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党的文学·作家同盟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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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党的文学·作家同盟的人们

1　被惨杀的小林多喜二
　· 死尸默默地运来
　· “不敬”的《蟹工船》
　· 信仰者光辉的旗帜
2　“顽固的法西斯”林房雄
　· “苹果”卖出了名
　· 开始右倾
　· 德永直登场
　· 多才反被多才误
3　“是什么使她这样的”？
　· 藤森成吉跑进工厂
　· 参加竞选双骑鏖战

4　“调停派”山田清三郎
　· 帐房老爷子
　· 作家同盟解散
5　反战作家鹿地亘
　· 参加剧团渡华
　· 声明转向从轻发落
　· 加入中国抗战阵营
　· “声弹”紊乱军纪
6　韧性的中野重治
　

1　被惨杀的小林多喜二

死尸默默地运来

　　日本左翼文坛健将小林多喜二于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日正午被筑地警察分局逮捕。先是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笔名叫三好的，被该局逮捕，招出他预定二十日正午在赤坂贮水池附近与一名共青指导部员接头。当天该局便派特高主任水谷和探员小泽到上述地点守候，正午一过，果然看见了一个形迹可疑的人，水谷便喝一声“喂！”那人拔腿就跑，追赶格斗的结果，终于被捕。二十二日的报纸登出了这样的消息：“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联盟所属作家同盟干部小林多喜二（三十一岁），突于二十日正午现身赤坂街头，被筑地分局人员逮捕，由特高主任水谷加以侦讯，因身体极为衰弱，二十日午后五时半送入筑地前田医院就治，据警局特高课所获报告，已于午后六时因心脏麻痹殒命。小林当去年警察当局对无产阶级文化联盟大施弹压之际，与中条百合子丈夫宫本显治潜匿无踪，虽经当局努力搜索，终被巧妙漏网。小林为重建因十月三十日事件而溃灭的共产党，通过文化运动从事策动，系正式党员。”又郑重其事地发表筑地分局长谈话，报导小林“因心脏麻痹急逝”如下：“二十日本署特高人员在赤圾贮水池发现从事街头联络者，因觉可疑，向之询问，即欲逃逸，追踪格斗后，逮捕来局，经特高主任审问结果，知系出狱后潜入地下之小林，因知短时间之查问，难望自招，故五半时暂送拘留所、俾便由外部搜集村料，再行查问，孰料未几即呈苦闷状，七时半已陷危笃，乃抬入前田医院。本署并无过失。”
　　当时小林的母亲，年已六十一，看报知道多喜二突然死亡，二十一日下午六时半背了外孙赶到筑地警局探视，当由水谷接见，亲属小林市次也跟着到警局，警局才决定把死尸交给它们。当时佐佐木孝丸以下作家同盟，新筑地剧团和左翼律师团的人们，要求会同收尸，但被拒绝。
　　在警局后面的前田医院，门口全无了锁，在病室里看到小林遗容的，只有母亲和小林市次两人，死尸用白布包好，午后九时五十分上了救护车送到家。小林多喜二之弟三吾这样写下当时悲愤的感想；“常听人说哭不出来，突然看见哥哥的死尸时，真的眼泪也掉不下来。颈部和太阳穴的裂伤，特别怕人的是两腿的颜色，说不山的难看。警察说是格斗的结果因心脏麻痹致死，这简直是骗小孩的话，看了那死尸的几十个人，都明知因何致死，没有一个大学肯解剖死尸，我说不要作法医学的解剖，只要作病理学的解剖，知道死后内脏的变化即可，但这样也不肯。单看这一点，也可知哥哥死因，并非寻常。正如江口先生所说，我们从此事，了解了大学和警察的关系，知道了连那应该是超阶级的科学，也已完全变成统治阶级的走狗了。”
　　当时诗人森山启作诗一首，怀着满腔悲愤，追悼小林：

　　遗言必会执行
　　那个时候，从四面八方，
　　要看真相的眼睛在凝视。
　　死尸默默地还来了
　　在初春的寒气之中，
　　而那血腥的凶手们，
　　知道吧
　　你们用同一只手
　　拖开了心神震颤的会葬者
　　阻止解剖我们同志的死尸
　　那一刹那，
　　充满苦痛的死因被凝视了。

　　小林死后，“科普”中央协议会传告各方“坚决反对天皇制白色恐怖！”“抗议小林同志被虐杀！”“立即无罪释放阶级的政治犯。！”“反对帝国主义战争！”一方面准备在十五日午后三时在筑地小剧场举行工农葬，十三日午前派上村进、布施辰治两律师到警视厅密见特高课长毛利请求谅解，但未获许可。可是到十五日那天，到筑地小剧场来的人，络绎不绝，警视厅见状，派特高课长毛利以下十人，筑地分局动员了一百三十五名警员把音乐家同盟员原太郎，筑地剧场演员冈仓四郎，女演员原泉子，作家同盟员楠本楠郎等七十八人带进筑地分局，另外九人带进丸内分局，又七人带进京桥分局，筑地剧场本来预定当晚上演小林所著的《沼尾村》，结果无法上演了。

