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英〕戴维·麦克莱伦《马克思主义以前的马克思》(1980)

第八章 结论


1.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历史观
2.青年马克思与成熟的马克思


1.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历史观


  马克思早期著作刚写成的时候,并没有产生多大的影响。但马克思同时代的人,特别是赫斯,确信马克思是一个非常有天才的人:马克思出任《莱茵报》主编的时候年仅24岁。可是他却找不到一个出版商出版他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甚至写成通俗读物的1848年《共产党宣言》影响也不大。在19世纪和年代至50年代,不论是在社会主义者的圈子以内,还是在圈子以外,蒲鲁东,甚至恩格斯的知名度,都要高于马克思。
  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被同代人所忽视是相当正常的,甚至马克思和恩格斯本人也承认这些著作的内容使人感到乏味。他们似乎不大注意保存他们的手稿。在《政治经济批判》序言中马克思说,“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让原稿(《德意志意识形态》)留给老鼠的牙齿去批判了。”[1]1867年一位德国朋友库格曼博士,马克思的热情的赞赏者,给马克思寄了一本《神圣家族》(1844),马克思写信给恩格斯说:“他所收集占有的有关我们工作的资料,比我俩加在一起的还要好得多,在这里,我再次发现了《神圣家族》;他已将它送给了我,他还准备送给你一个副本。虽然现在一个人对费尔巴哈的崇拜产生了一个非常可笑的结果,可是我还是喜悦而吃惊地发现,我们不必为这项工作而害羞。”[2]1888年,恩格斯在草草总结《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内容时非常简明地写道:“把这几页的稿子送去付印以前,我又把1845—1846年的旧稿找出来,重读了一遍。其中关于费尔巴哈的一章没有写完。已写好的一部分是解释唯物史观的;这个解释只是表明当时我们在经济史方面的知识还多么不够。”[3]恩格斯的态度在他于1893年同一位俄国的拜访者,阿历克塞·沃登的谈话中表达的非常清楚。沃登在1927年时对那次谈话的回忆涉及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他讲道:
  “我们谈话的下一个题目是关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首先,当我对这些著作表示兴趣时,恩格斯有些困惑。他也注意到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写过一些诗,可是那些诗很难使人发生兴趣。接着他问道,马克思和他自己的哪些著作使普烈汉诺夫以及同他在一起的思想家们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之所以产生的确切理由是什么?恩格斯认为这些‘旧作’中内容最丰富的,最能引起这种兴趣的不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那篇未完成稿吗?
  “我把普烈汉诺夫支持尽快出版所有马克思的哲学遗著和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著作的全部理由都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说,他已不止一次地从一些德国同志那里听到过这种意见,他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这些‘旧作’发生兴趣的严肃性;可是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让我如实地回答;对于他——恩格斯说来,在有生之年里,是从40年代的政论著作中选出旧的手稿去出版呢,还是在《资本论》第三卷已整理完毕的时候去出版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手稿呢?两项工作哪个更重要呢?………
  “我认为此刻对我来说好象是劝说恩格斯最有利的时刻,我劝他去尽义务出版不该放埋没的,至少是一些最基本的马克思早期创作,仅费尔巴哈一个人的是不够的。恩格斯说:为了透彻地了解‘过去的经历’,实际上所需要的是对黑格尔本人发生兴趣,那时,任何人,或者精确地说,不论是考茨基,还是伯恩施坦都没有这样做。”[4]
  正如恩格斯在这里所评论的,早期著作中黑格尔主义的东西很快就变得过时了。进入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马克思在一个小圈子之外并不是著名人物,他被拉萨尔的声望给埋没了。在1867年《资本论》第1卷问世以后,他开始知名起来时,他是一个力图科学地论证资本主义衰败的必然性的经济学家。早在1859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现在我们有了,这就是卡尔·马克思。”[5]大约也是在这个时期,《共产党宣言》开始产生了影响。象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样的话已经变成了著名的格言。伯恩施坦将确实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选了很少一部分出版发表,可是对早期的马克思并没有真正的兴趣,而且(只是到了最近)在正统马克思主义者那里依然还是持这种态度。
