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卡尔·马克思传》

第六部分 “经济学”


一、“经济学批判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二、“福格特先生”
三、马克思和拉萨尔
四、格拉弗顿坊的生活
五、《资本论》
六、莫丹娜别墅的生活


　　你可能认为，很少的著作能在较为艰苦的环境中写；而我能书写秘密的历史，它将揭示出无穷尽的忧伤、烦恼和不安。

　　——燕妮·马克思



一 “经济学批判手稿”和“政治经济学批判”


　　1857年，马克思不止一次地预言的经济危机确实爆发了，这使他为得到经济学研究的某种结论转入了近乎疯狂的努力。关于这一点，首先应该提到的是1857年12月他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现在发狂似地通宵总结我的经济学研究，为的是在洪水之前至少把一些基本问题搞清楚。”[1]一个月后，他被迫服了长时间的药，并承认道：“我经常夜间工作，工作时虽然只喝些柠檬水，但是抽了大量的烟[2]。
　　他还编写了危机期间每天发生事情的极为详细的日记。事实上，马克思所说的“总结”早在1857年8月就已经以写作总导言开始了。这篇大约30页长的导言，以一种探索性的口吻和不完整的形式讨论了经济学研究的方法问题，并试图对著作中接下来部分的非历史的秩序提供合理解说。这一导言没有出版，因为，正如马克思两年后所说：“仔细想来，我觉得预先说出正要证明的结论总是有妨害的，读者如果真想跟着我走，就要下定决心，从个别上升到一般”[3]。
　　《导言》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生产”[1]。马克思把“个人的一定社会性质的生产”[4]作为考察的出发点。他拒绝了斯密、李嘉图和卢梭的出发点，他们从与社会相脱离的孤立的个人开始：“孤立的一个人在社会之外进行生产……就像许多个人不在一起生活和彼此交谈而竟有语言发展一样”[5]。接着马克思指出为了不忽略各个时代之间的本质差别，努力提出一切生产共有的一般规定是重要的。现代经济学家，例如J.S．穆勒，就有这样忽略的错误，他们竭力把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描绘成永恒不变的社会规律。马克思举了两个例子：像穆勒这样的思想家从财产是生产的条件这样一个同义反复的命题一步跳到了财产的一定形式——私有财产——是原始的形式这样的假定；然而历史却表明，共有财产是原始形式。第二，有一种观点认为一定时代的法制基础是永恒不变的原理，而没有认识到“每种生产形式都产生出它所特有的法的关系”[6]。马克思用下面的话总结了第一部分：“一切生产阶段所共有的、被思维当作一般规定而确定下来的规定，是存在的，但是所谓一切生产的一般条件，不过是这些抽象要素，用这些要素不可能理解任何一个现实的历史的生产阶段”[7]。
　　第二部分是“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的一般关系”。在这一部分中，马克思急切地驳斥了这种观点：彼此孤立地看待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这四种经济活动。在一开始，他就宣称在一定意义上，生产和消费是相同的，因为一个人谈到生产性的消费和消费性的生产；而他们每一方实际上都是达到另一方的途径；每一方都塑造着对方的存在形式。同样，马克思驳斥了分配可以离开生产很远或者独立于生产这种观点。这种观点是错误的，因为“在单个的个人面前，分配自然表现为一种社会规律，这种规律决定他在生产中的地位，他在这个地位上生产，因而分配先于生产”[8]。外在的扩张或内在的革命，还似乎是分配先于生产并且决定生产。同样，交换，对马克思来说似乎是生产的一个组成要素。马克思总结道：“我们得到的结论并不是说，生产、分配、交换、消费是同一的东西，而是说，它们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9]。
　　第三部分是“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这部分非常抽象，但对理解马克思的方法却十分重要。他希望建立一种讨论经济学的正确方法，即由简单的理论像价值和劳动这样的概念开始，然后再进入到较为复杂的但却观察到的整体，比如人口或者阶级。相反的方法以17世纪的为典型；而18世纪的思想家采纳了这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10]。
　　接着，马克思举了两个简单而抽象的概念的例子：货币和劳动，开始了他的分析。他认为两者只是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才达到了它们充分复杂的形式；因此，人们只有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背景下才可能充分理解前资本主义的经济学，正如“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11]。马克思继续写道。“因此，把经济范畴按它们在历史上起决定作用的先后次序来排列是不行的，错误的。它们的次序倒是由它们在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中的相互关系决定的……”[12]接着他写出了一本精心研究的经济学著作的暂时性大纲，大概分为五个部分。在结尾他对历史唯物主义方法中明显的困难展开了有趣的讨论：为什么希腊艺术在19世纪得到如此多的欣赏？而创作这些艺术的当时社会经济背景与19世纪是如此的迥异。马克思没有直接回答这一问题。手稿简单地提出了如下的问题：“为什么历史上的人类童年时代，在它发展得最完美的地方，不该作为永不复返的阶段而显示出永久的魅力呢？”[13]手稿就此中断了。
　　马克思在《导言》的末尾处叙述了他的写作提纲：

　　（1）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
　　（2）形成资产阶级社会内部结构并且成为基本阶级的依据的范畴。资本、雇佣劳动、土地所有制。它们的相互关系。城市和乡村。三大社会阶级。它们之间的交换。流通。信用事业（私人信用）。
　　（3）资产阶级社会在国家形式上的概括。就它本身来考察。“非生产”阶级。税。国债。公共信用。人口。殖民地。向外国移民。
　　（4）生产的国际关系。国际分工。国际交换。输出和输入。汇率。
　　（5）世界市场和危机。[14]

　　这一计划以简单的形式重复了185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的一些内容：“资本、土地所有制、雇佣劳动；国家、对外贸易、世界市场。”[15]
　　保存下来的手稿（在1857年10月至1858年3月6个月中写成）《经济学手稿》为人所知。它来自于它的德文题目Grundrisse der．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政治经济学批判手稿》）的第一个单词Grundrisse（手稿）。[16]这些手稿根本没有全部涵盖上述目录中的内容。很明显，它们大部分是该著作第一部分的草稿。该手稿整体被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货币，第二部分要长得多，是关于资本的部分；接着又包含三个部分：资本的生产过程、流通过程和剩余价值转化为利润。然而，这些经济学的讨论与广泛的与主体无关的论题交织在一起，这些论题诸如个人和社会，劳动的性质，自动化对社会的影响，空闲时间的增加和劳动分工的消灭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的较高阶段上异化的性质，资本主义的革命性质以及它固有的普遍性，等等。正是这些离题的讨论赋予了《经济学手稿》以根本性的重要作用，它表明对一项庞大的研究来说，这只是一部初稿；马克思后来呈现给世人的著作《资本论》只包含了《经济学手稿》明确标明基本内容中的一小部分。论述诸如对外贸易和世界市场的部分显示出马克思一定程度上逐渐勾勒出了他的其他五部“经济学”著作的基本论题。用马克思自己的话来说是：“手稿（如果付印的话，将是一本厚厚的书）中的一切都乱七八糟的，有很多内容是打算在后面的部分进行阐述的”[17]。
　　像马克思几乎所有的重要作品一样，《经济学手稿》从批判其他人的思想开始：他显然通过批判其他人的观点比较容易地得出自己的思想。因此，前面几页是对改革经济学家凯里和巴师夏的批判。马克思富有才华地把他们分别描述为19世纪中叶“美国人”罪恶（和美德）的体现和蒲鲁东的学生。大约写了10页之后，对凯里和巴师夏的理论就没有进行进一步的讨论——马克思尖刻地评论道：“不能再谈这些毫无意义的东西了”[18]。通过对这些微不足道的理论家的批判，马克思磨砺了自己的批判能力，接着他踏出了自己的道路。这些手稿笔记的探索性质，它讨论的各种论题以及极为浓缩的风格，这一切都难以对其内容做出令人满意的简明的解释，几乎不可能对它们进行解释。《经济学手稿》是一块巨大的没有开垦的土地：因为现在还几乎没有探索者，甚至他们还没有穿过它的外围。但是，有些东西是一眼就能看得出来的。
　　第一，在思想和风格上它都有着与1844年手稿的一致性，最明显地表现在黑格尔对作品的影响。异化、物化、占有、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以及人的一般性质或社会性质这一切概念都在《经济学手稿》中再次出现。早在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对他同时代的经济学思想提出过如下评论，这些评论完全可以使人联想到他1844年对货币的“物化”的评论：“我们所达到的结果并不是这样，即生产、分配和消费是同一的，而是它们全都是某个实体的部分，是某个集合体的不同方面。”[19]或者后来更一般地概括说：

　　……但是，如果说资本因此表现为劳动的产品，那么劳动的产品也表现为资本——不再表现为简单的产品，也不表现为可交换的商品，而是表现为资本，表现为统治、支配活劳动的物化劳动。下述情况同样表现为劳动的产品：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还表现为自为存在的价值；劳动的产品，物化劳动，由于活劳动本身的赋予而具有自己的灵魂，并且使自己成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
　　如果从劳动的角度来考察，那么劳动在生产过程中是这样起作用的：它把它在客观条件中的实现同时当作他人的实在从自身中排斥出来，因而把自身变成失去实体的、极度贫穷的劳动能力而同与劳动相异化的、不属于劳动而属于他人的这种实在相对立；劳动不是把它本身的现实性变成自为的存在，而是把它变成单纯为他的存在，因而也是变成单纯的他在，即同自身相对立的他物的存在。[20]

　　在这方面，《经济学手稿》中这一最引入注目的段落是马克思草拟的“经济学”的计划，它是以可能直接来自于黑格尔的《逻辑学》的语言表达的。[21]
　　然而，它们之间又有着显著的不同。1844年，马克思已经读了一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但还没有把这种知识融入他对黑格尔的批判之中。所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却以《巴黎手稿》）而为人所知）分成两个孤立的对等部分，正如该书的首批编者所加标题说明的那样：“经济学和哲学手稿”。1857—1858年，马克思已经吸收了李嘉图和黑格尔（有趣的是，在《经济学手稿》中没有提到费尔巴哈），而且正处于总结自己思想的时候。用拉萨尔的话说，他是“把黑格尔变成经济学家，把李嘉图变成社会主义者”[22]。依据经济学历史，这一极为丰富的内容意味着《经济学手稿》虽然继续着1844年手稿的中心议题，但却以一种比他以前对自己哲学与经济学思想进行总结所可能达到的更为复杂的方式对它们进行了论述。因此，把1844年手稿作为马克思的核心著作，正如许多阐释者所讲的那样，是夸大了它们的重要性。
　　关于经济学，《经济学批判》是马克思成熟理论的第一次阐述。有两个关键性的变化需要强调。第一，马克思没有分析市场交换的机制（像他1844年那样），而是从生产开始分析。第二，当时他认为工人交换卖出去的不是他的劳动，而是他的劳动力，正是这两点的结合导致了剩余价值学说的产生。因为，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剩余价值不是有交换创造的，而是有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生产手段的发展使得资本家能够享有工人劳动力的使用价值，工人劳动力制造出了远远高于纯粹劳动力的交换价值，而这些交换价值只不过可以用来维持工人的最低生活水平。事实上，马克思经济学理论的几乎所有要素都在《经济学手稿》中得到了阐述。然而，既然这些要素在《资本论》中得到了更为详细的论述，那么对那些并没有再次展开的内容而言，《经济学手稿》对巨大著作的各个部分的完整性更感兴趣。
　　这些内容是围绕这样的中心议题展开的：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异化以及建立没有异化的共产主义社会的诸种可能性。在《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异化阐述的创新之处是试图使之深深地置于历史之中。资本，连同明显的“异化”力量，已经发挥了极为积极的作用。在很短的时间内，它发展了极高的生产力，以历史创造的需要代替了自然需要，并促成了世界市场的形成。在克服过去的限制之后，资本不过是未来的数不清的财富的转折点：

　　这种具有一般性的生产的普遍本性创造了个人同自身以及同他人的疏离，但是也第一次创造了人的关系和能力的一般和普遍的本性。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孤立的个人显得较为全面，因为他尚未制造出自己的丰富的关系，他尚未把这些关系作为反对自身的力量和自治的社会关系来确立。试图复归于那种原始的丰富性是多余的，因为这等于相信它的全面贫乏的必要性。资产阶级的观点从未超越同这种浪漫世界观的对立，因而会作为一个合理的反题为这种浪漫世界观所伴随，直至它完结。[23]

　　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产生的这些思想的存在与资本主义本身同样短暂：马克思在这里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古典”自由主义原则的非常简洁的批判。指出了自由竞争最终一定要阻碍资本主义的发展——不管它本身在最初是多么必要，马克思暗指：

　　……由此也产生一种荒谬的看法，把自由竞争看成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发展……
　　揭示什么是自由竞争，这是对于中产阶级先知们赞美自由竞争或对于社会主义者们诅咒自由竞争所作的唯一合理的回答。如果说，在自由竞争的范围内，个人通过单纯追求他们的私人利益而实现公共的利益，或更确切些说，实现普遍的利益，那么，这只是意味着，在资本主义生产的条件下他们相互压榨，因而他们的相互冲突本身也只不过是这种相互作用所依据的条件的再创造。不过，一旦把竞争看作自由个性的所谓绝对形式这种幻想消失了，那么这种情况就证明，竞争的条件，即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的条件，已经被人们当作限制而感觉到和考虑到了，因而这些条件已经成为而且越来越成为这样的限制了。断言自由竞争等于生产力发展的终极形式，因而也是人类自由的终极形式，这无非是说中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对前天的暴发户们来说这当然是一个愉快的想法。[24]

　　理解资本主义的这种矛盾性质——以及它包含的无异化社会的诸种可能性——的关键是时间的概念。“一切经济学”，马克思说，“归根结底可以被归结为关于时间的经济学”[25]。资本主义的利润建立在剩余劳动时间的创造之上，而另一方面，资本主义的财富把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给人增加了自由时间。资本本身就是一种“不断革命”：

　　遵循这种趋势，资本超越了各种民族界限和偏见，超越了对自然界的崇拜和对局限于既定界限内各种现存需要的固有的、自给自足的满足，超越了传统的生活方式的再生产。
　　资本摧毁了所有这一切，并且是不断革命的，因为它扫除了一切阻碍生产力发展、需求扩大、生产多样性以及对自然力和智力进行利用和交换的障碍。[26]

　　但是在马克思看来，正是资本主义的这些特性导致了它的解体。它的财富建立在机器的引入以及随后的自动化之上（在这里马克思的预见是惊人的）；这反过来导致社会财富生产中劳动的不断减弱的作用和资本占有剩余劳动的必然性之间的逐渐扩大的矛盾。因此，资本既有巨大的创造性，也有巨大的浪费性：

　　一方面，资本调动科学和自然界的一切力量，同样也调动社会结合和社会交往的力量，以便使财富的创造不取决于（相对地）耗费在这种创造上的劳动时间。另一方面，资本想用劳动时间去衡量这样造出来的巨大的社会力量，并把这些力量限制在为了把已经创造的价值作为价值来保存所需要的限度之内。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对于资本来说仅仅表现为手段，仅仅是资本用来从它的有限的基础出发进行生产的手段。但是，实际上它们是炸毁这个基础的物质条件。[27]

　　诸如这样的段落足以明显地显示出似乎是纯经济学理论的东西（例如劳动价值论）在一定程度上并不是经济学理论，例如凯恩斯或者熊彼特就这样来理解。接着，不可避免地，只是把马克思看作几位经济学家中的一位就有些歪曲和误解他的意图了。因为，正如马克思本人早在1844年曾宣称的那样，经济学和伦理学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学手稿》表明了这一点在他后期著作中与前期著作中一样真实无疑。
　　伴随着资本主义创造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就存在着一种危险性，引导人类发展的力量将会完全因机器而导致排除人类：“因此，在机器中，科学呈现为某种异化和外化于工人的东西；活劳动从属于独立活动的对象化劳动。就工人的行动不受资本的需要决定而言，他显得是多余的。”[28]在自动化时代，科学本身就可能成为促成异化的最大因素。

