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为了99%民众的女权主义（2019年）
刊后语
以中间作为起点
撰写女性主义宣言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当今任何尝试此任务的人均是站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肩膀上，深受他们的影响。他们写于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句话令人印象深刻：“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他们将这个“幽灵”——即共产主义这项革命性工程——描绘为工人阶级斗争的顶峰，视为前进的力量：统一化、国际化、并脱胎换骨成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力量，这种力量将废除资本主义，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剥削、统治和异化。
我们认为《共产党宣言》具有极大的启发性，尤其是它准确地将资本主义确定为现代社会压迫的最终根源。但它也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更加复杂，不仅因为它是一本巨著而难以望其项背，同样因为从1848年到2018年[1]，时代已经改变。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经历社会巨变和政治动荡的世界，我们同样将其理解为资本主义的危机。但当今的全球化程度远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这些动荡也不仅发生在欧洲，而是席卷全世界。同样，我们除了面对阶级冲突，还有国家、种族/族群以及宗教冲突。但我们的世界同样包含着不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所熟知的政治断层：性别、伤健和生态的冲突，其中性别抗争已经达到了他们难以想象的广度和强度。当我们面对一个更为分裂和异质的政治环境时，我们很难想象能有一股全球统一的革命力量。
此外，作为后来者，我们也可能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更能认识到解放运动中可能存在的种种错误。我们继承的历史记忆包括布尔什维克革命堕落为专制斯大林主义国家，欧洲社会民主主义向民族主义和战争投降，以及南半球各地在反殖民抗争后建立的一系列专制政权。对我们来说，尤其重要的是恢复我们这个时代的解放运动，当前这些运动已经沦为培育新自由主义的盟友、力量和借口。这个经历对左翼女性主义者来说是痛苦的，因为我们已经见证了我们运动中的主流自由主义潮流将我们的事业简化为少数人的精英进步运动。
这段历史必然会塑造出我们与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同的期望。在他们写作的时代，资本主义还相对年轻，而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极为擅长笼络和胁迫手段、狡黠老练的体系。当今的政治形势充满陷阱，如我们在《宣言》[2]中的解读，对女性主义者来说最危险的陷阱在于错误地认为我们当前的政治选择仅限于两种：一是新自由主义的“进步”变体，它散布一种精英主义的企业女性主义，为寡头统治的政治议程披上解放的外衣；另一种是新自由主义保守变体，它利用厌女和种族主义来粉饰其“民粹主义”身份来追求一种与前者类似的财阀管治方针。当然，这两种力量并不完全相同，但两者对于真正解放的多数派女性主义来说都是致命的敌人。此外，他们二者之间相辅相成：进步新自由主义为保守民粹主义的崛起创造了条件，而进步新自由主义亦正逐渐将自身定位为替代保守民粹主义的必然方案。
我们的《宣言》拒绝参与这场恶斗，我们拒绝将出路限制在管理资本主义危机仅有的两种策略上，我们在《宣言》中提出了响应两者的另类方案。我们不是简单地为了管理当前的危机，而是要解决危机，我们力图在当前模糊不清的线路中，制定明确而切实可行的解放可能性。为了打破自由主义女性主义与金融资本的亲密联盟，我们提出另一种女性主义：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
