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巴托莫尔《法兰克福学派》（1984）
结论 一个批判性的评价
在前面几章里面，我已经把法兰克福学派在每一个不同的阶段中的主要观念与论题，提出概略的说明，而且在这同时，也指出法兰克福学派的论点将会遭遇到的某些批评。但是，这一描述，有待我们对法兰克福学派在过去半个世纪中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与社会学理论的发展之贡献，进一步予以评价，方能得到补充的说明。
法兰克福学派的著作中有一明显的特色，一般对其注意都不够充分。这一特色是，虽然法兰克福研究所的最初构想是要促成各种理论交互运用的研究，但事实上它的兴趣范围显得极为偏狭。首先，我们应可发现，研究所在渡过其成立初期之后，在格吕贝尔（Carl Grunberg）担任主席期间，历史方面的研究在其著作中不具任何份量，而且从无历史学家积极参与过它的各项活动。这一忽视历史的倾向与法兰克福学派对社会理论的认识，息息相关，因为在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影响下，他们认为社会理论只是一种对当前的时代的批判。这种看法当然与马克思的观点有些关系，至少在马克思早期最具黑格尔主义色彩的作品中表现过这些观点，例如〔发表在《德法年鉴》中，他写给卢格的信，就曾指出这一新刊物的目标在于「从世界的各种原理之中为世界发展出新的原理，说明世界实际上为何在奋斗着，（而且）向世界解释它自己的各种作为」，从而获得「一种对时代的奋斗与企求的自我理解（批判的哲学〕」。在尔后的著作中，马克思同样的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投以较多的注意，但是自《德意志意识形态》（German Ideology）以来，他开始明确地从「历史的科学」（science of history）中来进行他的分析，这一历史科学的质素清楚地表现在某些主题上面，诸如有关资本主义起源与发展，前资本主义经济的形成，以及各种早期社会的讨论。
法兰克福学派对理论（theory）的看法更接近柯尔施（Korsch）的观点，而且实际上最初也确曾受他的影响。柯尔施从马克思本人早期的靑年黑格尔的风格中来理解马克思主义，他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批判的哲学」（critical philosophy），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理论表现」[1]。我们可以发现，这使得在界定「批判理论」的角色时出现了严重的难题，因为日后显然已不复有革命的无产阶级的存在了。总之，目前我的研究焦点，在于指出法兰克福学派这一欠缺历史性的取向所造成的各种重要的影响。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分析，太过于受到那些稍纵即逝的现象的影响，而且这些现象，从未有系统地在历史与比较的层次上，获得进一步的探讨；这便是值得注意的一点。这一事实，在他们对一九三〇年代与一九四〇年代的国家社会主义与反犹太主义的重视，对一九五〇年代的「文化工业」的关心中，格外明显；尤其，马尔库塞对一九六〇年代各种不同的社会运动——包括学生运动、少数民族、以及第三世界——的信念，认为它们构成了历史的一个新的「革命主体」（revolutionary subject），更足以说明这一倾向。此外，同样显而易见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基本上都拒绝马克思主义对工人阶级的看法，认为它是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革命力量，但他们却从未探讨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的运动与政党在实际历史上的发展，或者从未对封建社会中布尔乔亚作为革命阶级的处境与先进资本主义中工人阶级的处境，进行比较的研究。
