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2010）
|十| 资本主义积累
第二十五章 资本积累的一般规律
在第二十五章中，马克思设计了一个在第七部分开头部分所提出的假设条件下的资本主义动态变化的简要模型：积累是以其正常方式进行的（在市场中从未出现过任何问题，而且所有商品都按它的价值进行交易，除了在劳动力这一章中的情况以外）；经济系统是封闭的（不存在与外界的交易）；剩余价值是通过在生产中对活劳动的剥削，而被生产出来的；而且，剩余价值在利息、商业资本的利润、租金和税收之间的划分不产生任何影响。在这一关于积累过程逐渐被剥离的模型中，所有这些假设条件都是偶发的。但正如在第二卷中所描述的情况那样，当这些假设条件被忽略掉时，结果似乎就不同了。
对资本的价值组成的一个评论
在这一章中，马克思关注了一个特别实质性的问题。为了关注工人阶级的命运，他要考察资本积累的含义。这就是为什么，他允许劳动力报酬可以在其价值水平上下进行浮动。为了在完成这一任务的过程中寻求帮助，他建立了一个关于被他称为“资本的构成”的概念性工具。他使用了三个名词：技术构成、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这些名词看起来被引入他的讨论相对稍晚了一些，这部分地反映了他在第三卷关于矛盾和危机的一些研究工作。所以，这些名词在这一章中没有起到非常大的作用，而且即使没有这些名词，也可以理解他所论述的内容。
如果你发现这一部分的讨论是神秘且混乱的（而且事实的确是这样），那么，你就可以直接转到下一部分。但是，由于这些名词在第三章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而且一直是大部分讨论内容的主题，并且，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这些名词在马克思的理论中是有争议的，所以，我想，在这里对这些名词进行检验是重要的。
“技术组成”一词，简单地描述了一名工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将一定数量的使用价值转变到一个商品中的物质的能力。它是对物质生产率的衡量。它指的是，一名工人每小时生产的袜子的数量、多少吨钢材、多少块面包、多少加仑的橘子汁或多少瓶啤酒。新技术改变了这些物理的比率，所以，例如，每个工人每小时生产的袜子的数量从十变为二十。技术构成的概念是明确的，而非模棱两可。问题在于在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之间的差别上，它们都是价值的比率。价值构成，是生产中所消费的生产手段的价值，与提前投入的可变资本的价值之间的比率。我们通常用c/v来表示它，即不变资本除以可变资本所得的数量。有机构成，也可以用c/v这样一个价值比率来衡量，它被确定为，价值组成变化的增长是因为生产率的物质变化。
为什么在有机构成和价值构成之间会存在不同呢？其含义是，价值构成的变化能够发生，而不是那些在生产率中的与物质变化相关的变化能够发生。由于这种非技术的变化在前面章节的结尾处已被罗列出来了，这一解释就不仅仅是似是而非的了。但是，这些变化就像是自然界赐予的礼物，可以减少浪费，或者降低工人的物质生活水平，可以影响已付出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所以，结果是c/v的比率可以上升或下降。但是，就我所知，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解释，这种解释马克思没有明确地分析出来，但我们能够推断出来。这一解释取决于物质生产率的变化发生在什么地方。如果是通过采用新机器来改变生产袜子的物质生产率，那么，c/v的比率（我们称之为资本的有机构成）就会因为我所采取的措施在我的企业中明显地增长。但是，这一比率也有可能在我没有采取任何措施的情况下变化，因为我所购买的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的价值（按照马克思的假设，是以它的价值购买的），是由生产决定劳动力价值的工资商品产业的物质生产率的变化，和我所购买的生产生产资料（不变资本的投入）的其他产业物质生产率的变化所决定的。在这种情况下，虽然在我的企业中物质生产率没有变化，我们称之为资本的价值构成的c/v的比率会上升或下降，它取决于在经济中两个不同部门中物质生产率变化的相对步伐的改变。这一解释集中在，在单个资本家针对c/v比率可能会采取什么措施，和在单个资本家控制范围之外、在市场中c/v的比率会发生什么这二者之间的区别上。如果马克思在这一章中，研究的是在资本家和工人阶级之间的关系的累积水平，那这一解释就很难得到支持。但是，按照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这种解释也是合理的，它强调的是，在竞争的强制规律下，为了追求短暂形式的相对剩余价值，单个资本家的经营行为确实驱动了生产一种累计相对剩余价值的技术发展动力。
所有这些内容都是重要的，其原因是在《资本论》第三卷，马克思着手考虑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为什么可能存在利润率下降的趋势。李嘉图已经用马尔萨斯的方法对此进行了解释，他认为，最终土地回报会逐渐递减，所以会在很大程度上提高自然资源的价格，所以，利润会被限制从而降低到“零”这一水平。换句话说，问题存在于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马克思放弃了这个观点，转而提出是在资本主义内部的技术变化的内部动力，即对相对剩余价值的追求，提高了资本的有机（价值？）构成，c/v，并在长期会使利润率（s/[c+v]）下降到对剥削率（s/v）极限的假设水平之下。可以对它们区别对待，节省劳动的创新会将积极的价值生产者从劳动过程中移开，这样就使剩余价值的生产变得更加困难（假定其他条件不变）。这个观点是具有独创性的，而且不容置疑的（在我看来是正确地）在资本主义社会关系及其生产力发展的框架中内化了危机形成的动力。遗憾的是，这一讨论是不完全的，而且存在问题，因为按照上面提出的观点的第二道线，不存在明确的能够解释为什么c/v的比率应该按照马克思所提出的方式不断提高的原因。
在这一章中，马克思直率地提出了，他支持资本价值构成提高规律的说法。他从论述如下内容开始：从整个资本家阶级的角度看，变化中的资本价值构成在与生产的关系中，都具有直接和间接两个方面。我们现在不仅在讨论机器和工厂，也在讨论铁路、公路和所有类型的物质基础设施（包括人工建造的环境），这些为即将进行的资本主义生产及其实现提供了必要的前提条件。如果这些前提条件得以满足，将会出现令人惊奇的不变（更多的固定）资本的总的存量和与之相关的雇佣劳动者数量之间的比率增长。（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指出他在其他地方所说明的一点：可以说那就是，如果过去的投资，比如所人工建造的环境，已经被摊销了，那么它们将被作为一个“免费的商品”被使用，它更像一个自然赠予的礼物——为资本主义生产所提供的礼物，除非令人讨厌的地主阶级会站出来从中提取租金。）从相对简单的手工生产转变到更加复杂的和在其自身中所集成的生产过程，需要出现一个c/v比率随时间的延续而增长的历史趋势。这导致了马克思坚持认为