我们（《宣言》作者）在共同参与了美国2017年妇女罢工工作之后提出了此计划。在这之前，我们都曾各自就资本主义和性别压迫的关系写过文章。钦西亚·阿鲁萨（Cinzia Arruzza）从历史和理论上分析了女性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充满张力的关系；提泰·巴塔查理亚（Tithi Bhattacharya）理论化了社会再生产对阶级和阶级斗争概念的意义；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发展和扩大了资本主义和资本主义危机的概念，社会再生产危机是其中的一条主线。
尽管我们有着不同的侧重，我们还是联合起来致力撰写此《宣言》，因为我们对当前局势有着共同的理解。对于我们三人来说，当前时刻代表了女性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中的一个关键时刻、一个呼吁采取行动的时刻。在此背景下，我们撰写女性主义宣言的决定与一个政治目标有紧密联系：我们试图开展补救行动和路线修正——在政治混乱的时代，重新定位女性主义抗争。
重新定义资本主义及其危机
我们在《宣言》中所响应的关键时刻应该被理解为一场危机。但我们并不是有意利用该词的浅显意义来表明“事态异常严重”。尽管当前的灾害和苦难是骇人的，我们使用“危机”一词的理由不止于此：我们当今经历的无数灾难既非互不相关，也非偶然的产物。相反，它们均源于其背后的社会系统——此系统产生这些灾害并非偶然，而是由于此系统的基本动态组织体系所产生。
在《宣言》中，我们指出该社会系统为资本主义，并将当前危机特征定义为资本主义危机。但我们并不按照一般意义理解这些词汇。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并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系，而是更广泛的存在：一种制度化的社会秩序，它显然也包含了维持正式经济（official economy）的“非经济”关系和行为。雇佣劳动、生产、交换和金融——这些资本主义制度背后，需要支撑其存在的必要条件包括家庭、社区、自然；领土国家、政治组织、公民社会；尤其是数量庞大且形式多样的无报酬和被削夺的劳动，包括大量社会再生产工作，它们仍然主要是由女性来完成的，并且通常是无偿的。这些同样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构成要素，同样是资本主义内部抗争的所在。
基于这种对资本主义的整体性理解，我们的《宣言》对资本主义危机有着广泛的看法。在看到资本主义间歇性市场崩溃、破产链和大规模失业的内在倾向的同时，我们也认识到它还隐藏着其他“非经济”的矛盾和危机倾向，如生态矛盾：一方面将自然简化为提供能源和原材料的“水龙头”，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吸收废物的“水槽”——资本主义具备上述两种能力使自然枯本竭源。结果是，资本主义社会侵扰维持社区发展的栖息地，破坏维持生命的生态系统。
这种社会形态同样蕴含着政治矛盾：其天生倾向于限制“政治”的范畴，将生死攸关的基本问题下放给“市场”处理，并将本应服务于民众的国家机构变成资本的公仆。因此，由于其制度，资本主义倾向于挫败民主追求，掏空权利，削弱公权力，并产生残酷的镇压、无休止的战争和治理危机。
最后，资本主义社会内存在社会再生产矛盾：其为了资本的利益，倾向征用最多的“免费”再生产劳动，并从不考虑任何补给。结果，它引发了周期性照料危机（crises of care），使妇女精疲力竭，家庭遭受摧残，并将社会承载力推向濒临崩溃的边缘。
也就是说，在我们的《宣言》中，资本主义危机不仅仅是经济的，同样还是生态的、政治的和社会再生产的，并且在每种情况下，其根源都是一致的：出于其本性，资本总是通过不支付再生产成本，不劳而获地得到推动其发展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包括大气层吸收碳排放的能力，国家保卫资产、镇压叛乱以及保护财富的能力，以及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塑造和维持人类生命的无报酬工作。没有这些条件，资本就无法剥削“工人”，也不能累积利润。不过，资本的自身逻辑总是否认这些条件于它而言的重要性。如果迫使资本偿还对自然、公权力和社会再生产的补偿成本，资本将得不偿失。资本即使损害自身的推动条件，也不会损害其累积过程！
