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马克思主义文库 -> 参考图书·左翼文化 -> 〔美〕跟大卫·哈维读《资本论》（第一卷）（2010）
|七| 技术揭示了什么
第十五章 机器和大工业
在导言中，我指出了马克思很少对他使用的研究方法进行评论。所以，应该通过对偶尔出现的评论的仔细阅读，对此进行重新构建，并通过他的实践研究进行补充。第十五章，“机器和大工业”，提供了一个研究这一问题的机会，与此同时，这一章提出了关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点的一般性论述。这一章篇幅较长，但各部分内容间是有逻辑顺序的。值得我们在研究这一章之前和之后，重温这一逻辑顺序。
一个重要的脚注
然而，我要从这一章的第四个脚注开始，在那里马克思使用了他在方法论思想描述中经常采用的神秘方法，将大量的概念用某种结构联系起来，这实际上提供了一个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框架。脚注分三个部分展开。第一部分集中在马克思与达尔文的关系上。马克思读过《物种起源》，并且深受达尔文提出的关于演化重构的历史方法的影响。马克思明确地将他的工作视为达尔文研究的某种延续，带有对人类和（而不是对立的）自然历史的关注。他在第一版的前言中提到，他的目的是从“自然史”的“角度”去观察“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从这一观点来看，“不管个人在主观上怎样超脱各种关系，他在社会意义上总是这些关系的产物。同其他任何观点比起来，我的观点是更不能要个人对这些关系负责的”。在脚注中，马克思首先关注了“一部考证性的工艺史”。这
就会证明，18世纪的任何发明，很少是属于某一个人的。可是直到现在还没有这样的著作。达尔文注意到自然工艺史，即注意到在动植物的生活中作为生产工具的动植物器官是怎样形成的。社会人的生产器官的形成史，即每一个特殊社会组织的物质基础的形成史，难道不值得同样注意吗？而且，这样一部历史不是更容易写出来吗？因为，如维科所说的那样，人类史同自然史的区别在于，人类史是我们自己创造的，而自然史不是我们自己创造的。
维科的观点是，自然史是上帝主导的领域，由于上帝是以神秘的方式行事的，所以它超出了人们的理解范围，但是，我们当然能够理解我们的历史，因为是我们创造了它。马克思较早地将历史的方法开创性地运用到技术的变化上，而且注意到了与生产方式的变化相联系的一些重要的转变。第七章在追随了本杰明·富兰克林将人类定义为“制造工具的动物”后，他继续观察到，
动物遗骸的结构对于认识已经绝种的动物的机体有重要的意义，劳动资料的遗骸对于判断已经消亡的经济的社会形态也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
然后，在一个脚注中，他写道，“历史学对物质生产的发展，即对整个社会生活从而整个现实历史的基础，了解得很少”。在第十四章，他提出
罗马帝国以水磨的形式把一切机器的原始形式留传下来。手工业时期留下了指南针、火药、印刷术和自鸣钟这些伟大的发明。但总的来说，正如亚当·斯密指出的，机器在分工之旁起着次要的作用。
一直存在一种人类的演化过程，在其中，我们不仅可以从技术方面，而且可以从整个社会生活模式方面，分清急剧变化的观点，这显然对马克思是非常重要的。
马克思对达尔文的观点也不是没有批判。“值得注意的是，”他给恩格斯写道，“达尔文在动植物界中重新认识了他的英国社会及其分工、竞争、‘发明’‘生存斗争’。这是开辟新市场、以及马尔萨斯的霍布斯所说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正如马克思所看到的，问题就是，达尔文的非历史的方法，是一种纯粹的自然的演化，而不考虑任何人类活动的作用对地球表面变化的影响。对马尔萨斯的观点的参照也是生动的，因为在他的《物种起源》导言中，达尔文已将他的一些关键的观点归为马尔萨斯的观点。但是因为马克思无法容忍马尔萨斯，所以对于他来讲，达尔文在很大程度上受马尔萨斯观点启发的想法，肯定很难接受。有趣的是，没有受到无情的英国产业主义影响的俄国演化论者（达尔文和约书亚·韦奇伍德的一个女儿结了婚，韦奇伍德是一位著名的陶器产业家，非常熟悉竞争和劳动分工及其作用）更多地强调了合作与互助，这些观点被俄国的地理学家克鲁泡特金（Kropokin）解释为是社会无政府主义的基本观点。
但马克思欣赏的是，达尔文对演化的研究作为一种历史重构和理论研究的开放过程的方法。马克思也采用相似的方法去理解人类的演化过程。这就是马克思强调过程而不是强调进入的事物的地方。我们应该在内心中把机器和大工业这一章，当作一篇关于技术历史研究的论文来阅读。这一章是关于资本主义产业形式如何从手工和制造业中脱颖而出的。直到这一部分内容出现前，没有人真正想过要撰写这样的历史，所以这一章可以被称为一种开创性的努力，随后萌生了一个完全的学术研究领域，即科学技术史。用这种方法去阅读，这一章的观点就变得更具意义了。但是，正如达尔文的理论一样，这里的内容比历史更加丰富。社会转型过程伴随着理论问题的出现和争鸣，正因如此，所以有大量的问题有待我们去争论和探讨。
脚注的第二部分提供了一个简短的，但在我看来是极其重要的陈述，需要给予说明：
工艺学揭示出人对自然的能动关系，人的生活的直接生产过程，从而人的社会生活关系和由此产生的精神观念的直接生产过程。