资本的不变部分比可变部分日益相对增长的这一规律，在每一步上都由商品价格的比较分析所证实（像前面已经说明的），不管我们比较的是同一国家的不同经济时代，还是同一时代的不同国家。只代表所耗费的生产资料价值或资本不变部分的那个价格要素的相对量，同积累的增进成正比；用来支付劳动或代表资本可变部分的另一价格要素的相对量，一般同积累的增进成反比。
他在这里明确提出，存在一个随时间的变化，资本的价值构成也会增长的“规律”，而且，正是这一规律在第三卷所提出的利润率下降理论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马克思确实意识到，由于技术的变化，不变资本的价值会出现下降（与物质表现相反）。实际上，他提出，c/v比率的提高不会比它已经提高的程度更大的原因，是“原因很简单：随着劳动生产率的增长，不仅劳动所消费的生产资料的量增大了，而且生产资料的价值比生产资料的量相对地减小了。这样一来，生产资料的价值绝对地增长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长”。生产资料部门生产率增长的结果是，
生产资料的价值绝对地增长了，但不是同它的量按比例增长。因此，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之间的差额的增大，同不变资本转变成的生产资料的量和可变资本转变成的劳动力的量之间的差额的增大相比，要慢得多。
所提出的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规律”将受到修正，但是，不是向与其基本方向相反的方向进行的。资本积累和追求相对剩余价值“这两种经济因素由于这种互相推动的复合关系，引起资本技术构成的变化，从而使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同不变组成部分相比越来越小”。
但是，为巩固他的论述，马克思需要做的是，将经济系统分解为生产生活资料和生产生产资料的两个部门，然后分别检验在两个部门中物质生产率的相对变化率。他在第二卷末尾做了这个工作（写于第三卷的草稿之后，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内容），但是，他在那里主要关注的是检验市场机制如何能够使两个部门之间保持均衡发展（如果是完全均衡）的问题。所以，他用假设抽象掉了技术动力因素，这在第一卷的分析中处于核心地位，而且在第三卷对利润下降的分析中也是非常重要的。虽然价值构成的概念没有被提及，但他确实开创性地提出了由于比例失调造成危机的可能性（与生产资料相比生产了过多的生活资料，或反之亦然），甚至提出了由于消费不足（有效需求不足）造成普遍危机的可能性，但是他并没有涉及由于技术变化造成利润率下降的问题。然而，随后出现的理论成果已经说明，存在一种在两个部门之间（生活资料和生产资料）技术变化的方式，这种方式可以长期维持c/v比率的稳定，但是，不存在确保这一结果出现的任何退出机制。所以，由于比例失调造成的频繁危机，和由于技术变化造成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偶尔发生的一般危机爆发的可能性，是值得关注的。
简单地说，我们不能在这里解决所有这些问题。可能大部分人是不同意的，但是我个人的观点是，马克思的直觉，即，技术变化的方式直到危机爆发都是不稳定的，是正确的，但是，他对价值构成提高和利润下降的解释是不正确的。然而，即使不使用价值构成的概念，我们也可以理解马克思在这一章所展开的讨论的主线。
资本积累的第一个模式
如果资本家将他们昨天占有的部分剩余价值，用于今天更大规模的生产投资中，假设目前没有出现技术进步，那么就需要更多的劳动力。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积累首先带来的显著影响是，对劳动力需求的增加。“资本的积累就是无产阶级的增加”。额外的劳动力将来自哪里，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意味着什么？在某些情况下，对劳动力需求的增长将导致工资水平的上升。所以，这种“螺旋式”的积累需要产生更多的资本，需要雇用更多的劳动者，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需要更高的工资水平。这样，劳动力或者被以高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这是在所有商品都是按它们的价值进行交易的假设之外的特殊情况），或者劳动力的价值将会提高以使劳动者获得一个更高的生活标准。但是，这只意味着“雇佣工人为自己铸造的金锁链已经够长够重，容许把它略微放松一点”。
工资的增大至多也不过说明工人必须提供的无酬劳动量的减少。这种减少永远也不会达到威胁制度本身的程度。撇开关于工资率的暴力冲突不说，——亚当·斯密也早就指出过，在这种冲突中，一般说来雇主始终是雇主，——由资本积累而引起的劳动价格的提高不外是下列两种情况之一：……一种情况是，劳动价格继续提高，因为它的提高不会妨碍积累的进展。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能够承受的劳动价格一定得上升，因为随着他们雇佣更多的劳动者，他们能够占有的资本数量也在持续增长。请记住，资本家主要关心的是利润量，而且正如我们在第十七章看到的，这一数量取决于所雇佣的劳动者的人数、剥削率和剥削强度。随着剥削率的降低，扩大被雇佣的劳动者数量可以增加资本家获得的资本的实际数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工资水平的提高和资本积累之间不存在矛盾。“另一种情况”是
积累由于劳动价格的提高而削弱，因为利润的刺激变得迟钝了。积累减少了。但是随着积累的减少，使积累减少的原因，即资本和可供剥削的劳动力之间的不平衡，也就消失了。所以，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机制会自行排除它暂时造成的障碍。
