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成为德国社会民主党大家庭的一员（1900—1903年）
生活并没有为变化无常和犹豫不决留下多少空间，对罗莎·卢森堡来说，这不仅仅体现在政治方面——爱与死也像历史客观规律一样无法规避。1900年，卢森堡的父亲去世了，一直以来在家庭生活中只能得到很少慰藉的卢森堡，试图理顺自己与爱侣的关系：她要求列奥·约吉希斯，他应当到柏林来，约吉希斯在8月遵从了她的要求。罗莎和古斯塔夫·吕贝克的婚姻关系解除了，在法律上确定这是由于他的责任所造成的。卢森堡告知华沙的亲人，小侄子小侄女现在有了一位列奥“叔叔”。约吉希斯和卢森堡住在同一所房子中，有同一个房东，被卢森堡介绍为自己的"表兄弟"。但是，这种安排并没有让两人过上幸福生活——欺骗和沉默在暗中消耗着他们的感情，因为其他女人可能考虑的生活中的重大问题都无法解决，比如孩子。约吉希斯是一个有支配欲的、顽固的、率直的男人，像很多革命者一样，没有体贴温情的天赋。他抱怨说，和自己一起生活的这个女人（虽然没有法律关系）没有鼓励自己，反而只想着自己的政治冒险。问题在不断激化。这个男人在二人共同的住所中非常冷漠地度过了相当长的时间，他在寻找内心的指南针。面对这一切，这个女人以越来越繁多的活动来拯救自己。卢森堡试图改善约吉希斯那受伤的自我，两人一起去叙尔特岛（德国最北端的岛屿）旅行，但并没有带来所希望的转变。列奥·约吉希斯突然做出了暂时逃离家庭生活的决定。他的兄弟奥西普患了严重的结核病，很难好转，1901年来到柏林，列奥亲自到旅馆陪伴兄弟，因此逃脱了自己糟糕的空虚无聊的爱情生活。兄弟俩一起去了阿尔及尔，奥西普在那里能够进行疗养。而罗莎·卢森堡在克拉那赫街租了一套两居室，尽其所能，像筑巢一样，指挥着一个女仆，布置房间。
1902年3月初，奥西普去世了。在离开柏林三个月后，列奥又回来了。接下来，两位伴侣为了避免再出现新的令人不寒而栗的阶段，采取了一样的策略：尽力投入党的工作当中。这时，罗莎·卢森堡也成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亲密一员，即同一些最重要的最有影响力的党内人士建立了密切关系：卡尔·考茨基、奥古斯特·倍倍尔、弗兰茨·梅林和克拉拉·蔡特金。
卡尔·考茨基（1854—1938年）是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无可争议的理论头脑，伦敦的恩格斯曾经这么说，他本人也这么说。考茨基出生于布拉格，曾在维也纳学习历史、哲学和经济学，1875年加入奥地利社会民主工人党（SDAP），曾随卡尔·赫希伯格在苏黎世工作过，和爱德华·伯恩施坦结为好友。1881年，他到伦敦同马克思和恩格斯会面，1883年他参与创办了党的刊物《新时代》。直到1917年他都领导着该刊物。1885-1890年他都待在伦敦，这使得他有幸亲聆恩格斯的教诲。1890年，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案解除后他前往德国，在那里同奥古斯特·倍倍尔一起起草了德国社会民主党1891年的《爱尔福特纲领》。考茨基站在卢森堡一边反对老朋友伯恩施坦，不只是因为他同罗莎·卢森堡的友情，后来他们之间也有过意见不同的时刻，但他们的友谊还是经受了考验而保持下来。而罗莎·卢森堡和考茨基的夫人路易莎之间的友谊则更为紧密和活跃，因此，有的重要文献，特别是生平书信，都要归功于路易莎提供的帮助。
奥古斯特·倍倍尔（1840—1913年）确实是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最令人尊敬的政治家和元老，他参与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建立和党反抗国家压迫的斗争。倍倍尔几乎毫无保留地关心这位出色的女理论家，她则以忠诚和逗乐（“奥尤斯特，我爱你”）以及在这位党的朋友看来应得的敬重来相报。弗兰茨·梅林（1846—1911年）曾撰写《马克思传》，无疑是早期工人运动最重要的历史学家，在罗莎·卢森堡所有的朋友当中，梅林具有最不寻常的政治生平和最狂热的性格。他属于右翼，作为自由民主党人同社会民主主义作斗争，认为社会民主主义“仇恨祖国”。但是，在他看来，俾斯麦的反社会党人法案也不适宜，因为它排除了“社会问题”，即阶级法则。然而，当铁血宰相俾斯麦采取针对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的镇压手段时，梅林这个好争论的人站稳了自己的政治立场。因此，当罗莎·卢森堡在柏林认识梅林时，他已经早在1891年就成为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员，旗帜鲜明地反对伯恩施坦和他的修正主义，与考茨基和卢森堡站在同一个队伍里。这让卢森堡很高兴。梅林是一个多刺的人，不倦地指责理论构造者（他称之为“马克思僧侣”），同样尖刻地谴责同理论关系甚远、同工会接近的实践拜物教徒，也多次和罗莎·卢森堡发生冲突，比如争夺一起委托给他们的空党的跨地区的政论战场《莱比锡人民报》的领导权。然而，后来让她同考茨基渐行渐远的观点，却让她同梅林更加接近，那就是：绝对的马克思主义的正统。和梅林一样，克拉拉·蔡特金（1857-1933年）无论在友谊上还是在政治道路上，直到最后被德国社会民主党抛弃，都和罗莎·卢森堡走在一起。在她俩认识之初，蔡特金就已经是社会主义运动和妇女运动的著名人士。蔡特金的职业是教师，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参加了政治活动。她的伴侣奥西普·蔡特金是一名俄国革命者，1880年被驱逐出德国，她跟他来到林茨、苏黎世，最后抵达巴黎，他们在巴黎结婚了。80年代，两个儿子降生人世：马克西姆（1883年）和科斯佳（1885年）。奥西普·蔡特金于1889年去世，克拉拉1891年返回德国。当罗莎·卢森堡同她结识时，她是世界性的组织“社会主义国际”（人们也称之为“第二国际”，因为它是马克思发起创办、因为内部冲突而解散的“国际工人协会”的后继组织）的最重要的领导者之一。克拉拉·蔡特金利用这个国际平台在妇女运动中传播社会主义的、反资产阶级的观点。同时，社会主义者也制定了包含妇女解放思想的政治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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