在这里，马克思在一个句子中连接了六个概念要素。首先是工艺学。这与自然有关。存在一个实际的生产过程，而且是以一种相当隐秘的方式进行日常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存在社会关系和精神观念。直接地说，这些因素都不是静止的而是变动的，它们通过指导人类演化的“生产过程”相连。他没有明确以生产的概念描述的唯一要素，是与自然的关系。显然，与自然的关系一直在演化中。认为自然也是部分地通过人类的活动被产生的观点，已经长期存在；这一观点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版本（在第七章被勾画出来），在我们的同事尼尔·史密斯（Neil Smith）的著作《不均衡的发展》中被出色地展现出来，在那里，自然和空间的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被明确地理论化了。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这六个概念要素之间的关系呢？虽然马克思使用的语言是建议性的，但他使问题处于开放的状态，这是不幸的，因为它为所有的解释留下了太多的空间。马克思经常被他的朋友，也包括他的敌人描述成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即，他认为是生产力的变化主导了人类历史进程，包括社会关系，精神观念、与自然的关系及其其他方面的演化。例如，新自由主义的记者托马斯·弗里德曼，在他的著作《世界是平的》中，高兴地承认他被认为是一个技术决定论者；当一些人向他指出（错误地）这是马克思的观点时，他表达了他对马克思的敬仰之情，并赞赏地引用了《共产党宣言》中的一长段内容，来证明他的观点。在一篇对弗里德曼著作的评论中，保守的政治哲学家约翰·格雷肯定了马克思的技术决定主义，并认为，弗里德曼确实继承了马克思的衣钵。而上述由那些在总体上对马克思怀有敌意的人所做的观察，在马克思主义者的传统中是一直存在的。关于“生产力是引导的主体”这一主题的最强大的版本，来自G·A·柯亨的著作《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柯亨从分析哲学的角度，研究了所有的马克思的文本，并维护了对马克思理论的这一解释。
我并不完全赞同这种解释。我发现它与马克思的辩证法不一致（这被像柯亨这样的分析哲学家当作垃圾而丢弃）。马克思在总体上回避了带有因果关系的语言（我可以向你提出挑战，如果你能在《资本论》中找到许多这样的语言的话）。在这一脚注中，他没有说技术是“引起”或“决定”，但是他提出，技术“揭示”，或者以另外一种解释，“揭开”了人与自然的关系。为了更有把握，马克思对技术的研究给予了很多关注（包括组织形式），但这也不能保证就能够将技术当作人类演化中的一个引导的主体。马克思的意思是（而且在这一问题上，很多人会不同意我的观点），技术和组织形式在内化了精神观念、社会关系、日常生活和劳动过程的同时，也内化了人与自然之间一定的关系。凭借这种内化的优势，对技术和组织形式的研究，就一定会“揭示”或“揭开”关于所有这些要素的许多问题。相反，所有这些其他的要素也内化了与技术相关的问题。例如，对在资本主义条件下日常生活状态的详细研究，就“揭示了”大量我们与自然、技术、社会关系、精神观念和生产的劳动过程的关系。相似地，如果不考察我们的社会关系的性质，我们的生产体系，我们对于世界的精神观念，我们使用的技术以及我们日常生活的状况，那么，我们与自然之间的当代关系的研究，就不会深入。所有这些要素组成了一个整体，而且我们需要理解它们之间的相互影响是如何发挥作用的。
我发现这是一种对这个世界进行思考的很有帮助的方法。例如，我曾经加入一个陪审团，选择在韩国设计一个新城市的方案。我们这些陪审团的成员，面对在面前展示的所有设计方案。陪审团主要由工程师和规划人员，以及少量出色的建筑和景观设计师组成。后者主导了决策过程中应该遵循的原则的基本讨论，而这一讨论，主要转移到在建筑形式中，所采用的圆形和方形图案相对代表的符号力量和实际含义的讨论上。换句话说，决定在很大程度上是遵循几何和符号的原则来做的。有一刻，我打断了进度并提问道：如果你在建设一座新的城市，那什么是你想了解的事情？我想知道的是，我们将在这里与世界建立怎样的关系？（生态空间等）在这座城市中将体现怎样的技术，为什么？设想了怎样的社会关系？将会结合什么样的生产和再生产体系？日常生活又将会怎样，是那种我们想要的日常生活吗？在这里，我们将采用什么精神观念，象征性的和其他的？它会被建设成为一种民族主义的纪念或是更具世界性的地方？
其他的陪审员也找到了这一规划的创新和趣味所在。我们讨论了一会儿，但是这一问题相对于我们所能支配的时间来讲太过复杂。一位建筑师随后提出，在这六个标准中，只有精神观念真正具有影响，它会落实到形式的符号主义上，而恰好会把我们带回到关于圆形和方形的相对力量的问题上！后来我被问到，他们能够从哪里找到更多的关于这种有趣的思考方法的内容。我当时犯了一个错误，说就在《资本论》第十五章的第四个脚注中。我应该更清楚地知道，这种事情会存在两种典型的反应。一种是紧张甚至是恐惧，因为如果认识到，马克思可能已经如此强有力地说了一些明显和有趣的事情，这等于承认了他们与马克思主义者是志同道合的，但这对某人的职业甚至是个人前途来讲，会非常可怕。另一种反应是把我当作白痴，认为我思想贫乏，以至于只会鹦鹉学舌地效仿马克思，甚至糟糕到只会引用脚注的地步！所以对话就此终止。但是，我想这是一种有趣的评价城市设计和批判城市生活质量的方法。
这一框架有助于通过一个基本的方法，将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基础，而且正如我所希望展现的，还存在一个强大的证据，为马克思理解资本主义演化过程所采用的大部分无形方法提供了基础。让我在此将这一问题展开论述。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思想架构，在其中这六个要素在一个单一的空间里被悬挂在一起，但它们之间存在很强的相关性（见下图）。每一个要素内部都具有动力，这样，我们认为，每一个要素都在人类演化过程中组成了一个“时刻”。我们可以从时刻的角度来研究演化，或者检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例如，在技术和组织形式中的变化与社会关系和精神观念之间的关系。我们的精神观念是如何被与我们相关的技术变量所改变的？一旦我们拥有了显微镜、望远镜和卫星，X射线和CAT扫描，我们是否还会以相同的视角观察世界？因为我们所拥有的技术，所以我们目前对世界的理解和思考是以一种彻底不同的方式进行的。但是通过同样的标志，某些人在某些地方必然会产生这样的精神观念，即制造一个望远镜是一件有趣的可以做的事情（提醒大家，马克思着手对劳动过程问题和最糟糕的建筑师的研究）。而且当那个人有这个想法时，他必须能够找到镜头打磨机和镜片制造者，以及其他必需的要素，这样可以通过望远镜的生产将想法变成现实。技术和组织形式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它们由精神观念创造出来。它们也来自我们的社会关系，并且作为对日常生活或劳动过程的实际需要的反应，具体地产生出来。
