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阶级斗争文献 -> 捷尔任斯基《囚徒日记及书信》
囚徒日记
（摘录）
（1908年——1909年）
1908年4月30日
我离开生机勃勃的外界总共才两个星期，却象已经过了几个世纪。我的思想还在活动，充满了对过去的岁月，那峥嵘岁月的回忆，在寻求充实的、有意义的生活。我的内心非常平静，而这种奇怪的平静和这牢房的四壁，以及外界的我暂时离开的一切是不相适应的。在这里，好象是苟且偷安代替了火热的生活，默默思考代替了积极的行动。
今天，我得到了练习簿、墨水和蘸水钢笔。我想记日记，想和自己谈谈心，想深入地思考生活的意义，以此来汲取一切鼓舞的力量，为了我自己，或许也稍微为那些在思念我，疼爱我的朋友们，用这种办法来保持自己的精力，直到恢复自由。
明天是5月1日。暗探局里有个军官，他满脸堆笑地对我说：“你有没有听说，我们在你们的节日前，抓走了你们很多人？”今天有个宪兵上校伊凡年柯到我这来，想了解我是不是个坚定的社会民主党人，如果可能，就建议我到他们那里工作……他问我：“也许，你已经回心转意了吧？”我反问他：“你可曾受到过良心的责备？可曾觉察到，哪怕一时觉察到自己是在维护邪恶？……”
与我同走廊的一间牢房里，关着一个钳工，叫米哈伊尔·沃利格穆特，他现在成了叛徒。他是波兰社会党战斗组织的成员，是在索科洛夫近郊一次抢劫邮局的流血战斗之后被捕的。在这次抢劫中，打死了六七名士兵。宪兵截获了沃利格穆特给同志们的字条，字条上写的是要他们不要把他牵连进去。暗探局局长扎瓦尔津[1]对他劝说了十个小时，答应他，只要他叛变就可放他出去，于是，他就当了叛徒。牵连到这个案件的有二十七个人，其中有些是十七八岁的男女青年。我在放风时看见沃利格穆特闷闷不乐地走着，垂头丧气，就我的观察，他从来没有和任何一个一起放风的难友讲过话，也从未与任何人敲墙通过话。
当前的生活痛苦万般，剥削、压迫、弱肉强食的法则统治着一切。逃脱这人间地狱的出路在哪里呢？争取过一种协调一致的生活，并要使整个社会，整个人类都能过美满生活的理想就是出路；社会主义的理想，劳苦大众团结一致的理想就是出路。这个理想已接近实现了，人民正真心实意地准备迎接它。这一时刻已经到来，必须联合许许多多这一理想的宣传者，高高地举起这理想的旗帜，以便让人民看到它并跟着它前进。而这正是现在社会民主党人最迫切的任务，是保全下来的、为数不多的那部分人的任务。
社会主义应该不仅是对未来的科学预见。它应该成为一把火炬，点燃人们心中不可征服的信念，赋予人们无穷的力量……
虽然为数不多，但思想坚定的几个人把群众团结在自己周围，他们给予人们的正是人们所不足的。他们唤醒人们，使人们心中燃起新的希望，消除那种互不信任的气氛，抑止流血复仇的渴望，这种复仇是违背人民切身利益的。
窃据政府官职的那帮杀人凶手是建立不了健康的秩序的，他们不可能把生活拉回到旧的轨道上去。无辜的人们的鲜血绝不会白流。人民群众的饥饿和痛苦，孩子们的哭泣和母亲们的绝望，这一切都是人们为了打击敌人、战胜敌人所要承受的牺牲。
已经很晚了，我想，那怕在这牢房里也要过有意义的生活，以便使我的精力不致白白消耗掉。我觉得，我还有足够的力量能坚持住并且能活着出狱。如果我出不去，那么这本日记簿总可能转到我的朋友们的手上，这样，他们就将有哪怕一小部分的“我”，于是他们将深信，我此刻的心情是平静的，在这寂静和悲伤的时刻，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在思念着、呼唤着他们。我的心境是这样地好，因为在肃静和孤寂中我思念着春天，思念着大自然，思念着我的朋友们。这里有时是这样的安静，安静得使我能想象出朋友们的音容笑貌……
5月2日
昨天和今天仿佛有一种不安、担忧、惶恐的心情控制着我……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思想总是不能集中，就好象风刮的碎布条一样，不停地飘来飘去，辗转不安……
今天那个上校又到我这儿来了。看到他，我全身都哆嗦起来，就好象有一条令人憎恶的、滑腻的蛇碰到我的身体一样。他客气地通知我，说我的案子已转到军事法庭，起诉书也已经给我寄来了。他表示遗憾地说，最高法院已停止管理我的案子，他要我相信，军事法庭宣判无罪要比最高法院多，判严刑是很少的。他反复问我，有没有书看，伙食怎么样，还让我相信，仿佛他还要在监狱里成立一个戏班子。但是当我又问到他有没有过良心发现的时候，他却用同情和安慰的声音说我神经不正常。
这次为时不长的谈话使我感到，好象有一条蛇在我身上爬，缠绕着我，找寻可以让他揪住的地方，好来控制我。我不是害怕我会经受不住这种考验。我只是感到一种生理上的厌恶，就象通常在呕吐前的那种感觉一样。我回到自己的牢房，我觉得我象往常那样控制自己的心情的力量现在不足了……我觉得我碰了一个肮脏的人，好象连我自己也碰脏了……
每天都要有好几个人被戴上镣铐。当我被带到七年前我曾蹲过的牢房时，我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就是镣铐发出的声音。这声音伴随着囚犯的每一个动作。冰冷无情的铁镣戴在活生生的人的躯体上。这永远要汲取热量，却又永远也汲不够热量的铁镣不断地提醒人们：不自由。现在我们这条走廊里的大多数犯人都被戴上了镣铐。十三个人中就有七个人。当他们被带出去放风时，寂静的监狱里一片哗啦哗啦的铁镣声，这声音一直钻到人们心灵的深处，成为统治一切的东西。人们走着，尽管他们看着天空，看着刚刚长出绿叶的树木，可是他们却看不见大自然的美丽，听不见生命的赞歌，感觉不到太阳的温暖。给这些人戴上镣铐是为了要剥夺他们的一切，而留给他们的只有这送葬的声音。其实，真用不着担心人们会逃跑，还没有一个人从这里跑出去，逃出他们的手心的。每一个犯人后面都寸步不离地跟着一个持枪的士兵和一个宪兵。四周围都是宪兵、士兵，还有牢房的铁栅栏和监狱高高的围墙。就是因为那些盘踞高位的人，他们渴望复仇，嗜血成性，他们极力想满足自己邪恶的欲望，于是就给人们戴上了镣铐。这些人，他们知道自己干的是什么，虽然他们并没有亲手给谁戴过镣铐，正象他们并没有亲自杀人一样。刽子手的角色是要由士兵和宪兵来扮演的，而那些戴上镣铐的人也是为了这些士兵和宪兵的幸福才犯下了“罪行”。因为这里的宪兵是招募来的，并非自愿。因此，这些实际上给别人戴镣铐的人，他们自己并不知道在做什么。他们习惯于剥夺犯人的东西，但并不明白他们从犯人那里真正剥夺的是什么。因为他们本身的条件不允许他们感到世界的美好。
今天，我看到从铁匠那里带来了一个戴着镣铐的年轻小伙子。从他的脸上可以看出，他的心已经麻木，对一切都失去感觉，他试图笑一笑，但这笑容只徒然扭歪了自己的面孔。他为了不让铁链拖在地上，就弓着身子，双手捧着它。他拚命加快脚步，跟在快步走着的宪兵后面，差点没有跑起来。而走在前面的宪兵，看来还想再给几个人戴镣铐。当宪兵发现这个犯人走得很急时，就停了下来，笑着说：“嗳，我忘了给你一条皮带。”（注：用来提铁链的）于是又带着他向前走了。
5月7日
今天，我和我的辩护律师见了面。我面对四壁，完全孤独地关了三个星期。这种情况的严重后果已开始显示出来了。我已经不能流畅地说话，尽管在我们会面时没有别人在场，我竟忘记了象“记事簿”这样一些最普通的词，我的声音也发抖，我感到好象全身都在颤栗。我的思想颠来倒去，但我感到自己的内心还是安静的，因为我并不是神经失常。我只是不习惯和人们相处罢了，因为当我从孤独生活的平衡中出来以后，还来不及立刻控制自己，来不及很快找到新的平衡。
律师看着我说：“您的神经太紧张了。”我回到牢房后，非常懊恼，因为我没有把自己所有的想法都说出来，说话时就象做梦似的，没有表达出自己的意愿，甚至连思想也没有。
看来，这个案件将在最高法院审理。谁知道他们呢？可能伊凡年柯想吓唬我，或者想检验一下，这时我会产生什么反应。而最大的可能是，他说了真话，通知我案件已经定下来了，但是还没有转到高等法院。同一个案件也可能要经过两方面的审理，最高法院要审理，军事法庭也要审理。不过，这也没有关系，反正要花好几年时间，需要耐心地等待。
现在我从早到晚看小说。小说把我整个吸引住了，我整天读它，读完之后，拚命地走来走去，好象我并不是整夜没睡，而是睡了，而且还做了梦，梦见许多不同的时代，各种人物，国王和乞丐，强盛和衰败的顶峰，还有大自然……有时候为了吃饭，我才不得已放下书，匆匆忙忙地吞下一些食物之后，立刻又急于了解书中情节的发展和人物的命运。我如此狂热地追求这些，就象不久前我沉湎在由伟大的思想和高度的热情所激励的日常生活的漩涡中一样。只是有的时候，这场梦中断了，我才又回到可怕的现实中来。
刚才旁边一位妇女和一个宪兵冲突了起来，后来她歇斯底里地大叫救命，就好象有人要杀她，要打死她似的。这叫声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好几间牢房里响起了敲门声，响了又停下来。我们这条走廊里的宪兵用害怕的、央求的声音说：“请你们别敲了，我又没有骂过谁，欺侮过谁。”有个犯人要求这个宪兵把所长找来。说他要向所长告状，因为那边有人打人，这个宪兵无可奈何地说：“好吧，您就告状吧。”一个士兵从外面威胁地要大家停止敲门，同时又大声地喊值日官。我的邻居，一个十七岁的中学生，被指控抢劫索科洛夫近郊的邮局，而且是四次抢劫，他敲敲我的墙问道：“这些野蛮人在搞什么名堂？”
在这件事后不久，一切又安静下来了，重新又是一片死一般的寂静，只有火车头的汽笛声偶尔打破这寂静。
有时，夜深人静，我躺在床上难以入睡，感觉到有某种响动，响动的地方就在外面，在围墙外面，就是犯人被带去钉镣铐的地方。这时候，我就起来仔细听。而越仔细听，就越清楚地听到，有人偷偷地、小心翼翼地在锯木头，在刨木板。“这是在做绞架。”这个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立刻对此肯定无疑了。我躺下去，把被子连头蒙起来……但这也无济于事。我愈来愈坚信，今天一定会有人要被绞死。他会知道这件事的。会有人到他那里去，扑到他身上，把他捆起来，并堵上他的嘴，以免他叫出声来。这个犯人也可能并不反抗，他让人家捆上他的手，给他穿上死时穿的衣服。于是人们就把他带走，看着刽子手怎么抓住他，看着他临死前的痉挛。还可能，象埋死狗一样埋他的尸体的时候，还要骂上几句无耻下流的话。
难道是他们？这些看守我的宪兵，那个一向彬彬有礼、有一双懒洋洋的脉脉含情的眼睛的上士，那个每次走进我的牢房都要脱帽的，有礼貌的所长？难道是我常常看见的这些人会在执行绞刑时出场，会参与执行绞刑？……他们已经习惯了。而那些走向绞架的人又会有什么感觉呢？我的心里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反抗，难道这些都不可挽回了吗？难道生命立刻就要化为乌有，停止存在了吗？难道要用自己的脚走向绞刑架，用自己的眼睛看到这准备好了的一切，并且感觉到刽子手碰到自己？……
我偶尔发现一个被判处死刑的犯人在墙上写的几句话：“约瑟夫·库尼茨基1907年6月6日在维尔诺市街上与妻子一起被捕，鉴于他杀死一名密探并参加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战斗组织，而被维尔诺军事法庭在苏瓦尔卡判处死刑，1908年2月19日解来华沙执行死刑。写于1908年3月3日。”从宣布他死刑到写这几行字，中间过了差不多三个月，而在这段时间内，他大概被孤单单地关在单人牢房里，一直为求生的欲望所折磨。
上面我提到过的那个关在我隔壁的男孩子，他敲墙和我通话，说他不是个胆小鬼，但是他不愿意为了钱去送命。我根据他谈的情况感到他心里可能发生了什么。虽然他也许会被宣告无罪……
关在我周围的所有的人都是由于叛徒出卖被捕的……
人家告诉我，有一个波兰社会党的负责人成了叛徒，在华沙、索斯诺维茨、卢布林等城市出卖了许多人。
5月9日
读起书来日子过得特别快。已经很晚了，可是我毫无睡意，我把睡觉的时间越来越往后拖。我几乎感觉不到门是上了锁的，忘掉了周围的可怖现象。我不去想未来的事情，也不去想监狱外发生的情况。春天的到来并没有使我向往辽阔的大自然，我看到了这正在苏醒中的春天，看到发青的树木、草地，呼吸着春日的气息。今天我听到第一声春雷，而现在窗外正下着愉快的春雨，我听到雨滴在敲打着我的窗户。我累了……我现在没有投入生活漩涡的愿望，目前生活在我心中的反映使我满意，我感到非常平静。我对生活的反映是和我对过去的回忆联系在一起的，或者是由于一些描写过去时代的书引起了我的回想。……我已经不再那么激动了，但是在我心灵的深处，正在不断地积蓄某种力量，以便当需要使用这种力量的时刻到来时，能立刻投入火热的斗争。谁能预料这一时刻何时到来呢？可能是明天，可能是今天，也可能再过一年。要把在这里折腾不安的我吞噬掉的火焰会燃起熊熊烈火吗？是在目前，还是到我能在斗争中创造新生活时呢？……
昨天我收到一份起诉书。高等法院的一个成员很客气地给我解释说，我有三天的时间可以指定必要的证人，这个案件在高等法院审理不会早于八月。他说，对我的案件不预备采用枢密院或司法部长那样的把它提交军事法庭的做法。他还说，八月份以前他们不可能审理我的案件，因为他们必须到谢德尔采、拉多姆等地去，然后还要休假。因此，这个案件就必须拖到秋天。他还顺便通知我，高等法院决定拘禁我和另外两位具保获释的难友。因此，直到审理这一案件时，我们中间有一个人要拘禁二十三个月，另外两个人各要拘禁二十个月。
至于说到我，在起诉书中没有丝毫证据说明我有罪，如果将来的判决是依据法律的证据，而不是根据法官的随意推测和情绪的话，那我是应该获得释放的。但实际上我完全不指望获释。他们可能还会在军事法庭上搞些什么新的名堂来整我。至于为什么他们现在还不这样做，那是因为要等到高等法院判我无罪时，他们才准备根据最近在我这里抄到的一些材料来控告我有新的罪行，尽管这些材料并不足以证明我是一个党员。
5月10日
两天以前在我隔壁关了一个十八岁的女工，她被逮捕已经有四个月了。她常常唱歌。他们允许她唱歌。那天，她和宪兵冲突的事情发生之后，就被关到这里来了。她很年轻，还象个孩子。她感到很苦恼，很寂寞。她敲我的墙，让我给她一根绳子，说她要上吊。同时，她又说，绳子一定要是糖做的，这样她就可以甜甜蜜蜜地死去。她敲得那么急，急得几乎让人听不懂。看来，她非常焦躁不安。刚才她又叫着我说：“给我出出主意，我该怎么办，才能不这样烦恼呢？”
她经常和宪兵发生冲突。她象一个活泼的孩子，既不能忍耐，也不愿意与这里的一套规章制度相妥协。就在我写这些话的时候，她又和他们发生了一次小冲突。她停止了唱歌，对着宪兵敲了敲门，就到厕所去了。路上她敲了一下我的门，回来的路上，她咳嗽了一声，停在自己的牢房门口，要求宪兵帮她开门，因为她手痛（据说，过去有一次发生冲突时，她曾用瓦罐向宪兵头上砸，而宪兵用军刀砍伤了她的手）。照此地的规章和既定习惯，门应该由犯人自己开。这是预防犯人在宪兵弯下身来开门时，对他进行袭击。这里过去就一直认为：每个犯人都是残忍的凶手和罪犯。例如，就是因为这个，当管理员的宪兵是不准进入犯人的牢房的。所以当她要求宪兵替她开门时，宪兵要她自己开。“反正一样”，她回答道，“我的手痛，我不能开门，我就一直站在这儿好了。”宪兵威胁她说，要打电话给所长，那时她就更要倒霉了。
“对我来说反正一样。”她还是这样回答。宪兵当时还没有决定是否采取坚决措施，为了想吓唬她一下，就向铃子走去，而她在这时却走到走廊另一头的一间牢房，那里关着一名年轻军官和一名犯人，她开始和他们谈话。狂怒的宪兵生气地打开门吼道：“你快进去，我已经把门给你打开了。”后来，他嘟哝了好长时间，还低声地骂着：“坏蛋！”我奔到门口，开始敲门，并且喊道：“宪兵！”他没有回答我，在我敲第三次的时候，他才走过来。我尖锐地批评了他。他开始还说，这不关我的事，而当我说，我听到他骂“坏蛋”时，他开始为自己辩解说，他本来可以开门的，但是她曾经不止一次地在宪兵弯下身子拉门闩时，对他脸上就是一拳，因此，他这次才不愿为她开门。
这个姑娘，又象孩子，又象疯子，总有一天会大闹一场的。这一次，她对宪兵又哭又闹，让大家很担心。当她上厕所时，她爬上了窗户，并且对放风的难友喊：“你们好”，当宪兵为此而进入厕所时，她就闹了起来。
5月1日在放风的时候，她喊道：“革命万岁！”还喊了其他的革命口号，并且唱《红旗歌》。大家都很激动，同时犹豫着是不是该和她一起唱，一起喊革命口号。谁也不愿意做胆小鬼，但是如果真需要唱，每一个人还是应该强迫自己做的。不过，这种没有目的的，不必要的示威是不能唤起同情的。整个监狱没有人作声。
晚上，上面有人敲着说：“今天晚上将要用歌声来举行示威。”但这个敲的声音非常小心，常常因为担心宪兵发觉而停顿，歌声终于没有响起来。
有时候，这姑娘常常引起人们的愤怒。她的笑声、歌声、和宪兵的争吵声给我们的生活带来某种无关的、格格不入的东西，同时，却又是人们盼望的、珍贵的东西，但这种东西和这里的环境是不合适的。这个姑娘想干什么呢？她为什么要破坏平静的生活呢？叫人不由得生气，但人们也会推想：“她还是个孩子，就被关在这里，这难道是她的罪过吗？象她这样的年龄还应该在母亲的照顾下生活。她现在象其他孩子一样，还正是玩的时候呢！”她也可能没有母亲，而不得不自己挣口饭吃吧？她不是个女工吗？这个可怕的制度迫使她积极地参加了革命斗争，而现在她却为此而受到惩罚。有多少人，他们从小就得过着这样可怜的、牛马不如的生活！有多少人，他们感情乖戾，他们注定不能享有真正的幸福和愉快的生活，甚至连做梦也不许梦见这种幸福生活！要知道，人的天性是有感觉和懂幸福的啊！一小撮人使千百万人失去这种天性，毁坏了，也毒害了他们本人；剩下的只有“疯狂与恐惧”、“恐惧与疯狂”，或者是由酒精、权欲、宗教的神秘主义刺激起来的奢望和快乐。如果社会主义的闪闪红星、光辉未来的闪闪红星不能照耀人类，那么活着是没有价值的。因为“我”是不能生活的，如果这个“我”是不包括他以外的整个世界，如果这个“我”不是与其他的人联系在一起的话，这个“我”是不能生活的……
