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研究策略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第四节研究策略

劳工抗争的时间与空间

　　正如本章伊始所述，本书的核心前提之一是：与通常的研究相比，要想彻底理解当代劳工运动的动力机制，需要我们在一个跨越历史时间更长、涵盖地理范围更广的框架内展开分析。对劳工运动未来的评判，明确或隐含地建立在我们关于当代世界的历史创新性的判断的基础之上。那些认为劳工运动已经出现致命危机的人，往往认为当今时代是全新的、史无前例的，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全球经济进程已经完全重塑了工人阶级和（或）劳工运动所赖以存在并在其中运作的疆域。相比之下，那些期望重新出现重大劳工运动的人，则倾向于认为资本主义本身具有不断重复出现的动态特征，包括持续不断地在劳工和资本之间造成矛盾和冲突。在某种程度上，后一种观点更为可信，它表明对劳工运动未来的预测必须基于对当代的动力机制与过去历史阶段相类似的动力机制的比较。因此，本书回顾既往，探究各种重复出现和演变的模式，以期能够分离出在当前劳工运动面临的形势中真正新颖的因素。
　　之所以要将分析的地理范围扩大到劳工研究的典型分析范围之外，在某种程度上也与崭新性这一相同的问题有关。迄今为止，以下的假设是颇为常见的：某一地方的工人和劳工运动的命运，能够对另一地方的劳资冲突的结局(尤其是以贸易和资本流动过程作为媒介)产生重大影响。尽管如此，这种假设被普遍认为是仅适用于对20世纪后期以来的劳工运动研究，而不能应用于在此之前的阶段，因为当代的全球化被视为一个根本性的历史分界。
　　然而，如果我们认为全球化意味着“具有地方性影响的社会互动在地理范围上的扩大”(Tilly，1995)，那么，正如许多人所主张的那样，现有阶段的全球化并不是第一个这样的阶段。在认为全球化是一种重复出现的现象的那些人当中，尽管还存在着一些为合理确定全球化进程可以在历史上向前追溯多远的争论，^[1]不过，这些人都普遍认为，在当前的全球化阶段与19世纪后期的全球化之间，存在着引人注目的相似性。事实上，一些人认为，今天各国在经济和社会上的相互关联度并不比19世纪末更大——而19世纪末正是被普遍认为是标志着现代劳工运动诞生的那个时期。
　　与19世纪后期相互关联的一个明显例子，是该时期的大规模全球劳动力迁移(这也是对劳工和劳工运动产生重大影响的个案之一）。^[2]这一迁徙在传播各种形式的劳工抗争，以及在促成波兰尼式的“自我保护”运动（即限制移民的运动）方面，都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个例子同时也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在19世纪后期各经济体和社会之间存在着高度关联，并且这种相互关联影响着劳工运动的行为及其结果。它还表明，20世纪后期的全球化（其对劳工流动的限制更为严格），并非对过去的简单重复°
　　于是，从宽泛意义上来说，本书的一个关键的方法论前提在于：处于不同国家/地区的工人和工人运动，因世界范围的劳动分工和全球政治进程而被彼此联系在一起。从空间和时间两个维度去理解各个“个案”之间在世界范围内的关系过程，是理解至少自19世纪后期以来的劳工运动发展动力机制的基础。
　　本书自始至终特别关注各种相关过程，无论这些过程是“直接的”还是“间接的”。就直接的相关过程而言，行动者认识到并且有意识地推动事件之间的关联程度。这些直接的相关过程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传播和团结。就传播而言，位于被时间和空间所分离各个“事件”之中的行动者，受到关于其他人的行为及其后果的信息传播的影响（Pitcher,Hamblin,Miller,1978）。“社会性传染”（social contagion）是在有关传播方法的研究中常见的景象。上文讨论过的非洲工会活动家“受到”关于工人权利话语的“传染”，就是传播的例子之一。这类传播可以在来源地与“社会病”感染地之间没有积极合作（比如欧洲和非洲工会活动家之间的合作）的情况下发生。相比之下，先前讨论的直接的关联过程的第二种形式（即团结），涉及个人接触和社会网络——就劳工国际主义而言，即跨国社会网络的形成(Tarrow，1998；McAdam和Rucht，1993：69-71；Keck和Sikkink，1998)。
　　就间接的相关过程而言，受影响的行动者往往没有充分意识到各种关系性的联系。相反，行动者往往是被其背后的系统性过程所联系起来，这些系统过程包括对我们称之为“系统层面的问题”的一系列行动与反应的非预期后果。如果说，强大的劳工运动导致资本家将生产迁移到新的地点(从而打击了位于去工业化地区的劳工，但增强了处于工业化地区的劳工的力量)，那么，我们可以说这两个地方的劳工运动的命运，因间接的相关过程而被联系在一起了。事实上，隐含在“新的国际劳动分工”文献背后的一个潜在论点就是：低工资地区的工业化过程与高工资地区的去工业化过程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在众多研究中，参见Fröbel等，1980；Bluestone和Harrison，1982；Sassen，1988；MacEwan和Tabb，1989；Dicken，1998)。
　　在19世纪后期全球移民的例子中，我们能够发现，间接和直接的相关过程把跨越时间和空间的劳工运动联系起来了。先前提到过的劳工运动意识形态和实践随着工人在全球的流动而扩散是传播的实例之一。我们也可以发现至关重要的间接关联过程。在20世纪20年代，美国劳工运动成功地使得开放式移民成为非法，从而为美国工人阶级的稳定奠定了基础，而且促成了其后的美国产业组织联合会在20世纪30年代的胜利。然而，与此同时，这一美国劳工运动的“成功”，关闭了欧洲自19世纪以来就必不可少的社会安全阀门。因此，它改变了欧洲工人运动得以开展运作的疆域，而且，根据爱德华·霍列特·卡尔(1945)的看法，它为欧洲劳工运动的失败和法西斯主义的兴起铺平了道路。