我喜欢马克思建立这一框架的方法，如果它是被辩证地看待，而不是因果地看待的话。这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也渗透到了《资本论》中，我们应该以这一框架作为心中的指导来阅读这本书。它也提供了一个批判的标准，因为我们能够通过马克思如何完美地将这些不同的因素联系起来来分析他自身的表现。马克思是如何准确地将精神观念、社会关系和技术联系在一起的，他是否已经充分地做到了？是否还存在其他一些方面，如日常生活的政治，被遗忘在黑暗中？换句话说，我们需要仔细检查这种形成和马克思的实践之间存在的辩证关系。
让我来做一总结。在作为一个整体而被理解的人类演化过程中，六个要素组成了不同的时刻。没有任何一个时刻可以主导其他时刻，虽然在每一个时刻中都存在自我发展的可能（自然是独立地变化和演化的，就像人的想法、社会关系、日常生活的方式等）。所有这些要素共同演化，而且都服从于作为整体中的动力时刻的永久更新和转变。但是，它不是一个黑格尔主义的整体，即，在其中每个时刻都紧密地内化了其他所有时刻。它更像一个生态的整体，即列斐伏尔（Lefebvre）所说的“整体”，或德勒兹（Deleuze）所说的“集聚”，在其中时刻是以一种开放、辩证的方式共同演化的。两个或多个要素之间的不均衡发展，造成了人类演化的偶发性（与达尔文理论中的不可预见的变化会带来偶发性的说法，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
对于社会理论，危险在于将一种要素当做其他所有要素的主导。技术决定论被错误地命名为环境决定主义（自然主导）、阶级斗争决定主义、唯心主义（精神观念处于前卫）、劳动过程决定主义，或来自每天生活的（文化的）变化（这是保罗·霍肯（Paul Hawken）在他的文章《神圣的动荡》中所持的政治立场）。主要的变迁，例如从封建主义（或一些其他的前资本主义的结构）向资本主义的转变，是通过穿越所有时刻的辩证的变迁发生的。这种共同的演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不均衡发展，会带来所有情况的地方的偶发性，虽然这些偶发性受卷入演化过程中的集聚中的要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和世界市场中经济发展过程的日益增长的空间（而且有时是竞争性的）整合的限制。有意识地去尝试以资本主义为基础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一个最大的错误，可能是没有认识到，需要用一种对地理特点敏感的方法，在所有时刻都进行政治参与。革命的共产主义的一个尝试是，将辩证法简化为一种因果的模式，在这种因果模式中，一个或另一个时刻被放在变化的前卫的位置，而且人们所设想的也是这样。这种方法不可避免地失败了。
从表面上看，脚注的第三部分似乎与我对第二部分的解释相矛盾：
甚至所有抽象掉这个物质基础的宗教史，都是非批判的。事实上，通过分析找出宗教幻象的世俗核心，比反过来从当时的现实生活关系中引出它的天国形式要容易得多。后面这种方法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
马克思把他自己当做了科学家，而且他在这里坚称，这意味着对唯物主义的认可。但是，他的唯物主义与自然科学家的唯物主义不同。它是历史的。“那种排除历史过程的、抽象的自然科学的唯物主义的缺点，每当它的代表越出自己的专业范围时，就在他们的抽象的和意识形态的观念中显露出来”。达尔文对演化的发现是有缺陷的，因为他忽视了历史环境对他的理论形成的影响（他从英国资本主义中得到的指征的力量），并且没有将他的论述继续下去并将他的发现与人类的演化过程进行整合。当然，马克思的写作早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流行，但是，他预想了一个批判性的回应，即对社会的达尔文主义者通过使用达尔文的进化论，将资本主义作为“自然”现象而使其合法化的方法的回应。由于达尔文的理论是从资本主义得出它的指南性的指征，而且受马尔萨斯的社会理论启发，所以它把资本主义确认为与人们所设想的自然的竞争过程是完全一致的、为了生存的斗争。而且，这当然是适者生存的规律，这种观点并不令人惊奇（不考虑克鲁泡特金的互助理论）。
马克思的总的观点是，自然科学家，由于他们不了解他们所处的历史时期，而且受制于他们对方法的认识，所以不能将人类历史整合进他们的世界模式，他们经常以对这个世界的最佳的局部误解和最糟糕的严重误解作为终结。最糟糕的是，在一种预想的中立和客观的科学条件下，他们掩盖了他们的历史和政治假设。这种批判的视角，是马克思作为先锋所提出的，是目前在自然科学研究领域的标准做法，并反复证明了，将诸如性别、性别或社会阶层这些社会指征引入科学，会导致对自然世界实际情况理解的误读，即便人们认为，如果没有这些指征，科学研究就没有出路。
但是，这里存在一个更深入的问题需要去解决。我谈论到马克思由浅入深的研究方法：从表面现象开始，深入拜物教的内部，揭示一种理论性的概念工具，它能够抓住社会进程的根本运动。之后这种理论工具又一步步回到表面，并用一种新的方法去解释日常生活中的动力。马克思在脚注中确认，这是“惟一的唯物主义的方法，因而也是惟一科学的方法”。我们已经在“工作日”一章中看到了这种方法发挥作用的一个特别的例子。价值作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内化了一个特定的资本家的时间性，并且，社会表面存在的大量的社会斗争领域，都是在追求对其他人时间的占有。“时间原子是利润的要素”的事实，导致了资本家被时间管制和时间控制所困扰（而且也可以简短地解释，为什么他们被生产线提速所困扰）。
