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八部分 最后十年
一 家中的马克思19世纪70年代期间，马克思的生活变得非常平静。他的家不再是公社流亡者或者英国工会领导人的聚集地。虽然他增强了对陌生人的警惕性——任何一个德国人在经过海伦·德穆特允许进门之前，必须出示书面的合法事由证明，然而，马克思仍然乐于接待同情社会主义的外国人。但日常的拜访是限制在他的家人和马克思喜欢称为他的“科学的朋友”的小圈子。他坚定地拒绝了无数次公开演讲的邀请。[1]他的情绪还是非常平和的，对于公开争论的兴趣大大减弱了。 就是在伦敦的时候对这种文坛上的谎言我也从来是不屑一顾的。要是采取相反的态度，那我就不得不花费我的大部分时间从加利福尼亚起到莫斯科止到处辟谣。在比较年轻的时候，我有时给以迎头痛击，随着年龄而增长的智慧，使人避免徒劳无益地浪费精力。[2]
现在马克思的日常活动相当规律：他喜欢在上午工作，午饭后散步，六点钟吃晚饭，九点钟接待朋友。[3]最经常拜访者是恩格斯。恩格斯在1870年搬到了伦敦，住在瑞琴特公园路一套精美的房子中，离马克思这里步行路程不到十分钟。他常常下午一点到马克思那里，两个朋友要么在马克思的书房里踱来踱去，地毯两条从一个角到另一个角的对角线都有了走出来的痕迹，要么在罕普斯泰德荒原附近散步，如果天气好的话。然而，燕妮仍不能十分乐观地面对她生命中的最后十年：“现在我太老了”，1872年她写信给李卜克内西，“没有多大指望了，但是最近令人悲痛的事件使我感到十分震惊。恐怕我们这些老年人没有很多盼头了，只是期望我们的孩子们过得更好一些。”[4] 1875年，马克思一家最后一次搬家，搬到了同一条街上的一栋小一些的优雅的房屋里。虽然马克思仍然不得不十分经常地请恩格斯补充他的零用开支[5]，但过去20年的经济忧虑已经结束了。 女儿们结婚了，因此家庭变大了，联系也不那么紧密了。劳拉和保尔·拉法格在海牙代表大会之后从马德里回来就定居在伦敦。他们没有一个孩子幸存下来：分别出生于1870年和1871年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在婴儿时期就死去了；沙尔·埃蒂耶纳，马克思的第一个外孙（也是依他取的名字），死于马德里，那时他刚三岁。靠药物恢复精神的保尔，在伦敦开了个照相凸版印刷品公司。来自较大公司的竞争和他完全缺乏商业头脑意味着这项事业不可能获得成功。整个70年代，拉法格一家（还非常有派头）都是依靠恩格斯资助生活。[6] 拉法格还要对马克思卷入实际的资本主义活动的一次冒险行为负责。拉法格与勒·穆修合作，后者是一位从公社来的流亡者，也是一位专业镌版工人，曾发明过一种新型的复印机。他们打算一起开发这项专利。还有第三个合作伙伴乔治·穆尔，也是一位雕刻家。拉法格和勒·穆修吵了架，马克思就取代了他的位置和穆修合作，他的股份是由恩格斯支付的。1874年初，马克思关于专利的所有权问题也和勒·穆修发生了争执。为了避免公开的法律官司，他们决定把案件提交给仲裁人弗里德里克·哈里逊来了结。这位仲裁人是比斯利的一位实证主义者朋友，那时正从事律师职业。哈里逊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 在他们提供证据之前，我要求他们按规定的仪式，按着《圣经》发誓，因为当时法律要求合法的证词。这大大地惹恼了他们两人。卡尔·马克思抗议道，他永远不会这样侮辱他自己。勒·穆修说没有人曾指控他行为卑劣。他们争论、抗议了半个小时，每个人都拒绝当着另一个人的面首先发誓。最后，我采取了一个折中的办法，证人同时“接触《圣经》”，不用说词。在我看来，两个人似乎要从接触《圣经》的污染中缩回，正像歌剧中的梅菲斯托菲勒从十字架缩回一样。当他们开始争论案件的时候，机灵的勒·穆修赢了，因为卡尔·马克思糊里糊涂，支支吾吾。[7]
小燕妮是个热情的亲法者，正像杜西是个热情的亲前爱尔兰者一样。小燕妮仿效劳拉于1872年春天与法国人沙尔·龙格订了婚。在此之前她已经有点爱上普通的公社社员古斯达夫·弗路朗斯了，但后者在围攻时牺牲了。龙格曾活跃于国际工人协会，在协会中他与马克思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尽管他有蒲鲁东主义的观点。他曾是公社成员，并担任公社机关报的编辑。和劳拉订婚时一样，这对恋人“眉目传情的眼睛”有同样多的欢乐。龙格试着在马克思家中做了几个法国菜，每个人都很高兴，除了燕妮·马克思。她本想能够改变一下，女儿能选择一个英国人或一个德国人，“而不要选择法国人，自然法国人有其民族素有的各种可爱的品质，但也有其弱点和缺陷……我不能不担心，燕妮作为政治活动家的妻子，也会遭到那种与此分不开的操心和痛苦的命运”。[8] 像大多数法国流亡者一样，龙格身无分文。他是医学学生，并在皇家学院（King's College）谋到了一份暂时的教职。1872年10月中旬，他们在圣潘克拉斯登记处结了婚之后，就搬到牛津了，龙格试图在那里找一份法语家庭教师的工作。但是，他们很快搬回了伦敦，因为燕妮不喜欢“牛津的正统而自大的气氛……它佯为科学之地”，正像她在信中给库格曼写道： 伦敦有莫丹那别墅，在别墅二楼的起居室里，我常常可以找到我亲爱的摩尔。我不能对你表达出和他分离的时候，我感到我是多么孤独。他告诉我他也非常想念我，并说在我不在身边的时候，他总是把自己关在屋里……虽然已经结婚了，但我的心和以前一样一直想念着他所在的地方，对我来说，其他地方的生活不是生活。[9]
小燕妮在当地的一个商人家庭作了家庭教师，教唱歌和演讲课，在此期间，龙格在皇家学院终于获得了讲法语的终身教职。虽然龙格不像拉法格一样与马克思一家很亲近，但小燕妮一直是马克思喜欢的伙伴。她的第一个孩子在幼年时死去，而在她1883年去世之前又生了五个孩子。马克思特别喜欢最大的孩子让（或者琼尼），他称琼尼是他的“掌上明珠”，他喜欢连续几小时地和他一起玩耍，玩着曾和自己的孩子玩过的同样的喧闹的游戏。[10] 因此，在三个女儿中，只有爱琳娜没有结婚。[11]在龙格追求燕妮的时候，爱琳娜深深依恋着普罗斯比尔·奥利维耶·利沙加勒，一位华而不实的法国巴斯克人，34岁，正好是她年龄的两倍。[12]他是一名新闻记者，在公社中很活跃，单独一人保卫了最后一道需要守住的街垒。但他太过于个人主义了，不拥护任何一个政治思想派别。拉法格一家故意怠慢坚持不懈的利沙加勒。爱琳娜写信给姐姐燕妮说： 昨天晚上利沙又来了……劳拉和拉法格又一次和每一个人握手……独独没有和他握手！他们的行为都非常奇怪。要么利沙加勒是保尔的信中和他自己的行为所表明的完美绅士，所以他应被如此地对待；要么他根本就不是绅士，所以他不应被我们这个或那个人所接受，但就劳拉方面而言，这真的不像是淑女行为，非常令人不舒服。我唯有惊奇利沙加勒毕竟来了。[13]
马克思也不喜欢这种结合，拒绝提到任何“订婚”的事。爱琳娜说他对利沙加勒不公平，但正如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 我只要求他不是讲空话，而是提出证据来说明他比自己的名声更好些，从而可以有一定的理由去信赖他。你可以从回信中看出，这个“坚强的人物”是如何行事的。真糟糕，为了孩子，我的举动必须非常温和而慎重。[14]
马克思相信他的干涉将会迫使利沙加勒“强作欢颜”[15]。但是当恩格斯不明智地把马克思的信给燕妮·马克思看的时候，她强烈反对她丈夫的态度。[16]她宣称她是唯一理解女儿的，并默许利沙加勒去布赖顿看爱琳娜，同时一直与她通信，并送成篮的特别食物和衣服给她。 与此同时，爱琳娜一直尽力使自己经济独立。1873年夏天，在两个牧师和马克思40年代的同事老阿尔诺德·卢格的帮助下，她在布赖顿的密西斯·霍尔开办的女子寄宿学校找到了一份教职。但她仍在苦苦想着利沙加勒，她的身体垮下来，不得不回到伦敦。整个1872年，她一直陪着父亲，无论是在家还是去哈罗盖特和卡尔斯巴德。马克思禁止她见利沙加勒，她就请求父亲，这可能发生在1874年中： 我想知道，亲爱的摩尔，我什么时候才可以再见到他。见不到他，这是多么痛苦。我一直在尽我最大的努力忍耐，但非常困难。我感到我不能再支持多久了。——我不期盼你说他能够到这里来——我甚至不应该奢望，但我不能偶尔和他一起散会步吗？你让我和吴亭，和弗兰克尔一起出去，为什么不能和他？而且看到我们在一起，没有人会惊奇，因为每个人都知道我们订婚了……
当我在布赖顿病得非常厉害的时候（在我一天晕倒两三次的那一周里），他来看我，每次都让我更坚强、更快乐，也更能担当起我肩膀上的沉重负担。我这么长时间没有见到他了。尽管我尽了所有的努力去快乐起来，可是我开始感到如此地悲苦。我可能（活不了）更长时间了。——相信我，亲爱的摩尔，如果我偶尔可以见到他，这对我将比安德森夫人[17]开的所有的药方加在一起都更有益处——由于经历过，我知道。[18] 年底，她恢复了健康（马克思曾把她的病情很大程度上归结为歇斯底里[19]），并且继续与利沙加勒愉快地通信。利沙加勒喜欢称她为“我的小妇人”[20]。马克思后来似乎放松了对爱琳娜的限制，因为1875年和1876年爱琳娜在新闻写作和出版计划上一直在帮助利沙加勒。她把利沙加勒的杰作《公社历史》从头到尾地翻译成了英文，该书1876年在法国出版，马克思在该书的校对翻译稿上提供了大量的帮助。但当政府的特赦使得利沙加勒1880年可以返回巴黎时，爱琳娜没有跟随他。这些年间，爱琳娜事务缠身，与父亲疏远了，和母亲的情况甚至更糟： 在这些常年困苦的时间里，我和父亲之间有一片阴影……然而我们之间的爱永远是一样的，无论如何，我们永远彼此信任。母亲和我彼此深爱，但她不像父亲那样了解我。在我的生命中，最为痛苦的事情之一是我的母亲去世了，想到尽管我们怀着所有的爱，我曾倔强和不近人情，但我永远不会认为：为了不让她和父亲难过，我曾牺牲了我最美好的、最新鲜的年华。而父亲，虽然直到将近最后才了解了我，认为他应该信任我——我们的天性如此地相似！……父亲谈到我最大的姐姐和我，说“燕妮最像我，而杜西……就是我”。[21]