这就是说，法兰克福学派不但从无重新评估整个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的打算，甚且有意忽略它。然而，哈贝马斯最近的著作出现了一个转变；而且他的「历史唯物论的重建」，正如我在前面一章所指出，乃是企图从一个更正确的形式，重新构筑这个理论。但是，这一企图在其研究态度上仍然令人疑惑他欠缺历史的性格，而且，虽然他多少曾经注意到近代一些由人类学与史前史的角度探讨人类社会起源的著作，也曾提到一些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与关于封建主义的分类的论争，但这大体上只限于概念分析的层次。归结来说，为了实质地重估马克思的理论，吾人真正需要做的是彻底的重新检讨有关各种重要的社会形态中的结构，及其内在的变迁过程之历史的证明[2]。同时，我们要问，一旦我们接受了哈贝马斯的基本原理，认为人类社会的构成与发展，必须透过两个不同的而且不能相互化约的过程：劳动（工具性行动）与沟通性行动，才能理解，则在历史变迁的解释上，这将导致那些差别？例如，在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兴起的各种研究（或那些深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观点）中，诸如布劳德在《文明与资本主义》（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书中所做的全面性的、大规模的论述[3]，或者最近发表在《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上的一系列论文中某些充满争议性的观点[4]，是否应该有所修改？如果必要修改，又应该有何修改？至于这些问题应该如何予以回答，并不是轻易可以得知的；在我看来，为了正确地重建马克思的历史理论，甚至进而透过一个新的理论来超越它，我们必须肯认，细节琐碎的历史研究，就好像社会学的分析与概念性的解释一般，具有相同的重要性。
正如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对历史的忽视或排斥，他们大抵也都不太重视经济的分析。在「社会研究所」成立之初，经济理论家〔如同历史学家〕地位最为突出；特别是格罗斯曼（Henryk Grossmann），他对资本主义的累积与崩溃的研究[5]，出版于一九二九年，是研究所出版的一系列著作中的第一部作品。但是，诚如马丁杰所说，格罗斯曼不能说是这一学派的思想发展中的重要力量，因为他对那主宰着法兰克福学派著作之辩证的、新黑格尔主义的探讨路线，大体上并不表赞同[6]。其后，诺曼（Franz Neumann）是最积极参与研究所各项活动的一位主要的经济理论家，但是他的参与仍是有限度的，而且如同格罗斯曼一般，他也不赞成批判理论。唯一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占有核心地位的经济学家，便是霍克海默的挚友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而且他的著作——论苏维埃的计划经济，而后又论自动化问题——基本上关心的是经济政策的各个问题。至于这个学派本身，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理论分析或历史分析，则从未投以起码该有的注意，而且，从未提出任何研究成果，可以拿来和希尔菲丁（Hilferding）论及「财政的资本」（finance capital）与「组织化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的作品[7]，以及诺曼对「垄断的资本主义」与国家社会党的政权之间的关系所做的分析[8]，互相较量一番。
再次，这个情况又由于新的批判理论家的著作而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变化。在《合法化危机》一书中，哈贝马斯在所谓「先进资本主义的描述的模型」（descriptive model of advanced capitalism）〔见该书第二部分第一章〕中，以及在论及「经济的危机」的那一章中，扼要的讨论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某些面向；而欧菲（Offe）在《资本主义国家的结构问题》一书中，同样也论及先进资本主义的某些经济特征。但是他们的注意力都集中于讨论「干预主义的国家」（interventionist state）的角色，以及合法性的一些相关问题；他们并不打算对最晚近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理论性的分析，也不打算对它的发展进行历史性的描述。而且，事实上仍然没有重要的经济理论家积极参与批判理论，即使它已做过修正；除此，整个的法兰克福学派从未像希尔菲丁与一些较晚的思想家的著作一般[9]，对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提出令人刮目相看的贡献。
