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关于劳工与劳工运动的现状与未来的辩论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劳工的力量：1870年以来的工人运动与全球化

一场“冲向底线的赛跑”？

　　劳工运动危机的一种常见解释是：20世纪后期生产性资本的高流动性创造了一个单一的劳动力市场，从而迫使全世界工人都在其中相互竞争。就像杰伊·马泽（jay　mazur， 2000：89）所指出的，通过将生产迁移（或者仅仅是威胁要迁移）到“世界的另一端”，跨国公司已经给“国际劳工运动”带来了来自“数量庞大的无组织工人”的竞争压力。结果是劳工的谈判力量被削弱了，一场世界范围的在工资与工作条件方面“冲向底线的赛跑”（“竞次”）开始了（亦可参见Bronfrenbrenner， 1996；Brecher，1994， 1995；Chossudovsky， 1997 ； Godfrey， 1986：29；Fröbel，Heinrich以及Kreye， 1980；Ross及Trachte，1990；Western，1995)。
　　在另外一些人看来，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对劳工运动的最重要影响并非其对工人所造成的直接影响，而是它对工人所产生的间接影响。在这种观点看来，资本的高度流动性削弱了实际上的国家主权。随着国家变得无力对资本流动进行有效控制，它们保护其公民的生计和工人的其他权利（包括福利国家和实质民主）的能力，也随之被削弱了（Tilly,1995；Castells，1997：252-254，354-355）。那些坚持维护对其公民及工人阶级的广泛而昂贵的社会契约的政府，冒着被在全世界范围内搜寻可能的最高回报的投资者所完全抛弃的风险。从这个角度来看，“竞次”所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是通过向各国政府施加压力的方式，迫使其废除各项社会福利的提供，以及其他束缚资本在其境内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政策法规。新欧洲货币（欧元）的艰难问世，被看做该过程的一个例子：欧洲国家因未能取消社会保护的种种方案从而以足够快的步伐适应高度流动的资本的需求而遭到了“惩罚”。
　　这一资本转移的压力给南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压力甚至更大，因为在那些国家，通过重新安排债务支付方法，可以对政府进行更为直接的干预。正如约翰·马尔科夫（John Markoff）所指出：20世纪后期全球民主化浪潮的讽刺性在于，虽然它把形式民主带给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数量上堪称史无前例，但是，普选权（这在历史上也是劳工运动的一项中心要求）的实际价值，却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成问题。那些形式民主的国家被迫在作出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政策决策时，“一方面要取悦选民，另一方面还要讨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跨国资本）”（1996：132-135）。
　　对劳工运动危机的另一种重要解释，则强调最近在生产组织和劳动过程中所发生的各种转变，而不是资本流动性的影响。人们普遍认为，这些转变（或者说“流程创新”）破坏了工人谈判力量的传统基础。因此，克雷格·詹金斯和凯文·莱西特（Craig Jenkins及Kevin Leicht， 1997：378-379）就认为，虽然“传统的标准化福特主义大生产体系为劳工及其相关运动的发展提供了肥沃土壤……但后福特主义生产体系的发展……则改变了这种组织环境”。此外，全球竞争压力迫使世界各国的雇主争相采取新的“灵活生产”制度，以避免在激烈的竞争中被淘汰。作为上述转变的结果，一度稳定的工人阶级被与“分包商和临时就业中介机构的临时和肤浅的关系网络”所取代。其结果是，一个从结构上被瓦解和缺乏组织的工人阶级形成了，他们更倾向于发展“怨恨政治＂（a politics of resentment）而非“传统的工人阶级工会和左派政治”（亦可参见Hyman， 1992）。
　　虽然在既有文献中这种“竞次”的论点及其变种流传甚广，我们还是应该对论断世界经济力量正在造成一种全世界工人和工人运动状况普遍向下趋同的观点持谨慎态度。也就是说，对于以上讨论的“竞次”文献中所强调的各种动态机制，都存在着其他的替代解释。就资本流动性而言，“竞次”论点所强调的，是资本为追寻廉价劳动力而从高薪地区向低薪地区流动。然而，与这种观点相反，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最近发表的一份报告表明，大多数外国直接投资（FDI）依然在北方国家内部（即在高工资国家之间）流动。因此，1999年，在外国直接投资总额中有超过75%流向了高收入国家。单是流入美国的外资就高达2760亿美元，超过了流向拉丁美洲、亚洲、非洲、中欧和东欧的外国直接投资总和——2260亿美元（UNCTAD，2000：2-3）。