　　只限于一种单纯的抽象活动的工人活动，从一切方面来说都是由机器的运转来决定和调节的，而不是相反。科学通过机器的构造驱使那些没有生命的机器肢体有目的地作为自动机来运转，这种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中，而是作为异己的力量，作为机器本身的力量，通过机器对工人发生作用。[29]

　　但是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并不必然随之带来单个人的异化：它为社会提供了这样的机会，即社会由“社会的”或“全面的”个人组成——这种人非常类似于《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提到的“全面发展的”个人。下面显示了马克思如何描述从个人生产到社会生产的过渡：

　　于是，以交换价值为基础的生产便会崩溃，直接的物质生产过程本身也就摆脱了贫困和对抗性的形式。个性得到自由发展，因此，并不是为了获得剩余劳动而缩减必要劳动时间，而是直接把社会必要劳动缩减到最低限度，那时，与此相适应，由于给所有的人腾出了时间和创造了手段，个人会在艺术、科学等等方面得到发展。
　　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受一定的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的观念的严重束缚，在他们看来，劳动的社会权力物化的必然性是跟这些权力同活劳动相异化的必然性分不开的。[30]

　　引人注目的是在这里（整个《经济学手稿》都是这样）并没有暗示提及这种过渡的中介，也就是说，无产阶级的革命行动。
　　“全面的”个人——一个马克思在《经济学手稿》中几乎令人作呕地恢复的范畴——现在处于马克思乌托邦的核心，千年的张力（the millennial strain）在这里并不如《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把共产主义描述为“历史之谜的解答”表达得明显。马克思说，资本中固有的这种普遍趋势创造了：

　　结果就是：生产力或一般财富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了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而个人从这个基础出发的实际发展是对这一发展的限制的不断消灭，这种限制被意识到是限制，而不是被当作某种神圣的界限。个人的全面性不是想象的或设想的全面性，而是他的现实关系和观念关系的全面性。由此而来的是把他自己的历史作为过程来理解，把对自然界的认识（这也表现为支配自然界的实际力量）当作对他自己的现实体的认识。发展过程本身被当作是并且被意识到是个人的前提。但是，要达到这点，首先必须使生产力的充分发展成为生产条件，使一定的生产条件不表现为生产力发展的界限。[31]

　　马克思很少探讨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在他自己看来，这是足够理智的，因为他将因此把自己置入“唯心主义”的指责之中，唯心主义的轴心是缺少现实基础。但《经济学手稿》的某些段落表达出了甚至比著名的《共产党宣言》中的论述和处于马克思思想核心的《哥达纲领批判》更好的思想。核心因素之一当然是时间，因为“全面的”个人的发展首先依赖于他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时间在马克思的未来社会中具有基本的作用：

　　如果我们假定共同生产，自然对时间的规定仍然是基本的。社会要求生产小麦和牛等的时间越少，它所获得的用于其他物质或精神形式生产的时间就越多。至于孤立的个人，他的发展、享受和活动的全面性就取决于节约时间……[32]

　　只有通过机器的广泛使用空暇时间才有可能。机器在过去与工人相敌对，而未来它的这种作用将会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不需要有什么特殊的洞察力就可以理解：例如，如果把从农奴制的解体中产生的自由劳动即雇佣劳动当作出发点，那么，机器只有在同活劳动的对立中，作为活劳动的异己的财产和敌对的力量，才能产生出来；换句话说，机器必然作为资本同活劳动相对立。但是同样也不难理解：机器一旦比如说变成联合的工人的财产，也不会不再是社会生产的要素。但在第一种场合，机器的分配，也就是它们不属于工人这一情况，正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生产方式的条件。在第二种场合，改变了的分配将以改变了的、由于历史过程才产生的新的生产基础为出发点。[33]

　　马克思驳斥了亚当·斯密把工作看成必要的强制的观点，也不赞成傅立叶认为工作会变成一种娱乐的形式的观点。依照马克思的说法，斯密的下述有关劳动的观点是对的：

　　……这种劳动还没有为自己创造出（或者同牧人等等的状况相比，是丧失了）这样一些主观的和客观的条件，在这些条件下劳动会成为吸引人的劳动，成为个人的自我实现，但这决不是说，劳动不过是一种娱乐，一种消遣，就像傅立叶完全以一个浪漫女郎的方式极其天真地理解的那样。真正自由的劳动，例如作曲，同时也是非常严肃，极其紧张的事情。
　　物质生产的劳动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能获得这种性质：（1）劳动具有社会性；（2）劳动具有科学性，同时又是一般的劳动，是这样的人的紧张活动，这种人不是用一定方式刻板训练出来的自然力，而是一个主体，这种主体不是以纯粹自然的，自然形成的形式出现在生产过程中，而是作为支配一切自然力的那种活动出现在生产过程中。[34]

　　马克思描述了这样一种时间，即产品不依赖于雇佣劳动的数量，而依赖于科学和技术的总体水平，此时财富将由生产的增加量来衡量，它与雇佣劳动时间完全不成比例；并且，此时“人是生产过程的管理者和协调者”。接着就会带来人类的真正解放：

　　在这个转变中，表现为生产和财富的宏大基石的，既不是人本身完成的直接劳动，也不是人从事劳动的时间，而是对人本身的一般生产力的占有，是人对自然界的了解和通过人作为社会体的存在来对自然界的统治，总之，是社会个人的发展。现今财富的基础是盗窃他人的劳动时间，这同新发展起来的由大工业本身创造的基础相比，显得太可怜了。一旦直接形式的劳动不再是财富的巨大源泉，劳动时间就不再是，而且必然不再是财富的尺度，因而交换价值也不再是使用价值的尺度。群众的剩余价值不再是发展一般财富的条件，同样，少数人的非劳动不再是发展人类头脑的一般能力的条件。[35]

　　这些摘录很明显不能给出《经济学手稿》的内容全貌，但的确使人对马克思最为丰富思想留有清晰印象。启发马克思描述的这幅图景的性质至少可以大致勾勒出来：公共产品（工作的质量决定它的价值）；货币的消失和交换价值的消失；以及为单个人的全面发展提供种种机会的空暇时间的增加。《经济学手稿》不只对理解和阐释马克思的思想是至为重要的。马克思对技术的双重性质的看法所具有的时代性是十分明显的。
　　因此，最为可取的是把马克思的思想看作对1844年第一次探索的核心问题——这一过程在他1857—1858年的作品中达到峰巅——的继续思考。1844年手稿和《经济学手稿》之间的连续性是显而易见的。作为15年的研究结果，马克思本人在一封信中谈到《经济学手稿》时说：“它是十五年的、即我一生的黄金时代的研究成果”[36]。（这封特别的信写于1858年11月，正好是马克思1843年11月到达巴黎之后15年。）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又写道：“我面前的全部材料都是专题论文，它们是在相隔很久的几个时期内写成的，目的不是为了付印，而是为了自己弄清问题，至于能否按照上述计划对它们进行系统整理，就要看环境如何了”[37]。这完全是指1844年的手稿和1850—1852年的伦敦笔记。马克思对他早年的资料不断地使用，同时加以修改（例如《资本论》就是借着1843—1845年的笔记写作的）。
　　《经济学手稿》关于资本的开头章节几乎逐字地再现了以前手稿中的一些段落：关于人的需要、人类作为类存在、个体作为社会存在、自然（在一定程度上）是人的身体的思想、宗教异化和经济异化之间的类比等。这两部著作还都共同地有着乌托邦以及近千年的张力。有一点特别地加强了这一连贯性；《经济学手稿》与1844年手稿一样是“黑格尔式的”。这又是被说成是肤浅的黑格尔主义，1858年1月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一封信经常被引用来证明这一点：“完全由于偶然的机会——弗莱里格拉特发现了几卷原为巴枯宁所有的黑格尔著作，并把它们当做礼物送给了我，——我又把黑格尔的《逻辑学》浏览了一遍，这在材料加工的方法上帮了我很大的忙”[38]。马克思阅读黑格尔的著作可能是偶然的，但毫无疑问黑格尔对他的影响却是深刻的。《经济学手稿》中最具有黑格尔风格的部分，其中一些——尤其是关于资本部分的索引——写于收到弗莱里格拉特的礼物之前。在马克思写于1857年11月《经济学手稿》中的一个注释中说：“以后，在继续探讨另一个问题之前，有必要改正这种分析的唯心主义方式。”[39]此外，在完成《经济学手稿》时，马克思给拉萨尔写信说，黑格尔的辩证法“无疑是整个哲学的最新成就”，但正因为如此“解除它在黑格尔那里所具有的神秘外壳就是极端重要的”[40]。〔有时有人在马克思又重新燃起对黑格尔的兴趣与列宁在写作《帝国主义论》（Imperialism）和《国家与革命》之前对黑格尔的阅读作合理的类比。〕为了对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进一步进行举例，就可能要提及“异化”这个术语（它在《资本论》中的出现好像比一些作者认为的要多得多）。
　　马克思从来都不否认自己的任何作品。当然，当他再次读《神圣家族》的时候，他写到了自己的困窘，这倒是真的。但他在1846年说的这句话是典型的：“一个继续写作的作者不会在六个月以后原封不动地把他在六个月以前写的东西拿去付印，这是可以理解的”[41]。1862年他又评论道：“我对四周前写成的东西不满意，又完全重写了”[42]。他说甚至《共产党宣言》随着时代的变迁也需要修正。虽然这样，但是，比如他1851年非常希望看到重版他早在多年以前的1842年的《莱茵报》的文章。他的思想发展是一个“自己弄清问题”[43]（用他自己的话说）的过程，所以，既不能分裂成几个时期，也不能看成一个没有变化的整体。
　　1858年2月底，马克思迸进发的创作努力停止了，他面对着更为困难的问题，即如何把800页的手稿整理成可以出版的形式。拉萨尔在柏林已愿意担任马克思的文字代理。马克思忽然想把自己的著作以几部小的卷册的形式来出版，他的理由是：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把他的材料整理成一部完整的著作；这样可以有更广泛的读者；还因为这样更容易找到出版商。他同时告诉拉萨尔他加工“经济学”的进展情况，他把它描述为“对经济学范畴的批判，或者，也可以说是对资产阶级经济学体系的批判”[44]。三个星期后，他通知拉萨尔准备放弃第一部分的版税，如果可以比较容易找到出版商的话。这一分册，他接着写道，是一部“比较完整的著作”，其内容包括“（1）价值，（2）货币，（3）资本一般（资本的生产过程，资本的流通过程，两者的统一，或资本和利润、利息）”。这些材料实际从整体上构成了《资本论》最终的三卷。这一分册特别讨论了李嘉图正确的价值定义和他阐述利润问题之间的矛盾，这种矛盾在经济学家们做进一步的观察时将会发现，“总起来说，这是个难题”[45]。
　　到1858年底为止，拉萨尔找到了一位出版商，弗兰茨·敦克尔，他准备付给马克思版税。按拉萨尔的说法，这比柏林教授的所得好多了。虽然马克思已经答应了，但这一分册要“大约到5月底”[46]才能脱稿。马克思几乎没有进展：他给恩格斯寄了一份关于价值和货币部分的长的提纲，但没有完成关于资本的那一部分，虽然它是“第一分册中最重要的部分”[47]。马克思的肝病又犯了，燕妮给恩格斯写信：“精神上的不安和激动使病情大大恶化，现在同出版商订了合同之后，这种不安和激动自然变得更加厉害，而且日甚一日，因为他根本不可能把这部著作写完”[48]。整个5月份，在他回到曼彻斯特之前，它只不过才刚开了个头。返回之后，他仍然通读他的手稿，尽力决定要包含的东西，但焦虑和身体的疾病使得他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难以做任何事情。
　　阻碍马克思完成出版计划的主要困难是再次的财政问题。恩格斯本以为马克思一旦在哈佛斯托克小山安顿下来之后，他的问题就得到解决了。因此当马克思给他写信谈到目前的境况，他很吃惊。马克思写信说，迁居实际上更加恶化了境况：“……我完全搁浅了。我仅有的一点现款已投入一所新住宅，住在这里绝不能像在第恩街那样一天一天地熬日子；既没有指望，家庭费用又越来越大……我的处境的确比五年前更惨。我曾以为苦水已喝到头了。但是不然。而且最糟糕的是，这回的危机不是暂时的。”[49]恩格斯担保每月提供5英镑，马克思也在为从《纽约每日论坛报》的收入而奋斗——由于他如此地专注于《经济学手稿》，他为该报的撰稿实际上在下降。他还经常为《美国新百科全书》撰稿，但他的支出经常超出他的预算，所以很快他就欠出版商债了。他惟一求助的是典当铺，指望每一季末都爆发危机，又害怕冬天的来临，因为那时就必须赎回大衣和其他一些外衣。但1858年7月，他爆发了强烈的财政危机。他给恩格斯写道。“……这种处境再也不能忍受下去了……我完全不能工作，因为一方面为了筹钱我把大好时光浪费在四处奔走和毫无效果的尝试上，另一方面由于家务杂乱而且也许由于我的健康状况恶化而使我的抽象思维能力衰退。我的妻子被这种糟糕情况弄得精神恍惚……”[50]医生诊断为脑炎，建议把燕妮送到海滨，但即使这样也将不会有所帮助，既然“必然的灾难的结局的阴影折磨着她”[51]。马克思曾向贷款社申请过，但结果白白花掉两英镑。他附了一份由燕妮辑成的他的详细债务清单，正是燕妮与典当商，还包括一些索荷地区的商贩打交道。信的结尾写道：“现在我把全部情况坦白地说了，请你相信我曾经费了不小的力量来克制这样做。但我终究要向一个人倾诉。……我在泥沼中已经挣扎了八个星期，而且，由于一大堆家务琐事毁灭了我的才智，破坏了我的工作能力，使我极端愤怒；像这样的泥沼，甚至是我最凶恶的敌人，我也不希望他在其中跋涉。”[52]恩格斯又一次救了马克思，用60英镑的预付款，到8月份，马克思又开始工作了。
　　至9月中，他对恩格斯说他手稿的两章“两星期”[53]后寄出。至10月底，他草草地写信告诉恩格斯“几星期内”是不可能寄出手稿的。延迟的真实原因”是“材料我已经搞好了；所差的只是给它一个形式。然而，在我所写的一切东西中，我从文体上感觉出了肝病的影响”[54]。一个好的文风是重要的，因为它代表了15年的研究成果，并且“第一次科学地表述了对社会关系具有重大意义的观点”[55]。但是至11月底，燕妮誊写了手稿，马克思添加了商品的一章（这是他在最初的草稿中所没有的），并且扩充了货币部分。至12月中，手稿将很快完成，但“如果有另外一个人也生这种讨厌的肝病，也处在我这样的条件下，而能这样快地完成这项工作，那才真是怪事哩”[56]。至1月底，手稿实际上已经写成，但没能寄出，因为“身边一分钱也没有，付不起邮资和保险金”[57]。在马克思给恩格斯的上一封信中，接着说了关于整个事情令人震惊的话：“手稿大约可排十二印张——尽管它的标题——别被吓倒了——……还一点没有谈到资本……”[58]换句话说，马克思已经放弃了同时也出版关于资本的第二分册的想法，尽管他以前曾坚持对拉萨尔说“这两分册必须同时出版。内部的联系要求这样做，整个的效果也取决于这样做”[59]。甚至当手稿寄出的时候，马克思的忧虑并没有结束：他怀疑柏林官方没收了他的包裹；当拉萨尔在邮件到达两周后还没有通知他时，他“烦恼得完全病倒了”[60]。最后终于寄到了，印刷对马克思来说太慢了：敦克尔需要6个星期出印刷校样。更糟糕的是，在马克思寄出他的最后的校稿两周后，收到了拉萨尔收费邮寄的小册子，很明显这是敦克尔赋予的优先权，这就迫使马克思当掉了他体面的大衣，支付额外的两先令邮资。
　　手稿最后在6月初出版，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是序言，同以往一样，其中包含着马克思对历史唯物主义概念的简明表达。在序言的开始，马克思论述了他的“经济学”的范围和目前的进展成果。接着是他的简短的思想自传，《莱茵报》时期工作使他认识到了“物质利益”和“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从而强调了《莱茵报》时期的重要作用。他接着退回到书房，研究黑格尔的政治经济学。这一退回书房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法的关系正像国家的形式一样，既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也不能从所谓人类精神的一般发展来理解，相反，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黑格尔按照十八世纪的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先例，称之为“市民社会”，而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61]

