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永远的鹰——罗莎·卢森堡的生平、著作和影响》（2010）
导论：在马克思主义正统和创造性预言之间
按照刽子手、帮凶和同谋者的想法，被逮捕的罪犯的临终遗言应该是血腥恐怖的哀嚎才是。最后的情况是这样描述的：“我没有用枪射击，而是发布命令，我只推了推卢森堡女士。她倒下去了，或者不如说是佛格尔中尉踢倒了她。她马上被拖到已经准备好的汽车里面。我并没有押着卢森堡女士，押着她的是德莱格、扬什科夫和佩施尔他们。我认为，佛格尔中尉没有帮他们。我本人也没有伤害卢森堡女士，只是轻轻地推了推她，以便实施由我发布的命令。长官威胁我，如果我不下命令的话，我自己也必须得死。在押运途中，克鲁尔上尉跳到左边的踏板上，在到达纽伦堡大街时，一枪打中了卢森堡女士的脑袋〔……〕。然后，运送人员也说：‘哦，荣格，那个卢森堡，那头老母猪，还在蠕动呢。’我问道：‘啊，你们为什么要把卢森堡女士扔到水里去？’佛格尔中尉回答：‘这头老母猪再也没什么用了。’”（引自Wiegand，第123页及下页）
就在喧嚣前不久，1918年在战败的德国，面对对自己、卡尔·李卜克内西和其他革命者煽动杀戮的指责，罗莎·卢森堡做出了回答，并预感到将会发生的事情：“有那么一些人，急切地需要今天的恐怖活动和无政府状态：这就是资产阶级先生们，他们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寄生虫，他们为自己的财产和特权、为所有权和统治权而战战兢兢。他们将虚构的无政府状态和政变嫁祸于社会主义无产阶级，以便在合适的时机通过他们的代理人煽动真正的无政府状态，以便扼杀无产阶级革命，让社会主义专政在嘈杂中毁灭，在革命的废墟上建立资本的阶级专政。"（W4，第413页）在同一篇文章当中，人们还读到，参与这种“反革命的围猎”的，不但有真正的前线战士和志愿兵，而且还有卢森堡所称的“不独立的社会民主党的中央喉舌”《前进报》的呼号呐喊；围猎成功了。
但是让猎物闭嘴，这对猎人却非幸事。
21世纪初，左翼党刚刚从遭受最大打击中复苏过来，研究其最新著作的学者，可以感受到卢森堡的思想无处不在。有时她的想法以及她的论证甚至比她的受难史更加令人重视，很遗憾，左派庸俗的思想懒惰者长期以来最喜欢的是她的受难史。这个女理论家思考自己最喜欢的事物——运动能够在哪里有所进步：例如，如果一位受到马克思影响的思想家，比如迈克尔·A.勒波维茨，试图超越马克思的《资本论》中的思考，如果他想抛弃晚年马克思根据他对结构（而不是对历史）的兴趣在资本分析中着重强调的依赖工资生活者的被动作用，那么他就接近了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怀着或好或坏的原因长期当作“卢森堡主义”怀疑的20世纪的大部分思想。勒波维茨影响巨大的著作《超越〈资本论）》的政治策略的核心就是基于以前的卢森堡思想：当工人阶级处于运动当中时，他们所犯的错误，比起最明智的工会指挥和党的正确无误更加“富有无穷无尽的成果”（这种思想有很多拥趸，比如在南美和非洲，在痛苦的建党过程中，对我们德国人来说就是拉封丹、比斯基的“左翼党”带来的魏玛的德国独立社会民主党的最新的重生）。
但是，促使人们在今天还一再提出涉及卢森堡的问题的原因，不仅仅是同在马克思那里显而易见的雇佣劳动和资本之间的主要矛盾相关的问题。而且，在并没有经济特殊性的地方，而是完全涉及全球范围的世界秩序问题时，人们也要寻求卢森堡的意见。比如时髦的批判全球化的畅销书作者安东尼奥·内格里、迈克尔·哈特，将卢森堡视为同列宁的帝国主义论相对立的理论家，认为她更具有现实意义。
因此，一方面罗莎·卢森堡似乎成了同第三世界的历史任务联系到一起的一系列希望的第一个宣告者，一种政治解放神学的宣告者；另一方面，这种政治解放神学以民族主义甚至民族解放主义的面目出现时，也努力引证卢森堡。因为在所谓“民族问题”的策略上或战略上，她一贯严肃认真——那些试图化民族主义的危难为有利条件，向大俄罗斯民族献媚的社会主义国家，非常害怕来自卢森堡读者的批判，它们轻视社会主义者早在卢森堡生前就不顾阶级问题提出的“民族独立”的口号。看到在苏东剧变之后爆发的返祖现象——民族冲突、分离主义战争以及种族仇杀——的人，都要认真地思考一下，共产主义者们的政治行动是否可以不保留那些按照罗莎·卢森堡的建议最好应该及时铲除的一些东西。
并非在任何情况下都能和平地达到目的，这似乎有损罗莎·卢森堡至少是一名反战者的好名声，这与和平主义者不同。（如果只认识玛格雷特·冯·特洛塔1986年拍摄的电影中的卢森堡，那么就很难理解，为什么人们能够将这样一位女士看作一个煽动者和暴力传播者。）但是这却符合卢森堡好争论的个性，她拒绝政府组织的大规模谋财害命，正像《圣经》里的预言家既温和又能发怒一样。
早在卢森堡被杀害一年之后，一位女地主以讽刺性的悼词对卢森堡的被害表示哀悼说，可惜卢森堡不是园丁，也不是动物保护者，要不然她和其他人就可以免受很多痛苦了。自路德以德语写作以来最能言善辩的辩论家卡尔·克劳斯铿锵有力地回答了她。克劳斯说，上帝想要保存共产主义的人性，“因此，那些肆无忌惮的无赖，不会变得更加肆无忌惮〔……〕。因此，他们至少还有兴趣向他们的牺牲者宣扬道德，幽默地讲着关于这些人的笑话！想一想，如果卢森堡是动物园的看守，而不是当人兽的驯兽师，最终她被那些人兽所撕碎，那么，她所经历的一生是多么富有成果和令人愉快的啊。或者她是辛勤培育名贵花朵（对此她比一个女地主懂得更多）的园丁，而不是做铲除人性野草的园丁，这种工作该是多么有价值和令人满意啊。只要放肆的行为还被恐惧所约束，这些想法，都不是一蹴而就的。”（《克劳斯文集》，第16卷，第138页及下页）
道德和平主义者克劳斯实际上拒绝一切革命的政治的暴力，在这里他站在了这位改良主义的反对者的一边，因为他认为，能够进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人类，已经不能再相信其能够改良，对其不应当只是改头换面，而应当从根本上进行改造。克劳斯把卢森堡看作旧约式的惩罚说教者和穿戴上盔甲的道德主义者，因此并没有认为她不正确。
经过奥斯威辛集中营、广岛的原子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及苏东剧变，人们看到一种“历史的终结”的潮流，也是圣经式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争辩的结束，特别是一种“宏大叙事”的结束。历史似乎到达了罗莎·卢森堡以前面所引用的“资本的永久的阶级专政”来预先批判的状态（W4，第1页）。为了弥补随之而来的危机、贫困和麻木不仁，人们又再次建议小步前进，也就是一种新的改良主义。
罗莎·卢森堡是谁，她都思考了什么问题，对此人们的好奇不断增长，这表明事情还远未了结，还没有最终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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