“不敬”的《蟹工船》

　　小林多喜二生于秋田县，随双亲迁居小樽，是一个面包店主的儿子。他在小樽商业学校毕业后，因成绩优良，进小樽高等商业学校。在校时，搞过“反对军教”运动，当时“新人会”会员林房雄曾赴北海道支援。高商毕业后，他供职于北海道拓殖银行小樽分行的调查部，加入地方同人杂志《光明》，埋头创作。一九二八年二月，日本举行第一次普选时，劳农党员山本悬藏参选于北海道第一区，一介银行职员的小林，竟跑到札幌等处演讲，为山本奔走。其小说《东俱知安行》，写的是那时的经验。“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五日”，是根据在小樽被捕的伊藤信二给他的材料写的，接着这篇力作，在《战旗》上发表了《蟹工船》，这篇小说奠定了他在普罗文坛的地位，接着一连发表《工厂细胞》、《转换期的人们》、《监房》、《沼尾村》、《地区的人们》、《为党生者》，以至最后的作品《转换时期》，此间，他的文学热情和无产阶级斗志，一直高扬，毫无停滞之感。尤其《蟹工船》，发表于一九二九年五、六两月《战旗》，是其成名作，大多数文学家称许为一九二九年度最好作品。这篇小说虽然没有充分描写从捕蟹到制成罐头的生产过程，但尽力暴露了周围的各种政治关系。结果他因这篇《蟹工船》而被起诉。原来每年渔期将止时，按例要做献给天皇吃的罐头蟹，但“岂有此理”的是，做时并不特别斋戒沐浴一下。“天皇陛下是在云上头的，本来跟咱们没一点儿关系，但一到后天，倒不好这样。”“这是榨出咱们的真正的血和汗来做的，哼！一定好吃呢，吃下去别闹肚子。”这次都以这样的情绪去做了。“掺石子在里头，怕什么！”这样一写，被认为显然冒犯了“天皇”的尊严，结果他和《战旗》的发行人、编辑兼印刷人的山田清三郎，在一九三〇年七月，以不敬罪和违反新闻纸法之最被起诉。

信仰者光辉的旗帜

　　“科普”常务中央协议会做悼文如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日午后七时三十五分小林多喜二同志被绝对主义恐怖的毒刃杀害了。小林同志所走的道路，是从革命知识分子正当发展为列宁主义者的道路。小林同志是我们无产阶级文学运动一颗光辉的星，是名符其实的指标。没有作家能像小林那样把文学运动的发展正确地反映在自己的作品中。正因此，小林同志的作品才被工人、农民和革命知识分子所喜爱。同时小林同志还是一个卓越的理论家。和划时代的许多作品同时写的理论，是我们文学运动的踢马刺。同志小林并非只是理论家，也是理论最忠实的实践者。因此从去年春以来，被绝对主义政府夺去了公开活动的自由，不断被敌人追捕，但它还是毅然继续坚守岗位。但是夺去了渡边政之辅同志、山本宣治同志和岩田义道同志的那只可恨的手，又把小林同志从我们的战列中夺去了。……”
　　“科普”书记局在二月二十八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二月二十日为文化节，以记念“日本无产阶级文化和文学运动卓越的布尔什维克指导者小林多喜二同志。他是文化运动的最初牺牲者。”同时决议设小林奖，以酬答“无产阶级文学的杰作，和革命竞争的超群达成者们的功劳。”但弹压之风，越发猛烈起来，以上两份决议，都未能实现。