5月13日
一小时之前下了场大雷雨。雷声震动了周围的一切。连我们这整个可怜的看守所都仿佛被震动了。耀眼的闪电不时划破黑暗，它那刺目的红光一直穿入我的牢房；大雨如注，风摇晃着窗外的树枝，碰到墙上，不时地敲打着，怒吼着。现在一切都静下来了，迷离的月光发出微弱的光辉，听不见哨兵的脚步声，连宪兵的脚步声也没有，听不见女邻居的歌声，也听不见镣铐的声响。只有雨滴不时地落在我的窗檐板上的声音，以及从远处常常传来的火车头的汽笛声。一股莫名的忧伤涌上了我的心头，但这不是囚徒的忧伤。就是在自由的时候，这样的忧伤有时也会不知不觉地笼罩住我的心。这是对现存的一切感到的忧伤，是对某种捉摸不住，但同时又象空气和爱情一样是生活所必需的东西的一种思念。
今天又给两个人戴上了镣铐。他们从铁匠那里被带回来的时候，经过我的窗户，我的女邻居用“革命万岁”的口号欢迎他们。他们受到鼓舞，也用同样的口号回答她。大概今天给他们判了刑。当我去放风时，我发现在一条走廊里（死刑犯的走廊里）有动静。当我每次被带到办公室去的时候，我总要经过这条走廊。尽管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关什么人的，但我仿佛感到死亡在徐徐降临。这条走廊不黑，甚至比其它走廊还要亮一些，因为它有三个大窗户。在这条走廊里有六间牢房，45号至50号。这些牢房的门仿佛和我们那边牢房的门一样，黄色的，上面有斑斑点点的锈迹，但人们总感到它们还是不完全一样。我看到一间牢房的门上锁了一把完全锈了的锁。而另一个牢房门上有一个大洞，上面钉着木板，就好象在这里曾经发生过一场搏斗，仿佛被判处死刑而绝望的犯人进行过反抗。
两天以前，我得到消息，省长、暗探局局长、宪兵队长都到我的女邻居那里去了，他们威胁她说，她和她的哥哥都要被绞死，她如想挽救自己，唯一的办法就是供出同伙和武器库的地点。他们还告诉她，说她就是被别人出卖的，而她也只有叛变才能得救。
最近几天，我在墙上发现这样的题词：“捷奥多尔·亚勃隆斯基被判处死刑。医生已经到48号牢房（死牢）来过了，今天就要处决。生活，永别了！同志们，永别了！革命万岁！”和这段题词并排的还有另外一段题词：“用十年的苦役代替了绞刑。现在他又有另外一个案件了：打死了普洛茨基监狱里的奸细。今天是1908年4月。”
5月14日
死刑犯的牢房空不下来，几分钟之前，在放风的时候，我看见50号牢房的窗户里有一张苍白的年轻男子的脸，好象是个工人。这间牢房的气窗是关着的。这个犯人几次走到窗前，脸贴着镶花玻璃向外看，但是除了象云雾一样飘浮的光线和影子之外，什么也看不见。只有上面的两块玻璃是透明的、可以打开。透过这两块玻璃可以看到被密密的铁丝网遮住的天空，这铁丝网密得连火柴都扔不出去。为了要透过这两块玻璃看到外面发生的事情，就必须爬到桌子上，或者爬到铁床架上才行。而宪兵一直在外面监视着，并常常通过监视孔进行窥视；因此只能是很快地跳到窗台上往外面看一眼。50号牢房的这个犯人一个人坐着，他连一个邻居也没有，这间牢房和大家完全隔绝，因此，住在里面的人甚至连和外界敲墙通话来消遣一下都不可能。因此他完全不可能用转移注意力的方法来使自己内心沸腾的激情平静下来。这里面是肮脏的砖地；肮脏的门；褪成了黄色的桌子和窗框；灰色的，落满了灰尘的，上面尽是蓝色和白色斑点的墙壁；象棺材盖子一样的天花板；门上的监视孔和疏疏落落撒到牢房里的死一般苍白的日光。而在那边，在门外面，走廊上，宪兵偷偷地走过来，掀开监视孔的盖子，看着、观察着，深怕这个牺牲品溜掉或者寻了短见。
5月14日晚
今天我的女邻居甘卡敲墙告诉了我下面的话：“我和一个叫奥夫恰列克的关在一起。我和她一块关了两个星期。她告诉我普·律师要和她会面。我信任地告诉了她我母亲的住处并且请求她，让普·律师到我母亲那里去一趟，叫母亲离开。奥夫恰列克同意了，但是她却把这一切都告诉了密探：暗探局来了个密探，她被突然叫到办公室去。她把一切都供了出来。她从办公室回来时，转给我一包东西：各种各样吃的东西，甚至还有鱼子，仿佛这些都是党给我送来的。我那时因挨了打，生着病。你只要想想，母亲动了手术之后躺在床上才两个多星期……突然警察来了，转告她（我对奥夫恰列克说的话），叫她走。她被带到暗探局，从那里又带到“帕维阿克”[2]。她受了吓，过了还不到三个星期就死在那里了。我父亲也坐了牢，两个月前他被判服苦役二十年。我的哥哥也坐了牢。我们全家都坐了牢。现在把我和另一个女犯人斯关在一起。当她被带到我的牢房来时，她这个贱货竟吻着我说：“多么好啊，长官老爷，您把我和一个熟人关在一起。”而我呢，请相信，根本不认识她，我还是有生以来第一次看见她。我就大闹起来，拒绝和她关在一起。昨天暗探局的密探到我这儿来说：“这个斯告诉他们，说我是什么从国外供应武器的主要负责人，说是我领导了华沙的一个战斗队，而我的哥哥，这么一个普通的人，竟被说成是什么外号叫“小火星”的知名人物。她编了许多诸如此类的谎话，我连想都想不出来。”
这里有许多女犯人，在放风的时候，我常常看见她们，连她们在另外几条走廊里说话的声音也听得到。她们常常和宪兵争吵，哈哈大笑，并且大声地讲话。尽管宪兵对她们似乎要克制一些，而且不允许通过监视孔监视她们，但是她们在这里的情况比我们还要糟。宪兵对她们的克制并非出于仁慈，只不过是怕闹事。显然，宪兵是避免激怒女犯人的，免得男犯人出来干涉；而且他们也没有把女犯人都关在一条走廊的牢房里，否则闹起来，宪兵是对付不了她们的，因为一个女犯人闹起来，比所有的男犯人一起闹还厉害。
在我窗户朝着的小花园的那一角放风的九个女犯人中，只有三个人比较安静。两个年轻的每次放风时都拉着手。她们两人是波兰人。第三个也很年轻，她样子严肃，矜持，是一个犹太人。其余的人不自然地嘻嘻哈哈，吵吵闹闹，和甘卡谈话，而甘卡根本无视这里的制度。今天又因为这个原因引起了一场不愉快。甘卡爬到桌子上，和两个放风的女犯人谈话，或者更确切地说，对着她们喊叫。她们两个回答了她，而且还说了一些话。宪兵先警告了她们两三次，叫她们不要再谈了，但她们对此毫不在意，气得发疯的宪兵跑到甘卡的窗前，拔出军刀，开始骂她们。这也无济于事。她们完全不予理睬。事后，我敲墙和甘卡说，我为此事生她的气，因为她为了这些微不足道的小事使自己受到侮辱。她答应，今后她再不这样做了，但是只过了一个小时，她就忘记了自己的诺言。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她毕竟还是个孩子，她不能生活在这没有任何新鲜事物的牢房里，这地方就连成年人，哪怕已经不止一次被单独囚禁的成年人，有时候也会失去自制力。
不知是今天早晨，还是昨天晚上，带来了一大批犯人。我看到他们在一起放风，两次是十个人一批，后来是七个人，六个人。大概他们的案件要由军事法庭审理。他们中有些人戴着镣铐，疲备不堪，穿着很坏，还有人戴着冬天的帽子。他们一群群地走着，低声地交谈。有些人则愁眉苦脸地、孤单单地走着。这些人中间有不少工人，一个铁路工作者，一个士兵，好象还有几个农民。有几个人，从他们的脸上看，也不象工人，也不象知识分子。从远处，又是隔着铁丝网，因此很难断定这都是些什么人。甘卡认为这是一些土匪，而我觉得这是“党团成员”[3]和一些无罪的人。如果说他们是土匪，那也是早先的党员。会把他们安顿在哪里呢？这儿没有这么大的牢房。也可能把他们十个人一组分别安排在关两个人的死牢里。他们正是被带到那条走廊里去的。
5月16日
春意盎然。所有的果树都开满了白花，长满了绿叶。白天愈来愈长，外面已经象夏天了，在花园里晒太阳已经嫌热了，在牢房里，则更感到闷热。
甘卡非常痛苦，她不再唱歌，变得安静了。她知道，昨天她哥哥被判处了死刑。晚上她敲墙告诉我：“他可能在今天就要被绞死了，他们会允许我和他告别吗？就剩下我孤零零的一个人了。他们对我的威胁也可能会兑现，把我也绞死。可是我的哥哥是多么年轻啊。他总共才二十一岁。”对这件事，我能和她说什么呢？我敲墙和她说，她是个不幸的孩子，我很可怜她。我说，我们应该忍受这一切。而她回答我说，她不知道她现在是否值得活下去。当可怕的死亡要夺去我们一个亲人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无法摆脱这种想法的。我们既不能逃跑，又不能忘却，于是这种想法就会反复出现。仿佛是站在可怕的死亡的边缘，感到孤立无援，无能为力，失去理智。
在我的牢房上面不知关着什么人，这个人关了不止一个星期。不知道他是谁。他不敲墙，也不回答。在他被关起来之后，不知为什么，我立刻就觉得这是瓦[4]、并且日益坚信这一点。我敲天花板招呼他，叫他的名字，他还是不回答。我把一只靴子摔到天花板上，也不起作用。他差不多毫不动摇。我好几天不能读书，因为我一直守望着，看他什么时候出来放风。但是他却没有走出牢房，我也就没能看见他，无法证实是不是他。今天，那里好象发生了什么事情。他敲门了……接着，我听到熟悉的开锁和拉门闩的声音。几秒钟安静之后，又是关牢房门的声音。后来他开始均匀地，心平气和地，断断续续地敲起门来。门开了两次，又关了两次，后来他又敲起来，起先是用两个拳头敲，后来用两只脚蹬门，用杯子砸。就这样，持续了几乎一个小时。我不知道，一直到现在也不知道，那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后来有人到他那儿去了两次，于是一切都结束了。一切都安静下来了，一片寂静，就好象那里根本没有人一样。
每个牢房都是这样生活的。只要哪一个牢房有时突然活跃起来，于是所有沉默的牢房里的犯人都离开自己的位子，注意地听着，考虑着他们该不该也闹起来，是不是也到了应该打破这沉寂的时候了。每次在这种事情发生之后，犯人们都很长时间不能恢复平静，不能再重新集中思想去看书。在这种时候，每一个人都会想起，他现在在什么地方，他为什么会在这里出现。对在我上面关着的是瓦的这种假想，很可能也是一种病态的、神经过敏的表现。我是不能摆脱这种神经过敏的。一般来说，这种毛病是监狱里犯人的通病。
5月21日
傍晚，当我在灯光下看书的时候，我听到外面一个士兵的沉重的脚步声。他走到我的窗前，把脸紧贴在玻璃上。他并不害怕。他这样做可能是出于好奇心，也可能，只因为他感到兴趣。
“老兄，你什么也看不见。”我友善地说。
他没有走开。
“是啊！”我听到他的回答。他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问道：
“你感到寂寞吗？把你关起来（跟着说了一句大家熟悉的，俄国人爱骂的话），就不让走了！”
这时有人到院子里来了。于是，他就走了。
这几句粗鲁的，但充满了同情的话引起我思绪万千。在这座罪恶的监狱里，从那些样子使人生气，使人焦躁不安，并引起人的仇恨的人那里听到了这样的话，这些话让人想起那个伟大的思想，提醒人们注意到那个思想的生命力，以及我们，囚徒们，与那些被迫来杀死我们的人之间的关系。革命已经做了多么巨大的工作啊！革命的思想已到处传播，打开了人们的智慧，唤醒了人们的心，在他们的心中注入了希望，给他们指出了前进的目标。这是任何力量也不能从人们心中夺去的！如果我们现在只看到邪恶泛滥，只看到人们厚颜无耻到为了刮取一点可怜的油水就去杀人，因而有时感到绝望，那就大错特错了。如果这样的话，我们的眼光就太短浅了。我们没有认识到人们从僵死的状况中复活过来的这一过程，对日本的战争暴露了俄国军队的极端混乱，预示了他们即将崩溃的命运，而革命却发现了这腐蚀整个社会的邪恶。暴露这个邪恶，就是为了要消灭它。这一目的是一定能达到的！为了加速这一时刻的到来，就必须使群众和我们一样，也相信这些罪恶必然崩溃，使他们消除怀疑，并站到准备斗争的整齐队伍里，去迎接这一时刻的到来。这就是理论工作者的任务。而其他人的任务则是揭露这一邪恶，反映人民群众遭受的灾难和痛苦，反映群众中被敌人抓去当兵的那少数人所遭受的灾难和痛苦，看到这些人在实际斗争中的作用。正是理解了这种作用才使他们有鼓足勇气、毫不动摇地忍受一切的力量。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激发起群众的勇气，并使他们认识到这一斗争的必要性。无论是给人们的思想带来影响的那些人，还是在人们的心中布下革命必胜的信念的这些人都是我们需要的。我们需要学者和诗人、教师和宣传人员。我想起了“无产阶级党”[5]出版的刊物《斗争园地》所产生的巨大影响。这本刊物反映了人们所受的苦难和他们在斗争中所表现的坚韧不拔的勇敢精神。要是现在也能有这样的刊物该多好啊！现在要收集材料和事例是更难了，虽然这些事实又多又有意义。不过，现在革命的力量也大多了。如果有谁担负起这项工作，或者哪怕是领导起这项工作，那么，经过一年、二年，这样的刊物是可能问世的。这样的刊物不仅能反映我们的苦难和我们的信仰，而且也可以反映我们对美好生活的渴望，正是为了这种生活，人们才不惜忍受一切痛苦，付出任何牺牲。
这个士兵所说的几句话启发了我的思想。这里有很多这样的士兵、勤杂工和当管理员的宪兵[6]，但是我们不可能打动他们的心灵和思想。我们与他们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被禁止的。即使谈话，也只能说些不着边际的话。我们和宪兵是互怀敌意的，与士兵也只能互相照个面。在这条走廊里三个宪兵每天每隔四小时换一次岗。每一个宪兵每十至十五天在同一条走廊里轮值一次。在这种客观条件下，很难了解他们中间谁比较单纯，比较容易接近。除此以外，他们还有许多事要做：有时带我们一个个地去上厕所，有时带我们去放风，有时带我们去和亲友见面；当士兵勤杂工送饭、打扫牢房、送茶、送面包、送晚饭、取灯时，他们还要开门。在做完这些事之后，带我们去放风的宪兵还要去做别的事。因此，他们常常是粗鲁的、恶狠狠的，视我们如仇敌，企图缩减放风的时间，并且使我们苦恼。不过，那种主观上希望我们苦恼的人并不多。只有少数人常常从监视孔窥视我们，当我们敲门时，故意地让我们长时间地等开门。而其余的人只不过是累了。我觉得，他们害怕长官，并且苦于严格的纪律。我目睹几件事，在这几件事情上，他们甚至表示了同情。有一次，我请求一个宪兵给我换几本书。他立刻对另外一个当时正从我们牢房门口走过的、没事的宪兵说：“你一定要在办公室里帮他说两句。”另外一次，在放风时，我发现，宪兵打算停止放风，并把我们带回牢房，我当时请他注意还有一分钟（钟挂在靠墙的玻璃框子里），他，因为我居然以为他想扣我一分钟放风时间，而感到气愤，但却用很友好的语调说出他的意思。因此，我不好意思地回答说：“你们中间这样的人还是有的。”
在这座“死屋”里要想和宪兵谈话是非常困难的。犯人和犯人偶尔相遇是不能互相通话的，这是这里的最大特点。有一次，有个宪兵忘了厕所里还有一个犯人，就把另一个犯人带来了……当后来的人发现了这一点，他立刻回到了自己的牢房。这个犯人关在我对面，因此我听到他对那个宪兵说：“那儿已经有人了。”又有一次，我遇见了一个被囚禁的军官。我看见他之后，就对他说：“你好呀，同志！”而他只是困惑不解地看了看我。
这里，人们已经失去了谈话的能力。宪兵们在走廊里互相谈话或是和勤杂人员谈话的声音都特别低。当有某一个长官到牢房里来的时候，宪兵总是关上门，不让别的犯人听到他们的谈话、听到他们的声音。宪兵没有权利和犯人谈话，也没有权利进入牢房；宪兵管理员监视着每一个士兵勤杂工，不让他们和犯人说一句话。当我有什么事需要找勤杂工时，我不能直接找他，而要先找宪兵。走廊里铺着柔软的长条地毯，因此听不见脚步声。从走廊里传到牢房的只有宪兵偶尔的低语声、门闩咯吱声和锁的咔嚓声。
逐渐从外面传到牢房窗户的那怕是最细微的声音都会加深这死一般的神秘的寂静。这寂静压抑着每一个人，使我们，也使宪兵们都受着它的支配。有一次我对宪兵提了一个意见，让他不要在放风时象那天早晨那样叫醒我，同时我还补充说，我以后要为此闹事的。这些话我是很心平气和地说的，但就在发表这个简短声明时，我感到浑身发抖。我发现这个宪兵，也不能流畅地对我解释清楚。如果我们中间哪一个人，能按制住自己，流畅地对宪兵说上几句话，或者有时唱起歌，或者真心地大笑起来时，那真好象久布乌云的天空太阳突然露出笑脸一样。这种情况连宪兵也感觉到了。
说到这死一般的寂静，必须提请注意的是，在我们这条走廊里已经没有戴镣铐的犯人了。而在我们的小花园里放风的犯人中，也只有一个人戴镣铐（一部分从省里带来受审的人已经取下了镣铐，另外一部分戴镣铐的人已经押走了）。因为没有镣铐的声音，这个寂静印入人们的脑海已经不那么刺人，但是它对人的心灵还是起了强烈影响的。
生活的气息从外面渗入到我们这里：白天是惯常的喧哗，在喧闹声中很难区分出各种不同的声音。这里散发着生活的声息、散发着太阳、雨水的气息。城市的喧闹声、车轮滚滚声和士兵操练声都交织在一起。在这生活的喧闹声中有时还夹杂着自由自在的孩子们的话语声，夹杂着宪兵和士兵们粗鲁的狂笑声，戏谑声，骂人的和说话的声音，有时是雷鸣般的军乐声，士兵声嘶力竭的歌声；还有时是拖曳的、单调的手风琴声音。偶尔逢到节日还可以听见有手风琴伴奏的嘶哑的歌声。晚上，火车头汽笛的鸣叫和奔驰的列车的轰隆声清晰可辨。微风吹拂树叶沙沙作响，仿佛是树林在柔声歌唱，又象是小溪流水淙淙作响。但所有这一切外界的声响只有更使人强烈地感觉到狱中的静寂，因而常常引起人们的恼怒，甚至于疯狂。它经常提醒人们：你还没有死。这一切外界的声响是透过窗户上的铁栅栏传到里面来的。隔着窗子，生动的外部世界看起来就象是模糊不清的发光的斑点。然而，要是完全没有外界的这些声音，情况可能会更糟。
5月22日
