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恩格斯传》
第一章 生平
我的状况是：74岁了，我开始感觉到这一点，而工作之多需要两个40岁的人来做。真的，如果我能够把自己分成一个40岁的弗·恩格斯和一个34岁的弗·恩格斯，两人合在一起恰好74岁，那么一切都会很快就绪。但是在现有的条件下我所能做的，就是继续我现在的工作，并尽可能做得多些好些。
—一恩格斯 |
恩格斯（1891年，伦敦）
恩格斯的家族血统或他所受的教育都不能让他预示到未来的革命。一个繁荣的商业家族，具有强烈的宗教精神，而对学习的轻视（甚至不允许恩格斯完成他的学业）使得它似乎不是培育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沃土。这个家族的财产，根据它的一个传统，源自胡格诺派，是由恩格斯的曾祖父约翰·卡斯帕尔·恩格斯牢固确立的。他在位于莱茵省杜塞尔多夫附近的巴门创建了一家漂白和纺纱工厂。恩格斯的父亲与戈弗雷·欧门和彼得·欧门合股，创办了一个繁荣的企业，该企业在巴门和曼彻斯特都有工厂。他的妻子，一个比他更温和、更敏感和幽默的人，来自一个荷兰的教师家庭。他们的儿子弗里德里希，生于1820年11月28日，是家里八个孩子中的长子。
巴门坐落在德国工业化程度最高的地区——它被称为“小曼彻斯特”，为工业革命的发展及其影响提供了持久的证据。作为对法国大革命的理性主义的反对，它还是一个在19世纪早期繁荣起来的严格的虔信派的中心。像英国的清教徒一样，虔信派固守《圣经》的字面真理，不能容忍不同的意见，反对世俗享乐的追求。恩格斯父亲经商的热情堪比其对教会的依恋，而青年弗里德里希的早期生活是通过反对这两者的斗争来塑造的。
恩格斯的故乡巴门（1840年前后）
恩格斯家谱
在他学习生涯的最后几年，恩格斯决定将他的生命献给文学，但他的父亲坚决要求他进入在巴门的家族企业——他确实在16岁时就过早地花了一年时间初学商业，并用自己的业余时间写诗。1838年，恩格斯的父亲让他在不来梅的汉萨同盟港区继续当商业学徒。在这里，恩格斯开始享受以前在巴门狭小的范围内不可能有的经历。他在洛伊波尔德领事的办公室里帮忙，作为一个不拿薪水的办事员，工作不受严格监督，在办公的时候有大量喝啤酒和读书的时间。恩格斯有一处自己的住所，充分享受着不来梅这个国际化大都市的社会生活：他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时代的流必将淹没你们安宁的王国，那时你们就会不知所措。工作，生活，青年人的勇敢精神——这才是实实在在的！”[1]他如饥似渴地广泛阅读。特别是他对宗教的看法开始在攻击正统基督教教义基础的神学家施特劳斯和施莱尔马赫的影响下发展：我已经得出了结论，仅当它能在理性面前为自己辮护时，才把教义看作神圣的。他开始在不来梅发表的文章中表达这些发展着的观点。这些文章主要包括对不来梅社会生活的生动描述，也包括对伍珀河谷的社会生活的一系列刺骨的批评。恩格斯宣称自己是青年德意志运动的追随者，这个文学运动的成员（最突出的是诗人海因里希·海涅）在政冶上很激进，在宗教上很自由，而且对社会问题有浓厚的兴趣。但是，恩格斯很快就发现，他所选择的文学生涯并不能令人满意，从而转向了哲学。那时，柏林大学是德国领先的大学，也是对恩格斯开始有很大吸引力的激进黑格尔主义的中心。因此，他很高兴在1841年4月离开不来梅，回家半年之后，到柏林去服兵役，在近卫军步炮兵连做一年制志愿兵。他立即加入了青年黑格尔派——一群想运用黑格尔的思想特别是辩证法和否定性的思想对当时的宗教和政治进行批判的年轻知识分子的团体。黑格尔将历史视为精神的发展过程，其中每一个历史时期以及随之而来的观念都是自然而然的阶段，因为它们都将被下一个阶段辩证地否定和超越。青年黑格尔派希望探索未来的道路，他们认为，在自己时代的宗教和政治观点中注定会产生一种更令人满意的世界观。正如恩格斯自己后来写道的：
黑格尔的整个学说，如我们所看到的，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而在当时的理论的德国，有实践意义的首先是两种东西：宗教和政治。特别重视黑格尔的体系的人，在两个领域中都可能是相当保守的；认为辩证方法是主要的东西的人，在政治上和宗教上都可能属于最极端的反对派[2]。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2版，第47卷，26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2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恩格斯到柏林的时候，正值青年黑格尔派运动短暂的兴盛期。