为了转移悲痛，爱琳娜投入到了政治活动中：写文章，特别是关于俄国的文章；在伦敦学校委员会选举中替自由思想候选者拉票。她还进行翻译和写纲要的工作，并长时间地待在大英博物馆，在那里她遇见了萧伯纳。当母亲越来越多地因谈话而忽略了客人时，爱琳娜开始承担起招待来访者的女主人角色，一些来访者对她的外貌、活力和政治领悟力都大加赞赏。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海德门，关于她曾写道： 爱琳娜是她父亲最喜爱的一个，她的外貌已经达到了年轻女孩子和父亲相仿的极致。宽阔的、低矮的前额，乌黑发亮的眼睛，散发光芒的脸庞，快活幽默的笑容，她从父亲那里继承了犹太风格的鼻子和嘴巴，同时她有着完全和父亲匹敌的自然活力和决断力，有着她能够但还从来没有达到的文学和政治成就的智力——因为她不但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家，也是一位社会学家。可能，她感到自己有点被父亲的天才遮盖了，她无法看到父亲的不足。[22]
19世纪70年代末，爱琳娜努力展开她的戏剧职业，对戏剧的兴趣是从父母亲那里继承下来的。马克思一家一直对莎士比亚有着浓厚的兴趣，并成为对其悲剧做新的艺术处理的亨利·厄尔文的狂热推崇者。在爱琳娜的协助下，燕妮·马克思写了一系列的文章，发表在《法兰克福报》上，以捍卫厄尔文以及他“对莎士比亚特别的、忠实的而又富有创新性地刻画”[23]。爱琳娜是新弗尼瓦尔莎士比亚协会的热心会员，是诸如厄内斯特·雷德福和多莉·梅特兰这些男女演员的朋友。她还是莎士比亚读书俱乐部的会员，这个俱乐部经常在马克思家里举行聚会。这个俱乐部的一个会员玛丽娅·昆敏夫人，这样描写了在一次聚会中的马克思： 他是一位愉快的听众，从来不提出批评，常常能把握到正发生的任何有趣的事情的精神实质，在受到触动的时候，尤其是喜剧，就开始笑，直到笑得眼泪顺颊而下——他在年龄上是最大的，但在精神上却和我们任何一个一样年轻。他忠诚的朋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也是一样地自然流露。[24]
然而马克思无论多么喜爱参加俱乐部的活动，他也不赞成女儿以此作为职业，爱琳娜直到1881年7月才公开演出（当时她出现在两部法国独幕剧中）。恩格斯观看了演出，给马克思写道：“杜西在充满激情的场面中演得很出色，但是看得出来，她是在模仿艾伦·特里，就像雷德福模仿厄尔文一样。不过她很快就会改掉这种习惯的。如果她想给观众留下印象，就一定得发展自己的风格，而这一点她自然是能做到的。”[25]虽然由于疾病和父母亲的去世一度中断，但爱琳娜仍然坚持她所追求的目标。最终她与她后来的丈夫爱德华·艾威林一起，为那个时代的戏剧做出了重要贡献。 二 工作在国际工人协会的年代里，马克思几乎没有时间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1871年11月底，迈斯纳告诉他《资本论》第一版已经差不多卖完了，请他（付给500泰勒版税）准备第二版，价格比第一版便宜些，计划以12个独立的小册子发行。马克思为此忙了18个月。最后一个分册直到1873年6月才出版，主要原因是莱比锡发生了长时间的印刷工人罢工。他对第一章作了重大改动，对此他的女儿燕妮说：“他很少这么高兴”[26]。第一个外文译本是俄文，1872年3月出版。这个译本由年轻的民粹主义者罗帕廷开始译，他1870年夏天移居到伦敦，在马克思指导下在英国博物馆开展工作，同时向爱琳娜学习英语。罗帕廷没有完成翻译工作（他为了营救车尔尼雪夫斯基出狱而返回了俄国，这次营救并没有成功）。翻译工作由丹尼尔逊接过来，这是一位羞怯的民粹主义学者。他在从银行工作回来后（他在这家银行工作了50年），常常用晚上的时间进行翻译。有些令人担心的是，沙皇独裁的审查可能会禁止该书，但他们感到这本书如此“艰涩，而且几乎不能理解”，以至于得出结论说：“很少有人愿意读它，理解它的人就更少了”[27]。他们在此犯了一个错误：俄文版比其他任何版本都卖得好，该书被热情地传来传去——有时候包着《新约》书皮。马克思甚至没有时间修改第一章，虽然他愿意这样做。他写信给丹尼尔逊，抱怨国际工人协会要求他做种种事情：“当然，总有一天我会把这项工作全部搞完的，但也有这样的情况，即责任感往往促使你去做那些比起理论的探讨和研究来较少具有吸引力的事情”。[28] 甚至在总委员会1872年迁移到纽约之后，1873年马克思在伦敦把大部分时间都用于处理未了结的零星事务。1873年秋，他的健康严重恶化。1873—1875年他的确是几乎没有时间做法文版的工作。把《资本论》翻译成法文的计划早在1867年就有了，著名的无政府主义者、地理学家的兄弟埃里·勒克律，在马克思以前的导师莫泽斯·赫斯的帮助下开了一个头，但他很快就放弃了。直到1871年（在不少于其他五位译者试图完成这项工作之后），马克思与罗伊进行了商谈，罗伊作为费尔巴哈的翻译，享有盛誉。他当时是波尔多的一位学校教师。从伦敦来回地邮寄稿子的各个章节部分自然会延缓进度，而罗伊在辨认马克思字迹方面的困难又进一步延长了脱稿时间（他是根据德文第二版的原稿来翻译的）。马克思通过拉法格幸运地被介绍给极其活跃的巴黎出版商莫里斯·拉沙特尔，后者最近曾被流放到瑞士。马克思赞成拉沙特尔的建议，即以分册的形式出版，因为“这种形式会使得著作更容易接近工人阶级，对我来说，这种考虑比其他任何考虑都更为重要”。[29] 1872年2月马克思与拉沙特尔签订了合同。但书要由作者承担出版费用。马克思向他的表兄弟奥古斯特·菲利浦请求经济资助，菲利浦回信说：“如果需要，我作为朋友和亲戚当然愿意帮助你，甚至是在金钱上；但由于你的政治目的和革命目标，我不会那样做。”[30]而罗伊的翻译并没有达到马克思的高标准，他感到自己必须要整句甚至整页地重写，结果第一分册直到1875年5月才刊行——推迟的原因部分由于马克思的健康，部分由于罗伊的缓慢进度，还有一部分是因为拉沙特尔在他的这个版本中很希望刊出马克思的照片（这样可以出其不意地抢在俄国出版商前头，俄国出版商的照片被政府禁止刊登，理由是这意味着对马克思人格的过分尊崇）。马克思说，这比他“用法文重写这整部书还要费劲”[31]。他在这个版本的后记中写道：“这个版本具有独立于原书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有能力读德文的读者也是有用的”。[32] 在法文版完成之前，马克思就收到了他的德国和俄国出版商的督促信，要求出版第二卷。1876年10月，恩格斯向库格曼保证说“第二卷的工作日内将重新开始”[33]。两年后，马克思只是模糊地希望第二卷能在“1879年底”完成。[34] 1879年4月，马克思在给丹尼尔逊的一封长信中说明了情况。他刚刚得知政治形势恶化将妨碍他的第二卷在德国出版的消息。他几乎是欢迎这个消息的，因为除了健康之外，还有别的原因迫使他延迟。首先，英国正在经历与以往极为不同的经济危机，“因此，必须注视事件的目前进程，直到它们完全成熟，然后才能把它们‘消费’到‘生产上’，我的意思是‘理论上’”[35]。其次，正如马克思坦率解释的那样，“我不仅从俄国而且也从美国等地得到了大批资料，这使我幸运地得到一个能够继续进行我的研究的‘借口’，而不是最后结束这项研究以便发表”[36]。 丹尼尔逊曾一直给马克思提供大量的俄国自从农奴解放以来的农业经济学著作，这些著作有时使恩格斯和燕妮都激动不已。这个主题占据了马克思的头脑，特别是在1876年和1877年。正像恩格斯所写的，马克思1870年以后，研究“农学，美国的特别是俄国的土地关系，货币市场和银行业，最后，还有自然科学，如地质学和生理学，特别是独立的数学研究，成了这个时期的许多札记本的内容”。[37] 对俄国农业发展的研究启发了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地租的思想，正如英国工业的发展为第一卷阐述的思想提供了现实例证一样。为能够研究第一手资料，马克思专门学习了俄语。像在19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时一样，马克思积累了数量庞大的资料，但是此时他缺少在这方面有所作为的综合的能力和内在动力。在他逝世之后，恩格斯吃惊地发现马克思的稿纸中有超过两立方米的材料全是俄国的统计数字。在这些年中，马克思用他那细小的字体几乎写满了3000页纸——这些手稿几乎全是他的阅读笔记。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变得着迷于这种阅读：他不再有创新的力量，但至少还可以吸收。这样，《资本论》第三卷手稿实际上保留在1864—1865年来的水平。1870年，马克思几乎对第二卷中的一半进行了重写，但以后只做了小部分的添加与修改，因为他意识到，正如他在去世前不久对爱琳娜所说的，恩格斯义不容辞地要为《资本论》“‘做出点什么’来”[38]。马克思一直秘密地进行手稿的工作，任何人都不知道，包括恩格斯。恩格斯后来写信给倍倍尔说“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39]。事实上，手稿是如此地凌乱，以至于恩格斯只能在马克思逝世之后11年才印行了《资本论》第三卷。 马克思内心本不很情愿完成他的经济学著作，这由于70年代压在他身上的任务分散精神而加强了。他与人合著了两个《资本论》第一卷的缩写本，在德国是和约翰·莫斯特，在荷兰则是和多梅拉·纽文胡斯。他不仅帮助爱琳娜把利沙加勒的书翻译成英语，而且还在德文翻译中给予大量的细节上的指导。他不喜欢可能会成为他女婿的利沙加勒，这种情感被他对利沙加勒的《公社历史》的赞赏冲淡了。