今天楼上的牢房里又闹了事。这次，这个犯人已经不仅是敲敲门了，而是用凳子砸门，还大叫：“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不知道那里发生了什么事。闹了有十分钟，然后一切又归于死一般的沉寂。
5月23日
今天第一次有人来看我。弟妹带着小凡齐娅来了。小姑娘摸着铁丝网[7]，把一个小球给我看，招呼我说：“伯伯，过来。”看到她们，我真高兴，我非常爱她们。她们给我带来了鲜花，这些美丽的鲜花现在正摆在我的桌子上。看到我的气色很好，我的弟妹很高兴。我让她放心，我告诉她，我在这里过得挺好，挺愉快。我还告诉她，我大概要被判服苦役。
今天我到办公室去了两次（我的辩护律师来了，也有人来看我），每次都经过死牢的走廊。那里有被判了刑的犯人，看来他们只有两个人，因为勤杂工只拿了两份午饭。我相信，这两个人是被判死刑的，因为在走廊里除了宪兵之外，还有一名持枪的士兵在站岗。
从监狱外面，我的亲人们给我带来了问候，他们不顾生活的羁绊，勇敢地前进，为了事业而奋斗。我仿佛看见了他们，他们人数很多很多。有的人和我处于同样的境况，另一些人还活着，还有另外一些人在很远的地方[8]，但是他们的思想、心灵和事业仍然还在这里。我还看见了那些和我贴心的人们，他们使幸福照耀着生活，使生活充满了活力和坚韧不拔的精神。
我的女邻居甘卡今天一声不响，十分忧伤。我设法送给她一朵白色的小花（水仙花）。她敲墙对我说，她很爱我，并且叫我不要为这句话而生她的气。我觉得，她因为看不到亲人，因为生活中没有鲜花，没有自由而感到心情十分沉重。她多么想依偎着一个人，听他说句爱抚的话啊，她多么不愿意总是这样做一个孤寂的人啊。“现在就剩下我孤单单的一个人啦！”她有一次这样对我说。而我对这孩子也很依依不舍，我象可怜我自己的孩子一样地可怜她。
5月28日
甘卡咯血已经有一个星期了。今天医生到她这里来，看到她的情况不好，建议她到医院去治疗。她拒绝了。我劝她去，告诉她，在医院里她会好起来，而她说，在医院里她将寂寞难熬，而且，等她返回时，别人会占了她现在的地方，所以她不想去，结果她就没去。
甘卡整天躺着，浑身没劲，她不时地轻声敲墙，看看我是不是就在近边，当我回答了她，她就对我说：“我非常爱您。”多么可爱的孩子！虽然我和她之间隔着一堵阴森森的墙，但是我可以感觉到她的每一个动作，听到她的脚步声，感觉到她每一次热情的迸发。难道命运就注定她在万分孤寂的境况中死去，连爱抚她一下，对她温和地笑一下的人都没有吗？可我也没有勇气说服她到医院去治疗，因为就是在医院里，在监狱外面她也没有一个亲人。也可能她还不会死，咯血会停止，她毕竟还这样年轻，坚毅，而且充满生命的活力。这里所有的犯人都喜欢她，她也明白这一点。人们走过她的牢房，都对她说：“您好！”或是“晚安！”宪兵们也不对她吼叫，某些人甚至还给她帮点小忙。有个宪兵不久前曾和她长谈，说：他对甘卡孤单单地关着表示很同情。几天以前，监狱里想把她搬到另外一间比较宽敞的牢房和另一个犯人同住，但是她不想离开她现在的牢房。
在我这条走廊里，只有我们两间牢房连在一起，在我们楼上也是这样相连的两间。我上面那间关着一个人，但他从不敲墙。在甘卡上面关着两个人，他们象是故意捣蛋，今天一整天，穿着沉重的大皮靴在她头顶上跑来跑去。她从窗口对他们喊，让他们不要再跑了，因为他们每跑一步，都震得她头痛。但是他们大概是没有听见，还是照样跑来跑去。一个士兵因为她的叫喊对她很生气。他问一个宪兵，为什么甘卡要这样叫，而她却因为感到自己无能为力而痛哭。直到傍晚这两个人才停止跑步。看来，是值班的宪兵叫他们不要跑的。
刚才甘卡唱了一首革命歌曲，曲子是她自己编的，悲伤、缓慢，充满怒诉之情。但她没唱多久就咳了起来，显然，血又涌上了她的喉头。
5月31日
想必昨天和今天都在审理抢劫索科洛夫近郊邮局的案件。有十五名男人和一名妇女被判处死刑，两名妇女被判十五年苦役，还有两名妇女被宣告无罪。
甘卡昨天收到起诉书。她被指控参与八起谋杀案，领导了战斗小组，参与罗果夫抢劫案，谋杀斯卡隆[9]未遂案等等。据说她将被判处绞刑。斯卡隆说，他绝不取消死刑，还说：“她就是这样也已经活得太长了。”
一个关在我旁边的谢德尔采来的学生也和他们一起被判了刑。和他们一起被判刑的还有叛徒沃利格穆特。
6月3日
昨天又有八个人被判处死刑。
今天甘卡被叫到办公室去，但是很快就从那里回来了，她心情很激动，大声笑着。所长要她选择：或是叛变（这样她就只判终身苦役），或是绞刑。他对她说，她还年轻，又很漂亮。甘卡听了哈哈大笑，结果，她选择了绞刑。
现在她一直在算她还有几天可以活，她睡得很少，而且常常彻夜难眠，整夜整夜地在牢房里来回走动。有一次她不由自主地冒出了这样几句极端疲惫和绝望的话：“为什么他们总是要没完没了地喝我们的血啊！我安慰自己：这种情况很快就会结束的，可是他们仍然在杀人……这样下去，青年人就不会努力向我们靠拢了。”不过，这样的话她是很少说的。现在她又重新唱歌了，又常常和宪兵们争吵，哈哈大笑，她说：“就是在我觉得十分痛苦时，我也要装得使他们什么也看不出来。不能让他们看着我的痛苦而感到高兴。”
从她说的话中常常可以使人感到她心中的矛盾：她渴望生活，但又无法逃出敌人的魔掌。于是在她的头脑里出现了自杀的念头。但是一线希望仍然在她内心发出微弱的光芒。她告诉我，她走向断头台时绝不低头，绝不发抖。我觉得她说的是真话，她正是这样的人。有时，她十分渴望能有个亲人在自己身边，能够看见他，摸到他，能够自由地和他说话。这时她就诅咒把我们分开的那堵墙。我们就这样并排地关在两个房间里，好象奇妙的童话故事中的两个亲人或者一对朋友那样。我不只一次地因为将被判处死刑的不是我而诅咒自己。
6月4日
昨天，因抢劫索科洛夫郊区邮局被判死刑的人都被处死了。和这批死刑犯人关在一起的一个犯人在放风时，不顾宪兵的干涉，对甘卡叫着说：“已经处决了！”今天我们在放风时只看到一个死刑犯，就是那个早先关在我旁边的谢德尔采来的学生。他说，他被人从刑场带了回来。明天将要就谋杀拉多姆的骑兵大尉的案件审判五十一个人。
甘卡今天没有唱歌，她责怪自己昨天不该在那些人被绞死时唱了歌。她问我，死牢在哪里，因为她真想早一点到那里去。她说，在走向刑场时，她将要唱《红旗歌》。
每逢晚上我们窗户前面的小花园里，宪兵们吵吵闹闹地取乐，互相大叫，大笑，拍手。今天除了拍手和大笑以外，还听到喊“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后来，他们就到各条走廊里去换岗，从监视孔向牢房里面窥视，注意着，不让犯人们互相敲墙通话。犯人们每去一次厕所之后，他们都要仔细搜查，看犯人有没有在哪个地方留下什么书信。晚上，他们要把被判死刑的犯人带到刑场去。我上面关着的是个女犯。
6月5日
半小时前（现在大概将近午夜十一点了）有两个拉多姆人受审后被带到我们这条走廊里来了。这两个人被判了死刑。甘卡从牢房里对他们叫着说：“我们一定会坚持住的，我们决不垂头丧气！”宪兵低声地制止他们说：“行了，行了。”一小时以前，楼上旁边的走廊里有一个女犯人大声地骂宪兵，整整半个小时用一件发硬的东西疯狂地砸门；关在她旁边的，一个男犯人则用拳头敲门。后来一切都平息下来了。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甘卡感到她心情很奇怪，激动得很厉害，看书也看不下去，她一直在等待着，希望一切都尽可能快地结束。她的意志力并没有被摧毁，相反，她在想，在审判时她应该如何表现才能使得判决不会更动。她对宪兵很随便，也很傲慢，完全不理睬他们说的什么“不准讲话”、“离开窗户”……“谁要反抗，就叫谁死”等等。她把这些事都告诉了我。她的镇静也感染了我。该死的人却活着；而真正热爱生活的人，临死时也决不因遭到厄运而使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失去光彩。要是有这样一个人，他能把这个死屋里生活的全部可怖情景，把被监禁在这里判处死刑的人们的斗争和精神上的消沉与振奋的全部情况都描绘出来；要是有这样一个人，他能把被监禁的英雄们，把卑鄙的人们和普通的人们的内心活动，把被判处死刑的人们走向刑场时的内心活动都描绘出来，那么这座死屋和关在它里面的人的生活将会成为今后斗争中的最强大的武器和光芒四射的火炬。因此必须搜集和告诉人们的不是被判刑的人和牺牲了的人的一般的生活记录，而是要不怕任何苦难地把他们的生活，把他们内心的活动，一些人高尚的革命激情和另一些人下流卑鄙的行为，把他们内心的巨大痛苦和欢乐描绘成一幅生动的图景。要使真理再现。当这真理是美好的，强有力的时候，它是感染人的；而当这真理被摧毁，并堕落成卑鄙行为的时候，它在人们心中引起的只有轻蔑，人们就避免为它牺牲。只有那亲身经受过许多痛苦，而且十分热爱生活的人才能做到这一点，只有他才能揭示出内心的恐惧和斗争，这绝不是那些只会写官样文章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
6月6日
今天有人来看我，并且给我转来外面同志们的问候，美丽的鲜花，水果和巧克力糖。我看见了斯坦尼斯瓦娃和凡齐娅[10]。会见的时候，我站在那里就好象做梦一样；既不能控制自己，又不能集中思想。我只听见她们说：“你的气色很好。”还有我自己说：“这里糟透了。”我还记得，我请她们给我送几本书和我完全不需要的内衣。会见之后，我回到牢房，有一种异常的感觉，没有什么疼痛，也没有什么别的不舒服，只有某种令人恶心的感觉，而美丽的鲜花仿佛在对我说着什么。但究竟说的是些什么呢？我自己也并不清楚。
后来有人受审回来，我听到他在走廊里的镇静而坚定的声音：“绞刑”，还有宪兵嘶哑的叫声：“不许说话！”早晨放风的时候，我看见从死牢里运出几车干草。大概处死的人太多，以致死囚的牢房里草垫子和床都不够用了。现在正在给昨天判了刑的八个拉多姆人准备地方。
今天甘卡又是一声不响，忧愁满怀，我请求我一向认为很和善的上士给她拿点鲜花去，他拒绝了。
我在会见后的那种茫然的感觉已经消失了。是甘卡驱散了这种感觉……我楼上的那个不久前在牢里出生的小孩在哭。和甘卡同一条走廊的牢房里的一些等着审讯和处决的难友向她表示热烈的爱情。甘卡很生气，她认为他们还没有和她亲近得可以有权向她作这种表白。
6月7日
今天甘卡的辩护律师来了。她的案件将在下星期四审理。律师对她说，绞刑是免不了的。甘卡坐立不安，急不可待，找不到什么东西来消磨时间。因为这件事要拖这么长时间，还得再等四天，今天她整天没唱歌，十分生气。我终于设法把花送给了她，她告诉我，她将带着这些花走上绞刑架。
傍晚，宪兵们在花园里吵吵闹闹，拉手风琴。甘卡敲墙对我说：“我是多么天真，多么愚蠢。要知道这是他们唯一的消遣。但是我却因为这笑声和音乐声十分生气，我一直以为，他们是故意这样做，好让我们无法忍受……”
6月12日
所有拉多姆人的死刑都改成服苦役了。人们还叫我相信，甘卡也将如此。几天前另一个女犯人被关到她的牢房里了。从这时候起，笑声和歌声整天连续不断。传遍了整个走廊。她感到生气，因为我几乎不和她敲墙通话。对我来说，她开始变得陌生起来了。我明白，如果我更深地了解她，如果对我来说她不是个“抽象概念”，那她就会感到我对她的冷淡。
6月28日
我很久没有写日记了。甘卡被转移了，她现在关在我的牢房对面。18日星期四那天，审理了她谋杀斯卡隆未遂的案件。两天以来，她都坚信，她要被判绞刑。辩护律师答应，如果判决改变就到她这儿来，但一直没来。而她的死刑终于以终身苦役代替了。两天以后，就是今天，她的辩护律师来了，他说，斯卡隆已把绞刑改判为苦役，这是因为判绞刑对他不方便，因为这个案件涉及到他本人，如果是另外的案件，他一定判定了就不改。大概明天要审理马尔克爆炸案。除了这个案件，还有六个案件要牵涉到她……
从凯尔采来的一位难友关在我旁边的牢房里已经两天了。星期四审理了他的案件，他原来被判处死刑，现在改为十五年苦役；过两天将要审理他的另一个案件——杀死两名警察的案件。人家告诉他，是奸细埃德蒙·塔兰托维奇认出了他，说他杀死了一名邮差和三名士兵。绞刑是肯定无疑的了。据说，这个奸细出卖了波兰社会党整个组织，现在他一直忙着揭发和交代，法院的侦讯员们不得不排了队等着提审他。拉多姆人在这段时间内还有两个案件。他们两次都被判处死刑，两次又都改为苦役。
7月2日
6月29日甘卡从我们这儿被带走了。我只是在她放风的时候，偷偷地从气窗里看见了她。她的案件在30日审理过了。根据她用手在颈子上的比划看来，她大概是被判了绞刑。她从这条走廊里被押走了。有几个人在单人黑牢里被关了三天，因为他们给检查官递了用激烈的言词写的声明书，控诉宪兵，说他们对女犯人不好，还要求把女犯人关到女牢里。他们中有些人被关入单人牢房，另外一些人被关到另外一些牢房去，这样就可以使他们今后不能再互相接触。
现在我旁边的牢房里没有人了。凯尔采人现在关在另外一间牢房里。他才二十一岁，可有十七桩案件牵涉到他。当有人到他那儿去读起诉书时，他拒绝听，他声明说，他已经讨厌这一套了。他说他宁可到另一个世界去，也不愿意再听这个。他唯一的遗憾是他不能再活二十年。他还问，。四十岁时将会有多少案件牵涉到他。又来了很多戴镣铐的犯人。我只有在他们出来放风时才能听到和看到他们。有几个人差不多还是孩子，脸上还没有长胡子，面容苍白，看起来不超过十五六岁。他们中有一个人走路吃力，大概是两腿受了重伤。放风时他总是坐在长凳上。另外一个人没有用皮带提着脚镣的铁链，而任它们拖在脚后，哗哗作响。其余的人则相反，高傲地戴着镣铐行走，一边走，铁链一边响，他们挺直身体，精神抖擞地迈着步子。
这两天我遇到一件有趣的事：我在厕所里，宪兵忘了，又带了一位拉多姆的难友进来。我们两个人都很吃惊。他已经三次被判处死刑，三次又都被改成二十年苦役，现在又因为在监狱下面挖坑道以及参加“波兰社会党左翼”[11]这二桩案件各判了十五年苦役。尽管他丝毫也没有参与人们诬告他参与了的谋杀宪兵大尉及其他人的案件，他还是因为这些案件被判了刑。在这以前他已完全脱离了运动。和他关在同一间牢房里的另一个人也被判了死刑，这是一个真正的左翼分子，是一个原则上反对采取个人恐怖手段的人。宪兵发现了自己的粗枝大叶，但是并没有把我们赶开，只是在带我回牢房时，对我笑了笑。
现在我们全走廊的犯人都感到沉闷，因为甘卡走了，听不见她的歌声，也不能和她开玩笑了。但是她还是用她那从远处传到我们这儿来的歌声让我们知道她人还在，这歌声虽然是压低了的，但仍然可以听见。
7月3日
今天午饭后我牢房里的整个窗户都打开了。现在，我每天从四点钟到五点钟可以开窗整整一个小时（放风时不准打开朝院子的窗户）。我已能看到绿荫，看到一大块天空，呼吸到新鲜空气。我倚着铁窗，在窗旁伫立。新鲜空气使我陶醉，我感到很忧郁。我回忆着，怀念着往昔，并意识到我被剥夺了自由。在这里，就在华沙，他们把我关在牢里，这里体现了他们的暴力，他们的统治就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的。有一个持枪的加尔梅克士兵看守着我，警惕地监视着我。在不远的地方机车在鸣叫，火车在奔驰，车上坐着自由的人们，他们有很多，很多，而我们这里只有很少几个。尽管我一个人在这牢房里闷得发慌，但我的精神又振作起来了。
7月6日
今天，他们把甘卡带走了。经过我的牢房时，她喊道：“再见了！他们把我从这里抓走了。”宪兵吼道：“住嘴！不许说话！”他们走远了。重新带了三名犯人到我们这条走廊里，其中有戴上镣铐的无政府主义者瓦捷尔洛斯，他被判十五年苦役，还有一个案件将要牵涉到他。从他的口音和姓氏看来，他是个外国人，由于他向检察官告状，他在单人牢房里被关了三天。有一个从奥斯特鲁夫来的犹太人和他关在一起，那个人被指控为在逮捕工人时往工厂厂房扔炸弹。我隔壁关着一位妇女，我不知道她是谁，因为她是今天才关进来的，她不大会在监狱里敲墙通话。另外，是两位从拉多姆来的人。军官别洛科佩托夫是从沃姆扎省的赞布鲁夫来的，很年轻，脸色绯红，象个姑娘。他是个炮兵，有人指控他没有告发自己的同志，那人似乎是全俄军官协会成员。从1907年11月1日就和他关在一起的是一个工人，被指控为波兰社会党战斗组织成员。后来又有两个工人，对他们我毫无所知。最后就是叛徒沃利格穆特，据说他已经把三十个人送上了绞架。和他关在一起的是比亚韦斯托克来的一个犹太人，看来也是叛徒，因为人们不止一次地告诉他沃利格穆特是个什么人，可是他却依然和沃利格穆特关在一间牢房里。
7月7日
今天是很恐怖的一天。有人在旁边走廊的牢房里猛敲，但这没有持续多久。紧接着瓦捷尔洛斯开始敲，喊所长来，人家告诉他，所长立刻就到，但却整天都没有来，瓦捷尔洛斯就时敲时停地干了一天。晚上九点钟他走到走廊上声明说他就在走廊里等。许多宪兵和士兵都跑来威胁他，命令他回牢房去，他不干，直到抓住了他，把他推进牢房才算了结，可他还高喊：“同志们！”所有牢房里的犯人都用力敲门，瓦捷尔洛斯也开始敲了，到这时，所长才出场。他们低声地用德语交谈，我只听懂了：瓦捷尔洛斯要求把与他关在同一牢房的难友带走（以前，他是同原来也关在单人牢房的扎克斯大夫关在一起的。现在是关在单人牢房了），要求惩办那些对他施行暴力的士兵。此后，瓦捷尔洛斯立即被转到另一牢房去了。与此同时，士兵们在牢房窗下跑来跑去吓唬犯人，说他们要打死瓦捷尔洛斯，但后来他们自己也问起事情的来龙去脉来了，并对他表示同情。我听说有一个宪兵曾想挑起士兵们反对我们，但士兵们默默地听着，没有作声。甘卡还在这里，在放风时我看见了她。
听说我女邻居的父亲被绞死了，母亲死在狱中，哥哥被流放。瓦捷尔洛斯不愿意和他关在一起的那个犹太人昨天被判关押三年，另一位犯人被判八年苦役，虽然他完全是无罪的。
一位叫穆沙利斯基的拉多姆人由于告状，被关进了单人牢房，但他们使用了欺骗的办法，说是带他到办公室去。瓦捷尔洛斯拒绝自愿去单人牢房，就躺在床上，据说他是躺在床上被抬进单人牢房的。
7月9日