　　当然，工业资本确实是在流向低工资地区，而且对某些行业和地区来说，这一资本流动的规模是巨大的。尽管如此，正如我们将在第二章中论证的，这一资本转移的影响远非“竞次”论点所暗示的那么单向。虽然在生产资本撤离的地方，劳工力量受到了削弱，但是在投资喜好的新地点，新的工人阶级被创造出来并得到发展壮大。因此，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凭借廉价劳动力所创造的经济“奇迹”（范围从西班牙、巴西到南非和韩国），也同时在那些国家和地区打造出了具有战略性地位的新工人阶级，他们反过来形成了强大的、植根于不断扩张的大规模生产行业的新劳工运动。这些劳工运动不仅在提高工资和改善工作条件方面取得了成功，同时也在20世纪后期的民主传播背后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正如鲁思·科利尔（Ruth Collier）所言，“（关于民主化）的比较和理论文献，在很大程度上忽视了工人阶级和劳工运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的民主化过程中的重要作用……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工会以及与劳工紧密联系的政党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在这些文献中至多只是得到了些许暗示(1999：110)。”^[1]
　　此外，正如第二章和第三章所揭示的，劳动生产组织的转变对劳工运动影响的单向性，其程度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要小。事实上，正如我们在第二章中将要看到的，在一些情况下，及时生产(just-in-time)实际上使得资本更容易在生产过程中遭到破坏，从而能够增强工人基于他们在生产中采取直接行动的谈判力量。这一点不仅适用于使用及时生产方法的行业，对交通和通信行业的工人来说情况也是如此，因为在这些行业中，工人的可靠性是及时生产方法所依赖的基础。而且我们有理由认为，生产网络越是全球化，由工人行动引发的生产中断所带来的潜在的地理影响就越是广泛。
　　事实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２０世纪初的观察家们曾经确信，与福特主义相联系的大转变宣告了劳工运动的死亡。因为福特主义不仅使工会化程度最高的技术性工人的技能变得过时了，而且使雇主能够开辟新的劳动力来源，从而导致工人阶级因种族和其他先赋差异(ascriptive differences)而陷入毫无希望的分裂状态，并且彼此还被“绝妙安排的分割和异化技术”所孤立(Torigan，1999：336-337)。只是在大规模生产的工会化取得成功之后，人们才开始认识到福特主义在本质上能够增强劳工力量，而非削弱劳工力量。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即我们又一次处在这种事后改变视角的前夕？
　　最后，关于实际存在的国家主权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真正受到了侵蚀，其争论也很激烈。事实上，许多人认为“竞次”是政治冲突的结果，而不是无情的全球经济进程破坏国家主权的结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围绕全球化［尤其TINA，玛格丽特·撒切尔的“别无选择“(There is no alternative)的缩写］的言辞是被有目的地制造出来的盾牌，以帮助政府和公司推卸其所推行的有利于收入从劳工向资本集中的大规模重新分配政策的政治责任。这一观点认为，劳工运动的斩钉截铁的政治斗争，有潜力去揭露这种“别无选择”的陈词滥调的本质，从而改变意识形态环境，迫使政府转向实行更有利于劳工的国家政治和经济政策(参见Block，1990：16-18，1996；Gordon，1996：200-203；Tabb，1997；Piven，1995)。
　　这种观点，也是威廉·格雷德(William Greider，2001)的观点，他认为在袭击事件后，在美国和世界范围内出现了一种新的政治环境。对格雷德来说，新危机“颠覆了各种虚假的前提，正是这些前提被用来兜售所谓企业主导的全球化的必然性”。各个国家，“至少是最大和最强的国家”，从来“没有失去它们对贸易征税和管理的权力”，它们“只是避免行使那些权力而已”。然而，“9·11”事件要求“主要的政府尤其是美国政府突然改变主张，开始运用其受到忽视的国家主权，即有目的地干预市场并代表社会行使某些规则”。政府努力管理国际资本流动以监控恐怖分子的金钱的行动，必然会引起这样的疑问：为什么政府寻求实现其他社会和政治目标的类似努力，被认为是不可能的？格雷德认为，“战争和衰退产生的爱国力量，给人们提供了难得的清醒时刻”和新的“教育与煽动”的政治机会。
　　回顾过去，2001年的最后几个月是否能被视为“难得的清醒时刻”抑或是某些其他类型的转折点，还有待观察。^[2]无论如何，正如本书第四章将要阐明的，整个20世纪劳工运动的历史轨迹塑造了全球政治，尤其是霸权、对抗、国家之间的冲突和战争的动力机制，并且劳工运动本身也被全球政治所塑造。因此，我们在第五章中关于世界劳工未来的结论，将建立在对世界－历史分析的两项重述的基础之上，即对全球政治动态的分析（第四章的重点），和对嵌入其中的全球经济动态的分析（第二章和第三章的重点）。
　　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双重嵌入性的本质远比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各种情况更为复杂。首先，前面所讨论的“全球化相对于国家主权”的辩论，其表述的形式过于两级化，似乎是认为全球化与国家主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零和博弈”。然而正如萨斯基亚·萨森（Saskia Sassen）所指出的，国家本身就是“确定新的框架并通过这些框架推动全球化”的主要参与者（1999a：158；1999b）。此外，在构建这些新框架时，并非所有的国家都是主要的参与者。因此，就像在文献中所常见的那样，讨论国家主权的总体趋势是毫无意义的。对一些国家来说，全球化是国家主权的施行；^[3]而对其他国家来说，它标志着其主权的长期被削弱或主权不存在的情形出现了新的形式（从殖民主义到新殖民主义再到全球化）。这反过来又对围绕劳工国际主义的辩论产生了重要影响。下文就来讨论这个问题。

