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 导言 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二卷）（2013）

导言



　　我的目的和《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时一样，是“让你读这本书”。我本想再加上一句“用马克思自己的方式”，但我很快会向各位证明，他的方式并不容易掌握。首先，我想提醒读者仔细研读《资本论》第二卷的重要性，并且要和第一卷联系起来。在我看来这是不容置疑的。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明确指出，资本只能作为价值和剩余价值“生产和实现的统一”来理解。他是说，如果在市场上不能卖出劳动过程中生产的产品，在产品中包含的劳动创造的价值就不能实现。《资本论》第一卷主要关注剩余价值生产的过程和动力，把实现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放在一边。马克思实际上假定市场总是存在的，所有商品都能按价值出售。第二卷则从相反的方向进行说明：假设剩余价值生产领域没有任何困难，而把惊险且不稳定的剩余价值实现过程放到显微镜下分析。不幸的是，对第一卷研究得很多而且往往被过分抬高了，而第二卷一般被认为是相对次要的而受到了忽视，这样我们最多只能学到马克思对资本的政治经济学理解的一半。事实上，不重视《资本论》第二卷的后果更为糟糕：我们连第一卷的内容都无法充分理解，因为其中的发现只有在与第二卷的辩证关系中才可以恰当地理解。
　　生产和实现的统一，就像商品一样，是一个矛盾的统一体：它内在包含两个本质上不同的趋势。忽略了这种矛盾特性就像不通过劳动来理解资本，或是谈论性别时只看到男人而忽略了女人一样。生产和实现之间的矛盾导致危机频繁爆发。马克思说，李嘉图及其整个学派“始终不了解实际的现代危机，在这种危机中，资本的这种矛盾暴风雨般地突然爆发出来，日益严重地威胁到作为社会基础和生产基础的资本本身”。[1]
　　马克思在第一卷第1章中明确地提出了这一警告。在分析商品生产时，他一开始把使用价值的问题放在一边，似乎它们并不重要，似乎发现“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不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围。但他随即总结道，“没有一个物可以是价值而不是使用价值。如果物没有用，那么其中包含的劳动也就没有用，不能算作劳动，因此不形成价值”。[2]不能实现，就没有价值——当然也就没有剩余价值。第二卷研究了在什么情况下，生产中潜在地创造出来的价值和剩余价值有可能无法通过在市场上交换而以货币形式实现。
　　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存在深刻的矛盾。这一思想非常重要，所以我想事先指出它们实际上是怎样发挥作用的是明智之举。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关注资本残忍地追求剩余价值给劳动者造成的悲惨后果。对这一问题的分析在第25章 “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中达到了顶峰。马克思说，大部分劳动者的处境必然不断恶化，“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3]工人阶级会越来越贫困和悲惨的观点，已经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解释资本时的传统态度，并带有报复的意味。但是这种情况并不一定会发生，因为它假定价值和剩余价值在市场上的实现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剩余价值在地租、利息、商业利润、税收和生产利润等形式间的分配无关紧要。
　　然而，在《资本论》第二卷中，我们发现了以下说明，这与第一卷的阐述有着根本不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矛盾：工人作为商品的买者，对于市场来说是重要的。但是作为他们的商品——劳动力——的卖者，资本主义社会的趋势是把它的价格限制在最低限。还有一个矛盾：资本主义生产全力扩张的时期，通常就是生产过剩的时期；因为生产能力从来也不能使用到这个程度，以致它不仅能够生产更多的价值，而且还能把它实现。商品的出售，商品资本的实现，从而剩余价值的实现，不是受一般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而是受大多数人总是处于贫困状态、而且必然总是处于贫困状态的那种社会的消费需求的限制。[4]

　　简而言之，市场上有效总需求的不足，会成为资本持续积累的严重阻碍，而工人阶级的消费是有效需求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资本论》第二卷的结尾，马克思（尽管有些不情愿地）提到工人阶级的需求，还有对工人阶级的欲求、需要和欲望的操纵是怎样对“理性消费”形式的实现起到重要作用的，后者会支持资本的持续积累。
　　在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形态中，这个矛盾是永远存在的。要么最大化剩余价值生产的条件，结果是威胁到市场上剩余价值实现的条件；要么改善工人待遇，保持充足的有效需求，结果是影响生产中创造剩余价值的能力。换句话说，如果经济像《资本论》第一卷中设定的那样运行良好，那么它很快会遇到《资本论》第二卷所切入的问题，反过来也是这样。比如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资本在1945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倾向于总需求管理，这和《资本论》第二卷的观点相符（强调价值的实现条件），然而在这个过程中，剩余价值生产中出现的问题越来越多（尤其是那些组织严密、政治力量强大的工人阶级运动）。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资本（在与劳动者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之后）转而倾向于总供给管理，与《资本论》第一卷的逻辑更相近，强调（通过降低实际工资、镇压工人阶级组织和一般性的削弱工人阶级力量等方法）为剩余价值生产创造条件。20世纪70年代中期开始的新自由主义反革命解了剩余价值生产的燃眉之急，但代价是加剧了剩余价值实现的问题，特别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之后。信用扩张如何掩盖了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并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达到顶峰是一个复杂的历史过程。这当然只是非常粗略的陈述，但也清楚说明了历史上生产和实现的矛盾统一运动。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变化也体现了这一矛盾。例如，以需求管理为主导的凯恩斯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占据统治地位，然而货币主义和供给学派的理论在1980年之后成为主流。因此，把这些历史纳入《资本论》前两卷中潜在的生产和实现的矛盾统一体中非常重要。
　　然而，有一种办法能够缓解甚至有效地管理生产和实现的矛盾，那就是乞求于信用的帮助。这是因为，用扩大信贷供给来平衡价值和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在原则上没有任何限制。最浅显的例子便是，金融家一面给开发商融资帮助其投机建造房屋，一面为消费者提供抵押贷款让他们购买这些房屋。当然，问题在于这个过程太容易引起投机泡沫，正是这种泡沫的破灭引发了2007—2008年惊涛骇浪般的金融崩溃。房地产市场泡沫崩溃主要发生在美国，但也波及了西班牙和爱尔兰。房地产市场繁荣、泡沫和崩溃的长期历史，证明了这种现象在资本主义历史中的重要性。但是，政府干预信用制度在某些方面也确实有效，它对困难时期资本积累的持续发挥了积极作用。
　　部分因为这个原因，我决定把《资本论》第三卷中说明商业和金融资本的部分连同对信用制度的说明一起加入对第二卷的解读。理论上讲，这个调整是符合逻辑的，因为《资本论》第二卷开始于对资本的三个完整循环——货币、生产和商品——的研究。但是马克思只是用纯粹的技术性术语解释了这些循环和它们的内在联系，而没有考虑控制资本在货币、生产和商品三种形式中配置的阶级当事人。当然，生产者在《资本论》第一卷中的地位非常显著，但是商人和金融家的特殊作用只在《资本论》第三卷时才被提及。我们发现信用一直都是引发投机狂热的源泉，这也带来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资本能容忍信用这种多余事物的存在？尤其是当下信用在我们亲眼目睹下对价值造成了巨大的破坏时。这个问题的答案在《资本论》第二卷之中，尽管马克思没有特意作出回答。事实上，马克思系统性地把信用完全排除在第二卷的分析之外（这种做法引起了包括我在内的很多读者的沮丧和不满）。但是我们从第二卷中可以看出，没有信用制度，资本家会被迫去贮藏越来越多的资本来解决固定资本流通、周转、劳动和流通时间差异等类似的问题。当资本被贮藏起来时，资本就丧失了活力。如果越来越多的资本处在贮藏状态，资本主义积累的动力会被大大减弱，资本的循环会黏滞并且最终停顿下来。因此信用制度对释放这些贮藏的、不活跃的货币资本至关重要，它帮助这些资本重新进入活跃状态。但是这样做是要付出代价的。信用投机活动的潘多拉魔盒一旦被打开，所有不好的事物都涌现出来。马克思没有明确指出这些问题，但他在第二卷中对完全排除信用的经济的分析，已经是很明显的暗示了。
　　我把《资本论》第三卷的一部分加入到对第二卷的解读中的决定性原因是，这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通过把《资本论》第二卷和其他两卷结合起来阅读，我们能更好地理解这一卷在马克思的总体计划中的内容和意图。我们也建立起了理解马克思总体计划的基础。我一直以来的观点是，不应该从这一卷或那一卷引用几段，好像它们是纯粹的、绝对的真理；即便是对那些说得很确定的命题（例如，第一卷中工人越来越贫困化），也应看作马克思想要阐述的总体关系下视情况而定的陈述。当然，第二卷的内容本身对我们的总体理解至关重要，但也必须将其置于马克思写作计划不断演进的框架中去。