从这里抓走了两个拉多姆人（穆沙利斯基和加尔鲍夫斯基）及一个奥斯特鲁夫来的犹太人。牢房空了一间，但转来了两个新的：鲍鲁茨基和拉多姆人马约夫斯基。瓦捷尔洛斯从单人牢房出来以后第二次又向检察官告状，而检察官由于受了凌辱又吩咐把他关进单人牢房七天。现在还没有关进去，看来，是没有空余的单人牢房。
在我的楼上关着一位妇女，我已了解到她叫阿涅利亚·格里曾德列尔。她曾被判终身流放，花了二千卢布的保证金才获释。后来又被捕了。她在彼得库夫整整二十三天没有吃饱，据说那里的条件对妇女来说是残酷极了。
7月23日
昨天给十四个人戴上了镣铐，其中有一人在到铁匠那里去的路上苦笑着说道：“这是最后几步自由的步子。”今天给五个人取下了镣铐，看来他们是从外省带来审判的。我的女邻居苏莉玛虽然硬说自我感觉挺好，而且整天唱歌，但她非常不幸。她的父亲被处死了，母亲死在牢里，一位哥哥关在谢德尔采监狱，另一位哥哥关在第四要塞监狱，只有一个十四岁的弟弟从牢里放了出去。和她关在一起的是一位扫院子的妇女，有人指控她参加了在拉多姆监狱底下挖坑道的活动。她成天祈祷。她的案件明天审理。
瓦捷尔洛斯在单人牢房里被关了七天。他已到了另一间牢房，但不知道是哪一间。楼上20号牢房为了抗议伙食太坏而绝食了好几天，昨天绝食停止。过去这里大家的伙食还是好的（每个囚犯三十七戈比），从去年九月起情况变了：给政治犯仍旧拨给三十七戈比，但刑事犯的“伙食费”降到十一戈比，而且认为谁是刑事犯就把谁列入刑事犯。这样一来，比如，拉多姆人变成了刑事犯（穆沙利斯基和加尔鲍夫斯基绝食四天；他们的伙食改善了，但很有限）。当过兵的赞布鲁夫人鲁奇金，现在关在我们这条走廊，他不是被指控杀人，却说他参加了党，也被当成了刑事犯。伙食极坏，数量不足，他们总是挨饿。
7月26日
今天，星期天，又给两个人戴上了镣铐。看来，他们明天将被送去流放。在挖坑道这个案件上，五个人被宣告无罪（其中之一是我们走廊的维尔日比茨基，他继续留在这里）。从赞布鲁夫来的那个当过兵的人，伙食费已增加到三十七戈比。
甘卡现在和奥夫恰列克关在一起，她指控奥夫恰列克有叛变行为，这大概是撒谎。我现在相信，她的其他一些话也是夸大的。但是她坚持她所说的那些。她们现在三个人关在一起。头两天甘卡放风时很兴奋，很快活，现在她很苦闷，很忧伤。
今天我数了一下放风的人：我们院子里有六十个；因此，总共约有一百二十个。六十人中妇女十人……楼上的牢房是原来的侦讯办公室改成的。据说，那里不仅关着受侦讯的人，、还有许多服刑期满的人。传说服苦役期不超过八年的不发往西伯利亚，因为那里所有的监狱都已满了，准备把他们分别安插到俄国欧洲部分以及波兰王国的一些监狱中去。
7月29日
今天，所有的牢房都关上了窗户，并用钉子钉死。这样，牢房又关上了，象座坟墓，既看不见天，又看不见树，也看不见燕子。我们甚至连呼吸新鲜空气的权利都被剥夺了。传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犯人用绳子从窗户往下放信（他们用这办法互相通信）。据说来了一位新的所长（在这以前不久刚换了一位所长），他表示不钉死窗户就不接管看守所。昨天尚允许开窗，今天就全部关死了。
近来，有四位新囚犯被带到我们走廊。和我的那位女邻居关在一起的人被送往拉多姆了。从彼得库夫来的一位女犯人卡莉亚特补充了她的位置。今天很沉闷。有人打算抗议、斗争，这件事有可能会形成冲突，但现在窗户都不开，已毫无办法了。
8月7日
一个名叫卡茨的犯人在我们走廊已关了好几天。他是6月25日在他参加了一个会议之后的第二天在柏林被捕的，在那里关了两个星期。他被看管得非常严，无法把自己的被捕情况告诉别人。后来被特别快车送往韦尔日博洛沃，在那里被交给了俄国当局。从柏林到科夫诺他一直戴着手铐脚镣。据说，外交部长曾电告柏林警察局，要求把他送往华沙监狱第十看守所。他在科夫诺过了一天，再从那里被送到这里。他被指控为无政府主义者小组成员。
除他以外，还有两个犯人被带到我们这里：土匪马列夫斯基和一位帕比亚尼采来的工人斯坦尼斯瓦夫斯基，他们被指控为波兰社会党党团成员，明天将审讯他们。
8月16日
据说，斯坦尼斯瓦夫斯基被宣布为无罪了。马列夫斯基星期五已受审判：他和另外两名被告判处绞刑，一人为二十年苦役。马列夫斯基整天都在说胡话，审判之后他对我们说，他是无罪的。值班宪兵对他说，总督已将他从死刑改为十五年苦役，但说这话时宪兵总是笑嘻嘻的，所以马列夫斯基不相信他。法官对马列夫斯基说，在二十四小时内他有权上诉，但马列夫斯基不知道律师会不会等他，他不知道自己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步骤。时间过去了。他拍了个电报给母亲，让她到此地来为改变死刑而奔波。今天他已经平静了，看来判决从轻了。
几个星期以前，审判了波兰社会党战斗组织的一些成员，大家都为判决之轻感到惊讶：只有一个蒙特维尔被判十五年苦役，五人宣告无罪，有几人被判八年（齐普科、亚斯特尔热姆勃斯基、皮奥特洛夫斯基），一人由二年八个月的苦役改为关押六个月。据说马尼科夫斯基由终身流放改为关押一个月，对一位妇女也同样改变了判决。大家都很吃惊，有人认为镇压时期已经结束了。
由于钉死了窗户，妇女中有人提出一个打掉所有玻璃的方案，但没有被采纳。另一些人建议宣布绝食，要求把大家的伙食供给一律拉平到三十七戈比，但这个建议也未被采纳，因为几乎没有一次绝食能进行到胜利。瓦捷尔洛斯在去年九月两次组织了绝食，一次十五天，另一次八天，当局向他“诚恳地”保证，满足他的一切要求，但没有一个要求曾得到满足。基恰利斯基两次宣布绝食，要求摘下镣铐，第六天给他下了镣铐，但一星期之后又给他戴上了。
绝食的抗议已不能产生任何影响了。当局知道，这种抗议无法持久，也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参加，只有比较坚强的人才能支持，但他们本身也非常受苦。
据说新来的所长是个“好心人”，他想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窗户照旧钉死，但放风的时候牢房的门可以向走廊打开；至于伙食，较为富裕的囚犯可以不拿全份，而将其一部分让给那些吃十一戈比伙食的人。这样，可能产生的结果就是：伙食对大家来说都减少了，而贪污的人却可以拿得更多。现在——得承认这一点——不找我们的麻烦了，而且对我们也好了。最近甚至连宪兵的骂声也听不到了，那些家伙一向敌视我们，他们以能用某种办法侮辱我们而感到满意。如果不是这样的话，这里就是无法忍受的，事情也可能会导致最残酷的冲突。要知道，人们从这里走向绞刑架或去服多年苦役的时候，他们还没有忘记自由的日子，他们无法接受“一切永远完了或者好多年都要完了”的念头。
最使人难受、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个监狱里的诡秘莫测。监狱统治的奥秘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它的宗旨是使每一个犯人只知道自己，即使这一点，也不允许他全部知道，而是尽可能地让他少知道。可是囚徒们却要为撕开这一奥秘的帘幕而斗争。这样便产生了这种经常的通信，他们寻求各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办法来通信，在走廊上咳嗽一声，在牢房内唱唱歌或吹吹口哨，从而形成了一整套暗号系统。一旦旧的“信箱”失灵，就想新的办法。有人搞了一套完善的同别人交往的办法，大家相信这种做法，并以此为生。监狱当局把这样的人从一个牢房转到另一个牢房，企图使他们驯服，但是谁也无法使他们的热情冷却下来。如果其他办法都不行，他们就在放风的时候通过朝院子的窗户或从厕所里向放风者做各种手势。宪兵们无法对付他们，就向他们挥手，示意最后总要把他们从这里带走。结果犯人还是什么都知道了。当他们情报不足的时候，他们经常满不在乎地胡诌一些，因此就有了凭空虚构出来的假情报。为了揭开这个监狱的奥秘，什么方法都使用了。
我们得到一个消息，说是暗探局派来了六个密探，犯人中有奸细。监视开始了。可能发现真正的奸细，但也可能嫌疑会落到那些无罪的人身上。不久以前，当他们把一个被关的军官和一个新来的犯人带出来放风的时候，犯人中就有人通过厕所的窗户大喊：“这个就是奸细！”甘卡就和我谈过奥夫恰列克和斯麦尔曾斯卡娅象是明显的叛徒，可是她后来又若无其事地同奥夫恰列克关在一个牢房里，在放风的时候也还和她一起闹着玩。后来，他们似乎又争吵了，因为又分开来关了。今天甘卡不知为什么在单人牢房关了一夜。一种有害于共同生活的不信任气氛产生了，每个人都尽可能不与他人往来。
密探确实很多。每个牢房的难友经常变动（很少有人是一个人关着的，大多是两人一间，也有些牢房关三个人或更多一些），这种做法的目的是很明显的：使那些未暴露的密探有机会了解更多的情况。几天以前，我看到窗外一个货真价实的奸细在放风的时候同一名外省来的犯人在一起，这个奸细是个知识分子。我就朝窗外喊：“同志，和你一起放风的人是个有名的坏蛋，是个奸细”。第二天，他们就各自分开放风了……
现在我又在怀疑一个人。还在外面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个女叛徒的姓名。在这里我了解到有一个女犯人的姓名和我知道的那个女叛徒的姓名一样，虽然她在这里的表现无可指责。后来，我偶尔又听说，她只同她所熟悉的人接近，而她的性格很象那个叛徒的性格。这样，不管我个人的意愿如何，我就产生了开始时我压下去的那种怀疑，而且这种怀疑越来越强烈了。当然，我没有把这种怀疑告诉任何人，我正在做一切，以便弄清这件事。
我的女邻居苏莉玛很多天来又是一个人关着了，她的女友卡莉亚特已转到另一个牢房。再过几天苏莉玛就要受审了。拉多姆人维尔日比茨基被带走了。
8月21日
今天，看守所全天处在变动中。人们搬动褥垫、床，把犯人从这个牢房搬到另一个牢房。我们给她起外号为“可怜的孤儿”的我的女邻居苏莉玛搬到了另一条走廊里，搬到关奥夫恰列克的地方去了，尽管她非常不愿意离开我们，关在楼上走廊里的犯人齐普科（八年苦役），今天已被带往阿尔谢纳尔监狱。转到我们走廊的是拉多姆来的一名难友莫斯托夫斯基（他已被判终身苦役）和波兰社会党左翼的一个成员克鲁格尔。
密探沃利格穆特的两个同牢犯人转到别的牢房去了，他本人好象已经不在这里了。
在第三条走廊的被判处三年监禁，他们是服刑期满的前军官阿维季相茨和萨拉麦伊，两人都是革命军事组织成员（他们1909年8月24日刑满）；一个过去的军事工程师维伊坚巴乌姆由于侮辱沙皇被判一年徒刑（到1909年7月7日）；还有一个中学生阿·鲁坚科，由于他母亲的求情，把四年苦役改为一年监禁。他们每天可以拿到报纸，但一看完立刻被拿走，使他们不可能转给我们。他们于7月11日从禁闭室转到这里，是由于关在那里的帕比亚尼采的一位警察局长约宁的告密。约宁曾同两名警察一起枪毙了一个叫格里泽利的犯人，是一个出名的坏蛋，是拉脱维亚侦辑队的“英雄”之一。这个混蛋的告密非常特别。他告密说，在禁闭室似乎有一个革命军事组织中心，似乎还在那里印刷宣言，似乎还从那里散发宣传品，在军队中进行宣传鼓动等等。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这些军官被转移到了这里。禁闭室就在第十看守所旁边，这是一幢三层楼房。下面是受侦讯的士兵，他们由于被告发犯刑事罪和军事罪受到审讯。二楼上关押的是违犯纪律的军官和贵族，他们被判拘留几天。他们的牢房是不关门的，窗户也没有铁栅栏。三楼关的是判了监禁的和待审判的军官，这些牢房是上锁的，窗户有铁栅栏，但有时也整星期整星期地不上锁，这一般是在那些正派军官负责看守的时候。他们那里有各种报纸，所以他们也就很容易与外界联系。
那里还关过一位军官沙曼斯基达一年四个月之久，因为1905年他拒绝把自己的连队带去镇压罢工的工人。那里也关过一位哥萨克军官鲁勃佐夫两个月，他被控告为拒绝枪杀战地法庭判处死刑的工人。法庭为此撤销了他的职务。那里还关过一位宪兵的低级军官两个月，因为他释放了十名政治犯。顺便说说，那里现在还有一位刑满的涅鲍加托夫舰队的海军上校，他由于把分舰队交给日本人被判处监禁十年。还关着一位陆军少尉捷涅科，他是一个拥护托尔斯泰学说的人，1908年4月由于不愿意服役被判入犯罪军人连监禁六年。由于这一判决，犯罪军人连的全部犯人都被取消军衔。
8月29日
8月25日审理了十一个拉多姆人的案件，他们被指控为波兰社会党成员，及抢劫国营酒铺。两名妇女被宣告无罪，其余九人，其中包括两个叛徒加列维奇和塔兰托维奇被判处死刑。后来，一个叛徒由死刑改为监禁六个月（！），另一个改为终身流放。其余犯人被判十至二十年苦役。这个塔兰托维奇有一段时间曾关在我隔壁，自称塔列维奇。他发牢骚说，他这么年轻就得死去，他担保，如果他是四十岁的人，那现在就不是十七个案子的问题，而要多得多。在这里放风的人中间有两个密探：萨格曼，他穿着学生的制服，还有沃利格穆特。
8月31日
今天审理了三十七名华沙社会民主党人的案件。十二人被判终身流放，二十五人被宣告无罪。8月25日审理了七名罗兹社会民主党人的案件。据说，三人被判处四年苦役，一名女犯终身流放，三人被宣告无罪。据说他们的罪状毫无证据，法院仅仅根据一个宪兵上校的供词就判决了。
9月6日
今天我深信不疑了：很遗憾，我的怀疑是有根据的。原来甘卡曾关在特沃尔基的疯人院，在那里被普鲁什库夫社会民主党人带走。但她后来在被捕时把那些解救她的人出卖了，她亲自带了宪兵指点解救她的同志们的住地。她关在这里用的是假名，小心翼翼地隐瞒了自己的真名（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她为什么叛变？谁了解她呢？可能是遭到了毒打，也可能她真是疯子。现在她关在我楼上的牢房里已经好几天了。今天我把这一切通知了其他人。我应该这样做……也许她起初打算为自己辩解，企图证明这一切都是假的。她大概起码也要为取得一点信任而斗争，但是她应得的命运是耻辱——人的命运中最沉重的十字架。
我有时在放风时看到奸细，其中二人已引起了恶劣的印象，所以他们连眼睛都抬不起来，脸就象苍白的、坏透了的罪人的假面具，呆滞、死板，一看就知道是被人抛弃的脸。他们的样子使你想起你举棍子要打的痉挛的狗。一个是沃利格穆特，另一个是萨格曼。另外三个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根据他们的脸色很难断定他们是什么人（塔兰托维奇和加列维奇与“党团”的拉多姆战斗组织的案件有牵连）。其他二人还在笑，开玩笑，很快活，这是些职业奸细，萨格曼更是个搞奸细活动的专家。
今天给四个人戴上了镣铐，其中包括蒙特维尔（他关在我楼上）。
一位有两个孩子的母亲，据说，被判流放十二年，那是因为在搜查时，她的房客打死了一个士兵，并和她的丈夫一起溜掉了。孩子们和她关在一起。今天放风的时候，她由于某种原因打了大孩子一顿。我在窗户里看到了这件事，想大声呵斥她，因为在监狱里，在牢房里，一切都可能夸大到可笑的地步。可是孩子却满不在乎，继续淘气，在院子里跑，赶鸡，采集树叶。
……
和我一起关着一位年轻军官勃。我只和他一个人保持通信联系。他愿意和我关在一起，哪怕时间不长，而我则宁愿没有人和我关在一起。从明天起我们将一起放风，这就足够了，这就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多样化。这能持久吗？
瓦捷尔洛斯已收到起诉书。他被指控为无政府主义的共产党人（根据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这一案件要牵连十八名男人，六名妇女）。他由于抢劫某一商人被判了十五年苦役。你一看这些所谓攻击和杀人罪，再也不会相信，象瓦捷尔洛斯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这些起诉书提到的当事者和领导人。瓦捷尔洛斯痛苦地面对每一种暴力和一切不公正行为。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象是狂热病者，盲目地追随自己的理想，把自己的感情作为它的牺牲品。
10月11日
8日的深夜里蒙特维尔被绞死了。白天给他摘下了镣铐，带到了死牢。星期二，6日那天审讯他参与了在拉普附近袭击运输沃伦斯基团的士兵的火车。他未抱任何幻想。7日那天当我们放风的时候，他爬到窗上同我们告别。他是深夜一点钟被绞死的。按常规，刽子手叶戈尔卡为此得到五十卢布。楼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克敲地板通知我，他们“决定通宵不睡”，宪兵则说，一想到有人要被绞死的时候就“浑身发抖，辗转反侧，无法成眠”。蒙特维尔在断头台上最后说的话是：“独立的波兰万岁！”
7日深夜处死了60号牢房的一位老人。自从犯下这些可怕罪行的这两个夜晚之后，这里什么也没有改变，依然是晴朗的秋天、士兵、宪兵，他们指定的换班、我们的放风。不过牢房内变得安静些了，听不到歌声，许多人等着何时厄运轮到自己。
在我们隔壁53号牢房关着一个土匪科兹洛夫斯基，他9月25日被判处死刑。他至今还不知道，已送交维尔诺总督审批的判决是否会撤销（是在格罗德诺省犯的罪）。律师对他说，在八天内有可能批准判决，或者撤销判决。
在51号牢房还关着一个由于土匪行为被判处死刑的来自索斯诺维茨叫格日勃的人（他说他是无罪的，看来是真的）。9月22日就判决了，可是他至今还不知道这个判决会改为多少年苦役，或者一般说来是否会被撤销。虽然他经常向监狱当局打听，还是没有结果。
我的一位难友告诉我，关在他隔壁、被判处死刑的一个土匪采纽克深信他在十三天内会被绞死，但最后来人通知他说早已把他的死刑改为十五年苦役。