马克思在这里建立的模型是十分简单的。假设生产率不变，资本的积累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这是否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上升取决于资本家可获得的人口数量。但是，由于越来越多的可获得的人口被卷入就业大军，工资水平将会上升，这就会降低剥削率。但是，由于更多的劳动者被雇佣，剩余价值量仍能够持续提高。如果在某些时候，由于某种原因，剩余价值量开始减少，那么对劳动的需求也会减少，对工资水平的压力就会减弱，这样剥削率就会恢复到原来的水平。所以，从长期来看，我们很可能看到的是在工资和利润率之间此消彼长的振荡。工资水平上升，积累速度减缓，工资水平下降，正常的利润水平和资本积累就会得到恢复。马克思在这里描述了一个在劳动的需求和供给之间的自动调节体系和资本积累的动态变化过程。马克思提出，这种动态变化过程存在历史的证据。在18世纪的英国，存在受到一位名为伊登的当代评论家重视的这样一种趋势，即，工资水平的提高是因为资本积累的迅速扩张。在资本家阶级明显处于良好的经营状态的同时，工人阶级的处境也会变得更好。伊登宣称，由于被这一诱惑所吸引，所以资本积累对工人同样是好事。但是，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它起的全部作用只是延长了将劳动束缚在资本身上的“黄金链条”。此外，这一观点在早期还曾与曼德维尔的《蜜蜂的寓言》这一著名的小册子存在强烈的观点对立。曼德维尔提出了一个反对存在于英国社会的关于“雄蜂”的下流争论，而且这种做法形成了这样一种社会，它具有对穷人令人悲观的愿望，即希望穷人越穷越好，因为那样的话，他们就会需要更少的商品和服务，从而为富人留下更多。如果社会中没有穷人，那么富人就不可能成为富人。这种对英国18世纪的公开赞美激怒了亚当·斯密和人本主义者，他们不能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即，穷人会永远存在，而且穷人对富人来讲具有如此至关重要的作用。斯密对此所做的回应是，努力去证明如果市场机制可以有效运行以增加国民财富的话，那么每个人甚至包括最贫困人群的处境都可以变得更好。曼德维尔对于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资本积累不仅首先需要一个可以获得的人口数量的存在，而且这部分获得的人口已经被严重地贫困化，他们是完全无知的，并被彻底压制以及处于极度绝望的境地，他们随时可以以极低的工资水平被购入到资本主义体系中。
资本积累的第二个模式
积累的第二个模式分析了当社会劳动生产率的增长，成为“积累的最强有力的杠杆”的情况。在与积累的动态关系中，技术和组织变化对生产率的影响，必须被置于中心地位。这导致了马克思以一种他曾经提出的方式，相当详细地阐述了资本价值构成提高的“规律”。但是，“积累的增进虽然使资本可变部分的相对量减少，但是决不因此排斥它的绝对量的增加”，因为，正如我们已经在第一个模式中所看到的，资本可以雇佣更多的劳动者以抵消剩余价值率的下降。
在第一种情况下，合作的展开，新型劳动分工，机器、科学和技术的应用，所有这些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手段取决于已经产生了足够的动机、或已经拥有了足够的货币财富的“原始”积累，可以启动整个过程使其处于运动状态。马克思在前面已经介绍了“原始积累”这个词，但他再次倾向于将对这一问题的详细思考推迟放到第八部分来阐述。“这种积累本身是怎样发生的，我们还用不着在这里研究”。但是，一旦积累过程开始启动，那么生产率增长的进步就还取决于资本的积聚和集中过程。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所有可能的规模经济才能够实现。马克思谈道，财富越来越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为在每一轮积累中，资本家都获得了以货币力量为形式的资本数量的增加。虽然受到剩余价值率和被雇佣劳动者数量的限制，但增长是以复合的比率发生的，而且财富和权力的集中也在加速。然而，这一集中的过程也可能部分地被在新的生产领域中新开张的小型经营业务所抵消。
积累和伴随积累的积聚不仅分散在许多点上，而且执行职能的资本的增长还同新资本的形成和旧资本的分裂交错在一起。因此，积累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和对劳动的支配权的不断增长的积聚，另一方面，表现为许多单个资本的互相排斥。
“社会总资本这样分散为许多单个资本，或它的各部分间的互相排斥”，这种情况也必须被考虑进去。这是典型的马克思的观点，他认为，存在一对相反的趋势在起作用：一方面是集中，另一方面是分裂和分化。它们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应该没有人知道！几乎可以肯定地说，集中和分化之间的平衡要服从于永久的变化（这种说法与任何关于机器和大工业进化的技术解释都相反）。
在另一方面，资本的集中通过某种不同的路径而达到——接管，并购，竞争对手的恶意破坏。马克思提出，可能存在资本集中的规律。但是，他承认，这里不是探讨这些规律的地方，虽然他明确地提出质疑，这些规律可能还没有被发现（这种观点可能与技术论的观点是一致的！）。然而，存在一种趋向于集中的明确趋势，这种趋势毋庸置疑地受“一种崭新的力量——信用事业，随同资本主义的生产而形成起来”的推动。但是，这里也不是介绍信用体系的地方（因为这将与他所提出的基础假设不符，即，不考虑在利息、租、商业资本的利润之间的对剩余价值的划分）尽管如此，他仍然做了一些铺垫性的注释：
起初，它作为积累的小小的助手不声不响地挤了进来，通过一根根无形的线把那些分散在社会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货币资金吸引到单个的或联合的资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竞争斗争中的一个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转化为一个实现资本集中的庞大的社会机构。
发展趋势是不可阻挡的，而且在马克思的时代，他从圣·西门关于联合资本权力的理论和法国皮埃尔兄弟第二帝国银行家的实践中，提取了很多内容。这种情况也与我们当代世界的现状产生了共鸣。制定一系列的微型信用和微型金融制度，以攫取被称为“金字塔底部的财富”，然后，抽取所有这些财富，以支持处于困境的国际金融体制（所有这些，都是在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帮助下进行的），并将那些财富投入华尔街，为资产并购游戏买单……“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和积累的发展”，马克思敏锐地观察到，“竞争和信用——集中的两个最强有力的杠杆，也以同样的程度发展起来”。为了达到完成生产率增长的全新轮回所需要的巨大金融规模，快速的集中以复合增长为主要手段，超越了速度较慢的积聚过程。集中可以强烈地改进并扩大生产规模。如果没有集中（或者，正如他在其他地方所讨论的，没有国家的参与），我们将不能进行许多物质基础设施（例如，铁路和港口）和城市化（固定资本和不变资本）这样庞大的工程。