　　就第二卷现行的文本而言，我怀着兴奋和忧虑的复杂心情对充分地阅读《资本论》第二卷进行了设计。兴奋是因为对我而言（而且我知道不只是我），马克思一些最有意思和最具创新的想法和深刻见解来源于对马克思著作的仔细阅读。第二卷从资本循环的不同形式（货币、商品和生产活动的循环）而不是从生产出发，建立了一个与《资本论》第一卷中完全不同的、关于资本怎样发挥作用的模型。用我最喜欢的比喻来说，就是从世界的另一扇窗户看资本。从《资本论》一二卷这两扇窗户，我们看到的是很不相同的关系和活动方式；然而，每扇窗户里的景象又都是客观和真实的描述。我想，马克思称为“资本的运动规律”的一般原理，必须从这两个视角的统一中得出。可惜这个目标完成得始终不尽人意，部分原因是《资本论》第二卷没有完成和马克思手稿的模糊不清。《资本论》第二卷也因为种种原因成为了三卷中被阅读和研究得最少的一卷。
　　我个人在许多方面都非常感激《资本论》第二卷，因为《资本论》第二卷是关于资本循环如何塑造自己的空间和时间的。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资本主义历史以生产加速和削减空间移动的成本与障碍为特征。第二卷把这一趋势置于永不停歇的再生产和阶级关系扩张的背景下——这恰恰是资本是什么的核心问题。第二卷还提供了更严谨的理论基础，使我得以理解城市化的政治经济学和区域间不均衡发展的动力学，因此我自己的著作从中获得了很多灵感。比如在我的《后现代的状况》一书中，我创造并一定程度上普及了“时空压缩”这个短语，来描述资本将一个货币、商品、人、信息和思想流动的世界，以一种更加紧密、复杂和集中的方式连续不断地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正是来自于我对《资本论》第二卷的阅读。
　　同时我也非常忧虑，因为这一卷是相当无趣的（可能这还是比较保守的说法）。《资本论》第一卷这样一本大部头，因为其文学风格、幽默的火花、尖锐的讽刺和横扫千军的气势而十分可读，而这些在第二卷里统统没有。此外《资本论》第二卷中没有吸血鬼和巫术，也没有像第一卷那样引用莎士比亚、塞万提斯、歌德、巴尔扎克的作品，更不用说希腊哲学家和启蒙思想家了。翻译者David Fernbach由于担心自己因为语言乏味而被责备，特意指出了《资本论》前两卷风格的巨大差异：第一卷“对公众而言是晓畅易懂的，既是一本科学的著作，又是一本世界文学名著”，然而第二卷“是第一卷语言平实部分的延续”。熟悉第一卷的读者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在第二卷的大部分中，马克思就像一个枯燥乏味的会计那样记录着生产一件商品要花多少天和小时，把产品投入市场销售又花了多少天和小时。Fernbach写道，写作的主题“很大程度上是技术性的，甚至是枯燥的”。这一卷尤其“因绿洲间的沙漠而出名”，这也“让很多非专业的读者选择放弃”。[5]坦白而言，这一卷的深刻思想被单调的行文和冗长的数学计算所掩盖了。
　　然而不只是写作风格存在着问题。第二卷同样也缺乏令人信服和清晰的叙述（有时可以称为辩证法），第一卷则是如此令人信服。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归咎于这本书没有完成，因此具有了某种不确定性。把整卷书串起来的线索就在那里，但是发掘起来却要花很多工夫。有时候这些线索即便勉强没有断，也遭到了破坏。读者理解全卷唯一的方法就是捡起最显著的线索，把它们编织成可以理解的片段。这需要想象力和耐心，即使这样还是很难保证你理解到的思想正是马克思所想的。所以有人说，对第二卷的评论更多地反映了评论者而不是马克思的思想。这句话对我在一定程度上当然也是适用的，可是阅读这一卷实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除了理解上的困难，恩格斯对第二卷和第三卷文本的编写方法也存在问题。最近对马克思原始笔记和手稿的研究发现，恩格斯对原稿做了大量的改动，而且有时问题还不小。有些改动如此之大，以至于我们更应该认为这两卷的作者是恩格斯而不是马克思。马克思原始的笔记和手稿已经以德语出版，随着马克思的研究者对原稿研究的深入，《资本论》后两卷不久可能有很多地方需要重新解释。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只知道有必要告知读者有这种改动的可能。而目前我只能依据已有的版本进行研究。
　　《资本论》第二卷是高度抽象的，因此也缺乏第一卷的结合实际材料的品质。比如当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提出绝对剩余价值理论时，他用围绕工作日展开的漫长斗争史来加以说明，剩余价值和日常生活、政治的关系因而一目了然（还记得第一卷里因为过度工作而死的女工玛丽·安·沃克利吗？）。马克思在第二卷却似乎不太有闲心这么做，而当他使用例子时——如他查阅铁路手册以了解怎样维护、修理和更换固定资产部件（如枕木和机车）的工作时，他只能在流水账般的信息记录基础之上进行更为合适的抽象说明。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要像第一卷中对工作日那样，也给周转时间的变化配一个很长的说明性章节，写出来会是什么样子。原因不在于马克思缺乏说明的材料：流通时间（从生产到销售的时间）因铁路和电报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对这种时空的重构，现在读者能轻易地用自己的例子加以补充（例如互联网和手机的影响）。但是，在一章接一章缺乏任何用来自日常生活的材料对抽象内容和科技发现进行的说明之后（更不用提用来自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地理演化的材料来说明了），第二卷很容易被人们放在一边。
　　缺乏政治性的内容让第二卷变得更为糟糕。正如欧内斯特·曼德尔在给企鹅版的《资本论》写的导言中指出的那样，恩格斯担心“第二卷定会使人大失所望，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纯学术性的，没有多少鼓动性的材料”。[6]这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也是一种保守的说法。第二卷失去了贯穿第一卷并一次次赋予其活力的道义愤怒；阶级斗争不见了，阶级之间的活跃关系也一样；极为强烈的讽刺不复存在，也没有革命的号召。马克思好像只对资本流通的具体细节感兴趣，他把自己辛辣的批评这把利剑收了起来（只有批评李嘉图和亚当·斯密的“错误”时除外），并在大部分内容中进行了消极的描述。
　　尽管中断和危机的潜在可能性被反复探究，将其转化为现实力量的催化剂却很大程度上缺失了。这让人有时候觉得一个永存的资本主义体系的积累能永远进行下去，只是偶尔会遇到点小麻烦。罗莎·卢森堡对第二卷结尾的抽象再生产图式表示强烈不满：“积累、生产、实现和交换，都按部就班地准确进行着。”她讽刺道（这基于马克思对一年到另一年积累扩张进行的冗长的数学计算，有时还有错误）：“毫无疑问这种特殊的‘积累’能无限进行下去，要多久有多久——只要墨水和纸还够你继续写下去。”
　　我在开始之际提及这些不是为了赶跑读者，只是事先提醒各位前方面临的一些困难和挑战。确有一些好理由解释为什么第二卷迄今为止在三卷中是阅读得最少的一卷。然而，马克思在第一卷法文版序言中的警告，在这里需要加倍地再提醒一次：“在科学上没有平坦的大道，只有不畏劳苦沿着陡峭山路攀登的人，才有希望达到光辉的顶点。”[7]我向您保证，坚持阅读《资本论》第二卷从长远来看不仅是必要的，也是非常值得的。从一些光辉顶点处俯瞰的风景，往往出乎意料，充满了不确定性并具有启发性。
　　因为有着明显的困难，我在行文中行使了一些自由裁量权，以给初次阅读者方便。我尽可能加入了一些容易触摸的（尽量是当代的）例子，来说明马克思想要揭示的原理；补充了一些对政治含义和可能性的评论；从别的地方引入了一些材料（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来支持和描述一些在这里说得不充分的关键思想。更为显著的变动是，如前所述，我把第三卷中关于商人资本、货币、金融和银行资本的部分加入了第二卷对货币和商品资本循环的纯粹技术性描述中。第三卷中这些更为生动的资料（虽然不完整和经常令人失望）涉及了商人和金融家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兴起中的当事人职能，也帮助解释了为什么非要在第二卷中把资本循环分解为货币、商品和生产活动几部分。将这些社会当事人（商人、金融家和银行家）的活动与行为和资本积累的技术方面结合起来，我们就对资本怎样运行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
　　也是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对实际危机——1848年和1857年危机做了最贴切的分析。看看马克思的分析，对应对2007年后资本主义的全球危机很有帮助，也让文本的阅读和当今环境联系起来。我不是说马克思为解释我们目前的困难这个难题提供了现成答案，但是马克思所处的时代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存在某些具有启发性的相似之处。比如马克思认为英国1844年的“错误”的银行法加剧和延长了1848年和1857年的商业和金融危机，这与2008年之后欧洲央行在加剧和延长欧洲危机中所起的作用有着惊人的相似。
　　正是由于第二卷没有完成，我们才需要超越文本以更好地理解它。如果不对各种可能性进行推测，那么从第二卷中是读不出很多东西来的。我不是说我的推测和解释就是对的，或是我有别人没有的洞察力，但我确实希望证明我这样来诠释第二卷可以更加有趣。如果你仍为其枯燥和技术性的叙述所困，我的解读可以帮你摆脱过度的枯燥。更有扩展性和推理性的阅读可以让你在文本中加入自己的政治见解，而这些文本表面看来并不能为政治激进主义提供多少材料。
　　《资本论》第二卷是关于资本运动的，资本持续经历货币、生产和商品这些不同阶段的“形态变化”。鉴于劳动过程和剩余价值的生产主导着《资本论》第一卷，以上这些在第二卷中不仅被视作资本在市场中实现剩余价值的过程中的某一时刻，而且也被视作资本通过循环支配社会劳动的权力不断更新过程中的某一时刻。循环的时间性（空间性相对次要）一下子成为了问题的焦点。第一卷中假定的资本持续循环在第二卷中成为了主要的分析领域。我们处理周转时间和加速问题时要考虑到复杂性，因为资本周转越来越是固定资本的周转——不仅仅是机器和工厂，还有整个复杂的运输网络、建成环境和基础设施。
　　在这里，资本的流通过程就像贯穿资本主义政治体的命脉，不顾一切地追求再生产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阶级关系。在流通过程中，潜在的障碍、阻隔和不均衡都构成矛盾，需要分析，也埋下了政治斗争的潜在交锋点。反对资本主义的政治活动要想成功，就必须努力抓住第二卷中的这些发现（尽管它们可能是尝试性的）。虽然第二卷为政治鼓动者埋藏了很多潜在的良好材料，但很多发现都不太容易与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受到第一卷的很大影响）传统的政治假设相适应。问题提出来了——比如货币和信用的未来，但是这些问题并不容易用经典形式的、以生产场所为核心的阶级斗争来解决。第二卷界定了如果我们不打算在革命到来之前一直挨饿的话，哪些问题需要在流通领域重新设定或被替换。
　　马克思在第二卷的开头说明自己的研究主题基于第一卷中关于货币的章节。这无疑令人沮丧，因为关于货币的章节又长又乏味，挑战性太强，很多人就是在这儿放弃读《资本论》第一卷的。所以我建议初次阅读的人在看第一卷时可以先快速扫读这一章，推进到其他更有意思的章节。但是这里，在第二卷，我们需要对这章多花点时间，详细地进行一些拓展。很容易这样做，先回想资本的定义（第一卷的第4章中），资本不是物，而是一个过程，基本过程是价值在不同状态间的持续转化（涉及形式的变化，或者马克思所说的“形态变化”）：