世界劳工运动的归并与分解

　　由于把跨越时空的个案之间的关系作为解释性框架的核心部分，本书在研究策略上不同于对劳工研究的比较－历史的方法。这种比较－历史的视角，如本书这里所概述的方法，对从一个或数目有限的个案中进行概括的方法予以批评，进而倡导扩大分析的地理范围。从事比较－历史研究的学者尤其反对传统劳工研究中的一种趋势，即试图建立工人阶级形成的单一模式(即所谓的“宏大叙事”)，并以之作为标准而将所有的实际历史经验判断为“例外”或“异常”(Katznelson和Zolberg，1986：12，401，433)。相反，历史－比较的方法包含了“发现变异”的策略，即分析无产阶级化的相同经验是如何导致不同结果的。换句话说，大部分比较－历史的研究文献，其在寻找差异的时候遵循的是“分解”的策略，这与寻找共同性和普遍性时所遵循的“归并”个案的策略形成了对比(Hexter，1979：241-3；Collier及Collier，1991：13-15)。这些结果上的不同，则被普遍归结为先前就已经存在并独立产生的各种差异，而产生这些差异的根源则存在于不同个案的内在特征之中。^[3]
　　虽然在劳工研究中，近期的一些最有趣的学术著作都采用了比较－历史的方法，但完全依靠比较－历史的策略，则阻碍了我们去全面理解用来作为劳工运动行为与结果的关键解释变量(即个案本身之间的关系)。而且，正如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1984：146)所指出的，严格的跨国分析的结果也许会起到误导作用。一个社会单元与其所嵌入其中的整个社会关系体系之间的联系，“常常会产生这样的效应，似乎这种效应就是该社会单元本身的自发属性”。结果是，存在于社会单元之间的模式化的差异从表面上看符合跨国研究寻找差异的解释。在人类学研究中，这被称之为高尔顿问题(Galton’s problem)，也就是说，在个案被假定为独立的情形下——但实际上它们彼此之间是存在关系上的联系的——个案之间的关系本身就成为一个(未经检验的)潜藏的变量。在先前所描述的例子中，以及在本书各个章节中，我们都可以发现，相似性/变异性并不单纯是由不同个案的独立的、先前就存在的内在特征的相似或差别所导致的。相反，个案之间的关系以及个案与总体之间的关系，构成了解释相似/不同结果的关键部分。^[4]
　　总之，本书所采取的视角要求我们运用这样一种分析策略，即对在整体系统中的关键行动者(劳工、资本、政府)之间的相关联的过程保持敏感，并且也要对影响行动者的各种系统性的约束保持敏感。无须多言，这一方法也带来了巨大的研究的复杂性问题，因此我们需要一些策略来减少复杂性，从而使研究具有可行性。
　　减少世界－历史分析的复杂性的最著名的策略，是被梯利称为“涵括式比较法”的策略，这种策略的最佳运用实例是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现代世界体系”研究的方法和约翰·梅耶对“世界社会”研究的方法（譬如，参见Wallerstein，1974；Meyer et al ，1997）。涵括式比较法减少复杂性的策略是首先发展“一套关于整个体系的‘精神地图’及其运作的理论”，然后，将各个单位的属性与行为中的相似性（或差异性）追溯为它们在“至高无上的整体”中的相似（或不同）的地位（Tilly，1984：124）。梅耶关于体系的“精神地图”使得他强调因世界范围的“理性化过程”而导致的各国之间日益趋同。相形之下，沃勒斯坦的“精神地图”，则使他强调由于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收益的不平等分配，导致核心和边缘地区之间出现了一个反复发生的地理分化过程。不过，对两人来说，局部的属性与行为都被看做某一单位在系统中所处位置的产物。更大的系统对社会关系在局部层面的变革具有压倒一切的优势地位，使变化遵循理论所预见的道路。^[5]
　　这种视角的长处在于，它强调的是整体对局部行动者所可能选择的行动范围所施加的各种实际的约束。但其弱点在于，它先验地排除了局部行动（作用）显著影响局部结果的情形，更没有考虑到局部行动者影响整个系统运作的情形。此外，正如我们在上文讨论的边界和界限划分中所阐明的那样，系统中的各个单位无法成为初期的“精神地图”的一部分，因为它们自身就是被不断建构的，而这种建构过程本身也是工人阶级形成叙事中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