但是我们应该怎样认识，深奥的价值理论和关于工作日长度的表面斗争的不可预测的政治骚乱之间的关系？马克思赞许地从一部早期的作品中引用了一个著名的段落（另一个脚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一定的生产方式以及与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简言之，“社会的经济结构，是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他从《批判》中提取了下列句子，这部分内容解释了，正是在上层建筑中，我们开始对政治问题有了意识，并努力加以解决。
这就是人们经常提到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的模式。其假设是，存在一个经济基础，在其基础上，产生了思想的框架以及一种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它们共同定义，我们对问题的意识如何并如何解决它们。这一构想有时被宿命地解读为：经济基础决定政治的和法律的上层建筑，决定在那里形成的斗争的形式，而且经济基础发生转变的程度，实际上决定了政治斗争的结果。但是，我不认为这一观点带有宿命的倾向，甚至带有因果关系。因为还存在阶级的联合及复合的可能性、情绪的多种变化，所以结果永远不会固定。但是，永远存在这样一种对他人时间的占有的深入考虑，这一主题永远不会消失。“平等权利之间”的对抗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是永恒存在的，它永远不能得到某种最终的解决。关于时间的斗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这就是这个深奥的理论告诉我们的，不管在上层建筑中发生了什么，如果不推翻资本主义，这一强制规则就不会被克服。
在任何情况下，当生产力和社会关系没有在政治和法律的上层建筑中有所表达和代表时，都是不能存在的。我们已经从货币中看到了这一点，它是被所有制度和法律安排所围绕的价值的代表，而且肯定是斗争和政治操纵的目标（关于私有产权的法律框架也是这样）。但是马克思也说明了，没有货币（或一种私有产权的法律框架），价值就不会作为一个基本的经济关系而存在。事情会在一个货币环境中以一种十分特别的方式起作用，它取决于阶级斗争的动力，并且对于劳动价值论如何发挥作用也是具有意义的。货币属于政治的上层建筑，还是向下属于经济基础？答案是肯定的，它必须属于它们两者。
相似地，人们不会说，从工作日这一章可以看到，关于工作日的斗争结果是由经济基础中的运动决定的。更进一步说，对工作日长度的政治限制，部分地导致了资本家去寻求另外一种获得剩余价值的办法，例如相对剩余价值。马克思显然不倾向于这种被机械地或因果地使用了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他是辩证地使用了经济基础-上层建筑模式。
而且这也是事实，即“制定出”，达到关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的王国，作为时间是利润的要素的基本事实的一个结果，源于将价值定义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前资本主义社会，甚至在古罗马，不存在关于工作日长度的集中的斗争。只是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制度框架内，这种斗争才有意义。正式的问题，如工作日（周，年，一生）的长度被准确地提起，是因为资本主义已经演变而成的深奥结构。这些斗争如何解决，取决于你和我以及其他所有人。实际上，这场斗争能够潜在地以这样的方式得到解决，即，取消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个社会，在其中，时间不再是利润的要素。你能想象那会是怎样的吗？这听起来似乎相当美好，不是吗？
这里，我的主要观点是，事情被解决的方式，即通过政治的和法律的手段，阶级力量的平衡，支配性的精神观念和其他——在资本作为价值循环的深奥概念的关系中，并不是没有影响的。真正的科学的方法是要明确哪些深奥的要素，它可以向你解释，为什么在我们的社会中，一定的事物是按照目前的方式运行的。我们从工作日长度的斗争中看到了这个原因。我们也从相对剩余价值的斗争中看到了这一点，它解释了资本主义为什么如此具有技术的动力。我们似乎对于是否要增长或进行发明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为那是资本主义深刻的结构所需要的。所以，唯一有趣的问题是，增长将如何发生，并且带有哪种技术变化？这强迫我们去考虑精神观念的含义，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其他所有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喜欢这些含义，那么我们没有其他手段，只有采用斗争的方式，不是仅仅针对它的某一个方面，而是同时针对它所有的方面，直到我们最终达到这样一种状态，即必须根本改变价值规则本身。