　　1．生产关系的总和——人们组织他们社会生产的方式以及他们使用工具的方式——构成了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2．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就同生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就变成了桎梏。这一阶段就预示着革命时代的到来。
　　3．在现存的生产关系下这些生产力在旧的社会秩序灭亡之前一定要尽可能地发挥出它的全部生产力。
　　4．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资产阶级的生产关系是社会生产过程的最后一个对抗形式，人类社会的史前时期就以这种社会形态而告终。
　　马克思又论述了带有自传性质的更多的细节，说自己的思想是“多年诚实探讨的结果”[62]，最后摘录了但丁的著作，反对思想上的任何妥协。
　　《政治经济学批判》本身最引入注目的地方是——尤其在序言的这些警示性的语言和简短的回顾之后——几乎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重要内容。该著作几乎一半是关于价值和货币，对以前理论家作了很多摘录的批判性阐释。其余的可以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是关于商品的，第二部分是关于货币的。这两部分在几年之后的《资本论》中三部分的第一部分都又进行了再次论述，——第一个关于商品的部分得到了扩展，而第二部分则进行了压缩。第一部分是比较重要的，但在对几条基本命题进行了清晰地阐述之后，突然中断了。马克思由定义商品开始，认为商品是“最广义的生活资料”[63]，并摘录了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说明了商品既具有使用价值又具有交换价值。使用价值的概念不难理解，但有关物品为何能作为使用价值彼此到达等价则是一个问题。这一问题的关键是劳动：“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实际上不过是个人劳动作为相同的一般劳动相互发生的关系，不过是劳动的一种特殊社会[2]形式的物化表现，那末，说劳动是交换价值的因而也是財富（就它由交换价值构成来说）的唯一泉源，就是同义反复”[64]。马克思（暂时）留下了一个关键性的问题没有解决，他表述为：“为什么在纯粹由劳动时间决定的交换价值的基础上进行的生产，结果竟会使劳动的交换价值小于这劳动的产品的交换价值呢？”[65]第二部分论述了货币。马克思继续考察了“……代表一切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最适当的存在的特殊商品……作为一种分离出来的特殊商品的商品交换价值”[66]——货币；第二部分以铸币、符号和贵金属几个部分集中考察了作为价值的尺度和流通手段的货币。马克思考察了商品变为货币进一步购买商品的流通过程，但本身关于资本没有写什么。在对价值、货币和流通一些理论的历史发展的几段长论述中，马克思揉进了他在50年代早期为第三部分——他的“经济学”的“历史”卷——收集的很多资料。
　　鉴于该著作极为不系统，因此它不被广泛地接受是毫不奇怪的。李卜克内西说他以前从来没有对一本书这么失望过；甚至恩格斯也对马克思说对他来说，“这个abstract〔纲要〕的确非常abstract〔抽象〕”[67]。《人民报》——为德国工人办的一份小发行量的报纸——重印了书的序言，该报还刊登了恩格斯的一篇评论，评论的主要论点是马克思口授的。这两篇东西被美国的一些报纸转载，但这很难证实马克思有赞美的语言：“从纽约到新奧尔良的所有德文报刊对第一分册展开了认真的讨论”[68]。然而对于德国本土，马克思承认道；“我期望的是攻击或批评，只是不要完全不理……”[69]燕妮谈到“由于德国人的沉默的阴谋，我长期以来暗中对卡尔的书所抱的希望完全落空了”[70]。如果这本书在柏林走得很好，马克思还期望着有英文译本，认为可能情况会突然好一些。他为美语译本的事情写信给德纳，并且与英国出版商开始了谈判，但一无所获——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是因为最近德文本的出版。

二 “福格特先生”


　　马克思一寄出第一分册手稿，就立即开始了资本部分的写作。敦克尔说他愿意继续出版，但整个计划由于马克思与卡尔·福格特的激烈争吵消失了。[71]这次争吵占去了马克思18个月的时间，它既是马克思能够在归根到底不过是琐碎的事情上而花费了巨大精力的明显例证，也是他骂人天才的一个明显例证。福格特曾是法兰克福议会的左翼领导人——虽然还没有“左”到足以避免对《新莱茵报>>的攻击；议会解体后，他移居到瑞士，在伯尔尼大学讲授地理学。他写了数本著作，宣扬粗陋的唯物主义，并成为瑞士节食会员。法奥战争一爆发（这场战争是由波拿巴和卡富而放松了奥地利对意大利北部的减收引起的），福格特就在瑞士创办了一份报纸，该报主要基调是德国将会从奧地利的失败中获益，应该支持波拿巴。1859年5月初，马克思在乌奎哈石会议讲坛上反对了战争带来的设想中的俄国的威胁。卡尔·布林德也在讲坛上，是他告诉了马克思福格特受波拿巴的资助，他曾试图在德国和伦敦贿赂印刷者，最近他曾在一个秘密的团体中和日罗姆·波拿巴王子在一起，协助沙皇的兄弟在匈牙利即位。
　　马克思对《人民报》的编辑埃拉德·比斯康普提及了这些指控，后者立刻刊出了，甚至还给福格特寄了一份。《人民报》是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代表埃德加尔·鲍威尔编辑的一份小报纸的继承者，该报在金克尔给其印刷工人提供了一份更为优厚的合同来印刷自己的报纸之后，就倒闭了。当该协会请马克思接受委任进入这个缺口时，马克思告诉恩格斯他已经回答说：“我们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代表是由我们自己而不是由别的什么人任命的。而这种任命已由于旧世界的一切派别和政党对我们所怀的那种特有的和普遍的仇恨而得到确认。”[72]尽管他10年前决定支持该报，部分是由于同情诚实但无能的比斯康普，部分是由于很想接近金克尔。他开始的时候拒绝为任何他没有参与编辑的报刊直接撰稿，但后来逐渐地卷进去，花费很多时间和精力召集对报纸的支持；在不过3个月的时间后，它终于倒闭了，马克思为了避免流言飞语，还不得不亲自平衡优秀的印刷工人的账单。[73]
　　因此福格特顺理成章地把马克思看作对他进行攻击的源头，并在自己的报纸上进行相应地回应。事情本来可以平息下来，如果李卜克内西没有发现一份匿名小册子的校样的话。该小册子重复了对福格特的指控，它同样被《人民报》刊登，并且据排字工人说，是布林德送过来的（他还说笔迹经过鉴别，已经确认）。李卜克内西给奧格斯堡《总汇报》寄去了一份拷贝，该报是保守派的主要报刊之一，他是它的驻伦敦记者。在刊物上，福格特起诉了《总汇报》，该报为自己辩护就转向了李卜克内西，李转向了马克思，马克思转向了布林德。然而布林德拒绝承认写了小册子。福格特对《总汇报》的起诉案按照法律技术程序被驳回，尽管存在着这样的事实，即被告的辩护并不能证实这些指控（对福格特而言）是一个道德上的胜利。这一胜利由于《总汇报》刊登了一则声明得到加强，这则声明作者是布林德，他否认是小册子的作者，并以那个他曾贿赂的印刷兼排字的工人的陈述作为支持。马克思努力保护排字工人的法律书面陈述，其陈述给人以这样的印象，即小册子事实上是布林德的手笔，他用起诉来威胁布林德。这导致了《每日电讯》的一个声明，说布林德家庭的一位朋友，沙伊伯勒是小册子的作者，至少马克思解脱了。
　　事情本来也可能平息下来，如果福格特没有出版《我对〈总汇报〉的诉讼》一书的话。这本书包括了审讯所有会议记录和材料的解释，它把马克思侮辱为完全尊重纯正血统的贵族们（例如他的内弟斐迪南·冯·威斯特华伦）、依靠无产阶级捐助生活的造假者和敲诈者。这本书的第一版刊行了3 000册，全部卖出；马克思马上又进入了第二版的工作。柏林的《国民报》发表了依据福格特观点写了篇长的社论，文章于1860年1月底传达到达伦敦，令马克思大吃一惊。他尽力不让燕妮知道这个消息，但自然她知道了，知道后她的“情况实在可怕”[74]。马克思还与弗莱里格拉特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和他的关系日益紧张：弗莱里格拉特曾拒绝听取他的告诫，即不让他参加金克尔1859年11月组织的席勒的纪念会；当李卜克内西错误地宣称他是《人民报》的合作者时，他断然断绝了同《人民报》的关系。马克思又一次被错误地告知福格特的书重刊了弗莱里格拉特的信，这封信表明了他与福格特的密切关系，此时，马克思愤怒之极。当马克思认识到他是多么地错误，就给弗莱里格拉特写了一封极为引人注目的信件。他说他反对福格特的斗争“对于党在历史上的声誉和它在德国的未来地位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接着他说：

　　我坦白地承认，我不能由于一些小的误会而失掉我所爱的少数真正朋友当中的一位。
　　如果我有哪一点对不起你，那我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错误。“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
　　…………
　　如果我们两个人都认识到，我们都按各自的方式抛开一切个人利益，并且从最纯正的动机出发，在许多年中间打起“最勤劳和最不幸的阶级”的旗帜，把它举到庸夫俗子所不可企及的高度，那末我认为，我们若是由于归根到底不过是出于误会的小事情而分手，就是对历史犯下了不应犯的罪过。[75]

　　弗莱里格拉特接受了马克思的辩解，但回信说。“我的天性，同任何一个诗人的天性一样，是需要自由。党仍然是个笼子，在外面歌唱要比在里面歌唱轻松些，甚至为党歌唱也是这样”[76]。马克思对弗莱里格拉特的回信感到高兴：“你的来信是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只和很少数的人交朋友，然而我却很珍视友谊。1844年成为我的朋友的人直到现在仍然是我的朋友”。但他认为弗莱里格拉特对关于党的解释过于狭窄了：

　　在“同盟”根据我的提议于1852年11月解散以后，我就从来没有再加入任何秘密的或公开的团体；因而这个寿命短促的党对我来说，不存在已经有八年了。……可见，从1852年以来，关于你信中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党”，我是一无所知的。如果你是一个诗人，那末我就是一个批评家，的确，对我来说，1849—1852年的经验已经够了。“同盟”……和成百个其他的团体一样，不过是在现代社会的土壤上到处自然成长起来的政党的历史中的一段插曲而已。[77]

　　这样马克思和弗莱里格拉特和好了，但他们再也不如以前那么亲密，家庭之间的一切联系由于燕妮而中断了，正如马克思承认道：燕妮“是个性很强的人”[78]。
　　与此同时，马克思已经开始了曾被搁置的在柏林对《国民报》的起诉和在伦敦对《每日电讯》的起诉，这两个起诉都由于缺乏证据被驳回。由于福格特的反击，他开始收集材料。福格特的攻击，马克思认为，涉及广泛；因此需要一个内容广泛回答，马克思还把这一回答看作1853年科伦审判的复仇。3月，他去了曼彻斯特6个星期，查阅恩格斯保存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档案资料，因为福格特抛出了“流亡者的一切卑劣谎言”[79]。他为了使法律书面陈述写得周到全面，至少猛发了50封信（单给他柏林律师是20页的印刷文字），并与《每日电讯》进行“秘密”[80]通信，试图让它们得到修改。8月，他着手写这本书，但直到11月中才完成，燕妮和恩格斯不同意这种拖延，认为马克思论述太追求彻底。在德国不可能找到出版商。尽管有恩格斯的警告，马克思还是选定了一个伦敦出版商，马克思的书是他的第一笔商业生意，马克思甚至乐观地说服了他同意答应共享利润。诉讼费、收集材料的费用以及印刷费，马克思发现已经花费了大约100英镑，恩格斯和拉萨尔不得不捐助了大部分。
　　马克思花了很长时间定书名。他在燕妮的支持下同意《达—达福格特》这个书名，显然是因为它能“引起庸人的好奇心”[81]，但恩格斯说服了他用一个比较简单朴素的名字《福格特先生》。这本书非常长，马克思把它说成是“轻蔑嘲笑的做法”[82]。福格特被描写成约翰·福斯塔夫先生的化身，篇幅近两百印刷页，其风格晦涩难懂，以至于恩格斯建议在每一章的后面写一个小结，“以便庸人能够清楚地得到完整的印象”[83]。在书中，马克思极为辱骂性地写道：

　　伦敦所有厕所都通过一些隐蔽得很巧妙的管子把人体的脏物排到太晤士河里。同样地，世界名城也通过一些鹅管笔把它所有的社会脏物都排到一个纸制的藏垢纳污的大中心——“每日电讯”里……他[3]把伦敦的社会脏物变成报上的文章，是为了随后把报上的文章变成铜，最后又把铜变成金。在纸制的藏垢纳污中心的大门上，di colore oscuro〔用黑颜色〕写着：《hic...quisquam faxit oletum！》〔“此处……随意便溺”〕，或者像拜伦生动地翻译的那样：《Wanderer，stop and—piss！》〔“行人，停下来小便吧！”〕[84]

　　马克思把一些段落大声读给燕妮，她发现它们非常有趣。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比《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还要好；拉萨尔称它“在所有方面都是一部杰作”。然而，销售很少，以后的几代人并不能欣赏这种维多利亚王朝中期论辩的典型嘲讽风格。对于这部著作失败的失望增加了，因为这部著作的出版商破产，马克思不得不背负所有的印刷费用。10年后，随着拿破仑三世的退位，1870年的法国临时政府刊行的报纸在杜伊勒里发现福格特实际上的确从拿破仑那里接受了资助，马克思，在其生涯中曾一度被认为好辩论者，得到了完全公正的评价。