　　如果读者想知道真实的过程是什么样子的，《资本论》第二卷提供了深刻的见解——比如生产加速的驱动力，固定资本和流动资本之间愈发紧张的关系——这些见解经常令人感到惊讶，并给人很多启发。
　　马克思在研究的过程中毫不犹豫地进行了大量的简化假设，他也经常提到这让他能在“纯粹状态”下研究资本流通和积累的动力。因此，在第二卷的第一页中我们可以看到：

　　为了纯粹地理解这些形式，首先要把一切同形式变换和形式形成本身无关的因素撇开。因此，这里不但假定商品是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的，而且假定这种出售是在不变的情况下进行的。所以，也把在循环过程中可能发生的价值变动撇开不说。[8]

　　商品按照自身价值交换的假设（我们把它从日常生活中不断变化的市场价格里抽象出来）在第一卷中很常见，我想我们可以假定马克思提到的“不变的情况”是指第一卷第2章中运行良好的、合法的和充满竞争的市场交换。“纯粹状态”也假设了一个封闭的体系，没有和外部的贸易——除非另作说明——这时资本在封闭系统中完全占据了支配地位。真正的重点是最后一句话：“价值变动”来自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变。实现它需要技术和组织结构的变革，第一卷占据大篇幅的相对剩余价值理论对此进行了描述。在第二卷中，马克思排除了相对剩余价值理论，构建了在技术和组织结构为静态时经济的模型。比如在第20章的开头，马克思又重申了他的假设：“一经证明，那么，价值革命……都不会改变这个规律。”[9]因此，虽然技术和组织结构为动态时的情况在第一卷中占有支配地位（在《共产党宣言》中构成了强大的革命性力量），在这里我们还是暂时把它放在一边，好研究资本的运动规律的其他重要方面。
　　那么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探究的是什么呢？一旦剩余价值被生产出来（我们在第一卷中很好地理解了这一过程），它是如何实现并作为积累的资本继续循环的呢？而且，随着它的循环，哪种资本的特殊形式必然会产生呢？马克思很明显已经意识到，商人、银行家、金融家还有地主等阶级与产业资本家有关，而产业资本家在第一卷中被刻画成是雇佣劳动生产的剩余价值的直接和唯一占有者。他也知道，这些其他形式的资本先于资本主义生产和工厂制度出现，因此这些资本形式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确立上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但是，马克思反对仅仅把它们定义为封建制度向资本主义制度过渡中产生的“余孽”。他想弄清为什么这些资本形式对于“纯粹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续从社会上来看是必要的，是怎样发挥作用的，以及它们将通过什么方式成为矛盾和危机的发生地。
　　“纯粹状态下的资本”对马克思而言很重要。当面临危机时，总是可以说危机是由纯粹或完美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些“杂质”或故障引起的。近年来，我们经常听到新自由主义者这样的声音：他们说，危机不是由市场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内在的深层矛盾产生的，而是因为没有正确地遵循新自由主义的理论。他们解决危机的办法是通过严厉的财政紧缩和解除国家权力让资本更加回归其“纯粹状态”。马克思试图揭示的是，危机内在于纯粹状态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对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持续是必然的和常见的。不仅调控措施不能解决问题，而且经济越接近纯粹状态，危机就越可能加深（欧洲在2012年采取的紧缩政策明显导致了这样的结果）。
　　然而，《资本论》第二卷显示，在流通体系中，形成危机的趋势总是独立地、自主地存在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不太喜欢这个观点。这引发了怎样开展反对商人、银行家、外汇炒家等人的阶级斗争的问题，还有怎样理解这些人所参与的活动（保险、对冲、衍生品、抵押债券、信用违约掉期等）的问题。我们需要知道矛盾是什么，并且识别独立地、自主地形成的商业和金融危机的影响可能是怎么样的。我们要更好地理解金融巨头的作用，比如声名狼藉的“吸血鬼乌贼”——高盛集团、花旗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汇丰银行、德意志银行等金融巨头；同时也需要理解如沃尔玛、宜家、家乐福这样的商业资本家在我们时代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作用。
　　对于理论框架中应当包括什么，不应当包括什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自始至终都做了严格的限制和筛选，在第二卷[10]中表现得特别明显。取舍的道理在哪里，为什么是合理的呢？例如信用制度和生息资本的循环虽然经常被提及，但总是被放在一边，并补充一句“在这里没有必要考虑这种循环”。为什么不加以考虑呢？在缺乏信用制度的情况下讨论固定资本循环或周转时间的不同，在表面上看并不太合理。那么为什么马克思系统地把信用排除在了第二卷的研究之外，同时又承认考虑信用制度后所有的情况都会改变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需要对马克思的“科学”政治经济学的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剩余价值理论》）和历史著作（比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和《法兰西内战》）之间非常令人担忧的关系进行深入研究，否则很难回答这个问题。马克思在《资本论》的第一页就指出了这种矛盾关系。通过把商品定义为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的统一，马克思绕开了使用价值的问题（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只在之后提到一笔），认为“研究物的多种使用方式，是历史的事情”。从这里和其他的一些叙述我们可以合理地断言，马克思清楚地把政治经济学和历史理解为两个不同的研究领域。于是产生了应该怎样理解政治经济学重要性的问题。对第二卷来说这是个特别好的问题。我相信回答这个问题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克思在第二卷中所做的取舍。
　　当然，政治经济学的著作绝不缺乏关于历史的内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理论研究的对象，它是一种脱胎于封建社会的历史性的建构，而且有潜力（如果不说必然的话）演变成如“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等其他社会形态。另一方面，马克思的历史著作和新闻评论则较少用到政治经济学理论和资本的运动规律——当然，尽管它们确实记录了真实的阶级斗争所引起的动荡。唯一的例外是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之后很多《资本论》中研究的主题在《共产党宣言》中都能轻易找到。早期的历史著作中能找到政治经济学，如《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分析了法国经济危机和1847—1848年革命的后果；而到了《法兰西内战》，要发掘其中的经济学内容就需要付出很大努力了，这本书主要写1871年的巴黎公社[11]，关注点几乎都在瞬息万变的、有时看似偶然的政治动态上。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概念——产业后备军的生产，利润率的下降，相对剩余价值理论等——即使在《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后写的历史文章中也都没有提及。
　　要不是在流动的、偶然的和唯意志论的历史、政治作品的语调和严密的、科学的、强调规律的政治经济学语调之间存在看似不可逾越的鸿沟，马克思著作的两种不同类型本不会如此令人困惑。这样看起来有两种马克思主义——决定论和唯意志论——它们本来没多大关系，除非在一些相当了无生气的争论中，比如向共产主义的过渡是否是个科学的问题，或是辩证唯物主义是否是历史理论的组成部分，这些问题很多是由恩格斯提出的并在斯大林那里变成了教条。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英文版的导言中，马克思列出了指导他进行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原则。这有助于解释马克思在建立理论大厦时遵循的规则，并揭示历史和理论之间的差距来自何处。我认为马克思在写《资本论》的时候被这些规则严格地（如果有人想批评的话，某种程度上我就是，我们应该说是“教条地”）限制住了（而且没有比第二卷更好的体现了）。这个框架让马克思超越了那个时代的特殊性（比如1857—1858年危机的细节在马克思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时激发了他的灵感），产生了一个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尝试性（虽不完善）的替代理论。他认为，这些规律激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支配下的所有历史和地理变化的动力。但是，得到这个一般理论也付出了代价。马克思确立的一般性理论框架限制了这些规律的适用性，我们需要花很大工夫才能理解特殊的历史运动和重大事件。[12]
　　马克思追求真正科学的政治经济学，他希望这门学科能有类似于物理和化学知识结构那样的力量。马克思认为，即使考虑了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质，价值和剩余价值的规律能和自然法则一样起作用。他好几次将价值比喻为地心引力。更好的比喻是流体力学规律，它是所有关于大气与海洋动力学的理论基础，也是不可胜数的其他种类流体运动现象的基础。流体力学不能被不加任何改变而机械地用来预报天气或分析气候变化，即使这样也还有很多不能解释的情况。马克思的资本的运动规律就是这种类型的规律，它没有也不能解释现行经济气候的所有方面，更不必说预测明天的经济形势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没有用。物理学领域中没有人因为流体力学规律不能准确预测明天的天气而无视它。
　　马克思一般的方法是这样的。他假设众多从17世纪就开始研究这个话题的政治经济学家和评论家为理解身边复杂的经济世界作出了真诚的尝试。当然有“庸俗的”经济学家试图为自己生来就享有的阶级特权进行辩护——但是威廉·配第，詹姆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人不属于这种情况。即使是庸俗经济学家，其愚蠢的观点也揭示出了资本内在特性的一些重要方面（就像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西尼尔的最后一小时”的精彩剖析一样）。通过批判性地（运用了辩证法）探索他们的经济理论及其观点的内在矛盾，马克思的目的就如他在《资本论》前言中说的那样，是要对资本的运动规律做出另一种解释。
　　马克思通过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建立起了新的政治经济科学，而没有直接用到历史、人类学和统计调查归纳。这一方法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最为明显，在《资本论》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也存在。马克思引用了很多当局（有人认为过多了，很多情况下我同意这一批评）的资料，以理解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和资产阶级代理人的文献（比如来自马克思所认为工业资本主义最发达的英国的工厂巡视员报告）。那么马克思怎样诠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家的一般方法呢？古典政治经济学是怎样确定研究主题的呢？[13]
　　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

　　生产表现为起点，消费表现为终点，分配和交换表现为中间环节……生产、分配、交换、消费因此形成一个正规的三段论法：生产是一般，分配和交换是特殊，消费是个别，全体由此结合在一起……生产决定于一般的自然规律；分配决定于社会的偶然情况，因此它能够或多或少地对生产起促进作用；交换作为形式上的社会运动介于两者之间；而消费这个不仅被看成终点而且被看成最后目的的结束行为，除了它又会反过来作用于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之外，本来不属于经济学的范围。[14]