　　　　拿死尸来堆积防线
　　　　　　信仰着必将光辉的旗帜

　　这首歌为小樽工会会员岛田清作所作，小林生前最喜欢，如他所信，现在红旗飘扬在白日的空中了。

2　“顽固的法西斯”林房雄

“苹果”卖出了名

　　林房雄是后藤寿夫的笔名。这个笔名，据说来自他初恋的对手。他在一九〇三年五月生于大分市，据其自传：“父亲是乡下中农的次子，做过教师、船员、警察，当我出生时，他在那个港口，卖着电车票、香烟、点心之类。母亲是穷士人的唯一后嗣。我的本姓后藤是从母姓。我十二岁时，父亲由于农夫的小心和商人的放荡，把店铺败光了。他躲在叫北太平寺的市镇南方的农民部落里做草鞋，母亲到丝厂做工，我把父亲做的草鞋拿去卖。……在高等学校时代的半路上，可怕的怀疑袭来了。自己开始有了自己的性格，同时一切价值在眼前颠倒了。那时正当一九一九到一九二三年的时候，是日本近代的无产阶级开始战斗的时代。我在烦闷与怀疑中，走上学生式的放荡，跑到一宗教，沉浸于艺术，终于接近了作为最后的救助者的社会主义……”
　　他当时在熊本的第五高等学校，酷爱杂志《播种者》，他在中学时代早已是相当的文学青年，此时社会意识逐渐浓厚起来，已经俨然是了不起的革命家了。
　　林房雄在熊本时，后来写《没有太阳的街》的德永直也在熊本。熊本是德永的故乡，他那时为熊本市印刷业工会执行委员。当时印刷业工会和第五高等学校的一批人组织了“新人会”熊本支部，林和德永是在此认识的。林房雄在五高毕业后，考进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领导“新人会”，又纠集“新人会”系的左翼文学青年，组织“社会文艺研究会”，后来普罗文学的重要分子如中野重治、久板荣二郎、鹿地亘、川口浩、佐野硕、龟井胜一郎等人才当时都集中于该分会。当时正当“学联事件”（一九二六年一月日本学生社会科学联合会的搜捕事件）发生以前。当时学生们所爱唱的《学联歌》：

　　　　春天的伏尔加
　　　　每次倒满的时候

　　这首歌即林房雄所作。他因为是学联事件的首脑人物，与是枝恭二、村尾降男、清次平无郎等人一起被捕，判处监禁三年，并勒令退学。他的自传说：“大学时代的未尾，父亲死了。因为儿子变成了社会主义者，他的一切希望被粉碎，仅仅由穷人的本能，模糊地理解着儿子所走的路好像并不是错的。不久，我就因学联事件被捕，坐了六个月未决监。在这个时候不久以前，我一半因生活的关系，一半因自己的嗜好，开始写小说，后来被保释后，变成主要的工作了。”后来他认识了“文艺战线”的编者山田清三郎，在这本杂志的一九二六年三月号上发表了短篇小说《苹果》，博得好评。

开始右倾

　　东北事变发生，伪满洲国成立，日本国民的眼睛转向世界的时候，林房雄服满了两年的刑期，在一九三二年四月二十九日出狱。一出狱，他就一连发表了《为作家》、《为文学》、《作为作家》等感想性评论。斯大林曾说“无产阶级文学是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解释书。”而他却主张：“无产阶级文学不可以是马克思主义的通俗解释书，无产阶级文学如果是这种东西的话，那就不必喊什么文学，什么作家了。”这个意见违背了“科普”和作家同盟第五届大会（五月十一日举行）的方针。这次大会虽然由江口涣宣布会后立刻解散，但预定在会中审议的活动方针是这样的：“在我们重组的过程中，我们作家同盟里却顽强地存在着一种东西，可称之为非政治主义或文化主义。我们和这种倾向进行从不决定性的斗争而成功了。但也可以这样说，和这种倾向从事决定性斗争的结果，向一个新的方向转变成功了。正确的方针是和非政治主义或文化主义斗争，这是不错的，不过认为艺术组织可以领导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其他方面认为无产阶级文学可以离开政治斗争和经济斗争而独立建没的想法，都是错误的。艺术组织是广义的政治组织，统一两者的，是阶级斗争的实践。我们这样才能正确地在辩证法上把握政治与艺术的关系，才能正确地认识艺术运动是广泛的无产阶级文化教育运动的一部分。我们必须理解企业农村内的文学小组，固然负有文学上的任务，但它同时是无产阶级基本组织的辅助组织。我们必须以这样的理解，努力组织它，并领导它发展。”
　　林房雄出狱后的意见，完全与上述方针背道而驰。《无产阶级文学》第十二号就登了一篇反驳文章，提名《右倾的诸问题》，作者署名堀英之助，当时已经有人猜出就是潜入地下的小林喜多二。小林的文章开头就说：“除了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以外，作家别无自己的路。”接着猛烈抨击以林房雄的理论与作品为中心在文学运动上渐渐凝结起来的右倾机会主义，以及避免和这种倾向进行残酷斗争而有妥协倾向的山川清三郎调停主义，至于小林自己认为正确的观点是：
　　一、学习政治课题在文学上的具体化（此事可以克服政治与文学机械的结合）。
　　二、学习政治与文学的统一（克服在文学与政治之间设立不能越过的墙壁的企图）。
　　三、把握在整体上政治地位优于文学（克服认为只要写好作品就行的“作品主义”以及认为只要是作家就行的“作家主义”等）。
　　中条百合子也在该号写了一篇《关于文学的感想》，抨击林房雄的所谓无产阶级文艺复兴论，又在该杂志一九三二年一月号写了一篇《一批非无产阶级的作品》，举出藤森成吉的《乌龟查理》、须井一的《幼小的合唱》、《没有树的村庄》等，非难这些作品为游离了当前政治课题的非无产阶级作品。不过中条的非难，受到作家同盟的再批评，说她“偏向极左去了”。至于林房雄，则于《改造》一九三三年二月号作文反驳中条的非难，极力挖苦中条及小林为中心的作家同盟。
　　同年二月二十日，小朴暴卒于筑地警察分局后，作家同盟中央常务委员会体察小林的遗志，在举行小林的工农葬之前，发表如下决议：“右翼倾向，是敌对阶级的意识形态，在今日阶级斗争激烈化的时期，通过同盟内小资产阶级的要素而反映的东西。随着政治恐怖变本加厉，斗争的困鸡有增无已，于是从工厂内的斗争蛄离，脱离了列宁阶段的小资产阶级的要素，正在放弃文学上的党派性，输入着机会主义的动摇退却的理论与感情。……中央常务委员会认定这种右翼倾向是今日最主要的危险，呼吁全同盟与这种倾向斗争，而将它克服……”林房雄自然不服该决议，但他却这样说：“有人来告诉堀英之助就是小林，我也略已猜出。堀的议沦，我有不服之处，因此写了一篇文章给《文学新闻》，要跟他争一个明白。不料两天之后，获悉他遇害，这使我不好意思起来。因山田清三郎的好心，那篇文章幸亏没有登出来。这么一来，我倒暂时不再想为这事说什么话了。”林房雄为向已故小林之灵表示敬意起见，暂时收敛了争论之锋。