所以，充分的集中手段对于积累的动态变化来讲是绝对重要的。但是这也带来了垄断力量的威胁，并出现了与此对立的观点。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当代新自由主义者一样，都同样赞成一种以高度分散化和个人决策为特点的、分散的市场经济，这样，就没有人能够垄断或主导市场。马克思在这里所提出的观点是，虽然市场经济是以小规模、相互激烈竞争的企业起步的，但几乎可以肯定，它会很快通过资本的集中，最终转变为一种寡头垄断或垄断的状态。他在其他地方提到，竞争的结果只会导致垄断。所以，过程存在于资本动态变化的内部，它内在地瓦解了关于完全市场运行机制的理论。问题是，如果没有集中和在自由发挥作用的市场中的破坏性分散决策，市场和为了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斗争就不能长期同时存在。虽然马克思在这里没有明确提出这一点，但这肯定是他所论述内容的含义之一。但是，如果对于积聚的分析是可以忽略掉的，那么，日益增长的集中就不会完全是一个没有反面影响和对抗力量的单向过程。遗憾的是，马克思在这里没有说明这一点。但是，在其他地方他将讨论，在某些时候集中将面对分化的方式。所以，我们需要研究的是积聚、分化、集中和分散之间的关系。但是，他在这里所介绍的内容是关于积累过程中市场动力的观点，虽然这会使他超出这一章关于工人阶级状况的论述范围，但是在讨论中必须整合进所有这些力量，而不能仅仅将它们作为历史的某种偶然性而不予考虑。
劳动生产率的增长（资本价值构成的提高）对劳动的需求是有意义的。
因为对劳动的需求，不是由总资本的大小决定的，而是由总资本可变组成部分的大小决定的，所以它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递减，而不像以前假定的那样，随着总资本的增长而按比例增加。对劳动的需求，同总资本量相比相对地减少，并且随着总资本量的增长以递增的速度减少。诚然，随着总资本的增长，总资本的可变组成部分即并入总资本的劳动力也会增加，但是增加的比例越来越小。（《文集》第五卷，第781—782页）
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积累“不断地并且同它的能力和规模成比例地生产出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因而是过剩的或追加的工人人口”。它是通过我们所说的缩减规模的过程做到这点的。
工人人口本身在生产出资本积累的同时，也以日益扩大的规模生产出使他们自身成为相对过剩人口的手段。这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特有的人口规律。
我们自己管理的生产条件的主题，再一次以一种超级反讽的形式出现了。
关于对“人口规律”的认识，马克思与马尔萨斯的观点是相反的，马克思在前面的脚注中就做出了判断，马尔萨斯是根本不同意马克思观点的理论家，而且他关于人口和过剩人口的一般理论引起了马克思的反驳。“每一种特殊的、历史的生产方式”，马克思写道，“都有其特殊的、历史地发生作用的人口规律。抽象的人口规律只存在于历史上还没有受过人干涉的动植物界”。马克思指出马尔萨斯的错误在于，他把失业和贫困现象解释为是人口增长和资源压力之间存在的简单关系，从而将失业和贫困的形成普遍化了。马克思并不认为，人口增长与资本积累之间是不相关的，甚至是中立的；实际上，在很多其他地方的段落中，他就曾提出，强劲的人口增长趋势是持续积累的一个必要前提条件。他根本反对的马尔萨斯观点是，贫困是由工人阶级自身造成的，是因为他们自身再生产的数量过于庞大（所以，马尔萨斯谴责的是贫困受害人本身）。马克思的关注是，无论人口增长的状态或增长率如何，资本主义社会是如何造成贫困现象的。他证明了曼德维尔观点的正确性，即，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贫困将永远存在，但是，与曼德维尔不同的是，马克思揭示了资本主义的贫困状态如何以及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
资本主义通过使用更先进的技术，将劳动者排斥在工作过程之外，通过形成劳动者的相对剩余，造成了工人的贫困。一个长期存在的失业劳动者的蓄水池对于资本积累的持续扩张来讲是社会必要的。
过剩的工人人口是积累或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财富发展的必然产物，但是这种过剩人口反过来又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杠杆，甚至成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的一个条件。过剩的工人人口形成一支可供支配的产业后备军，它绝对地从属于资本，就好像它是由资本出钱养大的一样。
所以，技术本身并不是积累的主要杠杆，而是剩余劳动者的蓄水池保证了资本积累水平的提高。“过剩的工人人口不受人口实际增长的限制，为不断变化的资本增殖需要创造出随时可供剥削的人身材料”。
典型的情况是，劳动后备军被吸收进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随后又被交替出现的突发事件抛出，从而使劳动市场上出现了周期运动。“而工业周期的阶段变换又使过剩人口得到新的补充，并且成为过剩人口再生产的最有力的因素之一”。马克思描述道，
工人的这种增加，是通过使一部分工人不断地被“游离”出来的简单过程，通过使就业工人人数比扩大的生产相对减少的方法造成的。因此，现代工业的整个运动形式来源于一部分工人人口不断地转化为失业的或半失业的人手。
“就连政治经济学也会把相对的，即超过资本增殖的平均需要的过剩人口的生产，看作是现代工业的生活条件”。例如，马尔萨斯“也承认过剩人口对于现代工业来说是必要的”，但是，他没有看到，“对资本主义生产来说，人口自然增长所提供的可供支配的劳动力数量是绝对不够的。为了能够自由地活动，它需要有一支不以这种自然限制为转移的产业后备军”。
