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章起，不仅要整理引证的材料，而且需要整理思路，因为思路不时为插入的句子、离题的论述等等所打断，然后再在别处展开，而且往往是完全附带地展开的。因此，第三十章是经过挪动和删节编成的，而这些挪走和删去的东西在别处得到了利用。第31章写得又比较连贯了。但手稿中接着是题为《混乱》的一长篇东西，都是议会关于1848年和1857年危机的报告的摘录。在这些摘录中，汇集了23个实业家和经济学著作家的证词，并且有些地方加了简短而诙谐的评注。^[1]

　　货币主义本质上是天主教的；信用主义本质上是基督教的。“苏格兰人讨厌金子”。作为纸币，商品的货币存在只是一种社会存在。信仰使人得救。这是对作为商品内在精神的货币价值的信仰，对生产方式及其预定秩序的信仰，对只是作为自行增殖的资本的人格化的各个生产当事人的信仰。但是，正如基督教没有从天主教的基础上解放出来一样，信用主义也没有从货币主义的基础上解放出来。^[4]

　　正是信用和银行制度的发展，一方面迫使所有货币资本为生产服务（也就是说，使所有货币收入转化为资本），另一方面又在周期的一定阶段，使金属准备减少到最低限度，使它不再能执行它应该执行的职能。正是这种发达的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引起了整个机体的这种过敏现象。^[5]

　　中央银行是信用制度的枢纽。而金属准备又是银行的枢纽。我在第一册第3章论述支付手段时已经指出，信用主义转变为货币主义是必然的现象。……一定的、和总生产相比为数很少的金属量，竟被认为是制度的枢纽。因此，即便把金属在危机时期作为枢纽的这种特性的惊人例证撇开不说，这里也产生了美妙的理论上的二元论。^[6]

　　同样作为财富的社会形式的信用，排挤货币，并篡夺它的位置。正是由于对生产社会性质的信任，才使得产品的货币形式表现为某种转瞬即逝的和观念的东西，表现为单纯想像的东西。
　　但是，一当信用发生动摇，——而这个阶段总是必然地在现代产业周期中出现，——一切现实的财富就都会要求现实地、突然地转化为货币，转化为金和银。这是一种荒谬的要求，但是它必然会由这个制度本身产生出来。而应当能够满足这种巨大要求的全部金银，不过是银行地库里的几百万镑。^[7]

　　即它和现实的金的同一性，就成问题了。为了保证这种兑换的条件，就采取各种强制性的措施，提高利息率等等。……信用货币的贬值（更不用说它的只是幻想的货币资格的丧失）会动摇一切现有的关系。因此，为了保证商品价值在货币上的幻想的、独立的存在，就要牺牲商品的价值……因此，为了几百万货币，必须牺牲许多百万商品。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生产中是不可避免的，并且是它的妙处之一……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货币危机——与现实危机相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表现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9]

　　这种情况之所以在资本主义体系内表现得最为尖锐，并且以矛盾百出、荒唐可笑的形式表现出来，是因为1. 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为直接的使用价值，为生产者本人的需要而进行的生产，已经完全废止，因此，财富只是作为社会过程而存在，这个社会过程表现为生产和流通的错综交织；2. 随着信用制度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不断地企图突破对财富及其运动的这个金属的限制，突破这个物质的同时又是幻想的限制，但又不断地在这个限制面前碰破头。^[10]

　　但是，把银行分成两个独立的部门的办法，实际上使银行董事会不能在决定性时刻自由支配它可以支配的全部资金，因而可能发生这种情况：当发行部还有几百万镑金和1400万镑担保品原封未动时，银行部却已经濒于破产了……这样，1844年的银行立法就直接促使整个商业界在危机爆发时立即大量贮藏银行券，从而加速并加剧了危机；这个银行法由于在决定性时刻人为地增加了对贷款的需求……促使利息率在危机时期上升到空前的高度。^[13]

　　所以，这个银行法并没有消除危机，反而使危机加剧了，以致达到了不是整个产业界必然破产，就是银行法必然破产的程度。危机曾两次（一次在1847年10月25日，一次在1857年11月12日）达到这个高度；当时政府暂停执行1844年的法令，解除了银行在发行银行券上所受的限制，而这个办法已经足以打破了两次危机。^[14]