德永直登场

　　当《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被提倡以来经过一年半的时候，埋头研究了辫证法的德永直，《斗中央公论》（一九三三年九月号）上发表了一篇《创作方法上的新转换》。他说：“提唱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机械的，观念的。唯物辩论注是无产阶级的哲学，是客观的真理。作家不需要背诵书本，作家是以创作实践（不要换为政治实践）来消化它，发扬它的。在作家方面，所谓实践，除创作以外别无其他。一切辛苦与实践，只能作为创作作品而表现出来。如果误将政治的优位性这个问题机械地应用，必将杀害了作家。——这事忘记了艺术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在理论上表现此事的，就是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我们要驱除主观的，观念论的毒虫！否则无产阶级文学必定从根本干涸掉！我们要驱逐机械论。像今日苏联所提倡的创作方法上的口号，即‘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也不可匆匆搬来。我们认为必须从无产阶级写实主义从新出发。这决非倒退，也不是‘从头做起’，而是重新脚踏实地。”德永直像这样对藏原惟人提唱的《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表示了反对意见，并强调取消这种创作方法。德永的这篇论文，原来引自一九三三年四月单一苏联作家同盟组织委员会第一届总会中书记长基尔波金所发表的论文《站在新阶段上的苏联文艺》，不料林房雄一看到德永直的文章，认为吾道不孤，大为得意，立刻在十乃号《改造》上发表了一篇《无产阶级文学的再出发》，他说：“我只建议一件事，请听听作为参考。就是把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弄成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现在的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名不符实，并不是作家的同盟，而是半作家半政治家的集合体。因此作为文学团体也好，作为政治团体也好，都没有用处。同盟的混乱，由此发生。作家同盟所以变成这样的混血团体，最大原因是指导部完全没有文学运动的基本知识。同盟将无产阶级运动不仅要给予思想上的影响，并须给予组织上的影响这个公式，和无产阶级文学必须置基础于工厂与农村的公式，囫囵吞下，费了很大的精力，企图把读者组织成文学小组，但完全归于失败。这是自行缩小无产阶级文学的任务。同盟只要组织作家就行，只要大量生产作品，像煤气一样，又像杳气一样，尽量使它散布开来，飞进读者的心就行了。作家固需组织的影响，但读者只要思想上的影响就够了。组织是其他各种团体的任务。”这无异是一颗炸弹。德永直和林房雄的两篇论文，掀起了意外的风浪，作家同盟终于翌年二月二十二日解体了。

多才反被多才误

　　林房雄儿时已与宇野浩二、川端康成、小林秀雄、深田久弥等所谓艺术至上主义立场的作家共同创刊杂志《文学界》，从《青年》到《壮年》、《乃木大将》等，大写特写，后因同情共产党事件，在静冈监狱从一九三四年十月坐到一九三五年七月，一出狱，完全右倾，一九三七年八月七七事变的烽火飞到上海，立刻做了随军作家，首先跑到上海，洛勒尔政权一产生，他又跑到马尼拉。他毕竟是才子而已。有人批评得很好：
　　“林房雄有一种特别的技术，能使他自己的存在合理化。当无产阶级文学鼎盛的时代，他的言行活像最勇敢的普罗战士，普罗一受镇压，他又急忙很巧妙地转向，甚至和资产阶级作家携手给你看。他敏于看社会形势，跟着社会形势的动向，自由奔放地行动。
　　他的特性是常能迎合资产阶级报业的要求。无产阶级文学受到资产阶级报业的欢迎时，他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大将，一旦“转向文学”占了地位，他又不知不觉间变成领导这方面的将军。
　　他的节操和片冈铁兵一样，是应该相当受到非难的，但他的声望反而至今不衰。为什么？因为他永远是青年。因为常散发着青年的热情。随着生命的跳动，自由奔放的他，过去如果变成了法西斯，也许变成稍微大一点的人物了。”这个批评，颇中肯綮。战后他沉默无言，不知心中想说什么？

