资本主义国家应该认识到他们应该偿还〔注11〕。如果资本主义国家不够聪明——我们姑且不说他们忘恩负义——而拒绝补偿，那么，他们自己制度不容改变的辩证法，将使他们窒息。这是事实，年轻国家很少吸引私人资本。有许多理由为宗主国的保留态度作辩护和解释。当资本主义者一知道他们的政府准备去殖民，而且显然他们是最先得知风声，他们就急忙从殖民地抽走所有资本。如此壮丽的资本大逃亡，是伴随着去殖民最常见的现象之一。
私人企业要在独立国家投资，会要求一些根据经验根本难以接受或无法实现的条件。资本家坚守盈利的原则，从一开始进出「海外」，就对长期投资保持慎重态度，他们有时候会抗拒并仇视新政府的计划纲领。在万不得已下，他们会自动借钱给年轻国家，但条件是这些贷款用来购买成品和机器，其作用是使母国的工厂得以运转。
事实上，西方金融集团的不信任，表达了他们不肯冒任何风险的顾虑。他们也要求政治稳定和明朗的社会空气，一旦考虑到刚独立后全体人民的悲惨状况，这种要求就完全不可能了。因此，在寻求旧殖民地不可能履行的保证，他们会要求保留某些驻军，或要求年轻国家加入一些经济或军事条约。民间企业向他们自己的政府施压力，以求在这些国家设置军事基地并随时保护他们的利益。最后，这些公司要求他们的政府担保他们所欲从事的对某落后国家区域的投资。
很少有国家达成托拉斯和垄断集团所要求的条件。因此，失去出口的资本就冻结在欧洲动弹不得。尤其因为资本家拒绝在本国投资，使这些资本更加不动如山。在这种情况下，营利是极低的，而监督逃漏税更令最大胆的资本家裹足不前。
从长期看来，情势是灾难性的。资本不再流通或极度减缩。瑞士银行拒绝资本，欧洲喘不过气来。国际资本主义尽管大把大把的耗尽在军事开支上，终究还是陷入绝境。
〔注11〕「把欧洲社会主义的建立和『第三世界的关系』（好像我们跟第三世界只有外在的关系似的）彻底区别，这是明知或不知不觉地，将处置殖民遗产优于解放之上，这是想在帝国主义掠夺的成果上建立一个奢华的社会主义——就像强盗集团内部多少有点公平的分赃，哪怕是用好心的形式分一点给穷人，而忘了这些都是从穷人那里抢来的财物。」马塞尔·佩竹（Marcel Peju）（〈为戴高乐而死？〉（Mourir pour de Gaulle），《现代》（Temps modernes）第一七五—一七六期，一九六〇年十月〜十一月。
然而，另一个危机更加威胁着国际资本主义。西欧各国发挥自私和不，迫使第三世界实际上被抛弃或倒退，被迫停滞不进，因此落后国人民觉悟要发展集体的自给自足体制。西方产业将很快失去海外出口，机械如山的堆积在仓库里，欧洲市场即将展开一场金融集团和托拉斯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工厂倒闭、解雇和失业将导致欧洲无产阶级发动一场反资本主义统治的公开斗争。这时垄断集团才会觉悟到他们的利益就是帮助、大量帮助，不附太多条件的帮助落后国家。所以，我们看到第三世界年轻的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献媚乞怜是错误的。我们有自己的权利而壮大，我们的立场是正确的。相反的，我们应该告诉资本主义国家并向他们说明，当前的根本问题不是他们和社会主义制度的战争。应该立即结束这场不该到处进行的冷战，停止世界的核武化准备，慷慨的投资和技术援助落后地区。世界的命运有待这个问题的答案。
此外，在面对无数有色人种、饥饿人群，资本主义制度若不试着让社会主义制度对「欧洲命运」感兴趣的话，也不行。加加林上校（Commandant Gagarine）的功业，尽管不会让戴高乐将军感到不悦，但毕竟不是一个能「荣耀欧洲」的壮举。近来，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家、文化人士对苏联抱持矛盾的态度。他们为了消灭社会主义制度而联合起来，现在觉悟到必须重视这个制度。于是他们变得和蔼可亲，增加诱惑手腕，并不断提醒苏联人民他们是「属于欧洲」的。
若将第三世界视为威胁着要去吞没欧洲的洪流，那将使其动荡不安，无法将那导引人类走向幸福的进步力量分流出来。第三世界并不想组织一个庞大的饥饿十字军来反对整个欧洲。第三世界对那些几百年来使自己沦为奴隶的人所期待的是：他们援助第三世界，恢复人性的尊严，使人类在各地、一劳永逸的胜利。
