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2010）
反思和预测
如果你已经读完了《资本论》第一卷，那么重新回到开始部分并再次阅读第一章可以说是一个好主意。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你将发现自己在重新阅读时会受到不同的启发。直到此时，你会发现书中的内容更容易被理解了。当我第一次重读《资本论》时，我也发现它的内容更有意思了，甚至感觉阅读起来简直更加有趣了。随着是否能坚持读到这部巨著结尾部分担心的消失，我逐渐放松了下来，并且真正欣赏到了所有在我第一次通读中忽略掉的细微之处（包括脚注、旁注和参考文献）。用图解法重新浏览全文也会有所助益。它有助于我们巩固某些观点性的理解。当在我出考试试卷时，有时我会提出一个基本概念，并要求学生对这一概念是如何被融入并分析出整本书的结构进行评论。很多次我曾经问道，你是否遇到过拜物教的概念？商品和货币是显而易见的现象。但是为什么资本家会迷恋机器，而且，所有那些内在的劳动力（如劳动的合作、分工，精神的能力和力量）为什么会作为纯粹的资本力量而如此经常地出现？（是否“出现”一词总是代表一个拜物的时刻？）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需要我们在阅读全书的过程中给予关注，例如异化的概念（对于这一概念，我们可以试着从关于原始积累的最后部分着手，并按照文本中的内容向前追溯来加以研究！），过程和事物之间的关系，逻辑历史的交叉（是否是一种混乱？）和其他类似的问题。
然而，在这里，我想展望一些马克思通过扩展他在第一卷所建立起来的框架的逻辑含义从而在《资本论》的其他卷次和其他地方所讨论的问题。我想这样做是公平的，因为正如我在本书开始部分所提出的，马克思只是要将他在第一卷中的大部分论述作为一个理论的和概念的基础，而这将保证他进行更广泛的研究。资本主义普遍存在的矛盾的不时发作，和它们预示的危机爆发的可能性，为他提供了可能的研究方向。由此也可能得到一些政治意义上的启发，即，资本家阶级的政治可能会怎样，以及政治斗争中的主要内容将会发生什么变化。
《资本论》第一卷检验了资本的循环过程，这一过程如下：
起点是货币，资本家带着货币进入市场，并且购买了两种商品，劳动力（可变资本）和生产手段（不变资本）。资本家同时选择了一种组织形式和一种技术，并在生产商品的劳动过程中将劳动力和生产资料结合，生产出的商品随后将在市场出售，以换回预付的货币和一份额外的利润（剩余价值）。受竞争强制规律的驱使，资本家们表现为（我是按照马克思的原意使用了“表现为”这个词）被迫再投入所赚取的剩余价值的一部分以创造更多的剩余价值。“为积累而积累”和“为生产而生产”成为资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如果资本没有达到极限或遭遇不可逾越的障碍的话，它就会永远带来几何倍数的增长率。而当资本达到极限或遭遇到不可逾越的障碍时，资本就会面临积累的危机（这可以被简单地被定义为增长乏力）。世界各地的资本主义发展史充斥着这种危机，有时是地区性的，有时则是资本主义体系性的危机（例如在1848年、1929年和2008年爆发的危机）。资本主义能够生存到今天的事实证明了资本积累具有一定的流动性和灵活性，这是马克思所反复强调的特点，这种流动性和灵活性已经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资本积累能够克服并回避遇到的限制和障碍。
对资本流动更加严密的考察可以保证我们能够识别某些障碍潜在的地方，这些地方会是严重的干扰和危机的来源。让我们逐一进行分析。
（1）最初的货币来自哪里？
这是一个马克思在解释原始积累时首先要回答的问题。原始积累在文中许多地方被详细提及，在第八部分也是这样，这部分直接讨论了原始积累的起源。但是，由于前期创造的越来越多的剩余价值被转变成新近形成的资本，所以，当期越来越多的投资来自前期的剩余。然而，这并不排除由原始积累的持续所带来的货币的额外增长的可能性，或者，我更愿意在其所处的现代环境中称之为“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如果只是前期的积累作为资本而被投入当期的扩大生产中，那么经过一段时间后，个人手中的货币资本的积聚程度一定会越来越高。但是，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存在资本集中的方式，这种方式更多地是借助信用体系做到的，信用体系可以保证将巨大的货币力量迅速集中到一起。在股份公司和其他公司组织形式中，巨额货币的力量就被聚积在少数指挥者和管理者的控制之下。兼并和并购一直是一种大型商业行为，这种商业行为能够引发新一轮的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被进行资产剥离的企业会解雇工人，正像私募股权曾经的做法）。同时还存在各种各样的大企业吞并小企业的伎俩（正如马克思曾经富有远见地提出的，国家调控经常成为这种做法的辅助手段）。为大企业的发展让路（超市连锁店和农业联合企业）而进行的对小经营者的剥夺（邻近的商店或家庭农场）通常会得到信用机制的帮助，这已经是一个长期惯例了。所以，关于可以用于投资的货币资本的组织、整合和集中的问题从来都没有消失。由于某些经营活动规模较大，例如建设一座钢铁工厂，修建一段铁路或开发一条航线，存在“进入的壁垒”，甚至在生产能够正式启动前，也需要大量货币资本的先期投入，所以使信用体系具有了另一个附加的重要性。只是在相对近期的时候，像联合资本的私人公会这样的组织才开始取代国家承担大规模的基础设施项目，例如，连接英国和欧洲大陆的海底隧道。正像马克思在关于机器的那一章中所提出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逐渐深入的同时，这种基础设施项目变得越来越有必要了。资本集中和分化的过程，明确了资本不同派别之间和资本与国家之间（例如，关于垄断势力的问题）的斗争范围。货币力量的大规模集中，对阶级斗争的动力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轨迹产生了全面的影响。如果说没有其他影响，至少它以等待的能力赋予了享有特权的资本家阶级许多要素（资本家阶级自身是通过集中加以巩固的），因为他们拥有的纯粹的货币力量一直以小生产者和工薪劳动者经常被忽略的方式对他们进行控制。但是，相互矛盾的因素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中，日益增长的垄断力量正在减弱竞争强制规律的调节作用（特别是创新），而且这种情况会导致经济停滞的出现。
（2）劳动力来自哪里？
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对这一问题给予了很多的关注。原始积累将劳动力作为一种商品释放到市场中，但是此后，在一个给定的技术水平条件下，扩大生产所需要的额外劳动，或者来自上一轮通过节省劳动的技术变化所释放出来的对流动形式的后备劳动者的清理，或者来自在停滞的后备大军中调动的潜在形式的或极端因素的劳动者。马克思多次提到从农村调动农业劳动者或农民和前期被排挤的妇女和儿童进入劳动力大军的能力，这对于保持资本积累的永久性是至关重要的。为了使这种情况能够发生，必须存在一个持续的无产阶级化的过程，这就是，在贯穿资本主义的历史过程和地理范围中，凭借一种或另一种手段的持续的原始积累。但是，劳动后备军也可以通过由技术革新导致的失业产生。马克思的研究显示，永久的积累需要以劳动力的永久剩余为条件。在积累过程之前，这一劳动后备军似乎可以被定位为就像一个冲击波。必须总是存在足够的和可获得的劳动力。劳动力不仅必须是可获得的，而且还需要被管制，并具有所要求的素质（例如当需要的时候的，必须是熟练的和灵活的）。