新的劳工国际主义？

　　我们在上一节里讨论的许多主题，在关于21世纪初是否正在出现有利于强有力的劳工国际主义的条件的辩论之中，再次浮现出来。事实上，这场辩论的一种观点认为，正是在造成旧的劳工国际主义危机的相同进程中，我们能够发现新的劳工国际主义的种子。根据这种观点，在“生产全球化”的过程中，两极分化的趋势现在主要表现在各国国内而不是在各国之间，因此，南北之间的分化日益变得无关紧要（Harris，1987；Hoogvelt，1997；Burbach和Robinson，1999；Held等，1999；Hardt及Negri，2000）。一个具有相似（且令人不快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单一而同质的世界工人阶级正处于形成过程中。用威廉·鲁宾逊（William Robinson）和杰瑞·哈里斯（Jerry Harris）（2000：16-17，22-23）的话说，当前的跨国进程正在“导致世界加速分化为全球资产阶级（或者说跨国资产阶级）和全球无产阶级”。这一跨国资产阶级日益成为“追求资本主义全球化的阶级事业……的自在阶级和自为阶级”。而“跨国工人阶级”（尽管“还不是一个自为阶级”）则日益成为一个“自在阶级”，从而为劳工国际主义提供了客观基础。
　　事实上，许多观察家和抗议的参与者认为，反对全球化的大规模抗议——始于1999年11月在西雅图发生的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示威——正是这种新劳工国际主义出现的初步的征兆。根据《国家》（The Nation）（1999：3）的一篇社论，西雅图抗议标志着“新型政治的里程碑＂美国劳工运动在其中“摆脱了其国家主义而采用了国际主义和团结一致的新措辞”。在西雅图抗议之后，杰伊·马泽尔（Jay Mazur，美国劳工联合会和产业组织联合会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认为，“分裂并非存在于南北之间，而是存在于世界各地的工人和极度集中的资本及其所支配的政府之间”（2000：92）。
　　此外，他们认为：全球化的生产不仅造就了生活和工作条件日益相似的世界工人阶级，而且往往也造就了面对相同跨国公司雇主的世界范围的劳动力大军。利用企业帝国一个地方的工人打击另一个地方的工人的威胁，使得劳工运动活动家和观察家意识到，工人必须成立在地理范围上与其跨国公司雇主旗鼓相当的组织（Mazur，2000；Cowie，1999；Moody，1997）。国家主权的缩减会进一步增加这种要求的合理性。因为如果国家主权相对于超越国家的行动者在实际上已经被严重削弱的话，显然工人一味针对他们本国政府提出要求将很难或者根本得不到满足。如果力量的真正较量现在已经处于超越国家的层面上（无论是以私营跨国公司的形式，还是以全球治理的国际组织的形式——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那么，劳工政治也必须提升到超越国家的层面上来。
　　尽管存在着上述观点，在得出我们正在迈向有利于劳工国际主义的世界形势的结论之前，我们需要慎之又慎。首先，最近对世界收入不平等的一项实证研究并不完全符合出现同质的全球工人“自在阶级”的情况。该研究表明，国家之间的不平等而非国家内部的不平等，依然占据着世界总体性收入不平等的绝大部分，其比例范围约在74%—86%(Milanovic，1999：34；Korzeniewicz及Moran，1997：1017）。同样，基于世界银行数据的更直观的计算表明，第三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GNP）的平均数，依然只是第一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数的一小部分1960年为4.5％，1980年为4.3％，而1999年为4.6％（根据世界银行的计算，1984，2001；参见Arrighi，Silver，以及Brewer，2003）。这一关于收入极端不平等的发现本身并未削弱以下论点，即属于同一个跨国公司雇主的工人在行动上采取国际合作策略是有益的。尽管如此，它确实揭示出这样一个事实，即要“证明存在着一个（工人）命运的实际共同体”——在这一共同体中，损害他人意味着损害自身（Levi和Olson，2000：313）——依然是劳工国际主义所面临着的一项不可低估的挑战。
　　主张推动劳工国际主义的论点部分地基于这样一种认识，即只有全球劳工运动才能有效地完成挑战各类全球性组织与制度的任务。但是，对于那些认为国家主权的衰减缺乏事实依据，而且相信国家（至少是一些国家）依然有力量保护其工人阶级的那些人来说，致力于国际劳工团结并非劳工运动所拥有的唯一的或者说最好的政治选择。从这一角度来看，最有效的劳工运动战略是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使其实行有利于工人的各项政策。^[4]