这一过程的分化传播范围深远且广泛，它通过技术的变化，影响了大部分劳动力的去技能化和去工业化过程，这种现象在过去三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已经为我们所特别熟悉。这种相对剩余人口的存在，必然造成被雇佣的那部分人被迫过度工作的后果，因为，如果他们不愿意加班工作，或不同意提高他们的劳动强度，他们就会受到被解雇的威胁。当今，由于资本不愿承担全职雇员的间接成本（例如，保健福利和养老金），所以，不管工人们本身是否愿意，他们迫使被雇佣工人进行加班工作的偏好都会增强，虽然与此同时，失业劳动的蓄水池也在增加。同意加班工作有时可被作为一个就业条件。近几年，在欧洲这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其结果是，被雇佣的那些人被迫进行过度工作，而且受到过度的剥削。
工人阶级中就业部分的过度劳动，扩大了它的后备军的队伍，而后者通过竞争加在就业工人身上的增大的压力，又反过来迫使就业工人不得不从事过度劳动和听从资本的摆布。
这成为一个值得注意的“各个资本家致富的手段”。它对工资有着重要的影响。“大体说来，工资的一般变动仅仅由同工业周期各个时期的更替相适应的产业后备军的膨胀和收缩来调节”。工资变动受资本积累的驱动。这与标准的观点对立，即，资本积累的步伐受工资率波动的调节，工资率的波动或者受人口增长的驱动，或者按照当代修辞学的表述，受过度贪婪的工会的驱动。“经济学的教条”，是“工资的提高刺激工人人口更快地增加，这种增加一直持续到劳动市场充斥，因而资本同工人的供给比较起来相对不足时为止”。
马克思的模型说明，无论资本积累何时成为影响劳动供给问题的因素，它都会通过技术创新或组织创新，将人们从劳动过程中排挤出去，所产生的影响，或是将工资降低到劳动力价值水平以下，或者对那些仍在就业的人来说，会延长工作日的长度并提高劳动的强度。
产业后备军在停滞和中等繁荣时期加压力于现役劳动军，在生产过剩和亢进时期又抑制现役劳动军的要求。所以，相对过剩人口是劳动供求规律借以运动的背景。它把这个规律的作用范围限制在绝对符合资本的剥削欲和统治欲的界限之内。
所以，这就是所谓“资本主义生产的机制安排好，不让资本的绝对增长伴有劳动总需求的相应增加”。这造就了“经济学辩护论的一大业绩”，这一业绩指的是，它代表资产阶级为资本家如此明目张胆地伤害工人阶级的做法进行辩护。辩护者们唯一能做的事情是将“被排挤的工人在被抛入产业后备军的过渡时期中遭受贫困、痛苦和可能死亡”，看作是为了所有人都能够从不断的资本积累中得到的更多长期的福利而必须做出的短期牺牲。但是，事实远远比这更加险恶。
对劳动的需求同资本的增长并不是一回事，劳动的供给同工人阶级的增长也不是一回事，所以，这里不是两种彼此独立的力量互相影响。骰子是假的。资本在两方面同时起作用。
也就是说，当资本进行再投资时，其创造了对劳动的需求，但它也能够通过造成失业的、在节省劳动的技术方面的再投资，控制劳动的供给。资本的这种在均衡需求和供给两方面力量的操作能力，与公认的市场运行方式完全对立。
正如发生在机器中的情况那样，一旦工人们
识破秘密，知道了他们为什么劳动越多，为他人生产的财富越多，他们的劳动生产力越是提高，他们连充当资本增殖手段的职能对他们来说也就越是没有保障；一旦工人发现，他们本身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相对过剩人口的压力；一旦工人因此试图通过工联等等在就业工人和失业工人之间组织有计划的合作，来消除或削弱资本主义生产的那种自然规律对他们这个阶级所造成的毁灭性的后果，这时，资本和它的献媚者政治经济学家就大吵大叫起来，说这是违反了“永恒的”和所谓“神圣的”供求规律。
在市场交换的规律被资本调节劳动力供需的力量摧毁的情况下，工人们自发组织起来保护他们集体利益的努力，却会因为被认为是对市场规则的侵犯而受到强烈谴责！
马克思已经建立了两个关于积累的模型，一个考虑了技术变化的因素，另一个没有。资本家可以进行选择：以现有的技术进行资本积累，这样就进入了模型1的世界（而这面对竞争的强制规律是不容易做到的），或者，资本家对技术变化进行投资，这样就进入模型2的世界。在第二个模型中存在的问题是，是什么因素调节了技术变化的步伐？相对剩余价值理论说明，技术变化的步伐是由竞争的强制规律向前推动的，当资本家们为了追求相对剩余价值的临时形式进行竞争时，这部分相对剩余价值会被具有更高生产率的资本家获得。所以，对技术变化进行投资的限制条件部分地由竞争的强度决定（这一点是马克思所没有强调的）。但同时也存在一个外部的限制条件。马克思在较早时已经提出，资本是否采用新的机器技术取决于花费在机器上的价值和通过采用新的机器技术而节省的劳动力价值之间的权衡。即使马克思没有明确地说明这一点，但这也意味着，就像在19世纪英格兰相对于美国的情况那样，技术创新将会持续，直到使工资率降低到使购买机器变得不再值得的水平。上述这种情况可能会出现在工人阶级处于一种极度悲惨的处境时。
相对过剩的人口
在这一章的第四部分，马克思检验了相对过剩的人口的情况。他明确了相对过剩人口的三个不同层次：流动的形式、潜在的形式和停滞的形式。“流动形式”的过剩人口指那些已经被无产阶级化的人们，他们已经是全职工作的工薪工人，但由于某些原因，临时被排挤出劳动过程，他们虽然会经历一段时期的失业，但仍然能够在一定水平上维持生存，在重新被吸纳到就业大军中之前，是作为积累改进的条件而存在的。按照当代的说法，流动形式的过剩人口基本可以等同于失业大军的蓄水池，因为这部分人口与那些被界定为不充分就业或“灰心丧气的工人”一起，作为失业人口被统计在册。“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是指那些还没有被无产阶级化的人们。在马克思的时代，特别指那些还没有被吸收进工资-劳动体系中的农民。对农民或者本土农业生存体系的摧毁，以及农村领域的无产阶级化，已经将大量的农村人口卷入工薪劳动的大军。这种情况一直持续，直到我们现在的时代仍然如此（例如在近几十年，在中国、墨西哥和印度出现的情况）。通过对国内体系的破坏，妇女和儿童加入工薪劳动大军的运动直至今日也同样在长期起作用（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妇女正在成为工薪劳动队伍的主力军）。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还可能包括小资产阶级的独立生产者和手工业者，他们将会被大规模资本所取代，从而被迫进入劳动市场。在过去五十年中，美国家庭农场的相互残杀，已经从其固有的限制中释放了他们的劳动力。你也许已经发现，同样是这些独立的生产者和人们，他们曾经经营过街角商店，但现在这些商店被超市取代了。所以，潜在类型的过剩人口，是一个数量庞大且种类各异的人群，它由不同类型的小资产阶级、妇女和儿童、农民和其他类似的人口组成。在当今，它也包含那些曾经逃离了无产阶级化但又被带回到这一群体中的人群。人们曾经认为医生不属于无产阶级，但是我们不难说明从事医疗工作的劳动力潜在地被无产阶级化的过程。受过较高教育人群的无产阶级化，也像大学的社团主义者和新自由模式逐渐变得更加巩固一样，正在快速地进行。在这里，马克思想使我们注意的是处于动态的无产阶级化的可能发生的变化以及不同的调动潜在劳动力后备军的方法。这在不同情况之间明显存在大量的不同。更进一步说，由于流动人口很可能受到资本主义组织的区域限制，所以潜在后备军地理意义上的扩散形式非常不同。