忽略历史的研究，此其一，忽略经验的分析，此其二，使法兰克福学派及其在新批判理论中的传承，非常明显的远离了马克思主义；但是它与广义所说的「古典的」马克思主义之间，最为显著的差异在于他们对阶级的不同看法。「阶级」这一观念不但是马克思社会理论中的基本观念，而且事实上，就一个更重要的意义而言，也是它的起点（因为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是现代社会中的「革命主体」，是现实世界中一个解放的理想的传递者）；而且，诚如欧索斯基（Ossowski）所说，它也是「他整个学说以及从其而来的政治主张的象征」[10]。相对的，法兰克福学派曾经被称为「没有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Marxism without the proletariat）[11]；而且更广义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Western Marxism）或者至少有一部分，被某些学者认为是对二十世纪工人阶级的失败所做的「哲学沉思」（philosophical meditation），特别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欧各国革命，以及日后反法西斯主义斗争的失败经验所做的沉思[12]。
在新批判理论中，仍然存留着工人阶级已经没落，已经「消失」，不再是一种革命力量的主张。诚如哈贝马斯在《理论与实践》一书中所主张，「无产阶级之所以为无产阶级，已经被消灭了」，因为大多数人由于他们在生产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而变成无产阶级的情形，「已经不再绝对的仅限于社会报酬的剥削。……而且任何阶级意识，尤其是革命的阶级意识，今天在工人阶级的主要阶层中已经无法找到，因此，今天马克思如果仍想掌握群众，则他必须放弃期盼理论能够成为一种物质力量的希望」（页一九六至一九七）。在其它的著作中，欧菲也持着类似的观点。最近，哈贝马斯曾经某种程度的修改了他的观点，提出了一种「暂时被压制，但并未被消灭的阶级对立」；然则较为晚近，他在对黑勒（Agnes Heller）的一篇论文做答复时，再度主张，我们和马克思之间已经「被证据确凿的历史真理（historical truth）分开来了，例如，在发展成功的资本主义社会中，没有任何协同一致的阶级，也没有明确界定的社会团体，可以被视为是那已经遭受侵害的共同利益的代言人」[13]。
成熟时期的法兰克福学派与新的批判理论家，两者对阶级所做的判断都具有一个出人意料的特征；这个特征就是，他们都未曾从阶级结构的分析或阶级的历史发展的分析中获取判断的根据，而他们所根据的只是一些常识性的知识或「约定俗成的智慧」（conventional wisdom）〔或者，诚如哈贝马斯所说的「证据确凿的真理」（evident truths）〕。但是，严肃的历史分析与社会学分析，显示了一个更为复杂的而且更为容易混淆的局面。譬如，假使我们检讨过去一百年来西方世界中工人阶级的运动与政党的发展，我们可以发现，并不是任何国家或任何时代的大多数工人阶级，在风格上或行动上，都是前后一贯而且坚定不移的社会主义者（更遑论是革命份子）。然则，就二十世纪而言，尤其是自一九四五年以来，至少到过去十年为止，它（指工人阶级）变得具有更多的而非更少的社会主义性格[14]。法兰克福学派对工人阶级作为一个政治力量的没落或消失，所探取的看法主要是根据一种乌托邦式的一劳永逸的「革命」观，其实这一观念绝非唯一——或更具马克思色彩——的一种理解社会革命过程的途径；其次，这一看法也根据他们对美国「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的经验的反省，所谓美国的「例外主义」，就是指美国社会中长期缺少一个在政治上被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而言[15]。
对当前或近代工人阶级在先进资本主义中的处境的任何重新评价，都有待进一步对整个阶级的结构及其变迁进行分析，而这是法兰克福学派与新批判理论家未能充分做到，甚至不敢尝试的。在这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与其它激进的社会学家，近年来已经开始进行研究[16]，研究重点则在于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性质、「新的中产阶级」的重要性、以及工人阶级正在变化中的社会与经济地位的影响。许多论辩至今依然汹涌澎湃，有的是讨论资本的拥有者（特别就其集中于庞大的多国公司而言）在它与技术官僚（technocratic）和行政官僚（bureaucrats）的关系之中的重要性，有的是讨论中产阶级的政治取向，有的则是讨论一个「新的工人阶级」[17]、或一个全新的阶级结构的出现[18]；但是，几乎所有参与论辩的人都肯定阶级冲突是依然存在的，而且他们有许多人强调经济危机是一个影响历史的重要因素（这是我们此刻不时亲身经验到的），然则这些看法都远远有别于批判理论的观念与主要关怀。