在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颁布的书报检查令被短暂解除之后，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刚刚出版他的《基督教的本质》。这是一部融合了唯物主义和在他的青年黑格尔派同人中引起普遍热情的人道主义的论著，它表明宗教只是人们与生俱来的欲望和能力在上帝身上的投影。在恩格斯看来，“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1]恩格斯到柏林的时候，又恰逢老谢林为自己被大肆赞扬的课程做就职演讲，在年轻的时候，谢林是黑格尔的朋友和同事，但此时被政府召回柏林，以遏制激进的黑格尔主义思潮。恩格斯在两个匿名的小册子里攻击谢林以相当神秘的方式捍卫的正统基督教，这标志着他在青年时代与宗教的最后决裂。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4卷，222页。
这两个小册子对黑格尔主义的有力辩护和对正统宗教的蔑视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人们很想知道作者是谁——起初被认为是巴枯宁。
1842年10月，恩格斯服兵役结束，到科隆去旅行，这次旅行使他的生活有了明确的方向。他回家途中在科隆停留的直接目的是与《莱茵报》的编辑见面。这是一份激进的报纸，由基督教礼贤会[1]的工业家创办，旨在宣传他们的自由主义学说，该报为柏林的青年黑格尔派开设了专栏。该报的发起人——至少在刚开始的时候——是莫泽斯·赫斯，他以“共产主义的拉比”著称。像恩格斯一样，他来自一个繁荣的商业家庭，并教导自己迈向共产主义。在以婉转的风格和近乎救世主的语气撰写的系列著作中，赫斯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第一个宣讲共产主义学说。受到法国的社会学特别是圣西门积极强调工业发展的空想社会主义的强烈影响，赫斯转向了黑格尔的具有未来指向的哲学，并声称费尔巴哈哲学的人道主义和法国的阶级斗争观念就要通过共产主义革命在经济最发达的国家——英国被付诸实践了。
[1] 该会起源于德国莱茵省乌柏图的巴冕城，礼贤系莱茵（Rhenish）的直译，属于基督教新教教派信义宗。——译者注
恩格斯写的两个小册子《谢林——基督哲学家，或世俗智慧变为上帝智慧》《谢林和启示》的扉页
这些思想对恩格斯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赫斯记述了他们之间的会面：“我们谈了一天的问题。恩格斯在与我会面的时候是彻底革命的，他给我留下了一个充满激情的共产主义者的印象。”恩格斯因此决定，通过前往他父亲在曼彻斯特——位于英国未来工业核心地带——的工厂工作一段时间，将他的商业生涯和政治兴趣结合起来。当他在此途中再次在科隆停留的时候，遇到了《莱茵报》的年轻主编——卡尔·马克思。这是一次冷淡的会面。恩格斯只是将马克思视为柏林青年黑格尔派的代表人物，但在这一点上马克思与他们决裂了，因为在马克思看来，他们认为这份报纸应当成为“神学宣传和无神论等等的工具，而不作为一个进行政治性争论和活动的工具”[1]然而，到英国之后，恩格斯以马克思所希望的方式继续为《莱茵报》撰稿。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9卷，45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从1842年到1844年住在曼彻斯特的这段时间对恩格斯学术思想的发展是决定性的。他后来写道：“我在曼彻斯特时异常清晰地观察到，迄今为止在历史著作中根本不起作用或者只起极小作用的经济事实，至少在现代世界中是一个决定性的历史力量；这些经济事实形成了现代阶级对立所由产生的基础；这些阶级对立，在它们因大工业而得到充分发展的国家里，因而特别是在英国，又是政党形成的基础，党派斗争的基础，因而也是全部政治历史的基础。”[1]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2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
19世纪40年代的曼彻斯特
当时，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继续为德国的报纸写通讯，特别是他将两篇文章寄给了《德法年鉴》，这是马克思在《莱茵报》遭到查封之后去巴黎主编的刊物。其中一篇题为《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的文章，以鲜明而简洁的语言宣告了这一思想：工人阶级的穷困和随之而来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它直接导致马克思关注经济学的主题。因此，当恩格斯1844年9月在回莱茵省的途中经过巴黎时，他和马克思的会面与两年前完全不同了：“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1]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1卷，247页。