　　这段表述是理解马克思《资本论》方法的基础。需要注意的是一般（生产）、特殊（交换和分配）还有个别（消费）之间的区别，这里的一般是确定的、规律性的，特殊是偶然的、视情况而定的（例如社会斗争的结果取决于双方力量对比），个别在我看来是变化莫测的，潜在地是混沌的。同样我们也要注意消费这一“个别”很大程度上在“经济学之外”（就像《资本论》第1页中写到的，可能属于历史王国）。这里的总体框架如表1所示。

表1：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采用的“弱三段论”分析框架



（续表）



　　尽管这个三段论“被公认为是一致的”，马克思说它还只是“肤浅的”。所以他拒绝了这个三段论，而是用辩证法研究了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怎样在构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关系总体中结合起来。马克思对生产和消费、生产和分配、生产和交换的内在辩证关系进行了一系列讨论后得出了结论。生产、分配、交换和消费“构成一个总体的各个环节、一个统一体内部的差别……不同要素之间存在着相互作用。每一个有机整体都是这样”。[15]马克思所想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有机整体（总体）并不完全是黑格尔式的（尽管它来自于对黑格尔概念的革命性改造，而非仅仅是简单地颠倒过来使用）。它的结构是生态系统的，由葛兰西和列斐伏尔所说的不同时刻的“总体”或德勒兹所说的不同时刻的“组合”的关系组成。马克思抱怨道：“对于一个黑格尔主义者来说，把生产和消费等同起来，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不仅社会主义美文学家这样做过，而且平庸的经济学家也这样做过。”[16]
　　读者也许期待马克思用辩证法和有机的理论来构建他的替代理论。但是从《资本论》的写作实践来看，即使他使用有机的思维和辩证的—关系性的分析来建构他的批判和探索另一种理论，很显然他最后还是遵循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三段论架构框架。他始终尽可能地贴近资产阶级关于生产一般的规律层次的概念，排除了具有“偶然性”和社会特殊性的分配和交换（直到在第三卷的最后部分才进行了讨论），至于混乱的消费的个别性当然更是如此。因此第一卷和第二卷都假定剩余价值怎样在利息、地租、商业利润、生产利润和税收之间进行分配并不重要。他还假设除了劳动之外，所有商品都按自身价值进行交换（消费者的需求总是能以让价值得以顺利实现的方式表现出来）。这也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中没有消费理论的原因（这是很不幸的缺失，尤其是目前消费在美国的经济活动中大约占了70%。相比之下，中国的这一数字是30%，也许更接近马克思所处时代的一般水平）。
　　更有意思的是，第一卷中对劳动的分配份额的特殊形式——工资进行的研究非常薄弱。对于劳动力价值的决定因素的讨论用了两页纸，马克思先列出了很多因素（从气候到阶级斗争的情况再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然后说劳动力与其他的商品不同，因为它包含了道德因素，但是在一定社会一定时期内它的价值是已知的。后面的分析按照劳动力价值固定的假设（我们知道它从不是这样的）进行。之后关于工资的章节少得可怜。马克思没有尝试建立工资决定理论，他所做的只是无数次地重复剩余价值理论，并探究计时工资或计件工资对剩余价值的掩盖。他还写道，当国家间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不同因此劳动力价值不同时，贸易问题需要研究。
　　在第二卷中，马克思同样分析了资本的商品和货币循环而没有提及分配——货币资本的利息和商业资本的利润——而且排除了对信用制度的分析，尽管他无数次地承认信用是必须的而且当信用被纳入考虑范围后所有情况都会发生变化。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在分析中发现了对这种情况的排除，几乎每次的原因都是它不属于马克思唯一关注的一般性的范畴。整部《资本论》都是这样。马克思在第三卷看似重要的“信用和虚拟资本”这章的开头写道：“详细分析信用制度和它为自己所创造的工具（信用货币等），在我们的计划之外。在这里，只着重指出为说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一般的特征所必要的少数几点。”[17]
　　在这里我要提出一点警告，这个排除有时是过分的（比如对劳动力价值的决定，马克思应该做出说明）。面对这样的情况，马克思通常的做法是对问题做一个简短的描述（比如与自然的关系或工人的消费需求），然后在回到对生产一般的研究之前加入一些关于问题重要性的声明。马克思在这样的问题上几乎不费过多的笔墨（很少超过几段话，有时甚至只有一两句话）。
　　那么，在自己已经有了辩证的、关系的和有机的方法去理解资本如何发挥作用的情况下，马克思为什么还要如此严格地坚持资产阶级的知识结构呢？我对此也没有很好的解释。我能肯定的是他确实这样做了（由文本得出的证据不容置疑）。我最好的假设是，马克思根本的意图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用古典政治经济学自己的术语批判它本身。所以为了说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内在矛盾和不足，他不得不接受了这些术语的一般性质。因此如果资产阶级理论家事先假定了一个非强制的自由市场，那么马克思也需要这样做（就像他在第一卷第2章中所做的那样）。如果一般、特殊和个别之间的区别是资产阶级思维模式的基础，那么马克思也需要使用这个基础。这是我能给出的唯一答案，但还是不能完全让人满意，因为马克思接受了一些资产阶级的术语而拒绝了其他的。比如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没有涉及供给和需求或效用的问题（我们不久将看到他为什么这样做）。他从不对自己选择的逻辑进行解释。很明显他通篇都作出了这样的选择。
　　一般、特殊和个别这三个层次并不是故事的全部，还有第四个层次——普遍性——涉及与自然的新陈代谢关系。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把生产视作“包裹在独立于历史之外的永恒的自然法则中”的做法表示了强烈反对。马克思反对把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自然化”，从不放弃任何抨击这种自然主义观点的机会（包括李嘉图学派和马尔萨斯学派认为利润率注定会下降是因为自然资源的缺乏和地租上涨的观点）。马克思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不能用自然法则的普遍性解释。