　　换个角度来说，如果我们同意某些强大的国家是决定全球化变数的关键行动者（而其他国家实际上无能为力），那么，对劳工运动而言，这些强大国家就是最有战略意义的目标。从这一视角来看，强大国家的工人——公民，与那些不太强大的国家的工人——公民的地位是不同的。前者在参与政治斗争方面处于更有利的地位，这些政治斗争旨在向最重要的“战略目标”——即实际上有力量改革超越国家的制度和组织的国家政府——施加压力。这些强大国家的工人－公民可以利用他们的特殊优势地位，以符合全世界工人利益的方式，成为劳工国际主义的排头兵。不过，南北收入差距的程度和持续的时间引发了这样一个问题：北方工人旨在改革超越国家制度的斗争，是更有可能成为迈向形成全球工人阶级的“自为阶级”的一步，还是新形式的国家保护主义抬头的迹象？
　　事实上，参与在西雅图召开的世界贸易组织会议的第三世界代表对示威活动的解释是这样的，即与其说它是新劳工国际主义的证据，不如说是对北方劳工与北方政府结盟的国家贸易保护主义议程的表述。^[5]就在这次世贸组织会议召开之前的几个星期里，第三世界国家一致通过决议，反对在贸易协议中加入要求更高标准的劳动和环境的社会性条款。这些第三世界国家认为，加入这些社会性条款并不是国际上关心第三世界工人福利的表述，而是设置壁垒阻止第三世界出口品进入富裕国家的新方式——是“在理想主义伪装下的贸易保护主义＂(Dugger，1999)。要求在世界范围内遵循基本劳动标准的提议也遭到了南方工会活动家的“意外抵制”，表现为：参加2000年4月国际自由工会联盟大会的南方代表们认为，对违反劳动标准的制裁，有可能成为国家贸易保护主义的武器(Agence France-Presse 2000)。
　　简而言之，人们对当前的国际劳工政治的趋势与事件有完全不同的解释。我们将在本书的不同章节中介入这场争论。例如，第二章和第三章将揭示，工业生产的全球化如何构成了一个矛盾的过程，造成了地理上分散的工人阶级在物质状况方面同时迈向趋同和分化，这一矛盾过程，对劳工国际主义的过去和未来也具有类似的矛盾性影响。^[6]第四章将通过对长达一个世纪之久的劳工运动、国家主权和世界政治的审视来重述这一进程。它将表明，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主义之间彼此敌对和战争升级的情况下，工人-公民相对其政府的谈判力量有所增长，因为在战争机器中工人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工业和战场前线）的齿轮。在整个20世纪上半叶，由于工人在武装斗争中有效地运用了这种被增强的谈判力量，各国政府也试图通过扩大工人作为公民和工人的权利，来确保工人的忠诚。
　　爱德华·霍列特·卡尔（E.H.Carr）在其写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的著作中指出，这种将工人整合进民族国家事业中的做法，是19世纪劳工国际主义垮台的根源。在19世纪，“当国家属于中产阶级而工人没有祖国的时候，社会主义是国际的”。不过，对卡尔说来，“1914年的危机转瞬间表明……大批工人本能地知道在他们的面包的哪一面涂有黄油（即站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力量那一边）”因此，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国际社会主义不光彩地消亡了”（1945：20-21）。
　　当前的全球政治状况是否再度有利于劳工国际主义新阶段的蓬勃发展？从我们目前所讨论的情况看，答案部分地取决于我们如何判断当代国家主权的性质、工人谈判力量的性质以及南北分化的性质。因为即便（一些）国家拥有实行“对劳工友好的”政策的实力，工人是否也拥有足够的力量来迫使政府代表他们运用这种实力？而如果一些工人确实也拥有这种必要的力量，他们会不会使用（政府会不会响应）这种力量来巩固或破除南北分割呢？或者，如果工人不再拥有影响其政府所必需的谈判力量，他们是否会再度发现自己没有“祖国”，而劳工政治也将再度“本能地”转向国际主义？
　　我们将在第五章中回到所有这些问题上。不过，它们的答案取决于如何评估工人相对于他们的国家、雇主以及在各个层面上都能找到的“当权派”(the powers that be)的谈判力量的长期动力机制。因此，在我们继续讨论之前，我们必须确定一些分析工具，来分析工人谈判力量的源泉与性质及其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转变。