70年代中期，马克思腾出一些时间帮助恩格斯写《反杜林论》，这本著作以其系统性和清晰性，在马克思主义领域享有盛誉，其发行量大大高于《资本论》。[40]恩格斯在马克思逝世之后不久写的第二版序言中，说他把全部手稿都给马克思读了，说事实上马克思写了评论杜林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史〉论述》的一章。 在生命的最后日子里，马克思变得越来越接近在当时知识界流行的实证主义。这一倾向，开始于《反杜林论》，在恩格斯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自然辩证法》中得到延续，并在苏联教科书中的辩证唯物主义达到顶点。正是这一倾向代表着作为哲学世界观的马克思主义，其内容是客观规律，尤其作为实在的基本要素的、形而上学意义上的物质的辩证运动规律。这与诸如《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理论与实践的统一”的例证迥然不同。恩格斯一直有着这种对自然科学范型的倾向，马克思却并非如此，例如，马克思对达尔文主义持有更多的保留态度。 马克思曾一直对达尔文的著作极为钦佩。他在1860年，即《物种起源》出版的第二年就阅读了它，并马上写信给恩格斯说这本书“为我们的观点提供了自然史的基础”[41]。他认为这本书最后驳倒了宗教目的论，但他很遗憾“这本书用英文写得很粗略”[42]。然而，两年之后他的这种观点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值得注意的是，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自己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开辟新市场、“发明”以及马尔萨斯的“生存斗争”。这是霍布斯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这使人想起黑格尔的《现象学》，那里面把市民社会描写为“精神动物的世界”，而达尔文则把动物世界描写为市民社会。[43]
1866年马克思又写信给恩格斯，甚至有了更多的批判：在达尔文那里，进步是纯粹偶然的，在运用到历史和政治方面，这部著作没有更多的内容。[45]虽然他承认达尔文的著作可能有“无意识的社会主义倾向”，但是任何想把整个历史归到达尔文“生存斗争”思想下的人，都只能证明其“思想”的无力。马克思无疑用了生物学的比喻来表达他的思想，认为他在研究经济结构时运用的方法更类似于生物学，而不是物理学或化学。马克思在他本人和达尔文之间作的唯一的直接比较，是在写给斯图加特《观察家报》的对自己作品的一篇讥讽式评论中表达出来的。[46]但这只是表明马克思很欣赏达尔文的著作，并不说明他用了与达尔文研究自然一样的方法着手研究历史。因此，恩格斯在他那篇著名的在马克思墓前的演讲中把马克思和达尔文的观点等同起来是极大的误导。[47] 不过，马克思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对自然科学（物理学，地质学，尤其是数学）的关注确实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多。他还对刚出现的人类学很感兴趣，并热心于路易斯·摩尔根的著作。路易斯·摩尔根曾是一位极受尊敬的作家，但他的学术声望并没有在后来的研究中持续下来。1880—1881年的冬天，马克思十分认真地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作了上百页的摘录。恩格斯在他后来的《家庭起源》一书中运用了这些摘录材料。摩尔根著作中特别引起马克思兴趣的是原始部落的民主政治组织以及他们的财产共有。马克思并没有受维多利亚时代的价值判断的影响，而这一影响渗透到摩尔根的著作中；马克思似乎也没有像恩格斯那样对摩尔根的成就极其钦佩。特别是，他没有看到原始共产主义和未来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任何密切相似之处。[48] 三 健康使马克思不能完成他生命著作的是他的疾病。到19世纪70年代初，他早期的生活方式和穷困无可挽回地损害了他的健康。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为了寻求身体的健康他不得不从一个疗养点到另一个疗养点，这种让人同情的奔波越来越占据了中心位置。1871年4月，恩格斯告诉库格曼，自从普法战争的爆发马克思放弃理论工作以来，他已经开始“相当合理”的生活：他大部分时日都要散步两个小时到汉普斯泰德，并且如果他感到不适，就连续几个星期不沾啤酒。[49]但是他一重新回到理论工作（继续把《资本论》第一卷译成法文），旧病就会严重复发：大脑的压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失眠，即使大剂量的安眠药也不能使之缓解。每一次突然发作都让人提心吊胆。恩格斯说服他1873年5月到曼彻斯特咨询恩格斯的私人医生龚佩尔，他也是马克思唯一完全信赖的医生。龚佩尔给了马克思一个要严格遵守的医嘱，绝对禁止他每天工作超过4个小时。这大大改善了马克思的健康，但到秋天头痛又复发了，马克思又一次到北方去看龚佩尔医生。他在精神几乎崩溃的爱琳娜的陪伴下，在哈罗盖特又进行了3个星期的水疗。马克思的时间都用于读圣贝夫的《夏多布里昂》一书，他认为这本书“用新创的辞藻来加以炫耀；虚伪的深奥，拜占庭式的夸张，感情的卖弄，色彩的变幻，文字的雕琢，矫揉造作，妄自尊大，总之，无论在形式上或在内容上，都是前所未有的谎言的大杂烩”[50]。龚佩尔发现马克思的肝脏肿大，就强烈建议他去卡尔斯巴德疗养。在哈罗盖特的治疗当然没有使病情减轻；而当痈在冬天复发的时候，马克思仍然受着失眠的困扰，不能进行任何认真的写作或者工作——这种境况他描述为“对于任何一个不愿意当牲畜的人来说，事实上等于宣判死刑”[51]。1874年4月，他在拉姆斯盖特待了3个星期，7月份在怀特岛逗留了一阵，这里居民的宗教狂热使他大为惊讶。为了照顾爱琳娜（她的神经疾病再一次使她处于崩溃的境地）和参加外孙查理（他活了不到一年）的葬礼，他不得不离开了怀特岛。这样，马克思暂时没有了外孙——4个出世的外孙都在幼儿时期就死去了。 1874年6月底，马克思终于决定采纳龚佩尔的建议去卡尔斯巴德，这是一个颇受欢迎的矿泉疗养胜地，坐落在波希米亚（现在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西部）艾根河险峻的河岸上。早在1869年，库格曼曾试图劝说马克思和他的女儿燕妮去那里，马克思断然拒绝了，因为这是个“无聊而又费钱的地方”[52]。现在，由于经济状况好转而健康每况愈下，他决定去那里，带着爱琳娜随行。这次旅行由库格曼安排，他在日耳曼尼亚为他们在一家价格比较适中的旅馆订了房间。官方游客名册的记录是：“查理·马克思先生，平民，与女儿爱琳娜一起，来自伦敦”。作为平民，马克思必须支付双份的疗养税，但他希望这个自我说明可以“消除了我是恶名昭著的卡尔·马克思的嫌疑”[53]。关于预料中的警察方面的麻烦，马克思在启程之前就申请入籍为英国国民。8月初，他的律师向英国内政部递交了这份申请，并附有四位极受尊重的住户提供的必要的推荐信。但是，内政部拒绝了他的请求，而且拒绝给出理由。事实是，伦敦警察厅向内政部传送的情报是该申请者是“臭名昭著的德国煽动家”，“不忠于自己的国王和国家”[54]。马克思在卡尔斯巴德没能逃脱警方的不断监视，虽然报告只说他的行为“没有任何可疑之处”[55]。 马克思非常认真地进行治疗，正如他自己所说，他把自己变成了某种机器。他最晚5点半起床，接着散步到6个不同的矿泉水区，在每个地方都要喝一杯水，时间间隔是15分钟。早餐是特制的药物面包，早餐之后要散步1个小时，上午半晌时，要在城外的一个咖啡店里喝咖啡。接着是在周围的小山上继续散步，然后回到旅馆，以换换环境，在午饭之前打个盹。每隔一天打盹之前还要冲个澡。午饭后仍是继续散步，或者组织好的参观，接着是一顿便餐，之后早早上床，所有的活动都在晚上9点结束。马克思非常喜欢这种生活，尤其是在松树覆盖的厄尔士山花岗岩山麓中长距离地散步。他还喜欢给比较引人注目的过路者起一个诙谐的绰号。弗兰契斯卡·库格曼回忆起一次参观瓷器作坊，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人正在操纵着一架旋转着的复杂机器。 “你的工作一直都是这样吗？”马克思问他，“你还有其他的工作吗？”“没有”，那人回答道，“数年来我没有做过其他任何事情。只有通过实践，一个人才能学会操作这种机器，把难以制作的形状变得光滑和完美。”“因此劳动分工使人类成为机器的附庸”，当我们往前走时马克思对我的父亲说，“他的思维能力变成了机械记忆。”[56]
下午和晚上，马克思通常更愿意和一些人一起，进行轻松的谈话，诸如著名的画家奥托·克尼勒和西蒙·多伊奇（奥地利新闻工作者，马克思从巴黎时期就记住了他）。不论是散步还是在旅馆后的露台上写信，父亲和女儿都形影不离。据爱琳娜说，在卡尔斯巴德，尽管她在对人的态度上仍然有着令人尴尬的直率，几乎不停地在抽烟，但她和父亲相处得非常好，“他惊人的历史知识使得我们走到的每一个地方的过去比现在还显得栩栩如生”。[57] 对马克思来说，在卡尔斯巴德唯一令人不快的事情来自库格曼。从他居留一开始，马克思就对“这个人的挑剔或粗野”感到讨厌，“这使他毫无理由地把自己和家庭生活弄得很不愉快”[58]。不幸的是，库格曼为马克思选择了一间位于他自己和爱琳娜之间的房子，结果是—— ……不仅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而且当我单独一人的时候，我都感到有他在场。我对他那种用热情的声调郑重其事地发表的滔滔不绝的无稽之谈还能忍受……但当他因闹家庭纠纷使我过于厌烦时，我就再也忍受不住了。这个学究气十足的资产阶级浅薄之徒认为，他的妻子似乎不懂得、不理解他那专注于最高宇宙问题的浮士德式的禀性，因而以极其恶劣的方式来折磨这个在各方面都比他强的女人。因此，我们之间终于发生了一场争吵；我搬到了上一层楼，完全摆脱了他（他使我的治疗受到很大妨碍），直到他启程（上星期日）之前我们才重新和好。但我向他坚决表示，我不去汉诺威了。[59]