然而，资本的循环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驱动器。但是，对这一过程来讲，需要被支撑的社会必须是什么？例如，我们可以考虑必要的精神观念。假如你走在华尔街上，举着一个大旗子，上面写道，“增长是糟糕的，现在停止增长”，这是否会被认为是一种反资本主义的情绪呢？你打赌会是这样。你会被解雇，然而，这不必然是因为你反对资本主义，而是因为你反对增长，因为增长被认为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是好的事。零增长说明出现了严重的问题。日本最近根本就没有出现大幅增长，可怜的人们。但是中国的增长却一直引人注目，所以，中国人是伟大的成功典范。我们怎样才能努力赶上他们呢？我们都高兴地闲坐着并谈论说，增长是好事。技术变化是好事，所以，因为资本主义需要这两者，也就必然是好事。这就是那种共同的信仰体系，即葛兰西（Gramsci）所说的“霸权”。同样的问题也出现在制度安排上。资本主义需要足够的法律安排以有效地发挥作用。中国人越是走向一种资本主义的路径，他们要想维持一种不承认某种私有产权的法律安排，就越不具有合理性。但是，在可能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中，也存在大量的宽容度和偶发性。
第一—三部分：机器发展，价值转移以及对工人的影响
那么，让我们最后讨论在这一长篇章节中出现的组合的材料。我建议你对这部分的题目顺序给予小心的关注。这些顺序确定了讨论的逻辑思路，它构成了马克思对工厂体系和机器使用的增长的研究。然而，他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机械发明的事实的惊讶态度开始，假设机器的设计是为减轻劳动的负荷，但实际上根本没起到这样的作用。实际上总的来看，它们使情况变得更糟。马克思自己从没有惊讶过，因为机器是用来生产剩余价值，而不是为了减轻劳动的负荷。但是请注意，这意味着“机器是生产剩余价值的手段”。这听起来奇怪，因为马克思已经提出，机器是死劳动（不变资本），不能生产价值。然而，它们可以是剩余价值的来源。通过在工薪商品部门提高生产率，降低劳动力价值，资本家阶级获得了相对剩余价值，同时，拥有最好机器的资本家将获得临时的相对剩余价值，即由那些具有较高生产率的生产者获得。不要怀疑资本家所持有的拜物的信仰，机器生产价值！
马克思随后思考了工具和机器之间的区别。“工具是简单的机器，机器是复杂的工具”，并且，“看不到二者之间的本质区别”，在这里我们遗失了一些基本的东西，最需要注意的是“历史的要素”（那种要素，他偶尔会在脚注中做很多说明）。马克思是率先使用“工业革命”一词的人，并将它置于他历史重构工程的中心。那么，是什么形成了工业革命的核心呢？这只是一种技术的变化，即由工具变成机器的事实吗？是机器和工具之间的差别，使机器具有了力量的外部来源吗？它是否需要一种社会关系的激进变化，以与生产力的转变并行呢？答案就是上面所有的内容。
作为工业革命起点的机器，是用这样一个机构代替只使用一个工具的工人，这个机构用许多同样的或同种的工具一起作业，由一个单一的动力来推动，而不管这个动力具有什么形式。在这里我们就有了机器，但它还只是机器生产的简单要素。
然而这被预见为，是工人的地位（社会关系）上的一种转化。它与机器本身同样重要。当工人们能够持续提供活动的力量时，在某些情况或其他情况下，来自外部的对力量的补充的需求就出现了。长期以来人们挤压水力以提供服务，但是它的使用被地区条件所限制和束服。
直到瓦特发明第二种蒸汽机，即所谓双向蒸汽机后，才找到了一种原动机，它消耗煤和水而自行产生动力，它的能力完全受人控制，它可以移动，同时它本身又是推动的一种手段；这种原动机是在城市使用的，不像水车那样是在农村使用的，它可以使生产集中在城市，不像水车那样使生产分散在农村，它在工艺上可得到普遍的应用，在地址选择上不太受地点条件的限制。（《文集》第五卷，第499页）
蒸汽机将资本从对地方性的力量的依靠中解放出来，因为，煤是一种商品，从原则上讲，它能够被运输到任何地方。但是，请小心，不要过多关注这一发明，因为“蒸汽机本身，并没有引起工业革命。相反，正是工具机的创造才使蒸汽机的革命成为必要”。
而且，虽然马克思没有提到，煤也能够消除作为食品生产的土地的使用和作为能源来源的土地生物量的使用之间的尖锐对抗，但在这之前，它已经限制了工业的发展。一直以来，木头和木炭是基本的燃料来源，在食物土地和生物燃料土地之间的竞争，使两者的成本都提高了。用煤就可能挖掘到石炭纪时期储存的能源；然后，用石油就可能挖掘到白垩纪时期储存的能源。这解放了用于生产食品和其他形式的原材料的土地，并解放了工业，它可以广泛使用廉价的燃料，既对城市化，当然也对我们目前的生活，都具有全面的意义。最近，对能源稀缺日益增长的反应已经回到燃料来源的土地上了（特别是乙醇），而且产生了可以预料的后果，即食物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暴涨的后果（并产生了所有的社会后果，如与食品相关的骚动和日益严重的饥荒现象；甚至我的面包圈的价格都涨了三十美分）。我们目前正在重新形成对资本积累的限制，在18世纪后期向矿石燃料的政策转变，有效地受到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革命的限制。
但是工业革命的标志，不仅是一种能源生产的转变。“工场手工业所特有的以分工为基础的协作”现在表现为“各个局部工作机的结合”。在社会关系中出现了一场重大革命。
在工场手工业中，单个的或成组的工人，必须用自己的手工工具来完成每一个特殊的局部过程。如果说工人会适应这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也就事先适应了工人。在机器生产中，这个主观的分工原则消失了。在这里，整个过程是客观地按其本身的性质分解为各个组成阶段，每个局部过程如何完成和各个局部过程如何结合的问题，由力学、化学等等在技术上的应用来解决。
其结果是“各种单个工作机和各组工作机的一个有组织的体系”的革命，而这“所完成的整个过程越是连续不断，即原料从整个过程的最初阶段转到最后阶段的中断越少，从而，原料越是不靠人的手而靠机构本身从一个生产阶段传送到另一个生产阶段，结合工作机就越完善”。