  缺乏这种兴趣的一个原由就是可以见到的马克思早期著作太少了。1842年主要为《莱茵报》撰写的政论文章,于1851年在科隆进行了重编。《神圣家族》和发表在《德法年鉴》上的文章,早已绝版。以致被人们所遗忘;马克思的《博士论文》,《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则根本没有发表过。然而,进入本世纪以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开始引起历史学家表面的兴趣,特别是梅林的兴趣,他是第一部马克思传的作者,也是第一个撰写德国社会民主党史的人。1902年,梅林发表了一些马克思和恩格斯的遗作,包括博士论文,《德法年鉴》上的一些论文和《神圣家族》。这些文献发表的同时,附有一些内容丰富,详细的介绍文章。可是梅林编辑的这些文献中没有包括《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巴黎手稿》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也许这是因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巴黎手稿》是最黑格尔式的马克思早期著作),他不重视黑格尔对马克思的影响。同年,伯恩施坦出版了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抨击施蒂纳的片断。但直到1927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才出了全版本。编辑人是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学院工作的D.梁赞诺夫。这些著作先后出版于弗兰克福和柏林。不幸的是,这项极好的编辑工作在1932年由于政治原因未能继续下去。然而,这一版收入了《巴黎手稿》,这部著作好象与众不同地表现了马克思的一些新的观点。
  不易得到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并不是人们迟迟才对青年马克思产生兴趣的唯一理由。正如我们所知道的,不重视马克思的早期著作,还有一个政治原因,对青年马克思兴趣的复兴意味着对资产阶级哲学传统兴趣的复兴,主要是对黑格尔兴趣的复兴,可是在本世纪的前20年中,社会民主党人和共产党人都注意强调他们同资产阶级的差别,把马克思主义描写成科学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是同历史上的和现存的资产阶级理想相对立的。这样他们把青年马克思和老马克思作了鲜明的对比,采取了不利于青年马克思的态度。然而,随着两大极权主义——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产生,具有人道主义倾向的敌对因素形成了一个联盟,强调马克思同具有不规范面貌的西方哲学传统的继承性的时机已经到来。[6]强调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之间的继承性,以便阻止德国和意大利的资产阶级支持法西斯主义者,被认为是重要的和必要的。同样明显的是,对于非斯大林主义的社会主义者来说,青年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可以作为武器,用以反对日益增长的独裁主义和官方共产主义的官僚主义。
  从意识形态上看,19世纪20年代的气候也有利于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兴趣。研究重要思想家的思想起源时髦了起来:狄尔泰写了有关施莱尔马希尔和黑格尔早期著作的文章;1920年迈耶出版了他的权威性的《恩格斯传》第一集;最重要的是,1907年黑格尔早期神学著作第一次发表了。这导致了对黑格尔和他在马克思主义形成中的作用的普遍兴趣的复兴,在19世纪末,实证主义与新康德自由主义正使黑格尔被人忘却。重视实际利益的修正主义者,例如伯恩施坦,没有时间去研究黑格尔,他们甚至不能理解他,考茨基和正统的马克思主义者由于非常不同的理由为了他们教条的纯洁,得出了同样的结果:他们希望能够宣扬一个不具有任何道德的或形而上学因素的科学社会主义。列宁在他流亡瑞士时确实大量地研究过黑格尔,可是作为学习成果的《哲学笔记》直到20世纪20年代后期才出版。[7]
  然而,20世纪年代,对黑格尔的兴趣复燃了。在1911年普兰奇就已经著书立说,把青年马克思描写成为黑格尔真正的学生了。1923年出版的两部解释马克思主义的书中强调了其中黑格尔主义的成分。这两本书都先于马克思残存的早期著作而发表,为我们理解这些著作的重要性铺平了道路,这两本书的作者都是在德国写的,一书是卡尔·柯尔施的《马克思主义与哲学》,另一本是格奥尔格·卢卡奇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柯尔施认真领会了马克思关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学说,他关于“哲学实现”的话和他从黑格尔那里得到的好处,他的书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正受到来自青年马克思更开放、更富有批判性立场的批判。卢卡奇采取的是同一种态度,他尖锐地批评了自然辩证法的概念,详尽阐述了物化的思想,再一次系统地表达了马克思的“异化”的含义。卢卡奇这本书的副标题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他在导言中写道:“要讨论具体的和历史的辩证法的问题,不可能不去仔细研究这一方法的创立者——黑格尔,以及他同马克思的关系。马克思关于不要把黑格尔当作‘死狗’的告诫甚至对许多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者来说仍然是一份死亡证书。”[8]大多数第二国际的理论家们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是指明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的科学学说,这些规律如同自然科学家们所明确阐述的规律一样。卢卡奇追随青年马克思,认为自然科学是由历史的发展和社会整体的组织部分所决定的,他认为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变为行动是这一学说的中心思想。柯尔施和卢卡奇受到了正统共产主义者的强烈批评,并被开除出党,然而他们的书却依然发挥着影响。