据爱琳娜说，库格曼夫人（爱琳娜对她怀有深深的敬爱）的丈夫总是告诉她，她对他提供给她的好处没有表示足够的感激，“在昏暗的日子里，库夫人还没有扬起自己的剧装，宏大的舞台就开幕了”[60]。弗兰契斯卡后来写道，还有其他意见不一致的地方：马克思和库格曼在一次长距离的散步中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库格曼“试图劝说马克思停止一切政治宣传活动，首先完成《资本论》第三卷”[61]。这一直是一个极易惹火马克思的问题。9月21日，马克思和爱琳娜离开了卡尔斯巴德，有意不去汉诺威。他们先是去莱比锡拜访李卜克内西。当时威廉·布洛斯刚被从狱中释放，李卜克内西就带着他们迎候了他。布洛斯当时是社会民主党的新闻工作者，后来成为维尔腾堡政府总理。他后来写道： 我激动而高兴地迈过监狱的门槛。门外站着李卜克内西和他的小儿子。[62]他旁边有一位年轻美丽的女孩挽着一个人的胳膊。这个人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五十来岁，长长的白色胡须，只有嘴唇上的胡子是乌黑的。他容光焕发，人们可能以为他是一个快乐的英国老头。但我看过他的照片，所以一下子就认出来了……[63] 然后他们去柏林看望了马克思的妻弟埃德加尔。埃德加尔是一位小公务员，并以此谋生，他仍然保留着对共产主义的同情。在去汉堡看过迈斯纳之后，10月初他们回到了伦敦。 马克思第二年独自去了卡尔斯巴德。他出门在外的旅行由于与一位天主教神父的交谈而变得生动起来，马克思以一瓶法国科涅克上等白兰地成功地打破了这位神父的沉默。一到目的地，他就在家信中宣称库格曼不在，对他的健康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他开始享受长距离地散步，开始享受比尔森啤酒。他花大量的时间与马克西姆·考瓦列夫斯基在一起，后者是一位俄国的自由派贵族，他同样对俄国的土地所有权历史有兴趣，后来他成了伦敦的常客。考瓦列夫斯基没有社会主义倾向，但深深敬仰着马克思，这些日子在马克思的生活中逐渐占据了库格曼最近留下的位置。 警方继续密切监视马克思，但对布拉格的汇报不过是“他过着安静的生活，几乎不与别人交往，自己常常长距离地散步”。治疗很有效果，恩格斯1875年10月提到：“马克思从卡尔斯巴德回来了，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更加壮实、容光焕发、精神饱满、身体健康，很快就能够重新全力投入工作”[64]。 第三年，也就是1876年，马克思又回到了卡尔斯巴德。这一次他带着爱琳娜，说他过去一年非常想念她。他们按照嘱咐待了一个月，稍微进行了一些社会活动——主要是与德国大学的教授们交往，在这个圈子里所有人都希望谈论的一个问题是：你对瓦格纳怎么看？马克思的观点极尽嘲讽。爱琳娜的健康让马克思异常焦虑，在他们停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她差一点就患上了严重的肺炎。在回程中，他们到布拉格与库格曼的妻弟、商人麦克斯·奥本海姆一起待了一段时间，之后绕道经过宾根和克罗茨纳赫，因为马克思想给女儿看一看他结婚和度蜜月的地方。 1877年，马克思没有去卡尔斯巴德，而是去了位于莱茵兰地区的小疗养地诺伊恩阿尔。他对恩格斯进行了详细的解释，说到卡尔斯巴德去费用将极端昂贵，因为燕妮这一年不愿意被留在伦敦；而且换一种饮食起居方式可能会有益处。恩格斯回了信，给了马克思一些他在1849年战役中曾用过的布莱克森林的详细地图。1878年俾斯麦反社会主义法令剥夺了马克思去德国或奥地利疗养地的机会，这一年，他不得不凑合着去了一个差不多的地方——英国的马尔文。他与妻子、女儿燕妮和外孙一起去了，三个人都病得很严重。他们在那里的时候，莉希·白恩士（恩格斯自从玛丽去世之后一直与她生活在一起）在经受长时间的折磨之后死于膀胱肿块。恩格斯按照英国教堂的仪式在她去世的床边与她举行了婚礼。马克思在下一年去了泽西，但在他的第三个外孙埃德加尔出生之后，不得不返回到拉姆斯盖特和女儿燕妮在一起。在这段时间，马克思一家都忙于燕妮·马克思的疾病——无法治疗的肝癌。1880年，马克思带着妻子首先去了曼彻斯特看望了龚佩尔，接着到拉姆斯盖特多待了一段时间。由于长时间卧病在床，又不信任医生，燕妮需要家人一直照料。到下个十年到来的时候，疾病与气候的话题充斥了马克思的信件，压倒了其他一切事情——这可以理解，鉴于马克思自己的疾病和发生在家庭中的不幸，——现在他已身心交瘁：总之，他的公开活动结束了。 四 欧洲景象国际工人协会的衰亡和欧洲工人阶级运动的四分五裂，意味着19世纪70年代民族自治党派得到了发展。和以往一样，马克思希望战争成为革命的催化剂。1874年他写信给左尔格说：“整个欧洲的形势是这样：它越来越导向欧洲大战。我们必须通过这一关，然后才有可能考虑采取欧洲工人阶级的某种决定性的公开行动。”[65]唯一存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国家是德国，正如马克思曾经预料的那样，工人运动的重心在普法战争后发生了转移。正是德国在70年代占据了马克思大部分的注意力。更确切地说，在德国存在两个无产阶级政党，爱森纳赫党和拉萨尔追随者的团体，他们在70年代初试图合并起来。普鲁士领导的德国统一、施韦泽辞去拉萨尔派的主席职务以及巴黎公社余波中俾斯麦对两党的镇压，都推动了这一进程。他们第一次规模很大的选举活动的成功表明这两个党获得了几乎相同的选票，谈判拉开了序幕，并在1874年底基本上达成了协议。1875年5月，在德国中部的一个小城镇哥达将通过统一的纲领。 德国内部的这些事情一定程度上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的。[66]马克思和恩格斯被激怒了，这不仅因为纲领的内容，还因为并没有向他们征询意见这样一个事实。恩格斯1875年3月给倍倍尔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他扼要地重述了纳入到纲领中的、不能接受的拉萨尔派的提议：把所有非无产阶级政党都看作“反动的一帮”加以反对，缺乏国际主义精神，关于“铁的工资规律”的观点，以及没有考虑工联的作用。并说如果纲领被采纳，他们将会与李卜克内西断绝关系。[67]马克思5月份亲自给白拉克写了一封信，说“一步实际运动比一打纲领更重要”[68]。在马克思看来，爱森纳赫派本应使自己为联合行动达成某种实际的协议。实际上，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大会之后就立刻与纲领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信中还附了一份题为《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的手稿，请白拉克把该文散发给爱森纳赫领导人。李卜克内西认为谈判还为时过早，应缓一缓，因此只是让几个爱森纳赫领导人看了这个文件，却没有让倍倍尔等人看。直到1891年该文才刊行出来，以《哥达纲领批判》而闻名。这篇文章是马克思最重要的理论文献之一。 《哥达纲领批判》行文采取了提“几点意见”的形式，其中包含两个重要内容：一是对纲领中有关分配国家财产观点的批判；另一个是对纲领中国家观的批判。就第一点来说，马克思反对“把那些在某个时期曾经有一些意思，而现在已变成陈词滥调的见解作为教条重新强加于我们党”[69]。他在公开宣称的劳动所得属于社会一切成员的观点中没有发现非常革命性的东西，因为“这个论点在一切时代都被当时的社会制度的捍卫者所承认”[70]。马克思进一步批评纲领没有抨击土地所有者和资本家。对“公平的分配”和“平等的权利”的讨论模糊不清；工人应该得到“不折不扣的劳动所得”这样一个观点，完全忽略了资本更新、社会公共部门的管理、贫困救济等的必要支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劳动所得”这个词语将会毫无意义，因为： 在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生产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不表现为它们所具有的某种物的属性，因为这时和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个人的劳动不再经过迂回曲折的道路，而是直接地作为总劳动的构成部分存在着。[71]