如果由于任何原因而使这些条件不能被满足，那么，资本将面临持续积累的严重障碍。或者劳动的价格会升高，因为这没有受积累动力的干预，或者持续积累的欲望和能力都会出现乏力。劳动供给的严重障碍，或者是由于绝对的劳动稀缺状况引起的，或者是由于强有力的劳动组织的崛起（工会和左翼政党），都会造成资本积累的危机。对于这一障碍的一个明确反应是资本通过拒绝再投资而在事实上造成了打击。这等于故意制造了一个积累的危机，因为这样才能产生足够的失业工人以保证资本能够管制劳动。然而，这种解决方法对资本和劳动都是有代价的，所以资本家显然倾向于走其他路径。这引出了问题的政治性。如果劳动组织过于严密而且非常强有力，那么，资本家阶级将试图通过指挥国家工具，或者采用像1973年智利刺杀阿连德和社会主义分子的做法，或者采用美国和英国曾经使用的政治手段，以做到皮诺切特、里根和撒切尔政府曾经所做的一切，即摧毁劳动组织并粉碎左翼政党。这是绕过障碍的一个方法。另一条路径是使资本更具有活动性，这样它就能够移动到有无产阶级存在或者人口能够被直接无产阶级化的地方，这正是过去三十年在墨西哥和中国发生的情况。开放的移民政策甚至是由国家组织推行的移民策略（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在许多欧洲国家都曾经使用的做法）也提供了另一种选择。用这种方法回避劳动供给障碍的一个后果是，将有组织的劳动推到了反对离岸外包工作和实行开放移民政策的立场上（并且在更普遍意义上分化了公众），它会因受到国内工人阶级反移民运动的阻碍而遭遇失败。
劳动供给政治中相互矛盾方面所引起的问题，不仅包括劳动力价值的问题（它取决于在一定的生活水平下，为满足劳动力的再生产，所提供的工薪商品的状况，其自身对于由阶级斗争的状态而下的定义是脆弱的），还包括劳动力的健康、技能和培训等问题。资本家阶级整体的兴趣所在是，他们既能够对廉价工资商品的供给提供资助，以保持劳动力价值的下降，也会在供给的劳动力素质的提高上进行投资；在后面的这一问题上，国家军队的倾向可以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在贯穿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和地理范围里，这已经成为斗争的核心问题。
除此之外，一些马克思主义者提炼出了一种特殊的危机形成理论，即所谓的利润挤压危机理论，它与劳动过程和劳动市场中关于劳动关系和阶级斗争的一直令人焦虑的问题相关。一旦这些关系对进一步的资本积累设置障碍，那么危机就会随之发生，除非能够为资本找到某些克服或回避那个障碍的方法（或者，更可能是一种混合的方法）。有些分析，像Andrew Glyn（见他与Bob Sutcliffe合著的《资本主义、工人和利润挤压》一书中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对于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和70年代早期发生了什么（特别是在欧洲和北美洲）的解释，是利润挤压理论在现实中的一个精彩事例。当然，对劳动资源的管理和劳动组织与供给的政治，主导了那个时期的政治。资本主义能够在不断克服或回避潜在的积累障碍中生存是偶然的，这也是事实。但是，在这次危机中（2008年），由于所有地方都存在大量的劳动后备军，而且也由于在几乎所有地方，对工人运动的打击已经将工人抵抗降低到了温和的水平，所以几乎没有出现有关利润被挤压的征兆。2008年的危机是很难解释的，除非采取一种迂回的方法用利润挤压的理论加以解释（这一理论存在不同的版本，例如，伊东（Itoh）理论，就是利润挤压理论的版本之一）。
（3）生产资料的获得
当资本家进入市场时，他们需要在这里找到额外的生产资料（不变资本中的额外部分），以满足他们在扩大生产中对剩余部分再投资的需要。生产资料有两种：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的（马克思所说的“生产性的消费”，例如在制造衣服中所使用的能源和布料）中间产品（已经由人类劳动进行了塑造），机器与固定资本设备，包括工厂厂房和实物的基础设施，像运输系统、隧道、港口等所有进行生产所必需的那些东西。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范畴显然是非常广泛的和复杂的。可以简单地说，这些物质投入和条件可获得性的缺乏对可持续的资本积累形成了一种潜在的严重障碍。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马克思指出，如果要保证总体的扩大生产，那么，实现处于我们现在所说的“商品链条”中的某个部分的技术创新会要求其他环节创新的成功。棉花产业的创新要求在棉花生产中的（轧花机）、运输和通讯、化学和工业染色技术以及其他方面的创新。
由此，我们能够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体内部，在投入和产出的复杂结构中，得出被称为“比例失调的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第二卷的末尾，马克思进行了对这种危机怎样形成了一个分为两大部门的经济体，即那些生产生产资料的产业和那些为工人们生产工资商品的产业的详细研究（他后来通过引进奢侈品，将该模型进一步复杂化了）。马克思所展示的是，均衡远不能自动达到，如果资本总是流向利润率最高的地方，那么，螺旋式出现的比例失调会严重地干扰资本主义的再生产，而随后像Morishima这样的经济学家所做的更为复杂的数学研究已经确认了这一点。当今，我们也看到了能源短缺和涨价对资本主义发展动力的明显影响。这种障碍简直就是资本主义体系内永久关注的问题的根源，而且，对克服和回避这种障碍的同样长久的需求通常处于政治活动的最前沿（例如，国家的补助和规划，特别是实物的基础设施，研发活动，通过合并的纵向的整合，等等）。
（4）自然的稀缺
但是，在所有这些的背后，埋伏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这个问题马克思在第一卷中也多次提出，与我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关系有关。资本主义像其他生产方式一样，依赖于丰富的自然赐予，而且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从长期来讲，对土地的消耗以及土地的恶化，与对联合的劳动力的破坏一样重要，因为它们都是所有财富生产的基础。但是，单个资本家只考虑他们自己的短期利益并且受竞争强制规律的推动，在劳动者和土地方面，他们总是被诱惑去占据索取的位置。即使不考虑这一因素，永久积累的发展轨迹也对所谓的自然资源供给的扩展施加了巨大的压力，同时，不可避免的废弃物数量的增长与检测生态系统吸收废弃物而不会使它们变为有毒物质的能力密切相关。在此，资本主义似乎也遭遇了将会越来越难以回避的障碍。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就获得一种弹性，一种突然地跳跃式地扩展的能力，只有原料和销售市场才是它的限制”。