　　“看这儿，”萨加尔喊道，“你将会看到这些无人区和荒芜道路的彻底的复兴，我们的铁路将会穿过这些地方——是的！当我们把新的血液注入到这个体系的干涸的血管里时，土地将被清整，道路和运河将被建造起来，新的城市将会破土而出，生活也会好起来的。是的！这就是货币带来的奇迹……”
　　“你一定要明白，投机、赌博就是核心，是心脏。是的，它从各个小支流中吸引、收集了血液，然后再在河流中把血液输送到各个方向，于是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货币流通，这正是大企业的生命所在。”
　　“投机——为什么是我们所必须经历的刺激物？因为投机是强迫我们生活、奋斗的永恒的欲望。没有了投机，噢我亲爱的朋友，什么类型的买卖都会没有……投机和爱情是一样的。相爱和投机都充满了肮脏；相爱时人们也仅仅考虑他们自己的喜悦；但是没有爱情就没有生命，那么世界就将终结。”^[16]

　　“拿这个［高利贷者的］利息的水平和现代利息率的水平加以对比，是相当荒谬的，因为除了归国家所有的部分外，高利贷者的利息会占有全部的剩余价值，而现代的利息，至少是正常的利息，只是这个剩余价值的一部分。在进行这种对比时，人们忘记了这样一点：雇佣工人为雇用他的资本家生产和提供利润、利息和地租，即全部剩余价值。”^[29]

　　“对于那些不是或不能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意义上进行借贷的个人、阶级或情况来说，生息资本都保持高利贷资本的形式。例如，在下列场合：或者出于个人的需要去到当铺进行借贷；或者是把钱借给那些享乐的富人，供他们挥霍浪费；或者借给那些非资本主义的生产者，如小农民、手工业者等等，即自己仍然占有生产条件的直接生产者；最后，借给那些经营规模很小，接近于自食其力的生产者的资本主义生产者。”^[33]

　　“如果说在这些城市共和国设立的真正的银行同时是使国家以未来的税收作为担保取得贷款的那种公共信用机关，那么，不应当忘记，设立这种组合的商人自己就是那些国家的第一流的人物，他们一心要使他们的政府和他们自己都摆脱高利贷的盘剥，从而更严格地更牢固地控制国家。”^[36]

　　这种反高利贷的激烈斗争，这种让生息资本从属于产业资本的要求，只是这样一种有机创造物的先声，这种有机创造物以现代银行制度为形式创造了资本主义生产的这些条件。现代银行制度，一方面把一切闲置的货币准备金集中起来，并把它投入货币市场，从而剥夺了高利贷资本的垄断，另一方面又建立信用货币，从而限制了贵金属本身的垄断。^[39]

　　但是，绝不要忘记，第一，货币——贵金属形式的货币——仍然是基础，信用制度按其本性来说永远不能脱离这个基础。第二，信用制度以社会生产资料（以资本和土地所有权的形式）在私人手里的垄断为前提，所以，一方面，它本身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形式，另一方面，它又是促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发展到它所能达到的最高和最后形式的动力。^[41]

　　毫无疑问，在由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向联合起来劳动的生产方式过渡时，信用制度会作为有力的杠杆发生作用；但是，它仅仅是和生产方式本身的其他重大的有机变革相联系的一个要素。与此相反，关于信用制度和银行制度的奇迹般的力量的种种幻想所以会被赋予社会主义的意义，是由于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作为它的形式之一的信用制度完全没有认识。^[43]

　　我们已经知道，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资本的最古老形式。但是，生息资本自然而然在人们的观念中表现为真正的资本的形式。在商人资本中存在着起中介作用的活动，而不管把它说成是欺骗，是劳动，还是别的什么东西。相反，在生息资本中，资本自行再生产的性质，即自行增殖的价值，剩余价值的生产，却纯粹表现为一种神秘的性质。^[44]

　　把用于个人消费的房屋等等的租借也扯到这里来，那就更不恰当，更没有意义了。工人阶级也会受到这种形式的欺诈，甚至受到的欺诈是骇人听闻的，这是很明显的事实；但是，工人阶级也会受到供应他们生活资料的零售商人的欺诈。这是伴随着在生产过程本身中直接进行的原有剥削的一种第二级剥削。^[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