有许多观点可以支持这一叙述。第一，在生产过程中连续性的重要性，它是至关重要的，因为资本循环的连续性需要如此，而机器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第二，请注意，社会关系是随着技术关系的变化而被转变的。第三，对生产过程的组成阶段的分析，要求在精神层面上的转变，它将使一门科学（例如化学）承载相应的技术。换句话说，在精神观念中存在一种进化。至少三个脚注中被检验的要素在这里发挥了作用，而且，在煤资源作为基本的能量来源替代了瀑布和生物量的同时，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地点的要求的关系，也改变了。我们从许多这种段落中，可以看到在脚注中提出的马克思的构想是如何发挥作用的。不同的要素很容易汇聚在一起，形成了一个有推动性的对共同进化的叙述，而不是因果关系。其结果是，“通过传动机由一个中央自动机推动的工作机的有组织的体系”，而且，他说，“是机器生产的最发达的形态。在这里，代替单个机器的是一个庞大的机械怪物”——马克思喜欢做这种设想，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它的躯体充满了整座整座的厂房，它的魔力先是由它的庞大肢体庄重而有节奏的运动掩盖着，然后在它的无数真正工作器官的疯狂的旋转中迸发出来”。但是，马克思也提醒我们，“沃康松、阿克莱、瓦特等人的发明之所以能够实现，只是因为这些发明家找到了相当数量的、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就已准备好了的熟练的机械工人”。也就是说，如果必要的社会关系和劳动技能还没有占据应有的地位，新技术就不能被使用。在有些情况下，这些工人“是各种职业的独立的手工业者”，而其他人已经“联合”。
但是，进化的过程有其自己的动力。“随着发明的增多和对新发明的机器的需求的增加，一方面机器制造业日益分为多种多样的独立部门，另一方面制造机器的工场手工业内的分工也日益发展”。社会关系中发生了大量的转变。“这样，在这里，在工场手工业中，我们看到了大工业的直接的技术基础。工场手工业生产了机器，而大工业借助于机器，在它首先占领的那些生产领域排除了手工业生产和工场手工业生产”。整个体系“在其旧形式中进一步发展了的基础本身”后，最终建立起了“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简短地说，资本主义发现了一个与它的流通规律更一致的技术基础。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演化的，而不是决定主义者的观点。产生于制造业和手工阶段的资本主义的矛盾，不能通过已经存在的技术的给定性质解决。所以，存在出现一种新技术组合的巨大的压力。马克思正在讲述一个资本主义如何“建立起与它自身的生产方式相适应的新基础”的故事。但是，这整个过程
取决于这样一类工人增加的情况，这类工人由于他们的职业带有半艺术性，只能逐渐地增加而不能飞跃地增加。但是，大工业发展到一定阶段，也在技术上同自己的手工业和工场手工业的基础发生冲突。
资本扩张的力量会面临极限。资本主义体系已经达到了这样一点，即，它需要熟练工人去制造机器以保证它的发展，同时，它自己的技术基础却扮演了对制造机器的能力起到拖拽作用的角色。
但是，进化过程是很难停止的，“一个工业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会引起其他部门生产方式的变革”。在这里请注意，马克思顺便使用了“生产方式”一词。他有时使用这个词，正如他在《资本论》开篇的段落中使用一样，可以说，是为了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封建主义生产方式进行对比。但是在这里，它有着特别的含义：在一种特殊产业中的生产方式。有两个相互关联的含义：在一种特殊产业中的生产方式创造了新的机器形式，实际上，它与从更广泛意义上理解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一致。然而在这里，我们谈论的是，在特殊的产业环境下特殊的生产方式的转变，和它们之间的动态的相互作用。
这首先涉及因社会分工而孤立起来以致各自生产一种独立的商品、但又作为一个总过程的各阶段而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工业部门。因此，有了机器纺纱，就必须有机器织布，而这二者又使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必须进行力学和化学革命。
在生产过程各个不同部分所产生的溢出效应，形成了相互之间反复加强的变化。更进一步，“工农业生产方式的革命，尤其使社会生产过程的一般条件即交通运输手段的革命成为必要”。这引入了另外一个主题，也就是在马克思的著作中我所发现的极其有趣的内容：他在《大纲》中所称的“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重要性。资本主义演化的动力在其地理含义上并不是中立的。我们已经从他关于城市化的讨论中，看出了这种观点的暗示，蒸汽机会提高生产的集中程度，而地点性的自由被蒸汽动力所赋予。世界市场的连接性也会改变。
因此，撇开已经完全发生变革的帆船制造业不说，交通运输业是逐渐地靠内河轮船、铁路、远洋轮船和电报的体系而适应了大工业的生产方式。但是，现在要对巨大的铁块进行锻冶、焊接、切削、镗孔和成型，又需要有庞大的机器，制造这样的机器是工场手工业的机器制造业所不能胜任的。
而且，在这里出现了马克思观点的最终环节：
因此，大工业必须掌握它特有的生产资料，即机器本身，必须用机器来生产机器。这样，大工业才建立起与自己相适应的技术基础，才得以自立。
简短地说，在机器帮助下的生产机器的能力，是羽翼丰满、动态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技术基础。换句话说，工程和机械工具产业的增长，是革命的终极阶段，它从整体上，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创造了“足够的技术基础”。“劳动资料取得机器这种物质存在方式，要求以自然力来代替人力，以自觉应用自然科学来代替从经验中得出的成规”。这不仅要求出现一场在精神概念上的革命，而且也要求出现一场对它们应用的革命。