因此，我们《宣言》的前提是资本主义包含着多种矛盾，这些矛盾超越了在正式经济中产生的矛盾。在“正常”时期，系统的危机倾向或多或少仍是隐藏的，“仅仅”影响到被认为是可有可无和没有权力的群体。但现在不是歌舞升平之际。今天，所有的资本主义矛盾俱已达到沸点。除了例外1%的权贵，几乎没有人能逃脱政治混乱、经济不稳定和社会再生产损耗的影响。当然，气候变化将威胁到我们星球上所有的生命。越来越多人意识到，这些灾难的发展是紧密交缠的，它们需要一并克服。
什么是社会再生产？
我们的《宣言》涉及当前危机的每一个方面。但我们特别关注社会再生产，这在结构上与性别不对等（gender asymmetry）相关。因此，让我们更深入地探究：社会再生产究竟是什么？
以一位仅透露姓氏的台湾母亲“罗”为例，在2017年她起诉了她的儿子，要求赔偿她在抚养儿子过程中投入的时间和金钱。作为一位单身母亲，罗养育了两个儿子，供养他们在牙医学校读书。她希望儿子能为她养老作为回报。当其中一个儿子未能满足她的期望时，她起诉了这个儿子。台湾最高法院作出了前所未有的裁决，裁定儿子必须向母亲支付967，000美元的“养育费”。
罗的例子说明了资本主义生活的三个基本特征。首先，它揭示了一种资本主义忽视并试图隐藏的人类共性：生育、照料和维系人类必须要占用大量的时间和资源。其次，它强调了女性仍然担当社会中大量生产和/或维系人类的工作。最后，它揭示了在正常情况下，即使资本主义社会对此项工作非常依赖，却没有给予它任何价值。
罗的例子同样提醒我们去思考第四个命题，也是我们《宣言》中重点阐述的：资本主义社会是由两种错综复杂却相互对立的必要部份组成——一种是体系通过其标志性的创造利润的过程来维持自身的需求；另一种是人类通过我们谓之培育人的活动来维持自身的需求。“社会再生产”指的是第二种必要，它包含了维持人类作为具体社会存在（embodied social being）的各种活动，在追求未来希望的同时，人类不仅要吃饭和睡觉，还要养育子女、照料家庭、维系社区。
在每个社会中，这些培育人的活动都以不同形式出现。然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他们还必须服务于另外一个主人——资本，资本要求社会再生产工作对“劳动力”进行生产和补给。为了确保以最低成本充足供给这种“特殊商品”，资本将社会再生产的工作转移给妇女、社区和国家，将其扭曲为最适合利润最大化的形式。女性主义理论的各个分支，包括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Marxist feminism）、社会主义女性主义（socialist feminism）和社会再生产理论，都分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盈利倾向和培育人的倾向之间的矛盾，揭示资本为了盈利倾向的需求，而将培育人的活动工具化的内在动力。
马克思《资本论》的读者自然深谙剥削的意思：在生产过程中，资本对工人造成不公。工人们生产的价值实际上比工资多，理应得到足够的工资来支付他们的生活开支。但事实上，老板要求我们的工作时间超过了我们用于自身和家庭再生产，以及社会基础设施建设所需的必要劳动时间。他们以所有者和股东的身份占有了我们生产的剩余——利润。
社会再生产理论家与其说反对马克思对剥削的这一论述，不如说是指出了它的不完整。就像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我们同样提出这些恼人的问题：一个工人在她上班之前有什么工作必须完成？是谁为她做饭、铺床、安抚她的痛苦，让她一天又一天地继续工作？有其他人来做这些培育人的工作吗？还是只有她自己来做？——而且不仅为她自己，还要为家里的其他成员？
这些问题揭露了资本主义试图掩盖的事实：如果没有培育人这种（大部分的）无薪工作，那些能产生利润的有薪工作将无法继续存在。因此，资本主义雇佣劳动制度隐藏着剩余价值背后的社会再生产劳动——这一促使利润成为可能的必要条件。人的生产和利润的生产——这两种“生产”所必须的社会过程和制度，虽然分析起来不同，但却是相互构成的。