  在这种情况下,《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巴黎手稿》这两篇主要叙述马克思同黑格尔关系的著作的发表,使已有的对青年马克思的印象和兴趣变得更强烈了。特别是在德国,法国和东欧。——在德国,1930年前后的讨论中主要是政治上的,认为无产阶级专政即使有议会制的缺点,也是唯一能替代法西斯主义的东西。由于希特勒掌握了政权,这个讨论中断了十二年。在1945年以后,由于德国没有了共产党,讨论变成学术性的:马克思被当作一个独特的哲学家,并成了博士论文中的一个热门的论题。相反,在法国,马克思主义依然是一个现实政治斗争的论题。在20世纪30年代,柯热夫通过早期马克思而对黑格尔所做的才华横溢和富有特色的评论,激励独立的左翼同正统斯大林主义者进行不懈的斗争。战后的存在主义思想家,如萨特和梅罗—庞蒂有很多原理是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借来的。一个从共产党内清除“修正主义”从趋势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最重要的是亨利·列斐伏被清除,他强调“异化”与“全面的人”的论题,是《巴黎手稿》的中心内容。[9]最近,这一辩论以更新的力量复活了:罗杰·伽罗迪一个“开放的马克思主义战士,准备同其它信仰进行对话,提出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观点主要起源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10]刘易斯·阿尔都塞否认把马克思称为人道主义者,他宣称人道主义只是马克思主义早期著作的特点,其后则放弃了。[11]马克思早期著作在讲英语的世界中产生影响要慢得多,直到1961年才出现第一部《巴黎手稿》的英译本。
  这样,在西方的范围之内,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社会所做的两个主要分析中的第一个,即无产阶级贫困的积累和他们行将实现他们革命作用的必然性,已经显得过时了。工会的创立和改良主义的增长证明,无产阶级的革命远远没有增长的趋势,社会的经济基础使工人阶级逐渐结合到社会秩序中去了。然而,马克思的第二个主要分析,马克思早期著作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异化,所取得的重要意义,远比他想象的要重大得多。马克思这一分析的目的在于表明,在商品社会里,人的劳动产品已经成为与生产者相对立的物质力量,这就导致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表现为物与物之间的关系。这一思想现已被马尔库塞、卢卡奇这样的作家以“物化”为名接受了过来,并做了明确的分析。在这一方面,高度发达社会所具有的富裕程度和复杂性,已使马克思的这一分析比在19世纪所预计的更有意义。当代人对异化这类概念的运用是越来越模糊不清了。最近有人谈到异化时说:“对于东方的或是西方的新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对于存在主义哲学家和神学家,对于精神病专家和工业心理学家,对于流浪者,知识分子和造反的学生来说,它的明显的反响意味着它已经按当代的一些偏见大大地延伸和改变了。[12]然而,这种过分的滥用已经使这一概念的很多用途丧失了,最近一些最有兴趣的讨论就是关于马克思早期著作中的一些概念能否验证和现存社会的一些因素。当我们有了充分的经验根据时,马克思这些概念的多种用途可以得到说明,如布劳纳对芝加哥汽车装配工的研究,弗里德曼对以色列集体农庄的讨论和目前的对南斯拉夫工人管理经验的研究。
  另一方面,在东欧,意识形态和现实之间的裂痕引起了对马克思早期著作的兴趣和传播。特别是在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南斯拉夫,马克思早期著作在知识分子中间的影响与日俱增。自从1956年赫鲁晓夫公开指责斯大林以后,在东欧,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立场被当作反对斯大林主义残余势力的基础。这与《新约全书》被宗教改革者用来反对罗马天主教的情况极为相似。在捷克斯洛伐克,1968年苏军入侵前,捷克国家领导人企图达到的那种“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特别是《“两千字”宣言》非常接近于马克思的早期著作。在波兰,随着科拉克夫斯基的文章《卡尔·马克思和真理的经典定义》的出版,在1959年开始了一场讨论。这篇文章描述了青年马克思认识论与恩格斯和列宁的认识论的明显差别,文章暗示马克思根本不是一个恩格斯和列宁意义上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科拉克夫斯基的观点被亚当·沙夫一个共产党中央委员所采用,并进而去探究社会主义不可能消除人类异化的原因。[13]在南斯拉夫,对青年马克思的研究更为普遍、广泛,很多著作都是谈论马克思的思想来源的。哲学家们的主要喉舌是萨格勒布的杂志《实践》。