三 马克思和拉萨尔


　　19世纪60年代初期，马克思与拉萨尔的关系左右着马克思与德国工人阶级政治的关系。马克思与拉萨尔的关系是典型的矛盾性的关系，这也是马克思的一切私人关系的特点。拉萨尔是自我奋斗成功的犹太裁缝的儿子，比马克思小7岁，他在1848年的困境中就与马克思关系密切。整个50年代，拉萨尔对马克思极为友好：他曾愿筹集资金出版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还给马克思找到一份《新奥德报》（Neue Oder Zeitung）驻伦敦记者的工作。但马克思不是那种领情的人，随时注意对拉萨尔进行一系列的指责，据一个叫勒维[4]的人说。勒维自称是杜塞尔多夫工人的代表，1853年晚些时候曾竭力使马克思确信莱茵省的革命正在迫近，并于1856年第二次拜访了马克思。按勒维的说法，拉萨尔只不过是利用工人阶级运动做自己的私事；他还与自由主义者达成妥协，背叛工人，从朋友们那里贪污。恩格斯甚至比马克思更容易相信这些责备（虽然这些话没有一丝根据）；恩格斯建议断绝关系，称拉萨尔“力图挤入上流社会，得到显赫的地位，哪怕用各种化妆品来修饰龌龊的布勒斯劳的犹太人的外表，——这始终是令人生厌的”[85]。从此之后，马克思拒绝给拉萨尔回信；当拉萨尔给他提供为《维也纳新闻》（Wiener Presse）（编辑是拉萨尔的表兄弟）写稿的可能机会时，他只给了他“简短而冷漠”的回答。同样，马克思寻找《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出版商，正是拉萨尔又一次担当了与弗兰茨·敦克尔（他的妻子是拉萨尔的情妇）谈判的强有力的中间人。这样，关系得到了短暂地恢复：马克思称赞他最近出版的《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虽然他本人对恩格斯有不同的说法）；拉萨尔甚至在关于决斗的问题上征求马克思的意见。马克思令人难以理解的回答是：虽然决斗并不合理，“它是前一个文化阶段的残余……但是，资产阶级社会的片面性造成这样的结果：与这个社会相对立，个人权利有时以封建的形式被巩固下来”[86]。
　　然而这次合作不久就由于对1859年法—奧战争的观点分歧而中断了。战争一爆发，恩格斯（又一次通过拉萨尔这个中介）出版了题为《波河与莱茵河》的小册子，在小册子中，恩格斯认为波拿巴由于在意大利北部对莱茵地区的初步行动正损害着自己的利益。拉萨尔也出版了一本小册子，但他的观点明显地不同。他认为任何纯粹民族主义反对法国的德国战争只能有助于反动的事业，这一事业将会由于奥地利的胜利而急剧扩大；波拿巴是一个糟糕的人，但他正在支持的事业是好的，普鲁士应该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自由主义战争进行报复。马克思热情地赞扬了恩格斯的小册子：为俄国与法国的联盟和使波拿巴下马的急迫性这样的担忧所困扰。他称拉萨尔的小册子“是一个莫大的错误”[87]。他给恩格斯的信中写道：“我们现在必须绝对保持党的纪律，否则将一事无成”[88]；并在没有事先协商的情况下就刊登他的观点给拉萨尔发了长篇说教。但是，事实表明拉萨尔对事态的观点有更强的现实性。
　　令马克思更为恼火的是他认为敦克尔给了拉萨尔的小册子比自己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更为优先的权利。当拉萨尔告诉他打算出版两册经济学著作时，马克思把对他《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忽略归因于拉萨尔的影响，虽然他用这种想法来安慰自己：从拉萨尔的锰爱非斯的晦涩哲人赫拉克利特的哲学》来判断，“他会看到：通过批判使一门科学第一次达到能把它辩证地叙述出来的那种水平，这是一回事，而把一种抽象的、现成的逻辑体系应用于关于这一体系的模糊观念上，那完全是另外一回事”[89]。拉萨尔并没有对马克思关于党的纪律的讲演进行回应；但1860年1月马克思在他与福格特的文字斗争中感到急需帮助，于是请恩格斯给拉萨尔写一封策略的信原谅他的粗暴。但拉萨尔拒绝认为福格特是波拿巴的代理者；虽然他同情马克思的处境，但他认为在没有确凿证据的情况下攻击福格特是不明智的；他还责备马克思的“不信任”。因此马克思从他与恩格斯呆在一起的曼彻斯特给拉萨尔寄去了对拉萨尔的匿名指控，他收到的这份指控来自巴尔的摩。马克思还告诉拉萨尔这个由杜塞尔多夫方面的“正式指控”现在还在同盟的文件中。[90]拉萨尔以一种正当的愤怒回了信：

　　你为什么以如此洋洋得意的态度、如此骄傲的姿态给我寄来这份材料？为的是要证明你至少是对我毫不信任吗！
　　天呀！决不要相信在一个人的背后有一种破钱袋式的诋毁——可那是人对人的最基本的道德责任。对任何有理解力的人来说，对任何知道我一丁点情况的人来说，相信这种对我的诋毁和愚弄，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你想一想，由于人们不相信它，你不正是给我提供了支持吗？你想把那作为一种优点归咎于你本人吗？
　　我得出的唯一结论是，这恰好证明你倾向于毫无证据地相信每个人都尽可能是邪恶的，只要你视之为一个优点并认为它证明了某种你在这方面自己都不相信的东西的话。[91]

　　马克思认识到他已经走得太远了，1861年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和拉萨尔经常地以一种友善的幽默通信。
　　1861年初，当马克思终于摆脱了《福格特先生》的写作，就开始不是很认真地考虑正式回普鲁士。1861年1月，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前两年被诊断为患了精神病，去世了；他的兄弟继位，称威廉一世，他立刻宣布政治特赦。特赦的情况并不好：它只应用于那些被普鲁士法庭确认为有罪的人；流亡者只能依靠含糊的保证。当拉萨尔在他富有的资助人金钱的支持下第一次提议复兴《新莱茵报》的时候，马克思表示怀疑，认为“德国的浪潮还不够高，还冲不动我们的船”[92]。恩格斯建议拉萨尔启动一份周刊，并建议马克思合作，如果钱足够的话。尽管马克思在拉萨尔支配的一切事情上小心地合作，但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中的收入由于内战还是在大幅度地下降，于是他决定到柏林寻找机会。最后，他的财政困境迫使他去荷兰拜访他的表舅。从拉萨尔那里借了旅程的钱，他在扎耳特博默耳的菲力浦斯那里呆了两个星期——“我一生还从来没有看到过更好的家庭”[93]。随后，他写信给他的表舅，并设法从他母亲的财产中预支了160英镑。他的表舅，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这个人很吝啬，但是他对我的创作活动很引以为荣”[94]。因此，马克思让拉萨尔给他写封他能够“可以信赖地”[95]拿给表舅看的信，增加自己的名声。
　　他启程去柏林，拉萨尔慷慨地招待他了3个星期。他住在“柏林最为美丽的街道之一的非常美丽的房间里”，伯爵夫人也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她是一个非常出色的女人，不是女学究，很有天赋，而且很活泼，对革命运动有强烈的兴趣，而又具有贵族式的落拓作风，远远胜过专事卖弄聪明的女人的忸怩作态”[96]。有一些参观者去剧院观看芭蕾舞剧（这些马克思讨厌得要死），为表示对马克思的尊重而举行的晚宴，在那里马克思被安排在伯爵夫人和外甥女万哈根·冯·恩赛中间。“这位对我热情洋溢的小姐”，马克思给南尼达·菲力浦斯信中写道：“是我有生以来从未见过的最丑陋的人物：一副令人讨厌的犹太人面孔，非常突出的尖细的鼻子，永远微笑着，咧着嘴，说话常用散文诗，总要挖空心思说出几句不寻常的话来，装得非常热情，在忘乎所以时对你口沫飞溅。”[97]然而，马克思确实设法说服了伯爵夫人发起一场新闻运动反对法国警察对布朗基的虐待。这次拜访延长了，因为马克思在拉萨尔积极的帮助下申请恢复他的普鲁士公民身份，当局进展缓慢。然而马克思很快就开始厌倦柏林社会了：“人家像对待沙龙里的狮子那样对待我，我不得不同许多专事卖弄‘聪明’的男男女女见面”[98]。他发现整个柏林毫无生气；与警察的口角和构成了柏林整个政治的民政与军事当局之间的敌意。马克思参加了普鲁士议会代表的一次会议，看到了“官厅和学校的奇妙的混合物”[99]。这个城市中有着总体上的离散精神：每个阶层的人们都认为大灾难不可避免，下次选举将产生与国王对立的议会。
　　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认为创办一份新报纸的时机已经成熟，但他和拉萨尔不能达成协议。拉萨尔坚持说，如果恩格斯担任总编辑（除此之外还有他本人和马克思），那么马克思和恩格斯只能有一票反对他。但是，虽然拉萨尔提供资金，马克思认为即使他在“有严格纪律”的条件下当一名编辑，他也只能做有用的服务性工作。他给恩格斯写信道：

　　拉萨尔在一些学者当中由于他那本关于赫拉克利特的书而受到尊重，在一些寄生虫当中则由于他的佳肴美酒而受到赞许，于是就被这些蒙住了眼睛，自然不知道他在广大公众中的名声是多么不令人羡慕。此外，还有他那一贯自以为是的脾气；他在“思辨概念”的世界中的留连（这家伙甚至梦想创造一种双料的新黑格尔哲学，并准备把它写成书）；法国的旧自由主义对他的感染；他那夸夸其谈的习气，以及纠缠不清和不知分寸，等等。[101]

　　最后，马克思（尽管由于拉萨尔的再次安排与普鲁士警察局长进行了私人交谈）没有得到普鲁士国籍离开了柏林；他也没有就某一点对报纸作出最后明确的决定。他至少满意地发现昔日的朋友科本没有变化：与科本一起喝酒谈话“真是一大乐事”[101]；科本送给他自己关于佛陀研究的两卷著作。马克思还拜访了莱茵地区的一些老朋友，并与母亲一起呆了两天。她的“机智及其坚定的平稳性格”[102]引起了马克思的兴趣，她销毁了他的一些旧借据。马克思详细说明了他返回德国的做法：“……德国这个国度美妙得最好不要在那里生活。至于我，要是我完全自由，而且又没有某种可以称作‘政治良心’的东西驱使我，那我决不会离开英国而去德国，更不会去普鲁士，而且无论如何不会去这个可怕的柏林，不管它有什么‘沙土’、‘教育’和‘最聪明的人’。”[103]燕妮的看法更尖锐：“我妻子特别反对迁居柏林”，马克思告诉他的表舅，“因为她不愿意把我们的几个女儿弄到哈茨费尔特的圈子里去，但是另一方面又很难使她们完全不同这个圈子接触”[104]。
　　但全家由于马克思带回来的拉萨尔送的礼物欢腾起来。是给恩格斯的一本地图集，给女孩子们和燕妮的大衣；她穿上大衣骄傲地昂首阔步地来回走动，以至于爱琳娜在她后面大叫：“真像一只孔雀！”燕妮的感激还有其他原因，“任何这样的东西都会给邻里的庸人们留下深刻印象并获得对我们的敬意和赞美”[105]。
　　马克思回到伦敦，没有继续寻求与拉萨尔的合作。他太忙于自己的“经济学”了。只有消耗自己从报刊而来的微薄的收入：《纽约每日论坛报》由于内战无论如何都减少了马克思一半的文章数量；马克思写的大部分文章是给维也纳的《新闻报》的，该报高度赞扬马克思的撰稿，但每四篇或五篇只有一篇刊登、付稿酬。这些文章中很多是关于美国内战的。与恩格斯不同，马克思确信尽管是早期落后的，但工业比较发达的北部将最终赢得胜利。[106]“在这场斗争中，”他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写道：“已经达到的民族自治的最高形式就是向历史上仍然可以看到的奴役人的最低级和最可耻的形式宣战”[107]。英国工人阶级，虽然他们的利益由于南部的封锁而受到损害，但他们却坚定地反对干涉，这一点特别令马克思感到高兴。
　　第二年7月，拉萨尔一度回访了伦敦，当时马克思刚刚从曼彻斯特的避难所里回来了几个星期，看到了一大堆债务。拉萨尔在马克思家呆了3个星期，在国际展览会中花费了大量时间。他给马克思带来的经济、工作时间和神经的紧张令马克思痛苦不堪。“……我的妻子为了在这个家伙面前保持一点体面”，马克思在信中给恩格斯写道：“不得不把所有东西一丝不留地送进当铺！”[108]此外，拉萨尔刚做投机买卖丢掉了将近100英镑，他来拜访他每天的花费只马车费和雪茄就超过1英镑，这一直是烦恼的事情。当拉萨尔愿意为他提供伦敦犹太银行家的保护，并让他的一个女儿给伯爵夫人做“女伴”时，马克思被大大激怒了。马克思只想做自己的“经济学”，但拉萨尔冷淡地认为马克思的文章没有市场，“无事可做”，只不过搞些“理论工作”，那么他可以同他消磨时间。[109]同拉萨尔炫耀的表现一样令人讨厌的是他的自负。在马克思看来，自从去年柏林相见以来。拉萨尔变化很大。他的成功冲昏了他的头脑，“他现在深信他不仅是最伟大的学者，最深刻的思想家，最有天才的研究家等等，而且是唐璜和革命的红衣主教黎塞留。同时，用假装激动的声音不断地唠唠叨叨，装腔作势地做出各种动作来引人注意，讲起话来带着教训人的腔调！”[110]的确，对马克思来说，与这样一个人长时间地在一起一定是难以忍受的，这个人在一次演讲中用这样的话开了头：“工人们！在我离开这里前往瑞士的斯帕斯之前……”[111]这样过了3个星期，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为被压抑的沮丧情绪找到了疏通口：“现在我完全明白，他的颅骨的结构和头发也证明，他是加入由摩西领出埃及的那群人中的黑人的后代（如果他的母亲或祖母没有同黑人私通的话）。犹太气质和德意志气质同黑人本体这样结合起来必然造出一种特殊的产物。这个家伙如此纠缠不清也就是黑人的气质。”[112]燕妮对拉萨尔来访的评论也值得摘录，因为她的感觉比马克思稍微轻快些：

　　1862年7月，我们接受了拉萨尔的一次来访。他因所获得的学者、思想家、诗人和政治家的名声而显得几乎不堪重负。桂冠戴在奧林匹亚神式的额头和供品般的头颅，或者毋宁说戴在他僵硬竖立的黑人式的头发上是新奇的。他刚好胜利地结束了意大利运动（the Italian Campaign）——这个伟大的行动者正在努力的一场新的政治行动（coup）——并且在他的头脑中正在酝酿各种激烈的战斗。有多少科学的领域他不曾探索过！古埃及学在撂荒：“我会对古埃及学家的称呼惊奇吗？作为一个行动者、政治家、斗士或者说战士，我不应该显示自己的通才吗？”这是一个辉煌的困境。他摇摆于对自己心灵的思考与情感之间，并常常以实际上洪亮的声调表述这种斗争。因为他像风一样横扫过我们的每个房间，如此大声地斩钉截铁说着话，打着手势，把自己的嗓音提高到像浓稠的沥青一样，以至于我们的邻居都被这种恐怖的嚷嚷吓坏了，询问我们发生了什么。这是在尖叫的不和谐中喷发出的“伟”人的内部斗争。[113]

　　拉萨尔离开主人家的当天，税收者和大部分店主都来威逼马克思，如果他不还债，他们将马上采取报复行动。拉萨尔注意到有些地方不对劲，就说在年底以前借给马克思15英镑，马克思也可能得到更多，但要有恩格斯的担保。马克思在他的名下开了一张60英镑的支票。然而，拉萨尔希望首先确信恩格斯同意了，这激怒了马克思，以至于11月份写了一封粗率的、半是致歉的信：“我认为我们友谊的基础牢固得足以经受住这样的打击。我坦率地承认，我像是一个坐在火药桶上的人，让环境来支配自己，而一个有理智的动物是不应该这样做的。但从你那方面来说，对我采取的那种态度无论如何不是气量很大的，而是像一个法官和检察官那样，利用我宁愿给自己脑门上打一发子弹的这种心情来对付我。总之，我希望，‘不管这一切’，我们原来的关系不至于冷淡下来。”[114]但从此之后通信就中断了，虽然拉萨尔仍然继续给马克思寄来他的许多作品。
　　1864年4月，拉萨尔说他两年来一直没有给马克思写信，他们的关系“因为金钱上的原因”变得紧张。但马克思把关系中断归因于拉萨尔的政治观点——这是更大的原因。60年代初，德国的繁荣造成了强大的自由主义势力，这大大减弱了反动的力量，而这种力量曾在整个50年代统治着这个国家。这种对立由于拒绝州议会对军队改革必要的预算进行投票而达到顶点，这一拒绝做法导致了1862年5月的选举。拉萨尔努力地参与竞选活动，激进派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伦敦逗留期间，拉萨尔希望得到马克思对于他纲领的支持，这是关于普遍选举和州政府对工人合作团体的补助费的纲领。除了他的激进主义，拉萨尔还在很多方面是一个带有黑格尔旧国家观的黑格尔派；他从来也没有经历过青年黑格尔派的那种心灵痛苦的世俗化的经历。因此，他的提议根本不会为马克思所接受。马克思把对拉萨尔的态度在他去世后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作了总结。[115]最重要的是，马克思认为任何对当局帮助的依靠都会削弱无产阶级掌握政治权力的斗争。拉萨尔的思想，以马克思看来，不是建立在一种清晰连贯的经济学理论之上，它是与封建主义的一种妥协，“而工人阶级理所当然地必须是真正‘革命的’”[116]。在很多方面拉萨尔比马克思与德国的现实有更为切近的接触，因此可能会正当地宣称马克思过高地估计了普鲁士资产阶级革命的潜在能力，而他自己的纲领代表了无产阶级运动前进的惟一正确的方向。同样，马克思反对在德国进行普遍选举的思想，拉萨尔没有吸取法国路易·拿破仑处理这一政治体制上的教训。他还认为拉萨尔没有足够地把自己置于德国以前工人阶级运动的基础之上（尽管实际上他的很多合作者都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会员）[117]；拉萨尔的政治鼓动缺乏国际主义的维度。最后这个判断当然是合理的：拉萨尔从来没有在德国之外居住过，他的理论和他的实践都严格地局限于德国的情况。
　　甚至在伦敦的拜访之后，拉萨尔仍然渴望着与马克思合作办报。但在拉萨尔上一年狂热的政治活动期间马克思的批评变得更为明确。1863年5月，拉萨尔的鼓动在莱比锡工人要求参加德国工人联合会（第一个有力量的德国社会主义党）成立大会时达到顶点。大会之前11天，拉萨尔已经与俾斯麦进行了秘密会谈。尽管拉萨尔宣称他是“和俾斯麦一起吃樱桃，但俾斯麦只是吃到石头”。拉萨尔没能活到足够的寿命，以搞清他是否正确。[118]马克思异常迅速地得出结论说，拉萨尔完全地向俾斯麦兜售了自己，并非常强烈地抱怨他剽窃了《共产党宣言》和《雇佣劳动和资本》。然而拉萨尔突然去世了：1864年8月28日，他在决斗中受了致命的伤。对方是瓦拉几亚人伯爵，17岁的海伦娜·窦尼盖斯的未婚夫，拉萨尔在此之前与她订婚近四个星期。恩格斯得到消息相当冷静，马克思表现了更多的仁爱。他写道：