从潜在意义上讲，它在任何地方都是可获得的，而且，通过帝国主义者和殖民地的做法来获得潜在过剩人口的地缘政治，可以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第三个层次是停滞的形式。这指的是那样一部分人口，即他们非常不规律地被雇佣，而且特别难于流动。停滞形式的过剩人口是社会最底层的沉淀，马克思将此描述为“陷于需要救济的赤贫的境地”，他们包括，“流浪者、罪犯和妓女，一句话，真正的流氓无产阶级”，马克思对他们几乎不怀有任何感情。而且，在他们中间，存在“[赤贫的]有劳动能力的人”，和“孤儿和需要救济的贫民的子女。他们是产业后备军的候补者，在高度繁荣时期，如在1860年，他们迅速地大量地被卷入现役劳动军的队伍”。而且，还包括“衰败的、流落街头的、没有劳动能力的人。属于这一类的，主要是因分工而失去灵活性以致被淘汰的人”。马克思将这些人称为“现役劳动军的残疾院”，而且他们几乎不可能被卷入中工薪劳动大军中。这是威尔逊（William Julius Wilson）所指的“下层阶级”（一个我确实不喜欢的词汇）。
在这一章的结尾和篇幅较长的第五部分，描写了当时存在于产业后备军的包括流动形式和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的那些人的具体的悲惨细节。当马克思关注英国的情况时（特别是它的农村劳动后备大军的状况时），他对城市化给予了密切关注，而且，对于有关爱尔兰人移民到英格兰的问题，也明确了一些重要内容，这些内容是关于对这些潜在的劳动力的调动是如何如此经常地利用民族和宗教（在这种情况下）的差异的，这些差异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包容所有种族、性别、文化、宗教，和其他被资本家阶级所采用的、在“先分化后统治”政治中的所有不同。我们能够很简单地举出和我们这个时代相似的例子。在美国的波多黎各劳工的长期历史，恰好与19世纪爱尔兰人在英国的情况相同。我们也能够轻易地写出对墨西哥、危地马拉、中国、孟加拉国、印度尼西亚和南非等国情况的描述，其中的每个细节都像马克思在第五部分所描述的情况一样悲惨。
马克思的第二个积累模型主要取决于由于技术进步导致的失业而形成的流动形式的劳动后备军。管理这些流动形式的过剩人口的系统方法（例如，如何保证失业工人的生存状态，并保证它们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以便能重返劳动大军），显然是一个关乎重大利益的问题。但是，也存在一个策略性的问题，即，存在流动形式或潜在形式过剩人口的后备军（调动停滞形式的过剩人口可能是非常困难的，而且甚至更难与他们一起工作）是否对资本主义的运行更加有利。资本对流动形式后备过剩人口的肆意操纵面临许多困难。仅获得了些许工作保障的强大的劳动组织可以核查失业情况。新兴技术和新型生产体系，在其得到广泛传播前，可能会受到来自工人们自身的挑战。而且当这种情况实际发生时，在一定情况下，由失业现象带来的政治的后果将会非常严重。例如，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在资本主义世界的大部分地方，为避免社会骚乱，在与资产阶级合作的部分阶级中，出现了对造成失业行为的普遍抵制。他们的偏好是能够找到潜在形式的劳动后备军即可。资本可以通过两个方式做到这一点。或者可以将资本投到国外，或者可以输入工人。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瑞典的失业率是很低的，而且几乎根本不存在所谓流动形式的劳动后备军。面对强大的工会的力量，大量的社会立法和一个强大的、不断巩固的社会民主政治手段，以及从葡萄牙、南斯拉夫和中欧地区的劳动力的输入，成为当时生产剩余价值的关键因素。法国汽车产业劳动力的缺乏，导致出现了国家支持的内向移民政策，同时，在那些年中，土耳其的劳动力剩余也刺激了德国产业的发展。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对移民法的修改，对于帮助调动潜在的劳动力后备力量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墨西哥的劳动力剩余，对美国的企业的正常运行是非常重要的，这带来了目前包括合法的和不合法的移民热潮，而这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例如，由于缺少劳动力剩余，已经导致了在美国西部收获季节粮食收成的损失）。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存在大量的失业现象和大量的潜在形式的过剩劳动。联系资本主义劳动控制的特定的政治历史来考虑这些范畴是有意思的。流动过剩人口的现象也提出了如下问题：后备过剩人口如何保持处于良好的健康状态并与现役劳动大军进行竞争。社会福利体系的建立，已经是针对这一问题的一个答案了，但是，如果考虑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趋势，这种观点就变得不再重要了。右翼的观点是，当劳动者把他们劳动的储备价格抬得过高时，失业率就会上升。由于劳动者拒绝在一定的最低工资水平以下工作，所以形成了失业！当福利水平过于丰厚时，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因此，消除失业现象的最好的办法就是将福利完全取消。但是，那会使流动形式的过剩人口保持处于一种劳动后备军的状态变得更加困难。移民政策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美国，政府每一次调整移民政策的尝试，都与企业获得足够的剩余劳动供给的需求相冲突。从农业综合企业到微软，各行各业都反对限制性的移民政策。
这样，对劳动供给的控制就变得至关重要了。按照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他们是按照这样一种方法来管理劳动供给的，即，形成一个劳动后备军（浮动形式的过剩人口和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的某种结合），并将其永久化，降低工资水平，以解雇为手段来威胁现役劳动者，瓦解劳动合作组织，提高现役工人的劳动强度。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策略似乎在美国已经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功，因为美国工人的实际工资一直基本维持稳定（只在20世纪90年代出现过短暂的上升），而利润率在总体上却一直处于上升趋势。这种情况在美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即工人没能从生产率的快速增长中获益。从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获得的所有利益都被资本家阶级占有了，从而造成了财富的大量集中和严重的不平等。