恩格斯回巴门最迫切的任务是将他在曼彻斯特搜集的材料写成一篇谴责英国早期资本主义的经典文本——《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是恩格斯在他父亲家里衣食无忧的时候写的。因为他还帮助赫斯组织公众集会，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因而他与父亲的冲突是不可免的。对此，恩格斯给我们留下了一段生动的描述：
我现在过的完全是不堪忍受的生活。由于集会的事情和本地的一些共产主义者（我自然同他们时有交往）的“行为不检”，又使我的老头爆发了宗教狂热病。我宣布绝对不再搞生意经，他气得就更厉害了，而我公开以共产主义者的身分出面讲话就引起了他那本来就已十分道地的资产阶级狂热。我的处境你现在可以想象得到。由于两星期左右我就要离开，我也不想挑动争吵了，我闷着头忍受一切。他们对此却不习惯，因而更增长了他们的气焰。……对我的“灵魂”进行的这种基督教式的征讨是多么刁恶，你是无法想象的……[1]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30~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紧张的关系变得如此糟糕，因此，恩格斯最终决定到布鲁塞尔与马克思汇合。随后的三年是恩格斯在退出商界以充足时间投身于政治活动之前唯一一段没有被他的商业重负烦扰的岁月。
《英国工人阶级状况》
他们比邻而居，潜心从事这两项工作计划：详细介绍他们获得的新世界观，并使之为新兴的工人运动所接受。到1846年夏天，这两位朋友去英国旅行，恩格斯在那里可以为马克思做向导，他们回去之后共同创作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部针对他们此前的青年黑格尔派同人，旨在进行“自我清算”并涵盖对他们曾表述过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大概是最广泛的阐述的丰富的论战性文本。
为了使他们的观点为人们所接受，恩格斯和马克思不得不对在巴黎、布鲁塞尔和伦敦蓬勃发展的德意志流亡工人协会产生一些影响，并取代以往使他们受到鼓舞的相当模糊的乌托邦式的社会主义。在当时的德国工人看来，恩格斯“身材魁梧匀称，举止敏捷稳健，说话简洁有力：气概英武，像一个军人一样。他非常乐观．淡吐诙谐而中肯。凡是和他接触的人，立刻就会得到一种印象：这是一个天赋极高的人”[1]。恩格斯在经济上仍然靠家庭资助。他在巴黎花了几个月的时间使德国工人改变政治信仰。主要的流亡者组织——正义者同盟——原来在那里开展活动，它的中心这时在伦敦。1847年初，正是从那里来的一位使者请求恩格斯和马克思帮助，为同盟起草一个理论和行动连贯的纲领。1847年6月，恩格斯作为巴黎代表到伦敦参加同盟大会；同年11月，他和马克思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委托他们起草一份共产党宣言——同盟同时更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恩格所创作了最初的草稿，马克想创作了最终版本，但是，在它打算被发布之前，1848年在巴黎开始的摇撼大多数欧洲国家统治的一系列革命爆发了。
[1] 这是德国工人运动活动家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的评价。参见 [德] 弗·列斯纳：《一个工人对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回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
《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
在巴黎作短暂的停留之后，恩格斯和马克思开始住在科隆。在被新赋予结社和言论自由的前提下，共产主义者同盟因为不必要而被解散了，于是，这两位朋友把注意力转向了新闻事业。