　　因此，尽管我们也重视整体对局部行动者所施加的实际的系统约束，该研究不能通过采取“涵括式比较”的方法来作为减少复杂性的一种策略。相反，本书所遵循的研究策略，类似于菲利普·麦克迈克尔(Philip McMichael，1990)称之为“综合比较”(incorporating comparison)的策略——在这种策略中，系统中的各种子系统之间的互动，被视为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创造了系统本身。于是，形成了这样一种概念化的方式，即存在于空间中的关系的过程是蕴涵在时间之中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
　　对我们这里所采用的“综合比较”策略最为适当的因果分析的类型——它也是本书所运用的主要策略——是对大多数比较－历史社会学家所倡导的叙事模式(narrative mode)的一种改进。拉里·格里芬(Larry Griffin，1992：405)认为，这种叙事策略，能够使我们可能将社会现象理解为“暂时有序的、连续的、不断展开的和结局未定的‘故事’，其中充满了危机与不确定性”。按照吉尔·夸达格诺和斯坦·纳普(Jill Quadagno以及Stan Knapp，1992：486，502)的说法，作为一种解释的策略，“描述性的精确叙事，能够依据年代描绘事件发生的顺序……其所做的不仅仅是讲故事”。这样的叙事，能够“实现很多目标，其中之一就是明确各种因果机制”，因为“事件发生的时间……影响其所发生的方式”。^[6]
　　但是，尽管历史－社会学家已经强调要将时间作为重要的动力机制来对待，但他们仍普遍地继续将空间予以静态地对待(即把各国的个案概念化为固定而独立的不同单位)。就减少分析的复杂性而言，这也许可以被视为一种合理的策略。然而，正如我们已经明确阐述的，这不是我们在这里所希望遵循的策略。相反，本书试图创建一种关于工人阶级形成的叙事，在这种叙事中，各种事件是在动态的时间和空间中展开的。^[7]
　　我们拒绝采用关于宏观－历史的社会变迁研究中的两种最常见的减少复杂性的策略（即涵括式比较和跨国比较研究的方法），但是如何控制分析的复杂性的问题，依然有待解决。本书所采用的减少复杂性的第一个策略，是对同时进行分析的层面的数量加以限制。在试图分解关于“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的“宏大叙事”的过程中，卡茨尼尔森和佐尔伯格（1986：14-21）区分了对工人阶级的形成进行研究时应该着手的四个层面。它们是：（1）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结构；（2）生活方式；（3）意识倾向（disposition）；（4）集体行动。本书主要是对第一和第四层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即世界资本主义发展的政治－经济动态与劳工抗争的世界－历史模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分析。虽然本书在很多地方都涉及第二和第三层面的讨论，但我们并没有试图把第二和第三层面系统地综合到全书的分析中来。
　　通过撇开卡茨尼尔森的第二和第三层面，我们也回避了一系列劳工研究中如正在进行的堑壕战的一系列棘手问题。^[8]在一些情况下，我们的意图是避免争论。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没有提出任何有关劳工斗争的激烈阶段与工人阶级意识的存在或缺失之间的关系（或者是这种意识的确切性质）的特定假设。正如E.P.汤普森所指出的，阶级意识在斗争中出现是有可能的，甚至可能性很大，也就是说，“在斗争的过程中，参与者发现他们自己从属于特定阶级”（Thompson，1978：149；亦可参见Fantasia，1988；McAdam等，2001：26）。或者，也有可能是在出现集体行动之前，人们必须首先在认知上发生重大转变。^[9]同样可能的是，各种劳工斗争的主要浪潮，既不先于也不会必然导致我们可以意味深长地称之为“工人阶级意识”的发展。虽然去发现存在于集体行动与意识之间的模式化关系无疑具有相当重要的价值，但是，要想以关联的和动态的方法论对这里所包含的宏观－历史的一大批个案进行分析，并非本书所能够胜任的。
　　此外，我们所选择的分析层面，看起来似乎是更偏向于用结构过程而非文化过程来解释劳工斗争的全球和历史模式。但严格说来，情况并非如此。的确，本书在很多地方都坚持认为，我们所描述的种种劳工抗争的模式不能被归因为文化因素。最为明显的是第二章的中心论点：在20世纪的进程中，在文化和政治背景极其不同的条件下，在大规模生产的汽车工人中爆发的劳工运动却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此外，该章中的一个反常（冲突倾向最小）个案是日本，^[10]而日本与该章所分析的最具有冲突倾向的例子之一（韩国），却有着共同的儒家文化传统。就像第二章所论证的那样，如果我们把不同的国家运动，不是当做独立的固定实体来看待，而是看做一个正在展开的系统整体中的相互关联的各个部分，那么，用文化来对各国之间劳工运动的差异加以解释，结果往往并不那么令人信服。