自由乌托邦的梦想被解构
我们在第四篇分析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时已经知道，在资本主义制度内部，一切提高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方法都是靠牺牲工人个人来实现的；一切发展生产的手段都转变为统治和剥削生产者的手段，都使工人畸形发展，使其成为局部的人，把工人贬低为机器的附属品，使工人受劳动的折磨，从而使劳动失去内容，并且随着科学作为独立的力量被并入劳动过程而使劳动过程的智力与工人相异化；这些手段使工人的劳动条件变得恶劣，使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屈服于最卑鄙的可恶的专制，把工人的生活时间转化为劳动时间，并且把工人的妻子儿女都抛到资本的札格纳特车轮下。但是，一切生产剩余价值的方法同时就是积累的方法，而积累的每一次扩大又反过来成为发展这些方法的手段。由此可见，不管工人的报酬高低如何，工人的状况必然随着资本的积累而恶化。最后，使相对过剩人口或产业后备军同积累的规模和能力始终保持平衡的规律把工人钉在资本上，这比赫斐斯塔司的楔子把普罗米修斯钉在岩石上钉得还要牢。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
这是一个将无产阶级日益增长的贫困作为资本家积累必然产生的社会后果和一个必要的社会条件的著名的总结性命题。对这一命题的一个典型回应，就是提出这完全是错误的，当今世界许多工人的处境远远比一百年前的处境要好，而且，即使在中国的工厂和在香港的血汗工厂仍存在某些恶劣的工作条件，但这些是创造更好的物质生活条件过程中存在的典型的过渡性问题，这种情况甚至在那些国家中都已被证明了。所以，这是马克思主义者同时也包括其批评家不时提出的一个论述，它是能够简单地被历史记录所检验的、马克思所做的明确预测之一。而且，到目前为止，由于已经发生的历史记录不能完全支持这一观点，所以，人们后来就认为，这意味着马克思的分析确实是错误的。
在这里，我需要着重提醒你注意在这些章节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假设条件，并再次强调，这种结论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偶然产生的，它在广义上取决于在开篇的时候提出的限制条件。这是《资本论》第一卷的结论，它唯一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的动力。分析的展开完全从这一角度出发。而我们在第二卷末尾将要发现的是，以资本在市场上的实现为立场写出的内容，与第一卷完全不同。在那里，马克思将集中于有效需求的问题（谁会拥有购买不断扩大数量的产品的货币能力？）。这一问题的部分解决办法，必然在于马克思在那里所做的关于工人阶级中的部分人群“理性消费”的描述。上述论述有两层含义。第一，工人阶级本身必须拥有足够的购买能力去消费；第二，工人阶级将养成与吸收资本主义永久产生的剩余产品相适应的消费习惯。所以，在第二卷末尾，马克思引用了资产阶级慈善家们关注于教育工人阶级养成“恰当的”消费习惯的方法（很多就像当时福特调动社会工人队伍，去保证那些在他的工厂中所规定的五美元八小时工作日制度中受益的人，明智地消费，而不是用于饮酒、毒品和女人）。所以，我们在第二卷的末尾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情况。简单地说，如果第一卷介绍的情况完全存在，那么工人阶级就不能成为资本家产品的主力消费者而发挥其必要的社会作用。
那么，第一卷内容的目的和要点是什么呢？马克思在第一卷提出，如果这个世界是按照这种方式运行的，那么，其结果将是工人的贫困化日益加剧。如果我们质疑在这一结论中，是否看到了事实的因素，那么，答案肯定是“是的”。而且，如果我们到印度尼西亚、孟加拉国、越南和危地马拉的工厂去考察的话，在这些地方，潜在的劳动储备，正在以一种极其残忍的方式被调动起来。实际上，你将会看到所有的马克思描述的“辛劳的痛苦”。你不需要认真搜索就能发现在许多世界制造中心关于令人震惊的劳动条件的详细报告（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的报告就充斥了这些内容，而且，甚至主流媒体也已经发表了一些令人震惊的报道）。更进一步说，这是在过去三十年前后期间，新自由主义实践和政治的标志性事实之一，即，收入不平等程度剧增，而且在世界所有地方（印度、墨西哥、中国、俄罗斯）都突然出现了一定数量的百万富翁，形成了一幅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而在另一极则是悲惨积累的图景，这一图景对于当代全球资本主义是一个非常引人注目的隐喻。
所以，如果你不能认识到第一卷所描述的是一个虽然是部分的但是是确定的事实，特别是当你将这些内容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时，你就很难理解第一卷的内容。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劳动组织的力量是相对强大的，社会民主运动处于主导地位，而且，包括对生产和收入分配相关方面的国家干预都是更加广泛地被接受的。当时，理性消费的问题更加突出：我们如何保证工人阶级能够有能力购买汽车？方法就是我们就去建造城市和郊区。通过这种方法，汽车变成了一种生活必需品，而不再是一种奢侈品，这意味着，工人们必须获得足够的报酬，以能够承担汽车和郊区住房，以及所有与这种生活方式相关的花费。在这些情况中，第二卷的分析具有重大意义，而第一卷的结论似乎有些力度不够。这种状态中的很大一部分，被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兴起的新自由主义的转折所扭转。无产阶级的数量在全球范围内出现了大规模的扩大，因为，二十亿左右的人们，或者是通过对农村生活方式和农民经济的摧毁（正如在拉丁美洲和南亚发生的情况那样），或者通过直接的政府行为（正如在中国和东亚更普遍发生的情况那样），被剥夺了他们较早时期曾经拥有的经济基础，而被迫加入无产阶级队伍。这种内向流动带来的一个可以预测的后果是，处于资本积累传统核心地位的工人阶级的处境没有得到很大改善。惊人的财富增长只流向了处于人口结构顶端的百分之一的人群（甚至更为严重的是，如果按比例计算，只流向了处于人口结构顶部百分之零点一的人群）。追随新自由主义的做法，已经使我们回到了与《资本论》第一卷中所描述的世界越来越相关的境况。