　　拉萨尔的不幸遭遇使我在这些日子里一直感到痛苦。他毕竟还是老一辈近卫军中的一个，并且是我们敌人的敌人。而且事情来得太突然，使人难以相信，这样一个爱吵爱闹、非常好动、不愿安宁的人现在却永远无声无息，不再言语了。至于造成他死亡的原因，你说得完全对。这是他一生中许多次轻率行为中的一次。无论如何，使我感到痛心的是，近几年来我们的关系变暗淡了——当然，这是他的过错……
　　真见鬼，我们这一伙人，变得越来越少了，又没有新人增加进来。[119]

　　给伯爵夫人，他写道：

　　您知道，关于拉萨尔去世的完全出乎意外的消息，使我多么惊讶和震动。他是我所十分器重的人之一……请您相信，拉萨尔离开我们，没有一个人不为此感到格外深切的悲痛。[5]而且我最为您悲痛。我知道死者生前对您来说是多么重要，他的死对您又是什么含义。只是有一点您是大可欣慰的，就是他在年轻得意时死去，像阿基里斯那样。[12]

　　与往日对拉萨尔的态度相比，马克思在这里显示了过度的慷慨，但他与拉萨尔之间的关系仍然是含混的，不满和憎恨总是为一种吝啬的赞美所缓解。

四 格拉弗顿坊的生活


　　就马克思家庭情况而言，1860—1863年显然是新的——但却是最后的——低谷。他接触到了“资产阶级悲惨生活”的深渊，3年之中只不过努力做了关于他的“经济学”历史部分的研究。然而，1864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两桩遗产送给了马克思一家人，这足够马克思使自己安全地投入第一共产国际（正好成立于拉萨尔去世之后的第四个星期）的传播，还起草了他的“经济学”关于资本的重要章节。
　　正如马克思所预见的，马克思家庭在格拉弗顿坊所经历的贫困在很多方面要比在第恩街所经历的严重。根据燕妮的记述，房屋有“英国人居住所喜欢的四个特点：通风，阳光充足，干燥，建筑在碎石地上”[121]。天气好的日子，圣保罗是一派晴朗的风景。但马克思一家过着极为离群索居的生活，因为他们的房子开始时很难找到入口：建筑物是圆的；没有通向它的路；雨天，红黏土就变成了泥沼。这尤其影响了燕妮，她写道：

　　过了很长时间我才习惯于跟外界完全隔绝。我经常不能做我在拥挤的西端街、各种会见中、俱乐部里，以及在我们喜欢的公共场合和家庭会议中习惯于进行的长谈，这些长谈曾经常常使我暂时忘却生活的焦虑。幸运的是，我仍然可以每星期两次地在《纽约每日论坛报》上复写文章，以使我保持同世界事件的联系。[122]

　　更为糟糕的是，还要顾及更多的面子，尤其是大点的孩子上学〔“‘女子讨论班’（ladies seminary）”[123]〕和法语、意大利语、绘画、音乐私人授课的花费大幅增长。还有，钢琴不得不租借。从1857年来，有了第二个仆人，海伦·德穆特的妹妹玛丽安娜，她一直呆到她1864年去世。马克思同以往一样坚定地，“不惜任何代价走向自己的目标，不允许资产阶级社会把我变成制造金钱的机器”[124]，但对他必须面临的财政困难经常感到无辜地惊奇。1859年，他希望通过拉萨尔曾为了他的缘故而商谈的为《维也纳新闻》撰稿这种帮助使自己的收入增加一倍，他向恩格斯宣布以后不会再因为钱的问题打扰他了。燕妮对于金钱一直是非常讲究实际的，她警告马克思他一周最多可望得到2英镑，不应相信恩格斯空谈的10英镑。接下来的9月份，他发生了危机。恩格斯因为在酒馆里用雨伞袭击别人而被起诉，他必须弄到大约50英镑解决这件事情。马克思求助了拉萨尔，向他保证他能够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版税中出。到年底，事情更糟，以至燕妮不得不偷偷地给他的弟弟斐迪南写信，她与他一直保持着相当友好的关系。但当他拒绝了她的请求，说他只依靠他的退休金生活时，她的所有感觉是：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原则。1860年这一年稍微好了些，因为恩格斯的财政情况改善了，他一次给马克思寄了100英镑。但很多钱用在了与卡尔·福格特的争论上，到年底，恩格斯不得不借钱把马克思保释出来，尽管他自己的收入由于美国内战减少了。
　　1861年2月，在去柏林看拉萨尔的途中，马克思决定去拜访他在荷兰的表舅，尽力期望着得到遗产。这次旅行之前两个星期马克思完全把时间花费在了不使“全家彻底垮台”[125]上了。他晚上只能通过阅读阿庇安关于罗马内战的著作来保持清醒。他最喜爱的人物是斯巴达克，“整个古代史中最辉煌的人物……古代无产阶级的真正代表”。这种钦佩与对庞培的完全蔑视相当，庞培是“十足的废物”，莎士比亚在他的《爱的徒劳》中对庞培的面目已经有一些概念了。[126]到夏天，他从他的表舅那里得到的160英镑花完了。他感到情况“各方面不安定”，因此就阅读修昔底斯的著作摆脱恶劣的情绪。“这些古代人至少总还是令人感到新鲜”，他对拉萨尔谈论道。[127]秋天，他又开始给《纽约每日论坛报》写通讯了；并且最终达成协议，他可以开始为《维也纳新闻》撰稿了。他认为给纽约和维也纳做的工作将足够维持生活，但他的债务仍然达100英镑。“令人吃惊的是”，他给恩格斯无辜地写道：“没有任何收入而又不可能在哪一天全部还清债务的状况，不管得到什么帮助，总是一再使旧日的沉渣泛到表面上来”[128]。
　　1862年这一年显然是马克思运气的最低点。他为了避免债权人，不得不装作还没有从曼彻斯特的旅行中回来；燕妮甚至要竭力卖他的书。在这种境况下，拉萨尔七月份的来访只可能是一种痛苦的折磨。拉萨尔曾出60英镑援助，而到秋天马克思正考虑着到铁路部门找份工作。他只进行了面试就因为他那吓人的书法被拒绝了。[129]1863年1月，他写信给恩格斯谈到了近来的困境——

　　终于使我妻子同意我早巳向她提出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尽管有使人极不愉快的一面，但它不仅是摆脱已经造成的局面的唯一出路，而且要比最近三年特别是最近一年我们所过的生活好得多，同时，这个建议还使我们有可能重新恢复我们的自尊心。
　　我将写信给所有债主（房东除外），如果他们不让我安静的话，我就用不付期票的办法，在破产法庭上宣告自己是无支付能力的债务人……我的两个大女孩将通过肯宁安家找到当家庭教师的职位。琳蘅将在别的一家服务，而我同妻子和小杜西将迁入西蒂区一所模范公寓，红色沃尔弗和他的家眷曾经在那里住过。[130]

　　马克思实际有多认真并不清楚，但恩格斯把这封信理解为急切求助的信，马上自己冒着极大的风险借了100英镑。马克思仍然不得不去英国博物馆躲避债权者。夏天厄内斯特·德朗克为了马克思借给恩格斯250英镑。这就一直持续到了12月份，当时马克思接到一封预示着困苦巨大减轻的电报：他的母亲去世了。
　　从恩格斯那里借了钱，马克思就奔向特利尔。但有关遗嘱的执行管理办法花费的时间太长了，以至于马克思中途去拜访他扎耳特博默耳的表舅去了。在特利尔呆的1个星期里，他写信给燕妮，他回到了威斯特华伦家的旧居：“它比所有的罗马古迹都更吸引我，因为它使我回忆起最幸福的青年时代，它曾收藏过我最珍贵的瑰宝。此外，每天到处总有人向我问起从前‘特利尔最美丽的姑娘’和‘舞会上的皇后’。做丈夫的知道他的妻子在全城人的心目中仍然是个‘迷人的公主’，真有说不出的惬意。”[131]大部分钱（马克思得到的大约有l 000英镑）在他的表舅那里，他是遗嘱的执行人，也是马克思主要的债权人。这里的法律程序需要的时间也很长，但马克思在被他的大得吓人的痈击倒之前（它曾使他在扎耳特博默耳被他的表舅和表妹安东尼达·菲力浦斯照顾了6个星期）只有时间看望他的法兰克福的两个姑母。在此期间，恩格斯付了账单。马克思认为在荷兰的逗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个片断”[132]。他拜访了阿姆斯特丹和鹿特丹的更多的亲戚之后，带着他母亲遗赠给他的剩余的钱于2月19日回到了伦敦。一些额外的钱（卖掉特利尔的物品而得到的）后来寄给了他。
　　1864年5月初，马克思得到了另一笔横财。5月9日，威廉·沃尔弗去世了。马克思认为“我们为数不多的朋友和战友中的一个，就这样离开我们去了。他是一个最完美的人”[133]。马克思在他去世之前的日子里就呆在他的身边，并在他的墓前发表了简短的讲话。作为沃尔弗遗嘱的执行人之一，马克思在曼彻斯特停留了一些日子。当发现沃尔弗曾辛苦地积攒了一小笔财产，并把其中的大部分（843英镑和大约50英镑的所有物）遗赠给了马克思时，他和其他人一样感到惊奇。这使得他刚好有一年多没向恩格斯写乞要的信。
　　接连不断的财政灾难重重地压在了整个家庭上，而首先压在了敏感和有着家庭骄傲感的燕妮身上，她的健康受到了严重的损害。1856年晚些时候，她又怀孕了，当时是42岁。整整9个月都需要医生的照顾，在这期间，她的精神状态愈来愈成为马克思所说的“一场灾祸”[134]。孩子生下来就死了。第二年，燕妮与琳蘅和孩子们一起去了拉姆斯盖特，在那里恢复了几个星期。这最终成为每年一次的活动：马克思的家庭深信海边的空气有利于健康，几乎去了东南海滨的每一处胜地。在拉姆斯盖特，马克思这样告诉恩格斯：燕妮“认识了几个有教养的和——说来可怕——刁钻的英国妇女。她长期处在丑恶的社会中，或者说一点也没有社交活动，现在同一些与自己差不多的人交往，看来是合她心意的”[135]。由于健康问题，燕妮的乐观心情也减少了：1858年底，当她没有钱置办圣诞节，又忙于誊写《政治经济学批判》时，她告诉马克思：“在她不得不遭受一切艰难困苦之后，革命时期的情况还会更坏，而且那时她还会有幸看到，这里的一切健谈家将怎样再度欢庆胜利”[136]。
　　1860年11月（这一年马克思把时间都花费在了反对卡尔·福格特的毫无结果的活动上），燕妮患了病，这是一生的分水岭。她一完成《福格特先生》手稿的誊写工作就发烧病倒了。由于刚开始时燕妮拒绝叫医生，诊断耽误了。在诊断两次之后，这种“严重的神经热”被认为是感染了天花，虽然注射了双倍的疫苗。孩子们不得不到李卜克内西家，在那里呆上几个星期，因为他们“由于宗教仪式”[137]不愿去学校寄宿。马克思雇了一名护士照顾已经失去神志的燕妮。她后来写道：“我长时间地站在开着的窗户旁，以便让11月的寒冷凉风吹打着我，那时炉子里还有熊熊的火焰，这火焰融化着我嘴唇上的冰茬，我不断地变得越来越清醒。我艰难地呼吸着，我的听觉越来越微弱，最终我合上了眼，所以，我不知道我是否仍然被包裹在这漫长的黑夜里。”[138]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使心灵保持必要平静”的惟一的事情是专注于研究数学。
　　危机终于过去了。到了圣诞节，孩子们可以回到家里来了。但并留下了后遗症：燕妮听力非常弱，她的皮肤留下了明显的红色疤痕，很长时间才治愈。下一年的3月份，在她染病之前，她写信告诉路易莎·魏德迈，她“已经脱落了灰色的头发，但牙齿和手指[6]都还好，因此，人们习惯于把我列入保养得好的妇女之列。但是，那都是过去的事，现在我自己似乎显得是一种犀牛和河马之间的过渡物，毋宁说她在动物园中的地位处于高加索物种的成员之间”[139]。她的神经的状况还继续令医生感到非常担心，尤其是在财政困难的时候。
　　马克思发现他的财政困难和燕妮持续的焦虑使得家中的生活变得极为艰难。到1857年12月底为止，当时他正顺利地写作《经济学手稿》，燕妮说他又恢复了，“精神焕发心情愉快”[140]，这是自从埃德加尔死后所没有过的。但两个月后，他对恩格斯说：“对有志于社会事业的人来说，最愚蠢的事一般莫过于结婚，从而使自己受家庭和个人生活琐事的支配”[141]。在格拉弗顿坊的生活是很封闭的，只有亲密的朋友弗莱里格拉特一家和极少数的家庭拜访者。马克思认为恩格斯是他能够坦率交谈的惟一一个人，他在家不得不扮演沉默的坚忍克己的角色。这用来抵抗燕妮日益增加的悲观情绪是必要的。马克思自己的健康也经受着严重的苦痛：他不断地向恩格斯抱怨他的肝脏几个星期来持续地干扰他（他的父亲死于肝病），他服用了巨大数量的药来医治牙疼、头疼和眼睛及神经的疾患。不久，疖子又随之来了。
　　在燕妮生病之后，家庭的困难更加重了。马克思尽力不让燕妮知道糟糕的消息，因为“这样的消息总是引起她的神经发作症状”[142]。1862年这一年，他只有希望最糟糕的情况有所改善，因为“这样穷困的生活实在不值得过下去”[143]。燕妮的感觉也十分相似：“妻子天天对我说，她还不如同孩子们进坟墓，的确，我也不能责怪她……”[144]1863年1月，由于紧迫的经济困难和燕妮对此的反应，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发生了惟一的一次严重争吵。1月6日，玛丽·白恩士去世了。她与恩格斯在一起生活了将近二十年，恩格斯把她看作自己的妻子。得知她的死，马克思只简单地写道：“关于玛丽的噩耗使我感到极为意外，也极为震惊。她非常善良、机智，而且又是那样眷恋你。”接着就立刻给恩格斯详细地描述了自己的财政困难。[145]恩格斯几天后回了信：“你自然明白，这次我自己的不幸和你对此的冷冰冰的态度，使我完全不可能早些给你回信。我的一切朋友，包括相识的庸人在内，在这种使我极其悲痛的时刻对我表示的同情和友谊，都超出了我的预料。而你却认为这个时刻正是表现你那冷静的思维方式的卓越性的时机。”[146]10天后马克思回了信：