3　“是什么使她这样的”？

藤森成吉跑进工厂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七日，作家藤森成吉坐在一所小客店的斗室里，对《东京朝日新闻》的记者说：
　　“我计划跑进劳动街，已有十年了，现在方才如愿以偿。走到这个地步以前的心境，非常复杂，其动机不能简单说明，总之非做劳动者不可的心境，只有我自己能了解。我想不受社会上所谓地位的牵累，在劳动中也找最下层的事干，这样才能得到社会问题以至艺术的根柢。我并不是想这样做来玩玩，也不是来找什么小说素材，并没有这种胡闹的用意，我只想以此划一个时期，走入新生活。”
　　先是在四月十三日，他到过费边协会的例会后，朋友们就看不见了他的踪影，连最要好的朋友秋田雨雀和前田河广一郎，也我不到他。他们以为“藤森旅行去了”。不料五月二十八日《东京的朝日新闻》却登出这样的消息：“五月七日，有一个叫宫坂荣吉的，跑进石原町的花王肥皇厂做工，这人年纪约三十五六岁，高个子。工厂给他日薪一元一角，雇他当肥皂搬运夫。这人从此每天穿黑布工装，布工鞋，弄得一身油黑，在厂里做工。这人是谁？就是现在文坛的第一流作家，社会问题的研究者藤森成吉。他的夫人是高等师范学校教授冈仓由三郎的长女（二十八岁）。她也同时进龟户的橡胶厂做女工，胼手胝足做工，赚日薪六角五分。藤森决心做这事以前，先把八岁的长女托给她的父亲藤森忠四郎，六岁的长男和三岁的次女托付东京某亲戚家，自己又拒绝继承家业，夫人信子也将所有嫁妆还给娘家，完全变成无产者藤森成吉夫妇，在劳动街上出现了……”藤森当时三十三岁。他曾以优等成绩毕业于诹访中学，不经过考试人第一高等学授，一九一六年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德国文学系，立即就任第六高等学校的德文讲师，二年升任教授之前，认为“自己不适合教书”，遂飘然去职，回东京后埋头创作，自费出版处女作《波》，被文坛赏识，继续发表《年轻时的烦恼》、《寂寞的一群》、《妹妹的结婚》、《烦闷》等创作，一跃而为中坚作家，文名大著。
　　他入厂后，世间议论纷纷，或称其是，或谓其非，有的说：“他若要成为真正的无产者，既拒绝了财产，也应该抛弃他的教养和知识分子的优越感，三个孩子应摆在自己身边养，多吃吃普通世间收入菲薄者的苦。”有的说：“无产者的生活中，育儿居重要地位，太太不应该放开了孩子。难道怕为了育儿割爱一点工厂里的工作时间吗？这种人不配做无产者。”有人则说：“藤森夫妇是因为想工作而工作，并不是向社会声明他要做纯粹的无产者。他在某一个有限的时期，跑进劳动生活，并非由于好玩，或好奇心，或思想上走不通，或想我什么创作材料，并非出于这种随便的闲情。仅仅做一个创作家，发表点作品，不能使他满足。他觉得要在自己的生活里寻求艺术，一面跑进社会大学，试将社会和自己，人生与艺术，弄成一个浑然无间的有机体。这样的伟大思想，渐渐深刻，渐渐成长，终于不能再在书房里躲下去了。这不外乎是洋溢的内部生命的跳动。”藤森自己倒不管世间如何批评，从肥皂工厂转到北海道的牧场，从牧场到远州的纱厂，再到信州冈谷丝厂，辗转工作。一九二五年六月，他才回到自已家。同月二十日，秋田雨雀、德州秋声、小川未明等作家为他举行了一个“藤森会”。从此他又回到文笔生话，毅然投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加入《文艺战线》。写出了杰作《是什么使她这样的》、《磔茂左卫门》等。

参加竞选双骑鏖战

　　一九二九年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成立，他就被指为中央执行委员长。前年二月，日本举行第一次普选时，他当了劳农党候选人，在长野县第三展参加竞选，和当时强硬主张“站名必须从右写起”的铁道大臣小川平吉，双骑鏖战，力战结果，惜乎战败。当时他才三十七岁。
　　一九三〇年一月一日，藤森夫妇离日赴欧美考察无产阶级文学。但当局没有给他赴苏联旅行的护照，信子夫人陪他同去，也是当局的命令。岁月如流，两年多之后，一九三二年五月十九日，夫妇俩又回到日本。六月八日，他突然被捕。原来当局侦悉他和林房雄、立野信之等人，经会木克彦，提供资金给田中清玄的重建共产党，因此等着他回国。
　　预审中，他暂时被投入丰多摩监狱，这时他就声明转变方向，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越发减少战斗色彩，脱离了作家同盟。当时他说：“并不是为了所谓修止治安维持法，或所谓干部派与反干部派的理论倾轧等理由，只想站在稍微自由一点的立场，专心去做给自己留下来的工作。”
　　从此以后，他的创作活动转到历史小说方面。他说明其创作态度称：“作家和读者，与其说关心某一个时代对现代有什么历史上的关联，不如说返直接关心那个时代怎样和现代相同，怎样在被描写的人物中找出自己和周围的人。”他以这样的态度写了《渡边华山》、《让出江户城》等。其后以一篇《陆奥宗先》，获得了一九三九年度的艺能赏，开辟了一个新境地。