然而，总是存在面对自然中存在的障碍的方法，有些时候是克服这些障碍，而在更多的时候是回避这些障碍。例如，自然资源是技术的、社会的和文化的估价，所以，任何自然资源的短缺，都能够通过技术的、社会的和文化的变化得到缓解。与自然的辩证关系在第十五章“机器和大工业”开始部分的脚注中已被说明，它明确了可能转化的范围，包括了自然本身的生产。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地理范围，已经在这个问题上明显表现出了不可置信的流动性和灵活性，所以，认为在我们与自然之间物质变换的关系中存在绝对的限制，而这些限制是不能通过某些方式被超越或绕开的观点是错误的。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障碍在某些时候是不严重的，而且也不是说，即使不发生某种环境危机也可以克服这些障碍。大部分资本家的政治，特别是在当今，都是保证马克思所称的自然的无偿赐予，既对于资本是容易获得的，也对未来的使用是可持续的。在资本家的政治中，有时关于这些问题的对立程度可以是非常尖锐的。一方面，维持一个不断扩大的低价石油流量的愿望，在美国过去五六十年的地缘政治中一直是核心问题。为确保全球石油供给处于开放状态以供开采，美国已经被拖入了中东和其他地区的冲突中，而且能源政治，仅举一个与自然有至关重要关系的例子，经常会作为一个在国家工具中的主导问题出现。但是，另一方面，低价石油政治已经造成了石油的过度消耗，同时，还出现了全球变暖和一系列其他的空气质量问题（如地面水平的臭氧层，雾霾，特别是在大气层出现的问题以及其他类似的问题），这给人类带来了日益加剧的风险。由能源消费型城市的蔓延所造成的土地使用的恶化，一直是对自然资源稳定消耗的全面支持汽车产业增长的一个障碍。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由吉姆·奥康纳领导，他们创办了《资本主义·自然·社会主义》杂志），把在自然中存在的障碍作为“资本主义的第二大矛盾”（当然，第一大矛盾是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第二大矛盾虽然不能说吸引更多的政治关注，但可以说它与劳动问题一样，正在吸引同样程度的政治关注，这种现象肯定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肯定还存在一种广泛的对政治焦虑和努力的关注，这种关注集中在与自然关系的危机这一观点上，即，用于资本家（城市）进一步发展的原材料和土地的可持续的来源，同时还有浪费水平的下降。
在奥康纳的著作中提出，在20世纪70年代劳工和社会主义运动失败后，作为削弱资本家躁动的武器，资本主义第二大矛盾已经替代了第一个矛盾。这种政治将会持续多久取决于你自己的判断。但可以肯定的是，按照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所提出的框架，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障碍不应被轻视，或被作为次要问题对待。而且在我们的时代中，自然中存在的障碍在很大程度上是令人担忧的，在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中可能存在一种日趋逼近的危机，要成功地回避这一障碍，至少在一段时间内资本无限积累的框架中，就要广泛地采用新技术（例如，新型环境技术的发展和生产这些商品的产业的扩展）。
（5）技术的问题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以及资本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以对组织形式和技术（硬件和软件）的选择为媒介的。我认为，马克思在第一卷尽最大努力将组织和技术变化的冲动来自哪里，以及资本家为什么不可避免地迷恋机器进行了理论化。虽然机器不能生产价值，但是因为机器无论对于他们个人还是整体来讲，都是剩余价值的一个重要来源。其结果就是产生了永久的组织上的和技术上的动力。“现代工业”，马克思提出，“从来不把某一生产过程的现存形式看成和当作最后的形式。因此，现代工业的技术基础是革命的，而所有以往的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本质上是保守的”。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一个永恒的主题。正如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提到的，
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方式，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
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竞争的强制规律出现了，它支持了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其含义也就是马克思因为某些理由所不愿关注的，即，任何通过在第二十五章中所描述的资本的垄断和日益增长的集中所造成的对这些强制规律的弱化，都将对技术革命的步伐和形式产生影响。具有广泛基础的反对派阶级斗争的维度，或者是在生产场所出现的故意破坏的行为，也必须纳入考虑范围。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对技术变化的激励来自资本一方调动手段以对抗劳动的愿望。劳动者越变为仅仅是机器的附属，他们可以垄断的技术就越能通过机器技术被瓦解，他们对于专制的资本的权威就变得越脆弱。直到技术和组织创新的现实历史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波状特点的时候，似乎就必须对这些动力进行更多的解释，而不仅仅是在第一卷给我们提供的丰富的分析了。
这些问题甚至变得更加重要，因为在第二十五章中所提出的他关于资本的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的观点中，马克思明显地预见到了将在第三卷列出的问题，即，资本价值构成提高这一不可避免的趋势，预示着一个对等的驱动规律或利润率下降的趋势，在积累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造成长期危机的情况。在这里这是最明显的，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必须面对其自身本性内部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障碍。
作为结果的利润率的危机，只是由于技术动力的不稳定的作用造成的，这种作用来自对相对剩余价值的坚持不懈的追求。简短地说就是，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推动了资本家采取节省劳动的技术，而节省越多的劳动，就有越少的价值被生产出来，因为劳动是价值的源泉。资本家为了更有把握，还存在补偿的可能性，例如提高剥削率，或将被替代的工人再次吸收进扩大的生产中。但是，正如我在第十章谈到的，我们有理由对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任何必要的和不可回避的趋势提出疑问。在第三卷中，马克思实际上已经列出了关于利润率下降的不同的“抵消的影响”，包括提高对劳动的剥削率，削减对外贸易、不变资本的成本以及产业后备军的大量的增长，这种增长减弱了对采用新技术的激励（正如在第一卷中提到的）。在《大纲》中，他甚至看得更远，他注意到了资本的不断贬值在实物基础设施生产中对资本的吸收，开启生产中新的劳动密集型生产线并进行垄断。我自己的（可能是少数的）观点是，利润率下降的理论不仅是以马克思所描述的方式运行的，而且在《资本的极限》一书中，我已经更充分地说明了为什么我是这样想的。