　　在给你回信以前，我想还是稍微等一等为好。一方面是你的情况，另一方面是我的情况，都妨碍我们“冷静地”考虑问题。
　　从我这方面来说，给你写那封信是个大错，信一发出我就后悔了。然而这决不是由于冷酷无情。我的妻子和孩子们都可以作证：我收到你的那封信（清晨寄到的）时极其震惊，就像我最亲近的一个人去世一样。而到晚上给你写信的时候，则是处于完全绝望的状态之中。在我家里呆着房东打发来的评价员，收到了肉商的拒付期票，家里没有煤和食品，小燕妮卧病在床。在这样的情况下，我通常只有靠犬儒主义来解救。[147]

　　这反过来导致了马克思和燕妮之间的争吵。马克思在给恩格斯写的请求原谅的同一封信中说：“还特别把我气得要死的是，我妻子还以为我没有完全如实地把真情告诉你”[148]。马克思认为燕妮已经使他进入了关于恩格斯的一种幻想之中：

　　现在我也可以坦率地告诉你，尽管最近这几个星期我受尽了一切压抑，但是再也没有比担心我们的友谊发生裂痕的忧虑那样使我感到沉重。我向我妻子讲过很多次，由于生活上的琐事和她的极度紧张，我在这样的时刻竟还以我个人的穷困来烦扰你，而不是来安慰你，同这点比起来，所有那些讨厌的事情，对我来说，都算不了什么。结果家庭的和睦严重地遭到破坏，可怜的女人为这件事付出了代价，而她对此本来是完全无辜的；要知道女人总是习惯于要求做不可能办到的事情。她当然不知道我在给你的信中讲了些什么，但是只要稍微想一下，也能够猜到八九分。女人是一种奇妙的创造物，甚至那些才智卓绝的也是这样。[149]

　　孩子们也是马克思和燕妮非常忧虑的原因。1860年燕妮患天花这一年，三个女儿的年龄分别是16岁、15岁和4岁。燕妮感到这种异常的贫穷使这些“温柔、可爱、如花盛开的女孩子们不得不同我们一起遭受穷困的痛苦”[150]。1863年初，燕妮对她的一位朋友这样描述了她的女儿们：

　　即使“漂亮”一词不适用于她们，即使对我作为母亲的骄傲冒着嘲笑的风险，我仍然要说，她们三个人看起来非常整洁和有趣。小燕妮的头发惊人的黑，脸盘带着孩童般的玫瑰色，眼窝深而甜美、眼睛和肤色显得非常有吸引力。劳拉就一定程度上说，在每一件事上都表现得很好和清楚，实际上她比大女儿更让人怜爱，因为她的轮廓更规整，在她的黑眉毛下有一双绿眼睛眨吧着，不断闪出欢乐的火花……对她们的教育我们作出了一切尽可能的努力。不幸的是，在音乐方面，我们不能如我们所希望的那样为她们做出很多，她们的音乐表现不太突出，尽管她们都有特别欢乐的嗓子并以让人爱怜的表情唱歌。但是，珍妮的实际长处是演说，由于这孩子有副特别美妙的嗓子，低平而甜美，从孩童时起就着迷地研究莎士比亚，实际上她早就登上了家庭未曾为她考虑的舞台。我们对她的支持是……如果她的身体健康，我们不会为她的生活道路设置任何障碍……第三个孩子，老小，是一个真正的甜美、可人而又带有孩童式暴躁脾气的复合体。她是家里的光明和生命。这三个孩子都是伦敦的不可分割的灵与肉，她们在生活习惯、方式、趣味、需求和习性方面都变成了十足的英国人——没有什么比必须让英国和德国交换更让她们可怕的了……我本人也发现这种可怕前景……首先，伦敦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可以让人消失得无影无踪……[151]

　　而事情并不总是充满阳光。马克思不得不急切地请恩格斯到家里来与他们一起住几天，因为“女孩子们非常需要在家里再一次看到‘人’。不幸的孩子们过早地受到苦难生活的折磨”[152]。燕妮由于持续地遭受胸部病痛的折磨，健康情况特别的糟。马克思也把这种情况归因于穷困：“燕妮现在已经长大，她已经意识到我们景况的全部艰难困苦，我认为，这就是她生病的主要原因。[153]

五 《资本论》


　　1861年夏天，福格特的事情终于可以放一放了，马克思就开始了认真研究“第三章”的关于资本一般的问题了。一年来，进展十分缓慢，尽管马克思认为他已经努力使自己的风格通俗化了。1862年4月，他认为应告诉拉萨尔他的书没有两个月是完不成的，又发人深省地写道：“我还有这样一个特点：要是隔一个月重看自己所写的一些东西，就会感到不满意，于是又得全部改写。无论如何，著作不会因此而受到什么损失……”[154]
　　两个月后，他“埋头工作，拼命写作”[155]，不是写第三章，而是写关于经济学理论的历史——尤其是关于剩余价值的理论。他希望把这部分添加到关于资本的一章中，正像他把货币和流通的理论历史叙述添加到《政治经济学批判》中一样。他正在对他的著作大加扩充，因为“德国的狗东西是按篇幅来估量一本书的价值的”[156]。当马克思的家庭烦恼扰乱他专注思考的时候（1862年和1863年是马克思生活中最为艰苦的年份），他惯常的做法是转向研究他著作中的历史学部分。到夏末，他变得越来越消沉，并向恩格斯表达了要做某种事情的愿望：“我的朋友，任何理论都是灰色的，唯有事业才常青。可惜，我信服这一点为时太晚了。”[157]他重读了恩格斯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充满了怀旧之情：“这本书写得多么清新、热情和富于大胆的预料，丝毫没有学术上和科学上的疑虑！连认为明天或后天就会亲眼看到历史结果的那种幻想，也给了整个作品以热情和乐观的色彩，与此相比，后来的‘灰色而又灰色’就显得令人极不愉快。”[158]几天之后，他对他的一个女儿说他感到自己“是一架注定贪婪读书的机器，然后以一种变化了的形式，把书扔进历史的垃圾堆”[159]。1862年底，他告诉库格曼：“第二部分终于已经脱稿”，尽管还“剩下誊清和付排前的最后润色”这种必要的工作。他继续说：它“只包括本来应构成第一篇第三章的内容，即《资本一般》……这是精髓（同第一部分合起来），至于余下的问题（除了国家的各种不同形式对社会的各种不同的经济结构的关系以外），别人就容易在已经打好的基础上去探讨了”[160]。但疾病是这一开创性的工作在1863年春天停滞了3个月，马克思把精力努力集中在给历史部分定稿上。但他仍然确信很快“誊清”余下的部分。[161]来自拉萨尔的潜在竞争鞭策着他，一直到夏天他都经常每天工作10个小时，并在有空时研究微积分。8月中，他对恩格斯说他正在整理手稿，准备付印，这一部分要比《政治经济学批判》“容易懂百分之百”。他接着说“现在我看着这整个庞然大物，而且回想起我曾不得不把一切统统推翻，而历史部分甚至要根据一部分以前根本不知道的材料去加工时”[162]，就感到拉萨尔轻易地完成了自己的经济学著作很可笑。
　　这一时期的一定数量的手稿或者是遗失了或者是还没有发现，因此不可能确切地知道马克思对于“第二篇”进展到了什么程度。手稿的主要部分保存下来了——来自1837—1858年马克思认为的只构成第三章的内容——付印大约3 000页，这损害了“历史材料”，而马克思在1863年先天似乎已经决定要把这部分并入第一卷，因为“只有德国人相信大部头的著作”[163]其中的一些材料后来融入了三卷本的《资本论》中，但主要的部分历史部分，后来由考茨基以《剩余价值理论》为名作为《资本论》的第四卷出版。
　　《剩余价值理论》有三大卷，其中一个大的部分完全是以前理论者的摘录。[164]马克思从斯图亚特和经济学家的商业体系开始，他们竭力纯粹从流通解释剩余价值的来源。接着他论述了重农学派，他们集中思考了（在马克思看来是正确的）生产领域，虽然主要是农业生产。第一册大部分对亚当·斯密的摘录，并试图把他理论中的科学因素从意识形态因素中分离出来，尤其集中在了他对生产性劳动和非生产性劳动的区分上。第二册主要涉及了李嘉图，他由于依赖并接受了亚当·斯密某种错误的前提而受到批评。这部分的讨论主要集中在李嘉图的利润和地租理论上，特别是他对剩余价值与利润的混淆上。第三册论述了李嘉图学派，特别论述了被马克思称为“站在李嘉图基础之上的无产阶级对立面的”[165]英国社会主义者。他还批判了马尔萨斯，是“统治阶级无耻拍马者”[166]，主张通过过多消费来平衡生产过剩。马克思把李嘉图看作资产阶级经济学理论的高峰。此后，阶级斗争尖锐化，“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167]。一些人竭力把资本主义的基本原则与无产阶级利益调和起来，“于是，以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为最著名代表的毫无生气的混合主义产生了”[168]。英国社会主义者。莱文斯顿、霍吉斯金和其他一些人至少有着从李嘉图的劳动价值论中吸取了正确的资本主义剥削概念的这样的优点。但他们缺乏必要的理论思维来完成对他体系所需的全面的重构。
　　《剩余价值理论》显示了马克思的思想多么牢固地置于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之中。[169]正如在其他地方一样，马克思通过对前人的批判与论述引出了自己的思想。其中还有一些离题的内容，例如关于异化的讨论[170]，另外还探讨了中产阶级的不断扩大，他谴责了李嘉图没有强调“介于工人和资本家、地主之间的中产阶级不断增长的数量”[171]。
　　从1863年夏天到1865年夏天，马克思在信中对于他的经济学著作几乎完全保持沉默。按恩格斯的说法，他1864年和1865年在写作出了《资本论》的第三卷。1864年初，财政状况得到了改善，但另一个障碍立刻出现了：痈。当马克思给出版商开始发送出《资本论》的最后手稿时，他写信给恩格斯：“从第一次动手术到现在已是3年。从那时开始，事情只是短期停顿，在各种工作中，当你的体内有这种可恶的脏东西时，纯理论的工作是最不适宜的。”[172]疖子1863年夏天异常突然地爆发了，而且证明几乎是致命的。燕妮写道：“11月10日，可怕的脓肿开始了，之后，他很长时间处在危险之中。疾病持续了整整4个星期，给身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并带来了种种精神上的苦痛。”[173]因为做手术，燕妮被从房间里领出来。手术过程中，琳蘅使马克思保持住手术姿势，艾伦医生对德国哲学家的坚忍感到惊奇。然而疖子不断出现，它们通常在秋天开始长出，1个月完全长成（据说是这样）。有几次马克思身上布满了疖子，以至于他只能笔直地站着或者侧身躺在沙发上。他得到了很多建议，但很少长时间遵从下来。几年之后，他宣称对于疖子他比任何一名医生都知道得多，当然他在英国博物馆中对此进行了广泛的查阅。在各种不同的时间里，他服用了不同寻常的药物，例如杂酚油、鸦片和砒剂（几年来一直如此），有几个月不抽烟，每天都冲冷水澡。他希望疖子赐给可以利用这种苦难的善良的基督徒，但同时他也用这样的想法来安慰自己：资产阶级将有很好的理由记住他从这种“真正的无产阶级的疾病”[174]遭受的苦难。在极端的情况下，他甚至给自己做手术。他给恩格斯写道：“今天……我拿起锐利的刮脸刀（亲爱的鲁普斯的纪念品）亲手切开了这个坏家伙。”[175]当疖子长到接近生殖器的时候，为了减轻病痛，他抄写并给恩格斯寄送16世纪法国情诗（他认为自己在这一领域是“博学的”）。[176]他发现只有在去海滨的情况下疼痛才有所减轻。例如1866年3月，他在马尔吉特恢复了4个星期，在那里他高兴地发现没有伙伴，他可以同迪和岸上的磨坊主合唱：“我不关心人家，人家也不关心我”[177]。一天，他步行17英里到坎特伯雷，坎特伯雷“是个古老的、极难看的、中世纪类型的城市；从两边把旧式的建筑物围起来的一些现代的英国式兵营和一个不美观的凄凉的火车站，丝毫没有使这个城市显得漂亮些。这里一点也没有……诗意……幸亏我由于太累，而且当时已经太晚，没有去参观有名的大教堂”[178]。
　　1865年3月，马克思曾与汉堡出版人迈斯纳和伯尔签了协议。迈斯纳的出版社是一家中等规模的出版社，德国为数不多的具有民主倾向的出版社之一，主要经营学校课本和历史、医药著作。这份协议，是通过威廉·施特龙商谈的。威廉·施特龙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会员，经常从英国到汉堡来办事。协议把1865年5月定为交付手稿的最后期限，尽管在以后的文书中不得不进行了改动。协议的条款不是特别有利于马克思，他对未来的女婿拉法格说：“《资本论》的稿酬甚至支付不起我在写作它的时候抽的雪茄”[179]。1865年7月，尽管有疾病缠身，还有方兴未艾的共产国际方面的工作，马克思还是给恩格斯写信道：

　　再写三章就可以结束理论部分（前三册）。然后还得写第四册，即历史文献部分；对我来说这是最容易的一部分，因为所有的问题都在前三册中解决了，最后这一册大半是以历史的形式重述一遍。但是我不能下决心在一个完整的东西还没有摆在我面前时，就送出任何一部分。不论我的著作有什么缺点，它们却有一个[7]长处，即它们是一个艺术的整体；但是要达到这一点，只有用我的方法，在它们没有完整地摆在我面前时，不拿去付印。[180]

　　马克思准备特别迅速地完成，因为“这件事像梦魔一样压着我”；还有他的朋友们，例如李卜克内西，把他的思想进行过分简单化的宣传。同以往一样，马克思总有一个想法：在革命爆发之前他不能完成自己的工作。[181]
　　1866年2月，马克思在严重疾患和恩格斯的压力之下，终于答应在写出其他部分之前完成第一卷。“假如我有足够的钱——也就是说＞0——来养家。而我的书又已完成，那我是今天还是明天被投到剥皮场上，换句话说，倒毙，对我完全一样”。接着他报告了自己的进展情况：

　　关于这本“可诅咒的”书，它的情况是：12月底已经完成。单是讨论地租的倒数第二章，按现在的结构看，就几乎构成一本书。我白天去博物馆，夜间写作。德国的新农业化学，特别是李比希和申拜因，对这件事情比所有经济学家加起来还更重要；另一方面，自我上次对这点进行研究以后，法国人已提供了大量的材料……
　　书稿虽已完成，但它现在的篇幅十分庞大，除我以外，任何人甚至连你在内都不能编纂出版。
　　我正好于1月1日开始誊写和润色，工作进展得非常迅速，因为经过这么长的产痛以后，我自然乐于舐净这孩子。但是痈又出现了，以致直到现在未能再向前进……[182]

　　1866年11月，他可以发出第一部分手稿了，来年的4月份，整个第一卷终于完成。马克思坚持自己带着手稿去德国，并策略地告诉恩格斯他的衣服和手表在启程之前需要从当铺赎回。恩格斯这边给他寄去了7张5英镑银行券的半截，另外的半截，按照通常的做法，等接到马克思说第一部分已安全到达的电报后就立即寄出。马克思4月中旬乘船去汉堡，是船中为数不多的笔直地站着的乘客之一。他把手稿放在迈斯纳的保险箱里。既然有可能立刻付印（最终是由维干德付印的，他在19世纪40年代曾出版了许多青年黑格尔派的东西），马克思就决定继续停留在德国，应库格曼博士的邀请去了汉诺威。库格曼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前会员，现在是一名很受尊敬的妇科专家，马克思从1862年就开始与他通信了。马克思说他是：“我们的学说和我们两人的狂热的……崇拜者。有一次他的热忱使我感到厌烦，这种热情是同他当医生的冷静性格相矛盾的。但是他能体贴人，极其正派，不怕吃亏，肯作自我牺牲，而最重要的是，有信念”[183]。
　　在汉诺威期间，令马克思感到好笑的是收到了俾斯麦信使的邀请，说要“利用我和我的大才为德国人民谋福利”[184]。马克思两年前曾接到过类似的邀请（经由洛塔尔·布赫尔），说是要他为普鲁士政府的官方杂志写金融方面的文章。后来，令俾斯麦难堪的是，马克思在1878年反社会主义浪潮高峰的时候刊出了他与布赫尔的通信。在德国的旅行发生一件奇怪的事情，值得用马克思自己的话讲述：