此外，两者之间的区别正是资本主义社会的产物。就像我们说的，培育人的活动一直都存在，并且总是与女性联系在一起，但在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生产”和社会再生产之间并没有明显区别。随着资本主义出现，这两个方面的社会存在才得以分开。生产被转到工厂、矿井和办公室，这些被认为是“经济的”，并以现金工资作为报酬。再生产被降级到“家庭”中，被女性化和情感化，被定义为“照料”而非“工作”，它的实行是为了“爱”而非金钱。至少我们是被如此告知的。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从未把社会再生产完全置于私领域家庭中，而总是将其中的一些安置在邻里、基层社区、公共机构和公民社会中，长久以来将这些再生产劳动商品化——尽管远不及今天这样。
然而，创造利润和培育人的活动之间的区别表明了资本主义社会核心存在根深蒂固的冲突。当资本系统地努力增加利润时，与之相反，工人阶级则努力过上作为社会一员体面而有意义的生活。这些目标从根本上不可调和，因为资本累积所分得的社会财富越多，我们所得到的份额就越少。滋养我们家庭生活的社会活动和促进家庭以外生活的社会服务不断地威胁着利润。因此，减少这些成本的财政动力和贬低这些劳动力的意识形态动力构成了这个体系的特征。
如果资本主义的故事仅仅是利润的创造征服了人的培育，那么这个体系可以正当地宣告自己的胜利了。但是，资本主义的历史也是由追求体面和有意义生活的抗争所构成，这也是为什么薪资抗争经常被称为“面包和黄油”问题的抗争。然而，像传统劳工运动一样将这些问题局限于在工作场所的需求是错误的。他们忽略了薪资和生活之间变化不定的关系，而在这个体系中，资本将薪资作为生活的唯一手段。劳动人民不是为工资而抗争，它们争取工资是因为他们想得到“面包和黄油”。维持生计的欲望是抗争的导火线，而非结果。因此，对食物、住房、水、医疗或教育方面的抗争并非总是通过工资的调节形式表现出来——也就是说，不是以在职场争取更高的工资的方式来表现。例如，回想一下现代最伟大的两次革命，法国大革命和俄国革命，都始于女性领导的面包暴动[3]。
为了社会再生产的抗争的真正目的是确立人的价值高于利润。这些抗争从来不只是关于面包。因此，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代表和培育了“为了面包与玫瑰的抗争”。
社会再生产危机
在我们《宣言》所提到的这一紧要关头中，社会再生产是一场重大危机的所在之处。我们的基本理由是，资本主义应对社会再生产的解决方案是充满矛盾的。一方面，如果没有这些社会再生产活动，资本主义系统将无法运作；另一方面，资本主义无视社会再生产的成本，并给予很少或根本不给予其经济价值回报。这意味着社会再生产工作的能力被认为是理所应当的，被当作免费且取之不尽的“礼物”对待，不需要给予关心和补偿。经济生产和更广泛意义上的社会都依赖于劳动者和社会联系，当我们考虑这个问题时，我们假定总有足够的资源来生产这种联系。事实上，社会再生产能力并不是无限的，而是有可能被透支的。当一个社会不再支援社会再生产，并同时征用其主要供给者参与长时间的低收入工作时，这个社会所依赖的这种社会能力将会耗尽。
这正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情况，当前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形式正系统性地摧毁我们集体和个人所具有的养育下一代和维系社会的能力。乍看之下，这种体制似乎正逐渐瓦解资本主义基本的生产和再生产劳动之间的性别分工。通过宣扬“双薪家庭”的新理念，新自由主义在全球范围内征募大量女性参与到雇佣劳动中。但这种理念只是一个诡计，这个劳动体制看似承认女性价值，但绝非为了女性解放。所谓的解放实际上是更强化的剥削和征用，这同时也是一个激化社会再生产危机的加速器。
当然，一小部分女性确实从新自由主义获利，通过进入享有盛誉的职业，成为企业管理的低层，尽管条件不如相同阶级男性所能得到的条件。然而，绝大多数人所面对的却是另外的东西：在血汗工厂、出口加工区、城市建筑业、农业企业以及服务行业中的低薪、不稳定的工作——在那里，贫穷的少数族裔移民妇女在快餐店当服务员、在大卖场销售廉价物品；在办公室、酒店房间和私人住宅做保洁；在医院和养老院清理便盆；照顾特权阶层的家庭——并以她们无暇照顾自身的家庭为代价。
这些工作商品化了先前无报酬的再生产劳动。但如果这种商品化的结果是模糊了资本主义生产和再生产的历史分工，这种结果同样并未解放女性。相反，我们几乎所有人仍被要求进行“第二轮”工作，尽管我们被资本占用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当然，大量女性的有薪工作并不是令人自由的。它不稳定、收入低，既缺乏劳动保障，也不能获取社会福利，它同样不能提供自主权、自我实现以及学习和锻炼技能的机会。这类工作能提供的却只有受虐待和骚扰的隐忧。