2.青年马克思与成熟马克思


  有必要搞清楚马克思早期著作之所以有价值是不是仅仅因为它们自身的缘故,同时,有必要搞清楚它们能否成为有助于澄清整个思想的启示。从前面引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看,他们并没有重视他们的早期手稿。
  然而,虽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后来避免使用他们早期的“哲学”语言,并在《共产党宣言》中嘲笑德国的著作家“在批判货币关系的法国原著下面写上‘人的本质的外化’”,[14]但他们总承认“德国的工人运动是德国古典哲学的继承者”。[15]马克思的同代人也许不理解黑格尔,可是马克思从没有丧失对黑格尔的兴趣,很明显,马克思思想的连续性问题,是同他对黑格尔的持久的兴趣有密切关系的。1858年,他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到:
  “我发现一些美丽的发展。例如全部利润的学说,像向来那样的,我都把它推翻了。在工作方法上对我有一大劳绩的是,偶然——佛莱利格拉发现几册原属巴枯宁的黑格尔著作,当作礼物送给我——把黑格尔的‘逻辑’再浏览一遍。如果几时再有工夫做这样的工作,我要发大愿,用两三个印张,对黑(格尔)发见的、但同时也是神秘的方法,写出合理的部分,使普通人类的理智都能够懂得。”[16]
  1873年,在《资本论》德文版第二版跋中,马克思清楚地表明了他对黑格尔的立场,特别提到了他在《巴黎手稿》中写的有关黑格尔的章节。恩格斯也同样认识到了黑格尔的重要作用。他在论述。费尔巴哈的书中写道:“哲学在黑格尔那里终结了,一方面,因为他在自己的体系中以最宏伟的形式概括了哲学的全部发展;另一方面,因为他(虽然是不自觉地)给我们指出了一条走出这个体系的迷宫而达到真正地切实地认识世界的道路。”[17]
  如果象这些引文中所说的那样,在马克思的思想中存在着某种一致性的话,那么这种一致性是怎样构成的呢?哪些论题是早期著作和晚期著作都共有的呢?一个可能的回答是: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对社会发展的“科学”描述来阅读是一个错误,马克思的核心的妙想实际上是伪宗教的,而且这已在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得到最清楚的证明。[18]另一种观点则宣称,马克思的核心论题是伦理学的;早期著作证明了这种道德上的义愤,这导致他支持无产阶级的事业;黑格尔的影响不是压倒一切的。[19]然而,最流行的回答是,马克思思想的一致性的问题是同马克思与黑格尔的关系的问题紧密相关的;马克思在某种意义上一直是一个黑格尔主义者;而且马克思的早期著作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它们以文献的形式证明了马克思对黑格尔哲学的态度的形成过程。列宁于1914年写的文章中借用一些观点来支持这一立场,他说:“不钻研和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20]最通常用来证明马克思的“黑格尔主义”的文献就是《巴黎手稿》。然而,最近有人坚持认为马克思同黑格尔的明显冲突表现在他更早一年所写的《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马克思关于唯物主义、国家的消亡和共产主义的基本思想都可以在这里找到。[21]
  如果有一个命题贯穿于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之中,那么最明显的就是“异化”,这是马克思直接从黑格尔那里采用的一个概念,虽然它的起源非常早。那些宣称青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之间存在裂缝的人,一般都认为异化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一个核心概念,可是后来被马克思摒弃不用了。[22]例如:悉德尼·胡克最近写道:“很容易证明,人类异化的理解(除了在《资本论》它具有社会学的意义而外),实际上是同马克思的人的概念无关的。”[23]丹尼尔·贝尔说:“尽管在青年马克思那里关于异化的本质有两种说法……但马克思的思想是沿着经济学的贫困、剥削的概念这一狭窄的道路发展的,而另一条可能通向一个新的,人道主义的,工作和劳动概念的道路尚未探讨。”[24]然而这些说法是不准确的。不仅异化这个概念,而且这个术语本身也在《资本论》中出现过好几次。[25]例如马克思写道:“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使劳动条件和劳动产品具有的与工人相独立、相异化的形态、随着机器的发展而发展成为完全的对立。”[26]当然,这不仅是一个术语上的问题,而且也是内容要旨的问题,《资本论》是马克思早期思想的继续。《资本论》第一卷中的主要论题剩余价值,是依赖于劳动和价值相等问题上的。这一问题又必然要回到人作为一个创造了他自己和他的生活的环境的存在物的概念——这是一个在《巴黎手稿》中已经描述过的概念。根据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的观点,同其他伙伴一起合作,不断发展自己,并发展生活其中的世界,这正是人的本质。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描写的是人的这种最基本的本性(作为历史过程的创始者和控制者)是怎样被改变或者说被异化的,它是怎样从属于资本的非人的力量的。相对应于异化了的人,非异化的或者“手稿”中那种“全面”的人也出现在《资本论》之中。在《资本论》第一卷关于“机器和大工业”一章里,马克思把异化的结果同生产的非异化形式下的人潜在能力的发展作了同样的对比:他写道:
