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应当幻想什么?’我写了这几个字以后,不觉吃了一惊。我仿佛是坐在‘统一代表大会’的会场里,坐在我对面的是《工人事业》杂志的编辑和撰稿人。这时马尔丁诺夫同志站起来,咄咄逼人地向我质问道:‘请问,如果不事前向党的各个委员会请示,自主的编辑部有权去幻想吗?’接着,克里切夫斯基同志站了起来,并且(用哲学家的态度来加深早已加深了普列汉诺夫同志的意见的马尔丁诺夫同志的意见)更加咄咄逼人地接着说道:‘我进一步问你,如果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没有忘记,人类始终只是照马克思的意见,提出可能实现的任务,策略是任务同党一起发展的增长过程,那么从根本上来说,它是不是有权幻想呢?’
“想到这些咄咄逼人的问题,我真是不寒而栗,只想找个地方躲起来。我就试试躲在皮萨列夫背后吧。
“皮萨列夫在谈到幻想和现实之间不一致的问题时写道:‘有各种各样的不一致,我的幻想可能赶过事变的自然进程,也可能完全跑到任何事变的自然进程始终达不到的地方。在前一种情形下,幻想是丝毫没有害处的;它甚至能支持和加强劳动者的毅力……这种幻想中并没有任何会败坏或者麻痹劳动力的东西。甚至完全相反。如果一个人完全没有这样来幻想的能力,如果他不能间或跑到前面去,用自己的想象力来给刚刚开始在他手里形成的作品勾画出完美的图景——那我就真是不能设想,有什么刺激力量会驱使人们在艺术、科学和实际生活方面从事广泛而艰苦的工作,并把它坚持到底……只要幻想的人真正相信自己的幻想,仔细地观察生活,把自己的观察的结果与自己的空中楼阁相比较,并且总是认真地努力实现自己的幻想,那末幻想和现实之间的不一致就丝毫没有害处。只要幻想和生活多少有些联系,那幻想决没有什么不好的地方。’
“可惜的是,这样的幻想在我们的运动中未免太少了。对这种情况应当负最主要的责任的,是那些以头脑清醒和‘熟悉’‘具体情况’自夸的合法的批评家和不合法的‘尾巴主义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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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给向前的梦确立其他的标志。本书探讨的无非是超越一朝一夕的希望,本书执笔于1938年至1947年,审阅于1953年至1959年。本书分为五部分,其主题是更美好生活的梦。我广泛地接受、研究和检验了梦的直接特性,尤其是梦的可中介的特征和内容。本书越过小小的清醒之梦,探讨了强烈的清醒之梦,越过动摇不定的可滥用的清醒之梦,探讨了严格的梦,越过变化无常的空中楼阁,探讨了尚在期待的急需的惟一之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