^[1] 关于南非和巴西，参见塞德曼(Seidman，1994)；关于美国和墨西哥，参见考伊(Cowie，1999)s关于韩国，参见具海根(Koo，1993；2001)。亦可参见埃文斯(Evans，1995：227-229)、贝纳里亚(Beneria，1995)、马尔科夫(Markoff，1996：20-31).程迪(Moody，1997)、阿里吉和西尔弗(Arriighi、Silver，1984：183-216)、西尔弗(Silver，1995b：1997)。

^[2] 事实上，在“9·11”恐怖事件发生之后不久，全世界已经计划好的罢工和示威活动被取消的事实说明，政治机会的消逝，至少与其到来表现得同样明显[《劳工记录》（Labor Notes），2001：3；Reyes，2001:1-2；Slaughter及Moody，2001：3]。

^[3] 强大的国家在多重压力下行使这种主权，包括来自全球工人和其他次属群体的斗争的压力。事实上，第四章的中心论点之一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它本身是美国国家主权的行使）之后所构建起来的全球政治－经济体制，之所以能够在其中嵌入某些相对“有利于劳工”的要素，正是因为有这些斗争的压力。同样，强国现在所“建立起的推进全球化的新框架”，只有当它们能够感受到类似的自下而上的挑战时，才有可能在这一新结构中引入有利于劳工的要素。

^[4] 这并不排除为了帮助向本国政府施加压力而试图动员国际团结的情况，譬如，凯克和辛金克（Keck，Sikkink，1998：12-13）所讨论的“飞去来器”战略中所出现的情形就是如此。在梳理国家－国际之间可能出现的不同组合时，道格·伊米格和悉尼·塔罗（Doug Imig and Sidney Tarrow，2000：78）对抗议动员的层面以及抗议目标的层面的区分是相当有用的。

^[5] 在11月30日示威活动之前1个月，美国劳联-产联主席约翰斯威尼(John Sweeney)与一批商界领袖，在支持克林顿政府关于世贸组织谈判的贸易议程的信件上签字(Moody，1999；1)，这一事实无疑支持了这种观点。关于导致西雅图事件的南北紧张关系，参见奥布赖恩((O’Brien，2000：82-92)。

^[6] 本章第三节将讨论工人状况同质化的趋势是否真的有利于在不同国家、种族等的工人之间发展劳工团结的问题；在劳工国际主义的大部分“乐观主义”文献中都假定情况确乎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