接着马克思描述了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社会产品的分配，由于它是“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因此它在各方面，在经济、道德和精神方面都还带着它脱胎出来的那个旧社会的痕迹”[72]。在这个社会中，每一个生产者将从社会方面领得一张证书，证明他提供了多少劳动（在扣除作为社会基金的劳动之后），而他凭这张证书从社会储存中领得和他所提供的劳动量相当的一份消费资料。“他以一种形式给予社会的劳动量，又以另一种形式全部领回来。”[73] 马克思继续写道，当然这种平等实际上是不平等的。衡量用的是相同的标准——劳动，而人的能力、家庭条件等是不同的，因此不平等就出现了。马克思在一个著名的段落中继续写道： 但是这些弊病，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在它经过长久的阵痛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里产生出来的形态中，是不可避免的。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
在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上，在迫使人们奴隶般地服从分工的情形已经消失，从而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对立也随之消失之后；在劳动已经不仅仅是谋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后；在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而集体财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涌流之后，——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完全超出资产阶级法权的狭隘眼界，社会才能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上：各尽所能，按需分配！[74] 马克思这样总结了他对纲领这一部分的批判： 庸俗的社会主义仿效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一部分民主派又仿效庸俗社会主义）把分配看成并解释成一种不依赖于生产方式的东西，从而把社会主义描写为主要是在分配问题上兜圈子。既然真实的关系早已弄清楚了，为什么又要开倒车呢？[75]
马克思第二个基本的批判是对纲领中的“自由国家”以及“废除工资制度连同铁的工资规律”的批判。马克思反驳说，工资不是劳动的价值，而是劳动力的价值。这一事实就弄清了： 整个资本主义生产体系的中心问题就在于：用延长劳动日的办法，或者用提高生产率、从而使劳动力更加紧张的办法等等，来增加这个无偿劳动；因此，雇佣劳动制度是奴隶制度，而且社会劳动生产力愈发展，这种奴隶制度就愈残酷，不管工人得到的报酬较好或是较坏。[76]
纲领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法和它的阐述一样是错误的：它提出了政府援助的工人合作社，而不是社会的革命性转变。 回到“自由国家”这一论述中，马克思坦率地宣称这不可能是配得上称为“社会主义者”之名的工人的目标。马克思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国家制度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换句话说，那时有哪些同现代国家职能相类似的社会职能保留下来呢？”他没有专门回答这一问题，而是说：“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之间，有一个从前者变为后者的革命转变时期。同这个时期相适应的也有一个政治上的过渡时期，这个时期的国家只能是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77]事实上，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纲领只不过是“陈旧的、人所共知的民主主义的废话”——普选权，直接立法权，人民权利，人民军队等，很多在进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就已经达到了。 尽管给了对方很大压力，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断绝与纲领的关系；恩格斯声明说新党派中的分裂绝对无疑是非常错误的。俾斯麦对社会主义者日益增加的反对立场，使得拉萨尔派与政权联合的政策越来越不具有现实性，爱森纳赫派很快获得了最高领导权。随着德国工业以惊人速度的发展，新的社会民主工人党获得了比以往多的选票。虽然这样，马克思仍然对他的战友和学生的政策很不满意。连倍倍尔（马克思和恩格斯把他看作该党中唯一的完全可靠的人）都说：“与伦敦两位老人达成理解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78] 虽然马克思非常渴望有一个理论杂志，来揭露“缺乏教养的无知之徒和浅薄的文人”[79]，但他对1877年8月出现的《未来》杂志仍然持不欢迎态度，该理论杂志计划两周一期，来取代党的机关报《前进报》。该杂志得到了一位富有的法兰克福出版商的儿子卡尔·赫希柏格的资助，他怀着最好的意图，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我不理会任何‘意图’”[80]。他拒绝为该杂志撰稿；当他读到有关正义的词语和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幻想时（这使他想到了40年代“真正的社会主义”），认为并不合理。“把资产阶级带入党”[81]结果并没有成功。马克思总结了他对德国形势的总的看法： 在德国，我们党内，与其说是在群众中，倒不如说是在领导（上层阶级出身的分子和“工人”）中，流行着一种腐败的风气。同拉萨尔分子的妥协已经导致同其他不彻底分子的妥协：在柏林（通过莫斯特）同杜林及其“崇拜者”妥协，此外，也同一帮不成熟的大学生和过分聪明的博士妥协，这些人想使社会主义有一个“更高的、理想的”转变，就是说，想用关于正义、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女神的现代神话来代替它的唯物主义的基础（这种基础要求一个人在运用它以前认真地、客观地研究它）。《未来》杂志的出版人赫希柏格博士先生是这种倾向的一个代表者，他已经“捐资”入党，——就算他怀有“最高贵的”意图，但是，我不理会任何“意图”。世界上很难找到一种比他的《未来》杂志的纲领更可悲、更“谦逊地自负”的东西了。
工人本身如果像莫斯特先生那帮人一样放弃劳动而成为职业文人，他们就会不断制造“理论上的”灾难，并且随时准备加入所谓的“有学问的”阶层中的糊涂虫行列。几十年来我们花费了许多劳动和精力才把空想社会主义，把对未来社会结构的一整套幻想从德国工人的头脑中清除出去，从而使他们在理论上（因而也在实践上）比法国人和英国人优越。但是，现在这些东西又流行起来，而且其形式之空虚，不仅更甚于伟大的法国和英国空想主义者，也更甚于魏特林。当然，在唯物主义的批判的社会主义出现以前，空想主义本身包含着这种社会主义的萌芽，可是现在，在这个时代以后它又出现，就只能是……愚蠢的、无聊的和根本反动的。[82] 社会民主工人党创建于哥达会议，当然包含着很多不同类型的社会主义：约翰·莫斯特倡导某种与无政府主义极为接近的东西，“博爱的”社会主义有众多的追随者，杜林的去中心化和高度平等主义的公社对工人党中的爱森纳赫一派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杜林为克服失明所带来的困难的奋斗，以及在大学权威面前坦率的激进主义言论，使他在他所从教的柏林广受欢迎；只是到了后来，他的光芒由于日益增长的妄自尊大和强烈的反犹主义才暗淡下来。总的来说，杜林认为他对马克思的批判是“来自左翼”的，他批评了他称之为马克思的黑格尔式的经院哲学，他的经济决定论，对李嘉图的依赖，以及他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思想的含糊性。然而，尽管诙谐地称马克思是“年老的青年黑格尔派”，但他非常推崇马克思，对他的著作也相当敬重。1877年，工人党的会议差点通过了一项决议，停止刊登恩格斯反对杜林的文章。约翰·莫斯特提出了该建议，称恩格斯的文章“对《前进报》的大多数读者而言没有意义”[83]。倍倍尔努力促成他们通过一项折中的决议，即把文章以科学增刊的形式刊行。鉴于李卜克内西对所有加入者敞开大门而造成的“党的腐败堕落”，马克思对俾斯麦1878年10月通过的反社会主义法令持欢迎态度。这个夏天，威胁威廉一世生命的两次行动自然使马克思极为愤怒[84]，因为这马上就给俾斯麦制造了借口，禁止所有社会民主党派的组织、会议以及公开出版物，这个禁令将实行12年。 马克思对德国形势的不满又一次集中于一份新的出版物。1879年8月，在苏黎世出版了三个流亡者编辑的《年鉴》第一期，这三个人是：创建了《未来》杂志的同一个赫希柏格，社会民主党新闻工作者卡尔·施拉姆以及爱德华·伯恩施坦，他是后来的修正主义倡导者，最近刚从杜林转到马克思的思想上来。工人党很显然需要一份有号召力的刊物：约翰·莫斯特曾开始启动无政府主义者的《自由》；住在巴黎的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新闻工作者卡尔·希尔施，曾创建了一份名为《灯笼》的新杂志，在布鲁塞尔刊行。希尔施被说服承担了动议中的《年鉴》的编辑工作，《年鉴》的准备工作留给了苏黎世的那三个人。然而，第一期就显示出寂静主义和改良主义倾向，以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要坚决反对。还使他们感到愤怒的是苏黎世编辑们对希尔施的不友好态度，因为希尔施曾在他的报纸上抨击了一位叫凯泽尔的社会民主党人，该社会民主党人曾投票赞成保护德国的钢铁工业。凯泽尔实际上事先曾与他的同事商议，并得到了他们的许可。然而，马克思不考虑这一策略，认为这是“议会白痴症”[85]。 在给倍倍尔、李卜克内西和党的其他一些领导人的一封长信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扼要地说他们的不平。他们反对苏黎世小组的观点，即认为工人阶级不能解放自身，只有改革才是党的目标，以及暂缓制定党的纲领。他们说，这种态度使他们想起了1848年，这些人 是些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们满怀恐惧地声明，无产阶级被自己的革命地位所推动，可能“走得太远”。不是采取坚决的政治上的反对立场，而是全面地和解；不是对政府和资产阶级作斗争，而是企图争取他们，说服他们；不是猛烈地反抗从上面来的迫害，而是逆来顺受，并且承认惩罚是罪有应得。一切历史地必然发生的冲突都被解释为误会，而一切争论都以大体上我们完全一致这样的断语来结束。[86]
