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题4：我们正在经历的整体性社会危机，其根源是资本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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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题4：
我们正在经历的整体性社会危机，其根源是资本主义

　　在主流观察家看来，2007—2008年标志着上世纪30年代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的开始。尽管这种看法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错的，但对当前危机的理解仍过于狭隘。我们正在经历的是一场整体性的社会危机，它绝不仅仅局限于金融领域，同时也是经济、生态、政治和“照顾”的危机。它是整个社会组织形式的普遍危机，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特别是我们今天所面对的恶性掠夺式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金融化、新自由主义的危机。

　　资本主义周期性地生产这样的危机，其原因并不是偶然的。这一制度不仅以剥削有偿劳动为生，还坐享自然、公共品以及再生产人类和社会的无偿工作的成果。在对利润的永无止境追求驱使下，除非被迫如此，否则资本无需支付替代品成本便得以扩张自身。根据这一逻辑，资本贬低自然、利用公共权力、征用无偿的照顾劳动，周期性地破坏它和我们其他人赖以生存的环境。危机植根于资本的基因中。

　　今天的资本主义危机尤为严重。四十年的新自由主义压低了工资，削弱了劳工权利，破坏了环境，攫夺了维系家庭和社区的能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金融的势力延伸进社会结构同时发生的。现在全世界的人们都在说：“够了！”。他们不再被狭隘的政治观所限，不再相信老牌政党和新自由主义关于“自由市场竞争”、“涓滴经济”（trickle-down economy）、“劳动力市场灵活性”和“不可持续债务”的胡诌。结果是：领导权与组织的缺口日渐扩大，冲突变得不可避免。

　　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是跳入这一缺口的社会力量之一。然而，我们不能掌控这一鱼龙混杂的局面。各地涌现的右翼运动许诺通过结束“自由贸易”，限制移民，打压女性、有色人种和LGBTQ＋人群的权利来改善属于“正确”的种族、民族和宗教的家庭的命运。同时，在另一方面，占主导地位的“进步抵抗”（progressive resistance）浪潮推进了同样令人不快的议程。在努力恢复原状的过程中，全球金融家的党羽希望游说女性主义者、反种族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与他们的自由派“保护者”站在一起，放弃更雄心勃勃、更平等的社会转型计划。为了99%民众的女性主义者拒绝同流合污。我们不仅要抵制保守的民粹主义（reactionary populism），也要抵制其对手：“进步”的新自由主义，我们要明确并直面危机和苦难的真正来源，那就是资本主义。

　　换句话说，对我们而言，危机不仅仅是痛苦的时刻，更不只是盈利的停滞。至关重要的是，这也是一个政治觉醒的时刻，一个社会变革的机会。在危机时刻，身处关键位置的群众会撤回他们对当权者的支持。他们会拒绝一成不变的政治，开始寻找新的想法、组织和联盟。在这种情况下，最迫切的问题是：谁会引导社会变革的进程，为了谁的利益，又是为了达到什么目的？

　　这种由普遍危机所导致的社会重组过程，在现代历史上已经发生过几次——主要都是为了资本的利益。为了恢复盈利，它的拥护者一次又一次地重新发明了资本主义——不仅重组了官方经济，还重构了政治、社会再生产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在此过程中，他们不仅重建了阶级剥削，还重构了性别和种族压迫。他们惯于挪用反抗的力量（包括女性主义的力量）用以让1%的人获得绝大多数好处。

　　这个过程到今天还会重演吗？历史上，1%的人总是对社会或大多数人的利益漠不关心。但今天他们的处境尤其危险。在一心追求短期利益的过程中，他们不仅没有估计到危机的深度，也没有判断出它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长期健康构成的威胁：他们宁愿现在就榨取石油，也不愿为自己未来的利益而让出当下部份的蝇头小利，以保护生态系统的存续！

　　我们面临的危机威胁着我们所认知的生活。致力解决这一困境的抗争提出了社会组织最基本的问题：我们要如何重新划分经济与社会，社会与自然，生产与再生产，劳动与家庭？我们要如何利用共同生产的社会剩余（social surplus）？究竟由谁来决定这些事情？盈利者会设法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转化为累积私人财富的新机会吗？他们会在重构性别等级制度的同时收编女性主义抗争里的中坚吗？或者，一场反对资本的大规模起义最终会成为“在人类所乘搭的（失控）列车上踩下紧急剎车之壮举”^[1]吗？如果是这样，女性主义者会站在这场起义的最前线吗？如果我们在这件事上有发言权的话，那最后一个问题的答案是肯定的。

^[1] 此语出自德国作家瓦尔特．本雅明于（Walter Benjamin，1892—1940）1940年春天撰写的《历史哲学论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