4　“调停派”山田清三郎

帐房老爷子

　　为了右倾的问题，林房雄被小林多喜二和中条百合子攻击的时候，出来担任调停的，便是山田清三郎。但他也被小林多喜二攻击得体无完肤，并被套上“调停派”的名称。山田却说：“如果大众吵过架就算了，那就简单，但并不能如此。大家向同一个方向前进的时候，如果后头有人朝向横里去，必须使他转过来。我不是要前头的人朝后头握手，所以决不是调停。”总之，他是“温和派”，这倒没有疑问。人家又称他为“帐房老爷子”，他在作家同盟的活动，倒的确是担任着这种老干无华的地位。如果把作家同盟的人分为文学运动家和文学技术家，则指导部的人多属前者，后者是不大会干组织活动的作家们。指导部的工作，是设法领导各有想法的作家们，使他们心满意足，没有话讲。可是到了一九三二年，指导部的力量，的确有点弱了。山田那时也这样诉着苦：
　　“忙着写稿生活的人，很难来干这边的事情。不是老是发着牢骚，希望稍微积极地来干一干……组织活动与创作活动的统一问题，也是这样才能接近解决。”
　　山田写的评论，并不是展开足以在运动上划一个时期的积极的新理论。换句话说，他的评论不是天才的，也没有独创的地方，不如说他是“历史家”来得好。他自己也说：“我的任务老是把新展开的诸理论，到后来加以整理，使之大众化。”中野重治曾说：“山田的评论如果有谬误的话，即是日本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先犯了错误之后，再叫山田写的。”这个批评颇中肯綮。

作家同盟解散

　　作家同盟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十八日召开中央常务委员会，继于二十二日召开扩大中央委员会，反对“科普”的方针，认为：“科普输入工会国际本部的文化政策，不加思索，立即作为科普的方针，此事使原来的无产阶级文学运动倾向政治方面，驱入一条死路。因此今后应发起不倾向政治的真正的无产阶级文学，走入无产大众的阶层。”复以“国际革命作家同盟支部日本无产阶级作家同盟第三届扩大中央委员会”的名义，决定如下方针：
　　（一）今日日本无产阶级文化运动，一方面因帝国主义危机带来了统治阶级的极度反动，一方面因无产阶级政治势力暂时衰退，因此处于前所未有的困难条件之下。尤其是最近企图将治安维持法改得更为恶劣，这是前者最露骨的表示，也就是统治阶级最近加强残酷的攻击斗争，而将这个攻击使之合法化的企图。无产阶级的政治势力，现在还远不足以打退这个攻击。在这种情形下，形成阶级的意识形态文化的事业，在合法推进上，大受掣肘。而今日我们无产阶级作家，如果不改变现在的活动情形，势难应付这种局势，抗拒统治阶级的攻击，而开辟自己的活动道路。（中略）作为政治文学组织的构成分子，虽受威胁，但作为无产阶级作家的文学活动，今日在某种程度的限制下，还有一点保障，这个合法的可能性，我们是应尽量利用的。（中略）
　　（二）然而在今日的条件下，我们的活动应该具备怎样的具体形态呢？一言以蔽之，那是能对作家的创造活动给予最大的保障，并使之其体化的形式。（中略）这就是以合法的发表机关为中心的文学家集团（从直接的政治任务解放出来的）形式，它的任务是培养现在自由长大中的现存的东西，使之正常地长大，一方面在地方，也以发行合法文学杂志为中心，以原有同盟组织的构成分子为主体，形成地方文学小组。这才是唯一合理的解决。
　　（三）立即转移到以合法发表机关为中心的创作小组的活动！立即在社会主义写实主义方法的领导之下，开始创造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学，和开始社会主义的竞争！在这种具体的文学活动中，各小监着即为高度发展文学而互相协力！
　　作家同盟像这样被时局所压迫，而作家同盟的最后一个中央常务委员长便是山田。他在作家同盟解散后，在《新潮》上发表了《无产阶级文学和作家同盐的功罪》一文，细数功罪如下：
　　一、功绩（甲）理论方面，主张无产阶级写实主义，大体解决了文学的大众化，以及形式和内容的问题，确立了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方向。（乙）创作方面，有《战旗》，《无产阶级文学》，《文学新闻》等作家同盟机关杂志所载诸作品。（丙）组织方面，从群众中发掘了许多新的文学工作者，如阿苏弘、佐佐木一夫、安濑利八、桥本幸吉、黑江勇、岛田和夫、田中英士、桥本正一等，又将大宅壮一、藤本清一郎、小宫山明敏、宫本显治、坂井德三、贵司山治、中条百合子、平林泰子、大江贤次等既成作家和批评家，争取到无产阶级方面。
　　二、失败（甲）作品偏重意识形态，或认为意识形态万能。（乙）批评的官僚主义（意识形态批评，棍棒批评，一味想打倒对方的批评，套帽子批评）。（丙）非敌人就是我方，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排他主义。
　　一九三四年九月，山田受小林多喜二那篇《蟹工船》牵连，以违反新闻纸法罪，被判徒刑三年，后在杂志《文学界》上发表了《耳语忏悔》，《在暴风雨的背后》，《年轻的看守人和疯癫囚犯》等作品，又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忽然地到“满洲”，就任和田日出吉所办的《满洲新闻》的文艺课长，著《建国的人们》，致力于“满州文化”的提高。
　　他在一八九六年六月生于京都，小学也没毕业，从小做茶房、学徒、工人、送报夫等，一直走着苦难的路。