无产阶级应该由资产阶级归附者来增强力量当然是必要的。但他们必须首先要能够对无产阶级事业做出有益的贡献，其次要能够完全放弃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偏见。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信的结尾写道： 至于我们，那末，根据我们的全部经历，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一条路。将近四十年来，我们都非常重视阶级斗争，认为它是历史的直接动力，特别是重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认为它是现代社会变革的巨大杠杆；所以，我们决不能同那些想把这个阶级斗争从运动中勾销的人们一道走。在创立国际时，我们明确地规定了一个战斗口号：工人阶级的解放应当是工人阶级自己的事情。所以，我们不能和那些公开说什么工人太缺少教育，不能自己解放自己，因而应当由博爱的大小资产者从上面来解放的人们一道走。如果党的新机关报将采取适合于这些先生们的观点的立场，如果它将是资产阶级的报纸，而不是无产阶级的报纸，那末很遗憾，我们只好公开对此表示反对，并结束我们一向在国外代表德国党的时候所表现出来的和你们的团结一致。但愿事情不致于弄到这种地步。[87]
然而，《年鉴》只出版了两期，1879年9月《社会民主党人报》就创立了。根据马克思的说法，这份新报纸“没多大价值”[88]。他们仍然对小资产阶级思想的渗透非常不满，双方的关系依然紧张。这大多是因为恩格斯比马克思有更多军人的口气，所以，李卜克内西（其中的一位）就感到马克思是一个非常好相处的人。[89]但是整个争吵1880年底平息了，当时倍倍尔和伯恩施坦进行了他们所谓的“卡诺萨之旅”，拜访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大家同意伯恩施坦承担《社会民主党人报》的编辑工作，多少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他做得非常成功（马克思对伯恩施坦的看法没有记载）。虽然马克思对未来极其乐观，但是对正在成长的一代却极为刻薄。可以举两个例子：他对恩格斯评论说，狄慈根的工作越来越糟糕，并认为这个人的情况是“无可挽救的”[90]；考茨基（很快成为德国主要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被马克思指责为“一个平庸而目光短浅的人，过分聪明（他才二十六岁），自负，在某种程度上是勤勉的，对统计学下了不少工夫，但收效不大，是个天生的俗种”[91]。 五 俄国、法国和英国直到1875年，马克思还一直极为怀疑俄国革命的种种可能性，他认为1861年俄国农奴获得解放后的乐观主义只是昙花一现。尽管《资本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而且对思想家例如车尔尼雪夫斯基非常敬慕，但是他仍坚持认为俄国是欧洲反动势力的堡垒，更容易屈从于外界的压力而不是国内的颠覆。到1877年初，随着俄国和土耳其之间关系的日益紧张，马克思预言“东方问题”“必然以俄国爆发革命而告终，不管对土耳其人的战争的结局如何” [92]。他和恩格斯持续地对俄国—土耳其战争表现了极大的关注（这占据了他们1877年下半年的时间），虽然他们对战争结果的预测并不准确。马克思“非常满意穆罕默德的后裔……所持的坚定而可敬的立场” [93]。恩格斯和马克思对土耳其人给予完全的支持，因为“我们研究了土耳其农民——也就是研究了土耳其的人民群众——并且认识到他们无疑是欧洲农民的最能干和最有道德的代表之一” [94]，同时也因为“俄国人在土耳其欧洲部分的失败正在直接引起俄国的革命” [95]。 这次危机是欧洲历史的一个新的转折点。俄国——我曾经根据非官方的和官方的俄文原始资料……研究过它的情况——早已站在变革的门前，为此所必需的一切因素都已成熟了……按照一般规则，变革将从立宪的把戏开始，接着就会有一场绝妙的热闹事。要是老天爷不特别苛待我们，我们该能活到这个胜利的日子吧！[96]
他将土耳其人的最终战败归咎于英国和奥地利的背叛（他正确地预见了其不可避免的分裂）[97]，归咎于土耳其没有进行自己的革命。 土耳其战争没能动摇俄帝制，马克思将希望越来越多地寄托于俄国内部某种革命运动的可能性。他已对俄国状况作过详细研究——尤其是在《资本论》第三卷的准备过程中；随着《资本论》第一卷在那里获得越来越多的成功，俄国日益强大的反抗运动自然要向他征询建议——他也乐于给他们建议。随着农奴在1861年获得解放，亚历山大二世实行的宽大政策使得广泛的政治运动成为可能。最为激进的运动是民粹主义的各个派别——他们的本质特征是想作为以广大农民阶级为基础的革命催化剂，并渴望通过找到一条俄国的特殊道路来阻止资本主义的发展。[98] 1874年，这一问题由于布朗基的一位民粹主义追随者特卡切夫的一封公开信而公开化，这封信指责恩格斯低估了农村公社——传统的农民村社的革命潜力。恩格斯的回复给人的印象是，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对俄国来说是绝对必要的：一位重要的民粹主义理论家米海洛夫斯基1877年抨击了这一观点，声称《资本论》含有对俄国人的努力奋斗的谴责，这些俄国人在为自己国家获得发展以跨越资本主义阶段而工作。比起恩格斯来，马克思的观点更为微妙，更为含混，他在一封《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作了回答。他驳斥了米海洛夫斯基的指责：“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他维护了《资本论》中《原始积累》一章的观点，继续说道： 假如俄国想要遵照西欧各国的先例成为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它最近几年已经在这方面费了很大的精力，——它不先把很大一部分农民变成无产者就达不到这个目的；而它一旦倒进资本主义怀抱以后，它就会和尘世间的其他民族一样地受那些铁面无情的规律的支配。[99]
在1874年底马克思做的《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中，已经得出了这样的结论： 凡是农民作为土地私有者大批存在的地方，凡是……农民甚至多少还占居多数的地方，……就会发生下列情况：或者农民会阻碍和断送一切工人革命，就像法国到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或者无产阶级……将以政府的身份采取措施，直接改善农民的状况，从而把他们吸引到革命方面来；这些措施，一开始就应当促进土地私有制向集体所有制的过渡，让农民自己通过经济的道路来实现这种过渡；但是不能采取得罪农民的措施，例如宣布废除继承权或废除农民所有权……[100]
可以看出，马克思并没有完全排除俄国跨越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的可能性，而且对宣称以此为目的的民粹主义运动的恐怖主义一派民意党人（NarodnaiaVolya）表现出了极大的赞美。1881年民意党人刺杀亚历山大二世之后，马克思把这些恐怖分子描述为“一些能干的人，他们没有戏剧式的装腔作势，而是一些普通的、实干的英雄人物”。认为他们力图使欧洲相信，“他们的行动方式是俄国独特的、历史上不可避免的行动方式，对此不应多作道德说教——赞成或是反对，就像对待希沃斯的地震一样” [101]。 马克思不怎么尊重在日内瓦的民粹主义流浪者（其中有普列汉诺夫和阿克雪里罗得），他们反对恐怖主义，倾向于集中搞宣传：“（为了在俄国进行宣传，他们跑到日内瓦去了！多么荒谬！）。这些先生们反对一切政治革命行动。俄国应当一个筋头就翻进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无神论的千年王国中去！他们现在就用令人讨厌的学理主义为翻这种筋头作准备……” [102]这个团体的一个成员维拉·查苏里奇1881年2月给马克思写了一封信，特别地请求马克思澄清一下他对于俄国经济发展的态度。她写道： ……最近我们经常可以听到这样的见解，认为农村公社是一种古老的形式，历史、科学社会主义，——总之，一切不容争辩的东西，——使它注定要灭亡。鼓吹这一点的人都自称是你的真正的学生，“马克思主义者”。[103]