　　这次从汉堡回伦敦，总的说来很顺利……在抵达伦敦之前几小时，有一位德国小姐——她的军人风度早就引起了我的注意——声称，她当晚要从伦敦到威斯顿一修珀一梅里去，而她带了很多行李，不知怎么办才好。情形更为糟糕的是，在英国星期六很难找到搬运工人。我请这位小姐指给我看她到伦敦后要去的火车站。她的朋友们把车站的名称写在一张名片上。这是西北车站，我也要打那里经过的。于是，我像一个真正的骑士那样建议送她到约定的地点去。我的建议她接受了。不过后来我仔细想了一想，发现威斯顿一修珀一梅里在西南，而我要经过的和那位小姐指出的车站却在西北。我便去请教船长。结果弄清了，她该去的那个地方确实不是我要去的地方，而且完全相反。不过，既然我自己已经提出愿意效劳，当然只好勉为其难。下午二时我们到了。我伴送这位流浪妇女到她去的车站，在那里才知道，火车要到晚上八点才开。这样，我算倒了霉，不得不和这位小姐一起消磨掉六个小时；我们在海德公园游逛了一番，又去吃了点冰激凌，等等。原来，她名叫伊丽莎白·冯·普特卡默，她是俾斯麦的外甥女，刚刚在柏林他家里住了几星期。她认识很多军人……她是一个愉快的和有教养的女孩子，但是连鼻子尖上都带有贵族气味和黑白色彩。当她知道，她落入了“赤色分子”手中之后，不胜惊讶。但是，我安慰她说，我们的会见不会发生“流血事件”，并平安无事地送她上了车。你想想看，这该会给布林德和其他庸俗社会民主党人一个多么好的把柄：我同俾斯麦有秘密勾结！[185]

　　这次会见纯属偶然还是“有意安排”就无从得知了。
　　付印进展缓慢。尽管马克思在5月5日，即他49岁生日那天能够校对第一印张，但他还不得不在5月中返回伦敦。这时返回令他害怕：“我在伦敦欠下的债务相当多，摩尼教徒们正‘迫不及待’地等我回去。然后又是家庭的烦恼，内部纠纷和忙碌，而不能以蓬勃的朝气，无牵无挂地进行工作。”[186]整个夏天，马克思都在为他的债权人担忧，时间都用来校对麦斯纳送来的校样。他定期把校样送交恩格斯，征求他的意见。（注意到这一点是有意义的，即马克思在他送给出版社之前不曾给恩格斯看任何草稿。）恩格斯认为这第一卷比较抽象，其中一些带有“受痈困扰的痕迹”[187]。他还希望马克思能够多加一些小标题，把附录用不同的字体印出来。虽然《资本论》中辩证的思路是明显的，但恩格斯认为比较起来，《政治经济学批判》更容易理解。
　　书中附了马克思写给恩格斯的一封信（德文手迹见下页）：

　　

1867年8月16日深夜两点


　　亲爱的弗雷德：
　　这本书的最后一个印张（第四十九印张）剛刚校完。用小号字排印的关于价值形式的附录占了11／4个印张。
　　序言也已校完并于昨日寄回。这样，这一卷就完成了。其所以能够如此，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
　　附上清样两个印张。
　　十五英镑收到了，非常感谢。
　　我的亲爱的、忠实的朋友，祝你好！

　　你的 卡·马克思



　　马克思的观点一定得到了提高，因为他很快就给恩格斯写了信：“你到现在为止所表示的满意对我来说比世界上其他人可能作出的任何评价都更为重要”[188]。到8月底为止，最后一份清样寄出了，马克思欣喜地给恩格斯写道：“我只有感谢你！没有你为我作的牺牲，我是决不可能完成这三卷书的巨大工作的。我满怀感激的心情拥抱你！”[189]1867年9月的第三个星期，《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了，第一印数1 000册。
　　《资本论》第一卷有着绝不好理解而且几乎很难读的名声。它包括两个非常明显不同的部分。前九章的确有极强的抽象性，尽管书的重排包含了对资本主义历史起源的叙述，而这部分有些地方极其生动易读。
　　前九章包含着马克思在他的1857年的《导言》中所说的“一般的抽象的规定，因此它们或多或少属于一切社会形式”[190]。不仅仅是如此抽象的方法使得这些章节难以理解，著作中还有黑格尔的特色。在这本书的德文第二版的跋中，马克思解释道：他对黑格尔的辩证法加以应用，通过“把它倒过来”，在“神秘外壳”中发现了它的“合理内核”[191]。他甚至（正如他在同一篇跋中所说）“卖弄起黑格尔特有的表达方式”。使得《资本论》开头部分难理解的第三个因素是：马克思使用了一些概念，这些概念19世纪中期的经济学家十分熟悉，而后来正统学派的经济学家则不再使用了。从19世纪的第四分之三个世纪以来，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学家们已经倾向于把资本主义制度看作特定的、建构性的方式，它表现为私有财产、利润和或多或少的自由市场；他们讨论这种方式的运行功能，尤其把注意力集中在了价格上。这种“边际主义”经济学派没有除开价格的价值概念。对马克思来说，这种做法由于以下两个原因似乎是肤浅的：首先，他认为就字面的意义而言这是肤浅的，因为它只是描述了建构在资本主义社会表面的现象，而没有分析产生这些现象的生产方式。其次，这种方法认为资本主义制度是想当然的，而马克思则希望分析一定的社会有机体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过程以及被其他更高级的形式所替代的过程。
　　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马克思接受了“古典”经济学家们的概念，这些概念当时仍然是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分析工具，并用它们得出了极不相同的结论。李嘉图已经把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作了明显的区分。物品的交换价值是某种脱离其价格的东西，并由体现在生产物品中的劳动量构成，虽然李嘉图认为价格实际上倾向于接近交换价值。这样——与后来的分析矛盾——物品的价值是由生产的情况而不是由需求的情况决定的。马克思接受了这些概念，但是他试图表明资本主义不是静止的，而是阶级剥削的历史性的制度，他通过剩余价值概念的引入取代了李嘉图的观点。剩余价值被定义为劳动产品价值和生产这种劳动力（即维持劳动者的生活）花费之间的差额。因为劳动力的交换价值是等于再生产这种劳动力所必需的劳动量，而这在通常情况下要比这种劳动力产品的交换价值低得多。
　　第一卷的理论部分可以非常容易地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1859年《政治经济学批判》的重写，分析了商品（在满足外在的物品能够满足人的需要这种意义上）及其价值。马克思建立了两种类型的价值：使用价值，或者某物的有用性；交换价值，它由融入物品中的劳动量所决定。按照劳动创造使用价值还是交换价值，它同时具有双重的性质。既然“商品的交换价值必须要以为它们共同所有的某种形式表达出来”[192]，而它们惟一相同的是劳动，那么劳动必定是价值的源泉。但是很明显由于有些人要比其他人工作更快更熟练，那么这种劳动必定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平均水平。接下来是难理解的有关价值形式的部分；第一章结尾论述了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马克思在一个段落中把它称为“拜物教”，这使人回想起巴黎手稿中对异化的论述和（更多地回想起）《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在这里，马克思写道：“……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193]
　　这一部分最后一章论述了交换，叙述了作为商品流通手段的货币，具体阐述了商品的价值以及价值的普遍尺度。
　　第二部分是比较小的一部分，叙述了货币向资本的转化。在资本主义时代之前，人们卖掉商品得到货币是为了买更多的商品。在资本主义时代，人们不是为买而卖，而是为更高价地卖掉才去买——他们用货币买商品是为了用那些商品作为手段增加自己的货币。
　　马克思在第三部分引入了他的关键性概念：剩余价值。恩格斯把这一概念称为马克思在经济学上的最重要的“发现”[194]。马克思把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作了区分，前者是“变为生产资料即原料、辅助材料、劳动资料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并不改变自己的价值量”。就这一点，马克思说：“变为劳动力的那部分资本，在生产过程中改变自己的价值。它再生产自身的等价物和一个超过这个等价物而形成的余额，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本身是可以变化的，是可大可小的。”[195]这个变化是剩余价值的比率，工人和资本家的斗争就是以剩余价值为核心展开的。最重要的地方是资本家使工人工作的时间比仅仅用来满足体现在他产品中劳动力价值所需要的时间要长。如果工人的劳动力（大概维持他的生存所需的花费）是每天3英镑，一名工人工作8个小时在一件产品中能够体现3英镑的价值，那么，如果他工作10个小时，最后两个小时将生产出剩余价值来，在这种情况下是1英镑。
　　关于这种剩余价值的性质，马克思又稍微进一步作了如下阐述：

　　劳动过程的第二段时间，工人超出必要劳动的界限做工的时间，虽然耗费工人的劳动，耗费劳动力，但并不为工人形成任何价值。这段时间形成剩余价值，剩余价值以从无生有的全部魅力引诱着资本家。我把工作日的这部分称力剩余劳动时间，把这段时间内耗费的劳动称为剩余劳动。把价值看作只是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劳动，这对于认识价值本身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同样，把剩余价值看作只是剩余劳动时间的凝结，只是物化的剩余劳动，这对于认识剩余价值也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使各种社会经济形态例如奴隶社会和雇佣劳动的社会区别开来的，只是从直接生产者身上，劳动者身上，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形式。[196]

　　因此，剩余价值只可能来自于可变资本，而不是来自于不变资本，因为只有劳动才创造价值。很简单地说来，马克思认为利润率下降的原因是由于机器的引进，劳动时间减少，这样生产的剩余价值就会减少。当然，机器会提高生产，殖民市场会吸收一些剩余的劳动力，但这种单纯的治标最终不可避免地将带来危机。
　　前九章的这些内容由对资本主义起源的精美的历史叙述得到了补足，后者比马克思任何其他的写作方法都要好。马克思尤其开创性地使用了19世纪中期以来的可以得到的官方统计学资料。如果读者感到《资本论》的开头太枯燥，他可以遵从马克思给库格曼夫人的建议[197]，从“工作日”，“机器和大工业”以及“资本的积累过程[8]”这几章开始读。在“工作日”这一章中，马克思详细地描述了“体力和智力的衰退”[198]迫使男人、女人和孩子在恶劣卫生条件下长时间地工作，叙述了通过法律限制工作时间、通过工厂条例来减轻苦痛的艰苦斗争。马克思得出结论说，尽管这好像是资本家与工人在自由市场中交易合同，而实际上，这种买卖交易是片面的：

　　在成交以后却发现，他不是“自由的当事人”，他自由出卖自己劳动力的时间，是他被迫出卖劳动力的时间；实际上，他“只要还有一块肉、一根筋、一滴血可供榨取”，吸血鬼就决不罢休。为了“抵御”折磨他们的毒蛇，工人必须把他们的头聚在一起，作为一个阶级来强行争得一项国家法律，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屏障，使自己不致再通过自愿与资本缔结的契约而把自己和后代卖出去送死和受奴役。从法律上限制工作日的朴素的大宪章，代替了“不可剥夺的人权”这种冠冕堂皇的条目，这个大宪章“终于明确地规定了，工人出卖的时间何时结束，属于工人自己的时间何时开始”。[199]

　　接着，马克思在“机器和大工业”一章中谴责了资本主义，叙述了机器对工人产生的破坏性后果以及资本主义的农业剥削带来的环境影响。[200]但是马克思通过结论的总结，显示出他认为资本主义条件下技术发展并不完全是消极意义的：

　　……大工业在它的资本主义形式上再生产出旧的分工及其固定化的专业。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绝对的矛盾怎样破坏着工人生活的一切安宁、稳定和保障，使工人面临这样的威胁：在劳动资料被夺走的同时，生活资料也不断被夺走，在他的局部职能变成过剩的同时，他本身也变成过剩的东西；我们已经看到，这个矛盾怎样通过工人阶级的不断牺牲、劳动力的无限度的浪费以及社会无政府状态的洗劫而放纵地表现出来。这是消极的方面。但是，如果说劳动的变换现在只是作为不可克服的自然规律，并且带着自然规律在任何地方遇到障碍时都有的那种盲目破坏作用而为自己开辟道路。那末，大工业又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交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隨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201]

　　第一卷的最后是一个大的部分：“资本的积累过程”——这是这本书最杰出的章节。资本家落入了“积累欲与享受欲之间的浮士德式的冲突”，就必定要去生产一支“产业后备军”或巨大的暂时性失业工人蓄水池适应市场变化。马克思以令人发聩的语言总结道：

　　我们在……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体系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变成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隨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变成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日趋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202]

　　这一对英国工人阶级前20年、英国农业无产阶级和爱尔兰的悲惨状况的断言为一系列详细的研究所支持，动人且客观。这一章以下面这一著名的段落作了总结：

　　随着那些掠夺和垄断这一转化过程的全部利益的资本巨头不断减少，贫困、压迫、奴役、退化和剥削的程度不断加深，而日益壮大的、由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本身的机构所训练、联合和组织起来的工人阶级的反抗也不断增长。资本的垄断成了与这种垄断一起并在这种垄断之下繁盛起来的生产方式的桎梏。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了同它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炸毁了。资本主义私有制的丧钟就要响了。剥夺者就要被剥夺了。[203]

　　接下来的两卷，只是一种草稿的形式，丝毫没有第一卷优美的神韵。但是，题为“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这一大章，马克思似乎打算把它放在第一卷的结尾，但在最后一刻却略去了。[204]在这一章中，马克思讨论了资本主义生产是如何在整个过程中再生产出资本家对工人的关系的。书中有一些特别有趣的论述，这些论述有涉及资本家对工人关系的异化[205，以及资本主义在生产中“尽可能减少拿工资的工人数量”、在纯粹服务性行业中却增加工人的数量之趋势。[206]
　　第一卷论述了生产，而第二卷和第三卷则考察了当资本家要卖掉自己的产品换得现金的时候，工厂之外的情况。在第二卷，马克思探讨了利润和为下一生产循环进行的再投资，以及构成经济危机的复杂因素。
　　第三卷的第一部分呈现出或多或少的最终的手稿形式，但此后这本书在没有任何最终结论的情况下就结束了。它开头讨论了剩余价值向利润的转化，以此探讨了价值和价格之间的关系。很多人一读第一卷就问这是如何发生的，如果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来衡量的，那么应该极不同于市场价格。马克思提供了这一问题的惟一答案，即认为价值“是它们的价格围绕着运动的重心，而且价格的不断涨落也是围绕这个重心来拉平的[207]。他接着说：“不管价格是怎样调节的，我们都会得到如下的结论：……价值规律支配着价格的运动，生产上所需要的劳动时间的减少或增加，会使生产价格降低或提高”[208]。然后，马克思作了比第一卷更为详细的论述，清晰地说明了构成第三卷中心内容的利润率下降规律。马克思用十分简洁的语言说明了这一规律：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本质证明了一种不言而喻的必然性：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中，一般的平均的剩余价值率必然表现为不断下降的一般利润率。因为所使用的活劳动的量，同它所推动的物化劳动的量相比，同生产中消费掉的生产资料的量相比，不断减少，所以，这种活劳动中物化为剩余价值的无酬部分同所使用的总资本的价值量相比，也必然不断减少。而剩余价值量和所使用的总资本价值的比率就是利润率，因而利润率必然不断下降。[209]