从9月24日起，我就同一位炮兵中尉勃关在一起。他已关押了九个多月，只不过被指控为没有告发似乎是全俄军官协会中的自己的同志。指控的根据仅仅因为他曾和这位同志在一起住过。这件事是有名的坏蛋、宪兵中校旺夏茨基干的。这个案件牵连了六名军官和近四十名士兵。旺夏茨基5月份起就答应结束该案，但一周一周地拖下去，最后一次他说9月14日就给大家看起诉书，并将案件交检察官处理，但迄今什么都不清楚。所有军官被迫退伍，否则他们按军纪处理可能是撤职。旺夏茨基向勃宣布，如果他收不到勃的退伍通知，他就不会释放勃。
旺夏茨基三月份与第十看守所所长乌斯宾斯基的一次谈话极其典型，那时所长正好刚从审判厅回来。旺夏茨基问：“怎么样？事情顺手吗？”——“当然！五人全被判处死刑。”
无政府主义者瓦捷尔洛斯和军官卡利宁（关在19号牢房）已在单人牢房关了七天。同一牢房的无政府主义者卡茨也将在单人牢房关四天。马尔切夫斯卡娅（即奥斯特洛夫斯卡娅）和20号牢房的女工捷奥多拉、马利诺夫斯卡娅将各关三天。
我们（现在是52号牢房）和我们楼上每一个牢房都已通“电话”，直截了当地说，是在墙上打了洞。这些洞不久前是堵好的，但在同一天囚徒们重又把洞钻开了。第二天这件事就被发现，洞又重新堵上，这个工作由我们承担。在这以后我们很多人不愿再干这种浪费时间的麻烦事了……相反，无政府主义者建议公开保留所钻的洞“以示抗议”。只有三个牢房（18、19、20号）同意这个建议。所长约尔金命令将瓦捷尔洛斯关进单人牢房。来了以上士为首的五个彪形大汉的宪兵，全然不顾其他牢房的犯人拚命的敲门声，把他带进了单人牢房。
20号牢房的犯人要求检察官来，人们劝他们不要这样做，因为混蛋的检察官对他们更坏。
一位新的副检察官上任。他光临之后几天，来了一道检察官的命令：这三个牢房的全体犯人统统关进单人牢房。这次冲突之后犯人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冷淡、更加紧张了。
无政府主义者的策略是：通过每件小事进行经常不断的永不停息的斗争。其他人的策略则截然相反：首先关心的是保存自己的力量，尽可能避免冲突，但同时保卫自己的权利和尊严。不久前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有一件事差点闹到法庭。他企图引起冲突，用假通知引诱其他走廊的犯人，似乎他那整个走廊都决定大闹一场，而当时他那条走廊里的犯人对此都一无所知。
我们这位新的上士已来了好几个星期，据闻他是个混蛋透顶的家伙，由旺夏茨基请来的，亲人来看我的时候我曾看见过他。他很注意听我们的谈话，为了靠近一点，竟厚颜无耻地手脚伸开懒洋洋地坐在桌子上，还不时地干预谈话。可恨的无耻之徒！家里给我带来了胶靴，他不准我收下，说是这里根本不需要胶靴。
从他来到这里的时候起，我们就没有机会洗澡，也借不到图书馆里的书。所谓的“买东西”[12]已由原来的一周一次改为两周一次。毫无疑问，他已发现当地的宪兵中有革命者，于是，就从他们那里拿走并烧掉图书馆借来的俄文书，用新的宪兵来代替许多原有的宪兵，说是把所有“赤化分子”送往骑兵连，派新的来这里。骑兵连连长不愿接受他们，央求将军不要把他们派到他那里去，因为他们会使全骑兵连都赤化，而他要派去代替的人一和我们接触也将赤化。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军队一般说来已经“赤化”了，许多被征入伍的已“赤化”，其他的照样也“赤化”起来，可怕的工作本身使他们“赤化”。
有一个宪兵给乌特戈夫将军发了一封用印刷体字母写的匿名信，要求除了付给他们每个士兵五十戈比以外，为他们在第十看守所的工作每月应“补发”一卢布五十戈比。
这笔钱，上级没有发给他们，而是进了谁的腰包了。
10月25日
我一个人关在第一条走廊3号牢房已经一星期了。在这条走廊上共有五间牢房，窗户朝着医院的花园。这里很清静，孤单，就连宪兵也大多数是新的。老的只留下一些坏的了。邻居今天敲墙告诉我，瓦捷尔洛斯已绝食十二天，因为他要求改善伙食、发给文具、允许洗澡，并要求见负责人。据说他已失去知觉。在他关进单人牢房七天之后，把他关进了50号牢房，那是一间完全隔离的，从前关死刑犯的，现在主要用于关土匪的牢房。听说，他们害怕他在流放的时候会袭击他们或者逃跑，准备把他和基恰利茨基在这里关很多年。
11月12日
我和我同案人的案件审理了三天（7、8、9日）。这对我来说是很大的消遣。审讯在最高法院进行。我是戴了手铐坐马车被带去的。我很激动，很高兴，看到了街上的动静，看到了街上自由自在的行人的脸，商店的招牌和布告，电车。能和同志们会见，并见到一些熟人也使我高兴。审判大厅里有很大的窗户，有一切可能的点缀品以及由七人组成的审判团：检察官、鉴定人、牧师、教士、证人、辩护人和亲友。先是证人、鉴定人和译员的宣誓，证人的证词，根据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二款要求严惩的检察官的起诉报告……然后是洛特什塔特讲话，他为自己辩护。后来是辩护人讲话。讨论一个多小时以后就宣布判决：我是终身流放，洛特什塔特和阿乌谢姆各判四年苦役，而梁达乌是监禁一年。虽然已经证明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没有武器仓库，没有炸药，也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我和阿乌谢姆是党员（5月份法院就在卢布林判处洛特什塔特六年苦役，他承认自己是党员，但否认党有武器库），根据第一百二十条第二款我们仍被判了罪。尽管对梁达乌一个证据都没有，但还是说五个人在他那里开的是一次党的会议，而他是知道这点的。他们是凭“良心的声音”对我们作出判决的，这种“良心”与其说是适应了当局的要求，还不如说是适应了军事法庭法官们的“良心”。只有我一个人被判终身流放，大概，只不过是因为他们知道，根据他们所列举的我的第二个案件，他们只能把我搞去服苦役。据说，宪兵们对我反感的是第三个案件。现在所有关于社会民主党人的案件都将由最高法院根据第一百零二条来受理了。
开庭时我根本没有想到这是在审判我们，并将把我们流放好多年。我对于判决没有抱任何幻想，但也没有想到这一点。我看着法官，检察官，看着所有出庭的人，看着墙壁，以及所有的装饰，我怀着极大的兴趣、极大的满足看着。这是因为我看见了新鲜的色调和色彩，看见了别的人，别人的脸。我仿佛正在出席一个庆祝会，不是悲伤的，可怕的，而是一个与我全然无关的庆祝会。我的眼睛饱尝了新鲜的东西，所以我很高兴，很想对每个人说几句问候的话。
只有那么一刹那，我感到仿佛他们要去埋葬什么人了，那是把我们带进审判大厅去听判决的时候，十五至二十个宪兵突然包围了我们，从刀鞘里拔出的刀在我们面前晃动。当首席审判官刚开始宣读判决中“奉沙皇陛下的旨意”等的时候，这种心情就消散了。
今天，我又是一个人在牢房里了。我不怀疑，苦役在等着我。我能坚持吗？当我开始想到，我在牢里还要关这么多天，一天又一天，一小时又一小时——大概就是在这第十看守所——恐惧就控制了我，内心就要爆发出一种喊声：“我不能！”但我还是能坚持的，一定得坚持下去，象其他人所能做的那样，象很多人忍受更大的痛苦与灾难时那样。我无法想象，怎样才能坚持住，但我承认，这是可能的，于是我心头就产生了一种骄傲的要坚持住的愿望……
目前我完全是独自一个。同走廊上任何人都不通信，同整个看守所断绝了联系。上士已换了一个人了，幸好那一个被赶走了，他是一个难以容忍的凶恶的人。新来的好象还不坏，我对他还不了解。新来的宪兵一般说来不找我们的碴儿。我只同一个宪兵发生过冲突。深夜里我看书看得很迟，他不时地到我的门前来，紧贴着门，掀起监视孔盖子偷看，啪哒一下把盖子放下，他不离开，又再次掀起来。我要他不要这样做，我说，如果这样使他满足的话，那让他去偷看自己好了，我要他不要敲门，不要紧贴着门。过了一会儿，他又故意地开始敲起来，我就和他干了一架。他惹得我发起火，向他直扑过去，但值班的人来了，叫他停止这场把戏。
11月15日
我很想写点什么。我们走廊里几天来笼罩着一片坟墓似的寂静。走廊上只有我和我对面的人——再也没有别人了。其他牢房都是空的。几天前，除我们外，全都转到别的走廊去了。我没有和他们通信……但我感觉得到他们，听得到……可我现在是一个人留下了，孤寂使我难以忍受。
12月4日
今天很想再写点关于我们受审的事情。
在判决宣布一周以后，他们又把我带到最高法院，向我宣读了最终判决。结果是，我被判有罪不仅由于我是一个党员，而且由于起诉书及检察官的讲话一致认为我各个方面都有罪行。例如，判决书中肯定这样的事实：我与党的宣传鼓动委员会有联系，根据仅仅是有一个被控告者的信中曾提到过这个委员会，但信中丝毫也没有指出我与委员会有任何一种关系（虽然没有丝毫根据，甚至连任何能说明我曾到过那里的材料也没有），法院还是判决说我为了党务工作曾跑遍波兰和俄国。后来我在1904年从克拉科夫寄往苏黎世的信就作为我是一个党员和我在波兰活动的最基本的证据被拿了出来。检察官在讲话中顺便提到这些信是从华沙写的，同时，他强调指出，根据1905年十月宣言，我1904年的这些活动不属大赦范围，因为大赦只与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款而不是第二款有关。辩护律师姆证明，这些信是从克拉科夫写的，不能因此定罪，大赦对这些过错都有效（根据宣言，那时所有被指控为社会民主党人的都得到了解脱，并且还解脱了社会民主党华沙印刷厂案件所牵连到的人），他的漂亮的演说使得检察官无言可答……
第三天交给我一份另一个案件的第二份起诉书，这已是根据第一百零二条的第二款起诉的了。终身流放——按这一条已是最轻的处理了，但我的目的是希望用第一款代替第二款……
我的第二个案件大约将过二至三个月由最高法院审理。现在社会民主党人的一切案件均按第一百零二条而不是按第一百二十六条处理，这条比那条要严厉得多。这种指示来自彼得堡，大概是由于斯卡隆和扎瓦尔津坚持这样做。我的第一个案件之所以采用第一百二十六条仅仅是因为起诉书是一年前拟就的，而且军事检察机关拒绝受理此案。我的第二个案件之所以诉诸最高法院不知是因为证据不足，还是因为军官们对如何处理此案信心不足。
几天前，军事法庭审理了在会上抓住的十九名社会民主党人的案件，判决很严。四人各被判六年苦役，九人四年，六人终身流放。这是按第一百零二条第二款审判的。昨天审理了科拉—卡里斯省的十三名崩得分子的案件。他们大多数是十五岁的男孩子。一人宣告无罪，两人被判处四年苦役，五人两年八个月，其余终身流放。
12月15日
四天前没收了我和我同牢难友的一切文具用品。在我们放风的时候，室内进行了仔细的搜查。我们放风回来时，正巧上士在地上乱翻我们的东西，他好象既凶狠又羞愧，恼羞成怒地痛斥宪兵，因为宪兵带我们回来得太早了。所长原打算进室来，但一看到我们，就急忙转身走了。我们通过宪兵要求所长来，但他至今没有来。不知道他们为何要这样突然袭击我们。两个月前他们在某位外面的同志处搜到了我的一封信，所长对我说过，如果重犯，就没收文具用品。从那时起我就再没向外发过什么信，但毫无疑问，这次搜查是由我，而不是由我的难友引起的。昨天是人们通常写信的日子，他们要我们当着宪兵的面写，这样就不便为自己留墨水了。
昨天夜里有个人被处死，那人曾关在我们楼下29号牢房。一星期以前，这间牢房曾有两个人被绞死。我们可以听到窗外士兵们走向刑场，接着有人从办公室里跑出来的声音，听到怎样把犯人从牢房带往办公室，捆绑之后又从办公室带出来推进监狱的马车。这以后接连好几天，你一听到士兵们迅速走动的脚步声，就好象又是带谁去行刑了。
我现在关在1号牢房，在办公室隔壁。尽管我要求不和任何人关在一起。四个星期以前他们还是把我和另一位难友转到了这里。看来，这样做是为了限制我向宪兵宣传的机会。因为宪兵害怕和关在一起的两个人谈话。真的，第二天，他们愿意满足我的要求，把我的同牢难友带到另一间牢房去。我的同牢难友是个工人，被指控为波兰社会党党员，8月3日军事法庭宣告他无罪，但他仍和其他同样宣告无罪的同案人一起关在这里，他的同案人是杰涅利和别德纳日医生。政府准备将他们流放到西伯利亚各五年，现在只等彼得堡的决定了。
在我们隔壁关着玛丽亚·鲁德尼茨卡娅。军事法庭星期四第二次宣告她无罪（现在指控她杀害警察；从前指控她是波兰社会党战斗组织的成员），星期六把她带到管理处去了。听说她现在在“塞尔维亚”女牢等待彼得堡关于流放的决定。差不多看守所里所有的人都因她性格爽快年纪又轻而喜欢她，很多人爱上了她，由此汲取生活的力量。他们用写信来消磨自己的时间，并寻找转寄的方法。有些人整天站在桌子上，为的是不放过她去放风或乘她归来的机会看她一眼。当信收不到或无法转交的时候，人们就陷于绝望。他们曾无数次地决定不再写了，和她断交了，等等。这时我就想起了高尔基的一个故事：《二十六个和一个》。后来由暗探局派来的一个女密探和玛丽亚在一起关了几天，密探为此得了十五个卢布……在第二条走廊的牢房里也关着一个密探，他自称是从拉多姆省的斯塔拉霍维茨来的恰普利茨基医生，其实他对这个地方毫无所知。人们去请他看病，有人诉说肾脏有病，他建议病人自己听听肾脏：“如果声音清楚、明晰，肾就是健康的，如果有浊音，就必须治疗”，等等。
关于马尔切夫斯卡娅（即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我从外面得到情报说，有人认为她在逮捕从特沃尔基疯人院带走她的那些人这件事上是无罪的。我不知道，她本人关于另一个奥斯特洛夫斯卡娅的叙述怎能同这种说法一致起来，那时我不知道她就是这个奥斯特洛夫斯卡娅。不过，我让同志们知道了这个情况。她那时否认自己的叛变行为，而且虚构了这么一个故事：另一位妇女由于不慎把密探当作了律师。但是，从前当我问到她是否知道这个奥斯特洛夫斯卡娅时。她究竟又为什么要讲另外一番话呢？
瓦捷尔洛斯绝食之后一直在医院，他们给他下了镣铐。现在又把他送到第十看守所了，大概是怕他从医院逃跑。医生似乎说过他活不到一个月了。
阿维季相茨从前是军官，现在关在这里，身体很坏。他恐怕没有料到这一点：他有结核病。
七至十天以前，这里逮捕了一个常为我们买东西的姓洛巴诺夫的士兵，他被关在2号牢房。我不知道他怎么会被捕。现在宪兵被吓坏了，他们害怕同我们谈话，但我们只要看眼色就可以知道谁同情我们。所长虽然是亲切、和气、殷勤的。但管起人来却是坏透了。他规定的制度越来越严，越来越多地把人关进单人牢房，挑选尽可能多的志愿者来帮他进行统治。当他害怕自己被软化时，他就根本不来，而送一张给以什么处罚的条子来。他命令在犯人放风的时候搜查牢房。看来，他承认自己职业的下贱，但也承认可以从中捞到好处。上星期他把病人卡茨关进单人牢房。第四条、第九条走廊的犯人替卡茨说情，要求所长前来解释，他没有来。直到深夜二点钟，上士才来到关押军官的第四条走廊，撒谎说卡茨已经从单人牢房放出来了。第二天，又把卡利宁关进了单人牢房，一批军官被分散关押在看守所，不久前，他们的案件侦讯刚一结束时，他们中有九个人被关在三个邻近的牢房里，那时是允许他们一起出来放风的。今天，军官扎波利斯基又被带到我们这里，要他保证，他向外面写信一定要通过办公室（不久前他们的信在外面出了漏子，因此，没收了他们的文具用品）。
他们案件的侦讯是一个月前刚结束的，牵连到六十人。旺夏茨基竟然能把全俄军官协会巧妙地变成了社会民主党人的革命军事组织，根据仅仅是发现军官中有人与社会民主党人有联系。这个案件的主要证人是戈格曼，他原是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的一名军官，曾盗窃军队的现款逃跑，后被捉，被判去犯罪军人连服一年半的徒刑。并把他依次跟所有与此案有牵连的军官们关在一起。大家知道他是奸细，都提防着他，有他在场时什么也不说，可是他却在侦讯时讲了许多的假话，并按照旺夏茨基控告军官们的内容进行“交代”。他干的还不止这些坏事。当旁人去放风时，他留在牢房里，趁这位或那位军官不在的时候，用圆点作暗号在书里写下攻击这个人的材料。比如，关于军官卡利宁，他供称，当他和两名士兵在院子里放风时，卡利宁向窗外喊道：“同志们，这是坏蛋，密探”等等。实际上，喊这话的是我，而且戈格曼清楚地看到了我，因为他监视我已相当长久了。
在2号牢房里现在关着基拉齐茨基，他是从“帕维阿克”监狱带来的，后来由瑞士交给俄国当局的十个人中的一个。他被控告谋杀伊凡诺夫，虽然谋杀的动机是政治性的，但今年2月1日省法庭作为刑事犯审判，判他六年苦役。他暂时关在这里，因为如果把他流放西伯利亚，那1910年2月1日就得把他交给自由队，而1909年2月1日就得解除他的镣铐。大概整个六年时间他都要关在这里了。除他以外，这里还有刑满的格日奇纳罗夫斯基、舍尼亚（从拉多姆来的）、瓦捷尔洛斯和另外几个人。
12月31日
今天是1908年的最后一天，这是我在狱中第五次（1898、1901、1902、1907）迎接新年了，第一次是在十一年前。我在狱中，在孤寂的痛苦及对人世和生活的怀念中成熟了。尽管如此，我心中也从未对我们事业产生过怀疑。即使是在现在，一切希望很可能将被长期埋葬在血泊之中，钉死在绞刑架上，而成千上万个自由战士在监狱中经受苦难或被流放到白雪皑皑的西伯利亚的时候——我仍感到自豪。我看到广大群众已经被动员起来，震撼着旧制度，他们正在为新的斗争酝酿着新的力量。我自豪，因为我和他们在一起，我看到他们，感觉到他们，了解他们，并且和他们一起历尽了千辛万苦。在这监狱里我常常感到很沉重，有时甚至是很可怕……然而，如果我必须重新开始生活的话，我还是会象我已经开始的那样去开始我的生活。这不是出于义务，也不是出于职责，这对我来说是一种本能的需要。