　　虽然马克思同意“资本主义生产”是规律般的一般性，他还是拒绝以自然科学的方式将其理解为纯粹“自然”的东西。资本主义虽然是具有规律性的，但是这些规律（包括那些关于私人财产关系的）是人类行为的产物。这些规律应该和我们赖以安身的自然界的法则（如物理、化学还有达尔文的进化论）区别开来。这些自然法则是永恒不变的：我们不能脱离它们。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写道：“劳动作为使用价值的创造者，作为有用劳动，是不以一切社会形式为转移的人类生存条件，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即人类生活得以实现的永恒的自然必然性。”[18]劳动过程“是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一般条件，是人类生活的永恒的自然条件，因此，它不以人类生活的任何形式为转移，倒不如说，它为人类生活的一切社会形式所共有”。[19]我们只能遵循自然法则。
　　马克思科学研究的焦点是揭示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一般规律是怎样形成的，这些规律是怎样起作用的，还有这些规律为什么和怎样变化。马克思希望不涉及我们和自然之间永恒的新陈代谢关系的普遍性来做到这一点。
　　马克思把普遍性、一般性、特殊性和个别性之间的区别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中分离出来，并给它们注入了来自斯宾诺莎和黑格尔的关系的和辩证的意义以及批判性的策略。他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提到，他将它们置于有机总体中以将其变成自己的理论。接下来问题就变成了理解这些不同的“时刻”（moments）——与自然新陈代谢关系的普遍性、剩余价值的生产的一般性、分配和交换关系的特殊性，还有消费的个别性——是怎样相互关联的。他接下来需要说明如何把规律般的生产与其他东西分离开来，以及这样做有什么必要。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主要在生产的一般性这一规律层次上开展分析的。为什么要赋予生产以优先权呢？马克思认为“生产既支配着与其他要素相对而言的生产自身，也支配着其他要素。过程总是从生产重新开始”。[20]这句奇怪的话是什么意思呢？把“支配”自身的生产解释为产品和服务的物质生产，或是具体的劳动过程，甚至是商品的生产都是错误的。非常不幸的是，这是个十分常见的误读，导致了对马克思认为社会关系、思想、人类欲望等是由物质资料生产决定的说法的误解。这是生产主义和物质主义的误读，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
　　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占主导的生产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剩余价值是社会性的，而不是物质性的关系。说到底，《资本论》第一卷的核心是剩余价值的生产。资本对物质劳动过程的动员是为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当马克思说在“生产的对立性定义”中，生产支配其自身的时候，他的意思是生产剩余价值的具体的物质劳动过程在所有方面是最重要的。不产生剩余价值的物质生产过程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在马克思宏伟的计划中，这意味着为他人生产剩余价值的社会需要扭曲和支配了人的感觉器官通过劳动过程所能获得的解放的潜能。这个结果是对人类自身潜在生产力和创造力的普遍异化。《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和《资本论》中一些最有说服力的章节再三强调了这点。
　　简言之，通过资本循环进行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是规律般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没有剩余价值，就没有资本主义。这是马克思对古典政治经济学做出的根本性突破。马克思继续写道：“交换和消费不能是起支配作用的东西，这是不言而喻的。分配，作为产品的分配，也是这样。而作为生产要素的分配，它本身就是生产的一个要素。因此，一定的生产决定一定的消费、分配、交换和这些不同要素相互间的一定关系。当然，生产就其单方面形式来说也决定于其他要素”。[21]这里“单方面的”是指物质劳动过程而不是社会剩余价值的生产。那么这里的“决定”是什么意思呢？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事实上采取了以下形式：各种各样可能的、偶然的分配和交换结构和多样化的消费体制在原则上都是可能的，只要它们不会过度限制或破坏规模不断扩大的生产剩余价值的能力。比如说，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相对比较平等的社会民主的分配结构，可以与20世纪80年代智利的残忍的、不平等的、威权的新自由主义分配结构并存——只要这两个地方都有剩余价值的生产。从剩余价值生产的一般规律并不能直接推演出唯一的分配模式、交换体系或特定的消费文化体制。但是——这是个很重要的“但是”——它的可能性不是无限的。在任何时刻，包括与自然的关系，如果出现了过分地限制或破坏剩余价值生产能力的情况，那要么资本将不复存在，要么总体关系必须作出全面调整。这就是“决定”的含义。
　　这样的调整可以逐渐发生，常见的是通过竞争、国家干预或是不均衡的区域发展实现的。不均衡的区域发展是指世界经济中在剩余价值的生产方面一个地区胜过其他地区时发生的配置转变（就像目前的中国和20世纪80年代的日本、德国那样）。变化也可以通过剧烈的动荡实现：因此区域性或是全球性的危机甚至是战争都有作用（请注意：我不是说所有战争和武装冲突都是因为这个原因发生的）。
　　分配、交换和消费彼此之间相互影响，但它们也影响剩余价值的生产。马克思承认，这样是因为一个很简单的理由：“在分配上出现的是地租、工资、利息和利润，而在生产上作为生产要素出现的是土地、劳动、资本。”[22]马克思指出资本本身“被提出了两次：（1） 作为生产要素；（2） 作为收入源泉，作为决定一定的分配形式的东西……同样，工资是在另一个项目中被考察的雇佣劳动：在雇佣劳动的场合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所具有的规定性，在工资的场合表现为分配的规定”。[23]所以虽然马克思认为分配层面（实际工资、利润率以及利息率、地租、税收、商业利润等特殊性）是不确定的、偶然的，从而没有规律般的性质（尽管不排除对经验和历史的概括），他还是突出了土地、雇佣劳动、资本、货币和交换在规律般的剩余价值生产中的重要地位。结果是生产要素在其当事人和报酬被排除在外时显得格外突出（这在第二卷中最为明显）。这让很多学生有了疑问：政治经济学理论中的当事人都在哪里呢？答案是马克思在这里沿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逻辑，他在历史著作中就没有这样做。
　　接下来让我们更仔细地看看马克思是怎样严格地（教条地？）把特殊性和个别性排除在他的一般理论之外的。