作为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的主要助手，恩格斯在1848年欧洲革命这个奇迹迭出的一年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他是这份销路广泛且订量不断增加的报纸的激进的记者。这份报纸旨在比激进的资产阶级猛烈地反对君主制更直接地推动工人阶级的事业。他的文章主要研究外交政策，而生动的风格和及时的报道使他成为不可或缺的记者。然而，到1848年秋天，德国革命的危机已经过去了，恩格斯作为反政府示威活动中的著名人物而逃亡法国，因为德国政府对他发出了逮捕令。
在这段时间，反革命者正准备进行决定性的打击，恩格斯决定开始在法国的徒步之旅。他悠闲地穿过塞纳河谷、卢瓦尔河谷和勃艮第地区，来到瑞士。他将观察到的法国农民深深的保守特征和令他感到愉快的“最甜美的葡萄和最可爱的女孩”都热情地写进游记。
直到1849年1月中旬，恩格斯还留在瑞士，这时他被逮捕的可能性已经大为降低了，因而他可以回到科隆。但是，革命的浪潮几乎已经过去了，《新莱茵报》也在这年5月被查封了。当时在莱茵省和南德意志爆发了激烈的民众起义，恩格斯回到他的家乡爱北斐特，用他的军事才能为起义者效力。然而，公民民兵中更多的中产阶级分子认为，恩格斯的存在可能会使人们“对运动的性质产生误解"，并要求他退出。（恩格斯的故事被聚焦在炮兵部队的经历，他在去教堂的路上遇到他父亲这件事[1]未得到证实。）恩格斯唯一的方式就是将重点放在农民和德国西南部小资产阶级的武装抵抗上，他在这场凄惨的战役中全程担任起义军指挥官维利希的副官。在决战失败后，恩格斯经热那亚乘船去伦敦，与在流亡中的马克思会合。
[1] 据恩格斯·冯·艾内恩记述，这次战斗有一段插曲：恩格斯和他的父亲相遇了，老恩格斯目睹儿子的作为，感到恼怒万分。这次经历对他们日后的关系有决定性的影响，从此老恩格斯发誓不再给恩格斯一分钱，后来恩格斯也只是同父亲保持着“冷淡的商业关系”。参见 [德] 曼·克利姆：《恩格斯文献传记》，21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译者注
左图为恩格斯和马克思在《新莱茵报》上发表的文章，右图为《新莱茵报》的终刊号
恩格斯在伦敦住了一年。在这段时间里，他协助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重组后的中央委员会开展政治活动。虽然宪章运动几乎已经结束了，伦敦正在准备1851年的世界博览会，但是恩格斯和马克思在这个短暂的时期对欧洲大陆爆发新兴革命的紧迫性保持着乐观的态度。然而，到1850年秋天，马克思已经得出了结论：这样的事件将不得不等待一场新的经济危机。因而，他与同盟中那些坚持认为不论经济情况怎样都要掀起一场革命的人决裂了。主要是因为遇到资金的压力，恩格斯决定接受他父亲的建议，加入在曼彻斯特的家族企业。他在1850年11月到那里，时年30岁。他想尽快回到伦敦参加新兴起的革命的期望被证明是虚幻的：他后来在曼彻斯特一直住了20年。
19世纪50年代的伦敦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的生活基本上是双重的，在商业和共产主义之间一分为二。他不喜欢曼彻斯特，而且同意宪章运动领导人哈尼的观点：“宁愿被绞死在伦敦，也不愿平平静静地死在曼彻斯特。”他发现办公室工作单调乏味、浪费时间——虽然他的职位和身份变得更重要了。欧门—恩格斯公司雇用了大约800个在专业生产缝纫线的流程中的工人。这家公司是由彼得·欧门和戈弗雷·欧门兄弟俩经营的，恩格斯虽然在名义上只是一个高级办事员，但他通过密切关注他父亲的资本是否可能被滥用，力图让自己在他父亲看来是不可替代的。“困唯在于，”他向马克思解释道，“必须取得在与欧门的关系上作为我的老头的代表的正式地位，而在这里公司内部仍不担任负有工作责任和领取公司薪水的任何正式职务。”[1]他所谓的“和我的老头的计谋”大体上是成功的，到1854年，恩格斯的年薪中增加了利润份额，这使他的年收入在19世纪50年代末达到了现今[2]看来的将近20000英镑。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7卷，224页。
[2] 这里指的是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译者注
恩格斯大部分时间都与玛丽·白恩士住在城郊一栋有露台的房子里，玛丽是他第一次到曼彻斯特时认识的一个爱尔兰工人阶级女孩。作为一个革命作家，他在这里度过了夜晚和周末的业余时间。然而，他在市中心还有一栋单身寓所，他在那里招待自己在商界的朋友们。恩格斯是多么会使自己放松啊，特别是他通过饮酒来消遣：十几岁的爱琳娜·马克思曾描述过有一次在酷暑时节到曼彻斯特的时候，“女士们整天都躺在地板上，喝啤酒、红葡萄酒等。”恩格斯从社交聚会上回来的时候“烂醉如泥”，至少还有他的一个朋友“喝得烂醉，我们不得不在家里为他添一张床"。