不过，监狱生活使我认识到，我们的事业是可以捉摸的，实际的，就象孩子对于母亲一样，是母亲用自己的血和汗抚养了他……监狱生活剥夺了我许多东西，不仅剥夺了我通常的生活条件——一个人没有这些条件就会成为不幸中最不幸的人；而且剥夺了我利用这些条件的能力本身，剥夺了我从事有效的脑力劳动的能力……这么多年的监禁，多数是单独监禁，不会不留下痕迹的。但是，我自己想，我内心权衡一下监狱剥夺我的和监狱给予我的——虽然我不能说，当着旁观者的面客观地说是哪一种更重一些，但是，我既不诅咒自己的命运，也不抱怨多年的监狱生活，因为我懂得，为了摧毁这个看守所墙外的另外一个大监狱，这样做是必要的。这并不是空洞的议论，不是冷漠的思索，而是对于自由和丰富生活的强烈的追求。现在，同志们和朋友们在那里为我们的健康干杯，而我一个人在牢房里想念他们，愿他们活下去，锻造武器，并无愧于他们为之奋斗的事业。
今天有人通知我说，再过四个星期，即1909年1月15（28）日，将审理我的案件。现在，苦役是难免了，我得在这里关四至六年。天哪……这对我是很不利的。从昨天起我重新一个人关在这里了。根据我难友的要求，已将他转至另一间牢房，在第二条走廊，靠近他的同案人，他希望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与他的案件有关的新消息。他总是很激动。杰涅利的妻子从彼得堡回来后起初告诉我们说，我们全体都将获释并被驱逐出境，后来收到了彼得堡的来电她又说什么都不清楚。一个激动的人既无法读书，又无法干其它事情，总是在牢房里跑来跑去，倾听着走廊里发生的细微声音，办公室传来的每一次敲门声。每一次有人从那里走过来，都会使他激动，引起他的注意，然后使他发怒。同样的念头聚集在脑海里，几乎是毫无内容的，但要驱赶它们又是不可能的。
这里几乎所有的人都是这样。有时这种不安的等待甚至难以解释。它使人想起寒冷、潮湿、多雨的秋天在某处农村不耐烦地等待火车的情景，然而这里的心情要沉重得多。人们在屋里跑来跑去，有时偶尔想到要读点什么，但你还没来得及认清一个字，你就放下了书，又重新在牢房里跑了起来。人们仔细倾听门的碰撞声，内心深处总在那里期待着会有什么有人到他这里来，告诉他一个重要情况。这种心情通常发生在探监的日子里，或是在等待书籍的时候，或者看守所长该来的时候等类似的情况下。尽管这种等待是极端沉重、而且其精神的紧张状况与所等的结果完全是不相符合的，但总还是有其一定的目的，那就是使沉重的心情得以减轻，而这种等待有时则莫名其妙地变得十分可怕。
从我上一次写这个日记的时候起，这里已处死五人。傍晚四点至六点钟之间把他们带往29号牢房，就在我们的楼下，夜间十二点至一点之间带去行刑……
从第二条走廊传来马尔切夫斯卡娅的歌声已有好几天了，现在这歌声使我气愤。她关在20号牢房。看来，把她转到这里来是因为她经常闹事。
人们又在谈起波兰社会党中新揭露的一个奸细。他关在这里已好久。1907年2月被捕。这是一个叫罗姆的乳臭未干的男孩。
瓦捷尔洛斯使囚犯们非常气愤。由于他不谨慎，使士兵洛巴诺夫被捕。他同洛巴诺夫通信，不把信件烧掉，搜查时在他的牢房里被查到了。他一个人关在50号牢房，又戴上了镣铐。
1909年2月18日
一个阳光照耀的、安静的冬日。放风时非常痛快，牢房沐浴着阳光，可囚徒的心情却很坏，充满习惯的、呆滞的失望情绪。只剩下回忆生活中的快事了，而这又常常象良心的责备一样，使人精神痛苦。不久前，我同一名看守我们的士兵聊天，他看上去很忧伤，很苦恼。我问他为什么难受，他回答说，家里没有粮食，哥萨克在他们村上用树条抽死了好几个人，其中有男也有女，那里出现了一片恐怖景象。有一次，他不知为什么说道：“我们在这里受罪，家里人又坐着挨饿”。整个俄罗斯都在挨饿，全国响彻鞭笞之声。全俄国的呻吟也传到了这里，透过铁窗，压倒监狱里的呻吟之声。正是这些受屈辱的、挨打的人在看守我们，在内心深处埋藏着强烈的仇恨，还要把保卫他们的人带上刑场。每个人都为自己担心，恭顺地背着沉重的负担。我感到，现在人民很孤单，就象被太阳灼伤的大地，现在正渴望有人能用热情洋溢的语言使他们团结起来并给他们以行动的力量。现在有没有人到人民中间去向他们说这些话呢？我们青年的队伍在哪里呢？那些不久前曾在我们队伍里的人在哪里呢？大家都跑散了，每个人都在追求自“我”的靠不住的幸福，毁掉自己的灵魂，把它塞进狭窄的、立即就变成丑恶的圈子里。他们是否听见人民的呼声？愿这些呼声能传给他们并成为对他们的有力的鞭策。
有两个人关在我楼下已好几天了。他们在等待处死，他们也不互相敲墙通话，静静地坐着。上个月也曾有两人因被控告杀害总督助理马尔克格拉费斯基而判处死刑。这两个人都是被无辜处死的。看守我们的宪兵中有一个人被捕，六个人由此地调任别的工作了。士兵洛巴诺夫被判到犯罪军人连关押两年半，因为他按犯人的要求传递信件。几乎所有的士兵勤杂工都作为不可靠分子而被撤换了。刑场上已按好固定的而不是临时的绞刑架了。
死刑犯用皮条捆绑了双手从这里带走。同一个时间可吊死三个犯人。如果超过三人，就先吊三人，其余的在那里等候，亲眼看着难友们被绞死。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钟了。从我们下面通常很安静的牢房，死刑犯的牢房，传来响亮的谈话声，但听不清楚，只有断断续续的声音传到我们这里。墙外，楼梯上是不寻常的走动的声音，这种情况只有在执行死刑的日子里才有。办公室的门常常吱吱作响，偶尔有人到犯人那里去。
他们已被带走了。窗下士兵们过去了……又是两名犯人去刑场。
3月4日
十六名土匪和波兰社会党战斗小组的成员被判了刑，其中五人2月25日已被绞死。有一个被判死刑的人，在宣判的次日得知，他已没有改判的希望。22日宣判，25日本应处决，然而行刑时却没有把他和其他的死刑犯一起带走。几天以后才来了一位辩护律师，通知他说，他的死刑已改判为十年苦役。
这里关着一个姓戈列姆比奥夫斯基的人。这个人曾被判了死刑，后来改为十年苦役。他不相信会有这样的事。当他的父母来探监时，他以为是要把他转入死牢，所以拒绝出监。他父母只好请人拉他出来。
这里还关押着五个疯子。其中一个神经完全错乱，很久以来就关押在一间空荡荡的牢房里。玻璃早已打掉，只好塞上稻草，晚上也没有灯。这个疯子绝望地呻吟，狂暴地喊叫，敲打门窗和墙壁。后来给他戴上了手铐，他又把手铐砸碎。
六个星期前，马尔切夫斯卡娅被解押到我们这条走廊的牢房。她虽然和其他女犯同牢，但跟谁也合不来。她非常孤单。几天前，马尔切夫斯卡娅隔壁的一个男犯，对她印象极坏，也不想理睬她了，他表示不愿听到她的消息，也不愿从她那里得到任何消息。这次谈话以后，马尔切夫斯卡娅给他写了一封诀别信，表白自己是无辜的，之后喝了二十克碘酒。她虽然被救活了，可折磨得不轻。又过了几天，她被解走，和奥夫恰列克关押在一起。
阿维季相茨两天前死了，他从1905年就关押在这里，离出狱只剩下一个月了。
3月8日
一个星期以来，我重又孤独地面对四壁了。以前与我同牢的两位军官（勃是其中之一）在此关押两周，卡利宁仅关了一周。勃押解到我的牢房时，非常突然，仿佛从天而降。一天傍晚，牢门哗的一声被打开了，他好象是被推进了我的牢房，马上门又砰的一声关上了。他的到来使我很高兴。在开庭审判前几天有人把两位军官叫到办公室，吩咐他们把衣袋中的东西都拿出来检查，他们两人的牢房也同时受到了搜查。这是乌特戈夫将军的命令，为了配合这一行动还派来了两名上尉。这次搜查并不仔细，只是信手抄走一些字条。搜查后，审讯了这两位军官并分析了所抄的字条。看样子，这场闹剧是专门演给法官们看的，仿佛这两个军官是最危险分子。有人说这次搜查虽然没有查出什么名堂，但也影响了判决。这一“案件”在开庭前就被吹得活灵活现……审判延续了五天。被告共三十六人，其中五名军官，二十九名士兵和两名从比亚瓦地方来的学生。保释在外的一名军官因病未能出庭。所有被告人被指控参加了无党派的革命军事组织和全俄军官协会（根据第一百零二条第一款）。
审判是由乌维尔斯基主持的，他是所有法官中最心毒手狠的人。这里，人们都说，只要看到被告人可能上不了绞架，他立刻变得粗野、狂暴，别人也无法与他接近；相反，当他看到被告人难免一死的时候，就会眉开眼笑，心花怒放，和律师谈起话来也显得彬彬有礼。进行诉讼的是阿勃杜洛夫。进行侦查的是现任拉多姆省宪兵队队长旺夏基，他在华沙和拉脱维亚是个臭名昭著的坏蛋。在他逼供、利诱、软硬兼施的情况下，几乎所有被告人都承认出席了会议，乱咬了卡利宁、潘科夫和其他几个士兵，甚至连卡利宁和潘科夫自己也招认了，他们还交代了一些为宪兵队所不知道的情况，当然这对判决非常不利。这个坏蛋要这两位军官相信，都是因为他们的罪责才株连了士兵，如果军官招认了，他马上释放这些士兵。这一“案件”最主要的证人就是戈格曼，我在前面已经提到过这个密探。他完全照旺夏茨基事先所吩咐的话出庭作证，并且声称这些话都是被告人对他讲的。旺夏茨基还采取了一些其他的卑鄙手法，甚至在法庭上就露出了马脚。他假借卡利宁的名义写了一封信，然后吩咐卡利宁的勤务兵把这封信送到卢布林的一位曾担任过军职的律师那里，并声称这是卡利宁的来信，而他是卡利宁的勤务兵，也被捕过，但已获释，现在请求律师为卡利宁出庭辩护。律师把这个搞特务活动的勤务兵推出门外。后来还发现，旺夏茨基之流给别人栽赃：他们偷偷地把社会民主党革命军事委员会的秘密宣传品放在克拉科维茨基的牢房里，仿佛这些材料是在搜查时突然被抄出来似的，然而在搜查记录中只写下：“并未查出任何可疑之物。”整个案件立案的基础是根据两个士兵（斯杰潘·卡费蒂涅夫和伊凡·谢尔尚托夫）的口供，他们都是当局收买的奸细。而他们的口供又是旺夏茨基授意的。这两个士兵没有出庭……旺夏茨基从头至尾出席了审判，在休息时他常与法官交谈。对克拉科维茨基的指控是根据戈格曼和第十四奥洛涅茨步兵团中尉亚历山大·鲍恰罗夫的口供以及“搜出”的宣传品而提出的。在法庭上，鲍恰罗夫推翻了原来的口供。这是一个悲剧性的时刻。他声明，不是克拉科维茨基，而是他本人曾经参加了社会民主党革命军事组织（现已退出）。还说旺夏茨基以逮捕和劳改对他进行恐吓，因此他交代了假口供，全部材料都是按旺夏茨基的要求写的。乌维尔斯基打断了他的发言：“您不要忘记自己的军官身份！”鲍恰罗夫没有理睬他，仍然站在那里，低着头。审判大厅里哄动起来。旺夏茨基马上离开了座位，和几个宪兵低声嘀咕了几句，跑出大厅去找卫戍司令。几天以后，鲍恰罗夫被开除军籍。虽然法庭找不到任何根据，但对克拉科维茨基仍从严处理：判八年苦役。旺夏茨基咬定说，所有被告人中克拉科维茨基是真正的革命者，是唯一的做了事又没有留下任何痕迹的秘密工作者。这就是从严判处的理由……
卡利宁和潘科夫招认了强加给他们的罪责，并指出，逮捕坐在被告席上的几个士兵是毫无道理的。如果根据同样理由，就可以把他们两人所在班的人统统抓来。他们证明士兵是无罪的，士兵中没有成立任何组织……
有一个在军中带领祈祷的士兵，叫科列利，在法庭上滔滔不绝地讲了半小时，说他的全部活动都是为了宣传宗教。但仍然判他八年苦役，因为法官最不喜欢这些带领祈祷的士兵。
法官一共有三名。除乌维尔斯基将军外，还有两名普通的上校，在五天审判过程中，他们呆呆地坐在那里一言不发。
结果，判克拉科维茨基和士兵科列利八年苦役；判卡利宁、潘科夫和扎波利斯基，士兵伊萨耶夫和西尼金六年苦役；判士兵切马科夫（医士）七年苦役；焦姆金、利奥弗曼和十二名士兵终身流放；三人去纪律营服役各一年；一名军官和九名士兵宣告无罪。斯卡隆仅对潘科夫和西尼金减刑，他们的苦役改为流放。法庭是根据军事诉讼条令第二百七十三——二百七十四条对他们这些人判决的，即对所有现役军人增加两年徒刑。法庭（根据枢密院的有关说明）对退役军官无权运用这一条款。律师想起这一说明时，已为时过晚，斯卡隆早已签署了判决书。因此只好上诉彼得堡。潘科夫后来被减刑，理由是他之所以犯罪是由于卡利宁的影响。
整个案件被旺夏茨基吹得活灵活现，他是想借此机会捞到校级军衔，军衔也确实被他捞到了。从波兰王国的各个地方（比亚瓦，凯尔采，华沙，扎姆鲍夫）抓来一些人，他们彼此互不相识。莫名其妙地抓来一些士兵，硬说他们与军官中的危险分子搞小集团，因此预谋推翻专制制度的军官与士兵革命军事组织的大案子就吹出来了。于是旺夏茨基这条“英雄好汉”也就这么出名了，他决心效忠王国，为国除奸，这哪有不被上级嘉奖之理啊！
我的难友勃，获释后被直接送出监狱。他的未婚妻和婶母已在门口等了两天。婶母是一个非常贤良的妇女，曾打算与他同去西伯利亚流放。我很早就认为，他是无辜的。他被指控不是因为他隐瞒了什么问题，而是因为在他的姐姐给他的信中发现他的革命情绪不断增长，所以怀疑他参加革命组织。看来，他在狱中关押了十四个月之久，完全是为了使法庭有一个宣判无罪的机会。“我们的军事法庭不偏不倚，并不是暗探局的走狗”，宪兵上校苏什科夫曾经这样对我说过。虽然如此，勃每次受审后有时是情绪饱满，充满信心，有时又很怀疑会对他从严判处。特别是阿勃杜洛夫讲话之后，他确信无疑地认为，对他必定是从严判处。法庭宣判他无罪以后，他回到牢房，是这样的疲惫不堪，甚至在他的面孔上找不到一丝笑容。“你恭喜我吧！”他无精打采地对我讲。过后，他又忧虑起来，会不会象其他人一样，为办理出狱手续还要等很长时间。例如，暗探局官吏戈尔布诺夫的案件虽然早已撤销，但仍然关了一个多月。克利姆、别德纳日医生、杰涅利等三人8月4日宣判无罪后仍然继续关押。后来又打算把他们流放到雅库梯州（最近把克利姆和别德纳日驱除出境，准备把杰涅利流放到雅库梯州，他的妻子为争取把他遣送出境去彼得堡奔走。后来他完全可以走了，车也雇好了，但暗探局又下令继续关押）。我尽力安慰他说，会释放他的，暗探局不会提出什么异议。我还建议他找所长，并要求立即释放。所长在收到法院的通知书后无权继续关押，然而他未收到乌特戈夫指令之前是不肯放人的。星期日乌特戈夫没有接见他，他应在星期一下午两点钟或四点钟再去求见。据上士（有名的骗子和狂暴之徒）说，所长今天还没有见到乌特戈夫。突然，在下车五点半命令杰涅利收拾行李。“到管理处去？”“不，直接出大门。”这个消息来得太突然了。他不知道应先收拾哪些东西才好。我感到，我的心也抽紧了。怎么办呢？我平时的那种镇定也不知到哪里去了。我帮他收拾东西。他走后，牢里又变得安安静静。我为他出狱而高兴，可现在人去牢空……该死的牢墙……为什么出狱的不是我？什么时候轮到我？“阿廖沙，托办的事情尽力去办，不要忘记”，我非常冷淡地对他说……离别时他热情地拥抱我……我喜欢他，他是这样的年轻，心灵又是这样的纯洁，他前程远大。
过了一个小时，把另一个军官押解到了这里。此人姓卡利宁，原先和他的朋友潘科夫关押在一起，搜查后被分开了。他与我同牢仅仅一个星期。所长建议他给乌特戈夫写申清书，因为没有上级的决定他无权再把他们关押在同一牢房。乌特戈夫表示同意。（因为早已开庭，这场滑稽戏不需要再演下去了。）现在他们又关押在一起。潘科夫的父亲是退役的哥萨克上校，卡利宁的父亲是一位中校，现在任“军事长官”。卡利宁的一家都是军人。在审判后他的父母立即赶到这里，他们坚决不同意把这样一个鹏程万里的青年人（他打算入军事学院）送去服苦役，并剥夺他的一切权利。他母亲总是哭，后来把眼泪强咽下，还来安慰儿子。她简直不能理解，这大祸是怎么从天而降的？怎么搞的？她坚信，斯卡隆一定会改判。别人告诉她，如果犯人自己不给斯卡隆写申请书，改判是不会有希望的。她只好央求儿子和其他人写申请书（否则斯卡隆决不同意），上面只要写“我请求减刑”几个字就行了。申请书是写了，但是斯卡隆仍然不同意。他们无论如何也不愿意再给沙皇写申请书，他们的家人只好代劳了。卡利宁的母亲坚信沙皇一定肯为他们减刑，如果不肯，他们过三个月再写，一直写下去。结果给潘科夫减了刑。两个朋友非常难过，很快就要分手了。审判后，卡利宁的父母每天都来探监，在一间没有铁栅栏的办公室里可以会面两个半小时。这几次会面，对他来说就如同给他送葬一样可怕，带来的只有痛苦。他年轻，坚强，他努力不把这种心情表露出来……
4月23日
春天来了。牢房里阳光充足，使人感到温暖。在放风时，微风拂面。栗子树、丁香树含苞待放，刚生出来的几片嫩叶仿佛对着太阳微笑。庭院中的小草破土出芽，贪婪地吮吸着使它苏醒过来的阳光和空气。周围静悄悄的……然而，春天不是为我们这些囚徒而来的。牢门永远是紧闭的，武装的士兵从未间断过在门外和窗外放哨，每两小时照样可以听到他们换岗，士兵们掮枪和枪放下的动作声，听到士兵的报告：“一号岗位交班”。和往常一样，宪兵们把牢门打开，把我们领出去放风。和往常一样，到处是镣铐的声音，牢门的声音。从清晨开始，一队队的士兵从窗外走过，他们唱着歌曲，偶尔也传来军乐声。春天，正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却夹杂着镣铐声，牢门声，窗外士兵的皮靴声，听到这一切如同听到给棺材钉钉子的声音一样。其实，在犯人的心灵上不知钉了多少钉子……
4月27日
打算记几件事。一周前，在一条走廊厕所的炉子上发现一把勃朗宁手枪和几颗子弹。宪兵上校奥斯塔菲耶夫赶来召集了所有的宪兵，责骂他们说，他们没有好好看管我们，却和我们串通一气，威胁说，要把所有人统统枪毙，赶去服苦役，上镣铐，有任何小错也送去判刑。几个宪兵被打了耳光。他们没有反抗，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我们，他们不好意思。但是他们与我们更加接近了。就这件事一位难友给我写了一张条子：“这件事使我想起另一桩触目惊心的事情。我是从一个目击者那里听来的，或许您也听说过吧？1907年在福尔蒂监狱对犯人惨无人道的虐待。每次遇到那个混账透顶的哨兵，犯人就要遭殃。有一种折磨人的方法就是几个小时之内不让犯人上厕所。这样怎么吃得消？有一个犯人实在忍不住了，当他想办法偷偷把粪便清除出去的时候，被那个看守发现了。看守破口大骂，责令这个犯人把粪便吃掉，并朝着他脸上就打。当时所有的犯人没作声，能做的只是避免让他一个人孤零零地出去，所以大家和他一起出了牢房，不让他挨打。当时我有些困惑不解，目击者反问道：’有什么办法呢？只要我们一吭声，他们就会借口说我们要造反，而把所有人都打死’”