交换的特殊性


　　在《资本论》第一卷第2章中，马克思假定“人们在自己的社会生产过程中的单纯原子般的关系，从而，人们自己的生产关系的不受他们控制和不以他们有意识的个人活动为转移的物的形式”。[24]马克思在这里接受了斯密的完全竞争市场中“看不见的手”的观点。马克思建立的资本的运动规律也遵循这个虚构的假设。我们知道，结果是马克思对自由市场的乌托邦提出了令人信服的理论批判。马克思说，一方面资本家变得更为富有，另一方面工人变得更为贫困，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样的体系不可能像斯密设想的那样产生让大家都受益的结果。
　　完全竞争市场的乌托邦式的愿景从来没有也永远不会实现。但是当交换不符合乌托邦式的愿景时会发生什么呢？有两方面需要格外注意。

供给和需求


　　很多第一次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学生会问：供给和需求怎么样了？马克思给出的答案是：“假定供求相抵，而其他条件不变，价格的波动就会停止。这时，供求也不再说明任何东西了。”比如劳动的价格，“在供求相抵时，劳动的价格就是它的不依赖供求关系来决定的价格，即它的自然价格”。[25]在大多数情况下，马克思着眼的都只是古典政治经济学假设的所谓的“自然”或均衡价格。鞋子的成本平均说来比衬衫价格高，这和鞋子相对于衬衫的需求差异没什么关系。因为这是由包含的劳动量（包括过去的和现在的）所决定的。供给和需求还有价格的波动对经济达到均衡状态很重要，但是均衡在哪里可以达到并不能用它们来解释。
　　但是我们知道不管是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中，供给和需求不会总是处于均衡状态。这有很多系统性的原因，比如信息和权力的不对称还有政治上对货币汇率的管理（例如中国就是这样）会扭曲价格，使情况与马克思遵循斯密的假定在理论上推导出的发展路径大为不同。马克思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假设把这种扭曲排除在外，但有时因为系统的相关性他还是会把这些因素加入到思考中，比如在劳动价格问题上，他说：

　　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它的积累一方面扩大对劳动的需求，另一方面又通过“游离”工人来扩大工人的供给，与此同时，失业工人的压力又迫使就业工人付出更多的劳动，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使劳动的供给不依赖于工人的供给。劳动供求规律在这个基础上的运动成全了资本的专制。[26]

　　然而一旦当工人发觉了这一点，并且通过工会建立制度和机构来保护自己的利益时，

　　资本和它的谄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闹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27]

　　但是，在《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中，关于均衡假设为什么不能成立的问题，我们发现了更有力的解释：如果资本要存续下去，那么供求关系不均衡这一点不仅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必要的。这是因为资本可以调动的总需求为c+v（这是资本花费在工资和购买生产资料上的部分），总供给是c+v+s（这是生产的总价值）。资本的目的是使剩余价值最大化，因此扩大了需求和供给之间的差额。所以，到哪儿去找到额外的（有效的）需求，来购买剩余价值呢？马克思在后面的第9章中提供了非常有趣的答案。


竞争的强制规律



　　“竞争的强制规律”在《资本论》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写道：“竞争一般来说是资本贯彻自己的生产方式的手段。”竞争“使资本的内在规律得到贯彻，使这些规律对于个别资本成为强制规律。但是它并没有发明这些规律。竞争实现这些规律”。[28]其他力量建立起资本运动的内在规律，竞争仅仅是执行者和实施者，就像供给和需求那样。
　　例如，关于绝对剩余价值和工作日的延长，马克思所描述的骇人听闻的做法的传播并不依赖于个别资本家的善意或恶意。“自由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对每个资本家起作用”。[29]关于相对剩余价值，生产力的创新也同样由争取市场优势的竞争推动的。马克思说：