恩格斯与玛丽·白恩士之间的关系似乎是特别愉快的。当她在1863年突然去世时，他写信给马克思说：“我无法向你说出我现在的心情。这个可怜的姑娘是以她的整个心灵爱着我的。”“我感到，我仅余的一点青春已经同她一起埋葬掉了。”[1]不久之后，她的妹妹莉希搬来代替了她的位置。恩格斯后来写道：莉希“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血统的爱尔兰无产者，她对本阶级的天赋的热爱，对我是无比珍贵的，在关键时刻，这种感情给我的支持，比起‘有教养的’、‘多愁善感的’，资产阶级小姐的细腻和小聪明可能给予的总要多些”。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0卷，308、31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恩格斯还从事了一些曼彻斯特的资产阶级们喜爱的活动；他参加了哈雷音乐会；他买了一匹好马，并经常骑着它去柴郡狩猎；他是两个人气兴旺的俱乐部——阿尔伯特俱乐部和席勒协会的杰出会员，他最终成为席勒协会的会长。马克思和恩格斯每年都多次相聚在伦敦或曼彻斯特。恩格斯在曼彻斯特有一个很大的朋友圈，其中包括龚佩尔特博士；一位杰出的儿科医生和塞米尔·穆尔；一位律师，他后来将《资本论》译成了英文；还有卡尔·肖莱马，在有机化学领域占据了英国的第一把交椅。
这种频繁的社交生活与大量的活动结合在一起，促进了共产主义事业。恩格斯经常以马克思的名义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撰稿，因为他的这位朋友没有时间，起初也没有运用英文的必要的能力。恩格斯撰写的主要是关于克里米亚战争和近东与远东事件的文章，而且还创作了两个反对波拿巴主义的小册子。这些新闻稿基于对历史和军事科学文献极其广泛的阅读——包括一部从未出版过的关于爱尔兰历史的大部头手稿。恩格斯还认真跟踪细胞学说和能量定律公式的最新进展。
恩格斯与马克思及马克思的三个女儿（1864年，伦敦）
这种生活节奏和商业焦虑损伤了恩格斯的健康——腺热[1]、痔疮以及1860年因他父亲逝世和随之而来的关于家族企业未来的谈判所造成的精神崩溃。他的妹夫埃米尔·布兰克不得不从德国赶来，因为恩格斯——用他自己的话说——“很难决定走这一步”。在这件事上，燕妮·马克思希望恩格斯成为“一个大棉纺厂厂主”的愿望实现了：他父亲的遗产使他可以将10000英镑的资产投入企业，成为享有20%的利润份额和5％的资本权益的合伙人。他与欧门兄弟的紧张关系还在继续着，恩格斯很高兴能够通过1869年的谈判让他在50岁的时候退休，过上自由自在的绅士生活。爱琳娜·马克思写道：
有一次我到他家里去，这时这种苦刑式的工作快要结束了，我才知道这些年对他说来是什么滋味。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早晨他穿上皮靴最后一次去营业所，他喊得多么高兴：“最后一次了！”几小时以后，我们站在大门口等他回来，只见他从门前的一小片田野里走过来，挥舞着手杖，容光焕发地唱着歌。然后我们就像过节一样大吃一顿，喝香槟酒，陶醉在幸福中。[2]
[1] 即传染性单核细胞增多症，是由EB病毒感染引致的一种急性传染病。——译者注
[2] [德] 爱琳娜·马克思-艾威林：《弗里德里希·恩格斯》，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39~40页。
1870年搬到伦敦后，恩格斯在瑞琴特公园路租了一栋很大的房子，距他几乎每天都要去的马克思家大约有15分钟的步行路程。莉希·白恩士在1878年逝世——恩格斯在她临终前与她举行了结婚仪式——她的侄女庞普斯为他料理家事。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的朋友们敦促他回德国。“但是，”他回答道，“为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工作了50年，这使我不可能使自己成为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党的代表人物。”他决定仍旧留在伦敦他的“安静的避难所”。海伦．德穆特为恩格斯当了七年的管家，最后，由卡尔·考茨基的前妻，德国社会民主党的一位青年理论家路易丝来接替她。每当周末，恩格斯都会招待他在伦敦的朋友们，并敞开房门接待国外来访者。爱德华·艾威林，即爱琳娜·马克思的同居男友写道：“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者，都把瑞琴特公园路122号当作自己的麦加城。”[1]
[1] [英] 爱德华·艾威林：《将军的家庭生活》，见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回忆恩格斯》，48页。