1907年，我关在“帕维阿克”监狱，一个犯人只因放风时与别人隔窗谈话，就被士兵打了一顿。那时在院子放风的有四十人。其中一人恨不得扑向士兵，别的犯人把他拉住了。我们立即要求撤换这个士兵，监狱当局也想这样办，然而看守长不同意，并威胁我们。有一个犯人表示抗议，狂怒的士兵对他挥舞刺刀，其他犯人上去掩护自己的难友免吃眼前亏。最后所有的犯人没有结束放风就被赶回牢房了。时隔不久，格利维格因扒窗往外望，被士兵打死。我们请来了检查官纳鲍科夫，他反而恶毒地嘲弄我们说：“你们实在不象话，应当把你们统统枪毙！”……
我现在和丹·米赫利曼同牢，他是1907年12月在索斯诺维茨被捕的，因参加社会民主党而被判终身流放。他对我讲了一件他亲眼看到的事情。12月底某天清晨，看守和一个士兵来到宾津监狱，把施恩工厂的一名叫斯特拉沙克的细纱工叫到办公室。他们两人把他从头到脚地仔细端详了一番，什么也没有说就走了。下午侦查人员来了，把六名身材高大的犯人（其中也有斯特拉沙克）排成一行，之后唤来士兵，吩咐他找出谋杀密探的嫌疑犯。士兵直指斯特拉沙克。这个工人根本就没有参加任何政党，与任何事件都没有牵连。唤来的士兵，正是清晨与看守一起来过的那个，他事先早已准备好了答话。犯人们向检查官申诉。监狱警官见势不妙，怕自己倒楣，就向犯人保证，他将出面作证，证明这个士兵正是清晨来过的那个。后来米赫利曼在彼得库夫得知斯特拉沙克被绞死。
5月6日
“五一”过去了，今年没有庆祝活动。我们这里，“五一”夜晚有人被处绞刑。这是一个美好的月夜，我久久不能入睡。我根本不知道，前些时候判了一批犯人，并且将要处决。突然夜里一点钟，通向办公室的楼梯有响动，只要夜里行刑，每次都是如此。宪兵、当官的、牧师都来了，之后一队士兵迈着整齐的步伐从窗外走过。一切都和往常一样。我的同牢难友早已入了梦乡，邻居也睡着了。我问一个宪兵，这是怎么一回事。他回答说，该是当官的查监吧。我已猜出一二：将要行刑。原来是要绞死一名叫阿尔诺利德的裁缝。
我们就是这样度过“五一”的。这天准许探监，因此我们打听到城里也没有庆祝活动。老百姓的处境更糟，他们还是照旧过着不见天日的暗淡生活，他们受苦受难，从事沉重的劳动，任人摆布。不这样也是不可能的。但是这种思想，这种想法不能安慰任何人……某些人建议现在完全从事合法活动，实际上就是放弃斗争。另一些人无法忍受当前的生活，胆怯地一死了之……
但我从来也不想自杀，我认为，我有力量承受这地狱般的生活，要为与我共患难的朋友讴歌。我多么想回到同志们的怀抱，多么想参加火热的斗争。但也要理解那些今年没有响应党号召的人。
今天我又是孤独一人。同牢难友在清晨被解送到流放羁解监狱。他可以说是一个未成年的人，由于参加学潮被开除，1905年起曾三次被捕。最后一次被捕坐了十七个月的牢，在判处流放后又等了两个月才出发。看守所现在大有人满之患。昨天审理了董布罗夫煤田的十三名犯人，判决的理由是，这些人是波兰社会党成员并参加了武装袭击活动。三名判处死刑。数日前，从彼得库夫押来十四人，指控这些人对谋杀罗兹市一名工厂主的案件知情不报（与这一案件有关的八名人员在未经审讯的情况下被卡兹纳科夫[13]枪决）。罗兹市军事法庭判决无辜的人们八至十五年苦役，现在这一案件要复审。所有人员从1907年9月就关押在这里，都戴着镣铐。
5月10日
今天将要处决两名犯人：格拉鲍夫斯基和波塔辛斯基。波塔辛斯基就关押在我们的楼下，他对这一件事情一无所知。他对别人说，今天清晨有人建议给他请一名神甫作忏悔。他不但没有领悟过来，反而要求与辩护律师见面，认定上诉书已经送到彼得堡。可是，再过一个小时就要押解他们了。
一小时以前弗连泽利了解到，把她的四年苦役改判为八个月的监禁，把凡·切凯斯卡娅、姆·切凯斯卡娅和利亚斯科夫斯卡娅的苦役改判为终身流放。其实，弗连泽利还蒙在鼓里，今天就要把她们绞死。她仍然高高兴兴，在走廊里谈笑风生。她们是在几天前的星期六被审判的，四个人都因为参加了“波兰社会党左翼”而判处四年苦役。弗连泽利的唯一罪状就是她曾经和格里增德列尔住同一个公寓（尽管各有各的房间）。格里增德列尔是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出来的。从她那里搜出秘密宣传品。
今天对八名，也许是九名从卢布林解押来的犯人进行审讯。除一名妇女外都处以极刑，而这个女犯被判处十五年苦役。
6月2日
几天以来，看管我们的宪兵乱作一团。听说，在外面抄到一封从这里寄出的信，信中谈到宪兵同情犯人的事。有一名宪兵被捕了。暗探局还派来一个密探，他伪装成宪兵队的上士。他专门监视宪兵的活动，寻找“犯罪的人”。恐吓他们说，不管犯了什么鸡毛蒜皮的小错，都要受审判，不管什么人只要给犯人延长放风的时间，就要遭逮捕。这个伪装成上士的密探在第十看守所总是鬼鬼祟祟地偷听别人谈话，监视别人行动，妄图当场抓到与犯人交谈的宪兵。为了加紧对我们的看管，宪兵的凳子被拿掉已经几个星期了。他们一站就是四个小时，经常一昼夜要站十二个小时的班，三至六天连续值勤。这当然非常吃力。
瓦捷尔洛斯又出了乱子。前几天，他把戴着手铐的双手伸向窗口。两星期前，所长从监视孔看到他正往袖筒里藏一封信。所长把上士和值班宪兵喊来，并下令搜查。瓦捷尔洛斯从宪兵的手中挣脱出来，跳到床上，把信件塞到嘴里。上士和值班宪兵扑了上去，卡住他的脖子，但信件仍没有弄到手。现在他还关在原来的牢房，与其他犯人隔离。听说，乌特戈夫下令对他严加看守，提防他逃跑。利亚斯科夫斯基病倒了，他担心被毒死，所以一个星期来什么东西也没有吃。只好把他转到医院。我又和另一个人同牢。现在我再也不能一个人独处了，要打断头脑中缠绕不停的思虑，要寻找些开心的事来驱散这些念头，就要强迫自己去了解别人在谈什么，在想什么，并且和他一起攀谈。例如，我的同牢难友讲述他在西伯利亚打猎时的一些奇遇，我们就一起设想将来带着留声机徒步到加里西亚[14]，在那里的乡村、森林和山岗到处漫游。我们一有机会就谈这个计划，每次都增添些新的细节、新的花样。
6月3日
今天我怎么也不能入睡。一小时前把我们的灯收去了，天已大亮，鸟儿高声歌唱，乌鸦呱呱乱叫。我的同牢难友睡得也不很安稳，因为我们听说，两名犯人的死刑已经定了下来。今天夜里没有把死刑犯带走，大概明天还是要带的。他们每个人都有父母、朋友、未婚妻。生命中留下了最后的时刻……他们是这样的健壮，有使不完的力气，然而对自己的命运又是这样无能为力。士兵们一来，就会把他们抓走，捆绑起来，押到刑场。周围将是敌人的或许是胆小鬼的面孔，他们将碰到刽子手，将最后一次抬头环顾周围的世界，将穿上殓衣，就此结束一生……只有一个想法：革命万岁！永别啦！
对没有死的人，明天将和往常一样地开始。有多少人已经走完了这一条道路。仿佛人们对此已经毫无感觉，已经习惯了，这一切对他们也产生不了什么新鲜的感受。人怎么变成这样了？我也是他们的一分子。我不能谴责他们，只能根据自己评论他们。我和不久前一样，心情非常平静，没有波动，我的心灵也没有感到痛苦。表面上有的只是宁静。每次我得到消息后，就有所触动，如同在静静的湖面上滴下了一滴水……之后又平静下来。事实上，心灵不由自主地忍受着已经发生过多少次的这一过程，仇恨越来越深，总有一天它会变成复仇的火焰，让今天欢呼胜利的刽子手们失去胜利的欢快。也许，在这种表面上无动于衷的背后，人们为了生存，为了创造英雄业绩，正进行着残酷的斗争。“坚持活下去！”——难道这不意味着抱有对胜利的不可动摇的信心？现在，就连那些打算用暗杀作为对罪恶的一种惩罚的人，也感到这种做法不是解决经常产生的罪恶的办法，感到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消除这些罪恶在心灵上的深深的伤痕。这些想法仅仅说明了人民对胜利的信念是不可扑灭的，说明了今天的刽子手应得到严厉的惩罚。在漫天大火还未燃起的时候，我们同时代人虽然表面上无动于衷，但心灵中正在聚集着越来越强烈的痛苦和愤慨……
6月4日
夜深了。士兵的队伍已经回来，无疑，他们已经把来自拉多姆的佩卡尔斯基和罗戈夫送上了绞刑架……
6月6日
春天已经过去，酷暑来临了。牢房很闷热。防寒用的第二层窗子至今还没有取下，经过多少天的交涉他们才答应在本周内处理。窗子是钉死的。小气窗还蒙上密孔的铁丝网，休想把一根火柴扔到窗外。牢里喘不过气来。最近几天放风延续到二十分钟，可是再过几天又要缩到十五分钟了，因为将要解押来许多新的犯人。不久前把许多戴镣铐的犯人和全体判终身流放的犯人解往沃姆扎。把弗连泽利和凡达·切凯斯卡娅转到“塞尔维亚”女牢。留在这里的旧宪兵已经寥寥无几，来了许多新的替换他们。新来的宪兵，看样子，都是胆小鬼和黑帮分子。他们常常打开监视孔的小盖，偷看牢房里的动静。瓦捷尔洛斯因遭毒打，向上控告，然而检查官却将此事束之高阁。
6月20日
看管我们的宪兵完全被恐吓住了。上士无时无刻不在盯住他们，监视他们，除站岗外用“练兵”和出操的方式来折磨他们，使他们连一分钟的自由时间也没有。他们害怕与我们谈话，因为所长已向在走廊里站岗的哨兵交代过了，如果发现宪兵与犯人交谈，告密者有重赏。那个被捕的宪兵被继续监禁。据说，有人准备越狱，暗探局密切注视着这个情况。犯人中流传着各种各样的猜测，怀疑可能是哪个犯人出卖了朋友。
原来，两周前与佩卡尔斯基一起处决的罗戈夫完全是无辜的。他是在宪兵米哈依洛夫被杀几天以后才到达拉多姆的，而判决的理由是说他参与此案。佩卡尔斯基早就声称，这一案件中有许多无辜的人（申克等人）已被判决，可能对罗戈夫也将判极刑，但这一凶杀案中仅他一人是真正有罪的。罗戈夫被判了刑，由臭名昭著的坏蛋科焦勒金主持开庭，斯卡隆签署了判决书。由于犯人的亲属和辩护律师向彼得堡当局申诉，才重新审核了原判。在这种情况下，科焦勒金仍声称，法庭对罗戈夫的罪行没有丝毫怀疑。实际上，据法官们对辩护律师说，他们曾要求科焦勒金向斯卡隆请求减刑，因为他们不相信罗戈夫有罪。
我们现在被关押在11号牢房，这里空气充足一些，隔窗可以望到维斯瓦河、监狱围墙外面远处的森林和山岗。但要看到这些景色必须爬上窗口。因此，我们常常这样干，抓住铁栅栏，只要手还没有麻木，我们就尽情地看个够。终于取下了防寒窗。尽管这件事所长早已同意，但是还要天天提醒。值班人员每次都回答：“好，好！”，把门一锁就走了。下次再喊他们来，他们又回答说：“好，好，我向上报告。”看样子，最好还是不求他们……上星期三看守人员来了，要把我们转到第二条走廊中的4号牢房，那里又挤，又不通风。据他们解释说，判长期徒刑的犯人应该关押在那里，在那里还准许两间牢房的犯人一起放风，时间为半小时。我们不同意转到4号牢房，因为在这里照样让我们放风，而且4号牢房靠近第一条走廊。最后，还是把我们几个人留在这里了，照旧放风二十分钟……
6月25日
奥斯特鲁维茨来的犯人给我写了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
“1908年5月，格鲁叶茨基县民团团长亚历山大罗夫大尉被派到奥斯特鲁维茨担任该省暗探局局长职务，他因残酷拷问犯人而出名。他对自己的职务真可谓兢兢业业，每隔几天就要抓几个人，就这样一直干到今年一月中旬，此时他从被捕的犯人中物色到一个奸细——维肯齐·科特维恰（波兰社会党宣传员）。这个奸细交代出，斯坦尼舍夫斯基和鲍列斯瓦夫·柳增斯基是波兰社会党当地委员会的委员。他们两人被捕，并遭到毒打。亚历山大罗夫住在城边，他的办公处也在这里，但是关押犯人的监狱却在城的另外一个角落。当亚历山大罗夫要提审斯坦尼舍夫斯基时，警察来到监狱，把他的双手用绳子反绑起来。一个警察牵着绳子的一头，其他几个围着犯人前呼后拥地把他从城的一边押到城的另一边，还不时地用枪托、鞭子和拳头打他，催促他快走。最后，把他押到亚历山大罗夫面前。这位局长劝他承认自己是委员会委员，只要承认就可以减刑。当斯坦尼舍夫斯基对他的建议不予理睬时，亚历山大罗夫命令手下的爪牙抽他二十五皮鞭，并且警告说，如果鞭打二十五下后还不承认，他就下令抽打二百五十下。这些爪牙扑向斯坦尼舍夫斯基，打算剥下他的衣服。斯坦尼舍夫斯基不让他们靠近，他自己脱去衣服，躺在地上。两名警察本想一人坐在他的腿上，一人坐在他的头上。这个时候，斯坦尼舍夫斯基说：‘只要我动弹一下，你们就不是打我二十五下，而是打一百下好了……’皮鞭上下挥舞……抽打了五六下后，亚历山大罗夫命令停止。当受刑的犯人穿上衣服后，又要他招认，他仍一语不发。局长命令警察与他做‘捉迷藏’的游戏，就是让几名警察围成一圈，把受刑的犯人推到中央，用拳打脚踢的方式把他打来打去。但这种刑法也未奏效。亚历山大罗夫只好把证人科特维恰唤来当面对质。这个奸细说：‘何必抵赖呢，你不就是我选的。’
“柳增斯基被捕后，亚历山大罗夫也用同样的方法拷问了他。柳增斯基承认他是当地的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罗夫见柳增斯基交代的材料颇有价值，就采用了另一种策略。他对柳增斯基似乎深表同情，说柳增斯基无罪，何必受苦呢？替他惋惜，又说柳增斯基是如此年轻，有妻子，现在他亚历山大罗夫给他指一条光明大道：如果他希望摆脱因未遂的罪行而应受的惩处，就应该把吸收他入党的所有人都交代出来。如果他能这样做，就会得到宽大处理，无罪释放。柳增斯基完全照办了，他成了一个叛徒。他和科特维恰叛变以后，所有没来得及隐蔽的人都被捕了。许多人从流放处，甚至从军队中押回来，因过去的一些罪行而被捕。除斯坦尼舍夫斯基和柳增斯基以外，受刑的人还有谢斯尼亚克（和他们一起解到第十看守所的一个青年人，有十一个案件与他相联，足以判他死刑）。也是科特维恰把他出卖的。谢斯尼亚克不承认强加在他头上的罪责。亚历山大罗夫的妻子怕听到受刑的人的喊叫声，所以在晚上十至十一点钟的时候把他拉出城去，在田野里把他的衣服剥下：一直打到他失去知觉。然后，在昏迷中又把他拖回单人牢房，扔在地上。第二天又把他带到局长那里去，他仍然死也不承认，到晚上又遭毒打。很多人都受到这种灭绝人性的待遇。当地的委员会的委员亚当斯基受刑后撞墙自杀未遂，受了伤。亚当斯基为此事遭到毒打，还整整戴了三个月手铐……”
昨晚，武利钦斯基被绞死。他和其他几个犯人曾关押在我们对面的牢房。他是一个年轻英俊的小伙子。我们从门缝中就可以看到他。他出牢房的时候非常安详，还问，要不要拿东西？没有和难友告别，晚上九时就转到死牢去了。在深夜将近一点钟的时候，我们听到了士兵来往走动的脚步声。
6月26日
在第一条走廊的牢房中关押着一个姓什瓦尔增泽尔的人。五个月以前，在汉堡从他身上搜出宣传无政府主义思想的小册子并把他逮捕。汉堡当局不想把他送交法庭，而将他转到柏林以便解送到俄国边境。他要求引渡到奥地利的申请没有批准。他是俄国籍（生于弗洛茨拉维克），所以把他交给俄国。尽管他提出不携带小册子和两把勃朗宁手枪的要求，但仍然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整理好，连人带物一起解送出境。在韦尔日博洛沃的海关，德国警察把勃朗宁手枪的事通知了俄国当局。他虽然没有其他案情，但是仍然关押在这里。听说，他关在这里不放，是因为两名宪兵意见分歧：一人要求把他送回德国，另一人建议把他送往俄国内地。卡茨是一年前从德国解送来的，关押至今。他也没有什么案情，当局考虑按行政手续把他流放出去。在我们楼下关押着一个姓勃罗兹赫的，是沃利亚镇[15]上的工人，10月30日在维也纳被捕后解回俄国。在第四条走廊的牢房中关押着罗兹市第二区原警察局局长拉布欣，指控他参加波兰社会党，释放过政治犯，并且身为警察局副局长时参与了谋杀奥斯特鲁维茨的一名警察。
今天法庭侦查员来找我的同牢难友。对他的案件的侦讯工作（指控他谋杀密探科泽拉）已经结束了。看来，仅他一个人将出庭受审，其他人与此案无关。几个密探咬定说，在死者被谋杀前几分钟看到他们两人在一起。他们昧着良心撒谎，但他又无法证实自己在谋杀的时候不在场。当局夸口说，没有一件谋杀案，没有一件抢劫案在他们手中不是搞得水落石出的。拉多姆省省长在汇报中就是这样写的。因此，不管什么人只要落入他们的手中，就必然有罪，有罪就必然要判刑。
现在宪兵仍然怕和我们接触。他们不但不敢和我们讲话。就连看我们一眼也感到为难。他们时常装出十分凶狠的样子。有些人甚至变了，他们想方设法在我们面前摆威风，借此来安慰自己不是别人手中盲目的工具。
7月1日
我的邻居为补充上次来信，又给我写了一些情况：
“亚历山大罗夫手下警察的名单：普利戈季奇（上士）、阿克先诺夫、卢卡舒克、亚基姆丘克和弗莱曼（办公室文书）。暗探局在编的侦探：维肯齐·科特维恰和鲍列斯瓦夫·柳增斯基，他们每月薪俸三十卢布，另外还有差不多十个卢布的固定进款。科特维恰，1908年8月16日被捕，指控他参加波兰社会党，当过宣传员，4月30日假装取保释放，当天加入暗探局。柳增斯基，1909年1月30日被捕，指控他参加波兰社会党，任奥斯特鲁维茨委员会委员，5月11日释放，当天加入暗探局。几位蒙难的同志的一些情况：斯坦尼斯瓦夫·罗曼诺夫斯基，1908年春天被捕，用绳捆绑后押送暗探局。晚九至十点钟的时候，在城郊的田野里对他施以毒刑，逼他承认强加给他的罪行。毒打并未奏效，就把他捆绑在树上，大约在十至二十步远的地方用勃朗宁手枪对着他，并威胁道，如果不承认就把他枪毙。这一着也没有得逞。最后，罗曼诺夫斯基被解送到桑多米尔监狱，关押至今。
“奥尔洛夫斯基，1908年11月末被捕，同样被带到城外，因拒绝招认自己是波兰社会党党员而遭毒打。第二天受审，暗探局这次仍一无所获。傍晚，又把前一天的逼供手法重新使用一番，结果把奥尔洛夫斯基打得无法行动。警察把他抬回监狱，扔进牢房。遭到这些毒打后，奥尔洛夫斯基把奥斯特鲁维茨城里的医生请来。医生对他谈了些什么，是否写了证明，我无从知道。奥尔洛夫斯基曾向拉多姆省法院上诉，过了几天检查官来到拘留的地方。检查官未做任何回答，只是看了看奥尔洛夫斯基。看来，检查官对亚历山大罗夫施加了影响，此后审讯对象再也没被带到城外挨打。奥尔洛夫斯基现在关押在桑多米尔监狱。