他们最有力的论说常常是：“马克思这样说过”。反对方说：“但你是怎么从他的《资本论》中推导出这一点的？他并没有讨论土地问题，也没有谈到俄国。”你的学生们说：“如果他谈到我们国家就会这么讲。” 马克思对这封满腹疑虑的信的简短回答是带有预言性的： 在“资本论”中所作的分析，既不包括赞成俄国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也不包括反对农村公社有生命力的论据，但是，从我根据自己找到的原始材料所进行的专门研究中，我深信：这种农村公社是俄国社会新生的支点；可是要使它能发挥这种作用，首先必须肃清从各方面向它袭来的破坏性影响，然后保证它具备自由发展所必需的正常条件。[104]
马克思的回信尽管简短，但却有三个非常详细的草稿，这些草稿透彻地分析了农民公社的发展，并且有着比较乐观的结论： 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末，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105]
在关于这个问题的最后声明中，即1882年《共产党宣言》俄译本的序言中，马克思重申了这一立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末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106]。这样一来，马克思对这一至关重要问题的理论遗产也是极为模棱两可的。[107] 在法国，社会主义在巴黎公社失败后缓慢地复苏。直到1877年，又开始重新召开了工人代表大会。后来的领导者盖得和马隆以前都有无政府主义倾向，他们在他们的《平等报》上宣称了他们越来越接近于某种马克思主义的立场。1879年10月，工党联合会（Federation du Parti des Travalleurs Socialistes）成立了；1880年的大赦，由于允许流亡者（包括马克思的两个女婿）返回，社会主义者队伍壮大了。1880年5月，盖得来到伦敦与马克思、恩格斯和拉法格讨论竞选纲领。对这个纲领，马克思总体来说感到满意——他为纲领写了导言，因为这个纲领体现了“真正从工人运动本身直接产生出来的要求” [108]，但是他反对写法定的最低工资（盖得坚持要写）。“如果法国无产阶级仍然幼稚到需要这种诱饵的话，那末，现在就根本不值得拟定任何纲领” [109]。他还草拟了一份长长的调查表发给法国工人，以此复活了国际工人协会1866年日内瓦代表大会提出的思想。调查表1880年4月发表在马隆的《社会主义评论》上，25 000册销售一空。[110]其前言坚定地说：只有工人“才能非常熟悉地描述他们所忍受的灾难；只有他们，而不是上帝派来的拯救者，才能坚决地采取有效措施来对付他们遭受的社会灾害” [111]。 马克思认为首要任务是进行灌输阶级意识的教育，虽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这达到了任何效果。他怀疑新的政党是否能够长期保持团结，这一次他得到了完全的证实：在1882年9月的圣·艾蒂安大会上，工人党分裂为改良主义者和革命者两派，后者由盖得领导，他发现自己备受攻击，理由是他听命于伦敦的“普鲁士人”马克思[112]。事实上，马克思和盖得之间的关系是非常微妙的，马克思对他在法国的某些未来学生的评价如此之低，以至于他对拉法格说：“有一点可以肯定，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113]。实际上，他的两个女婿由于缺少政治敏锐性令他很失望。他轻蔑地说：“龙格是最后一个蒲鲁东主义者，而拉法格是最后一个巴枯宁主义者！让他们见鬼去吧！” [114] 英国仍然是一个马克思思想影响最小的国家。甚至美国也给了马克思以更多的鼓励。他密切关注着美国1873—1878年“漫长的经济危机”，对最新的州例如加利福尼亚的经济发展特别有兴趣。他认为“建立一个严肃的工人政党” [115]是很有可能的，并认为政府的土地占有政策将使黑人和农场主与工人阶级结盟，他甚至认为把国际工人协会的办公地移至纽约可能本来是合适的。[116]然而，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英国工人阶级现在已经如此没落，以至他们“简直成了‘伟大的自由党’即他们自己的奴役者——资本家的政党的尾巴” [117]。尽管恩格斯对工人阶级激进派如约瑟夫·考恩有着暂时的热情，也不得不告诫伯恩施坦说：“目前在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陆上那样的真正的工人运动” [118]。然而，马克思还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即认为英国和平过渡到社会主义是可能的。他在1880年写道： 这个党认为英国的革命不是必然的，但是——按照历史上的先例——是可能的。如果必不可免的进化转变为革命，那末，这就不仅仅是统治阶级的过错，而且也是工人阶级的过错。前者的每一个和平的让步都是由于“外来的压力”而被迫作出的。他们的行动是随着这种压力而来的，如果说这种压力越来越削弱，那只是因为英国工人阶级不知道如何利用法律给予它的力量和自由。[119]
特别是在巴黎公社后，马克思在英国就开始颇为知名。在1877年的东方危机中，他声称曾在“伦敦流行的报刊”上匿名发表了很多文章，攻击格莱斯顿的俄国政策，这一切都是通过国际工人协会的熟人马尔特曼·巴里来斡旋的。他还通过巴里影响国会议员，“这些议员如果发觉，在东方危机问题上，红色恐怖博士（他们这样称呼我）是他们的策动者，他们一定会大为惊愕” [120]。1879年初，“红色恐怖博士”至少吸引了一个人的注意，她就是嫁给德国王储的维多利亚女王的大女儿。她要求蒙特斯图亚特·格兰特·达夫先生（一位自由派的英国议会议员，曾任驻印度的副部长）去见马克思，并把他对马克思的看法告诉她。于是，达夫先生安排在圣詹姆士街的德文郡俱乐部与马克思共进午餐。格兰特·达夫对马克思的总体印象，正如他对王妃所讲述的： 他是一个个子不高、有点矮小的人，花白的头发，花白的胡须，与他嘴角上仍然乌黑的胡子形成了奇怪的对比。脸有些圆，前额轮廓分明，非常饱满，眼睛锐利，他的整个表情令人愉快，绝不是一个惯于啖食摇篮里婴儿的人——我敢说警察是这样看待他的——的表情。他的谈吐显得见多识广，而且很博学，对比较语法很感兴趣，这把他引向古老的斯拉夫语和其他一些比较冷僻的研究。他的谈话还由于很多古怪的措辞和一些冷面幽默而富有变化。当他谈到赫泽切尔（Hezechiall）的《俾斯麦亲王的生活》（Life of Prince Bismarck）时，总是通过将它同布什博士（Dr Busch）的著作对比，把它作为《旧约》而提及。
他非常讲究实际，稍微有些愤世嫉俗（这种愤世嫉俗不带丝毫的冲动），有趣；当谈到过去和现在的时候，他就像我所认为的，常常会提出异常正确的看法，但一谈到将来，他的看法就变得含糊，不能令人满意。[121] 他们谈了3个小时，关于俄国，马克思希望那里出现“激烈的但并不渺茫的垮台”；关于德国，他好像认为有军队哗变的巨大可能性。马克思进一步说明社会主义革命将是一个非常长期的过程，并说暗杀德国皇帝未遂的刺客诺比灵没有像他预计的那样事先到伦敦拜访他，让他如释重负。格兰特·达夫总的结论是：“不论他是否希望这样，颠倒世界的人将不是马克思” [122]。 在马克思晚年，与他联系最为密切的英国社会主义者是亨·迈·海德门，海德门是社会民主联盟的创建者，并有相当可观的私有财富。[123]在一次去往美国的航程中，他读了《资本论》的法译本，于是非常渴望见到马克思。在1880年初一个适当的时候，卡尔·希尔施把他介绍给了马克思[124]。第二年，马克思经常在爱琳娜的陪伴下，与海德门一起在他德文郡宅邸的华美的家中进餐；海德门也会回访他（尊敬地称他为“十九世纪的亚里士多德”）[125]，两个人在马克思的书房里大踏步地踱来踱去，一谈就是数小时。海德门坚信英国的和平革命，他的一些观点带有明显的沙文主义，但他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劳动价值理论。他还是一个激烈的反俄分子，这一点他们两人之间建立了一个最强有力的联系。然而，他们的友谊由于1881年6月的一次争吵而结束了。海德门当时刚刚出版了他的《民主课本：大家的英国》，该书倡导去中心化的自治帝国，认为在这样的帝国中，改革由富人和有影响力的人来进行比较好。这本书中有两章论述了劳动和资本，大量地吸收了《资本论》的思想，并在书的前言中进行了适当的致谢，感谢“一位伟大的思想家和有创见作家的著作” [126]，但是没有提马克思的名字。该书在民主联盟的成立大会上分发。马克思非常愤怒，因为海德门没有对他的著作表示更特别的感谢；他还感到恼火的是，他的思想出现在他对其整个方法并没有好感的著作中。海德门为自己辩解说，因为很多英国人如果知道这些思想是马克思的，就会减弱对该书的好感，英国人无论如何都不会轻易地向外国人学习。马克思对这种解释更为愤怒，于是淋漓尽致地写下了激烈谴责的文字，结束了他们的交往。[127] 然而，马克思由于1881年12月一本小册子的出现而感到愉快，该小册子是《现代思想的领袖》系列丛书中的一本，是献给他本人的，作者是海德门的朋友——实证主义者和新闻工作者厄内斯特·贝尔福特·巴克斯。在关于马克思的传记中和对他的经济学思想的阐述中出现了很多错误，但它毕竟是“第一篇在英国发表的对新思想充满真正的热情并勇敢地起来反对不列颠庸俗习气的文章” [128]。同时，让他感到高兴的是，在伦敦西区［注：伦敦西区主要住的是统治阶级代表人物。］对此进行了广告张贴，引起了公众的注意，而且这件事在燕妮去世前两天给她带来了快乐。