但是，我也认为，毫无疑问在资本积累动力的内部，组织和技术的变化确实会起到严重的不稳定的影响，而且，马克思对产生作用的力量会推动技术和组织形式的永久革命的精彩论述，为更好地理解关于新技术使用和危机形成的阶级斗争和大众斗争的过程做好了准备。危机发展的趋势会在劳动关系中、与自然的关系中以及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有共同演化的时刻显现出来。同样也存在直接的不稳定效应，如前期投资（机器，厂房和设备，建成的环境，通讯连接）的价值被收回（摊销）前的贬值；对劳动素质要求的快速变化（例如像计算机使用这种技能）超过了现有劳动力的能力和为培养这种能力所需要的在社会基础设施上投资的发展速度；长期无保障工作的出现，以及由于在不同部门之间不均衡的技术能力的发展，所造成的比例失调的螺旋式的危机；在时空关系中的动态变化（在运输和通讯领域的创新）所引起的全球范围内生产和消费的全面革命；资本循环的突然加速和提速（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在金融市场上的计算机交易会带来严重的问题）等。而且，确实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即资本价值构成的上升能够通过利润的后续影响被检测出来。
（6）资本家对劳动过程控制权的丧失
马克思尽最大努力去强调，剩余价值的创造取决于资本家在生产价值的场所指挥和控制劳动者的能力。这种对于劳动过程的指挥和控制，通常是有争议的。劳动控制的“专制主义”，取决于强制和劝导手段在某种程度上的混合使用，同时也取决于劳动关系中对于权威的层级结构的成功组织。简单地说，在这种控制中的任何损害都预示着会爆发一场危机，而且，马克思强调了工人干扰、故意破坏、减缓或者直接一起停止资本家所必须依赖的价值生产过程的内在力量。对服从由资本家制定的规制手段的抗拒，拒绝工作的权力，在阶级斗争的动态变化中都是至关重要的，这在其自身内部就能够强制酝酿一场危机（正如像Tronti和内格里这样的理论家在“自治派”中所强调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当然，工人的这种权力，只局限在工人必须要生存，而且如果没有工资收入他们也将遭受苦难，除非他们拥有一些其他的生存手段（例如耕种土地）这一范围内。然而，在生产这一环节的资本循环内和在劳动过程本身中存在的潜在的限制不容忽视。所以，个别资本家和资本家阶级整体都要给予大量的关注，以保证对劳动的管制和足够的劳动控制的形式。
（7）实现和有效需求的问题
第七个潜在的障碍存在于后果的最终部分，即，当新生产的商品进入市场，通过交换去实现它以货币形式表现的价值。由于在第二章回溯中提到的原因，C-M的转换通常比从通用货币到个别商品的变化更加困难。在起始阶段，必须有足够数量的人口需要、想要或期望作为一个使用价值被生产出来的商品。马克思谈到，如果一个物品没有用，那么它就没有价值。无用的商品将被贬值，随后资本的循环过程将会陷入崩溃继而停止。所以，价值实现的第一个条件，是对大众想要的、需要的和期望的东西给予关注。在当今时代，与马克思所写内容相关的是，人们做出了大量努力，包括整个广告产业的形成，都被投入对大众想要、需要和期望的特性的操纵中了，以保证使用价值市场的存在。但是，这里所涉及的内容比单纯的广告更丰富它所要求的是，日常生活的整体结构和过程的形成需要对一定组合的使用价值的吸收，以维持其生存。例如，我们可以考虑二战以后，与美国城郊生活方式的增长相关的、人们的愿望、需要和期望的发展。我们这里所说的需要，不仅是对汽车、汽油、高速公路和城郊地带住房的需要，还包括割草机、电冰箱、空调、窗帘、家具（内部的和外部的），室内的娱乐设施（电视），以及一整套的维护系统，以保持这种日常生活能够继续。在城郊的日常生活需要对上述所有物品的消费。郊区的发展保证了对以上这些使用价值需求的增长。正如马克思所明智指出的，这种方式“又创造了新的需求”，它成为保证资本积累持续性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前提条件。创造需求的政治在其自身内部是神秘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变得愈加重要，而且，现在人们已经充分地理解了“消费者的态度”，这在对无限的资本积累的激励中是一个关键因素。
但是，买入所有这些使用价值的购买力来自哪里？在这一过程的最后，必定还有一定额外数额的货币，由某人把它带到某些地方以支持这种购买行为。否则，就会出现有效需求不足，并产生一种被称为以“消费不足”为后果的危机，即，没有足够的用以吸收生产出的商品的支付能力为支撑的需求（见第三章）。必须要克服由“销售市场”造成的障碍。有效需求部分通过工人们花费他们的工资收入表现出来。但是，可变资本总是少于处于流通中的总资本，所以，工薪商品的购买（甚至带有一种城郊的生活方式）对于整体价值流动的实现永远都是不充分的。但是，这是在《资本论》第二卷中出现的一个问题，即，如果按照在第一卷的分析中所提前假设的方法来降低工资，就会在实现的环节上直接形成更大的压力，而且，在其本身内部，也会是一个在消费不足危机的形成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在危机时期，许多新政的政策会认为这主要是一场消费不足的危机，所以转而去支持工会活动和采取其他策略（例如，社会保障的支付）以提振工人阶级的有效需求，而且这也是为什么在2008年经济处于紧缩的时刻，联邦政府对美国的大多数纳税人实行了一项金额为六百美元的税收返还政策，以扩大消费者的有效需求。提高劳动的实际工资（这样就可以抵消无产阶级处境日益悲惨的倾向）可能对资本积累的持续稳定必要的，但是，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资本家阶级（更不用说个人资本家了），可能不愿意考虑采取与上述解决方案相关的任何激进行动。
工人的需求虽然是一个重要的基础，但很明显，它远不能解决实现的问题。罗莎·卢森堡对此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第一，她谈到额外需求来自日益增长的黄金供给的可能性（或者，当前由央行发行更多的货币）。当然，这种做法显然在短期内能够有所帮助（就像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那样，在系统中注入充足的流动性，成为稳定和支撑持续的资本循环和积累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工具），但从长期看，其影响是形成了另一场危机，即通货膨胀的危机。卢森堡的解决方法是，提前假设在资本主义体系之外，还存在一些潜在的和可调动的需求。这就意味着，通过帝国主义的强制和社会政策的做法而实现的原始积累的持续，还没有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吸收。在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变中，并且在原始积累阶段，在封建秩序下积累的财富的储存，可以与通过商业资本的手段从世界其他地方对财富的强盗和抢夺一起发挥这一作用。当然，随着时间的流逝，地主阶级手中可以被称为“黄金储备”的财富也已渐渐耗尽了，而且，通过征税的方式形成农民的购买力以支持土地贵族消费的能力也被耗尽了。由于欧洲和北美的工业资本主义已得到巩固，所以对印度、中国和其他已经发展起来的非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进行的抢夺就变得越来越重要了，特别是从19世纪中期以后更是这样。特别地，这是一个大量的财富从东亚和南亚转移出来的阶段，但在某种程度上，也存在从南美和非洲转移到处于核心资本主义国家的产业资本家阶级手中。将来，随着资本主义在地理范围上的增长和扩散，通过这种方式稳定这一系统的能力会变得越来越不具合理性，即使在19世纪后期高度帝国主义的阶段，那些方法从来都是完全充分的（这是值得怀疑的）。20世纪50年代前后，这种为了资本的实现，通过开辟新领域（新市场）的手段，起到巨大的稳定器的作用的、帝国主义者的实践的能力已经被严重地削弱了，而这一现象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甚至更加明显。