　　但是，所有这些并不是说，在各种劳工运动用来动员的语言与象征符号之间并不存在差异，比如，在巴西、南非、日本或韩国的劳工运动之间就有很多不同。此外，这也并不是说，进行动员所使用的象征和仪式的不同不能被归结为独特的文化传统。尽管如此，对于本书来说，其主要的关注点在于解释长期的、世界范围的劳工运动模式，这种存在于各国劳工运动之间的文化差异，其重要性对于本书而言要低于存在于这些运动之中的各种关系。
　　的确，本书所强调的工人和工人运动之间的大多数关系，其性质是经典的“结构性”关系（即地理位置和生产资本的迁移，对世界范围内的就业和工人谈判力量的分布所产生的影响）。尽管如此，某些关系就其性质而言是“文化的”。本章第三节指出了某些劳工运动彼此发生联系的方式，这些联系方式我们或许可以称其为宏观－文化的关系过程——或者说是世界资本主义的文化。例如，我们已经提及由移民工人在各国间传播的有关工人和公民权利的话语。我们或许可以将这一现象概念化为自下而上的跨国文化传播的一种形式。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帝国（例如在非洲的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帝国）同样具有传播有关普遍权利话语的作用，这些关于普遍权利的话语后来被当地的劳工运动加以利用，并被转化为使劳工的权利主张获得合法性的基础。这第二种类型的传播方式，也许可以被称之为自上而下的跨国文化传播。该类型的传播在本书第四章的叙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该章采用葛兰西的世界霸权这一概念，来分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一时期的特征。美国的世界霸权，包括其他诸多方面，尤其被视为一种跨国的文化建构，它试图在文化层面上对20世纪上半叶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和革命性动荡的浪潮作出反应。在这一过程中，它也不经意地为工人运动提供了远远超越美国国界的、用以构成挑战美国霸权及其合法性的普遍文化要素。
　　最后需要澄清的一点是关于我们对待卡茨尼尔森和佐尔伯格的第四层面（即集体行动）的方法。本书并未试图去分析工人集体行动的所有形式。^[11]相反，我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劳工抗争尤为激烈时期的集体行动——皮文和克劳沃德（1992：301-5）称之为“非规范性冲突”，而麦克亚当等人（2001：7-8）则称之为“越界行动”。^[12]正是这些劳工抗争的主要浪潮而非更为制度化形式的抗议，促使资本家（或国家）实施创新；因此，对于理解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急剧转型期（例如当前的全球化阶段）来说，它们是最重要的劳工抗争形式。换言之，通过集中关注这些劳工抗争的重大浪潮，我们希望能够对本章第三节中所概念化的两种运动同时加以分析：即波兰尼式的钟摆运动和马克思式的阶段运动，从而更好地理解当代世界劳工运动演进背后的不断变动的基础。^[13]
　　至此，我们需要介绍我们用于减少分析的复杂性的最终策略。如果没有关于劳工抗争的时空模式的一种经验性的地图，本书就不可能写成。这一地图使我们有可能确认劳工抗争重大浪潮的时间和地点，从而为我们探究世界劳工运动的规律指出了一条道路，使我们得以在由过去的整个20世纪中、与世界范围内的劳工抗争可能相关的众多事件所构成的、令人困惑的整体中辨明方向。换言之，这一经验地图使我们有可能确定跨越时空的不同模式，从而对更集中地研究什么样的（那里的/何时的）问题作出明智的决定。它也使我们有可能使用“归并”和“分解”个案的策略，来揭示特定的模式，而通过关系性叙事的构建可以解释后者。这一经验地图（我们将在随后的几章里不断加以描绘）的基础，是一个涵盖了全世界在整个20世纪的劳工抗争的新的数据库，即“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下面我们就将介绍这一数据库。