然而矛盾的是，马克思在他居住和工作了大半生的国家仍然鲜为人知。他的讣告登在《泰晤士报》上，内容出现了最荒唐的错误。当《资本论》英文版终于在1894年面世的时候，在最初的几年中，英国和美国加在一起的销售量一直极低。有记载的马克思关于不列颠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让这些不列颠人见鬼去吧！” [129]这一点都不令人奇怪。 在1881年2月龙格一家离开之后，马克思开始了他生命中最后的也是最孤独的两年。这次分别是极为痛苦的：对马克思来说，外孙是“无穷尽的乐趣的源泉” [130]；他们离开数星期后，他这样写信给燕妮说：“当我听到……孩子们相似的声音时，我往往就跑到窗子跟前去，刹那间忘记了孩子们已在海峡的彼岸” [131]。他参加户外社交聚会的时间越来越少，感到“糟糕的是现在人‘老了’，只能预见，而不能亲眼看见”，特别是当新出生的人“面临着人类未曾经历过的最革命的时期” [132]的时候，更是如此。虽然马克思请了伦敦最好的医生，但是燕妮的健康继续恶化。她仍有精力偶尔去剧院，但更多时间是缠绵病榻，绝望地抓住她知道正在枯竭的生命。7月，马克思带她到伊斯特本待了三个星期，燕妮坐在轮椅上活动。接下来的一个月，他们决定离开到巴黎西部郊区阿根地去，打算在女儿燕妮那里住很长一段时间，燕妮自己正患着严重的哮喘。但是三个星期后，马克思得到消息说爱琳娜患有严重的神经衰弱，于是他立刻回到了伦敦，几天后燕妮和琳蘅也回到了那里。 六 最后几年在1881年12月去世之前的整整6个月里，马克思的妻子显然一直处在死亡的边缘。10月份，马克思自己的病严重发作。他由于支气管炎在床上躺了两个月。恩格斯唯恐他死去，爱琳娜整夜整夜地坐在他旁边。燕妮就在旁边的房间里，但马克思三个星期不能去看她。爱琳娜后来写道： 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时期，我们亲爱的妈妈躺在前面大的房间里，摩尔在后面的小房间里。他们两个人，过去是如此地彼此熟悉、彼此亲密，而现在甚至不能一起在一个房间里。我们年迈的好琳蘅……和我不得不照料他们两人……我永远忘不了那一天早晨，他感到有了气力，可以走到妈妈的房间去。当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又年轻了——她是一位年轻女孩，而他是一位恋爱中的青年，都刚迈进生活的门槛，而不是即将永别的病魔缠身的老头和即将离世的老妪。[133]
令人无法忍受的肿瘤的痛苦症状只是在最后的几天才出现，医生用吗啡来缓解。当她12月2日去世的时候，“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平时更加富于表情，更加美丽，更加明亮！” [134]她对丈夫说的最后一句话是：好（Good）。马克思的医生禁止他参加葬礼，他只好用这样一件事情来安慰自己：在去世的前一天，燕妮曾谈到丧礼仪式的事，她说：“我们不是那种重表面形式的人！” [135]马克思永远也没有从燕妮的死中恢复过来。恩格斯在燕妮刚去世后看到了他，对爱琳娜说：“摩尔也死了”。马克思只能由于自己健康上的生理痛苦才能逃避失去妻子的精神痛苦，因为“对付精神上的痛苦只有一种有效的解毒剂——肉体上的疼痛” [136]。迈斯纳后来写道，出版《资本论》第一卷第三版是必要的，但马克思已经无心去做了。 在部分地恢复了健康之后，马克思感到自己是双重残废了：“精神上是由于失去了我的妻子，生理上是由于病后胸膜硬结和支气管应激性增强” [137]。他决定再去一次海滨，1882年1月，他带着爱琳娜去了文特诺尔。他的咳嗽和支气管黏膜炎仍然没有减轻。事实证明爱琳娜是一个可怜的同伴：自从去年夏天俄国民粹主义者利奥·哈特曼求婚以来，她一直处于神经极度衰弱的边缘。她正处于与利沙加勒解除婚约的痛苦之中，正处于自己曾有机会立足于舞台的绝望之中。当她的伦敦朋友多莉·梅特兰得知了她的处境后，就急匆匆地到了文特诺尔予以帮助。但收效不大。要不是多莉不能独自打发时光而对马克思说了无休无止的闲话，使马克思受到了伤害，他也不会认为女儿本应向别人寻求帮助，他还焦急地认为她不应该成为“老头子的‘护士’，成了家庭的牺牲品” [138]。爱琳娜当然形成了这样的印象：父亲并没有觉察到她的精神重压，还认为她在由家庭负担的情况下沉于疾病。由于对爱琳娜和文特尔诺希望的破灭，小燕妮太忙于照顾自己的小孩而不能帮他，劳拉又太自私，马克思在恩格斯和他的医生的压力下屈从了，动身去了阿尔及尔。当他发现恩格斯那吵闹的同伴难以忍受时，他更乐意离开伦敦，他写信给女儿燕妮说：“好心的乐观的老弗雷德……容易由于爱护人而害了人” [139]。马克思在阿尔及尔一家可以俯瞰海湾的小旅店中度过了孤独的两个半月。这个季节格外地寒冷而潮湿，他的“思想大部分沉浸在对我的妻子——她同我生命中最美好的一切是分不开——的怀念之中” [140]。他给恩格斯和女儿们的所有信件都写满了自己健康和天气的详细情况，在他逗留的最后一段时间里，天气变得非常热，以至于他不得不去理发剃胡须。他的信开始出现拼写和语法错误——这是由于燕妮的死和他患病而导致“记忆力不断衰退”[141]的结果。1882年5月，马克思离开阿尔及尔，去了蒙特卡洛［注：位于摩纳哥。］，在那里待了一个月，然而他的胸膜炎和支气管炎没有丝毫减轻的迹象。 6月6日，他去了阿根地，接下来的3个月与小燕妮在一起，在“孩子们的喧闹”中寻找宁静，这一“小小的微观世界”比“宏观”世界有意思得多。[142]但是，小燕妮的家庭根本不能给他提供他想要的宁静。小燕妮9月中要生一个小孩，并且得不到丈夫的帮助。她痛苦地责备她的丈夫龙格：除了有一点时间在家睡觉外，其余时间他都全身心地投入到巴黎的政治活动中，而马克思认为他的这些活动和拉法格的一样是白费力气的。龙格还不明智地邀请罗伊（《资本论》的法文译者）去阿根地，由于马克思对其人才能的看法，这自然导致了极大的尴尬。 1882年夏天，马克思家庭的其他成员迁移到了巴黎：琳蘅6月份过来照顾小燕妮，爱琳娜和劳拉也很快随之来了。劳拉还在伦敦的时候，马克思曾写信告诉她，当他9月份［注：似应为7月下半月，参见《马克思致劳拉·拉法格》，《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5卷，325页。］去瑞士的沃韦（Vevey）时，这“成了你的义务——作山谷老人的旅伴”。劳拉答应了，在那里马克思答应给她所有关于国际工人协会的材料，以写国际工人协会的历史，并提出她承担把《资本论》译成英文的工作的可能性。[143]他们在小燕妮生下她唯一的女儿之后回到了阿根地。与和劳拉之间的关系完全不同，爱琳娜与小燕妮相处很好，并在阿根地发展了她在伦敦完全蛰伏了的才能。而她也在8月底离开，带着小燕妮的大儿子琼尼回到了英格兰，在那的好几个月里，她对孩子严格管教，就像他的第二个母亲。 从瑞士回来，马克思就感到他不能再给小燕妮增加负担了，于是回到了伦敦，想独自一人在10月底再一次到文特尔诺去。在他离开的前一天晚上，他感到自己的健康稍有好转，于是坐下与恩格斯喝朗姆酒，直到凌晨一点。在怀特岛上，他长时间地漫步在那开阔的高地上。日益增强的孤独感使他请求劳拉过来和他住在一起。现在只有非常偶然的时候年老易怒的马克思的热情才会点燃——例如当他突然被告知他的理论在俄国获得了成功，他激动地说：“我正在打击那个与英国一起构成旧社会的真正堡垒的强国” [144]。在此期间，在阿根地小燕妮的状况日益恶化。早在4月初时，她就一直遭受痛苦的折磨，似乎一直都是膀胱癌。除了一个只会朝她叫嚷、根本帮不了什么的丈夫之外，她还有四个小孩需要照顾。她的婆婆因龙格家庭的债务而责备她，并不停地敦促她出去工作。当拉法格一家1月初来看她的时候，看到她“沉没于噩梦幻梦击溃的麻木之中”。她不久就神志不清，于1883年1月11日去世，年仅38岁。这件事要由爱琳娜来通知她的父亲了。她写道：“我经历过不少伤心的事情，但还没有像那次那样伤心过。我感到我正把死刑判决书带给我父亲。在漫长的路途中，我忧心忡忡，绞尽脑汁地想如何把这个消息告诉给他。但是不需要我说，我的表情背叛了我。摩尔马上说‘我们的燕妮死了’” [145]。 马克思被他的“第一个孩子，他最喜爱的女儿” [146]的死彻底击垮了，他回到伦敦，就去世了。 一回到伦敦，由于喉炎而导致的音哑就使马克思不能多说话了。琳蘅为他做了最可口的饭菜，努力恢复他的胃口，并不停给他洗芥末澡来让他冰冷的双脚暖和起来。他一天喝一品脱牛奶，四天喝一瓶白兰地。他轮换着阅读出版商的目录（当他感到情绪低落的时候）和法国小说（当他的智力兴趣产生的时候）。肺部的溃疡使他的支气管炎恶化了。2月底，由于东北风不断带来的霜雪，他只能待在自己的房间里。3月10日，恩格斯对劳拉说，医生认为马克思的健康实际上稍微有所好转，并说如果他能熬过下两个月，一切都会好的。13日早上，他喝了葡萄酒、牛奶和汤。但当恩格斯按照每天一次的惯例在下午拜访他的时候，看到了他很害怕看到的一幕： ……全家都在掉泪：似乎快到临终的时刻了。我就询问了情况，想弄清原因，进行安慰。先是少量出血，接着体力就立刻衰竭了。我们那个非常好的老琳蘅看护他要胜过任何母亲照顾自己的孩子，她走上楼去，立刻又下来了，说他处在半睡状态，我可以跟她一起上去。当我们进去的时候，他躺在那里睡着了，但是已经长眠不醒了。脉搏和呼吸都已停止。在两分钟之内，他就安详地、毫无痛苦地与世长辞了。[147]
马克思表达了对资产阶级社会的蔑视和他的国际主义，他去世了，没有遗嘱，没有国籍。他的文字由他的女儿们和恩格斯进行了详审，之后，由德国社会民主党和莫斯科共产主义者分别保存。1883年3月17日，马克思被葬在海格特墓地。他的墓地在公墓远远的一个角落里，疏于管理；直到1956年，才树立了一块盖着铁铸顶的巨大的大理石作为墓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