法兰克福学派，就其最初的形式而言或就其作为马克思主义或社会学的一个学派而言，已经死了。在整个过去的二十年间，马克思主义思想在社会科学上的发展，特别在人类学、经济学与社会学上的发展，已经走向一个路途，使它日益接近马克思本人的理论的几个关怀主题：生产方式、结构的矛盾与历史的改造，阶级结构与冲突，政治权力与国家的角色的分析。在同一时期，就某个程度而言，因为马克思主义已将它自己建设成社会学中的一个重要典范，所以极大部分的社会学理论与研究也都朝向类似的论题，而且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的著作所显示的对文化的重视，似乎也已逐渐烟消云散了[19]。此外，事实上，近来已有一些关于文化与意识形态的重要研究，都是从一个显然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立场，来分析这些现象；而且，绝大部分都是探取结构主义的架构，强调它们在整个社会再生产的过程中所扮演的组成因素（elements）的角色[20]。
但是，正如我曾经指出的，在哈贝马斯的新批判理论中，存在着某种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的和睦关系，而且同时某些独属法兰克福学派的观念也都获得保存，进而予以发展。这里面最突出而且确实也构成了哈贝马斯思想的基本意向的一个观念，便是「批判理论」这一观念本身，以及它在「哲学与科学之间」的定位。在哈贝马斯的早期著作中，他继承了法兰克福学派对实证论的批判，然而甚至在当时他的看法已大大不同于阿多诺、霍克海默与马尔库塞，其间的差别在于他对科技并不抱持全盘的敌意[21]，也在于他并不赞成（或暗地表示反对）他们的主张，认为哲学是一种比科学优越的知识形式。此后，哈贝马斯赋予科学一个明显加重的地位，而赋予哲学一个逐渐减轻的角色。直到他最近的著作中，他认为「哲学不再能够关联世界整体——关联自然、历史、社会——不再是一个整体化的知识」；哲学的基本主题——「理性」（reason）——目前必须从社会学的理论架构中予以揭露，称之为「合理性」（rationality）[22]等。
在哈贝马斯的思想中存在着一个明显的趋向，正在远离法兰克福学派的黑格尔主义，转向某种的新康德主义[23]，从他在吾人自经验陈述（即理论理性的领域）中获取的真理（truth）的主张与吾人对行动规范与价值判断（即实践理性的领域）所提出的正当性（rightness）或妥当性（appropriateness）之间所做的区分中，这一趋向最为历历可见。我们确知，哈贝马斯想要透过他的讨论的真理理论（discourse theory of truth），来统一这两个领域，但是我在前面（页八十六）已经指出，这一真理理论遭受不少强烈的反对意见；而且，他所想要达成的目标——换言之，他想要使得规范性的判断不仅仅是任意的决断，而且一如经验性的判断般，是可以由理性的论证来达成的——唯有透过其它的途径，才可能被达成，至少才可能被研究。同时，哈贝马斯的对话理论，混淆了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之间在运作上的重大差异。研究DNA （脱氧核糖核酸）分子或原子核的结构是一回事，而探讨解放（emancipation）存在于何时何地，则又是遽然不同的另一回事；而且，如果我们不能而且不曾尝试从人类的这两种理性的领域中，就其各自的理性论证的范围、条件与结果，更充分地理解这两种领域之间的差别，则我们势将在自己的思想上走入歧途。
这基本上并不表示，有一个绝对居于优越地位的知识形式，它能够取代或决定其它知识形式的有效性。基特就曾明白证明，「无论科学主义，或者实证论的科学观，都不至于导致一种科学化政治学（scientific politics）的可能性」，而且进一步认为「那些反对一种科学化政治学的可能性，并且支持实论证的科学观的人，未必会认为政治学本来就是非理性的，因为他们或许会同意科学并不是人类知识或理性研究的唯一方式。」[24]同样的，基于科学的实在论（scientific realism）立场，巴士卡（Bhaskar）认为「科学虽然它能够而且必须解释，但是最后却无法『安顿』（settle）实践的道德与行动之问题，只因为科学以外一直——而且必然——存在着社会的实践，而且价值的性质也绝非仅止于认知的价值。」[25]我想，这对于从此途径来辨别各种不同的知识形式与理性研究，具有更大的澄淸作用；而且，这特别有助于淸楚的从哈贝马斯的思想中区分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成分：一个经验的社会理论与一个社会的或道德的理论，后者亦可说是（绝无贬损之意）一种社会哲学。