　　接下来马克思进一步探讨了经济危机的性质，他追溯了不考虑消费水平扩大产生的资本主义经济与可允许的程度之间的根本矛盾：

　　资本主义生产的真正限制是资本自身，这就是说：资本及其自行增殖，表现为生产的起点和终点，表现为生产的动机和目的；生产只是为资本而生产，而不是相反：生产资料只是不断扩大生产者社会的生活过程的手段。以广大生产者群众的被剥夺和贫困化为基础的资本价值的保存和增殖，只能在一定的限制以内运动，这些限制不断与资本为它自身的目的而必须使用的并旨在无限制地增加生产，为生产而生产，无条件地发展劳动社会生产力的生产方法相矛盾。手段——社会生产力的无条件的发展——不断地和现有资本的增殖这个有限的目的发生冲突。[210]

　　结论是：

　　同资本主义以一种只有整个社会的绝对消费力才是自己的极限的方式发展生产力的生产趋势相比，一切现实危机的最终原因从来就是贫困和大众的有限消费。[211]

　　接着马克思论述了减缓利润降低的因素，最主要的是扩大生产和扩大对外贸易，并试图表明这些只是短期的治标方法。接下来两部分论述了生息资本和地租，内容到关于阶级的不完整的叙述就突然结束了。
　　即使在今天，《资本论》，尤其是第一卷，仍然是一部杰作。它的历史分析方法至少在一个方面生动展现了19世纪英国的罪恶画面，它细致而卓绝的风格不论是对历史还是对文学都是一个永久性的贡献。它的理论前提和长期性的预言都是“反驳不了的”——只要它们不是面临根本性反驳的挑战：劳动价值理论不是一种“科学的理论”[212]——，而是可以由它通向资本主义制度运作这样的洞见来断定的一种理论。马克思的著名预见只不过是建立在他抽象的资本主义社会“模式”之上，这种模式在给定的条件之下可以有着几乎无限多的形态，像所有模式一样，它必须由其结果来进行评判。[213]
　　《资本论》没有立刻获得它后来所享有的成功。它在马克思小圈子中被热切地接受，甚至他的老同盟费尔巴哈和卢格也发表了赞扬性的评论。但在德国有为数不多的令人恼火的评论，其中大部分的态度是不友好的，尽管马克思以后的论敌杜林撰文赞扬了它。恩格斯是最勤勉的评论者，设法写了7篇，每一篇都认真地使之适合于每份报刊的性质。库格曼在德国还是一名非常有影响的公共关系官员。恩格斯努力使之在英国获得公众影响，但惟一的结果是只在1868年1月的《星期六评论》引起了小小的注意，它报道说：“作者的观点可能正如我们所想象的一样有害，但毫无疑问，他的逻辑似乎有理，辩论充满活力，他把魅力投注在了政治经济这种最枯燥的问题上了”。马克思的从事工会工作的同事的总的态度可以用彼特·福克斯（Peter Fox）的话来概括：马克思把书送给了他，他回信说他感到好像一个人得到了一只大象，不知道该拿它怎么办。的确，书的被接受程度是令人失望的，燕妮写信给库格曼：“你可以认为我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很少写出过著作，但我能写一部秘史，描写无穷无尽的烦恼、困扰和不安。如果工人们稍微感知到为完成这部著作、为他们而写这部著作、为了他们的利益而所作的必要的牺牲的话，他们可能会表现出更多一点的兴趣。”[214]1 000册卖出去花了长长的4年时间。

六 莫丹那别墅的生活


　　尽管1864年的两份遗产毫无疑问地给了马克思相对的舒适，这使他能够完成《资本论》的第一卷，但这绝不是最终的解决办法。1864年4月，马克思一家移居到了梅特兰公园路一所相当大的房子，距离格拉弗顿坊南有几百码，接下来的11年他们一直住在那里。对燕妮来说（据她的回忆录），莫丹那别墅1号（邮寄地址1868年改为梅特兰公园路1号）“是非常吸引人的、干净的居处，我们布置得很舒适，还比较漂亮……这是崭新、充满阳光、通风的宜人房间”[215]。的确，后来对她来说，房子好像是“一座名副其实的宫殿，对我来说，这是一座异常宽敞、异常昂贵的房子”[216]。这是两套分开的房子，其中一套正在该公园的入口处，它的前面是一座花园，还有一个装备很好的温室，有足够大的空间来养他们的两只狗、三只猫和两只鸟。每个女孩有自己的房间。马克思自己有一个很好的书房。可以俯瞰公园，这间房正是马克思写作《资本论》第一卷的地方，并成为第一国际的焦点。保尔·拉法格留下了对马克思书房的描写：

　　它位于楼上，被来自可以看到公园的宽敞窗户的光线所笼罩。在窗户对面的壁炉的两侧墙壁边，并排放着装满书籍的书架，书架上各种报纸和手稿堆至天花板。在壁炉对面的窗户的一侧，有两张堆满文稿、书籍和报纸的桌子。房间中央，光线很好，放着一张小平桌和一把木靠椅。靠椅和书架之间，面对窗户的，是一张皮沙发，马克思习惯于时不时地躺在上面休息一会。壁炉台上摆满了更多的书籍、雪茄、火柴、香烟盒、镇纸以及马克思的女儿和夫人、威廉。沃尔夫和恩格斯的照片。[217]

　　书是按内容，而不是按大小进行排列的，书角翘起，空白处写满了评论，字里行间到处作了画线。“它们是我的奴隶”，马克思说：“它们必须按照我的意愿为我效劳”。[218]这间书房后来新添的两个特色是他的朋友和崇拜者库格曼博士送给他的礼物。一件是奥特里科利（Otricoli）的宙斯半身像，这件礼物寄到的时候令全家大吃一惊，当时是1867年底，大家正准备着圣诞节的布丁；另一件是一幅挂毯，上面是莱布尼茨（马克思对他有极高的敬意）在他的书房中的画像。
　　安置新家（包括还债）共花了500英镑。房租和费用几乎是格拉弗顿坊的两倍，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住家的年收入要大约在500英镑，这实际上正是马克思每年收入的总数。[219]此外，马克思和三个女儿在拉姆斯盖特度了三个星期的假，燕妮一个人在布赖顿码头[9]呆了两星期。10月，女孩子们（她们以前由于没有钱回答别人的盛情而不得不拒绝邀请）举行了一个有50个朋友参加的舞会。财政状况并没有由于1865年5月埃德加尔·冯·威斯特华伦的到来而有所改善。他当时刚从美国回来，他很矛盾地在美国内战中参加了支持南方的战斗。尽管他有古怪的倾向，但却有着很大的胃口，还令马克思愉快，马克思把他描写为“自私自利，但是人倒还善良”[220]。在埃德加尔住的六个月里，马克思的精神变得越来越紧张。
　　迁居几个月之后，尽管马克思在美国的投机生意赚了400多英镑[221]，但仍然被迫给恩格斯又写了一封求助的信：

　　半辈子依靠别人，一想起这一点，简直使人感到绝望。这时唯一能使我挺起身来的，就是我意识到我们两个从事着一个合伙的事业，而我则把自己的时间用于这个事业的理论方面和党的方面。就我的条件来说，我住的房子的确太贵，再就是我们这一年比往年生活得好一些。但是唯有这种办法能使孩子们维持那些可以使她们的前途得到保证的社交关系，况且，她们受过许多痛苦，也应当使她们至少有一个短时期的补偿。我想你也会有这样的看法：即使单纯从商人的观点来看，纯粹无产者的生活方式在目前也是不适宜的，如果只有我们夫妻两人，或者这些女孩子都是男孩子，这种生活方式当然很好。[222]

　　恩格斯适时地救了难，尽力地担保每年给马克思200英镑，可能的话另外再加50英镑。1866年11月，由于法兰克福姑母的去世，马克思立刻升起了希望，但结果只有可怜的12英镑。全家很快受到了驱逐的威胁，马克思不得不从熟人那里借点钱，“像在流亡中的最困难时期那样”[223]。境况由于必须在保尔·拉法格（他正在追劳拉）面前维持住面子而更加糟糕。马克思又一次表达了他要宣布破产的想法，然而却按照医生的建议为劳拉订购了香槟酒和选了体操课程。1867年间，马克思承认恩格斯已经给了他“很多钱”[224]，但说是由于他200英镑旧债花去了。接下来的一年，在他50岁生日的时候，他痛苦地回忆起了母亲的话：“小卡尔要是积攒一笔资本，而不是……该多好啊！”[225]境况是如此地坏。以至于马克思认真地考虑移居日内瓦。马克思在邻居的眼里已经是一个体面人，尤其是他被选上圣潘克拉斯教区仲裁法官颇有声望的闲职的时候更是如此，此时贫穷越发紧随着他。马克思不会接受这个职务，而同意一个邻居的意见，“我是一个外国人，让他们吻我的屁股”[226]。
　　1868年11月，经济状况变得令人无法忍受，恩格斯让马克思首先知道他需要多少钱才能偿清他的全部债务，再者，以后他每年350英镑的开支是否够用。（恩格斯自己从1860年以来的收入从来没有超出过1 100英镑。[227]）马克思回信说自己“十分感动”，让燕妮算了一下总的债务，发现债务比他想象的要“大得多”。[228]恩格斯使自己被欧门收买，所以令他十分开心和值得庆祝的是，他放下自己的公司比自己预料得要早。然而，3个星期以后，马克思发现他每星期给燕妮的补贴仍然不够她用来开支。在他的压力下，“……女性的愚蠢就暴露出来了。在她替我开给你的债务清单里，约有七十五英镑她没有写进去，后来她就想办法从家庭开支中逐渐补偿这笔钱。我问，为什么要这样？回答是：她害怕一下子说出个大数字！可见，女人总是需要监护的！”[229]恩格斯宽宏大量地接受了这件事，马克思的财政困难终于清除了。通过1865年到1869年的通信来计算，恩格斯给马克思的钱不少于1 862英镑。[230]
　　在写作《资本论》第一卷期间，马克思还成了岳父，并终于成了外祖父。19世纪60年代晚些时候主要发生的事情是劳拉的爱情和婚姻。早在1865年，在燕妮21岁的生日派对上，劳拉就收到了查理。曼宁热情洋溢的求婚。查理·曼宁是一个富有的南美洲人，父亲是英国人。但是，按马克思的说法，劳拉“对他并不在意”，已经懂得怎样“压制”这种“南方的热情”[231]。这一年，她遇到了拉法格，当时他已经23岁，是古巴富有的种植园主的独生子，他的父母已到法国，进入了波尔多葡萄酒行业。保尔是一名（不很热情的）医学学生。作为蒲鲁东的追随者，他活跃在学生政坛上，作为法国代表被派往伦敦的国际总委员会，在那里他由于政治原因被从法国大学驱逐出来。到1866年8月，他同劳拉“半订婚了”。[232]马克思不是特别高兴。劳拉好像对拉法格没有真正的好感，马克思对恩格斯说拉法格是“漂亮的、有知识的、精力充沛的小伙子，而且是一个出色的体操家”[233]。虽然如此，他还是极为谨慎地把拉法格作为潜在的女婿角色。他写信给拉法格以前的巴黎教授开介绍信，并给拉法格写了一封相当沉重的信，信的第一段写道：

　　如果您想继续维持您同我女儿的关系，您就应当放弃您的那一套“求爱”方式。您清楚地知道，并没有肯定许婚，一切都还没有确定。即使她同您正式订了婚，您也不应当忘记，这是费时间的事。过分亲密很不合适，因为一对恋人在长时期内将住在同一个城市里，这必然会有许多严峻的考验和苦恼。我惊讶地看到您的举止在只有一个星期的地质年代里，一天一天地起变化。在我看来，真正的爱情是表现在恋人对他的偶像采取含蓄、谦恭甚至羞涩的态度，而绝不是表现在随意流露热情和过早的亲昵。如果您借口说您有克里奧洛人的气质，那末我就有义务以我健全的理性置身于您的气质和我的女儿之间。如果说，您在同她接近时不能以适合于伦敦的习惯的方式表示爱情，那末您就必须保持一段距离来谈爱情。明白人，只要半句话就会懂的。[234]

　　马克思接着解释说：“我已经把我的全部财产献给了革命斗争”，他对这一点不感到懊悔，只是如果可以再选择的话，他就不会结婚了。“既然我力所能及，我就要保护我的女儿不触上毁灭她母亲一生的暗礁。”[235]在信的结尾，他仍然坚持要求劳拉的未来的经济保证，因为“我的观察使我相信，按本性说您不是一个勤劳的人，尽管您也有一时的狂热的积极性和有善良的愿望”[236]。燕妮也相当怀疑这个法国医学学生，但在1866年劳拉21岁生日的时候宣布了订婚，所以拉法格一定减轻了他们的忧虑。燕妮·马克思变得有活力了，保尔的父母亲曾答应他4 000英镑结婚，她赞扬他的“美好性格、他的好心、慷慨以及他对劳拉的爱慕”[237]。特别幸运的是保尔和劳拉有着一致的宗教观点。她痛苦地回忆起她自己求得爱情的经历，写道：“这样劳拉将会避免一个有着自己想法的女孩子所遭受的不可避免的矛盾和痛苦。因为今天找到一个有着相同观点而同时又有文化和社会地位的人是多么少见。”[238]家庭之间的友好关系由于马克思的三个女儿到波尔多旅行了三个星期而巩固了。
　　燕妮特别希望举行非宗教仪式的婚礼，尽可能地不声张，避免邻居的闲言。恩格斯友好地建议说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劳拉是新教徒，而保尔是天主教徒。[239]结婚的公布一直拖到最后可能的一刻，因为燕妮没有准备劳拉的嫁妆，马克思不想“把她像个叫化子那样打发出门”[240]。燕妮仍然在劳拉结婚四个月为她准备了大量的衣服。婚礼在1868年4月2日圣潘克拉斯登记处举行，接下来是在莫丹那别墅用午餐。在那里，恩格斯关于劳拉的开支说了很多笑话，以至她笑出了眼泪。[241]这对夫妻在巴黎度了蜜月，然后返回伦敦，保尔在那里完成了他的医学学业。
　　在此期间，她的姐姐也开始独立了。小燕妮没有征得父母同意的情况下找了一份女家庭教师的工作，每周工作5个上午，教附近门罗博士家的孩子们。实际上马克思强烈反对，在严格的条件下才同意的。小燕妮享受自己的工作，尽管从雇主家得到报酬时实际上经历了困难——报酬付清经历了将近四年，直到门罗家“可怕地发现我是为邪恶的公社运动辩护的爱挑起事端的领导人的女儿”[242]。她也开始为法国报纸写关于爱尔兰的文章，像爱琳娜一样，热衷于自治事业。马克思向恩格斯坦陈：至少“让小燕妮干点什么事情散散心，特别是使她不再总是呆在四壁萧然的家中”[243]，他是高兴的。接下来他说：“我的妻子完全失去安娴和文静的性格已有好几年了——这种变化是环境造成的，然而它并不会因此而变得使人感到好受些——，她常常抱怨，发脾气，心情不好，这使孩子们苦恼得要命，然而任何孩子都不可能更乐观地忍受这一切。但是一切总归有个限度。”[244]境况由于恩格斯移居到伦敦和巴黎公社的光鲜的效果而得到了改善。

　　〔注释〕
　　 （略）



[1] 英文表达为Production in Gcneral。

[2] 英文表达为labour。

[3] 即约瑟夫·莫泽斯·勒维，《每日电讯》的创办人之一和发行人。

[4] 即古斯达夫·勒维，莱茵省的德国社会主义者。后来成为全国工人联合会的积极活动家之一。

[5] 英译文表达为“没有一个人比我更为悲痛”（no one can feel deeper grief than I）。

[6] 英文版中，finger（手指）误作figure（数字）。

[7] 英文版对“一个”（this），作了强调。

[8] 英文表达为Capitalist Accumulation。

[9] 英国南部海岸避暑胜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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