同样重要的是，在这种体制下，我们获得的薪资并不能覆盖我们自身社会再生产的花费，更不用说整个家庭的再生产了。当然，我们可以获得家庭其他成员的帮助，但仍然难以够用。结果，许多人被迫身兼多个“麦职”（McJobs）[4]，通过昂贵、残破的、不安全的交通工具操劳奔波。与战后时期相比，每个家庭的有薪工作时间急速增加，侵蚀了用于自我实现、照顾亲友以及维持家庭和社区的可支配时间。
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绝不是开启女性主义乌托邦的钥匙，而是通往奴役之路。不仅仅是男性，女性同样为了生存而被迫出卖劳动力做廉价散工。这还不是全部：当今的剥削建基于征用。资本拒绝支付其自身（日益女性化的）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它不再满足于“仅仅”利用工人所生产超出维持自身生存的剩余价值。资本现在已经深入身体、思想和家庭中，它不仅仅剥削、榨取剩余精力，同时也征用了对社会再生产的必要补给，将社会再生产作为进一步的利润来源——这一切已经挫骨伤神了。
收紧公共社会服务也体现了资本对社会再生产的侵袭。在资本主义发展早期的“社会—民主”阶段（或者是“国家—管理”阶段），富裕国家中的工人阶级从资本赢得一些让步，它们是国家对社会再生产提供的援助：退休金、失业保险、儿童补贴、免费公办教育、医疗保险。然而，这并没有带来黄金时代；占优势种族的工人在资本主义核心所获的收益往往建立在一些建构出来的前提上：妇女依赖于家庭工资、社会保障对边缘种族/族裔的排斥、异性恋规范下的社会福利资格标准，以及“第三世界”中持续的帝国主义征用。然而，这些让步为一些人提供了部分保护，使他们免受资本侵害社会再生产这一内在倾向的影响。
金融化的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是一头完全不同的猛兽。它非但没有赋权国家通过公共供给来稳定社会再生产，反而授权金融资本约束国家和公众，以维护私人投资者的切身利益。它选择的武器是债务，金融资本依赖主权债务（sovereign debt）来取缔哪怕最温和的社会民主条款，迫使国家经济自由化、开放市场，并且对无力抵抗的民众实施紧缩措施。与此同时，它使消费者的债务激增——从次级抵押贷款到信用卡和学生贷款，从发薪日贷款到小额贷款——这些债务被用来约束农民和工人，迫使他们屈从于工作和农地，并确保他们继续购买工资难以负担的转基因种子和廉价消费品。通过这两种方式，该制度使资本主义累积的必要性和社会再生产的需要之间的固有矛盾白热化。同时，通过不断要求增加工作时间和缩减公共服务，资本主义将照顾劳动的负担转移到家庭和社区，却进一步削弱了家庭和社区的照顾能力。
这一切的结果是一场疯狂的争夺，女性沦为牺牲品，她们原本献于资本累积的逼人生活，负担起社会再生产的责任后变得更为窘迫。一般情况下，这意味着把照料工作推给其他更边缘的人。结果形成了“全球照护链”（global care chains），因为有能力的人往往雇佣较贫穷的妇女，通常是移民和/或少数族裔成员，来打扫房屋或照顾子女和年迈的父母，他们自己则寻找更赚钱的工作。当然，这使得低薪照顾劳工吃力地应对自家事务，并常常把这些责任转移给更加贫困的女性，而这些更加贫困的女性也必须承担同样的责任，且往往是长途奔波，如此重复，无穷无尽。
这种情况契合了负债累累且一直在进行“结构调整”的后殖民国家的性别战略。由于这些国家迫切需要硬通货（hard currency），它们积极鼓动妇女移民海外从事有薪照护工作来赚取外汇，通过设立出口加工园区吸引国外直接投资，通常是如纺织、电子装配等更倾向于雇佣低薪女工的产业，她们进去工厂后经常遭受极端的劳动和性暴力。两种情况都使社会再生产受到进一步挤压。照顾鸿沟非但没有被填补，反而被转移了：从富裕家庭到贫穷家庭，从北半球到南半球。最终结果是一种全新的、二元化的社会再生产组织：商品化与私有化导致部分无支付能力的人提供照顾工作，以换取有支付能力群体的（低廉）工资。