到目前为止，后面这一成分在哈贝马斯关于沟通行动与「解放的兴趣」的讨论中显得格外突出。此外，这一成分在他向来所持的一个论证中也相当明显；这个论证是，哈贝马斯认为当前各种的社会政策问题应该被视为公开的政治辩论的课题，而不该被视为随着社会之必然的进化发展而来的而且可以被社会科学的「专家」予以解决的「技术性」问题。甚至，毫无疑问的，这是他的思想中最具影响力的一面，到目前为止，其影响范围已不仅止于社会科学。关于这一点，明显的例子便是它已引起那些从事「政治神学」（political theology）或「解放神学」（theology of liberation）的神学家们的注意。戴维斯（Davis）在他的《神学与政治的社会》（Theology and Political society）一书中，大部分在讨论批判理论，特别是讨论哈贝马斯的著作；他讨论到的问题包括，到底一个宗教的传统是不是解放性批判（emancipatory critique）所要援引的一个重要的经验来源，又，沟通行动这一观念，就其凭借的是一个规范性的基础而言，它本身是否也需要从神学上找寻根据[26]。除此，他在其它地方也批评了哈贝马斯从论证的对话中建立自由的理性基础的主张，他认为这是「理论理性的功能与意义的一种夸张」，而且认为论证「非但不是获致对自由的理性共识之主要手段，也不是主要的根据」（页九十五）。
如果马克思主义基本上被视为或只能被视为一种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则显然它是一种的道德理论，或者它包含了一种道德理论的成分；它特别是工人阶级的解放之理论，是一个没有阶级的社会的来临之理论。至于它是哪一种的道德理论，以及它到底如何建立其依据等等问题，已经成为日渐热门的讨论主题，特别在「政治神学家」之间已经引起了广泛的兴趣[27]，而且，即使各种答案显得众说纷纭——特别，对事实与价值之间的关系的看法，已使之截然而分——他们都承认，在马克思主义作为道德学说与马克思主义作为社会科学之间，存在着一个密切的关联。
对于那些把马克思主义看成批判（critique）的人而言，规范性判断的正当性（rightness）、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道德理论的真正特征，正如杜拿（Turner）所主张的，必须它具有科学一般的真理（参见注27）。便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必须检讨哈贝马斯最近致力建构一个社会理论的企图，并且检讨这一理论与社会学之间的关系。
在《沟通行动理论》的结论中，哈贝马斯提出一个正在逐渐分化离异的社会系统的概念，来取代马克思的价值理论，以及他透过资本的自我扩张（the self-expansion of capital）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分析，从而成为一个关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capitalist modernization）的理论之基础；这便是哈贝马斯对批判的社会理论的性质与任务所抱持的观点。然而，这个新的理论仍然偏近马克思主义，因为，就哈贝马斯而言，它（一如马克思的理论般）对当代社会科学以及对它想要掌握的社会实界，都是抱持批判的态度。接着，哈贝马斯进一步在目前有关现代社会的各种研究中，区分出三种主要的研究取向：（一）一种比较的、类型学的（typological）、社会与历史的进路，它大致上源自韦伯，但就某方面而言，也源自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编纂学（historiography）〔譬如，可以米尔斯（C.Wright Mills）与莫尔（C.Wright Mills））的著作为例〕；（二）一种系统理论的进路，表现在帕森斯〔与德国的路赫曼（Luhmann）〕的著作中，它从功能论的立场，透过日益趋于复杂的性格，来分析现代的社会；以及（三）一种行动的理论，它受到现象学、解释学与符号的互动论（symbolic interactionism）的影响，其关心的重点是世界的形象（符号的互动论）与生命的形式之「理解」（understanding）或解释，或更概括的说，它是一种「日常生活的理论」（theory of everyday life）。