在工场手工业中，社会劳动过程的组织纯粹是主观的，是局部工人的结合；在机器体系中，大工业具有完全客观的生产有机体，这个有机体作为现成的物质生产条件出现在工人面前。
例如，合作的性质被彻底改变了。
我已经仔细地分析了这一部分内容，其目的是为了说明，技术革命的协同传播，依赖并引起社会关系、精神观念和生产方式的变革（在具体和特殊含义中），同时也依赖并引起空间和自然关系中的变化。适应一种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大范围意义上）的新技术体系的出现，是一个进化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在脚注中涉及的所有要素都在共同进化。
在这一章的第二部分，马克思提出了下列问题：价值是如何从机器转移到产品上的？另外两种获得相对剩余价值的方式——通过合作和劳动分工——除了一些偶然发生的费用外，资本几乎不承担任何成本。但是，机器是一种需要从市场上购买的商品。可以说，与仅仅将劳动的分工整合进工作场所相比，是非常不同的。机器具有一种价值，而且这一价值需要被支付。凝结在机器中的价值在某种程度上需要被转移到“由它的服务所生产的产品上”，虽然在其中不包含任何物质的转变。从根本上说，马克思采取了直接折旧的做法。如果机器能使用十年，那么在每年的那个时间点上，机器价值的十分之一就会转移到产品上。但是，随后他继续得出了一个关于机器使用的重要界限：
如果只把机器看作使产品便宜的手段，那么使用机器的界限就在于：生产机器所费的劳动要少于使用机器所代替的劳动。可是对资本说来，这个界限表现得更为狭窄。因为资本支付的不是所使用的劳动，而是所使用的劳动力的价值，所以，对资本说来，只有在机器的价值和它所代替的劳动力的价值之间存在差额的情况下，机器才会被使用。
这假定了（正如大多数经济学家们试图做到的那样）资本家在做决定时是理性的。如果机器昂贵，而且通过使用机器，你只节省了很少的劳动，那么为什么还要购买机器呢？机器越便宜，劳动就越贵，对使用机器就有更大的激励。所以，资本家必须做的是，花在购买机器上的价值和节省的雇佣劳动价值（可变资本）之间的计算，使用机器的极限典型地由竞争的强制规律所规定。购买昂贵的机器，但只节省了很少劳动的资本家，将会被经济领域淘汰。
然而，能够节省多少可变资本，取决于劳动力的价值。“现在英国发明的机器只能在北美使用”。在北美洲，劳动的相对稀缺意味着较高的劳动力成本，所以使用机器是有意义的，但是在英国，剩余劳动的存在，意味着廉价的劳动和更少的对使用机器的激励。这种对机器使用的限制条件的计算，无论是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非常重要。可以举一个现代的例子，在中国，存在大量的廉价劳动，在美国用复杂和昂贵的机器制造的东西，在中国可以被分解为更小的、可以用手工制造的劳动过程。与在美国使用一台非常昂贵的机器和二十名劳动者不同，你可以在中国雇佣两千名劳动者，使用手工工具进行生产。这个例子面对的是这样一种观念，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会走向更大规模的机械化和更高的技术复杂性。如果考虑机器使用的限制条件和价值关系的重要性，那么，在机器和技术的使用上，所有可能的变动都会发生。
在第三部分，马克思考虑了使用机器对工人产生的三个后果。机器有助于“资本对补充劳动力的占有。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机器技术有效地摧毁了存在于手工阶段的技术基础。随后，雇佣非熟练的妇女和儿童变得更加容易。随后产生了一系列的后果。用家庭工资代替个人工资成为可能。个人工资水平就会下降，但家庭工资水平却能够保持不变，因为妇女和儿童加入了劳动大军。在资本主义历史中，这一直是一个有趣和持续存在的主题。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的个人工资可以说是下降了，或者可以说在实际意义上维持了相对稳定的水平，但是家庭总收入却处于上升趋势，因为更多的妇女参加了工作。资本家阶级以接近一个劳动力的价格，获得了两个劳动力。20世纪60年代出现在巴西的经济奇迹，也是在军队的独裁下，由个人工资下降的可悲现象主导的，但是家庭工资被控制在稳定的状态，因为当时，不仅巴西的妇女甚至是儿童也参加了工作（在铁矿中的童工大量出现）。这导致了巴西总统奥米利奥·梅迪西提出了其著名的观点，那就是，“经济（他应该说的是资本家阶级）的绩效非常好，但人们的处境却非常糟糕”。历史上曾有很多这样的情况发生，资本家通过采用这种方式获得剩余价值。
这也提出了个人工资和家庭工资之间关系的问题。后者对工人阶级的再生产是必需的。但是谁承担这部分再生产的成本呢？马克思在这个问题上不太敏感，正如许多人已经指出的，可将其归结为性别的问题，但是，他在一个脚注中指出了，家务工作和市场上买入和卖出劳动力之间关系的重要性。如果妇女进入劳动力市场，那么
家庭消费所必需的劳动，如缝缝补补等，必须由购买现成商品来代替。因此，家务劳动消耗的减少，相应地就增加了货币的支出。因而，工人家庭的生产费用增加了，并且抵消了收入的增加。此外，节省地合理地利用和配制生活资料也不可能了。
对家庭工资的思考也引出了其他问题。在马克思的时代，非常普遍的现象是，男人，特别在马克思所熟悉的国家，是整个家庭劳动的分配者。其结果是，在劳动供给中形成了一种“班组制”。一个男性负有分配几个小孩劳动力的责任，可能还包括一个妻子和一个姐妹，同时还包括侄子和亲戚的劳动力。在法国，劳动市场通常会形成一种“班组制”，在那里，一个家长式的人物会指挥他周围每个人的劳动，并将这种劳动指挥传递给他的雇员们来干，而只将有关劳动报酬和福利的分配问题，留给这个家长式的人来做。这种体系在亚洲几乎是普遍存在的，而且也经常会在欧洲和北美的移民群体的组织中找到。这一体系中存在的某些最糟糕的方面，在当时和现在的情况一样，正如马克思在一个脚注中所指出的，是通过对儿童的买卖和与此相当的奴隶买卖而产生的（过去和现在都是如此）。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工厂视察员报告（充满了维多利亚式的道德，马克思没有对此进行批判）和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的状况》中的描述，马克思关注了“对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进行资本主义剥削所造成的精神摧残”，和资产阶级想通过教育来解决这种精神摧残的脆弱尝试。正如《工厂法案》所描述的情况那样，在个别资本家由竞争的强制规律所驱动而采取的措施和国家试图对儿童进行教育的方式之间，出现了矛盾。虽然不是以一种十分充足的方式，但马克思提出了关于生命的再生产的问题（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但在某种程度上是脚注4中被忽略的要素）。