但很清楚的是，我们不会天真的以为通过欧洲政府的合作和善意，这就会达成。这件再把人类、完整的人类引入世界的巨大工程，将在欧洲群众决定性的协助下完成，他们必须认识这项工作，他们之前在殖民地问题上，经常是归顺于我们那共同主人的立场。为此，首先，欧洲群众必须决定觉醒，动动脑筋，停止再玩不负责任的睡美人游戏。
〔译注1〕 「Les demiers seront les premiers.」引自《新约圣经》〈马太福音〉第二十章第十六节。
〔译注2〕 épée de Damocles，典出古希腊历史故事。廷臣Damoclés虽然经常大肆吹捧国王Dionysious财势双全，但明显有篡位的野心。Dionysious于是设计了一次宴会，让Damoclés坐在他的宝座上，而当他举杯抬头时便看到天花板吊悬着一把锋利的长剑，剑柄只用一根马鬃系着，随时都可能掉下来。Dionysius意有所指地说：「这把利剑就是每天都在威胁我的危险象征。如果你想做统治者，就必须冒各种风险，杀身之险与权力同在。」从此Damoclés不敢再有造次之想。
〔译注3〕 纪·摩勒（Guy Mollet,1905-75），曾任法国总理（1957-58）。
〔译注4〕 Mau-Mau，肯亚吉库龙人的秘密团体，一九五二〜五六年间以恐怖手段攻击英国人，争取国族独立。
〔译注5〕 穆萨迪克（Mossadegh,1890-1967），伊朗首相（1951-53）。他宣布伊朗石油国有化，被英、美间谍连手收买叛徒将他推翻，美国石油集团因此得以控制伊朗的石油。
〔译注6〕 玻尼（Houphouet-Boigny），象牙海岸独立后的首任总统，在位二十三年，迄一九九二年病逝。
〔译注7〕 Sharpeville一九六〇年三月二十一日，在南非沙普维尔，白人警察对和平示威的黑人开枪，杀害六十九人。当时南非仍然实施种族隔离，黑人抗议「通行法」（pass laws）制度。联合国大会接着宣布三月二十一日是「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the International Day for The Elimination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号召国际社会不只纪念这场悲剧，也要消除种族歧视与种族主义。
〔译注8〕 赫鲁雪夫（Nikila S. Khrushchev,1894-1971），苏联共产党总书记，在位十一年。
〔译注9〕 一九五六年十月发生了反共产主义革命，也就是所谓的「匈牙利抗暴事件」。当初开始时是以和平的方式诉求政治上的民主，最后却形成武装冲突。新政府总理纳吉·伊姆勒（Nagy Imre）要求苏联军队撤军，宣布匈牙利为中立国并退出华沙协议，请求联合国的协助。同年十一月，苏联军队重新攻击匈牙利，革命宣告失败。
〔译注10〕 一九五六在英、法、以色列出兵占领被埃及国有化的苏伊士运河，引起阿拉伯国家与苏联集团的强烈抗议，联合国安理会也因受到英、法的否决权而无法做出任何决议，战争情势紧张，可能一触即发而扩大为战争。后由加拿大外长呼吁各方停火，并组成「联合国紧急部队」（UN Emergency Force,UNEF），部署在苏运士运河区域，以监督英国、法国与以色列军队从埃及撤出。
〔译注11〕 门农—威廉斯（Mennen-Williams,1911-98），美国民主党政客，当过密西根州州长和非洲事务助理国务卿。
〔译注12〕 阿尔及利亚战争末期，法国政府在埃维昂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代表召开停战预备会议，而当地的极右派法国殖民者则暗杀法国市长。阿里·布芒杰尔是阿尔及利亚人律师，一九五七年二月被捕，四十三天后当局宣布他已「自杀」。
〔译注13〕 阿德诺（M.Adenauer,1876-1967），一九四九年起连续担任西德总理。艾希曼（Eichmann,1906-1962）纳粹德国的黑衫队（SS）头子，一九四一年起执行屠杀犹太人的最终灭绝任务，战后他逃到阿根廷，一九六〇年被以色列情报员绑架回以色列接受审判，一九六二年判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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