勾勒世界劳工抗争模式：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

　　为了落实我们这里所确定的研究策略，我们需要一幅能够显示劳工斗争总体模式的图景。该图景必须具有足够深广的历史和地理规模，以使我们有可能去探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展开的、各地方层面的行动之间的潜在的反馈机制。鉴于我们强调局部行动之间关系的整体性特征，我们需要收集关于劳工抗争的所有可能相关的事件的信息（即社会整体），在时间跨度上涵盖从19世纪后期现代劳工运动开始一直到当代的劳工运动。
　　直至最近，根本就不存在具有如此历史和地理规模的关于劳工抗争的信息。长时间的系列罢工活动——这是最为常用的劳工抗争指标——仅仅存在于少数核心国家当中。对大多数国家来说，要么根本就没有关于罢工的统计数据，要么这些数据仅仅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而且，除英国以外，所有国家的数据库都存在着严重的缺失现象（例如，在法西斯主义和世界大战阶段的德国、法国和意大利，以及在20世纪初政府决定不再继续收集罢工数据的美国）。此外，即使是现有的罢工统计数据，其收集的标准往往依据的是某一种官方标准，它忽视了那些对于测量“劳工抗争”而言也许是非常重要的罢工事件。例如，大多数国家经常会在罢工活动的官方记录中，将所谓的“政治罢工”排除在外。然而，工人指向其政府的要求（如通过政治罢工）而不是指向其雇主的各种罢工，构成了整个20世纪中世界范围内劳工抗争的十分重要的方面。
　　包含非罢工形式的劳工抗争数据库就更为罕见了。然而，它们对劳工抗争图景的总体构建是非常重要的。罢工并非劳工抗争得以表现的唯一重要形式。劳工抗争经常表现为非罢工的斗争形式，包括怠工、旷工、暗中破坏、示威、骚乱和占领工厂。在罢工被认为非法以及公开对抗显得极其困难或根本不可能的情形下，匿名或隐蔽的斗争形式就显得极其重要，比如不公开的怠工、旷工和暗中破坏。
　　本书依靠的新数据库是专门为克服既存的、有关劳工抗争的数据来源的局限性而设计的，这些局限性包括地理范围上的（局限于核心国家）、时间上的（局限于短时段）以及行动类型方面的（以罢工为导向）。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是为在本书中所展开的对劳工抗争的动态的全球分析而特地设计的。^[14]基于社会科学中确立已久的传统，世界劳工小组在构建这个数据库时，使用了始于1870年以来的、来自全世界的关于劳工抗争（罢工、示威、占领工厂、粮食暴动等等）的新闻报道的信息。其结果是建立了一个数据库，其时间范围是从1870年到1996年，涵盖的“国家”包括168个，包括的相关劳工抗争的“记载”超过91947件。本节的剩余部分，将提供关于构建和使用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相关问题的简略概述（关于更为深入而准确的讨论，读者可以参考本书的附录一和附录二）。
　　在社会科学里，利用各大报纸作为一种构建社会抗议（包括劳工抗争）指标的数据源，已经成为一种相当普遍和成熟的做法。现有的研究已经利用收集自地方/全国报纸的信息，来测算地方/全国性抗议的发生。不过，世界劳工小组的目标是构建关于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的可靠指标。记录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一份全国性大报纸关于过去一个多世纪的劳工抗争的所有报道是一个缺乏可行性的项目。此外，即便数据收集的努力是切实可行的，在试图将检索到的、来自不同国家的信息合并为单一的世界指标时，也会产生难以解决的数据来源兼容性的问题。世界劳工小组的解决办法是依靠世界上两大霸权国家的主要报纸：《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至少在初期如此。