最重要的答案是，解决方法在于资本家的消费。这是一个卢森堡没有注意到的、但是按照逻辑符合马克思观点的答案（即使他从未清晰地直接表达，因为通过在第一卷所做的假设，他排除了潜在的实现危机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这包括两种消费：一部分剩余价值被作为收入而消费掉（例如奢侈品），但是，另一部分，通过再投资策略，被投入进一步的扩大生产中，这种再投资策略看起来（而且我按照马克思的本意使用这个词）是被竞争的强制规律所推动的。我们在这里遇到了马克思所称的“生产性的消费”的必要性，它是在实现过程中的一个连接环节。这意味着，剩余价值的生产必须内化其自身的、日益增长的货币需求。对昨天的剩余产品的需求，取决于明天的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大！资本家今天的消费，由昨天所获得的剩余来支持，形成了昨天的剩余产品和剩余价值的市场。它所起的作用是，将看起来由于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潜在的消费不足的危机，转变为一种缺乏进一步盈利的投资机会的情况。换句话说，流通过程最终所面临的实现问题的解决方法，取决于回到起点并进行的更大规模的扩大。永久的、复合型增长的逻辑在这里占据了主导地位。
（8）信用体系和资本的集中
为了保证资本流通完成其全部过程，必须实现两个基本条件。第一，资本家必须不持有他们昨天所获得的货币。他们必须马上将它投放回流通中。但是，正如马克思在他对萨伊定律的批判中所提到的，不存在一个强制性的必要条件，即，C-M必须随后紧跟着M-C，而且在那种不对称中存在着永久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仅针对于货币和金融危机，更多的是关于由于没有支出发生而带来的剩余价值实现的障碍的出现。在第二章中，我们考虑了不同的情况，在这些情况中，保留货币比花费它们更加明智，而且，正是在这一点上，在马克思和凯恩斯关于消费不足的危机爆发可能性的观点之间，出现了重叠。凯恩斯寻求通过诉诸一个由国家领导的、对财政和货币政策进行管理的、一系列的技术策略，从而绕开这一障碍。第二，为保证持续的流通，需要在今天的需要和昨天的需要的时间差距之间构建连接。正如马克思在第三章也做了说明的，这一差距可以被填补，即，通过信用货币的增加和将货币作为一种记账手段。直言不讳地说，信用体系作为一种在债券人和债务人之间的有组织的关系，参与了流通过程，并起到了一个十分重要的作用。当别无它方时，这种办法成为一种掩盖有效需求问题的主要手段，其所采取的方式处于资本循环的内部。然而，在这种做法中，信用体系需要将其剩余的一部分以利息的形式表现出来。甚至在《资本论》第一卷中，在许多地方，马克思不言而喻地认识到了信用体系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为了抓住他在第七部分所考虑的关于劳动与资本关系的核心问题，他发现，有必要将分配的情况（租、利息、税、商人资本的利润）从分析中排除出去。这有助于揭示并澄清资本主义动态变化中的一些重要方面，但这是以忽视在资本循环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特点为代价的。不幸的是，在第二卷的大部分内容中，马克思继续忽略了这一重要特点（例如当认识到，与长期固定资本投资循环相关的它的重要的存在时），导致了卢森堡非常正确地谈论到，在那一卷的结尾部分所列出的积累图式没有解决实现和有效需求的问题。只是在第三卷相对靠后的地方，马克思才抽出精力检验了信用系统的作用，而且坦诚地说，这些章节虽然充满着提示性的深刻见解，但确实是十分混乱的（我曾尽我最大努力进行尝试——在《资本的极限》一书的第九和第十章中将这些内容进行了彻底清理。而且我并不介意承认，这样做几乎将我逼疯）。然而，他已经在《大纲》中建立了“整个信用体系”。
如果是资本主义的进一步扩张创造了对昨天的剩余产品的需求，那么这就意味着实现的问题不能得到解决，特别是在当今全球化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下，还没有对昨天的剩余产品和明天的那一剩余产品的吸收之间的差距构建有活力的和精细的信用体系。这种吸收，或者通过剩余价值生产的进一步扩大（再投资），或者通过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而得以发生。从长期来看，很容易显示出，资本家对收入的消费将导致停滞（这是马克思在第二十三章所考虑的“简单再生产”的模型）。只有进一步的剩余价值产生的扩大才能在长期起作用，而且，正是这一点支持了作为资本主义生存的一个条件的社会需要的复合增长率。
正是在这一点上，如果马克思抓住了这一点，那他肯定就说过：竞争的强制规律只是保证资本主义生存的绝对必要条件的一个工具。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的生存，需要对竞争的强制规律的维护，以保持作为吸收昨天所生产的剩余价值的方法的、明天的剩余价值生产的扩大处于正确的轨道上。自此就会出现，那些强制力量的任何减弱，例如通过过度的垄断，都会在其自身内部带来一场在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危机。这正是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中的观点（这本书写于20世纪60年代，当时，底特律的三家大型汽车企业垄断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强）。正如巴兰和斯威齐所明确预见的，资本垄断和集中的发展趋势，必然带来在20世纪70年代一直挥之不去的滞胀的危机（伴随着通胀加速的失业率的上升）。对这场危机的解读是，新自由主义的反革命不仅摧毁了劳动的力量，而且通过各种世纪攻略，有效地脱离并放纵了作为资本主义发展规律“执行者”的、竞争的强制规律（更开放的对外贸易、解除管制、私有化和其他类似的做法）。
但是，这一过程也具有其潜在的复杂性。首先，前提条件是，对于明天剩余价值生产扩大的所有其他障碍（例如，与自然的关系）是不起作用的，而且，存在足够的空间用于更多的生产的发生。这就意味着，一种不同的帝国主义，它不是从世界其他地方抢夺价值和剥离资产，而是将世界其他地方用作开启资本主义生产的、一个新的形式的场所。资本输出变得比商品输出更重要。在此，在19世纪的印度和中国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它们的财富被对它们市场的资本主义控制所掠夺，而且，在美国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大洋洲和部分拉丁美洲国家，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发展不断生产新财富的现象曾经快速推进，而且通过这种做法，提供了在较古老的资本主义中心吸收和实现被产生出来的剩余产品的场所（例如，在19世纪，英国曾经向美国和阿根廷输出资本和出口机器）。当然，在近期，中国已经在生产的发展中吸收了大量的国外资本，而且通过这种做法，已经形成了不仅对原材料，而且对机器和其他材料投入的巨大的有效需求。