在和这三种取向做一比较下，以及在对批判理论的历史发展做一简要的论述后，哈贝马斯采取了一种研究策略，他称之为「起源的结构主义」（genetic structuralism）〔作为一个可以取代早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哲学的方向〕。这个进路显然曾受皮亚杰（J.Piaget）的观念之影响[28]，而且也显得颇为近似郭德勉（Lucien Goldmann）拿来作为方法并表现在他的多项研究中的「起源的结构主义」[29]；但是由于哈贝马斯从未提及郭德勉的著作，因此，在未能进行全盘的比较之下，我们无从确定其间的同异之处。然无论如何，哈贝马斯在从这一方式界定他的进路之后，开始从现代社会的合理性化中，区分出两种主要的形式，亦即，组织化的资本主义（organized capitalism）与官僚式的社会主义（bureaucratic socialism）。
对官僚式的社会主义，哈贝马斯并未做进一步的分析，但是对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他的处理方式大体上在于将他早期著作中对先进资本主义中的各种危机趋势的看法，予以提纲契领的论述。然而在此（第二卷，页五七六至五八三）他研究得较为详尽的一个问题，是关于过去二十年间曾经出现在这些社会中的各种新的社会冲突的问题。哈贝马斯指出，伴随着发生在物质利益上之制度化的冲突（institutionalized conflicts over material）〔广义的说，是指阶级冲突〕而来的，或者取而代之的，是其它各种冲突的出现；推动这些冲突的是各种新的社会运动，它们关心「生活质量」、人权、生态问题、个人发展以及参与社会决策的公平机会。但是，无论是这些运动与旧式政治行动（特别是劳动运动与阶级冲突）的关系，或者是新的社会运动本身的特征、成长与重要性，都未曾接受任何基本的分析或类似的研究，例如陶兰尼（Touraine）及其合作者所做的研究[30]。而且，不仅如此，即使哈贝马斯曾为「史坦堡研究所」设计过研究计划，但事实上其在经验性研究方面却一无所获，其成果也远不如那些具有更强的马克思主义色彩或社会学性格的探讨方式[31]。
哈贝马斯的首要关怀仍然在于找出哲学与社会学之间的某种接合点，在这点上哲学能够为批判理论提供规范性的根据。便是这个关怀，使他选择「合理性化」（rationalization）作为他对现代社会的分析之焦点，因为合理性（rationality）这个作为基底的观念，使他得以把合理性化过程（the process of rationalization）和那种对呈现在语言的使用（language-use）与沟通行动中的「理性」（reason）所做的哲学分析，扯上关系；他认为，在这一情形下，「社会科学和那种把建构一个合理性的理论（a theory of rationality）视为自己的任务的哲学之间，馆绚迈进一个合作的关系」（卷二，页八四）。但是，这个哲学不是「第一哲学」（first philosophy）；正如科学的陈述一般，它的陈述是假设的（hypothetical），而且透过某些间接的方式，是有待经验予以证实的，或者是可能成为各种经验理论中的一员的（页五八七）。他最后在结论中指出，沟通行动这一观念类似而且也涵盖着马克思的「抽象的劳动」（abstract labour）的观念，成为一门经验科学的基本概念。
至此，虽然哈贝马斯亟欲维持哲学作为社会理论的一个不可或缺的单元，然而事实上，它的角色已在逐渐的销声匿迹，取而代之的是日渐重视经验科学的重建。但是，这门科学仍然大大不同于社会学，特别是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学；所以如此，我在前面曾经提及，有两个主要的原因。第一个原因，哈贝马斯的社会理论大体上仍然是非历史性的（unhistorical）；它几乎只关心现代社会的分析与批判，而且不同于马克思主义的是，它并不从历史理论中进行它的分析，以解释「所有的」人类社会及其改造的形式。第二个原因，它忽略经济的分析，而且正如我曾经指出的，它确实想把劳动的概念纳入沟通行动的概念之中。相形之下，马克思理论最突出的特色，及其对实在论的社会科学（a realistic science of society）的最重要贡献，在于它并「不」处理一般的社会互动（social interaction in general），而在探讨人类对自然的关系，以及人类之间在生产过程中的互动，并认为它们决定了——就其提出限制，而且造成其中各种主宰的趋势而言——其它各种形式的互动。便是这个看法，使马克思主义具有它的解释力量，至今犹然；对那些认为若要正确地了解现代社会发展中最晚近的阶段——特别是国家的角色与阶级斗争的性质——就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重建的人而言，对生产的组织化与控制（the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of production）的分析仍然是个不容忽略的开端，无论这是以国家或多国公司的形式所展现出来的资本集中的统治，或者是透过对社会化的工业之官僚式管理（the bureaucratic management of socialized industry）的形式表现出来的统治。