　　我们选择这样的信息源是有一定理由的。首先，在整个20世纪里，《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拥有世界级的信息收集能力。因此，源于报纸报道的技术局限性而产生的地理偏好问题，对这两份报纸而言并不是一个主要的问题（尤其是对《泰晤士报》来说）。其次，作为20世纪两大世界霸权强国的主要报纸，这两家报纸的报道范围较其他渠道更有可能是全球性的。再次，虽然我们可以预期这两家报纸的报道视野是全球性的，但它们也都可能表现出对某些地区的报道偏好，即向在历史上被认为是其势力或利益的特殊地区倾斜［例如，对《泰晤士报》（伦敦）而言是南亚和澳大利亚，而对《纽约时报》来说则是拉丁美洲］。通过将这两家报纸的报道结合起来形成的世界劳工抗争的单一指标，有助于矫正单独采用某份报纸作为信息渠道而产生的地区报道偏好［由于每个报纸对其国内事件报道具有强烈的支持偏好，我们排除了从《泰晤士报》（伦敦）搜寻到的有关英国劳工抗争的报道，以及来自《纽约时报》的关于美国劳工抗争的报道］。
　　该研究小组的成员们通读了1870~1996年《泰晤士报》（伦敦）和《纽约时报》的索引，将所确定的劳工抗争的每一起事件记录到标准的数据收集表格上。在将劳动力概念化为“虚构商品”（参见马克思和波兰尼的讨论）的基础上，我们的目标最确定所有报道过的、被当做商品的人们的抵抗行为，无论它是发生于工作场所中抑或劳动力市场上。这将包含所有故意和有计划的公开抵抗行为（但也包含“隐蔽”形式的抵抗，如果这些“隐蔽”形式的抵抗成为普遍的集体实践的话）。一般来说，劳工抗争的目标要么直接指向雇主，要么针对作为中间人或资本代理人的政府。尽管如此，由于边界划分在工人努力保护自己从而免于被当做商品来对待的行动中具有重要意义（参见第三节），某一群体的工人动员起来反对来自另一群体的工人的竞争，也被概念化为劳工抗争，关于此类行动的报道，也都被记录下来。
　　有必要强调指出的是，该数据收集劳工抗争事件的目的，并不是企图计算出过去一个世纪以来在全世界发生的所有或大多数劳工抗争的数目。毕竟报纸所报道的，仅仅是世界范围内所发生的劳工抗争的一小部分。与之相反，我们收集数据的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能够可靠地显示劳工抗争变化水平的测量方式——也就是说，与其他的时间节点和空间地点相比，什么时候劳工抗争事件增加了或减少了，什么时候其水平上升了或下降了。鉴于我们潜在的理论观点是强调劳工抗争的主要浪潮在引发转型期（或重组期）方面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尤其感兴趣的是去辨别和确定劳工抗争的主要浪潮。
　　我们对这个数据库进行了广泛的可靠性研究，其中，我们比较了由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和由其他已有渠道（劳工历史研究和所有已有的统计数据）得出的劳工抗争的时间剖面图。基于这些可靠性研究，我们的结论是，在确认存在于个别国家中的劳工抗争水平异常高或激烈的年代方面，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是有效而可靠的工具。^[15]更具体地说，我们发现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主要优点在于，它在确定象征着劳资关系历史转折点的那些劳工抗争浪潮方面，具有相当一贯的可靠性。^[16]
　　总而言之，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为我们研究一个世纪以来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重大浪潮的模式提供了一份可靠的地图。本书的核心章节就是在这一地图的指引下，来讲述关于世界范围的劳工抗争的宏大故事。关于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构建、所使用的相关概念和度量方法，以及关于数据收集问题的讨论，我们在附录一中提供了更为深入详细的信息。附录二列出了编码员在收集数据时所遵循的说明指导。如果读者对更详细的、与该数据库有关的方法论问题感兴趣，可以在继续阅读本书以下各章节之前，先参阅这些附录。