然而，在这一解决方法中内在地存在两个问题，它们都能够在寻求绕开它们的极端活动中，再次构成对资本积累持续性的障碍。第一个问题来自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流通过程按照定义变成是可以推断的：它依赖于这样一种信念，即，明天的扩张将不会遭遇任何障碍（包括进一步的实现），所以今天的剩余可以被有效地实现。可以推断的因素，不是特殊的或过分的因素，而是基础性的因素，正如凯恩斯对其中之一的充分理解，这意味着，预见和期望对于资本循环的持续性而言是基础性的。在第三卷中马克思不言而喻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他注意到，正如他所说的，资本的扩张是典型的“新教徒”的做法，因为这是以信念和信用为基础的，而不是以黄金、真实的货币为基础的“天主教义”的做法。任何对可推断的期待的减弱都将会自我终结，随之就会酝酿一场危机。从这一点来看，重读凯恩斯的《通论》，就能注意到，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技术性解决方案与心理期待和预期比较起来只是讨论中的一小部分，这一分配是有意义的。信仰在这一体系中是基础性的，而且正如在2008年所发生的那样，如果失去信心，将会是致命的。
第二个问题出现在货币和信用体系自身内部。这是马克思在第三章指出的、但没有展开论述的内容：发生“单独的”金融和货币危机的可能性是无所不在的。潜在的问题存在于货币形式本身的矛盾中（使用价值作为价值的表现，特别的（具体的）作为一般的（抽象的）和对社会权力的私人占有的表现——见第二章）。当马克思针对萨伊定律进行辩论时，他指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即，存在对持有货币的永恒的诱惑，而且越多的人这样做，对流通持续性的抑制程度就越高。但是，为什么人们紧紧抓住货币不放？一个原因是，它是社会权力的一种形式。它可以买到良心和荣誉！在《经济学和哲学手稿》中，马克思告诉我们，如果“我是丑的，但我能给我买到最美的女人”。（或最美的男人）如果我是没有头脑的，但我可以给自己买到颇有头脑的人；如果我是跛脚的，我可以让人背我。可以设想一下，凭借所有那些社会权力，你能够做到什么！所以，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想紧紧抓住货币，特别是在面对不确定的情况时更是如此。为了获得更多的社会权力，将货币投放到循环中去可以获得一些信心，或者建立安全感和值得信赖的制度，在那里你能够保存你个人的货币，而同时，其他一些人将货币放回循环中是为了获得更多的货币（当然，这是人们认为银行所做的事情）。但是，这一问题的影响深远且广泛地传播到了表现的领域。在这一领域，对货币符号（国家保证其稳定性的力量）或货币质量（通胀）信心的丧失，与更直接地数量性考虑对接，像“货币极度缺乏”以及对支付手段的冻结，其就像在2008年秋天所发生的情况那样。
昨天，资产者还被繁荣所陶醉，怀着启蒙的骄傲，宣称货币是空虚的幻想。只有商品才是货币。今天，他们在世界市场上到处叫嚷：只有货币才是商品！他们的灵魂渴求货币这惟一的财富，就像鹿渴求清水一样。在危机时期，商品和它的价值形态（货币）之间的对立发展成绝对矛盾。
我们能对2008年突然爆发的危机的最佳描述仅此而已！
在信用体系的核心，存在着伴随主观期望和预见的、一系列的技术和法律因素（其中很多因素会通过它们的操作规则的长处而失败或被严重地扭曲）。对于资本持续扩张的程度来讲，作为一种中枢神经系统指挥并控制全球资本积累动力的信用体系的作用变得更加凸显。其含义是，对信用手段的控制对于资本主义的运转变得至关重要——这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已经认识到的关系结构，即，通过对信用手段在国家手中的集中化作为它们的重要需求之一——中心化，（当然，要假设是由工人阶级控制的国家）。当这一做法被附加到国家对货币的质量方面，甚至更为重要的是，附加到符号货币（在第三章中被认识到的作用）的关键作用时，国家和金融力量之间的某种混合似乎就不可避免了。这种对立性的混合，是由国家控制的中央银行的形成造成的，中央银行对私人占有者信用手段的支付拥有无限的保留权利。
用同样的方法，资本能够在劳动力的需求和供给两个方面进行操作（见第十章），所以它能够通过信用体系，在生产与实现关系的两个方面起作用。例如，在近些年，美国对满怀希望的房屋所有者越来越放松的信用供给，以及对地产开发商同样放松的信用供给，催生了一场在住房和城市发展领域的大繁荣。通过这种方法，人们可以想象，实现的问题就被解决掉了。但唯一的困难却同时产生了，这是因为实际工资并没有同步提高（正像根据第一卷的分析就可以预见到，假设1980年后以新自由主义政策为主导，这就意味着，由生产率的提高所获得的收益没有被分享，而是完全集中到了上层阶级手中），所以，普通房屋所有者付清他们越来越多的债务（2008年美国家庭负债是1980年的三倍）的能力正在持续减弱。其后果——房产市场的崩溃就是完全可以预测的了。
但是，对目前发生的崩溃的一种分析也说明了信用体系的另一个关键作用。用同样的方法，马克思注意到了信用（和高利贷）在通过原始积累从封建地主手中攫取财富中的作用，所以信用体系已经被很好地定位，它是以从弱势群体手中持有的资产中攫取财富为目标的。掠夺性借出的做法——一种通过剥夺的积累形式——将导致人们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这会保证以低水平的成本获得资产，并转化为在总体上增加资本家阶级利益的长期财富。从2006年开始来袭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大潮，使脆弱的非裔美国人，承受了巨大的资产价值的损失。借助信用体系发生的第二
个“通过剥夺的积累”的阶段，给资本主义的动态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它促进了在1997—1998年期间，巨额财富从东亚和东南亚向华尔街的转移。例如，采取一种流动性冻结的手段，迫使各类公司破产，这样一来，这些公司可以被外国投资者以低价买入，而在复苏阶段到来时，再以巨额利润收入将其出手。美国自20世纪30年代发生的、由信用体系导致的对于家庭农场造成严重打击的大潮中，已经采用了相似的做法，当时是以小农场主为代价，他们由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被迫低价放弃了他们的资产，从而将农业财富有效地集中在了大量的农业企业手中。阶级斗争和资本家阶级权力的积累，在目前尚存的信用手段的迷宫里，通过每一个可能的渠道，解决了他们的问题。马克思没有采用一个充分彻底的方法来调查信用体系以正视在其全部复杂性中的实现问题。这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是一个未完成的任务，这个任务需要付出大量的努力去完成，特别是在金融和信用市场复杂性的前提下，甚至对于它们的管理者和使用者来说，其自身内部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很难理解的。但是，第一卷的论述有意思的是，马克思研究了从商品的流通到资本流通的转换，他发现他自己不得不涉及债务人和债权人之间的关系，以及将国家调控的货币作为一种支付手段来使用。他同样也涉及了生产过程和支付的时间结构是货币循环的一个关键问题，而如果要做到资本循环和积累的必要的持续性的话，这种做法需要信用体系的存在。他指出，“信用货币的自然根源是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这就是我的意图，也就是，当我提到对第一卷观点的认真研究告诉了我们很多在马克思分析的其他部分中将要出现什么。它也有助于揭示有可能遗漏了什么，以及为什么还需要进行更充分的调查。
作为一个整体的资本循环