所有这些构成了所谓的“照顾危机”，但这种表述具有较大误导性，因为正如我们在《宣言》里提出的那样，这场危机是结构性的——它是当今资本主义广泛的危机中的组成部分。由于后者的严重性，近年来针对社会再生产的抗争自然地爆发了。北半球女性主义常常将其关注点描述为“家庭和工作间的平衡”，但社会再生产抗争的意义更为广泛——包括为住房、医疗照护、食物安全以及无条件基本收入（unconditional basic income）的基层社区运动；为移民、家庭佣工和公共部门员工的权利的抗争；为在疗养院、医院和儿童照护中心等盈利机构提供社会服务的工人组建工会的运动；以及为那些如儿童日托、老年护理、更短工作周、更多带薪产假和育儿假等公共服务的抗争。总之，这些要求等同于要求大规模重组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关系：呼吁一种将人的生存和社会联系置于盈利性生产之上的社会安排；呼吁一个任何性别、民族、性取向和肤色的人都把社会再生产活动与安全、高收入、无骚扰的工作结合起来的世界。
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的政治
以上分析宣告了我们《宣言》的基本政治立场：女性主义必须面向和应对当前的危机。正如我们所说，资本主义充其量只能转移而不能解决这场危机，真正的解决方案需要一种全新的社会组织方式。
当然，我们《宣言》不会描绘替代方案的具体样子，因为它必定是在为创造它的抗争中所展现的。但一些事情已经明朗：与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主张相反，性别歧视不能被机会平等的正义所击败——与一般自由主义不同，它也不能通过法律变革有所改变。出于同样原因，停留在对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解，仅仅关注劳动报酬的剥削是不能解放妇女的，事实上也不能解放任何性别的劳动人民。我们同样有必要将目标对准资本对无偿再生产劳动的工具化，因为剥削在任何情况下都与这些劳动有关。真正需要根除的是这个制度中生产和再生产之间的顽固症结，解除盈利对人的培育的纠缠，打破再生产对生产的从属关系。这意味着废除让它们得以共生的更庞大系统。
我们的《宣言》认为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是这个解放事业的主要障碍。这股潮流之所以取得当前主导地位，是由于它表面上延续了上一时期的女性主义激进主义，但实际上却是倒转了这种激进主义。女性主义激进主义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正值反对战争、种族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强大反殖民抗争浪潮的顶峰。它们有着共同的革命精神，质疑现有秩序的整个结构基础。但是，当那个时代的激进主义（radicalism）消退后，出现的霸权是一种被削去了乌托邦和革命抱负的女性主义——一种反映并适应了主流自由主义政治文化的女性主义。
当然，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并不是故事的全部。斗志旺盛的反种族主义和反资本主义女性主义思潮仍然存在。黑人女性主义者（black feminists）对阶级剥削、种族主义、性别压迫的交织性作出了颇有洞见的分析，新近的唯物主义酷儿理论（materialist queer theories）揭示了资本主义与性身份物化之间的重要联系，邀进的社群继续他们辛苦的日常基层工作，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现在正在复兴。然而，新自由主义的兴起转变了激进潮流运行的总体环境，削弱了每一场支持工人阶级的运动，同时赋予了自由主义女性主义这个企业友好型替代方案更多的权力。
然而，今天的自由主义女性主义霸权已经开始崩塌，一股新的女性主义激进主义浪潮正在崩塌中显现。正如我们《宣言》中提到的，当前运动的关键突破在于对罢工的吸收和重塑。通过罢工，女性主义者采取了与工人运动一致的抗争形式，并对其进行了改造，她们不仅中断了有偿劳动，也阻挡了社会再生产的无偿劳动，揭露了社会再生产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或缺的作用。她们挑战了工会声称其自身所“主导”的罢工，彰显了女性的力量。为了表明她们拒绝接受现有秩序，女性主义罢工者将工人抗争民主化，重述了这一显而易见的主张：罢工应当属于全体工人阶级——并非某部分工人阶级，也非某些特别的组织。