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任务，在我看来，大大不同于新的批判社会理论的任务。就整个趋势而言，它包含了两个方向，一方面，它对「组织化的资本主义」自一九二〇年代希尔菲丁提出这一概念以来的发展，进行有系统的研究（这包含了对变迁中的生产组织化、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以及阶级关系的变化，所做的探讨）；另一方面，它对社会主义国家中，各种形式的生产组织化及其影响进行分析，并且对那些使布尔什维克主义成为一种扭曲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之社会与历史的背景进行研究。当然，这方面的研究，已有许多来自各路的马克思主义者加以推展；而且，它最普遍的特征在于它对经济与社会史（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这两个领域的重视。但是令人感到遗憾的，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与新的批判理论所忽略的两个领域。
注释：
[1] 柯西著《马克思主义与哲学》，页四十二；一九二三年出版；。但是柯尔施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思想家，他日后改变了他的观点，而且转而认为，从一般社会哲学的形式来经营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扭曲」；他在结论说道，「历史唯物论的主要趋势，不再是『哲学的』，而是一种经验科学方法的趋势」。见《马克思》一书，页二〇三。
[2] 关于马克思主义者对不同形式的社会及其改造的分析之各种问题，参见巴托穆尔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中的各项相关条目，诸如「古代社会」、「亚细亚社会」、「封建社会」、「从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并参见安德森在《从古代到封建主义》一书中的两个研究；克雷德著《亚细亚生产方式》；杜拿著《马克思与东方主义的结束》。此外，近年来马克思主义的人类学家对部落社会的分析，在谢东编的《生产关系》一书中曾有评论，见〈马克思主义与人类学：一个初步的考察〉一文。
[3] 布劳德著《十五到十八世纪的文明与资本主义》共三卷，一九七九年出版。〔译者按：关于布劳德其人与著作，可参阅民国七十三年十月二十七日中国时报人间版，李弘祺先生的《芸芸众生的历史：谈布劳德和他的新书》一文，扼要而精简。〕
[4] 这个讨论发端于布连纳的一篇文章〈前工业欧洲的农业阶级结构与经济发展〉，发表于《过去与现在》，第七十期（一九七六年），连载于七十八、七十九、八十与八十五等期，布连纳并在第九十七期（一九八二年）发表了一篇回答，作为结论，题为《欧洲资本主义的农业基础》。
[5] 格罗斯曼著《资本主义制度的累积与崩溃》。
[6] 马丁杰《辩证的想象》，页十六至十七。
[7] 希尔菲丁著《财政的资本》，一九一〇年出版。在我对于这一译本的序言中，论及希尔菲丁在一九二〇年代所发表的一些讨论「组织化的资本主义」的论文。也请参见希尔菲丁〈组织化的经济〉一文，收于巴托穆尔与颜德合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读本》，页二四七至二五三。
[8] 诺曼著《巨兽》。
[9] 例如前面已经提到的格罗斯曼与诺曼的著作，以及门德尔与史维奇等人的著作。
[10] 欧索斯基著《社会意识中的阶级结构》，页七十一。
[11] 科拉考夫斯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第三卷，页三五七至四一五。
[12] 参见巴托穆尔编《马克思主义思想辞典》中「西方马克思主义」一则；并参见安德森著《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若干检讨》一书。
