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谈话的下一个题目是关予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早期著作。首先,当我对这些著作表示兴趣时,恩格斯有些困惑。他也注意到马克思在学生时代写过一些诗,可是那些诗很难使人发生兴趣。接着他问道,马克思和他自己的哪些著作使普烈汉诺夫以及同他在一起的思想家们产生了兴趣,这种兴趣之所以产生的确切理由是什么?恩格斯认为这些‘旧作’中内容最丰富的,最能引起这种兴趣的不就是关于费尔巴哈的那篇未完成稿吗?
“我把普烈汉诺夫支持尽快出版所有马克思的哲学遗著和马克思恩格斯合写的著作的全部理由都告诉了恩格斯。恩格斯说,他已不止一次地从一些德国同志那里听到过这种意见,他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对这些‘旧作’发生兴趣的严肃性;可是他提出这样一个问题让我如实地回答;对于他——恩格斯说来,在有生之年里,是从40年代的政论著作中选出旧的手稿去出版呢,还是在《资本论》第三卷已整理完毕的时候去出版马克思关于剩余价值理论史的手稿呢?两项工作哪个更重要呢?………
“我认为此刻对我来说好象是劝说恩格斯最有利的时刻,我劝他去尽义务出版不该放埋没的,至少是一些最基本的马克思早期创作,仅费尔巴哈一个人的是不够的。恩格斯说:为了透彻地了解‘过去的经历’,实际上所需要的是对黑格尔本人发生兴趣,那时,任何人,或者精确地说,不论是考茨基,还是伯恩施坦都没有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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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恩格斯在这里所评论的,早期著作中黑格尔主义的东西很快就变得过时了。进入19世纪60年代的时候,马克思在一个小圈子之外并不是著名人物,他被拉萨尔的声望给埋没了。在1867年《资本论》第1卷问世以后,他开始知名起来时,他是一个力图科学地论证资本主义衰败的必然性的经济学家。早在1859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写的一篇评论文章中说:“德国人早已证明,在一切科学领域内他们与其余文明民族不相上下,在大部分领域内甚至胜过它们。只有一门科学,在它的大师们当中,没有一个德国人的名字,这就是政治经济学。现在我们有了,这就是卡尔·马克思。” “个性的普遍发展,他的社会关系加同他们自己的公共关系一样,是从属于他们自己的集中控制的,这是历史的产物而不是本质的产物。生产力发展的限度和普遍性,(生产力使这种个性成为可能)这种生产的先觉条件恰恰是以价值的转变为基础的。这种生产的普遍本质造成了他自己与其它人的个性的异化,但也第一次创进了他的联系和能力的普遍性和整体性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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