当资本循环被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时，下述情况变得很明显，即，在任何时刻自由和持续的资本流动所面临的大量政治障碍，既不是相互独立的，也不是系统性地被整合在一起的。它们在全部资本循环过程中，被作为不同时刻的总和而得到了充分的解释。不过，需要找到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具有明显危机倾向特点根源的一个主导性和排他的解释，而在马克思主义者关于危机的理论化的历史中，就已经存在了这样一种倾向。思想体系上存在三大传统阵营，它们分别是利润挤压理论、利润率下降理论和持消费不足观点的学者，这些观点泾渭分明，而且相互之间争论激烈。“消费不足主义者”这一典型的名词，在某些情况下等同于一个贬义词（这似乎意味着，你是一个凯恩斯主义者，而不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罗莎·卢森堡的崇拜者被将利润率下降的观点置于他们理论中心位置的那部分人狭隘地放弃她观点的做法所激怒。在近些年，由于显而易见的原因，人们更多地关注于危机形成的环境和金融方面的内容，而且在其中，被称为“不作为”的危机形成因素具有重要作用。
我越发觉得这一问题引人关注。本着第一卷所进行的分析的精神，以及在《大纲》中关于界限和限制之间关系的十分有趣的讨论（“任何界限都表现为必须克服的限制”），可以认为上述讨论的所有界限和限制都是潜在的阻碍节点，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减缓或者干扰资本流动的持续性，进而形成一场（货币）贬值的危机。我认为，认识到用一个限制代替另一个限制的潜在性同样也是重要的。例如，通过造成大范围失业来缓解劳动供给危机的调整，能够明显带来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为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而随后在工人阶级中采取的信用体系扩展的做法，最终会酿成对货币质量信心的危机（正如在通胀型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那样，信用供给的突然紧缩和金融体系的崩溃）。我同样认为，要认识到以另外一个限制为代价的对某个限制的迅速重新定位，而且由此进一步认识到，危机会在不同的历史和地理情况下有不同方式，坚持马克思经常借助资本主义发展的流动性和灵活性的观点是额外需要的。
潜在的限制总结如下：（1）筹集足够的原始资本以启动生产的阻力（“进入的壁垒”问题）；（2）劳动的稀缺，或顽抗的劳动组织形式会造成利润挤压；（3）在劳动分工内部，在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和不均衡的发展；（4）由资源消耗和土地及环境恶化造成的环境危机；（5）由竞争的强制规律和劳动者的抵抗所驱动的、不均衡和过快的技术变化所造成的发展的不平衡和设备的提前报废；（6）在资本的指挥和控制下，在劳动过程内部出现的工人的反抗或抵抗；（7）消费不足和有效需求不足；（8）在信用体系内部产生的货币和金融危机（如，流动性陷阱，通货膨胀或紧缩），这一点取决于复杂的信用工具和有组织的国家势力，同时还包括信仰和信心的氛围。在资本的循环过程内部的每一个节点上都是自相矛盾的，每一个潜在的对立都能够作为一个不加掩饰的矛盾而突然出现（我们使用的是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经常采用的语言）。
然而，这并不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对危机形成机制和化解方法的最终分析。首先，不均衡地缘发展的动态变化，与世界舞台上资本主义发展的时空展现所存在的全部问题一起，都是极具压力的，因为资本寻求形成一个适应其在某一时点上的动态变化的地缘环境（实物的和社会的基础设施），而只需在随后的时点上将其摧毁，重新建立另一个地缘环境。世界舞台上城市化不断演变的动态变化就明显地昭示了这一过程。地缘冲突的充斥（包括灾难性的战争），而且正像现在所发生的那样，源自国家权力的特质（这需要一种对国家充分的理论解释，虽然在第一卷中曾多次提及一系列的制度和实践，但是，像信用体系一样，其理论解释还不够充分），但其中存在这样一个逻辑，它不能完全符合持续的资本循环和积累的要求。生产的全球迁移和去工业化的近代史，已经带来了大量的创造性破坏，在很大程度上说，有时是通过地方性的危机发生作用的，但在其他情况下是因为大洲范围的危机而发生作用的（就像在1997—1998年对东亚和东南亚的打击一样）。更近一步，我们也不能忽略触发危机的外部冲击的可能性（包括飓风和地震）。“9·11”事件后，当美国特别是纽约在总体上几乎停止了全部活动时，流通活动的中止是极具威胁力的，以至于在一周内，曾经无所不在的势力督促人们拿出他们的信用卡去购物！
我相信，马克思主义者研究危机史实的精髓，应该是对所有这些可能性持开放态度。我对凯恩斯基本正确地将20世纪30年代的危机解释为主要是有效需求不足的危机持怀疑态度（尽管可能是由于阶级原因，他没有指出这与收入不平等之间的关系——直到最近，才被历史性地重复——曾经由于工资压缩而爆发于20世纪20年代的危机）。这种情况由于人们对可持续的积累能力感到担忧从而开始紧紧地持有货币的事实而进一步恶化。而且，有越多的人紧紧地持有货币，经济体系的情况就越糟糕。这就是凯恩斯所称的流动性陷阱。人们必须找出将处于隐藏状态的货币引诱出来的方法，答案之一是通过负债的政府支出以重振资本循环（另一个解决方法是发动战争）。另一方面，我认为，Andrew Glyn和其他人看到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重重困难中存在一个强大的利润挤压因素是基本正确的，在那里，劳动的稀缺和强大的劳动组织显然对积累的进程起到了阻碍作用。过度的垄断同时有助于减缓生产率的增长，而且，这与国家的财政危机一起（与在越南爆发的美国战争相关）酿成了一个长期的滞胀阶段，而且这种滞胀局面只能通过加强对劳动的管制和放松竞争的强制规律加以解决。在这种情况下，危机就会从一个障碍节点传递到另一个障碍节点，然后再重新返回。人与自然的关系也会影响利润率，特别是在自然资源的租金明显上涨的情况下（像利息这一范畴在第一卷中没有被解释清楚）。
这里我的意图不是去尝试展示一些片段的危机史，而是要提出，我们需要灵活和偶尔地，而不是形式化地运用对马克思著作研究的深入理解。我个人关于危机理论内部动力的观点（与独立发生的观点相反，但并不是与地缘政治斗争无关），依赖于对在流通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不同的限制和障碍的分析；对克服或回避这些限制和障碍的各种政治和经济策略的研究；对在一个节点上障碍被克服或回避，从而引起在另一个节点上出现了新的障碍的途径的谨慎观察。对资本主义危机发展趋势持续展开的和局部的解决方案成为研究的主题。
在此背后隐含着更深层次的问题。正如在1780年前后所发生的情况，通过围绕曼彻斯特方圆四十平方英里地区和其他一些资本主义发展热点地区的经济活动，形成了产业资本主义的中心。这样，为积累而积累和为生产而生产，以及要达到一个复合的增长率的持久的需要，就都是值得称赞的了。但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是达到一个复合增长率的可能性，也就是说每年百分之三，是以在中国和东亚及东南亚的其他地方正在发生的一切为基础，并且在印度、俄罗斯和东欧正在扩大的活动中心，在中东和拉丁美洲正在崛起的经济体，和在非洲资本密集的资本主义发展，以及处于北美、欧洲和大洋洲的传统的资本主义的中心地带。为保持这种复合的增长率能够持续，在今后的年份中所需要的积累和实物迁移的规模将会是令人震惊的。
我把危机看作是资本主义的时空逻辑中所发生的深层构造性转换在表面上的爆发。这一构造性的板块现在正在加速运动，而且，更加频繁且更加剧烈的危机爆发的可能性在增加。爆发的方式、形式、空间和时间几乎是不能预测的，但几乎可以肯定，它们将以更大的频率和更强的力量发生。相比较而言，2008年出现的情况即使不能说是微不足道的，但也会显得是正常状态。既然这些压力都存在于资本主义动态发展的内部（这并没有不排除一些似乎是外部破坏性的事件，例如一场灾难性的流行病），那么，更好的观点将会是什么，正如马克思曾经提出的，资本主义“将会消亡并为社会生产的更高阶段留出空间”？