[13] 语出汤普逊与黑尔德合编《哈贝马斯：批判性的讨论》一书，页二二一。
[14] 我在一篇题为〈西欧工人阶级的政治角色〉的文章中，曾经更详尽地讨论这一问题，该文收于巴托穆尔《社会学与社会主义》一书中。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在不同国家之间，而且在不同的历史变迁之间，就会有明显的差异，而若要正确地掌握这些差异，则必须运用比较的社会学研究，但法兰克福学派却有意排斥这种研究方式。
[15] 关于这一个问题，参见宋巴特著《为何美国没有社会主义？》一书的英译本中，哈士本所写的序言。其它一些相关的论文，收于拉斯雷特与李普塞合编《一个梦想的失落？——美国社会主义史论文集》中。
[16] 可以参阅的，例如布雷佛门著《劳动与垄断的资本》；普兰查斯著《当代资本主义中的阶级》；陶兰尼著《工业后社会》，以及《社会的自我生产》；莱特著《阶级、危机与国家》。
[17] 参见马雷特著《新工人阶级》。至于对某些主要观点的批判性探讨，参见曼昆著《西方工人阶级的意识与行动》。
[18] 特别是在陶兰尼的《工业后社会》一书中，以及此后一些强调新的社会运动的角色的作品中，持这一主张。
[19] 当然，要将一个像社会学这般充满歧见而且观点日新月异的学科，在当前或近年中的主要理论取向，予以正确地做一界定，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是从「国际社会学学会」的研讨会所整理出来的论著中，亦可找出一些线索。参见巴托穆尔、诺瓦克与索可罗斯卡合编《社会学：艺术的国度》。
[20] 关于不同进路中的一个重要例子，请参见波尔道与巴色隆著《教育、社会与文化中的再生产》。关于更一般性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参见赖兰著《马克思主义与意识形态》一书；该书检讨了这一理论从马克思到葛兰姆西的发展，讨论了阿图色与结构主义，但对法兰克福学派则予以略过，虽然对哈贝马斯的语言与沟通理论曾提出几页的批评。
[21] 特别参见他的论文〈技术与科学作为「意识形态」〉，发表于一九六八年，收入《迈向一个理性的社会》一书中；在这篇文章里面，他驳斥了马尔库塞所提出的一个以「自然的解释学」为基础的「新科学」的观念。这篇论文是哈贝马斯的基本看法的一个清晰而切要的表白，这些看法在他尔后的著作中又获得长足的发展，对他的思想提供了一个易于理解的介绍。
[22] 《沟通行动理论》，页十五至二十四。也请参见我在本书八十七页对该书的讨论。
[23] 可能也倾向于一种与科学的实在论相互呼应的观点；但是，哈贝马斯尚未参与有关这个最晚近的科学哲学之任何讨论。
[24] 基特《社会理论的政治学》，页二十一。
[25] 巴士卡《自然主义的可能性》，页八十二至八十三。
[26] 戴维斯著《神学与政治的社会》；特别在该书第五章及第六章，戴维斯注意到一些颇有份量的德文讨论，尤其是梅慈与包可特的作品。
[27] 特别参见杜拿著《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一书。杜氏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对布尔乔亚的社会与意识形态之批判的科学——假如它确实是『科学性的』——它是我们在布尔乔亚的环境下唯一可以期待的道德」（页八十三）。至于不同角度的讨论，也请参见路克斯即将出版的《马克思主义与道德》一书。一些早期的讨论也有契合之处，特别是奥国马克思主义者诸如鲍威的《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一文，由巴托穆尔与顾德英译收入《奥国马克思主义》一书中，页七十八至八十四；以及阿德勒0著〈伦理学与科学〉与〈马克思主义与伦理学〉文，收于《马克思主义问题》一书。
[28] 参见皮亚杰著《结构主义》。
[29] 特别参见郭德勉著《马克思主义与人文科学》一书中的〈起源与结〉一文；以及《迈向一个崭新的社会学》一书。
[30] 参见陶兰尼《社会的再生产》；关于一些特殊的运动——学生运动、妇女运动、反核运动、地域性民族主义运动——的研究，由陶兰尼所发起，以及一些论辩的文章，收于陶氏所编的《今日的社会运动：行动者与分析者》一书中。
[31] 参见马卡锡在《合法化危机》一书的英译本序言中，所做的一个关于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的研究计划的短注，在该书页八与一四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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