　　这里不考虑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规律怎样表现为资本的外部运动，怎样作为竞争的强制规律发生作用，从而怎样成为单个资本家意识中的动机。然而有一点一开始就很清楚：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但是，为了理解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每个资本家都抱有提高劳动生产力来使商品便宜的动机。[30]

　　在考虑迫使个别资本家把剩余价值的一部分追加投资用于扩大再生产的动力时，马克思用了相似的方法：

　　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使投入工业企业的资本有不断增长的必要，而竞争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规律作为外在的强制规律支配着每一个资本家。竞争迫使他不断扩大自己的资本来维持自己的资本，而他扩大资本只能靠累进的积累。[31]

　　利润率平均化的压力对推导利润率下降理论是很必要的，类似地可以推测竞争的强制规律的作用。
　　但是，当竞争的强制力由于某些系统性的原因而失效时，会发生什么呢？马克思认为竞争总有导致垄断的趋势。但是垄断、寡头和资本集中的出现也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如果某个生产领域因为对初始资本的数量要求很大（如建设铁路），那么进入这个特定生产领域的壁垒就很高，此时“资本集中的规律”在信用制度的支持下会发挥作用。事实上，任何明显符合规模经济的生产领域都会产生一些类似寡头的情形。对此，我加入了自己的看法：在一个运输成本高昂的世界，地方工业（即使是小规模的工业）是免受竞争威胁的。运输成本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下降（集装箱化是这一过程的无名英雄），显著地改变了竞争的地理特性。
　　接下来有两点比较重要。当垄断和寡头组织占据支配地位时，资本运动规律（甚至价值本身）会发生改变。这反映在20世纪60年代由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还有法国共产党提出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中。列宁描述了帝国主义和垄断资本主义相互联合的特殊构造，其动力机制已与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阐述的规律相去甚远。[32]这是资本运动规律本身发生变化的一个例子。
　　但是，垄断阶段之后通常会进入另一个阶段，这时竞争的强制规律的恢复成为主要的政治关切。20世纪7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国家普遍经历了这个过程。毕竟，这是新自由主义的中心议程。资本家经常抱怨竞争是“破坏性的”，但是垄断很容易产生“滞胀”，就像巴兰和斯威齐所说的那样。资本主义国家的政策经常试图在垄断（通过对经济“制高点”实行国有化）和竞争（通过反兼并、反垄断立法，以及或情愿或不情愿地走向私有化和全球化竞争）两者之间保持平衡。
　　在供给、需求和竞争都存在的情况下，问题就在于它们的执行力了。毕竟，如果没有有效的执行力，规律就没有任何意义。每当这个问题在《资本论》中出现时，就像第一卷讨论“资本集中的规律”时，马克思的典型做法是避开问题，并说“不可能在这里加以阐述”，[33]尽管他认为集中化在信用制度和股份公司的帮助下“成为社会积累的新的强有力的杠杆”。[34]这并不有损马克思研究分散化竞争下的规律的意义。但是，当考察这些规律在实践中能否很好发挥作用，为什么这些规律会发生变化时，执行力是很重要的。分散化的竞争和集中的垄断之间悬而未决的冲突，在特定情况下甚至会导致危机。

分配的特殊性


　　分配的特殊性和资本运动的一般规律之间的关系就更有意思了。尽管马克思认为当分配直接影响生产时，应该将之纳入这些规律，但这只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发生（当然，尤其是第一卷中关于工资和利润相对份额的内容）。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排除了一切关于剩余价值怎样分配为地租、利息、商业资本利润和税收的研究；在第二卷中，尽管马克思无数次地强调了信用和利息的重要性，他还是避免了对它们的研究（地租和商人资本的利润也一样被排除在外了）。他强调了商品资本的循环，却很少提及商业资本的利润。因此在教学过程中我发现，把第三卷中关于商人资本（马克思理解为商品经营资本和货币经营资本）的所有材料加入到第二卷关于货币资本和商品资本的循环（生产资本的循环在第一卷中已经研究过）的纯技术性描述中是非常有意思的。这样一来，不仅将技术关系与阶级当事人的概念联系起来，而且也展现了恩格斯曾担心第二卷中如此缺乏的革命前景。
　　例如，第二卷论证了剩余价值的生产（在劳动过程中）和剩余价值在流通中的实现之间可能存在的鸿沟。如果商业（商品）资本的力量足够强大——比如沃尔玛——那么大部分已生产的剩余价值就可能由商人来实现。货币资本家也能分到一大块肉，地主和收税者同样如此，留给直接生产者微薄的利润（因此只看生产部门的货币利润就试图估计利润率下降的做法是十分错误的）。组织起来的劳动者，有时似乎能通过生产场所的斗争获得更多一部分价值，但最终往往还是要还给资产阶级整体：乱要价的零售商、兜售债券的银行家和金融家、地主，当然还有收税者——他们擅长向穷人征税，然后通过大手笔的减税和慷慨无比的补贴把剩余价值返还给企业和资本家。
　　马克思在《资本论》通篇都说，商人资本和生息资本是先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的 “史前”形式的资本，土地所有权也一样。接下来的问题便是理解这些先出现的榨取剩余的方法是怎样屈服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的。高利贷对腐蚀封建主义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它需要变革成自由运作的货币市场中的生息资本；商人曾经通过贱买（或通过抢劫和偷窃）贵卖获利，可现在却只能通过服务于剩余价值的生产和实现，占有剩余价值中属于自己的一部分；土地和资源的租金相对于超额剩余价值的生产条件来说是固定的，而租金的水平可以引导资源和土地流向能实现剩余价值最大化的使用方式。这大体上就是马克思研究分配的这几个方面的思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规律约束着分配的安排和份额（或者像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所说的，剩余价值的生产“支配”着分配）。
　　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金融家、商人和地主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比产业资本家更有权力。然而，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马克思只将他们的报酬视为对从生产中剥削活劳动得到的剩余价值的扣除。因此，分配制度影响了生产的一般性，以马克思不情愿的方式。