恩格斯终于从商业的重担中解脱出来了，现在他可以用充足的时间全身心投入研究社会主义理论并为日益壮大的社会主义政党担任政治顾问的双重事业中了。19世纪70年代，他花了“八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来研究自然科学和数学，撰写了在他逝世后出版的《自然辩证法》研究手稿。他对史前史和人类学有持久的兴趣，这使他撰写了深受欢迎的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于1884年出版。但是，他的著作中得到最广泛传播的是1878年反对社会主义知识分子欧根·杜林的一部论战性的作品，其中涵盖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的系统的、全面的解释。在“反杜林论”这一标题下，该书成为对全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基本指南。
然而，恩格斯将最主要的精力投入在编辑马克思的《资本论》草稿上。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对研究这些实际上非常粗糙的草稿感到沮丧。他写信给倍倍尔说，“要是我知道的话，就会使他日夜不得安生，直到此书写成并印出来为止。这一点，马克思比谁都知道得更清楚”[1]。恩格斯是唯一能够破译马克思难以辨认的象形文字的人，尽管他视力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他还是设法通过向秘书口授而编辑完成了《资本论》第2卷并于1885年出版。事实证明，编辑更为零散的第3卷要困难得多，最终花了10年时间才完成。在他逝世前，恩格斯将破译马克思笔迹之谜的方法传授给考茨基和爱德华·伯恩施坦——党的两个主要知识分子，而正是考茨基后来编辑了《剩余价值理论》，也被称为《资本论》第4卷。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6卷，5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这项学术研究与对社会主义运动的密切关注并行不悖。恩格斯的精力主要集中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上。尽管在19世纪80年代颁布了俾斯麦的反社会主义非常法，但到恩格斯逝世的时候，该党已发展成为德国最大的政党。德国社会民主党1875年在哥达合并代表大会上成立，恩格斯和马克思一起精力充沛地批判在纲领上向他们的主要论敌费迪南·拉萨尔的追随者们所做出的让步。恩格斯不断地在信件和文章中反对党内的这种倾向——社会主义的形成所基于的阶级斗争要素比他预想的少。然而，1891年，他为帮助爱尔福特代表大会起草了一个彻底的马克思主义纲领而感到欣慰。他还经常影响新一代的马克思主义领导人：威廉·李卜克内西，从19世纪40年代起就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追随者；奥古斯特·倍倍尔，从萨克森的一个车工成长为党组织的主要缔造者；爱德华·伯恩施坦，党报的主编，很快成为修正主义运动的主角；卡尔·考茨基，一个来自布拉格的年轻记者，在恩格斯逝世20年后成为党的主要理论家。此外，恩格斯保持着与世界各地的通信。“每天，”马克思的女婿拉法格写道，“一个包括以各种欧洲语言撰写的书信和报纸的邮件被送到他家，而令人惊讶的是，他是如何找时间在他的其他工作之余翻阅，有序存放并记住它们的主要内容的。”
然而，渐渐地，身体欠佳削弱了他的工作能力。风湿病、支气管炎和视力微弱使他有时候一连几周卧床不起。他在庆祝70岁生日的时候仍然能够保持自己的风格：“我们一直到清晨三点半才散，除红葡萄酒外，还喝了十六瓶香槟酒，清晨又吃了十二打蠔。你可以看出我尽力向人表示自己还是那样生气勃勃。”[1]恩格斯还曾旅行：1888年，他在美国访问了两个月，而在1892年，他为之工作的第二国际达到了高潮，他被邀请参加即将胜利闭幕的苏黎世代表大会。然而，1895年夏天，很明显的是，恩格斯患了喉癌，他在这一年的8月逝世。他给马克思的女儿们留下了他3万英镑遗产中的大部分。爱琳娜继承了他父亲的书信和手稿，其余的由伯恩施坦和倍倍尔保管。按照他的遗愿，他的遗体被火化，他的骨灰从海滩之顶白色断崖[2]撒落在海面上。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37卷，50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
[2] 位于英国南部的著名景点，海拔超过160公尺，据说是英国自杀率最高的地方。——译者注
恩格斯生前留下的最后一张照片（1893年）
上一篇 回目录 下一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