^[1] 关于这场争论的实例，参见梯利(1995)、沃勒斯坦(Wallerstein，1979)、吉尔斯和弗兰克(Gills，Frank，1992)、蔡斯-丹(Chase－Dunn，1989)、奥罗克和威廉森(o'Rourke，Williamson，1999)。

^[2] 正如戴维·赫尔德及其合著者所指出的，相对于世界人口的规模而言，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移民流动规模比20世纪末更为显著（David Held等，1999，第6章；亦可参见（Trourke，Williamson，1999，第7~8章）。

^[3] 使用这一策略的例子数不胜数。理查德·比尔纳其(Richard Biernacki，1995：1-3)认为，虽然德国和英国纺织业在技术上具有一致性(相同类型的机器、同样的市场)，但它们所形成的车间实践和劳工运动的策略是不同的，因为在关于购买和出售劳动力的含义方面，它们具有不同的文化观念。其结果是，德国和英国“在西欧的各种使用雇佣劳动力的发展道路中，走上了相反的道路”。同样，卡茨尼尔森和佐尔伯格(1986：450)所得出的诸多结论中一以其主编的书中关于法国、德国和美国的文章为基础，其中一个结论就是，国家的性质对于工人阶级最初的形成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造成工人阶级政治模式变异的最为重要的单个决定因素……仅仅取决于在资本主义发展所产生这个阶级之时……其所面对的是一个专制(absolulist)国家，还是一个自由(liberal)国家。”换言之，他们从劳工运动和政治的牵连程度，以及这种牵连与此前存在于个别个案(国家)内在特征的独特差异的联系方面，去追溯劳工运动的不同结果的原因。

^[4] 关于高尔顿问题，参见纳罗尔(Naroll，1970)和哈麦尔(Hammel，1980)。关于从世界－体系视角对比较－国家方法的批评，参见霍普金斯(Hopkins，1982b)。

^[5] 这种方法造成很多原本会持赞成态度的学者的不满，即“世界体系理论”通过“假定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系统性和功能性特点”，描绘了一幅“关于世界各地的不同劳工形式的机械景象＂（Cooper，2000：62）。