但是，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当然需要制定一个政治规划。正因为如此，直到我们了解了我们需要了解的一切，或者甚至是理解了马克思每句话的含义，才能够停止。在第一卷中，马克思对我们所处的现实举起了一面镜子，他以这样的方式对我们的行动下了命令，而且，他也明确指出，阶级政治和阶级斗争必须是我们行动的中心内容。就其本身来讲，这似乎并不是特别具有革命性的。但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我们中的许多人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中：我们被反复地被告知，阶级因素是无关紧要的，有关阶级斗争的极端观点早已过时，它只是学术界守旧落伍的学者的素材。但是，只要认真阅读《资本论》，我们就会毫无争议地发现，如果我们不将“阶级斗争”写在我们政治的大旗上，而且按照它的指示前进，那么我们就会失去方向。
然而，我们需要更准确地确定，这对于我们所处的环境和时代可能意味着什么。马克思在他所处的时代，经常不能确定确切需要做什么，哪种政治联合会起作用，应该表述何种类型的目标和诉求。但是，马克思仍然展示出，即使处于这些不确定性之中，我们也不能无所作为。犬儒主义者和批评家们经常会反对这样的说法，即，人们正在试图缩小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包括：自然、性别、性、种族、宗教或其他与阶级相关的问题，这是我们所不能接受的。我对此的回答是：根本不是这样。其他相关领域的斗争显然也是重要的，而且必须是以它们自己的能力发动的。但是，我会指出，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将重要的阶级维度内化其中。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对于一个彻底的反种族主义者或环保主义者的政治而言，即使永远都不会是充分条件，但也是必要条件。
例如，我们只要观察所谓的次级贷款危机对巴尔的摩市情况的影响。超过正常比例的黑人家庭和单亲家庭（主要是妇女）被剥夺了生存权，而且在某些情况下，他们的资产还处于一场通过剥夺而进行积累的邪恶阶级斗争过程中。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撇开阶级的范畴并否认它所具有的关联性。我们必须不再紧张并害怕谈论阶级，并围绕阶级斗争的观念来启动政治对策。
当然，也存在实现人们所期望的平静状态的理由。阶级是这样一个范畴，即，已经形成的权力阶层不希望被任何人彻底取代。《华尔街日报》刻薄地将所有对阶级斗争的抨击，嘲弄为一种当国家应该齐心协力面对困境时所做的不必要的分裂。统治精英们从来不想公开承认，更不用说去讨论它所开启的那一核心问题：增加其财富并扩充其权力的阶级策略。
马克思再三坚持的一个问题是阶级的思想。阶级概念在其所有充满歧义的光环中，对于理论和实践来说都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要使这一范畴发挥作用，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例如，在阅读《资本论》中产生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理解，由原始积累和通过剥夺而进行的积累引起的斗争，和通常在工作场所和劳动市场引起的阶级斗争这二者之间的关系。将这两种形式的斗争组合在一起并不总是容易的。但是，我认为，我们很难忽视世界上正在发生的大量反抗剥夺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中的一部分只是“不在我的后院”政治退化的一种冷酷形式。对这两大形式阶级斗争的划分在政治意义上是有害的。但是，马克思关于“工作日”的章节告诉我们的是，将两种形式的阶级斗争联合起来是重要的，而且如果不进行阶级斗争，我们很难取得任何进展，因为，资本家阶级会凭借任何可获得的手段进行资本积累，并且他们采用的手段是以我们当中其他人利益的牺牲为代价的。当其他所有人都处于停滞状态或遭受苦难时，资本家却获得了肮脏的财富。马克思指出，这种阶级特权和阶级权力，必须要被反抗的斗争所摧毁，以让位于另一种生产方式。
但是，《资本论》第一卷还告诉我们，一种生产方式被另一种生产方式所取代将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过程。资本主义并不是通过某些彻底的革命转变来替代封建主义的。它不得不在旧社会的缝隙中生长，并且一点一点地取代它，有时是通过武力、暴力、掠夺和没收资产做到的，但是，在另外一些时候，也会采用欺骗和狡诈的手段。而且，即使新的生产方式最终能赢得胜利，它常常也会在与旧秩序的斗争中失利。然而，一旦新的生产方式争得了些许权力，它就必须首先在技术、社会关系、精神观念、生产体系、与自然的关系、日常生活方式的基础上，去建立其自身的另一选择，因为这些方面都是在以前的秩序下长期形成的。在新的生产方式不仅找到了其独特的技术基础，而且也找到了自身的信仰体系和精神观念、不稳定但阶级划分清晰的社会关系结构、神奇的时空节奏以及同样陌生的日常生活方式之前，在社会整体内部，在这些不同的时点上都曾产生协同的演化和不均衡的发展（见第六章），更不用说它在找到其自身的生产过程之前了；在此之前，确实可以说这可能就是资本主义，虽然它本身在不断变化以回应其自身存在的不可避免的矛盾。
我在这本书的开始就要求你们试着按照马克思的本意去理解马克思。显然，我自己对于马克思那些本意的内容是什么的看法，在我试图构建用以指导你们的精神规划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这样做的目的，不是劝说你们接受我的标准是正确的，我对马克思的理解是正确的，而是首先为你们开辟一条构建你们自己的意图和解释的途径。我知道，许多人也会对我全部或部分的理解提出质疑。我的第二个重任是开启一个对话和讨论的空间，以此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重新带回知识和政治舞台的中心。马克思的著作蕴含着丰富的关于我们所处的时代应该被丢弃到历史的垃圾筒中的危害的提示。如果考虑去年或前后发生的事件，那么很明显，应该从现在开始，我们需要思考“超脱常规”所接收的智慧了。列斐伏尔在他涵盖了1968年所发生的事件的短篇著作《爆炸》中写道，“所发生的事件与预测不符；就历史性事件来说，他们打乱了预先的估计。它们甚至颠覆了为它们发生的可能性所提供的策略”。所发生的事件“将思想家们从他们舒适的座椅中拉出来，并迅速将他们投入矛盾的浪潮中”。这是一个认真研究资本主义内部矛盾的最佳时机，而且那些卓越的辩证主义学家的著作，已经为将这些现象揭示得如此明白易懂做了太多的工作！
正如马克思他自己所观察到的，当精神观念不能凭借其自身改变这个世界时，理念在历史中就成为一种物质力量。马克思撰写《资本论》，是为了更好地武装我们去进行这场斗争。但是，在此仍然没有比“通向科学的康庄大道”更平坦的道路。正如贝托尔德·布莱希特（Bertolt Brecht）曾经写道的：
改变世界需要付出很大代价：
热情与坚韧，科学与义愤，
快速的启动，长期的思考，
冷静的耐心和无尽的坚持，
对特殊情况的理解和对全局的把握：
只有在现实中得到的教训能够教会我们改变现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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