5　反战作家鹿地亘

参加剧团渡华

　　当野坂参三从延安归来，国内的山川均提倡着民主人民战线的时候，在重庆的鹿地亘也准备束装归国，日本的民主战线将要添上一支生力军。三月十二日，二十余团体为鹿地举行了欢迎会。藏原惟人听到这个消息，论道：“我是一九三二年入狱的。中日事变发生后，不图在狱中听说鹿地在重庆为解放日本人和日本军阀斗争，真是快活极了。真像在严冬看到和煦的太阳一样。鹿地心地梗直，信念很强。被加上‘卖国贼’的污名，还是一心一意搞反战运动，这也是因为信念强的缘故。”
　　距今十年前，一九三四年秋，鹿地被保释出狱后，混进了到各地方做打武戏的远山满剧团，担任编剧助手。该剧团后为来一下“日支亲善”，决定到中国去，一九三六年一月，从神户坐船到上海。鹿地的目的本来就是到中国来，因此到中国后，脱离了剧团，留在上海。剧团则从上海到青岛，继续跑码头，衣日侨头上刮钱去了。
　　中日事变发生后半年，一九三八年一月十日，《都新闻》登出一则上海特电，用大标题写着：《在时代重压下呻吟的叛逆行为，赤色旗手鹿地亘夫妇》，接着下文是：“日本国内左翼文化运动大受弹压之后，杉本良吉、冈田嘉子两人潜入俄境，此事以属微妙思想倾向，在上海方面亦引起国际人士的兴趣。正当此时，我国左翼运动的旗手，担任纳普书记一职，在赤色战线上活动的鹿地亘（又名濑口贡三十六岁），顷又偕其爱妻池田幸子（本名沼田力弥），脱出上悔日本官宪的监视，突然潜匿无踪，两人已入俄一事，殆已确实。”这个新闻恰在冈田嘉子、杉本良吉两人的“赤色越境”事件后，曾哄动一时。

声明转向从轻发落

　　鹿地亘，亦即濑口贡，一九〇三年生于大分县，与周佛海等毕业于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一九二七年三月入东京帝国大学部专攻日本国学，但他却加入“新人会”，研究社会科学，毕业后，先加入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再到纳普，担任书记长这一重要职位，兼任机关杂志《纳普》的总编辑。一九三二年三月，终受作家同盟分子小林多喜二的劝诱，加入共产党，做了“科普”的书记局员，兼任组织部长，甚为活动。一丸三四年三月十二斤，因重建共产党事件被捕。后来不久即声明转向，乃得于同年十月四日被保释，宣判徒刑二年，缓刑五年，从轻发落。

加入中国抗战阵营

　　鹿地既到上海，即结识鲁迅，从事《鲁迅全集》的翻译，一方面会见中国的人民阵线派巨头，将会见记事投给抗日杂志。八月十三日星期五，七七事变的烽火飞到上海，他发觉身边危险，从旧法租界潜逃无踪。一方面日本东京的警视厅，八月十八日逮捕鹿地朋友左翼批评家矢崎侦讯的结果，得知矢崎六月二日在沪时，曾因鹿地的介绍与抗日人民阵线派取得联络，乃立即命令上海日本领事馆警察逮捕。但那时鹿地已跑到广东，在《救亡日报》上发表《现实的正义》一文，该报写了介绍文说：“鹿地亘，是日本普罗文化联盟的书记，服满二年刑期来华，在上海、青岛方面活动，一月前来此间，这篇文章是日本文艺作家对中国民众所发的正义的第一声。”当时日本的报纸却驾他：“鹿地于去年年末察觉我当局将加逮捕，复潜伏无踪，一时传已入俄，实则辗转中国各地，终因无以生活，进行卖国行动。”
　　三月二十九日，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在沦陷前的汉口举行成立大会时，鹿地曾出席演讲反对日本侵略战争，大博采声。当时日本报纸这样说：