“派昂克，1908年秋被捕，指控他谋杀涅图利斯科庄园的大管家霍胡利斯基。立案的根据是这样：派昂克的母亲是个雇农，到这家庄园的甜菜地里捡些茎叶，结果被霍胡利斯基毒打一顿。她喊叫着对他说：‘你等着吧，等我儿子从美国回来，他不会饶恕你的。’后来派昂克从美国回来看望母亲。他回来后不到两三天霍胡利斯基就被人打死了。派昂克被捕。在傍晚，几次把他拖到城郊的田野里，警察抽打他。为了不使别人听到喊叫声，就把派昂克的脸按到沙土里。最后，亚历山大罗夫把他释放了。
“亚当斯基，1909年3月9日被捕，傍晚把他捆绑起来，解到琴斯托齐齐，他过去就居住在这个地方，在一家糖厂里工作。一路上遭到鞭子抽，拳头打，逼他供出武器存放的地方。他没有指出，也不可能指出，因为他根本不知道有什么武器库。现在他关押在桑多米尔。
“迪别茨，1908年被捕，因科特维恰告密，于1909年2月从拉多姆监狱转到奥斯特鲁维茨拘留所，指控他因怀疑奥斯特鲁维茨城郊小镇的一个居民有告密行为而对这个居民开了枪。象其他人一样，傍晚迪别茨被拖到田野，只被毒打了一次，在与证人当面对质以后就招认了。不太清楚，到底是谁出面对质的。迪别茨现在关押在拉多姆。
“巴尔托斯·斯坦尼斯瓦夫，1908年8月或9月被捕。指控他参加革命党团战斗组织，在办公室用马鞭抽他。后来他招认了，甚至把谢斯尼亚克和卡茨普罗夫斯基也出卖了。他现在关押在第十看守所。勃罗尼斯瓦夫·谢斯尼亚克和卡茨普罗夫斯基（仿佛后者的名字叫尤泽弗），1908年春被捕，同年11月从桑多米尔监狱转到奥斯特鲁维茨拘留所。指控他们参加革命党团战斗组织。在办公室里，他们在未招认以前一直遭毒打。后来，卡茨普罗夫斯基为了洗刷自己，就开始揭谢斯尼亚克的全部老底，还出卖了他们中的十一人。谢斯尼亚克出自报复的心情，不让卡茨普罗夫斯基在暗探局混上一官半职，就揭他的老底，说他装作悔过的样子，其实没有很好交代。现在他们两人都关押在第十看守所。今年5月29日深夜，暗探局在科特维恰和柳增斯基的协助下，在琴斯托齐齐逮捕了四名青年：巴纳夏、科瓦利斯基、西塔尔斯基和克维亚特科夫斯基。从琴斯托齐齐到奥斯特鲁维茨的路上（1（1/3）俄里），他们遭到棍棒的毒打。西塔尔斯基身上的衣服被撕破。打人打得最狠的是科特维恰和柳增斯基。在逮捕时搜查出六枚炸弹（两枚完整的，四枚拆散的）。在各种场合下，不管是打人还是捕人，最卖力气的警察有：亚基姆丘克、卢卡舒克和阿克先诺夫，最近一个时期还有科特维恰和柳增斯基。奥斯特鲁维茨拘留所没有专职所长，所有警察每天轮换值班。
“两名警察：格拉达·扬和卡尔（犯人不知他姓什么），为拘留所专职工作人员。
“斯坦尼舍夫斯基关在我们隔壁，他是在三周前押解到这里的。尽管我们一再劝告他，但他不肯上诉。几个月的监禁使他的头发灰白了，而且也稀少了。几天前，奥斯特鲁维茨法院侦查员尔热平斯基和拉多姆副检查官一起到他那里去，从白天十二点审讯到晚上九点半。”
7月11日
又有判处死刑的消息传到我们这里。很可能今天晚上处理审讯了十天的弗洛茨拉维克案件，又要判处十来人死刑。卢布林案件的十一份判决书中有五份已经批准。两星期前，斯利文斯基与武利钦斯基一起被绞死。死刑，没完没了的死刑！
我曾经多少次歌颂生活的乐趣和它的威力，歌颂晴朗的春天，歌颂美妙的音乐和歌曲，歌颂神话中才有的国度和真实社会的幻想。今天我还对同牢难友谈到了这些，几天前在给一位同志的信中也谈到了这些……
7月16日
与卢布林案件有牵连的人的审讯和处决不是在本地，而都是在卢布林进行的。弗洛茨拉维克案件判决的结果是六副绞刑架。斯卡隆到外地去了。乌特戈夫把所有人的绞刑都改为苦役。罗戈夫在临刑前留下一封信，内容是这样的：“亲爱的同志们！离死仅有几小时了，我现在沉浸在不太久远的往事的深思和回忆之中。昨天我还期望着回到你们身边，重新参加你们的行列。现在我想把最后几分钟仍献给你们和我为之终身奋斗的事业。我一直在战斗，我尽自己的力量进行了战斗，我宣传真理，一直在工作，尽可能地坚持了工作。同志们！对我的判决的根据是一些莫须有的罪名[16]，我本人也是反对这种犯罪行为的，而且我从来也没有参加过这种活动。但是，政府里的刽子手们和行刑队哪管这些！这种事不止一次地发生，这种事在当代俄国的政府工作中比比皆是。简直是犯罪，犯罪，犯罪！这种罪恶行径的牺牲品乃是无产阶级和她最有觉悟的儿女。当前，我们的运动处于停滞状态，此时此刻我想从我现在的讲坛——死牢里向你们讲几句话：同志们，干吧！是时候了！早已是时候了！让他们的罪恶行径唤起大家继续投入斗争，斗争决不能停止。”
“同志们！你们经过长期的和繁重的劳动之后，在国外或在国内休养，难道现在还消极等待吗？不，不能！我相信你们不能再消极等待了。正是怀着这种信心，我将走向监狱围墙脚下的万人坑。我内心充满了对于我们未来的信心，对胜利的信心，我高呼：‘革命万岁！社会主义万岁！’同志们，永别了！同志们，永别了！”
他留下的就是这些！在本子里我看到了他的签名：“格尔什·罗戈夫。临刑前。”一个无辜的人被杀害了。实际上，杀了一个人，对科焦勒金来说完全是司空见惯的事。斯卡隆问过两次，科焦勒金每次都回答说，法庭对罗戈夫的罪行没有任何怀疑。
现在看守所内情绪低落，死气沉沉，笼罩着悲伤。再也不象从前那样了，歌声听不见了，曾活跃一时的信件往来也停止了，因为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在我们走廊的牢房里关押着哪些人。人都换了，许多人被解走，又解来新人，一些老的犯人安稳下来，任人摆布。再没有人击打门窗了。关押在我们走廊的女犯格莉克松几乎不出来放风。宪兵也被吓破了胆。他们现在根本不和我们谈话，甚至不敢和颜悦色地看我们一眼，免得我们主动开腔。他们搜查我们的信件。遇到好说话的宪兵，即使查到，他们也会自己销毁。遇到不好说话的、胆小怕事的宪兵，他们就交到办公室去了。他们连我们都怕，他们知道，牢里也有坐探。他们甚至害怕我们在信中提到他们，因为信件完全可能被抄走。有一个宪兵，过去主动和我们讲话，也允许我们和他讲话。有一天在放风时叫我去办公室，我和一同放风的难友告别，边走边挥帽致意。他对此深为不满，当我回话时，他威胁说，非叫士兵用枪托打我不可。这样一来，我也恼火了，遇到所长后，我在盛怒之下告了他一状……这个宪兵简直气得发了昏，在所长面前辩白时一个劲地说：“不能总是点头弯腰吧，不能总是点头弯腰吧！”从前其他的宪兵都说，他并不凶狠，就是有些愚蠢。宪兵因犯些鸡毛蒜皮的小错也要被关禁闭，或是在办公室罚站两个小时，要站得笔直，手执出鞘的军刀。有一次，我看到两个宪兵并排垂手直立，离墙只有半步远，怕受到更重的惩罚也不敢靠一靠，也不敢休息一下，只是更换一下左右脚。我注意到，一个宪兵的眼里充满了愤恨，另一个宪兵的眼里则是非常的痛苦，极端的恐惧。是的，我们这里有的只是死气沉沉和悲痛。只有从监狱围墙外边传来几声枪炮声，这是士兵在训练射击。只有在节日前后听到军乐声。只有在放风时才有些活跃气氛。我和瓦尔登两个人关押在一起将近三个月了。我们都感到我们在一起不错。虽说我们相处得和睦，但有时也互相说几句挖苦讽刺的话，做些使对方为难的事。有时，一个字，一句玩笑，或是在牢房里走动一下，甚至你出现在对方的面前也可使他发火，此时不中听的话来到嘴边，马上就会脱口而出。但是我们还有足够的克制能力，不让恶语伤人。只要这种苗头刚一出现，我们就把它压下去。也许帮我们解围的是：我们从不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对方，在生活中我们不需别人帮助，也不需照料别人，我们常常并不感到对方的存在。痛心的是，此时我们的命运各不相同。我的命运稍好些，很快就有希望释放了。等待瓦尔登的将是苦役和长期关押，这将使他无法忍受。在这种情况下，他显得十分孤单。他从来没有收到过外边的邮件。这是多么痛苦啊！同志们，不要忘记被监禁的人！哪怕受点滴的关怀，对他们来说，就如同太阳的光芒，死而复活的希望。
7月17日
……原来马尔切夫斯卡娅根本没有参加谋杀斯卡隆的活动。她和奥夫恰列克关押在一起时，了解到这件谋杀案的详情细节，就交代了参与此事的假口供，想叫别人把她看成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家。她无需担心为这一案件去上绞刑架，因为有好几件抢劫案与她有牵连，所以早晚要用绳子结束她的性命。这些都是我们根据可靠的消息了解到的。她很会装假，也装得很象。还有一些事情也是无可辩驳的事实：她断送了解救她的普鲁什科夫地方组织的几名成员的性命。在这里，她把曾同过一段时间牢的女犯格莉克松出卖了，说格莉克松在外面时参加了抢劫和“没收”公款的案件（根据第二百七十九条），甚至还告发格莉克松在狱中煽动宪兵。她还出卖了一个帮助过犯人的宪兵。
7月20日
7月4日处决了佩卡尔斯基，他留下了一封诀别信：“当你感到你还有足够的精力为革命事业工作时，你不得不去死，这是多么沉痛啊！如果在抽生死签时，我亲自抽中了死签，我愿意去死，要知道，有多少人在这一斗争中为我们的事业牺牲了。我对任何人、任何事都没有怨言。赴刑场时，我将充满信心，相信我们的祖国会变成一个光辉灿烂的国家，那时我的魂灵将降临到欢快的人们的心中。同志们，永别了！衷心地祝你们斗争胜利。祝你们幸福。”
7月23日
一个工人在这里关押了近一年，他写信给我：
“必须向您承认，在狱外时我还有自由，我工作过，历尽了艰辛，可是只有现在我才深深感到，只有在这里我才不受拘束地想问题，并且感到幸福，我还感到，在这里我有可能集中思想读书、深造。我埋头阅读，因此显得白天太短了，如果不是挂念亲人，我真要心满意足地在这里多呆些时候。为了弥补在自由的时候所损失的时间，我每天睡得很迟，直坐到黎明，而七八点钟又起床了。就这样仍感时间不够，无暇攀谈，无暇回忆往事。”
现在摘录蒙特维尔（米列茨基）在临刑前几天给一个犯人的几封信。蒙特维尔因参加武装袭击拉帕车站于10月5日被判极刑，8日夜晚被绞死。
“……1908年10月3日。我的案件将于星期二审理。普隆松审判，阿勃杜洛夫起诉。我的感觉就如同在教堂里举行过涂油仪式
[17]之后一样……
“10月4日。我的案件并不见得很糟。您也许感到很奇怪，但我坚信，即使把我绞死（虽然当前任何处决都会引起人们的反感），套在我脖子上的绞索终归会有很大的积极意义。我这样写，并不是因为我自命不凡。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极其客观的，仿佛我不是在谈论自己，而是谈论别人一样。社会上有不少人说，战斗组成员把别人推入枪林弹雨，推上绞刑架，而自己却藏在别人背后，象地主老财一样过着荒淫无耻的生活。暗探局在劝说犯人叛变时，常引用这类的话。
“我的情绪很好，论健康，我比以前还要好。我对自己的案件无所谓，仿佛这案件与我无关，因为我以一个革命者的观点看待一切。
“10月6日。只不过是根据检查官的发言，今天就判处我绞刑。明天晚上判决书将生效，再过两三天我将去我们多少同志已经去的地方……
“在最后的时刻我将沉默，因为我不喜欢喊叫。如果我要呼口号，那将是：‘独立的波兰万岁！’争取独立的思想过去是、现在仍然是我的主导思想……同志们，祝你们健康……
“10月7日。看样子，判决不会改变，因为他们已经下定决心把我处死。检查官是这样结束他的发言的：‘判决书已准备就绪。您所要做的事，只是签字。’随信附上的这个十字架不是给您的纪念品，而是当作一件值钱的东西送给您的。这件东西甚至流放犯也允许佩戴，也很容易把它变换成现钱。因此，它对您可能有用处，但对我已是无用之物了。永别了。”
7月25日
据我所知，关押沙皮罗和热绍塔尔斯基的这两个牢房的窗子已经打开。所长大人当时情绪不错，他们就向他讲述开窗的必要性。所长在听到他们决不“滥用”所开的窗子的保证之后，就同意了。第二天，派人把热绍塔尔斯基牢房的窗子打开了，同时错把马尔切夫斯卡娅牢房的窗子当成是她的邻居沙皮罗的也打开了。沙皮罗把这件事提了出来，第三天又派人把他的窗子打开了，把马尔切夫斯卡娅的窗子用钉子又重新钉上。朝着放风的院子的牢房窗子都关着，别的走廊各牢房窗子问题我不得而知，我相信不会打开的。二个月以前，我曾要求所长打开窗子。他说，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为所有人都打开。我回答说，这样做是对的，所有犯人都会保证决不“滥用”所开的窗子。他说，他不能这样办。他当然知道，打开的窗子有多大用处。他不止一次地说过，阿维季相茨是个大力士，转来这里以后他常常手握哑铃做操，这两个哑铃是如此之重，其他人要费很大力气才能举起。
四天以前，值班员来到我们这里，问我们同意不同意让第三个犯人关在这里。这个犯人刚出院，他希望和瓦尔登在一起。我们同意了，同时请他到所长那里了解一下，准许不准许给我们开窗子。但这个难友没有到我们这里来，而是与一个疯子关在一个牢房里。我们的窗子继续被钉死。昨天我们了解到，莫斯托夫斯基和瓦尔登的谋杀案[18]，据说不再审理。瓦尔登不相信这个消息，他焦虑不安，给所长写了一封信：“敬请通知本人”等等。过了两天，毫无音讯。要知道，所长为人不错，喜欢和犯人交谈，开个玩笑，对犯人还可以，甚至还给些方便。但他的“好心”让很多人都吃了亏。
因为瓦尔登被指控参与谋杀案（根据第一百零二条对他的指控[19]不算在内），他吃的是差的伙食。饭菜的数量很少，犯人如果没有钱，就永远处于饥饿之中。这里比“帕维阿克”监狱的伙食稍微好些，但量太少。对钱少的或是根本没有钱的犯人来说，这简直是可怕的。没有任何东西能驱散人的食欲。绝大部分的犯人整天躺在那里昏昏沉沉，怒气冲冲，总想吵架，被折磨得实在不象样子。我们的几个上士就此机会大发不义之财。前一个上士为人还算不错，不止一次对犯人表示关心，但是，听说他在六年服役期间捞到了一万卢布。现任的上士，冬天利用煤炭搞投机买卖，每两天生一次火，有时好几天才生一次。现在他利用牛奶搞投机买卖。有一件有趣的事被热绍塔尔斯基碰到了。他用自己的钱买了牛奶，牛奶里掺了水。他把军需官找来。军需官说，这是上士家的牛挤的奶。上士来了，他说，只要再没有别人知道军需官来过的消息，他保证供应质量好的牛奶。军需官是个小老头，多年担任这一职务了。都说他为人很好，是一个富有同情心的人，但这并不妨碍他靠我们的伙食发财，只要能捞的他就捞到手。卡利宁算过，在每一个领取较好伙食的犯人身上要赚十一戈比。卡利宁过去在营里经手过财务，知道各种东西的价格。
几天以来，我们的牢房一片宁静。我们几乎不大讲话。我的同牢难友十分苦恼。看样子，我惹他生了气，他也感到有必要改换环境。他一直在等待审理他的案件及其最后的结果。
8月8日
三个月以前（5月8日），高等法院给我做了最后判决。6月9日呈请沙皇批准，判决书只是最近才从彼得堡寄回。再过一个月可能就要把我流放出去。至少，我很快将要离开第十看守所。我在这里关押了十六个月，而现在要离开这里，更正确地说，要把我从这里带走，离开这个可怕的、凄惨的监狱，这使我内心感到不平静。我将被流放到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对我来说是自由的土地，神话般的梦境，美好的愿望……
[1] 扎瓦尔津是华沙暗探局局长。
[2] “帕维阿克”是华沙的一个侦讯监狱。
[3] “党团成员”是波兰社会党中的右派民族主义者，即搞个人恐怖的所谓 “波兰社会党革命党团”的成员。
[4] 捷尔任斯基指的是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党员，工人瓦尔登，他后来被判六年苦役，并死在狱中。
[5] “无产阶级党”是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头五年成立的波兰第一个革命工人的政党。
[6] 在宪兵管理员中有些是从农村来的列兵，他们并非自愿服役，而是被征服役，被派到宪兵队里来的。他们中有些人被捷尔任斯基说服，这本日记的许多篇幅正是他们从第十看守所里带出来，并按指定地点转交的。
[7] 会见是在宪兵上士监督下进行的。探监的人和犯人之间有两道密密的铁丝网，这两道铁丝网之间的距离相当大。
[8] 这里指的是流放。
[9] 斯卡隆是华沙总督。
[10] 斯坦尼斯瓦娃和凡齐娅是捷尔任斯基的弟弟伊格那齐的妻子和女儿。
[11] 在俄国革命的影响下，波兰社会党在1906年底分裂为两个党：“波兰社会党左翼”和右派沙文主义的所渭“波兰社会党革命党团”。“波兰社会党左翼”并未完全摆脱民族主义在斗争中所采取的恐怖手法等等。在策略问题上，它接近于俄国孟什维克取消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部分左翼分子站到了国际主义的立场上，因波兰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在观点上接近。1918年12月两党统一，统一后的党叫波兰共产党。
[12] 指犯人用交监狱办公室保管的钱买东西。
[13] 卡兹纳科夫是罗兹市军事总督，以残暴出名。
[14] 加利西亚当时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外国人可以在这里政治避难。
[15] 华沙市郊的一个小镇。
[16] 罗戈夫因被指控可能参加过暗杀活动，而被判处死刑。
[17] 涂油仪式是一种宗教仪式，用油涂抹前额，表示降福。
[18] 莫斯托夫斯基和瓦尔登被指控谋杀一个奸细。
[19] 指他是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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