消费的个别性


　　剩余价值的生产取决于消费对剩余价值的实现。因此，作为一个一般范畴，消费不能被排除在政治经济学之外，因为它“会反过来作用于（资本积累的）起点并重新引起整个过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马克思用几页纸说明了消费和剩余价值生产之间的关系。他说区分以下两者是很重要的：（a） 原材料、中间投入品、机器、能源等资本家为开展劳动过程而进行的生产性消费；（b） 构成每个社会秩序的工人、资本家和各种“非生产阶级”（军队、国家公务员等）的个人“最终”消费。消费对以商品形式生产的剩余价值的实现是非常必要的，但是需求要以支付能力作为保障。简单来讲，资本家只承认一种需求：有效需求。
　　那么在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之外还有什么呢？把消费视作“个别”就是把消费当作一种理性计算范围之外的事物，也就是说它是潜在地不可控制的、混乱的和不可预测的。因此，想法、需求和欲望的实际状况（还有日常生活中的品质和政治活动）都在一般理论之外。资本不知道要生产什么样的使用价值来满足最终消费，人们是否想要马匹、马车还是宝马汽车都无所谓。资本家似乎对消费者说：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任何你想要的，我们都可以生产。从而实际消费模式在历史上和地理上的发展，还有文化生活方式的问题都被回避了。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假定有效需求总是存在的，商品（除了劳动力）按照自身价值交换。这让马克思得以建立起了关于资本积累的一般理论，这一理论适用于完全不同的最终消费体制。这就是将所有使用价值的特殊体制抽象掉的优势所在。要是马克思把自己局限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消费习惯中，我们现在就不会以我们的方式来阅读他的文本了。
　　可是，也有一些起作用的一般力量需要进一步阐释。如果一个商品的使用价值已不再被人们需要、喜爱，那这个商品就没有了价值。因此必须刺激新的和旧的用途与需要，来保证积累进行下去。问题在于，“商品爱货币，但是‘真爱情的道路决不是平坦的’……某种产品今天满足一种社会需要，明天就可能全部地或部分地被一种类似的产品排挤掉”。[35]自马克思的时代以来，一个巨大的产业发展起来了，它通过时尚业、广告业和对生活方式选择的强调等，刺激需求。但是人类的好奇心和欲望并不是一张等待书写的白纸。只需要给一个孩子一台iPad，看他多么乐意去玩，你就能看出，史蒂夫·乔布斯在理解人类需求和欲望这方面的精明丝毫不逊于他所拥有的高超技术能力。
　　操纵和调动人的欲望一直处在资本主义历史的中心，但马克思把它排除在了政治经济学之外，认为这属于历史研究的范畴。不过，它并非完全处于理论思考之外。
　　例如劳动者可以选择怎样花钱和用钱买什么，因此知道他们的想法、需求和欲望就变得非常重要。马克思认为，为了在不同的经济部门之间保持必要的均衡，资产阶级必须操纵大众消费，以使工人的消费相对于资本主义积累是“合理的”。资产阶级的博爱于是经常体现为教导劳动者的消费习惯，使之有利于积累。最明显的例子是后来亨利·福特的做法，他在自己的工厂里引入了八小时工作日和每小时收入五美元的制度，并利用社会工作者监控和引导工人的消费习惯。奢侈品和工资品之间的差别也变得很重要，因为资产阶级和工人消费的动力有本质上的不同。
　　在整部《资本论》中，消费影响生产的各种方法大部分是以正规和专业的术语来说明的，而不是将它们描述为有自身动力的社会关系和日常生活方式。马克思避免具体描述任何最终消费习惯的属性和形式，也避免提及任何文化偏好、时尚和审美价值或人类欲望的冲动（比如性欲在塑造消费方面的作用）。但是，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十几年前满大街都是自行车的国家，目前却是宝马汽车最大的市场？我们能从马克思的一些阐述中清晰地找到解释。
　　因此，马克思留给我们的一部分工作是对当代的消费主义找到比目前更好的解释。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方法论在解释消费方面不太有效（马克思反对把太多消费的例子加入到政治经济学领域中可能也是出于这个原因）。这同样适用于生产性消费——在商品生产的劳动过程中用劳动消费原材料。控制劳动者在工作中的个性的困难已经被认识到了（尤其是在马里奥·特隆蒂和安东尼奥·奈格里的作品中），正是这种个性蕴含着巨大的革命性潜力。[36]
　　在当代，大量对消费和消费主义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化领域；但不幸的是它们之中大多没有将其置于马克思构想的总体关系之中。确实，很多研究都反对资本积累的规律性。很明显，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反对是正确的，马克思认为消费是个别性而不是一般性也是因为这个道理。但是，马克思的历史著作的最终目的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作为一个演进的有机整体来理解（与强调规律的政治经济学相反），因此任何对当代形势加以理解的尝试，都要求我们把消费、政治主体性和个体的审美、文化、政治偏好加入到研究框架中——作为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基础和补充，而不是作为替代品。
　　当然，人类的欲望世界无法摆脱资本的运动规律的显著影响。资本改变物质世界的方式，影响了我们的精神理念、心理、想法、需求、欲望和自我认识发生变化的方式。当资本的运动规律使郊区化成为了对过度积累这个固有问题的回应时，品位、偏好、想法、需求、欲望和政治主体性也会随之改变。一旦这些成为了一种文化的一部分，文化偏好的刚性会对革命性的变化造成重大阻碍。例如，如果为了给资本积累开辟新道路，或者是为了向社会主义过渡而需要进行再城市化，就需要发动革命和拒绝郊区的生活方式，那么需要首先面对并最终克服的便是强大的支持郊区生活方式和文化习惯的选民。

　　不可否认的是，马克思在三卷《资本论》的大部分中使用的是源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浅显的三段论”式的理论框架，而且把研究限制在纯粹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一般性层面上。在我们看到的文本中，马克思忽视和经常排除了关于普遍性（与自然的关系）、特殊性（交换关系和分配）和个别性（消费和消费主义）的问题，即便他在很多研究计划（比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承认需要进行更多的研究——比如关于竞争（事实上在第三卷中关于这个问题的章节并没有太多的信息）、国家和世界市场——来完成他的计划。当马克思在《资本论》中遇到研究框架不起作用的地方后，正如我们将要在生息资本循环的章节中看到的那样，他最终克服了不足。但是马克思没有尝试去重新说明在分析框架失效的地方加入新情况后，资本运动规律可能是什么样的。
　　《资本论》第二卷基本上完全是按照“浅显的三段论”的框架写的，马克思向这个框架中加入他所有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他几乎不敢跳出这个框架。尽管在一些方面研究得很深入和有启发性，马克思描述的理论世界在其他方面被严格地束缚住了。在一般性方面的严格限制让马克思对资本的理解超越了他所在的时代的历史特殊性。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至今仍能阅读马克思著作的原因——即使是第二卷——而且还能够理解很多他想要表达的内容。另一方面，很难将这个框架直接用于分析我们的现实状况，这也是我们将要进行的工作。然而，如果我们能理解马克思给自己的一般理论施加的限制和在这样的限制下这些理论能为我们做什么，我们就能更深入地理解这部著作的性质。这是我提出的阅读第二卷的核心精神，也是我现在所面临的令人兴奋但是十分艰巨的任务。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9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5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743—74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5] David Fernbach，80.

[6]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十卷，第53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二卷，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4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0] 对这一卷唯一的研究是Christopher John Arthur and Geert A.Reuten，eds.，The Circulation of Capital：Essays on Volume Two of Marx's Capital （London：Macmillan，1998）。

[11] K.Marx，The Eighteenth Brumaire of Louis Bonaparte （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63）； K.Marx and V.I.Lenin，The Civil War in France（New York：International Publishers，1989）.

[12] 更详细的争论参见David Harvey，“History versus Theory：A Commentary on Marx's Method in Capital”，Historical Materialism 20：2（2012），3—38。

[13] 马克思对自己观点的叙述很容易和他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混淆起来。例如，《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说利润率的下降是“现代政治经济学中最重要的规律”，提到的第一个例子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马克思多大程度上接受这一规律是个有待解决的问题，需要对马克思的著作做深入研究才能解决。总的来说他接受了规律的主要内容，但是对规律的作用机制做了新的阐述。

[1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2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1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三卷，第450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强调是作者加的。

[18]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5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1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21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0]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6—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上册），第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1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6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6]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7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7]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7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四十六卷（下册），第27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29]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31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0]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368—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1]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68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2] Paul Boccara，Études sur le capitalisme monopoliste d'État，sa crise et son issue （Paris：Éditions Sociales，1974）； Paul Baran and Paul Sweezy，Monopoly Capital （New York：Monthly Review Press，1966）； V. I. Lenin，“Imperialism：The Highest Stage of Capitalism”，in Selected Works，Vol.1 （Moscow：Progress Publishers，1963）.

[33]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72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4]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72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5] 马克思，《资本论》，第2版，第一卷，第1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36] Antonio Negri，Marx Beyond Marx：Lessons on the Grundrisse （London：Pluto Press，1991）； Harry Cleaver，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 （Leeds-Edinburgh：Anti/Theses/AK Press，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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