  “大工业还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用适应于不断变动的劳动需求而可以随意支配的人员,来代替那些适应于资本的不断变动的剥削需要而处于后备状态的、可供支配的、大量的贫穷工人人口;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的活动方式的全部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的个人。”[27]
  在《资本论》中,对先进技术的结果的详细分析证实了这一结论,但这不应遮盖它的连续性。
  《资本论》中最能使人联想起早期著作的章节是第一章最后一节“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这一节的全篇内容使人联想起与此十分相象的,马克思写于1844年的《巴黎手稿》中的“异化劳动”一节和詹姆斯·穆尔文章中摘的笔记。马克思写道:“商品形式的奥秘不过在于:商品形式在人们面前把人们本身劳动的社会性质反映成劳动产品本身的物的性质,反映成这些物的天然的社会属性,从而把生产者同总劳动的社会关系反映成存在于生产者之外的物之间的社会关系。”[28]接下来,马克思象他在早期著作中常做的那样,同宗教进行了比较,他说:“因此,要找一个比喻,我们就得逃到宗教世界的幻境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表现为赋有生命的、彼此发生关系并同人发生关系的独立存在的东西。在商品世界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29]
  当然,必须记住,《资本论》只是马克思为自己安排的任务中的一个未完成的部分。他常常向恩格斯抱怨他被迫为研究经济学所花去的时间。在《巴黎手稿》的序言中,他曾对自己一生的工作做过规划:
  “我打算连续用不同的单独小册子来批判法、道德、政治等等,最后再以一本专著来说明整体的联系、各部分的关系并对这一切材料的思辨加工进行批判。由于这个理由,在本著作中谈到国民经济学同国家、法、道德、市民生活等等的关系,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所专门涉及的范围。”[30]
  事实上,马克思绝没有超出他关于政治经济学的第一本“小册子”。
  马克思思想上的连续性无疑地由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的出版而得到了证明,这是一个1000页的草稿,是马克思写作183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和1857年的《资本论》的基础。《大纲》是1939年在莫斯科第一次发表的。由于出版的时间和地点,妨碍了人们对它的注意,直到1953年才有了一个易于理解的版本。《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只是对《大纲》所做的一部分精心阐释,《大纲》是马克思著作的核心部分。[31]这是一部基本的著作,其内容被概括在著名的《政冶经济学批判导言》之中,但一篇导言是不能同尾随其后的文章本身相比的。马克思在给拉萨尔的信中称,《大纲》是“十五年探索的‘结果’,这就是说用去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岁月”,《大纲》的导言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论述货币,第2部分要广泛得多,是论述资本,即在生产、流通、利润形式下的资本。因为《大纲》仅仅是为了自己澄清问题而写作的,有些部分仅以笔记式极简略的形式完成,相互衔接非常困难。尽管《大纲》显得有些肢离破碎,但马克思是以黑格尔的范畴而形成自己思想的,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马克思在1844年著作中的一些突出的问题(如劳动的真正本质和个人与社会之间冲突的消除)再次被提了出来,并且论述的更加丰富和详细了。通过下面这段话,我们可以对马克思《大纲》的风格有所了解:
  “个性的普遍发展,他的社会关系加同他们自己的公共关系一样,是从属于他们自己的集中控制的,这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本质的产物。生产力发展的限度和普遍性,(生产力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这种生产的先觉条件恰恰是以价值的转变为基础的。这种生产的普遍本质造成了他自己与其它人的个性的异化,但也第一次创进了他的联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本质。”
  再请看:
  “劳动力不仅生产出异己的财害和自己的贫困,而且通过消耗生产出这种内在财富同劳动力自身贫困的关系,在这种消耗中财害使自己获得新的生命,再一次使自己果实累累。这一切都是由于劳动力为了外化劳动的数量而改变他生活的力量这一变化引起的,除非这种外化劳动(这种存在于外部的存在杂件和物质条件的独立的客观本质)表现为是它自己的产品。这些条件看来好象是由劳动力本身所提供的,即是它自身的外化,又是它自身力量的外化,这种力量已经获得了独立于劳动力的存在,并且能支配劳动力,通过劳动自己的生产行为来支配它自己。”[32]
  这样,《大纲》象黑格尔的东西一样,《巴黎手稿》和他们的出版物使它不可能持续马克思早期著作中只对哲学感兴趣的情况,后来马克思成为研究经济利益的专家,抛弃了早期人道主义的立场观点。马克思的早期著作中包括所有后来马克思思想含有的论题,并把它们写了出来。马克思的著作可以借来证实亚里士多德的一句话:要理解一件事,必须研究它的起源。