它的潜在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正如我们《宣言》指出的那样，女性主义的罢工驱使我们重新思考什么是阶级，什么才是阶级斗争。卡尔·马克思的著名理论是将工人阶级称为“普遍阶级”（universal class），他的意思是，工人阶级通过斗争来克服自身所受的剥削和统治，同时也在挑战一个压迫世界上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制度，从而推动人类事业的发展。但马克思的追随者总是没能认识到工人阶级和人类都不是无差别的、同质的实体，这种普遍的人类事业也不能通过忽视它们的内部分歧来实现。今天，我们仍在为这些政治上和思想上的失误付出代价。当新自由主义者为了美化资本的掠夺而讽刺地庆祝着“多样性”时，大量左翼分子仍然落入一种思想窠臼，认为将我们团结在一起的是一个抽象的、同质化的阶级概念，而女性主义和反种族主义只会分裂我们。
然而，越来越明晰的是，将激进工人描绘为“白人和男性”这一标准印象逐渐变得与时代非常不符——事实上，它从一开始就是不准确的。正如我们在《宣言》中所指出，从粮食暴动到阿拉伯革命[5]，到占领伊斯坦布尔塔克辛广场（Taksim Square）的反绅士化运动[6]，再到激起反紧缩和保护社会再生产的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7]，今天的全球工人阶级同样包括了无数的女性、移民以及有色人种，抗争不仅仅存在于工作场所，亦同样存在于社会再生产的场域。
我们的《宣言》反对两种观点，一是左翼阶级还原论者（class-reductionist left）所构想的工人阶级，即一个空洞的、同质的抽象概念，二是进步的新自由主义为自身利益而赞扬多样性。取而代之的是，我们提出了一种普遍主义（universalism），这种普遍主义的形式和内容来自于自下而上的各种抗争。毫无疑问，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中固有的差异、不平等和等级体系引起了受压制和剥削的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就其自身而言，零星抗争的扩散不会产生社会变革所需要的那种强大的、基础广泛的联盟。然而，如果我们不能认真对待我们的分歧，这样的联盟将完全不可能。我们的《宣言》绝非主张抹去或轻视这些分歧，而是提倡我们应该反抗资本主义利用这些分歧打击我们的企图。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体现了这种普遍主义愿景：始终求变，始终对变革和争论持开放态度，始终通过团结来重塑自身。
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是一个坚持不懈的反资本主义女性主义——它永远不会满足于无差别的对待，直到我们拥有平等；永远不会满足于合法的权利，直到我们拥有正义；永远不会满足于民主，直到所有人的自由成为个人自由的衡量基础。
[1] 本书写作时间为2018 年。
[2] 即本书《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一份宣言》。以下简称《宣言》。
[3] 法国大革命期间最重大的食品暴动是凡尔赛妇女游行。1789 年10月，当时巴黎的女性与士兵一起向凡尔赛进军。迫使国王返回巴黎，三年后，妇女再次成为导致废除君主制的示威活动的主要参与者。而在1917年 3 月 8 日彼得格勒（圣彼得堡）女工于国际妇女节那天，向工厂的窗户扔石头和雪球，要求面包。抗议活动是由数千名女工领导的，并激发了男工加入罢工行列，最终导致沙皇统治倒台。
[4] “麦职”源自连锁快餐厅麦当劳的工作，可泛指任何低工资、低社会地位、低录取门坎、低尊严，仅仅要求少量技能及提供非常少晋升机会的工作。
[5] 指发生于2010年末由北非突尼西亚开始、蔓延至中东多个国家的反政府示威，导致政权倒台的事件。通货膨胀、政治腐败、言论缺乏自由及生活条件恶化是造成事件的主要原因之一。有研究表明，小麦生产和消费方面均居世界首位的中国在2010年遭遇严重干旱，导致小麦歉收而不得不依赖进口，引发小麦价格暴涨。而埃及作为世界最大小麦进口国，粮食价格的暴涨也是引发人们走上街头的诱因之一。
[6] 指2013 年 5 月在伊斯坦布尔民众反对在城市改善的幌子下，使该市的大片地区须被开发成购物中心。示威者占领塔克辛广场，抗议绅士化进一步令城市拥挤、交通混乱和过度开发。
[7] 愤怒者运动是指西班牙始自2011 年 5 月开始，抗议经济衰退、失业率居高不下，以及严厉的紧缩措施的民间群众运动。
上一篇 回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