^[6] 在本书中有大量的统计性阐述(statistical elaboration)，它们的目的不在于“解释”，而是用来辨别跨越时空的劳工抗争模式，而这一模式随后成为我们多维因果“故事”的待说明项(explicandum)(参见Hopkins，1982a：32；Danto，1965：237)。

^[7] 麦克亚当、塔罗和梯利（2001：26）强调的在“各种社会场合之间互动的网络”的层面上运作“关系机制”，与这个方向是一致的。但是，与“环境机制”（即资本主义发展的过程）相比，他们的方法更为强调他们所称的“认知机制”（cognitive mechanism）所具有的重要地位。就他们超越地方或国家层面去追溯相关过程的机制而言，他们往往只强调我们所称的直接的关系过程。其方法忽略了在事件背后发挥重要作用的、独立于相关团体和个人的认知意识之外的间接关系过程（参见前一小节）。换言之，他们并没有把资本主义概念化为一个历史性的社会体系来展开研究。相反，本研究所采取的方法与堂·卡尔布（Don Kalb，2000：38）的观点是一致的，即“为了理解阶级……我们需要重温资本主义”。或者用弗雷德里克·库珀（Frederick Cooper）的话来说，当拒绝“元理论”（meta-theory）中的“元”（meta）的时候，学者不应该也因此而回避对于“大”（mega）的研究，因为“资本主义依然是一个宏大问题（megaquestion）”（1996：14；2000：67）。

^[8] 譬如，参见《国际劳工和工人阶级历史》2000年春季号中以“学术争论：向工人阶级说再见？”为标题收集的一组文章。

^[9] 因此，道格·麦克亚当、约翰·麦卡锡（John McCarthy）和梅耶（Mayer Zaid）（1996：6-8）认为，抗议行动需要这样的前提，即“对世界的共同理解……它们为集体行动提供了理由和动机”。

^[10] 日本被认为是一个反常个案是因为其汽车工业的大规模生产并没有导致同一时代中的劳工抗争的巨大浪潮。正如第二章所指出的，日本汽车业的扩张是发生在一系列劳工抗争的重大浪潮之后的。

^[11] 对卡茨尼尔森和佐尔伯格（1986：20）来说，工人阶级的“集体行动”指的是“组织起来的社会阶级，通过运动和组织而影响社会和该阶级在其中的地位”。

^[12] 麦克亚当等人（2001：7-8）区分了“界内斗争”（contained contention）和＂越界斗争＂（transgressive contention）。越界斗争与界内斗争的不同之处在于，在前一种斗争中“至少卷入到冲突中的某些人，是新的具有自我认同的政治行动者，并且/或者说……至少某些派别采用了新的集体行动方式”。

^[13] 就集体行动的参与者而言，我们关注的是“无产阶级”（即为了生存必须出卖劳动力的那些人）。无产阶级的状况包含了一系列的具体情形，其范围包括从拥有市场需求的稀缺技能的那些人（从而拥有相对强大的市场谈判力量）到失业的那些人。无产阶级还包含被私营企业家雇佣和被政府雇佣的那些人，因为被政府雇佣最终并不能免受被作为商品对待的压力，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并不小于那些处于大型企业的内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人。不论是哪一种情形，在迫不得已时，对利润率的要求（及其与收税人之间的联系），可以迅速荡平任何现存的、与劳动力市场的隔绝状态。

^[14] 该项目第一阶段的结果发表于西尔弗、阿里吉和杜波夫斯基的著作（1995年）中。

^[15] 关于广泛的对世界劳工小组数据库的可靠性研究，参见Silver et al（1995）。

^[16] 在确定抗争性浪潮的转折点时，这种可靠性是与作为社会历史数据来源的报纸的特征联系在一起的。也就是说，报纸往往偏向于不去报道常规事件（诸如有组织的罢工活动），而偏向于报道不常见的劳工抗争（即要么在数量上，要么在质量上偏离常规的事件）。鉴于我们关注的是劳工抗争的非规范事件或越界事件（参见本节的先前部分），这种报道偏好实际上有利于我们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