第二个部分研究了“工作日的延长”。实际上，机器创造了新的条件，它不仅允许资本能够延长工作日，而且形成了对这种做法的“新的激励”。
因此，劳动资料作为资本——而且作为资本，自动机在资本家身上获得了意识和意志——就受这样一种欲望的激励，即力图把有反抗性但又有弹性的人的自然界限的反抗压到最低限度。
机器部分是为克服工人的抵抗而设计的，它在任何情况下“由于在机器上劳动看来很容易，由于妇女和儿童比较温顺驯服，这种反抗无疑减小了”。当然，这是一种典型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偏见。实际上，妇女并不容易管教，甚至比儿童更难管教。但是，这里问题的核心是生产的临时性和持续性。机器的磨损速度比过去加快了，而且存在尽快使用机器的强烈的激励。首先，机器的有形损耗有两种。一种是由于使用，另一种情况是闲置，也就是说，让它生锈。“但是，机器除了有形损耗以外，还有所谓无形损耗”。我经常觉得这有点奇怪。马克思真正的意思是经济意义上的报废。如果我去年花了两百万美元购买了一台机器，但今年我的竞争对手可以花一百万美元购买同样的设备（或者花了同样的价钱，花两百万美元购买一台机器，但效率是我的两倍），这样机器生产的商品的价值就会下降，而我将损失我机器价值的一半。“即使原有的机器还十分年轻和富有生命力，它的价值也不再由实际对象化在其中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而由它本身的再生产或更好的机器的再生产的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了”。存在的威胁是机器将被“它或多或少地贬值了”。资本家为了保护自己以对付这种威胁，就存在动力尽快使用机器（如果可能的话，保证一天使用二十四小时）。这意味着工作日的延长（或者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采用倒班和换班制度）。这样机器就会连续运转以延长工作日，实际上是激励产生对进一步延长工作日的需要。
资本家钟爱机器，因为它们是剩余价值和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一种“技术决定”的拜物教在他们的信仰体系中变得根深蒂固了。而且，机器也是“一个内在的矛盾”的来源，因为“在一定量资本所提供的剩余价值的两个因素中，机器要提高一个因素，要提高剩余价值率，就只有减少另一个因素，减少工人人数”。而且，由于取决于剩余价值率和工人人数的剩余价值量对资本家是如此的至关重要，所以，节省劳动的创新将不仅会使资本家的处境变得更好。从这个角度来看，通过技术创新将工人从工作中排挤出去，不是一个好主意，因为实际价值的生产者会在生产中受损失。马克思将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这一矛盾做更多的阐述，在那里，技术创新的动力被当做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和爆发严重危机的来源。
但是，对于资本家来讲，持续创新的激励是最强有力的。对相对剩余价值短暂形式的竞争性追求，成为除上述矛盾之外的主导。单个资本家对竞争的强制规律进行回应，他们的行为方式并不必然代表资本家阶级的利益。但是，对劳动者带来的社会后果也同样悲惨。
部分地由于使那些被机器排挤的工人游离出来，制造了过剩的劳动人口，这些人不得不听命于资本强加给他们的规律。由此产生了现代工业史上一种值得注意的现象，即机器消灭了工作日的一切道德界限和自然界限。由此产生了经济学上的悖论，即缩短劳动时间的最有力的手段，竟变为把工人及其家属的全部生活时间转化为受资本支配的增殖资本价值的劳动时间的最可靠的手段。
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观点是非常正确的。
第三部分明确地研究了强化的问题。前面经常提到的强化问题是指过去所发生的（例如，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定义），这里的强度面对的是将来的问题。资本家可以利用机器技术来改变和调整劳动过程的强度和节奏。减少工作日中被称为“空闲”的部分（不工作的时间）是资本家的一个关键目标。在一个工作日中，一名工人能有多少秒休息时间？如果他们能够管理他们自己使用的工具，那么，他们就能够放下这些工具，并且再次拿起它们。劳动者可以以他们自己的节奏来工作。而使用机器技术时，假如说是组装线的话，劳动过程中的速度和持续性由机器系统内部决定，而且工人必须服从这一运动（正如在卓别林《摩登时代》中的表演那样）。这时，社会关系中就出现了一个反转，现在工人们被称为机器的附属品。在1850年后发生的重大进步之一是，一旦产业资产阶级接受了这样的事实，即，他们将不得不应付《工厂法》和对工作日长度的监管，资本家们就会发现，缩短工作日和日益提高劳动强度的做法是可以相容的。将劳动者作为劳动过程的附属品而重新定位，在后面的内容中极度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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