　　“今日上海报纸报导一难以置信的事实，谓汉口尚留有日人两名，一男一女。据该报导，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在汉口举行成立大会时，日本作家鹿地亘曾偕多数中国人出席演说，按鹿地之奇怪行动背后，常陪一女性名池田幸子。”

　　四月五日合众社电文传出这样的消息：

　　“日本左翼作家鹿地亘，日前突然现身汉口，出席全国文艺家抗敌大会做反日演说，五日被任命为军事委员会政治训练部企划委员。日人被任命为抗日国民政府之一员，事属空前，哄动一时。”

　　鹿地因郭沫若的推荐就任该职。所谓始终跟着她的女性池田幸子，生于青岛，初为基督徒，从事社会运动，后在上海前进一步，转为左翼女斗士，跟着丈夫鹿地从广东到汉口，再到重庆。她在日本时，曾一度和河野樱（音乐同盟员）同居，后告脱离。

“声弹”紊乱军纪

　　他曾在上海、广东、汉口、延安各处抗日报纸发表反战文章，攻击“祖国日本”。一九三八年七月二十八日在《华美日报》发表一篇《日本的后方》，嘲笑日本军阀的侵略行为说：“日本参众两院议员以慰问皇军的名义到中国来了。其实他们都是来游山玩水，或者为确保选举地盘而来的，同时社会大众党的谄媚行为，值得轻篾。我心中本来怀疑日本的后方情形，现在知道我的认识没有错，所谓这次中日事变是走向东亚和平之路，十分可笑。”
　　一九四〇年秋，宜昌前线日方逃兵层出，搅乱了“严正的军纪”。汉口方面军司令官园部中将下令严惩这些叛兵。原来每晚有中国方面的“声弹”向日方战壕发射而来，终于使这些日本兵发生了共鸣。“日本的士兵们，你们在为谁而战呢？为了什么东亚的和平，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意义的战争，应该赶快停止。日本的士兵们，放下武器回故乡去吧！”中国阵线上的麦克风送出了这几句日本话。这个宣传队的指导人即鹿地。他又任日俘的再教育，从七七事变到太平洋战争，一直为反战和反法西斯，南奔北走。
　　和鹿地一起在重庆为反帝国主义而奋斗的日本人，还有青山和夫，他本名黑田善次，先做公司里的茶房，十六岁时到工厂做工，一方面上夜学拼命读书。一九三三年五月，加入日本战斗的无神论者同盟，历任中央委员、调查部长和宣传部长，后因同情共产党事件，一九三四年被处两年徒刑，缓刑四年。嗣后企图加入中国的人民阵线，偕同友人田中忠夫潜入上海，事变爆发后，从事反战，反法西斯和反日宣传，曾由越南到过美国，后又回到中国，今春三月重回变了相貌的日本。鹿地亘也跟着回国了。

6　韧性的中野重治

　　一九三八年五月，“徐州陷落”，日本国内情绪鼎沸之时，普罗作家中野重治正在东京市千驮谷社会局分室做临时雇员，日薪一元八角。《读卖新闻》曾说：“中日事变发生后，一群左翼激进作家，不能再维特写稿生活，为生活所逼，不得不抛弃一向倚为生命的笔杆，为开辟“新的粮道”，正感深刻的翻身之苦。”当时中野表自心境说：“人不能不吃饭活下去。我想只要是职业，什么职业都行，为此拼命活动过。这是生平第一次就职运动。为了吃饭，既要惜钱，老婆（新协剧团演员原泉子）又生肺炎，卧床不起……幸赖饭田桥职业介绍所的介绍，好容易才到这里，现在担任失业救济资料的翻译工作。”无产阶级文化运动者一个个被时代的波浪推倒下去，在这些人中，中野确贤表现了他的坚强的韧性。他和林房雄的“走绳子式”的作风，恰成对比。
　　他在一九〇二年一月生于福井县，在东京帝大德文科时，即开始研究《文学的阶级性》，当时诗人中野在《战旗》上甚为活跃。他说：“普通的人吃了年糕就添岁，但作家光吃年糕是不会添岁的。作家一定要写。更不行的是没有无产阶级的生活经验。因为没有大而厚的生活背景，所以写出来的东西低低地喘着气。如果是小说的话，用头脑写也能多小煽骗人，但诗绝对不允许用头脑写来骗人。我的小说等便是这类坏方面的样本。”他以知识分子的立场，这样批评自己。中野既坚韧地突破了暴风雨时代，现在又在共产党的机关杂志《赤旗》的突击栏内，沸腾着往昔的热情。

1 被惨杀的小林多喜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