[1] 《马党息凰格斯选集》。第2卷,第84页。

[2] 《马克思恩格斯书信集>。英文版。第217页。

[3] 《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思格听选染)。第4港,第208页。

[4] A.沃登“与恩格斯的谈话”《回忆马克思和恩格斯》。(莫斯科版,无出版日期)第330—331页。

[5]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15页。最后一句是中文版中没有的。

[6] 參看I.费彻尔“青年马克思与老年马克思”《马克思与西方世界》(圣母院,1967年)。

[7] 详细内容见D.麦克莱伦《马克思以后的马克思主义》第107页以下诸页。(伦敦,1979)。

[8] G.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第69页,(伦敦,1871)。

[9] 参见H.列斐伏尔《辩证的马克思主义》(巴黎,1937)。

[10] 参见R.伽罗迪《从革出教门到对话》(伦敦,1967)。

[11] 参见L.阿尔都塞《保卫马克思》(伦敦1970)。

[12] 卢卡奇“异化与社会的反常状态”见《哲学、政治与社会》(牛津1967年)。

[13] 见科拉克夫斯基和沙夫在《修正主义》上的文章,L.拉贝兹编(伦敦,1962),C.克林奈“科拉克夫斯基和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今日欧洲哲学》(芝加哥,1965)。

[1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7页。

[15] 同上书,第4卷254页。

[16] 《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1957年版,三联书店,第二卷,第324页。

[17]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6页。

[18] 参见塔克,《卡尔·马克斯的哲学和神话》。

[19] 鲁贝尔《卡尔·马克思思想传》。

[20] 《列宁全集》。第38卷,第191页。

[21] 参见阿文纳里《卡尔·马克思的社会和政治思想》。

[22] 参见L.福伊尔“什么是异化?一个概念的经历”《新政治》(1962青春季)。

[23] 胡克《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第5页。

[24] D.贝尔《关于异化的争论》见《修正主义》拉贝兹编,第210页。

[25] 关于这一观点的充分论述,请见R.达娜叶夫斯卡娅《马克思主义与自由》(纽约1958)第103页以下诸页。E.弗罗姆《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纽约1961)第50页和第69页。

[26]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473页。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535页。

[28] 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第88—89页。

[29] 同上书第89页,在未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第六章“生产直接过程的结果”中因提到异化过程可以看作是加强了这一观点。这一章现在可以在《资本论》第一卷企鹅版的附录中见到(伦敦1976年)。

[3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45页。

[31] 参见我的《马克思的大纲》导言(伦敦,1971年)。

[32] 马克思的《大纲》编者D.麦克莱伦(伦敦1971年版)第70页、第90页。和描写同样实质内容的其它页。61、108、133页。还请进一步参见R·罗多尔新基的《马克思(资本论)的创作》(伦敦1978年版)。J.西恪尔《马克思的命运》(普林斯顿,1978年)10—12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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