对于统治阶级一方而言，这是一个有意选择的方案。1979年初，“沃克尔休克法”急剧推升了美国的利息率，并造成了失业高峰；在这种情况下，随着里根政府采取对劳动组织的打击（始于1981年对空中交通管制工会罢工的打击），国家政策就更加明显倾向于加强对劳动的管制了。英国经济学家艾伦·伯德（Alan Budd），记录了他作为玛格丽特·撒切尔政府首席经济顾问期间的经历，他承认在后期与邻里相处时感到非常羞愧，因为“20世纪80年代，通过压缩经济规模和公共支出来治理通货膨胀的政策，只是对打击工人力量的一种掩盖。提高失业率是政府非常希望的削弱工人阶级力量的措施。当时所构建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是一种资本主义的危机，这一危机再次造就了劳动后备大军，并保证资本家获得前所未有的利润”。与里根一样，在20世纪80年代，撒切尔政府也曾以暴力形式镇压了矿工罢工，从政治上打击了工会势力。其目的还是为了加强对工人的管制，以保证资本家获得利润和无边无尽的资本积累。马克思的分析令人震惊的地方在于他完全预见到了这一结果，而且可以如此容易地用他自己的语言清晰地表达出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已经完成的工作是：他严肃地使用了古典政治经济学家所提出的词汇和理论，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即，如果按照他们所提出的市场功能完全、个人解放、私有产权和自由贸易的乌托邦式的自由主义观点，世界将会是怎样的。他逐步探索了按照这种想象建构的世界将会如何。亚当·斯密已经明确提出，在一个去中心化的和自由发挥作用的市场中，国民财富将如何增长，以及每个人的处境将如何或者如何能够变得更好（虽然斯密本人没有否认国家在财富分配上应该履行遵循更公平标准的责任）。马克思所揭示的是，如果按照纯粹的自由主义标准去建构世界，其自身必然产生出在一端是财富积累的增长而在另一端却萌发出苦难的积累的境况。那么，谁会愿意按照这种乌托邦观点的规则来构建这个世界呢？当然，答案明显得令人哑口无言：是资本家阶级的富人！所以，是谁向我们宣教了这种乌托邦式的自由市场观点的优越性，而又是谁将我们推向了当代的新自由主义路径？是那些富人，他们利用他们手中金钱的力量，劝说我们每个人接受市场永远是正确的，而马克思的理论没有任何意义。
新自由主义的规划（正如我在《新自由主义简史》中所论述的），是以日益增长的财富积累和资本家阶级中的上流集团对剩余价值越来越多的占有为方向的。而且，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资本家阶级已经选择了一条马克思在第一卷中所提出的、在资本积累模式中所确定的典型路径。降低工资水平，并通过技术变化来取代工人，从而造成失业，集中资本力量，打击工人组织，同时干扰市场中的供求关系（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当资本在市场的两个方面都起作用时），通过外包和进出口将全世界所有潜在形式的过剩人口都调动起来，并尽可能地压缩福利水平。这就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真正含义。社会必要条件已经具备，这在很大程度上与马克思在第一卷中的分析是一致的，即，以其他所有人的利益为代价的、在一端的、巨额财富的积累。当然，问题是，这种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只有“它同时破坏了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才能生存。
但是，这并不是唯一与马克思的分析相一致的结果。马克思在这一章中所提出的要点是，在自由市场的乌托邦主义条件下，日益增长的资本积聚和集中将是不可避免的。有趣的是，这已经成为过去三十年中，新自由主义化过程中的一个标志性特点了（请关注能源、制药、媒体行业，特别是金融行业日益增长的集中趋势）。市场的过度自由通常会带来这样一种趋势，即，朝着更严重的寡头垄断、甚至是垄断的方向发展（一个被认可的事实是，目前，反托拉斯立法和一些国家监管措施，对于并购和垄断行为来讲，在很大程度上是无效的）。发生的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而且它还集中于一个日益强大的资本家阶级手中。但是，这也提出了一个问题：当在第二卷的分析中所确定的和谐条件变得如此对立时，准确地说，当财富的两极分化时，会发生什么？会发生像在2008年爆发的令人震惊的危机那样的情况？也许这种情况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的，美国历史上唯一财富分配像现在这样如此不公平的时期是20世纪20年代，所以，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2008年发生的危机是1929年大萧条的一个轮回。
我认为，这是对马克思的分析的力量和他用于使我们清楚地认识通常处于隐藏状态的历史发展动力的方法的力量的有力证明，虽然他要同时面对产生他所预测的那种结果的、并使其合法化的、随时会爆发的矛盾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建筑。在我们的经济部门中，还存在多少西尼尔！所以，在当今资本主义中正在展开的、可以使人们极其容易认识到的方面，应该维护他所做的有条件的叙述，并且认识到，虽然这不是事情的全部，但它们仍然是十分重要的。他确实已经以一种确定的方式，详细地说明了“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他甚至也认识到了“像其他一切规律一样，这个规律的实现也会由于各种各样的情况而有所变化，不过对这些情况的分析不属于这里的范围”。这一普遍规律是对如果实行了自由市场和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思想，它将把我们带向何处的一个精彩展示，而且，也是对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转变已经使用这些暗语并将其伪装成新的姿态、并且实际上是在寻求推行这种思想的程度的精彩展示，它实际上已经将我们带到了马克思所预测的、充满了矛盾的发展方向。我想，我们能够从对马克思文本的认真阅读和对他的方法的深度欣赏中（虽然绝对是不舒服的）加以洞察，并获得巨大的判断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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